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州地据川口，最为要冲。自罢通判后来，大段废事，欲乞复置本州通判。

臣伏睹绍兴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手诏，应诸路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先具民间利病或边防五事闻奏。臣恭惟陛下勤恤民隐，出于天性。臣以驽猥，叨乘障之寄，仰体陛下爱民之心，不敢以不可施行之事徒塞诏旨。臣自到任，访之于民，云荆襄顷为盗区，鱼肉其民最甚，凋残之馀，实与淮南无异。今田亩既已起税，而逐年又有均敷茶额钱，所出甚于夏秋常赋。致使茶商执害民之柄而托吏为奸，不惟民力重困，又缘此不敢归业。数十年间，所以民未加益，并官田以附种为名而不稼纳租，曲引失立法之意而重叠出襁，大礼代佗州之贡而多方取办，皆不便于民者。臣虽到任未及半年，缘茶事所不可缓，臣谨条次下项：

一、臣所谓茶商执害民之柄而托吏为奸者，盖江浙佗路俱有茶额而食焉者众，商人随时卖价，四民不以为病。惟创痍之地，户口耗减，而凋伤困乏，盖不能顿顿食茶。如荆门军又缘异时官吏不以疲民为念，所图溢额受赏，岁增加至于数多。若奉行前后朝廷指挥，令客人从便交易，则定额必致亏减，官吏当有责罚。本军昨来遂以人户为率，计口均敷。如家有一丁则岁受茶三斤，其丁多及老小者以次增减，至有一家买十三斤者。行之将及十年，豪商与猾吏通谋为奸，其弊不一。今荆门两县之民，其客户往来不常外，主户才及三千，坊郭不满五百家，递年趁茶四百六十引。客人就官入纳，每茶一斤为钱一百八十一文足，就旁近土产处买下等粗茶，杂以木叶，每斤不直百文，却逐年定价，令民户每斤还五百三十文足。会计本军岁额，官得客人入纳钱一万七百贯有畸，而民间偿客乃费三万一千七百贯。凡客人赍引到县指定所欲卖茶乡分，乞留元引，只以县帖下乡，称某客贩到若干引，令耆保差大小保长门到户至，应主、客户并计口均敷。或猾吏暗增引数，或豪商均茶已足，计托牙驵，妄称人丁逃徙，差互发卖未足，乞改别乡。吏既受赂，更不覈实，又与分下别乡。或不即时批凿元引，致容往来影带私贩。或先以私茶凭牙驵欺民均卖，续用县帖再勒，依数认买。若争拒不受，客即委弃于地而去。不惟疲民费钱重叠，而递年损折入纳钱亦不为少。皆缘岁额过多，不敷则无由可办。商执其柄，又以高价邀于官而求售。在官者惧谴，乃复黾勉曲从而滋蔓吏奸，公私俱病。臣比因草奏，遂点检倚郭县二十八年内，都保承受县帖均分茶数已足，而缴到客引尚多亏数。县吏却称自均敷以来，逐年递趱，以次年春夏季补充前一年之数。盖酒税场务日生课利，容有前后趱补。今既将丁口敷茶，民间出钱已满岁额，而官引却有亏失者，盖是承袭作弊，如前所陈。臣已究治县吏，勒令填补，榜示见行条法，及续降宽恤指挥，自今更不违法均敷。但常额尚存，则实惠难行。若不控告朝廷，刬革此弊，则疲民困穷，未能休息。臣愚欲望圣慈，怜念远人，许令荆门军绍兴二十九年只以客人从便实住卖到茶数立为新额，或乞以见今岁额特赐蠲减一半。庶几易于趁办，则害民之柄不在茶商。茶商不能确执高价，自然从便交易。是宽恤之泽实及千里，一二年间必有增户之效。

一、臣所谓官田以附种为名而不稼纳租者，其一曰营田，其一曰学粮田。所谓营田者，前此邑官缘以营田结衔，既上司督责，即指荒闲田土称为官庄，初不遵依元降指挥修盖屋宇，置造农具，召人耕作，便行追集税户，以物力多寡勒令认租，谓之附种营田。至两年一替供，纠本乡未曾附种之户轮次认纳。吏缘为奸，转更教令纠抉善良，每一户替免至于追逮五七户，纷拿推托，贿赂公行，源源不绝，举县咸被其扰。遇新至之户或乍佃荒田，或只请住基，而见充附种之人，已投状指令承代。故有犁锄未到畎亩，茅茨未庇风雨，而营田官课已遭督责。臣伏见前郊赦文，放免都督府官庄，盖是朝廷已知其弊。今荆门军长林县高阳两庄、当阳县山口庄所名营田，系安抚司专差官兵耕作，即是良田，实收课利。并长林县车桥两处，亦有官兵营田。当阳县只有四户开耕实田外，其佗两县营田共一千七十七户，所纳秋课自五斗有至于四十二石者，共一千八百馀石，又有夏料小麦在外，并是无田认纳。臣不住据人户诉，称所认课子逐年并是尉司弓手揽纳，每石有费钱三千者。每户各有小麦七升，亦有费钱一千者，即是税上起税，实为重叠。臣愚欲望圣慈行下，将实有官田耕种去处依旧存留外，其虚名营田勒人户附种白纳课子之数，并乞除免。

