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予閒居东堂山斋。一日，僧守聪访余，谓曰：「聪所居曰资教寺，由唐建置。旧为金轮山，大中祥符元年敕赐今额。基址广六七亩，遗落栋梁，不能禦燥湿，散风雨，遽图新之。庆历改元与工，劝诱之勤，计虑之密，积十五年于今，幸而毕之。立楹若干，费钱若干。像有殿，讲有堂，餐有厨，宾有馆，前涧有梁，后寝有室，重门两庑，高楼复阁，环四周，无一缺者，复手植松柏果木几千本，冬寒可温，夏暑可凉。聪老且疾，旦暮人耳。后之继予者，其过者将加丽而侈之，不及者将扫而隳之，则平日焦心瘁力，卒无所恃。敢请文于石以示人，有如不侈不隳，则死无遗恨」。予虽诺之，会应举未暇。越明年，予得第还，聪已死矣。又明年，予将之官，其徒自新、自诚恳于予曰：「先师垂死日，有噫呜不足之声，问之，谓足下之文未得也」。予素以信称，固不诬死者请。呜呼！聪之意恐传非其人，故须文以识，新、诚承师意而毕其请，死而有知，则聪魄忭于泉下矣。因详识其言归之。若客某人施某山，祈某福，某人施某宇，祷某疾，则非予所闻，请别勒于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