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二江环蹙城郭，近江堤岸岁久颓坏，虽曾措置修筑，未两年间又值大水，悉皆漂坏。自后节次相视，修筑南江五堤，以捍城郭，疏导东山古渠，以分水势，开敞府北山路，以便避水人民，别建城东、城南两处木桥，以防涨潦漂坏。又询访东江水脉，元在东山普慧寺下，傍山而行，见得东江之水，元傍东山安流以行，只缘江口堙塞，久不淘浚，江心土堤常漏，湍水涨潦之际，南江合怒，因而回流，吹损城郭。今于普慧寺下疏开古来江道三百丈有奇，并于上流漏水滩上叠石堰水，分送水脉，令复傍山而行，并已毕工。合所筑五座长堤，并开道东山下石渠，若逐岁常加增修，使两江之水久远循山而行，则一城之忧，遂可永息。乞自朝廷行下本府，委自守臣任责，逐年于系省钱内趁时收买竹木，雇募人夫，检举修葺，不令废填。

臣等窃观传载黄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于五府，历时既久，其详莫得而闻。至《礼记》始载《明堂位》一篇，言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内之公、侯、伯、子、男，外之蛮、夷、戎、狄，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孟子亦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礼·大司乐》有冬至圜丘之乐，夏至方丘之乐，宗庙九变之乐，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岂非明堂者布政会朝之地，周成王时尝于此歌《我将》之颂，宗祀其祖文王乎？后暨汉唐，虽有沿革，至于祀帝而配以祖宗，多由义起，未始执一。本朝仁宗皇祐中破诸儒异同之论，即大庆殿行亲飨之礼，并侑祖宗，从以百神，前期朝献景灵宫，飨太庙，一如郊祀之制。太上皇帝中兴，斟酌家法，举行于绍兴之初，亦在殿庭，盖得圣经之遗意。且国家大祀亦有四：春祈谷，夏雩祀，秋明堂，冬郊祀是也。陛下即位以来，固尝一讲祈谷，四躬冬祀，惟合宫雩坛之礼犹未亲行。今若特举秋飨，于义为允。臣等今据已行典礼及具录到仁宗时名儒李泰伯《明堂严祖说》，并治平中吕诲、司马光等集、近岁李焘奏劄，伏候敕旨，仍连具录到典礼。

臣恭惟太祖皇帝创业垂统，立经陈纪，为万世之规模，虽承五季礼乐废坏之后，干戈征伐之馀，而稽古礼文之事，首加讲明，以为先务，乃命大臣，约唐礼书之旧，著为《开宝通礼》，以贻后代，传之不朽。列圣相承，皆有礼书。故礼官王皞等撰《礼阁新编》，宰臣贾昌朝等广之而为《太常新礼》，而欧阳修、姚辟、苏洵又有《太常因革礼》，上自建隆，下讫嘉祐，五礼分门，各以类举，国朝制作，由是大备。自时厥后，礼之沿革，无世无之，继篡续编，悉取法焉。伏自中兴以来，久缺弗录，中间虽有臣僚申请，乞将渡江以后所举礼文编类成书，虽制诏报允，而书久不上，今又几年矣。臣窃惟古先制礼，必有因革，商因于夏，周因于商，而皆继之以损益可知，则是礼之因革，虽三代亦不能不为损益。然而弗有纪载，则损益何考焉？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将中兴以来已行典礼，令太常寺卿、少、博士、丞、簿讲求比次，编类成书。仍命大臣兼领其事，以著一代之弥文，而考百世之损益，不胜大幸。夫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若昔圣人之治天下，所为若缓而甚急者，盖未有先于此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进止。

近日科举之弊，如假借户贯，迁就服纪，增减年甲，诡冒姓名，怀挟文书，计嘱题目，喧兢场屋，诋诃主司，拆换家状，改易试卷，如此等弊，不可胜数。而代笔一事，其弊尤甚，间有败露，而官司不复穷治，此奉行法令者之不力也。望申敕有司，自今有戾于贡举条制者，并寘于法，务在必行，庶几取士可得实才。

近年以来，循习成俗，事无巨细，关节交通，私祷公行，违弃法令，变乱黑白，殽乱是非，上误政刑，不无乖戾。

晟于禁乐之时，般乐器数担至官所作乐饮宴；公迈贪鄙之姿，士所不齿。

钦奉诏书，进褒师律，直上邽之严近，为中垒之光华。恭惟某官才雄万夫，身履百战。禀山西之气，膺阃寄于九重；破历下之军，续家声于千古。果扫妖氛之暴，亟升勇爵之劳。某久仰戎轺，况依邻宝。赞喜未遑于奉记，怀诚首辱于縢笺。徒积感铭，敷宣曷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