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问皇后，所言事闻之。夫日者，众阳之宗，天光之贵，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阴而侵阳，亏其正体，是非下陵上，妻乖夫，贱逾贵之变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变异为众，莫若日蚀大。自汉兴，日蚀亦为吕、霍之属见。以今揆之，岂有此等之效与？诸侯拘迫汉制，牧相执持之也。又安获齐赵七国之难？将相大臣，裹诚秉忠，惟义是从，又恶有上官、博陆、宣成之谋？若夫徒步豪杰，非有陈胜、项梁之群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顿、郅支之伦也。方外内乡，百蛮宾服，殊俗慕义，八州怀德，虽使其怀挟邪意，犹不足忧，又况其无乎？求于夷狄无有，求于臣下无有，微后宫也当，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气出于营室。营室者，天子之后宫也。正月于《尚书》为皇极。皇极者，王气之极也。白者西方之气，其于春当废。今正于皇极之月，兴废气于后宫，视后妾无能怀任保全者，以著继嗣之微，贱人将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贯紫宫，尾委曲如龙，临于钩陈，此又章显前尤，著在内也。其后则有北宫井溢，南流逆理，数郡水出，流杀人民。后则讹言相传惊震，女童入殿，咸莫觉知。夫河者水阴，四渎之长，今乃大决，没漂陵邑，斯昭阴盛盈溢，违经绝纪之应也。乃昔之月，鼠巢于树，野鹊变色。五月庚子，鸟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言王者处民上，如鸟之处巢也。不顾恤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鸟之自焚也。虽先快意说笑，其后必号而无及也。百姓丧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称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正于岱宗之山，甚可惧也。三月癸未，大风自西摇祖宗寝庙，扬裂帷席，折拔树木，顿僵车辇，毁坏榄屋，灾及宗庙，足为寒心！四月己亥朔，日蚀东井，转旋且索，与既无异。已犹戊也。亥复水也。明阴盛，咎在内。于戊己，亏君体，著绝世于皇极，显祸败及京都。于东井，变怪众备，末重益大，来数益甚，成形之祸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浸娄深，咎败灼灼若此，岂可以忽哉！《书》云：「高宗彤日，粤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虽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饬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条刺，使大长秋来白之。吏拘于法，亦安足过？盖矫枉者过直，古今同之。且财币之省，特牛之祠，其于皇后，所以扶助德美，为华宠也。咎根不除，灾变相袭，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传不云乎：「以约失之者鲜」。审皇后欲从其奢与？朕亦当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则甘泉、建章，可复兴矣。世俗岁殊，时变日化，遵事制宜，因时而移，旧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乐因循而重改作。昔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盖恶之也。《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孝文皇帝，朕之师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时不如职，今见亲厚，又恶可以逾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母违先后之制度，力谊勉行，称顺妇道，减省群事，俭约为右。其孝东宫，母阙朔望，推诚永究，爰何不臧！养名显行，以息众欢，垂则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汉书·外戚·孝成许后传》：于是省减椒房掖延用度，皇后乃上疏，上于是采刘向、谷永之言以报。）。

崇华殿灾，诏问隆：「此何咎？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隆对曰：「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上天降鉴，故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谷生于朝，武丁有雊雉登于鼎，皆闻灾恐惧，侧身修德，三年之后，远夷朝贡，故号曰中宗、高宗。此则前代之明鉴也。今案旧占，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为戒。然今宫室之所以充广者，实由宫人猥多之故，宜简择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罢省其余。此则祖己之所以训高宗，高宗之所以享远号也（《魏志·高堂隆传》，又见《续汉·五行志二》注）」。

咎繇谟虞，伊尹相商，吕望翊周，萧张佐汉，咸播功化，光格四极。暨于继体，咎单、傅说，祖己、樊仲，亦隆中兴。或明扬侧陋，或起自庶族，岂非尚德之举，以臻斯美哉！历观近世，不能慕远，溺于近情，多任后亲，以致不静。昔疏广戒太子以舅氏为官属，前世以为知礼。况朝廷何取于外戚，正复才均，尚当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汉世不用冯野王，即其事也（《晋书·裴頠传）。

太宗己定天下。而高祖己登九五矣。太宗于闾阎疾瘼。干戈勤劳。且尽知之。于仁义之治。兴大平极治之功。容或有未究焉耳。既作文学馆。延四方英俊。讲贯䌷绎。薰陶耳目者。莫非帝王之事。彼十八登瀛人。必曰为如是事而治。为如是事而乱。以太宗之明。刻记于心。肯图衰乱乎。一意于求治而己。仁炉义鞴。道薪德火。日往月来。就圣神之模。其为宗庙社稷生灵者。炳焉与三代无以异矣。故太宗之功烈。自汉高以降。莫之与敌。十八人之力也。