一、臣所谓学粮田者，盖湖北兵戈之后，沃壤弥望，人力不给，凡请佃逃绝荒田，官司初不打量亩步，若人力有馀，则逐岁四旁增垦。其有没官田产，即是酒户抵当或公吏等人犯罪没纳者。田既籍没，则所种之客随其地主又复佗去。顷年再兴学校，郡县奉承括到没官田便名学粮，初无耕夫，遂勒本保人户分亩认米，谓之附种学粮，皆是与本户田土不相连接。农人不便耕垦，例皆荒闲，不免依数填纳租课。臣稽考县籍，长林之安西乡纳学粮人一百二十三户，其一户有田。通计长林九乡，纳学粮者共二百三十三户，其有田者才三十五户。臣今若受人户之诉，除其无田之租，则学粮遂空，无以养士；若循旧不恤，勒令认纳，则细民若之，无时而已。缘本军并无承平案牍，即不见得旧管赡学钱粮之数，兼并无寺观绝产可充赡学。臣以愚见，相度本军长林县岁催学粮没官田米麦二百石有畸，而两县岁催常平户绝田米麦八百石有畸。臣窃计本军目今之数，除累年秋夏未接，间出粜常平米接济小民，桩到钱一万二千贯有畸籴补未足外，其见管米一万一千石有畸，义仓所储又在外。本军人户稀寡，设有水旱，所费赈济之数不多，每年老疾乞丐之人亦甚少。臣愚欲望圣慈，许令本军于长林县户绝田租内岁拨米麦各一百石以充学粮，其附种之数并赐除免。自后没官田如人户愿耕，即以其所佃隶之常平。二者既行，则圣泽匝于阡陌，遂见颂声并作，无田里愁叹之心矣。

一、臣所谓曲引失立法之意而重叠出镪者，在法诸乡村去州县二十里外，有吉凶聚会，听人户纳钱买引，于邻近酒户寄造。上户纳钱三贯，造酒十石；中户则二贯，造七石；下户则一贯，造三石。以其钱作朝廷封桩。臣窃详法意，盖谓民间有聚会之事，亲宾往来，使之纳钱买引则多得酒醴，公私有补。而行法之久，并缘为害。凡逐县就州军请引，至人户投买之时，县吏视其物力多寡，抑勒出钱，致有十馀千者。既已得引，酒户又复视其贫富，勒令出钱，亦有至十馀千者，初未尝得酒。中、下户缘无力出钱买引，遂有过期不成昏姻者。其县邑解发之钱，未必一一皆到州郡封桩。上下相蒙，剥割生弊。臣虽已禁约属县，不得违法过数收钱，及不得酒户抑勒民户多出钱物外，但卖引尚存，则县邑作弊难以一一几察。臣闻越勾践欲其民之繁息，令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罪其父母。今凋郡正欲生齿日增，乃因曲引而使失昏姻之时，实害圣政。臣愚欲望圣慈，咨询大臣，讲求所以革弊之策，或可删除此法，实天下幸甚。

一、臣所谓大礼代佗州之贡而多方取办者，臣闻周之臣工助祭，汉之列侯酎金，各以其邦大小任土作贡。今湖外案牍不存，遇大礼年分，却令荆门军代靖州进贡大礼银二百两、绢二百匹。又代峡州贡绢三百匹，每匹折钱五贯文，只于峡州得绢本钱二百八十五贯。而本军自有进贡银绢各二百匹两。既小垒财赋不足，如大礼年分，不免东移西兑，非民何所从出？官府既无前牍可考，若谓自承平以来二州之贡并是荆门代纳，则向来川广湖湘入京皆取道荆门，军马项背相望，实为富庶之地。今则僻在一隅，去水几二百里，非商旅所集，蕞尔遗黎，强名城郭。臣今不敢并乞减免，若以靖州杂于溪徭赋入稀少之时，则本军且乞为靖州依旧代纳。如峡州则有四县，已多于荆门一倍，又川江舟楫之凑，商税所入非荆门比。臣愚欲望圣慈，许令荆门免纳峡州贡物，庶几不使一垒而供三州之赋。

