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时所撰《伤寒解》，实用心三十馀年，广寻诸家反覆参合，决其可行者始敢编次。从来评脉辨證，处对汤液，颇知实效，不敢轻易谬妄，误人性命。四种温病败坏之候，自王叔和后，鲜有明然详辨者，故医家一例作伤寒行汗下。伤寒有金木水火四种，有可汗可下之理，感异气，复变四种温病，温病若作伤寒行汗下必死。伤寒汗下，尚或错谬，又沈昧于温病乎？天下枉死者过半，信不虚矣。国家考正医书，无不详备，惟此异气败坏之證，未暇广其治法。安时所以区区略意，欲使家家户户阅方，易为行用，自可随證调治，脉息自然详明，不假谒庸粗，甘就横夭者也。设有问孙真人云，今时日月短促，药力轻虚，人多巧诈，感病厚重，用药即多。又云，加意重复用药乃有力。自孙真人至今，相去逾远，药反太轻者何也？安时妄意唐遭安史之乱，藩镇跋扈，迨至五代，四方药石鲜有交通，故医家少用汤液，多行煮散。又近世之人嗜欲益深，天行灾多，用药极费，日月愈促，地脉愈薄，产药至少。何以知之？安时常于民家见其远祖所录方册上记昔事迹，其间有广顺年巴豆，每两千二足，故以知药石不交通也。且温疫之病，《周官》不载，班疮豌豆，始自魏晋，脚气肇于晋末。故以知年代近季，天灾愈多，用药极费也。矾石、曾青之类，古人治众病痼瘕，大要之药，今王公大人家尚或阙用，民间可知矣。人蔘当皇祐年，每两千四五，白术自来每两十数文，今增至四五百，所出州土不绝如带，民家苗种以获厚利，足以知地脉愈薄，产药至少矣。汤液之制，遭值天下祸乱之久，地脉薄产之时，天灾众多之世，安得不吝惜而为煮散乎！故今世上工治病比之古人及中工者幸矣。设有问今之升秤与古不同，其要以古之三升准今之一升，古之三两准今之一两，虽然如此，民间未尝依此法而用古方者，不能自解裁减。又如附子一枚准半两，是用一钱三字为一枚，使人疑混，如何得从俗乎？安时言，唐太和年徐氏撰《济要方》，其引云：「秤两与前代不同，升合与当时稍异，近者重新纂集约旧删修，不惟加减得中，实亦分两不广」。又云：「今所删定六十三篇六百六首，勒成六卷，于所在郡邑标建碑牌，明录诸方，以备众要」。又云：「时逢圣历，年属大和，便以《大和济要方》为名，备录如左，已具奏过，准敕颁行」。此方已遭兵火湮灭。安时家收得唐人以朱墨书者，纸籍腐烂，首尾不完，难辨徐氏官与名，即不知本朝崇文诸库有此本否？安时谓裁减古方，宜依徐氏以合今之升秤，庶通俗用，但增其药之枚粒耳。是以仲景诸古方次第复许减半，芍药汤中载之详矣。陶隐居云，古今人体大小或异，藏府血气亦有差焉，请以意酌量药品分两。古引以明取所服多少配之，或一分为两，或二铢为两，以盏当升可也，若二分星较合，如古方承气汤，水少药多，何以裁之？所以《圣惠方》煮散尽是古汤液，岂一一计较多少！治病皆有据验，在调习多者乃敢自斟酌耳。设有问暑热重于温病者，宜行重复方，却多行煮散者何？安时谓夏月多自汗，腠理易开，《经》云，「天暑地热，经水沸溢」，故用煮散。或有病势重者，即于汤證之下注云「不可作煮散也」，如此之类者颇多，聊引梗概。俗云，耕当问奴，织当访婢。士大夫虽好此道，未必深造，宫妒朝嫉者众，吹毛求瑕，安不烁金？更望省察狂瞽之言。干浼台听，悚息无地，某再拜。

世所谓医书，予皆见之，惟扁鹊之言深矣。盖所谓《难经》者，扁鹊寓术于其书，而言之不详，意者使后人自求之欤！予之术盖出于此。以之视浅深，决死生，若合符节。且察脉之要，莫急于人迎、寸口。是二脉阴阳相应，如两引绳，阴阳均，则绳之大小等。故定阴阳于喉、手，配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沉，分四温于伤寒。此皆扁鹊略开其端，而予参以《内经》诸书，考究而得其说。审而用之，顺而治之，病不得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