盖闻述作大体，在乎辨名，名之不正，条理何出？三代之正其可知矣，而史迁为夏、商、周《本纪》，乃帝夏、商而独王周，此何道哉！夫帝王者，有天下之大号也。号者，所以表功德之迹也。维昔尧、舜，以至仁格天，溥爱无私，以德而帝者也。禹平水土，九功允治；汤武革命，为民去暴，以功而王者也。其在乎《书》，《尧典》则曰「若稽古帝尧」，《舜典》则曰「若稽古帝舜」。至于君臣之言，则称帝曰「俞」，帝曰「吁」，帝曰「畴咨」。其在《夏书》，则曰「若稽古大禹」，至于与皋陶、益稷相赞敕之言，则称禹曰「俞」，禹曰「吁」，禹曰「都」。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则称「王曰：嗟六事之人」。自先代诸儒皆曰：禹既继世以家天下，自为德下衰，始去帝号，启而曰王。信矣。《汤誓》则曰「夏王率遏众力」。《仲虺之诰》赞汤之德，则曰「天乃锡王勇智」，「惟王不迩声色」，「王懋昭大德」，《汤诰》则曰「王归自克夏」，《伊训》则曰伊尹「奉嗣王」，《盘庚》则曰「王命众」，《高宗肜日》则曰祖己训诸王。其在于《诗·商颂·长发》之篇，则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又曰「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稽诸《诗》《书》，夏、商之王也，其可知已。而史迁纪三代，自禹而下十有六王，自汤而下二十九王，至于桀、纣，并录曰帝。《书》称「商王受」，迁曰「帝辛」，至周方曰「王」。噫！迁既破编年为纪传，缉补旧闻，驰骋百家，上下数千年，条贯明白，可谓勤且精矣。而于帝王之序，国统大体，反为差戾，违背六经，帝桀、纣而王文、武，可谓正名乎哉？且本纪者，政教之源，传志所出，今迁纪五帝而失相承之序，叙三王而乖正名之体，莫大此者，故论以明之。谨论。

臣伏见故追尊温成皇后于城南立庙，四时孟月祭奠，以待制、舍人摄事，牲币祼献，登歌设乐，并同太庙之礼。盖当时有司失于讲求，非有典据。昔商宗遭变，饬己思咎，祖己训以「祀无丰于昵」。况以内宠列于秩祀，非所以享天心，奉祖宗之意也。欲乞改温成庙为祠殿，岁时只遣宫臣行事，荐以常馔，以明祀事有渐。

臣伏见夏秋之交，淫雨为沴，乃甲申地震京师。天威不远，谴告甚明，此诚陛下抑畏脩省之时也。臣窃考自昔人君，每有变异，或因恐惧而致福，或以简诬而致败。盖古之王者，知祸福无不自己，故侧身修行，以求消复，则天之应也，敏若影响，此所谓恐惧以致福者也。至于后世，乃以为天地灾眚皆有常数，或专修外事，或归过于下，则是坐视天灾，无复自饬，此所谓简诬以致败者也。恭惟陛下以圣德在位，将兴太平，然而灾害重仍，殆有以警惧陛下。臣愚以为必须历考庶事，正所未正，则灾可转而为福。《书》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言至诚之道修于己，则足以感人神也。又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君能感人，然后可以动天也。盖人之情伪，最为难知。上虽以至诚待下，犹恐有不应者。是以古之王者，临朝接物，莫不以此为大务。故众多之臣，皆思尽诚以应之，而不敢挟机以事其君。国尔忘家，主尔忘身，上下如一，至诚无间。如此而天意弗豫，变异不消者，未之有也。在《易》之《咸》曰：「君子以虚受人」。夫众人之言不一，而至当之论难见，君子者能不自用，而考合天下之公议，犹恐未能尽天下之善也。然而论议者，固有其言不正而可喜，其理似是而实非者。不幸而先入之，则后虽有至当之论，亦难于必受也。是以古之王者，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语，故能虑无遗策，而不为邪说所乱。昔颜渊问为邦，孔子曰：「远佞人」。盖佞人之在君侧也，先意承旨，惟恐不合于君，则其势必久而愈亲。贤者之在君侧也，直言正行，惟恐不合于义，则其势必久而愈疏。此孔子所以欲远之也。《书》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言天子者，臣下所禀命，不常其德，则人无所措手足。是以古之王者，思为可久之德，而事不轻发。方其令之未出也，无所不谨；则令之既出也，无所不行。《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夫以尧舜之聪明，其于群臣之能否，必至于三考九载而后黜之者，盖以知人至难，而功用复不可遽见。若徒以一事之得失，一人之毁誉，不待乎久，不究其他，因以定臣之贤不肖而进退之，则所处未必尽当。所处未当，则复有更易。更易既多，则人怀茍且之心，而世无安治之实矣。昔商宗遭鼎雉之异，而祖己训诸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灾变之来，固不虚发。而天意所指，盖亦难知。惟王者能因事修饬，以答明戒，则精祲之交，安有不达？然自汉儒以来，言灾异者，始穿凿经意，附会时政。人君若听其所言，专备一事，脱非灾变之所为起，则得不违天心乎？臣是以窃慕祖己之义，不敢为汉臣之说。伏望陛下省留圣意，未行者勉而行之，既行者勉而终之，则天下幸甚。

臣等前者伏睹陛下幸寿星观奉安真宗御容。当是时，臣等不知事之本末，未敢进言。自后方知，本观旧日止有先帝时所画寿星。近因本观管勾内臣吴知章妄有奏陈，称是先帝御容，意欲张大事体，广有兴修，自为劳效，别图恩赏。陛下天性仁孝，以为崇奉祖宗，重违其请，遂更画先帝御容，以易寿星之像，改为崇先观。知章既得御容，倚以为名，奸诈之心，不知纪极。乃更求开展观地，别建更衣殿及诸屋宇，将近百间，制度宏侈，计其所费踰数千万。向去增益，未有穷期。臣等窃以祖宗神灵之所凭依，在于太庙木主而已。自古帝王之孝者，莫若虞舜、商之高宗、周之文武，未闻宗庙之外，更广为象设，然后得尽至诚也。唯高宗祭祀亲庙，微为丰数。故傅说曰：「黩于荣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祖己曰「祀无丰于昵」，盖规之也。后至汉氏，始为原庙，当时醇儒达礼者，靡不讥之。况画御容于道宫佛寺，而又为寿星之服，其为黩也甚矣。且又太祖、太宗御容在京师者，止于兴国寺启圣院而已。真宗御容已有数处，今又益以崇先观，是亦「丰于昵」也，无乃失尊尊之义乎！原其所来，止因知章妄希恩泽，乃敢恣为诬罔，兴造事端，致陷朝廷于非礼。今既奉安御容难以变更，若止就本观旧来已修屋宇，固足崇奉。所有创添屋宇，伏乞一切停寝，止令有司以时侍奉。所有知章诬罔圣聪，依托御容，妄有干请，广兴力役，乞下所司取勘，穷治奸状，明正其罪。取进止。

右，臣等伏准中书劄子，翰林学士王圭及知制诰钱公辅等奏，季秋大飨明堂，以仁宗皇帝配神作主事，奉圣旨，令台谏及经筵臣僚、与两制、礼院，同共再详定闻奏者。朝廷以祖宗事重，不敢自专，博访群臣，使各陈其意。臣等愚懵，不达古今，但据所闻，正礼以对。至于取舍，系自圣明。窃以孝子之心，谁不欲尊其父者。圣人制礼以为之极，不敢踰也。故祖己训高宗曰：「祀无丰于昵」。孔子与孟懿子论孝，亦曰：「祭之以礼」。然则事亲者不以数祭为孝，贵于得礼而已矣。《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商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先儒谓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圆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故《诗》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将》：「祀文王于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见于经矣。