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主懦将骄，兵寡而怯，又且离心；民怨而困，咸有异意。邻国延颈以窥隙，臣下侧目以观变。寇盗外起，亲戚内乱。加之昔之名王良将，如尼玛哈、达赉之徒，非被诛则病死。故子胥戮则吴灭，孔明没则蜀亡，争战之际，古今不易之理。今贼内有羽毛○落之忧，外失刘豫藩篱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复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难乎？此乃皇天悔祸，眷我圣宋，复假贼手，以去群凶，特以良时，付之陛下，周宣、汉光中兴之业也。曩者盖敌未当殄灭之时，臣虽早归朝廷，亦无补于圣德。故臣隐身敌中，甘处贫贱十五年者，伺今日之隙也。又况当时河北人心未安，然河南废齐之后，人心亦且摇动。王师先渡河，则弊归河北，而不在中原。设若乌珠先犯河南，则弊归中原，而不在河北。但能先渡河者，则得天下之势，诚当日胜负之机，在于渡河之先后尔。而乌珠已有南犯之意，臣恐朝廷或失此时，反被敌乘而先之。

靖康之初，金人初犯京城。时在内则城高池深，兵食兼足；在外则诸路勤王之师，雾合云集，四方忠臣义士，虽素不预军籍，亦皆横军扼腕，自备器甲，效命登先，图报国家二百年德泽。朝廷以天下之势，当一乌合深入之敌，亦未足为虑也。复苟摅目前之急，不顾后日之患，许削地以议和。敌既去，官军从之北行，若用种师道夹河三战之策，敌众无噍类矣。时以亲王宰臣在敌中，使命络绎道路，约束诸军，不得少有犯敌。敌至内丘，有数骑辄犯官军，已毙数人，官军束手不敢擅动。内有一卒不胜其愤，辄击杀一人，适会使命在军，目睹其事，统制马忠恐使命回告朝廷，遂斩其卒以徇，且传首于敌。自后敌时以数骑张弓注矢，戏犯官军，官军避之，敌以为笑。以至与敌马尾相继，随之出塞，无敢谁何。由此勤王之师，莫不解体。故不踰半年，复敢入犯，至百雉戒严，而天下勤王之师，无向战之心者，此失于和一也。至京城之陷，若御驾亲征，率军将整阵而出，亦足以当敌，突围而出，亦足以脱敌矣。何则？军民虽非愿战，然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故韩信背水以破赵，田单凿城以击燕是也。设若不能出城，但收兵退保旧城，次遣使卑辞厚币，许割地以退兵，且曰「舍此则有死战而无生降之理」。兼外城初失，我军必有缒城得脱者，但有一二人得脱，则四方勤王之师定相传播，无不知京城已陷，御驾已出。或御驾退保旧城，则勤王诸帅孰不奋身赴难，争先救主耶？彼虽有破城之势，然内有决死之敌，外有必救之兵，内外受敌，茍不释去，则我与和，此自然之理也。或曰：「城既破矣，岂能整阵而战，突围而出，及退守旧城耶」？臣曰不然。盖京师与边城异。边城郡邑，其内守城之军，不若攻城之敌之盛也，所恃城而已。城池既失，众寡不敌，不为敌降，则为敌害矣。而京城侍卫之兵，守埤之士不下十万。尼玛哈、斡喇布两路之兵，共无六万。至如城破，其势亦足以拒敌也，何必渊圣速出见敌耶？譬如御驾亲征，遇敌于路，亦无城池矣，焉有谓我方行而以无城池可依，更当弃六军，以单骑入敌阵愿议和耶？而城陷三日之间，渊圣已幸敌营，不惟城为敌陷，又自无其朝廷也。由是在内军民，在外勤王之师，已成失国之人矣，孰有禦敌之心哉。此失于和二也。至建炎三年春，尼玛哈犯扬州，时御营之师必有十万，而尼玛哈止有五六千骑。自建炎二年秋九月离云中，下太行，渡黎阳，攻澶、濮、山东诸州郡，以至犯扬州，可见疲劳之甚矣。此强弩飘风之末，无足畏也。兼是时两河州郡尚有未陷者，山东州郡十陷二三，人心未安，粮道未集，盗贼蜂起，而不顾后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见其无知之甚也。时若我师乘其远来新至，行列未定而击之可也。或则深池坚城，拒而勿战，以剉其锐，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兵邀其出掠者。彼万里孤军，后无委积，忌于相持，利于速战，求战不能，粮道不继，又且野不能掠，以此制之，其遁必矣。俟其既遁，袭而击之，舍而纵之，皆可也。而乃望风之际，车驾渡江，六师自溃，为敌乘之，席捲而去。此失于退一也。至是乌珠之犯江南也，朝廷岂不知敌所利者骑也，我所利者舟师与步兵也，江浙之地，骑得以为利乎？此皆骑之危地也，舟师步兵之利地也。乌珠有知，岂肯致身于此耶？若御驾亲征，诸路进讨，乌珠之败必矣。而复望风之际，车驾泛海，朝廷自散，为敌乘之，得志而去。此失于退二也。凡此四者，非敌之善，乃我靖康之两和，建炎之两退所自致也。大抵朝廷自来每自视如火，视敌如水，谓火必不可以敌水。既以此处之，焉有不为敌胜耶？此当时失于料敌，不知彼我之过也。不然，则真庙之时，值契丹萧后入寇澶渊，若真庙不战而和，不战而退，则景德之元，已有今日之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