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降指挥，遗嘱财产，养子与赘婿均给，即显均给不行误。若财产满一千五百贯，其得遗嘱之人，依见行成法，止合三分给一，难与养子均给；若养子赘婿各给七百五十贯，即有碍遗嘱财产条法。乞下有司更赐参订。

论人主经世之大典，当取其有为民之真心，而辞采不与焉。自古人主出而经世，所以兴起人心，藩饰治具者，有号令有文章，二者固不可一日阙。然使其典丽之辞有馀，而真淳之意不足，则君子亦不之贵。君子之所贵者，取其更阅久而真见定，惩艾深而实意形。恻怛为民之念，蔼然溢于文辞之表，则言虽简朴而不华，理实深切而独到，其有关于天下国家理乱之机者甚大。噫，知此则可以论孝武号令文章矣。帝在位五十四年间，其平日号令非不烨然可观也，文章非不灿然可慕也，然略其辞采而求其真心，则爱民一念足以寿汉四百年之脉，而号令文章俱有可采者，其在于晚年轮台之一诏乎？孝武号令文章如何，请因班史之赞而究极其说。愚尝读班史而熟考汉兴以来号令文章矣，前乎孝武之世，其言语虽未多，其文辞虽未盛，然《求贤》一诏，招徕至切，《大风》一歌，守禦不忘。此高帝之号令文章是已。《春和》一诏，惨怛备形，《南粤》一书，忠信可掬。此文帝之号令文章是已。以二帝之发施者，视典谟训诰之所传，《风》、《颂》、二《雅》之所载，彼仁义道德之味，粹然而可挹，忠厚纯懿之风浑然而无瑕，固不可同日语。然窃观高、文之号令文章，犹皆出于真心实意之所形，而无一毫之矫伪粉饰杂乎其间，其去帝王风旨，犹未至大相辽邈。逮越六七十载而传至武帝，则文治蔚然寖盛矣。吁！辞藻之华，忠信之薄也，言语之工，道德之衰也。此论者三叹高文之犹古，而每不满于武帝之世者此也。然孰知帝之号令文章，其间亦岂无更阅久而真见定，惩艾深而实意形，大有关于理乱之机而端可嘉尚者乎？自今观之，兴廉有诏，求言有诏，举茂才又有诏，凡载于纪者皆号令也，然君子之所取者不在是。获天马有歌，获朱雁有歌，产芝房有歌，凡载于志者皆文章也，然君子之所取者亦不在是。且帝也挟长驾远抚之资，将之以上嘉下乐之志，愧《诗》、《书》之不事，悼礼文之多阙，招徕儒雅，作兴文治，涣为号令，飏为诗书，于以播之殊方，于以奏之清庙，一洗高文之陋而远追古风焉。非不可尚也，而君子不之取，何耶？盖所谓号令者不贵乎粉泽之温润，而贵乎切于民生之休戚。所谓文章者，不贵乎节奏之铿锵，而贵乎关于国家之利害。故论者不观之于春涛汹涌之时，而当观之于霜降水涸之际，不当观之于春华繁茂之日，而当求之于枝叶剥落之馀。愚尝越纪与志，而历读班史，至于《西域传》，见轮台一诏，始为之抚卷而喜曰：帝之号令文章，其得者在此矣。读其诏，其始也悼贰师之失利，而曰「悲痛常在朕心」，其中也悔筑亭之非，而曰「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其末也归重于力农，而曰「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其语恳恻而意明，此可谓真号令。其辞质直而理到，亦可谓真文章。帝至是盖春秋高矣，岂非所谓更阅多而真见定，惩艾深而实意形者乎？岂非帝为民一意真切，诚悫蔚然，超出于平日号令文章之表者乎？然是诏也，足以寿汉脉于几绝，足以扶汉鼎于既危，足以关四百年理乱之数，非小也。班孟坚不载之帝纪而载之《西域传》，何意耶？其亦独有取于是诏，故表而出之于编末，不欲混于其中耶？虽然，帝之号令文章固然矣，然愚窃意帝平日之文，皆出于司马相如、枚皋诸公之笔，雕琢鸿藻，斲丧元气多矣。晚年诸公彫落殆尽，轮台一诏，其亦出于帝由衷之语乎？是时帝之更阅多而惩艾深，其胸中之天亦颇定矣。向使汲、董诸儒尚在，复以帝王仁义道德之味、忠厚纯懿之风，涵濡其德性，启沃其善心，则帝之所得又高矣，何止乎号令文章之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