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平生喜《易》，内求于己，外求于人，非一日矣。晚得邵康节《易》学，喜不自禁，昼夜覃思，未尝暂舍。方其有所得也，或不寐达旦。然圣人至理，万物取之不竭，而康节先生遗书或得于家之草藁，或得于外之传闻，草稿则必欲删而未及，传闻则有讹谬而不实。傥不能用心精择，则是非杂扰，而至理终不出矣。于是平心如权衡，无今古，无物我，无知愚，无彼此，惟道是从而轻重之。自希夷先生陈公而下，如穆伯长、李挺之，以至刘长民《钩隐图》之类兼而思之，罔或遗佚，亦不敢以私知去取，但重别推衍，使明白易见。或见不能窥测藩篱而难尽者，作阙疑说以示方来，俟明哲者之思索焉。大抵道之不明，其说有二：愚不肖者固不足以及此，贤与智者反从而凿之，其于圣人妙意，岂不胥失乎哉？凡诸好学君子，当如是求焉可也。同州王湜序。

后羿、寒浞之乱，得阳九之数七；赧王衰微，得阳九之数八；桓、灵卑弱，得阳九之数九；炀帝灭亡，得阳九之数十。周宣王父厉而子幽，得百六之数十二；敬王时，吴、越相残，海内多事，得百六之数十三；秦灭六国，得百六之数十四；东晋播迁，十六国分裂，得百六之数极，而反于一；五代乱离，百六之数三。此皆所应者也。舜、禹至治，万世所师，得百六之数七；成、康刑措，四十馀年，得百六之数十一；小甲、雍己之际，得阳九之数五，而百六之数九，庚丁、武乙之际，得阳九之数六，不降享国五十九年，得百六之数八；盘庚、小辛之际，得百六之数十；明帝、章帝，继光武而臻泰定，得百六之数十五；贞观二十三年，近世所谓太平，得百六之数二。此皆所不应者也。《福应集》云：「唐武德七年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宫洛阳之分，继有贞观之治」。遂以此为福应。然宣、懿、僖、昭之际，再入中宫，而贞观之治，何不复举？又云：「唐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四神太乙入六宫雍州之分，而昭宣禅位于梁」。遂以此为祸应。然开元十六年，亦入六宫，乃太平极治，与贞观比。以至夏桀放于南巢，商纣亡于牧野，王莽篡汉，禄山乱唐，阳九百六之数，皆不逢之。此其故何也？余尝深究其所以然。昔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举贤而尚功」。周公以之为强臣之渐。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亲亲而尚恩」。太公以之为浸弱之基。是以圣人推三代损益，而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缘积袭，固有系于人事，未必尽由天理。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然拘执此以为不可改易，乃术士之蔽，非儒者之通论。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岂可蔽于天而不知人乎？古之善为政者，尚以知变为贤，况冥冥之中，奉行天地号令，或主吉，或主凶，皆本于天地之一气，安有固而不知变者？以尧、舜、禹为君臣，文、武、周公为父子，虽遇阳九百六之数，越理而降以祸，必不其然。自此而下，其他不能详知者，皆可以类推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太乙不过十神、十精、四计之类，彼其周流于天地间，始而有终，终则复始，古既不异于今，今亦不异于古。然上古至治，终不可复，又中间盛衰兴废，亦不可循前而取。岂非人事之不齐，故应之者亦不一耶？术固有之。太乙考治人君之善恶，临有道之国则昌，临无道之国则亡，有天下国家者，可不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