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疑《石鼓》之篇不入于诗，而杜子美之诗，世或称为诗史。夫以《诗》三百篇皆出圣人之手，其不合于礼义者，固已删而弗取，岂容致疑其间。子美诗虽比物叙事，号为精确，然其忧喜怨怼，感激愤叹之际，亦岂容无溢言。余以是知观古人文词者，必先质其事而揆之以理。言与事乖，事与理违，则虽记言之史，如《书》之《武成》，或谓不可尽信；质于事而合，揆之理而然，则虽闾巷之谈，童稚之谣，或足传信于后世，而况文士之词章哉。吏部侍郎葛公博极群书，以文章名一世，暇日尝著《韵语阳秋》廿卷，自汉魏以来，诗人篇咏，咸参稽抉摘，以品藻其是非，不以名取人，亦不以人废言，质事揆理，而惟当之为贵。至于有益名教，若悖理伤道者，则反覆评论，折衷取予，以示劝戒。振六义于古诗既亡之后，发奥赜于灵均未睹之先，又岂若世之评诗者，徒揣其句语之工拙，格律之高下，而屑屑于月露风云、花木虫鱼形状之间而已哉！公既殁，或请其书镂板以传世，辄掇其大旨，书于篇末，使览者得详焉。乾道二年八月既望，右朝请郎、行秘书省校书郎、兼权户部员外郎沈洵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