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丁未，高宗再使斡离不军时，敌情叵测，中外危栗。宗忠简公守磁，则决策留行，于是适济、适邯郸、适大名、适睢阳，遂登大宝。中兴之业，实始基焉，宗公力也。公之初意，欲正位号，系天下心，因以羽檄天下兵，济师河朔，旋轸旧京。其迂回宿留，东南其辙者，乃汪、黄谬计，非公本谋也。公既与汪、黄异议，不复预闻幕府事。高宗藉其壮谋，既留命居，旋升尹正，驾驭群雄，招降剧盗，兵彊士勇，法力诛必，敌连岁不敢犯境。于是清宫除道，谋还二圣，奉迎大驾。汪、黄益忌之，凡公奏请，皆留中不下。自伤不得展布，疽发背以死。公之勋业，虽不克竟，而英魂毅魄，皭然与日月争光可也！昉儿时固已得公芳规于四明所刊《遗事》中，真所谓胆大于躯者，意其语言文字当亦称是。客授金华，始获拜公像。公之曾孙有德出示遗文若干种，因为补缀而袭藏之。适守南徐，公松楸在焉，会部使者乔行简摄郡事，筑僧庐于墓左，创祠堂于学宫，总饷岳公珂、太守赵公善相继命有德主烝尝，所以风厉扶植之意甚厚。郡博士方君符尤所向慕，请以有德所授遗文锓梓，昉遂掇取《遗事》中所载表疏，次第其日月，而并刻之。公前后奏请为回銮而发者，凡二十有四，其血诚赤心，因可想见。他文虽单言半字，无非从忠义中流出。公亡而杜充代帅，王业偏安，盖始于此。公之规模志节，罕有能道之者，况其遗文乎！若诸公表扬忠烈，例应得书。嘉定辛巳十有二月，鄞人楼昉拜手书。

河汾王仲淹续书以存古，欲取两汉制诏，接虞夏商周之绪，君子议其僭。虽然，世有华质，道有窳隆，则一代之号令文章，亦与之为升降，若周之委曲繁重，固已不如商之明白峻絜，而所谓灏噩云者，视浑浑之风则已漓矣。然谓《书》之后不复有书，是诬天下后世也。走幼嗜西汉书，每得一诏，辄讽味不忍释。噫，一何其沈浸醲郁，雍雍含咀，入人之深也！暇日，常欲掇其散在志传中，录取诏令，考其岁月，以类相从，稡为一编。因循未果，而吴郡林君德祖之书传焉，走可以无述也。然东都二百年间，王言帝制，虽乏西京浑厚之气。若光武与隗嚣、公孙述、窦融等书，则有以见心事之磊落焉；敕邓禹、冯异、岑彭等书，则有以见机神之英悟焉；头须为白之言，平定安辑之训，与夫责刘尚以斩将吊人之义，有以见不得已之心焉。惊河西，感市掾，不待识者而占其中兴矣。明、章二帝，虽不逮前烈，然永平即位之诏，有曰万乘至重而壮者虑轻；元和择吏之诏，有曰安静之吏，日计不足，月计有馀。其小心畏忌，忠厚恻怛，蔼然见于言外，而所与东平王酬答者，读之使人流涕也。和、安以降，政出房闱，权归宦孺，陋矣！而劳来勤恤之意，犹时有前人之遗风焉，是未可概以为华不副实而并弃之也。或者又曰：帝王之言，出于其心，而发于其口，故言即其心，两汉以来，率付词臣之手，亦何足录耶？呜呼！是又未深考者尔。武帝以淮南王善文辞，每为报书，辄召司马相如视草；天水多文学掾，光武有所辞答，特加意焉，未必无儒生学士相与弥缝于其间也。至观文帝《与尉佗书》，自谓高皇帝侧室之子，光武以司徒比尧，必非代言者之所敢道矣。由此观之，汉之制诏，非若后世一委之词臣也。窃不自揆，仿林君前书之体，纂次成之，目曰《东汉诏令》，非敢传之他人，亦聊以备遗忘，与我同志者幸订正而刊削之，毋以河汾讥我。嘉定十有五年岁次壬午二月朔，甬东楼昉自序。