前汉以高祖配天，后汉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观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启土及造有区夏者，皆无配天之文。故虽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明、章，其德业非不美也，然而子孙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太平之业，制礼作乐，而文王适其父也。故引之以證圣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问而已，非谓凡有天下者，皆当尊其父以配天，然后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误识《孝经》之意，而违先王之礼，不可以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诏礼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则祀真宗于明堂，以配五帝，亦未识古礼。今仁宗虽丰功美德，洽于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议者乃欲舍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于《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绌祖而进父也。夏父弗忌跻僖公，先兄而后弟，孔子犹以为逆祀，书于《春秋》，况绌祖而进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独乖违典礼，恐亦非仁宗之意也。议者又欲以太祖及三宗，迭配郊丘及明堂，臣等亦以为不可。何则？国家受天永命，传祚万世，若继体守文之君皆得配天，则子孙将有无穷之数，与祖宗无别也。凡为国家者，制礼立法，必思万世之规，不可专徇目前而已。臣等窃谓宜遵旧礼，以真宗配五帝于明堂，行之为便。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皇帝若曰：自昔欲治之主，曷尝不进图贤材以共论天下之务哉？终之名发事施，以传休于无穷，朕甚慕之。近代设策士之科而失取人之实，所问或非要而所言未必有所合，至使迁忠愤之极论，角靡曼之虚文，情郁事辽，上下相失，曾何大道之补焉？朕享国之日浅，永惟任大而守重，欲闻谠直之言以鉴不逮，而未始云获。子大夫袖然应书，其考于古而不迂，质诸当今而易行，为朕竭思而茂明之。夫天人之际，灾祥各缘类而至也，故至治之时，必有休符，发为星辰、雨露、草木、鸟虫之祥；皇极之不建，乃六沴并作，害于而民，君人者傥不思复天变，则遂至悖谬而不可扶持，此皆前世已然之效也。朕即位以来，非有歌钟狗马之娱，与夫外家女宠、爵位赏赐之过也，乃二月乙巳大风昼冥，四月丁未白气起西方，七月丁丑太白昼经天，八月庚寅大雨霪京师，半年之间，钜异四发，岂朕不共不忱、不决不达之致与？是以夙夜顾省厥违之靡宁也。矧今吏治之未醇，民风之未厚，官溢而滥入之源未塞，兵众而选用之法未精，工作淫巧于都中，豪右僭侈于公上，田野虽加辟而农有寒饥之患，关市虽弛禁而商无赀货之通。岂不欲人蹈名节，而廉耻常不立；岂不欲人远刑罚，而抵冒常不止。将以六正八疵察迹夫忠邪之端，则悼不能以情见；以七教三法化陶乎善恶之类，则患不能以家抚。来远、临人、节礼，曷为异同之论；生利、事神、保民，岂无后先之指。设饮于乡，以岁行之，使知有恭老悌长之节，古独以为宜乎？歛谷于社，以时发之，使知救贫恤荒之政，今独以为难乎？宋景一言而胜妖眚，朕下罪己之诏，甚祗惧也，而未有转祸之感；汉宣终世以核名实，朕发责吏之书，甚丁宁也，而未有饬职之应。昔仲舒之推灾异，专治《春秋》之学；刘蕡之对阙失，深陈社稷之计。远鉴百王兴坏之所繇，近摹四圣功业之所就，何行而适世变，何修而当天心，子大夫其思致祥救弊起治之术，熟之复之，毋枉执事，以称朕详延之意焉。

臣对曰：承学臣愚，生于太平之日，而游息于天地和气之内，与草木同其荣，与麋鹿共其乐，数十年矣。常以谓不见兵盗流亡之灾，虽老于农耕，比之危朝乱邦之臣，其犹万万于彼而无所憾。况今弹冠曳绶，欸乎交戟之下，亲见圣主，得以尽其所学而言当世之事，人臣之幸，夫何以过于此？圣策曰：「自昔欲治之主，曷尝不进图贤材以共论天下之务，终之名发事施，以传休于无穷，朕甚慕之」。此陛下虚己以来下情之至也。臣闻士无贵贱，道是则合；人无远迩，志通则应。昔第五伦为吏长安市，尝读诏书，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及见光武，酬对政道，帝果深然其说。臣虽不肖，亦尝默观时事而商略陛下之志矣。陛下继统承政，恭俭之德，中大禹之法，而忧勤庶事，有虞、舜、周文之心，杜女谒、抑阍寺、厚亲族，体貌臣下，损无名之禄，罢不急之用，命信而不妄，罚严而必行，群下莫不耸勇淬涤，奋厉怠惰之气，而思以忠信自结于上，于此知陛下有志于为治。而臣亦窃喜今日之可以言，庶乎第五伦之遇于汉，异世而同事矣。然臣窃有所虑者。天下之大利害隐于无形，言者或能言之，而常患人之不能见；利害之小者可以见，而言者常以为屑屑，耻之而不言。夫大事言之而不能见，小事耻之而不言，则天下之事无时而举矣。臣则不然，大不敢隐，小不敢弃，而听明王之所自择。陛下幸听之，则庶几有益于毫毛，而天下之利也。圣策曰：「近代设策士之科，而失取人之实，所问或非要而所言未必有所合，至使迁忠愤之极论，角靡曼之虚文，情郁事辽，上下相失，曾何大道之补焉，欲闻谠言以鉴不逮」。臣闻百官各有职，小不得以语大，右不得以治左，惟宰相遍得治天下之事，而谏官、御史遍得言天下之事。下此则有六科。六科之人，一介贱士也，而独得论治乱之大计，天子之所宜闻，宰相之所当治，御史、谏官之所当言，无所不可言者。大臣以格荐之，陛下以礼而临试之，其可谓不轻而重矣。然臣窃有所怪者。自设科以来，卒未闻朝廷得一言、行一事，岂朝廷之虚设科选以收可用之才，而不系于言之可行与否耶？将言者务为浮语虚论，徒以惊世高俗，不切于实邪？朝廷虚设其选，则言者几为狂瞽而妄为，来于是科者，为无所益于国而专为进取之计，凡此者，臣之所深耻也。今陛下既招来下臣而亲屈大问矣，使臣言有可行，陛下举而行之，茍有以少补于世而迹不辱于天下，则刀锯不足以为臣忧，禄赏不足以为臣利，而臣之私愿毕矣。臣安敢不考古质今而为陛下详言之哉！圣策曰：「天人之际，灾祥各缘类而至也，故至治之时必有休符，发为辰星、雨露、草木、鸟虫之祥；皇极之不建，乃六沴并作，害于而民。即位以来，非有歌钟狗马之娱，与夫外家女宠、爵位赏赐之过也，乃二月乙巳大风昼冥，四月丁未白气起西方，七月丁丑太白昼经天，八月庚寅大雨霪京师，半年之间，钜异四发」。而陛下又退托于「不共、不忱、不决、不达」，臣见陛下畏天省己之道有过于前古之君也。臣亦尝究天文、《洪范》、五行、六沴之学矣，盖六经皆记异而不书其说，圣人以为足以下戒时君之思而上不敢以己意期天事，如此而已。后世学者，往往指事推迹以言灾异，而终不免乎牵合，此其近于巫史之术，圣人之所不取也。今陛下取钜异四列以访臣，臣岂敢为牵合之说而茍塞圣问耶？