本军据军学进士张礼等一百二十九人陈状，称本军旧解额五人，靖康元年，范如圭、任彦直、高扬、田憣然、扈夔同年发解。范如圭见任利路提刑，任彦直见任恭州监税。顷因剧盗以荆门为巢穴，军治鞠为荆棘，人民死徙略尽。至绍兴五年收复，方以武臣作守，驱除虎狼，鸠合遗萌，始有人烟。至绍兴七年，省部会问靖康元年终场人数，纽取立额。其时本军土人逃散未归，知军胡修武不以儒生为意，只就军城据流寓陈天将供称，靖康年有二百二十人终场，其年就江陵府附试，遂以四十四人解发一人。续后本军士人渐归，却见解额人数异同，遂于绍兴二十一年经转运司及本军陈诉，称在承平时本军初未曾及二百人终场之数。蒙追问陈天将供称，系是应天府流寓人，当来实不曾就荆门取应靖康年科场，盖是一时公吏且欲回报上司，令天将妄乱供报。所有本军士人，除建炎、绍兴之初两次无人取应外，绍兴七年江陵府附试终场七人，解发一名。至绍兴二十六年，终场四十六人，亦只解发一名。今来士子蒙朝廷养育作成垂三十年，已及承平人数。缘本军去江陵一百八十里，贫者乏于裹粮而幼者父母不容远去，遂使每次不能尽往附试，致见人数不增，只以一人备数，乞行申明复额。某遂取责到本军绍兴二十六年乡饮酒，除疾患不赴人外，有八十八人成礼，并见今系籍学生共一百六人。并会问到邻近州府体例：江陵府以省记到靖康元年数系十人，七分取一人；绍兴七年终场五十二人，解发三人；绍兴十七年终场一百六十六人，解发十一人；已复旧额。峡州靖康元年系八人取一人；绍兴七年终场二十人，解发三人；绍兴十四年终场七十三人，解发五人；已复旧额。归州靖康元年系七人，五分取一人；绍兴四年终场二十人，解发三人；绍兴十年终场二十九人，解发四人；已复旧额。复州靖康元年系十二人取一人；绍兴十年终场五人，解发一人；绍兴二十六年终场三十人，解发三人。某检照本军公案，有绍兴二十一年内取责到靖康元年发解人高扬主簿供称，当年终场系是六十五人，并见存乡贡进士丁庭瑞，亦系靖康取应之人，所供符同。其陈天将供伏妄报，文状具在可考。某切闻胡文定父子俱在荆门寄居，故朱内翰之类远来就学，如朱内翰、胡侍郎皆是荆门预荐登科，所以荆门士人师授颇有渊源。今既解额顿窄，又附试他郡，惮远不能尽行，致令荐送数损，无以激劝，有阻远方士人进修之意。某又伏睹绍兴重修荐举法，备载绍兴四年指挥，缘淮南两路无靖康元年终场之数，只比附泰州之数权立诸州解额，每十三人解一人。今湖北诸郡并是十五人以下解发一名，不应荆门独以四十馀人为额，显是多寡不均。如江陵府只是凭据人吏省记立额，本军见存靖康发解取应之人，可验不诬。已将会到诸州府解发人数录白申纳礼部，准备取索照会讫。谨具申尚书省，伏望钧慈怜念远方士人，乞将绍兴二十九年科场比附本路邻近州军体例，别赐详酌，改立解额行下。

