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之道，圣人所以传之后世，章章然而不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得其时而治之。夫子之道不王于时，而道在乎《春秋》，故曰：《春秋》者，天子之事也，托鲁史而施贬正追治之法，是以言著于沮劝而教与天地并。二百四十二年之文，要旨归一，而作传之学有五，其所行惟三家焉。历秦之后，逮夫汉室，胡母生、董仲舒之徒出而《公羊》兴，申公、蔡千秋之学盛而《谷梁》起。业《左氏》者又有贾护、刘歆之属。故得并立学官，寻门党义，好尚殊向，各集其师说，纷纭异论，接迹而出（原注：如《膏肓》《墨守》《废疾》之辨也。）。然则是非互有所私尔。注释之意，多缘其流。如杜元凯则拘以赴告，若何休则涉以纤纬，范宁虽务探经而博采诸说，然未尽详。自后专门少废，学者务穷经趣，由是诸儒异同歧意以为说，非欲故相矛盾，盖将以求圣人之旨也。唐之世，啖、赵、陆淳尤精焉。本朝名儒，演发微隐，亦仅十数家。谔今以经之逐条，附之以三传，复系之以众义，总集其要，辄以师友所传而会明之，究聚始末，离为二十六卷。虽圣人之旨深且远，岂后学之尽穷哉，庶有补于讨绎者。遂命工刊行，名曰《春秋会义》。江阳杜谔自序。

圣人应接万变，易地则皆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道治其时，而孔子之道托载乎《春秋》者，其道一也。《春秋》之法，拨乱世，反之正，二百四十二年之奥旨微义，必有以追治于人而著其所惩劝矣。且录其善者，岂全与之乎？将裁之以道，目其恶者，岂全弃之乎？欲正之以义。故曰：《春秋》无褒，疑若有褒；春秋无讳，疑若有讳。此圣人之托文，详略不同而轻重之义所在也。三传之学相传，至汉胡母子都著之竹帛，而董仲舒治之，为博士，则《公羊》之论兴；荣广授之蔡千秋，而宣帝擢千秋为郎，则《谷梁》之说起；学《左氏》者，西京有张苍、尹咸、刘歆之好尚，东都有郑众、贾逵、服虔之习向。然各专门党义，务售其师说，是非互有所私，以致注释之流，皆专守其传。杜元凯拘于赴告，何休涉于谶纬，范宁又博集诸说以为之解。噫！先儒所以歧意而矛盾者亦且多矣。唐之啖、赵、陆淳统论其异同，则纂例辨疑，微旨存焉。宋朝名儒，演索微隐，凡十数家。曩尝编集而会聚之，然论断有所未畅，义例有所未详，今复改脩而刊正之，以待学者所以悉虑而研究焉。时元祐丁卯季秋月，江阳杜谔重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