学者以大风昼冥，则不过曰号令暴急；以白气太白，则不过曰当有蛮夷之兵；以大雨为害，则不过曰简宗庙、不祷祠。臣之言之则异乎此。天地之大，譬之于人，人之所以为四支之彊者，其本在下而为腹心肺腑，其本在上而为五官，其气有所经纬而其神有所舍止。神有所敝，则气有缪戾矣，腹心肺腑之间有所攻塞，则五官有所不宁矣。善医者，原脉察色而知其疾之所自来，耳之病则知其出于肾，目之病则知其出于肝，此皆上下之相牵而变动，事理之必然，而不足怪者也。然则五官之不宁，其原亦在乎腹心肺腑而已矣。天地亦何以异于是乎？日月辰宿，天地之五官也。民人生聚，天下之心腹肺腑也。云雨其气也，变化其□也。今之风冥而气异，星变而雨霪，是岂他哉？亦民人生聚之间有所疾痛不乐已。是故善治五官之疾者，不治五官而治腹心肺腑；善止天地之异者，不止天地之异而止民人疾痛不乐。自古圣君贤臣，见天地之异则相与咨嗟戒惧，故商高宗遭雊雉之异，而祖己戒之曰：「祀无丰于昵」。唐太宗逢彗星之妖，虞世南谏之而悟曰：「我不可以轻天下之士」。今陛下统政之始，宜有星辰、雨露、草木、鸟虫之祥以为明圣之表，而咎验众至，此上天爱陛下而以此戒陛下也。陛下损膳彻乐，下责己之诏，束敝政、访直言，是以应天顺人之一端矣。若夫聚缁黄无名之学而为厌胜禬禳之事，此何所益于承天受民者哉？陛下复策曰：「吏治之未醇，民风之未厚」。陛下可谓深讲当世之敝矣。陛下无惑乎吏治之未醇、民风之未厚也，其原盖自乎朝廷而已。今朝廷喜于增官置局而不能责任贤能，多为条令而不行赏罚，鄙弃实用而崇尚虚名。寒士无涂而阀阅易进，有为者多累而因循者获安，朋党相推而孤立之士沉退，文吏与武吏相嫉而不同心。官不恤民之私，民不趋官之事，而上下异志。朝廷务于蔽塞任子而不知釐革之本源，士大夫乐于进趋而不能安廉耻进退之分。儒臣不过循守令式以避过，彊臣不过颉颃贾直以为名。瘠民而肥吏，贫农而富游手，兹十数者未之去，吏治安得而醇、民风安得而厚哉？陛下熟讲而亟变之，则吏治醇而民风厚矣。圣策曰：「官溢而滥入之源未塞，兵众而选用之法未精」。此二者固所当留意而先治也，臣请为陛下言滥入可止之术。今文武之吏弁冕而治人者，岂特士人之多邪？有黥徒、有商贩、有僮仆、有胥史，有医技之亲戚、有官者之旁友附赘，有纨绔襁褓之子孙。士大夫其杂乱如此，朝廷因仍而弗汰则患其溢，汰之则虑其嚣而怨，是仕籍终不可得而清也。仕籍未清则文武为君、周召为相不可以为治，故滥溢不可以不汰。汰之者必有道，在籍者勿复汰，继来之滥，为令以却之。黥徒、胥史、医技，凡以杂色入流者，宠之本品而足矣，何得预仕籍？贵臣以恩请者，必冠而后可，无以与襁褓之幼。富人入刍廥菽粟于县官，援之假版，使得以赎小罪，与夫久劳于事者，眦畀之以他赐，无以名器授之，非所宜得，一切寝格而不下。夫已源塞而涂隘矣，然后登进天下贤者，计民而置官，太平之化，可指掌而致也。然而为是者在陛下，不可以委臣子。何哉？官赏者人主之柄，人主为之而天下莫不顺。唐一日罢斜封官三千，无敢作言以起事，议虽出于姚、宋，而明皇自为之也。张始均祸于魏而暨艳诛于吴，主未为之倡也。臣请复为陛下言兵众选用之法。臣闻兵在选而不在众。祖宗之时，兵不过数十万，而四夷奔走之不暇。今天下数至百馀万，财力耗弊而威不行。然则茍不能选用，虽多兵，适所以为累，而何贵百万之众哉！今有卒于此，力可以彍彊弩婴胄而行，日可以驰二百里，其月禄为钱千、粟二釜；又有卒于此，疲冗而材甚下，其月禄亦为钱千、粟二釜，则彊勇之卒，必有不嗛于心矣。见敌格斗，鼓旗相当，剑楯相薄，冗卒先奔而溃，则勇者不能不牵而动。故无事而居，杂以精冗，则消军之志；有事而用，杂以精冗，则为敌之福。中人十户之赋，岁不过十万钱，十户之赋仅足以养一卒，县官养兵之众，不胜其敝矣，尚何容疲冗于其间哉！然而汰之不可以速，汰速则怨，老癃无归，群持瓢囊，行丐道路，伤战士心。今不若汰其老癃，□其壮子弟，壮子弟不失业而老癃有所归。其数不足则择取下卒之秀者，兵不他募而可以足用，用之而人人知战事矣。陛下若欲天下之兵举可以用，皆有杀敌致死之力，而无不逊骄惰之气，则祖宗蒐兵责师之法，载于国史，陛下可以为之也，今何俟而弗举耶？陛下又以工作淫巧、豪右僭侈之为患。夫僭侈者众则淫巧者多矣，其失则自乎礼制之不明。先王之为礼制，所以定丰约、限贵贱也。故使宫室有量，车服有节，器用有等，人徒有数，君子得以异于小人之群。小人虽有其财而不敢居君子之车，服君子之服，用君子之器，则淫巧可禁而僭侈可止也。今之天下礼制既不明，而法令亦不甚可畏，君子、小人侪并而肩随，三公之服与兵吏同色，里民之室屋与官寺争华，富人之妾被珠玉而僮走曳丝纨，百工争□新伎奇器以应之，始于中都，遍于天下。富人茍财之所及则足其欲，而惟力是视，小人桀骜，视君子亡如也。君子见轻，则虽为廉约不足以率下，此伪乱之始也。臣愿为礼制以示天下，而严为之法令，以别君子小人。上下之分立而争者知止，则淫巧僭侈庶几乎息矣。圣策曰：「田野虽加辟而农有寒饥之患，关市虽弛禁而商无赀货之通」。陛下之问下及于农商，此陛下欲为仁政而深论天下之弊也。臣请先言农之敝。今之天下为本者常不足，而为末者常有馀，浮民贵而农民贱，家于田亩者不若居市里，以耒耜为业者不若操货财。浮民自以为材智之当然，而财力勤苦之民，盻盻焉不足于衣食，而常有赋徭之忧、寒饥之患。比者陈、邓、许、亳尝饥矣，农人之死者不可胜计，而他业之民，富厚恬夷无异乎平日，有司不能救，朝廷为转米粮以为之食，事已则宴然而弗议，是岂强国均民之道哉！今天下之用，郡县百索，莫不出于农，枲赋纻褐，桑敛绨絮，上取米麦而下取藁芊，治堤堨、夷道途，河川之徒杠，亭传之茨塈，凡□时之输、暴集之役，其劳苦无时得息，此所以田野虽辟而农人不免于寒饥也。臣愿陛下为令以宽农人，杂征苛取，使出之于他业之民，而无专于农，以宽生民之力而厚其本，则可以鲜转徙寒饥之人矣。农之敝如此，而臣复请言商之敝。臣闻四民各有业而无不得其所，此三代之法也。是故吏而不农，农则有役；仕而不商，商则有征。今吏而兼农商者，太半于天下，农则不得而役，商则不得而征，民所欲为而吏以其彊力遍为之矣，民安能不较之哉！欲农之寒饥之寡，则莫若使吏而农者无得免郡县之役；欲商之赀货之通，则莫若使仕而商者无得略关市之征。谨司察之而深置之法，甚者还之农商而无以为吏，则吏民不相慁而商可以少通矣。圣策曰：「岂不欲人蹈名节而廉耻常不立，岂不欲人远刑罚而抵冒常不止」。臣以谓廉耻之不立，此用人失实之过也；刑罚之不止，此守令非其人之罪也。陛下知人之所以不安其分，而有觊觎觖望之心乎？一卒无功而为将，则一军皆惊曰：我何谓不至于此；一士无能而得美官，则众人皆有所望曰：我之不获也，何哉？人知为善无效，则猖狂肆行于廉耻之外，而不力于名节之路矣。今陛下之用人，陛下以为可用而天下或以为不称，陛下以为人莫之及而天下或以为无能。士人不务为忠力以卜主上之知，而情有所下交，恩有所主出，此愚臣素所痛嫉而深愤者也。昔我太宗，尝擢张咏于常参之列，其绩效终如何哉！臣以谓陛下宜自擢其人于常参下士之列，其为守倅而还者，皆召问之，不惟可以博访四方之动静疾苦，观视其人之材智如何而为之用，言之可采者疏其名于屏壁，详择而以职事试之，此愈于群臣之所荐者远矣。夫既用人如此，则又参之以荐举，名誉无间乎世胄，科级而复考之以实，曰某为是职，尝办是事矣；某言是事，尝有是效矣；某典是兵举是士，尝有是功矣，则虽用之而天下不敢有觊觎觖望之心也。厉名节长廉耻，孰大于兹乎？世之论治者莫不欲人远刑罚，而多患抵冒之不止，则遂欲变更律令，以为措刑将在于此。夫刑措在人而不在法，法者天下之大纪也，可以一贤愚、齐强弱，而不足以尽天下之变。皋陶之法，皋陶能举之；商鞅之法，商鞅能举之。