贼举其国而来，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往救者。且吾军畏法，见敌必赴而不计利害，此其所以数败也。宜驻兵瓦亭，见利而后动。

圣人之教，诗书仁义以兴至治，化朴野而为文雅，变武戾而归顺正，故功莫大焉。自唐末大乱，五代相承，北汉刘氏盗据河东，兵革日用，其为士者，不复知有经术之教，而章甫缝掖，往往去为曼胡短后，挟弓剑以随军旅之习。是兰芷变乎蒿蓬，鸾凤化乎鹰鹯也。大宋受命，削平僭乱，兴文偃武，教重六艺，导天下而优柔之。尊尚儒术，期我俊彦，并修仁而服义，博诵而多通。太学既开，来者云集，由是魏榆生不远千里，学于京师。始听博士讲，若未能入，既而渐以解，久而融且贯，至数年，而学以大成。一旦告归，生之友朋皆酌酒以送。夫生之来也，欣欣以有慕；其归也，油油而甚得。生去，以其所学者始教乎其家庭，及于其乡，以迨夫魏榆之人，使魏榆之人咸喻乎诗书仁义，而其俗可愈变也。河东自春秋至唐盛时，多英人贤士，继其声以起者，吾于生有厚期焉，故为序以送。

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彊，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燕、赵、魏首乱唐制，专地而治，若古之建国，此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为轻重。何则？假王命以相制则易而顺，唐虽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顺而听命，则天下为乱者不能遂其乱；河北不顺而变，则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终败亡者，田悦叛于前，武俊顺于后也。宪宗讨蜀、平夏、诛蔡、夷郓，兵连四方而乱不生，卒成中兴之功者，田氏禀命、王承宗归国也。武宗将讨刘稹之叛，先正三镇，绝其连衡之计，而王诛以成。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专国命者有之，夷将相者有之，而不敢窥神器，非力不足，畏诸侯之势也。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及梁祖举河南，刘仁恭轻战而败，罗氏内附，王镕请盟，于时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举而代唐有国，诸侯莫能与之争，其势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乱，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据燕、赵，彊相均，地相属，其势宜莫敢先动，况非义举乎？如此虽梁祖之暴，不过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彊禅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诸侯彊则分天子之势，子何议之过乎」？曰：「秦、隋之势无分于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尔，其亡也，臣实主之。请极其说：唐太宗起艰难有天下，其用臣也，听其言而尽其才，故君臣相亲而至治安。以及后世，视太宗由兹而兴，虽其圣不及，而任臣纳谏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听其下，或不能辨其奸，下惑其上，无所不至，所以败也。何哉？夫君一而臣众，大圣之君不相继而出，大奸之臣则世有之。大圣在上，则奸无所容，其臣莫不贤；茍君之才不能胜臣之奸，则虽有贤者不能进矣。如是，然未至于失道，犹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贞观之治，而驭臣之才不能胜林甫之奸，于是有禄山之祸。德宗非不欲平暴乱、安四方，而君人之术不能胜卢杞之邪，于是有朱泚之变。以至于僖、昭，其心皆欲去乱而即治也，而才不逮于明皇、德宗，辅臣之奸邪或过于林甫、卢杞，求国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岂有失道乎？于时天下非无贤，由君不能主听也。故至贤之主与夫失道之主，其兴其亡，皆自取之，此系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胜邪则治而安，邪胜正则乱而亡，此系乎臣者也。然则唐之亡非君之为，臣之为也」。

唐杜牧当会昌中河朔用兵，尝为文数篇，上论历代军事利害，继以本朝制兵、用将之得失，下参以当时事机。牧，儒者，位不显，其术未尝试，然识者谓牧知兵，虽古名将不能过。今观牧所著，大要究极当世之务，不专狃古法，使时君可行而易为功，此其善也。今兵之利钝所以与唐世异者，唐自中世以来，诸侯皆自募兵训练，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讨淮西、青、冀、沧、德、泽、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军，不过为声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今则不然，国家患前世藩镇之彊，凡天下所募骁勇，一萃于京师。虽滨塞诸郡，大者籍兵不踰数千，每岁防秋，则戍以禁兵，将帅任轻而势分，军事往往中御。愚谓此可以施于无事时，镇中国，服豪杰心，茍戎夷侵轶，未必能取胜也。何则？兵主于外则勇，主于内则骄，勇生于劳，骄生于逸。夫外兵所习尚皆疆埸战斗劳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将，故勇，勇而使之战则多利；内兵居京都，日享安逸，加之以赏赉，未尝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将帅号令之严，故骄，骄而劳之则怨，以之战则多钝。若唐之失，失于诸侯之不制，非失于外兵之彊，故有骄将，罕闻有骄兵。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内兵鲜得其用，故有骄兵，不闻有骄将。且唐之所失者势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势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为而不为也。然则为今之计当如何？曰：「稍革旧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战敌。以内兵为声势，重边将之任，使专一军之事，而不得连州郡之势，斯可以获近利而亡后害也」。

客谓予曰：「敢问人臣不忠，孰为大」？曰：「无过为大」。客曰：「过之为言，失中之谓也，为臣有是，则悖于事而害于治。君子善于无过，而子以为不忠，惑矣」。曰：「余所谓无过者，非果能无过，众人不以为过，无迹可攻也。何则？自古人臣为不忠者，未有不外示畏谨，循法度，而能固其宠，久其权，以遂其邪者。内则为宰相，为卿大夫，不敢主天下事，与进贤退不肖，曰：『吾知循故事尔，专则罪也』。外则为郡为邑，以至廉察一道，视政之弊不敢革，视民之疾不敢去，曰：『吾知奉法尔，违乃辟也』。若此者，不惟时君以为无过，天下之人亦以为无过。茍终不能辨之，使内外相济，以成其俗，则国日削，民日弊，以至大乱而莫之禦。谓之忠，可乎？忠臣则不然，一心公乎天下，不以身之安危易其守。其行事也，或犯上之忌，或冒下之谤。若此者，不惟时君以为过，天下之人亦以为过矣。茍能辨之，使得行其道，则国享其利，民被其利，谓之不忠，可乎？故忠臣本于爱君，奸臣本于爱身；未有爱君而先其身，爱身而先其君者」。客曰：「如子之说，仲山甫明哲保身，万石君、霍光忠谨无过，皆不忠乎」？曰：「若数子，皆纯乎其忠，非求无过之名，以为己利。故忠臣之过小而必形，奸臣之过大而不章，世人徒见形者以为过也。孔光、张禹所以危汉宗，林甫所以祸唐室」。曰：「然则，人君何以辨之」？曰：「舍其迹而责其心术，斯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