班孟坚志汉艺文，录兵书四种，以权谋言者十三家，以形势言者十一家，以阴阳言者十六家，以技巧言者亦十三家。虽门分户析，各专其一，然血脉未尝不相为贯也。孟坚之言曰：「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然则四家实一家也。虽然，孟坚以形势、阴阳、技巧总之以权谋，吾独以权谋、形势、技巧总之于阴阳，盖天地之间，一阴一阳而已矣。权谋则有纵闭矣，形势则有离合矣，技巧则有翕张矣，而所以为之纵闭离合翕张者，阴阳之变化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范蠡之谋吴也，精察于赢缩蚤晏之节，而推极于稻蟹之无种，然一鼓而俘之。既以此谋人之国，亦以此自谋其家，所谓后人发先人至，趋时若猛兽鸷鸟者，非阴阳之用乎？而权谋、形势、技巧，固行乎其间矣。古人善为兵者，未有不通乎阴阳者也。风后之握奇，武侯之八阵，李卫公之孤虚鸟占，特其著者尔。抑又有进此者，张留侯亲屈圯上之膝，受书于老人，苏长公深排之，以为安知秦之世无隐君子者。吾亦以为秦之世安知无神仙者，子房盖偶有所遇耳。《阴符经》，黄帝所著，文词古奥奇涩，读者尚不能句，况敢下一注脚子乎！夏君宗禹，自浙来闽，手一编示予，则所著《讲义》也。夏君少从永嘉诸大老游，而窃独好观此书，然未尽解也。他日之上饶，尝默祷曰：「未登龙虎榜，先登龙虎山」。夜感异梦，后遇至人于祝融峰顶，若有所授者。复取是书读之，章断句析，援笔立成，若有神物阴来相助，此岂摸拟料度，如世之笺传义疏云尔哉！自必有油然自得而默契者矣。虽然，兵与神仙未易言也，言兵则流于诡谲变诈，言神仙则流于恍忽诞谩。神仙岂自外求哉，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则神仙即兵，通乎兵则知神仙矣。种明逸终身隐华山，而累世为名将；姚平仲京城小不利，或者以为遁去不死也。特吾儒之所谓神仙者，固在此而不在彼耳。读夏君之书者，又当以是观之。宝庆二年秋八月中浣，楼昉序。

昉儿时侍乡长老，尝从旁窃窥所谓吕氏《童蒙训》者，其间格言至论，粗可记者一二。稍长，务钻厉举子业，而亲旧几案上亦不复有此书矣。世道之升降，于此可占也。客授金华，太守丘公先生语次及之，且曰：「昔先公每以训子侄。某初在傅，日诵习焉，将求善本，刻之学宫或太史祠中，使流布于世」。昉因从臾成之，曰：「书出于吕氏，刻于祠堂宜也」。会公有民曹之命，乃出钱五万，以从初约。吕兄巽伯乔年家所藏本最为精密，前此长沙郡、龙溪学皆尝锓木，而󸈠舛特甚，丘公所诵习者，未知何所从得也。初舍人吕公以正献长孙，逮事元祐遗老，与诸名胜游，渊源所渐者远。渡江转徙流落之馀，中原文献与之俱南，因即畴昔所闻见者，辑为是编。仓部既手写而藏之，巽伯又是正而刊之，庶几可以传矣。书之所载，自立身行己，读书取友，抚世酬物，仕州县，立朝廷，纲条本末，皆有稽据。大要欲学者反躬抑志，循序务本，切近笃实，不累于虚骄，不骛于高远，由成己以至成物，岂特施之童蒙而已哉，虽推之天下国家可也！巽伯属记始末，因辄附所闻于其后，是亦丘公之志焉尔。公名寿隽，字真长，文定公之嫡长子云。嘉定乙亥中秋日，四明楼昉谨书。

惟临济之道宏矣！六传至杨歧而始分，杨歧四传至佛日而始大，至拙庵而愈盛，而瑞继之。三百年间，杨歧正脉流通布濩，拙庵与瑞之功为多云。

姚江符氏义庄，杨、袁二先生既各为之辞，余得而读之，因忆儿时先君子每开余以文正范公之事。稍长，诵钱君倚所为记，援晏平仲所以先后其三族者，以发明文正公之心，使人慨然太息。吾乡前辈扬州郡楼公尝踵为之，其子孙欲其后嗣之世守厥绪也，会宣献公参大政，请于朝，乞依治平中范忠宣尝请给省符以诏不朽，有旨从之。余尝代为表以谢，则余之所慕叹者可知也。符君之为是举也，乌得不有概于余心乎！始符君兄弟二人，其季尝以己田奉其兄，其兄辞焉，彊之不可，卒两委，义庄之所由以立也。夫创之之难，不若其守之之难，而子孙之不能人人皆不失其初也，则符君之虑，其能无然乎？虽然，余闻范公出为西帅，入为□□，即楼公所至奉二千石，则二家之施及，皆分君之赐。符君节衣缩食，岁积月累，视范、楼两家之财，难易又有间矣。后之人苟兴念及之，而汲汲焉推广其规模之不暇，虽百世可也。符君子孙方专于学，安知异时不有如忠宣、宣献者力请于朝，以光大其先绪乎？此庄之兴，盖未艾也。嘉定己卯春社日，鄞楼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