人不任事，则法在而不举，而又将为巧吏奸民之资，借吏以为己威，借法以为己用，而刑不胜蕃矣。往者仁宗颁新法以示天下，苛者弛而为宽，疑者抉而为明，缺者补而为完，识者皆知其详，当而可从也。行之以及于今，而小人犹不能远刑罚，是诚何邪？守令不足以安民也。陛下欲人之远刑罚，则莫若慎择贤以为守令，使之为政化以齐郡县之俗。守令贤则小人虽欲为罪，皆自屏匿而不敢辄发。陛下得一贤守而一郡之刑措，得一贤令而一邑之刑措，守令皆得其人则天下之刑措矣。臣故曰：刑罚之不止，此守令非其人之罪也。圣策曰：「将以六正八疵察迹夫忠邪之端，则悼不能以情见；以七教三法化陶乎善恶之类，则患不能以家抚」。陛下既策臣以当世之务矣，又欲取古人之教而究观天下之情伪，使忠邪不得而逃也，故举六正八疵以为之目，抑陛下可谓仁圣察言好问之主矣。夫察言好问，固圣主之事，然而访诸正人则正言进，访诸邪人则邪言进。明足以了邪正之辨，则察之问之而益广；明不足以别邪正，则察之问之而益疑。今陛下假宽容煦和之色，以尽臣下一见于前者，人人自谓可中上旨，真伪杂进，是非相纷，此正陛下用明之时也。陛下欲知忠邪之异乎？进而合于忠孝，退而合于仁义，言有益于圣主，而利可以兼被于天下，斯者忠已。进不为忠孝，退不为仁义，言无所益乎国，而利无所加于民，斯则邪已。陛下用此而忠邪判然，皆不得而混矣，而何取于六正八疵之辩、庄周之语乎？若夫《戴礼·王制》以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命之曰七教，以兴民德；《周官》以三刺：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三宥：一曰不识，二曰过失，三曰遗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耄，三曰惷愚，总之曰三法，以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此皆二经之至要。陛下果得良吏而任之，使之明教慎刑而陶善恶之类，则何至于家抚而有治道之不兴乎？圣策又曰：「来远、临人、节礼，曷为异同之论；生利、事神、保民，岂无后先之指」者，夫孔子之所以问同而答异者，皆视问者之所病而为之箴切讽厉，故一问之以为政，而孔子答之以政在来远，政在临民，政在节礼也。丘明为外传，载富辰谏王之辞，以其将举狄师而伐郑，伐之以内利三德，故曰：「义所以生利，祥所以事神，仁所以保民也」。陛下又策臣曰：「设饮于乡，以岁行之，使知有恭老悌长之节，古独以为宜乎？敛谷于社，以时发之，使知有救贫恤荒之政，今独以为难乎」？陛下举二者而资之于臣，此圣明之意，悼天下之薄俗，无恭老悌长之节，而欲复乡饮，思朝廷之遗缺，未有救贫恤荒之政，而欲复社仓也。古者以井田治畿甸邦国之民，民有馀力暇日，不迫于兵戎赋役之事，田夫宾贤祭蜡之时而从事于礼，为之坐立之位，俎豆之数，降升上下之文，以采饰之，而民莫不知节。今来为裕民之术，而欲先复乡党饮酒之礼，是将无益于天下，臣以谓独宜于古矣。社仓之作，其始也，本以备凶饥之时，及其末也，或取而为兵费，是以起于古而不行于今。今复之，则见于常赋之外，复有加焉，而臣恐有司之不能守，掠取以入县官，其名为恤民而其实为加赋，臣以谓难于今日。圣策曰：「宋景一言而胜妖眚，朕下罪己之诏，甚祗惧也，而未有转祸之感」者。臣闻天感于诚而不以浮文为感。宋景之言，其始非有意于感上天，而其心本不主于退火而取寿也，发于恳款，形于怛悯，而深格于神之听已，欲后己而先臣民，而天为之祐矣。臣有所区区者，辄因陛下求转祸之美策，而不敢不致忠赤于陛下。伏以仁宗皇帝纳民于富寿之中者四十二年，挈国玺而授之明圣，知陛下可以胜万世之托也。陛下至德如尧舜，有为如文武，然后可以副先帝之意，而满天下望。然三年于兹，尚未有兴利除害可以甚慰人心者，岂可谦挹而未遑耶？岂阴视天下之事，欲遍悉其情伪，可为不疑而后为之邪？贾谊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言为治不可以后也。陛下殚精留神于万事之际，日夜思所以慰人之望，则安享福祚而比日月天地之无穷，彼宋景之事，曷足为至圣之慕邪？圣策曰：「汉宣终世以核名实，朕发责吏之书，甚丁宁也，而未有饬职之应」者。陛下欲为汉宣之政，可谓得救敝之道矣。陛下知汉宣之所以不失名实者乎？此在乎赏罚行而已矣。今天下之事因循而皆敝，其本则盖自乎赏罚不分。夫财用之不足，漕挽之不通，河防之不固，兵律之不严，狱讼寇盗之不止，马政之不举，此天下之所共知，陛下之所以为忧，而群臣多士积岁深论而不决者也。臣以一言该之，而数者行以自治。何也？陛下患财用之不足，漕挽之不通，则宜责计臣；患河防之不固，则宜责水官；患兵律之不严，则宜责将帅；患狱讼寇盗之不止，则宜责刺守；患马政之不举，则宜责牧职。皆任之以久而观其效，岁久而其敝犹是也，则深案而谨诛之，取其职以畀能者。夫赏罚既明，则无实之人虽与之烦权剧使，有睥睨而不敢者矣，此汉宣之为也。今陛下与辅相之臣，不务明赏罚以劝督群下，而历取天下之事以自任，勤劳而不能周，耗乱而不能举。平日列群司，赐厚禄，一有四方之事，则符敕纷纷，冠盖交道，而居其职者以谓事理之常然而己无负于职，亦足怪已。陛下行赏罚以核名实，则汉宣之治何异于古乎？圣策曰：「昔仲舒之推灾异，专治《春秋》之学；刘蕡之对阙失，深陈社稷之计。远监百王兴坏之所由，近摹四圣功业之所就，何行而适世变，何脩而当天心」者。此陛下拳拳于治，而远思董仲舒、刘蕡至切之对，欲以天人之学过望于愚臣也。仲舒治《公羊春秋》，好言灾异，而亦自用闭阴纵阳之术以治其国，其言报应相与之际，大略则具之于策，其详则载之于《繁露》之志矣。刘蕡以官者之擅权、藩镇之窃命，指陈时病，虽有司不敢以入第，而天下正人传读其文，至有相对泣下者。如臣之愚，安敢望二子之域哉！然陛下之所访者，臣已粗道于前矣。臣尝历选百王兴坏之迹，三皇而五帝，五帝而三代，三代而东、西京，东、西京而魏、吴、蜀，魏、吴、蜀而西晋、东晋，东晋而后魏，后魏而东、西魏，东、西魏而宋、齐、梁、陈、后周，一之于隋而为唐，一之于唐而又为朱梁，为后唐，为石晋，为刘汉，为周室，然后至于圣宋。自馀国而下，其微而特一爝火之明也，奚足论哉！若夫三皇五帝之世，虽其极治，亦未足以远过于圣宋者。臣观今之治，明圣五世，康乐百年，岂不足季仲视周汉而臧仆命晋魏邪？臣闻十一月之冰霰，小人皆知其寒也，而阳以之生；五月之日，小人皆知其暑也，而阴以之始。治乱之变，犹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改；治乱之势，百年而迁。善岁之家，知寒暑之必至，是以在暑成裘，在寒成絺，其所以虑患之道先，是以终身无寒暑之患。为天下者，治而不可不忧乱，安而不可不忧危，危乱而后忧之，则虽有舜禹之材，亦无所措其智已。方今之世，其久安而无所事乃至于此，此常人皆以谓无足忧，而智者之所虑也。天下之福挂于昭昭，而天下之敝藏于默默，岂无憸臣邪党欲爚乱天子之视听，乘间而图权？岂无夷狄之国欲连兵而为盗，岂无奸桀之民，伺民之不给，欲为亡命奋臂之倡？有一于此，臣窃为陛下忧之。若夫持治安之势，预为之备，以销天下之忧，则四圣之功业卓然见于天下，皆可以为后世法。惟陛下摭诸史氏，咨之于故老之口，取其要者，力为之而已矣，又何患世变之邪适，天心之弗当乎？陛下求销异致祥救敝起治之术，臣愿以摹治四圣为对。臣闻功莫大于天地，明莫并于日月。天地之功或有所不及，而粪壤补其用；日月之明或有所不照，而灯烛扬其光。以臣之浅陋，何以上副陛下待之问之之意乎？虽然，或有益于朝廷之缺，而陛下纳臣之言，贳狂愚之罪，则臣不胜死生之幸也。谨对。

