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之在天下，其用至不一，而其体亦各不同。盖施于朝廷者为制诰，为章表；施于仕涂者为书疏，为笺启；被之金石则为记为铭；协于音韵则为诗为赋为楚人之词。以至立言则为著书，纪事则为史笔。或严或肆，或质或华，短长之殊度，广狭之异制，奇耦之不齐，千汇万状，不可穷极。观陆士衡《文赋》之所列，自诗赋而至于奏论，韩退之《进学解》之所叙，自姚姒而至于子云、相如，一名一体，莫不皆有律令。吁，文之变若是其多乎！昔之文人，其才力声名固自有大小，然求其兼是数者而能之或寡矣。故诗如杜少陵，而无韵者遂以无传；文如曾南丰，而有韵者殆亦不复著也。惟东坡先生称欧阳子，以为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呜呼，此其为大儒也欤！嵩山先生晁公负绝人之资，出于海内文章家，凭厚而积深，发之于文，雄深雅健，钜丽俊杰，以是擅名声于时久矣。今虽为部使者，秉权任之重，犹日论著数千百言。凡属乎文艺，不问何等，下笔辄妙天下，而皆与古作者合。呜呼！天下之文至于公，可谓大备矣。吾家传甫从公游，间掇拾其诗文凡一千馀篇，以世之学者争欲得公所作，读之而恨见之未博也，于是锓之板以传焉。传甫以书抵璿曰：子于公为门下士，宜为序其首。顾璿窾启，何足以与于斯文！尝窥公所谓《抱经堂藁》者，以甲乙分第，汗牛马而充栋宇，传甫之所得殆筦中之豹，然已足盖一世矣。虽然，公岂徒尔哉？以道德治其心，以仁义修其身，忠以事上，公以待物，其中浩然，方与天地同量，宜乎发于事业者既如彼，而见于文章者又如此。观公之文者，尝试以是求之。乾道四年六月日，门生、左宣教郎、充嘉州州学教授师璿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