唐初文章承五代之衰，务以骈俪为工，碑志之作多浮靡而无事实，惟世系、子孙、官封、名字可以考据。唐瑾碑乃于志宁所撰，欧率更所书。今以其文考《北史》列传，则史之失甚多。碑云瑾字子玉，而传作「附璘」，《新唐·世系表》又作「子瑗」，盖玉、瑗小有差衍，传则误矣。碑云瑾曾祖俨、祖文轮，而《北史》于瑗之父永传云父伦、祖揣。今以《新唐》世系推之，则揣乃瑾之高祖，俨则其曾祖，正与碑合，传既逸俨之名，遂误以高为曾。碑云瑾祖名文轮，而传作伦，既失实矣，《新唐》又作轮字文转，此又《唐书》之失。碑云文轮终东莱太守，而传作青州刺史，唐表又作青州太守。且刺史之秩尊于太守，使文轮历之，则作碑者不应不载，此《北史》之误。又太守乃典郡之称，唐表云青州太守非也。碑以俨为守东安，而表作东海，亦非也。碑云永终车骑将军，唐表作仪同三司，则是碑记其武散官之崇者，表书其文散官之崇者，传皆不书。碑及唐史皆云永为平寿忠武公，而传又不书其谥，皆其阙也。碑历叙瑾初以魏大统元年为员外散骑侍郎，周文引为记室，及河桥之胜而封平昌县子。是年有陟岵之忧，起为太子舍人，迁膳部，转右丞，加持节抚军将军、大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转吏部郎中、龙骧将军，然后改伯临淄，继除黄门侍郎，拜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迁吏部尚书，然后赐姓宇文。于谨南伐，以为行军长史，谨多其才，求与通籍，然后更万纽于之姓。江陵既平，乃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侍中，进公爵。而本传云封姑臧县子，累迁右丞、吏部郎、户部长，进骠骑、仪同，赐宇文及万纽于姓，进封伯，转吏部长。夺哀复位，从于谨平江陵，以勋封公。今据碑所载，则始封乃平昌，而传作姑臧；碑云丧父在魏大统三年封子之时，而传乃在作吏书封伯之后；碑云夺哀为舍人，而传云复吏部尚书；碑云封伯在未赐姓之前，而传则在后；碑云赐二姓在吏书之后，而传皆在前；碑云从于谨南伐，然后更姓万纽于，而传则先已更姓，凡历数年，始同戎事；碑云骠骑、仪同之命在江陵已平之后，而传乃在未赐姓已前。其他历官，传多阙之，独传有户部之除而碑则无之。碑又叙自入周之后，尝为宗伯，出判拓、蔡，授司宗、御正，转内史、纳言，又刺荆州，迁大宗伯而亡。本传乃云出刺蔡州，历拓、硖、荆州，入为吏部、御正、纳言、内史，除司宗而亡。如碑所载，则是出典二城乃入迁四职，复出治荆。据传则是连尹四州，然后入官中都，以至盖棺，不复补外。碑则自蔡州入为司宗，传则历迁数职而终于司宗。唯传有硖州、吏部二命，而其碑不载。碑云生为大宗伯，而传云死赠小宗伯。碑有刺史之赠，而传无之。碑云谥献而传作方，唐表又作文献。若此之类，皆以碑为正。盖唐皎历任于武德、贞观之间，志宁亲受其事而作斯文，必无误者。予既辩二史与碑之抵捂，因以《北史》之传校《新唐》之表。传云永孙悟而表作怡，传云瑾次子令则而表作则，又二史之不同者。然《北史》之误，其可一二言哉？

伏承仆射相公再正台席，宗社之福，中外交庆。昔吕正献当国，伊川先生以为原明之助为多，此亦今日善类所望于敬夫也。辄有一事，虽已禀知丞相，尚有未尽。广西之寇，久未平定，盖所以致寇者非一也。说者以为百姓凋弊日甚，而官吏贪残无已，连年荒歉，饿殍满路，而州县不肯检放租税，官兵俸给数月不支，而帅守、监司，争献羡馀。其他政事，大抵类此。百姓嗷嗷，无所控诉，以为良民则坐而待死，为贼则生，此民之所以从贼也。屠将官高居弁，执郡守刘长福，破高、雷、化三州，此其显然可见者。而我之所遣，既非良将，又非精兵，粮又不给；官司行移，贼皆前知，而我初不知贼之动息；贼酣饫酒肉，而官军尝有饥色，所以每出辄败。至于死事之后，无铢两之报，人皆以为战则死，退则生，此官之所以不能制贼也。传闻之言如此，未知朝廷所闻如何。或谓州县兵将，更相蒙蔽，帅守、监司未必尽知一路之详，其所知者又不尽以告于朝廷也。今若不究其病弊，更张而一洗之，则其患岂特如前而已哉？近除何直阁知静江，自此远方利害之实，必能尽以告于朝廷矣。何帅之意，欲乞朝廷差官兵三千人，仍领将官之可委者，盖欲示以声势，使贼有所畏，庶几可以抚定。又须应副钱粮，如度牒、官告之类无穷也。广西见阙一漕，若得钟世明为之，可以协济。又须明降指挥，以寇盗未息，促其之官，非独得免稽滞，又足示中外以用之之意也。帅司旧有参议官，近年不除，欲得新知峡州吕令问为之，若朝廷径除固幸，不然当有所请矣，望一一禀知丞相也。昔侬智高叛，初遣杨畋、曹修，再遣孙沔、余靖，皆无功，至狄青出乃克。人皆以为讨贼非书生事，而刘原父独以为前此诸人皆有所牵制，及青之出，僚属得自辟除，官吏得自废置，财赋得自移用，将士得自诛赏，此其所以成功也。况今日事体，种种皆非昔比，若朝廷不留意假借责任，则虽有能者亦无所施其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