臣伏见国家每因天文之异，水旱之灾，大则行德音于天下，小则曲赦于四京，臣窃惑焉。夫数赦之为害，古人论之详矣。盖古者赦过宥罪，行于过失遗忘而不以惠人。陷于刑辟者，非盗人货财，则胁弱暴寡者也。使为盗者蒙释，则其主必愤疾；使众强者被宥，则寡弱必无诉。故赦者，良民不被其泽，而恶人昌矣。又况小人习性之愚，不能改过自新。其既出也，大至于雠害其主，小至于伤损平人，则复穴坯踰垣，揭箧探囊。故朝脱桎梏，夕复杀人；朝出囹圄，夕复为盗。此非一日也，国家何姑息于此而赦之乎？昔成汤之时，其旱可谓久矣。汤以六事自责而已，未尝闻赦也。高宗有飞雉之鸣，可谓久矣。祖己训之以正厥事而已，未尝闻赦也。周宣王之时，其旱亦可谓久矣。《诗》美其侧身修行而已，未尝闻赦也。夫遇灾应变得如成汤、高宗、宣王，不亦可乎！而必赦奸宄以为惠，不亦可乎！窃原国家之意，岂非谓刑罚狱讼或有冤滥，故赦之以致和气。茍得其人，则自无冤滥矣。况近年以来，省法弛禁，人持近厚之心，刑罚清而狱讼理，乃使凶奸之人概蒙释宥，恐非国之福也。臣愿朝廷或遇灾异，求古明王所以应天之道，或修法度政事之未备者，或求惠民济众之未至者，或举擢有道德才行而隐晦于下位者，或出宫嫔之间执事岁深与无职掌扫洒而幽闭者。臣闻太祖皇帝躬履俭约，嫔御不满三百，犹以为多，尝因霖雨又出数十人。此近事之验也。凡此皆先王旧典，或祖宗故事。惟陛下博求行之以应变，而赦不妄下，庶使乎寇贼奸宄无不息矣。

臣伏见自去冬至今，阴雪继作。罢民冻馁，困毙道路。圣心忧劳，何所不至。盖尝命有司发内库之钱，出司农粟，竭太府之炭，以济其急矣。犹以为未也，则释犴狱，罢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无不为矣。而天意不顺，雨雪如故，臣窃惑之。臣尝观先儒论五行之说，以为「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缓微弱，政在臣下，则天应之以燠暖。秦之末世，峻刑暴敛，海内重足而立，则天应之以寒慄。是以周亡无寒岁，秦灭无燠年」。信如此言，则朝廷之政，今岂失于急欤？窃惟二圣临御以来，革敝去烦，施惠责己，凡所措置，虽未尽得，而民获其所欲者多矣。茍以为急，虽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则阴雪之应，其咎安在？臣闻商高宗雉雊于鼎，其臣祖己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谓「正厥事」者，无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窃推之古事，以为天大雷电以风，而成王应之以逆周公；卫国大旱，而文公应之以伐邢。夫亲任三公，非所以止风；而兴师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既为之不疑，而天亦报之如响者，诚得其时、当其事耳。臣窃惟近者天地之变常半岁苦旱，半岁苦阴。阴阳之气，一有过差，浸淫烂熳而不能反。今雨雪既甚，久而不止，则春夏之际，又将复旱，此其类似有以致之者。古之为政，德刑并用，宽猛相济，使天下怀其惠而畏其威。和气充塞而天地从之，故阳不过而阴不忒。自顷以来，朝廷之政专以容悦为先务，上下观望，化而为一。监司之臣以不报有罪为贤，郡县之官以宽弛租赋、纵释酒税为优。至于省台寺监，亦未闻有正身治事，以办集闻者也。何者？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事为安静，以不别白黑为宽大，是以至此极也。臣窃惟朝廷之意，其始盖欲以宽治民耳，而不知奸臣猾吏乘其间以侵虐细民，其弊不可胜数。名虽近宽而其实则虐也。陛下诚欲消复此变，宜训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纲纪，信赏必罚，使群下凛然知有所畏。茍朝廷无偏甚不举之政，则阴阳过差，浸淫烂熳，往而不反之气，宜可得而止也。不然，虽空府库、竭仓廪以赈贫穷，破囹圄、焚鞭扑以纵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簿书米盐为职，出位而言，罪在不赦，然陛下顷自疏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间，致位于此，岂欲责臣龊龊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万死献言，惟陛下裁择。取进止。

昔贞观中，民康物阜，盗贼衰熄，人知自爱，而不犯法，至于户阖不闭，行者不赍粮，天下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至刑措，盛矣！当是时也，魏公建言，乃有不克终之渐十。非惟在唐为然也，两汉盛时亦有之。孝文帝时，海内繁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世称其仁，贾生上书，有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九。永平之治，号居前代十二，后世言事者多称之，钟离意、宋均亦有察慧之讥。夫孝文、明帝与唐文皇，皆中智之君，非有上圣之才，甚盛之德，志虑卑浅，未能尽美，嗜好偏倚，不必无过，天下之势，初成苟安，德业久大，宏谟伟烈，拟迹治古，容有所憾。通达政体，明于世务，略小效而图大功者，所宜激切而纠绳之也。三代之盛，帝王之纯德，异于是矣，然而良臣哲辅，未尝无指擿之事、正救之言者，何哉？周武以圣德而受天命，成大勋而济王业，太保有《旅獒》之戒。武丁振衰替之绪，朝诸侯而有天下，祖己作「丰昵」之训。成汤因次国之地，一征而得九有，仲虺陈「自满」之诰。大禹建平成之功，天人并与，而当历数，伯益赞至諴之感。有虞氏起侧陋之地，以盛德而践帝位，功业善美，至于百兽率舞，凤凰来仪，而皋陶咏「丛脞」之歌。盖治者，物得其平，事得其理，小大终始，曲折纤悉，无所不治之谓也。一民之不善，一事之不序，一物之失所，一日之乖戾，皆不可以为治。恶一事之不序，故武王之受獒在所戒，武丁之丰昵在所训，大禹之至諴在所赞；惧一日之乖理，故成汤之自满在所歌。训之戒之于一过，而百度无复过矣；诰之歌之于未然，而终世无复然矣。故三王四代，纯治之功，无有遗恨。使二三大臣意不及此，而武王、高宗、大禹遂其过事，成汤、帝舜一日有缺，其成功盛德，虽未即亏蔽，然不得为纯治之时矣。由是观之，贾生、魏公、宋均、钟离意之徒，可得无言于汉唐之世乎？是故人主贵知治之说。知治之说，则其志高，其术远，其事慎，其心诚。志高则无卑趣，术远则无近效，事慎则无过举，心诚则无怠荒。不知治之说者异此，可不念哉！夫孝文、世宗、宣帝、明皇，汉唐之贤君，近世甚好治之主也。然而孝文自卑，无高志也；宣帝杂霸，无远术也；世宗侈大，无慎事也；明皇乱终，无诚心也。此四者皆有过人之聪明，不世之大略，小者蔽于苟简，甚者几于丧乱，何也？则亦不知治之说也。使四君者知治之说，帝王之功成矣。

四月十九日，宣德郎、知磁州武安县事兼兵马监押臣晁说之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陛下：臣伏闻《春秋》正始之义，莫大于即位之始。恭惟陛下即位之始，德音宽大，民心说豫。一日四方万国莫知其然，而同声驩呼相庆，盛矣哉！天命之所授者，人心之所归也。窃以陛下始初清明，黜阉宦之诡随者一二人，斥侍卫之不正者数十人，散后苑之奇工数百人，天下之士莫不知陛下之尚祖宗之恭俭也。前日海巡，亲事官星散民间，专以防民之口，伺民疑似之过，使道路惴惴然不敢以目者，一切罢去。天下之民至于指天吐气，觉身有宇宙之宽，沛然游泳之适，皆曰复得祖宗之京师以居矣。昔唐褚遂良当高宗时贬死爱州，其后更明皇宪宗之盛不得归葬。何幸陛下一日即位，锡鸿恩，俾刘挚、梁焘、范祖禹等葬自岭南，听子孙叙用，实度越前王，有漏泉之泽也。甲子诏书褒扬赵普殊勋，官职其子孙，于是乎又有以见陛下思念祖宗创业之艰难，使天下咸知国家太平之基有自也。恭惟陛下积是数者之甚盛德，宜乎日月光明，五星有度，乃四月朔日有蚀之者。五行灾异之说，阴阳胜复之论，臣不敢为陛下道也。天意若曰：陛下方崇明德，其适见以左右陛下乎？古之明君以无灾而惧，曰：「天其忘予，良有以也」。陛下恻然发德音，赦宥四京，诏中外臣庶实封直言圣躬之阙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风俗之美恶，朝廷之德泽不下究者，闾阎之疾苦不上闻者，悉心毋有忌讳，诚得其所以戒惧，而仰足以奉天意也。臣虽至愚贱，不觉感极以泣曰：何幸今日复睹国家之有此诏也！第五伦坐长安市中，每读建武诏书而叹息曰：「此圣主也」！臣意今日复有伦辈者多也。如臣之愚贱，辄敢罄芹日之诚，献刍荛之言凡十事，以奉明诏之万一，惟陛下赦其狂瞽财幸。其一曰祗德，其二曰法祖宗，其三曰辨国疑，其四曰归利于民，其五曰复民之职，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士得自致于学，其八曰广言路，其九曰贵多士，其十曰无欲速，无好名高。何谓祗德？臣闻帝王居天下之崇高，因天下之利势，不患乎力之不足以治，而患乎不以德为治也。如其检身积思，夙夜勉勉，以祗厥德，则有才而不自用，内聪明而不自肆，虽学而若无所知，虽文而若无所能，虽辨智而虚己恭默。既与人而不猜忌，好谋而莫之蔽，任贤而名实称，享治隆而克永终，动必稽古，为必畏天，与天下四海同其安乐而为法，使世世可继，传之子孙，帝王无穷也。此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躅也。苟其德之不祗，而力之为尚，如汉武帝之雄才大略，适足以罢中国；唐明皇之聪明无不及，而不免禄山之叛；梁武帝内外之学俱博且善，而身辱国危；梁元帝之文足以著书，而身执国分；随炀帝博辩多智，而招江都之祸；隋文帝驱驾豪杰，平一天下，而猜忌杀戮，国不再传；唐德宗强明文藻，阳尊贤士，而以猜忌阴亲小人，出居奉天；晋武帝好谋善断，远平敌国，而近蔽于妻子，社稷用倾；晋元帝人材众多，无任贤之实，竟不能兴晋之统，而致石头之辱；宋文帝元嘉之治，独隆于数百年间，而元凶之酷，亦以云甚。呜呼，德之为治，可不勉哉！昔自三代而降，帝王之德莫盛于汉文，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后世莫之及已。议者皆患汉文不能尽贾谊之材，使其功烈犹有可愧焉者，臣愚独以谓不然。盖谊之言不纯于德化，实未与文帝之意相当，文帝非不知用而实不欲用也。夫闻贾谊之言，而不轻于作为，不诱于功名，挺然不改其清净无为之操，此汉文之所以致盛德者也！盖自古愿治之君，溺于名人可喜之论，而不惮变更祖宗法度，轻于作为，自欲暴功名于百王之上，而卒贻天下后世之大患者不一也，臣是以知汉文之为盛德也。景帝之材业皆非文帝比，而后世之称治君必曰文景，以配成康，何也？盖景帝之继文帝，不必创有所能，而能不改文帝之恭俭，不失文帝之德化，是亦文帝也。逮夫武帝兴，而文景之风坠矣。君子谓汉道于是乎始衰矣，不待元、成间也。武帝之材业实视景帝为优，有尊诗书之名，有修礼乐之观，岂不美哉？而兵穷绝域，刑及反唇，利悉秋毫，天下骚然，不胜其声。使斯民不睹诗书礼乐之有益云者，无它焉，不如文景之有德也。武帝尝从容问东方朔曰：「吾欲化民，岂有道乎」？朔对曰：「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上世之事，经历数千载，尚难言也，臣不敢陈。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当世耆老皆闻见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以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武帝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武帝诚能推甲乙之帐，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马示不复用，则尧舜之隆，宜可与比治矣。善乎，朔之此对直以孝文为尧舜，谓唯孝文之恭俭可以救当世之弊也。使朔之对不知出于此，而迎意谀悦，陋文帝之恭俭；高引阔鹜，增武帝之盛气，则朔者汉家之罪人也。然朔之言，岂独为汉之利哉？臣愿陛下视今日宫中有可推者推之，不必甲乙帐也；有可却者却之，不必走马也。不役耳目而不期正百度，百度自正，天下自治也。何谓法祖宗？臣闻人君之于国，犹人臣之于门户。北称崔、卢，南称王、谢，文质风流之不同，有祖考之旧存焉。继世守文之君，何必厌百年之积累，而欲新一日之耳目哉？昔仲康昆弟之于太康，述大禹之戒也；伊尹之于太甲，明言汤之成德也；周公之于成王，罔非文武之诰教也。汉宣帝称汉家自有制度是也。天下固非一道，如其近求诸祖宗而不合，则远考之古王未为晚也。周公之诰康叔，先之以「祗适乃文考」，而后使「往敷求于商先哲王」，乃卒使之「别求闻由古先哲王」，是其序也。夫祖宗之德，孰可得而私哉？《皇矣》言文王之德而本之于太王、王季，《大明》言武王之德而本之于王季、文王，所以致其盛也。自古以来未有如本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圣圣相继之盛者也。后世继成守文之君，宜其宪章发扬之不暇，而陋彼《皇矣》、《大明》之诗。乃者朝廷命令之辞、臣下敷奏之言，掩不发扬重光之赫奕，徒誇岁月之新美，不知何说邪？臣窃睹周公作《无逸》戒成王，历序太王、王季、文王之德，而不及武王。召公作《公刘》戒成王，尊道公刘之业，而不及文王、武王。古之人宁舍近取远，探其原而致其盛，未有简祖宗而自剪伐者也。祖己言于高宗曰：「典祀无丰于昵」。良可念哉！臣不知乃者其文不足以发扬欤，其实未足取法欤？惟我祖宗之德泽宿于民心，而耆老尚多能道之，讴歌不忘也。施设举措之详，则国史存焉。臣愿陛下俯察民心，仰鉴国史，祗承祖宗之典刑，其恭俭勤劳，宜于今日乎？而受谏纳言，好于今日乎？尊贤贵士，诚于今日乎？用兵用刑，深于今日乎？取于民者多寡于今日乎？躬自允迪，以福斯民，实在陛下，臣不胜天下之愿也。昔在仁宗时，尝诏李淑为《三朝训鉴图》，既又诏富弼为《祖宗故事》，石介作《三朝圣政》，录之上，仁宗嘉纳焉。神宗因众书诏近臣作《宝训》，则夫祖宗之典刑宜乎光明盛大，不可掩也。神宗因马法之弊，为王圭等言：「朕于是愧见文彦博」。圭言：「当时改旧法，自是王安石主议」。神宗为之叹息。或欲更馆虏使之食馔者，神宗言：「固知日不变馔为不堪，是太祖之所定著，不欲更也」。新作原庙，世王太祖后之类，又皆神宗奉祖宗之意也。臣载惟祖宗旧章，有若费而省，若可废而不可以已者。务以美意示天下，其待天下忠且厚也，臣固不能悉疏之，辄敢言其一二近而易复者。如科场有诏申重求士之意，盛夏恤刑有诏丁宁钦恤之意，守令朝辞赐以七条，皆足以感人心而使自格正，不专设徒隶之刑、左右阱以待之也。天下之士以故贵礼义，尚廉耻，方以犯义不及其乡人为愧，何必有司刑戮之云哉？惜乎旷数十年来，未闻朝廷下一诏书劝厉风俗，或求贤赏善，或劝农复租，乃使斯民战战，以苟免朝夕为幸，可不惜哉！其害近而方炽者，河北盐法也。仁宗尝因王拱辰欲榷河北盐，已而闻张方平之言亟罢。神宗又尝因章惇欲榷河北盐，复闻文彦博之言而罢。今卒榷之，使河北商旅失业，兵民食味不调，税入不足，其不法宗祖之过也。何谓辨国疑？臣窃观世之奸宄，嫉害忠良，冰炭不相生，若有不共戴天之雠。无以决其私忿，必假君父以藉口，使闻之，心知其非而语不敢辩，当其责者义有所不得辞。于是乎群小人意得竞进，以一言而杀百君子矣。不幸不祥其如是也，阴贻天下之祸莫甚于此也。然彼不祥之言曰擅议宗庙，或曰非毁先帝，类皆见于末世弱君强臣更相倾夺之际，而盛时无有也。绍圣群臣指元祐为党，其犹可也，至于其流及上，以元祐之党非毁我神考。不知国家隆盛如此，神宗之盛德如此，何为亦得此耶？真不幸哉！天下有识之士，不丧忠义之心者，无不痛心疾首，欲辩之，厥路无由。幸陛下一日清明，得以昭陈，因以晓于无穷之来世，实天下之幸也。彼绍圣之臣徒知快其私忿，曾不顾我神考在位十九年间，焦心劳思，百度修举，皆以固社稷而惠百姓，何所负于天下，何所慊而非谤可起哉？天下之愚夫愚妇，尚未之有萌此心者，二三大臣独何事而乃为此乎？盖甚非人情也。如司马光之进退，唯我神考为能全其高，制序以宠其书，且命侍读以其书闻于迩英阁。如文彦博之耆旧，唯我神考为能发其不言之功，赐筵赋诗以宠其归，恩礼莫与比者。如苏轼之献言，惟我神考许以国士，夺之于众人必杀之地而再生之。臣窃以谓此三人者，恨不能死以徇我神考于地下耳，尚何自而非毁之乎？所谓元祐之党人之心，盖皆此三人之心也。德之不报，毁之何端耶？如以谓元祐垂帘之际，二三大臣言辞有抑扬，政事有异同，可指以为言，则亦不谅之甚也。昔成王之时，召公宅洛邑，周公营成周，而舍文、武之丰、镐，是周、召不忠于文、武也？陈平、周勃谓高后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是平、勃不忠于高祖也？霍光辅昭帝，不循武帝之旧，乃罢榷酤，轻徭薄赋，是霍光不忠于武帝也？尧舜之相继，宜无可议者，舜于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尚何苦而修之耶？神宗熙宁之初，鉴嘉祐、治平之末，士忸于安乐，而或失之因循颓堕，可更张振起之，适足以崇祖宗之丕谟，为神宗之丕烈也。由是观之，政事之异同，非所宜言。而奸宄之害忠良，假君父以藉口，不纳之死地则不已，其亦明矣。伏惟陛下聪明博达，必有以超然烛此无疑。将见陛下发德音，复死者之官爵，还生者之禄食，因以发扬神宗巍巍之烈，成我神考前日在御之意，不损我神考知人之明，使天下后世于神宗无间然矣。所谓二三臣者，有所不足道也。天下之士。固已日夜颙颙，伏望明诏之下，幸陛下留意加察，无徘徊也。臣愚窃又有私忧过计，以谓陛下聪明无所牵制，灼见此一日之疑，以诏天下后世，固善矣，抑亦末也。奈何绍圣大臣肆其私意，欲表里迁就其说，谓前日神考之史为诬谤之书，率然委一二新进末学重修国史，特起后世之疑也？后世学士大夫耳目不相接，见新史之美而疑旧史之恶，谓新史之公而指旧史之私，不知其初固自公且美也，其害又岂不大哉？臣虽未尝见旧史，而敢谓旧史必不敢为之诬谤。何则？实无自而诬谤之故也。盖史也者，不可得而私，不可得而不实。史官苟非许敬宗辈，则莫之敢侮于斯也。其为重修之议者，不过大臣自为之地也。如神宗谓吕惠卿矫蹂轻诬；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曾布、惠卿自陷不义；章惇之得罪黜湖州；王安石才吕嘉问，屡进除目而屡却之，卒黜嘉问；安石约王韶不以熙河实费奏闻，而率不能欺；安石之退八年，而礼遇日薄；富弼之死则自制祭文以哀之，天下之人皆叹仰神宗之明圣。共所闻见如此者，不知新史官为神宗而书之乎？其与大臣为地而讳不书乎？臣愿陛下独运不惑之智，诏神考旧史并行不毁，以祛后世之疑，不特当今之幸也。太宗患国初承学之士所撰《太祖实录》不足以尽创业之大美，诏张洎等重修《太祖实录》，与今之好问者犹多求旧史以考同异，是旧史之不可掩如此。不若因之以公天下，而不措意于其间也。且夫初欲增美者，犹不能塞后世异同之辩，而初谓辩谤者能免后世二三之议乎？昔司马迁作《史记》在汉武帝时，所载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之得失，无所畏忌，至今言者曰汉高祖、吕后、惠、文、景、武帝之得失，其如是止耳。班固作前《汉书》在后汉明帝时，所载前汉二百三十年间君臣之得失，皆无畏忌，至今言者曰前汉二百三十年间君臣之得失，其如是止耳。陈寿作《三国志》在晋武帝时，所载晋宣帝、景帝、文帝之于魏、蜀、吴事，虽不得如迁、固之肆，然微而显，婉而可观，至今言者曰晋之取魏并吴、汉，其如是也，岂不与天下为公乎？未闻汉、晋之君以谤前烈，罪迁、固、寿辈也。幸陛下更以往事加察。何谓归利于民？臣观《春秋》宣公十九年冬书「初税亩」，君子曰，讥井田之法坏而税什二，自宣公始也。哀公十有二年春书「用田赋」，君子曰，讥其既什二而税田，又什二而歛财，其恶则不自哀公始，因有以用之也。呜呼，圣人之远利辨恶，如是其严哉！然自后世视之，宣公之税亩犹为至公至薄之税也，哀公之田赋犹为至良至平之赋也，董仲舒称汉屯戍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是也。不知圣人复出于今，当如何其书耶？今之赋役又几十倍于汉耶？本朝因唐杨炎并租庸调之二税以为税矣，近又纳义仓，是再租也。五等之民岁纳役钱，是再庸也。岁有常役则调春夫，非春时则调急夫，否则纳夫钱，是或再或三以调也。其征于民者固已悉矣，又复为举放利息之术曰常平钱，曰预买钱，曰蚕盐钱，又复广设名目，悉笼遗利，曰课利钱，曰课利钱，曰过月钱，曰施利钱。其微尚多，有司且难于条对也，不知斯民嗷嗷然，何以胜其责乎？有一身而丛此数责者，将何以久乎？以故庙堂之上命令之先务，公卿大臣之谋谟者钱也。刑罚之所重，虽杀人可赦，而钱不可赦也。使者旁午，文移急于星火，谴诃无所不至，惟钱是恤也。凡百执事能催科歛散者为贤，不能催科歛散者为不贤，又从而谴黜之。其欲民之知廉耻，远刑罚，足以养生送死，备水旱之灾，无流离死亡之患，不亦难乎？比年文儒日盛而廉耻不兴，刑罚日峻而盗贼不息，空仓廪以赈济而民不得饱，其原盖在于此也。自古固亦有为富国之术者，皆有谓而为之也。齐桓公因山泽之利盛兵车，欲以霸天下也；秦孝公因关中之饶开阡陌，欲以并天下也；诸葛亮因巴蜀之产，欲灭魏吞吴，复汉天下也。是三者富国之术止如是，而其名甚大也。如汉武帝之初，承文、景恭俭积累之后，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较，百姓家给人足，不啻富矣。其后日寻干戈，无岁不大举，府库俱空，造盐铁酒榷之利，犹不能足。而利孔百出，民不聊生，置搜粟都尉，拜丞相为富民侯。以此而富国，为何名也？彼暴君昏主以宫室园籞之费，耳目声色之蠹，宦官女子无赀之赏，而务富国者末也，臣所不忍言也。国家受命于兹百四十有一年，寸纸之出，旦昼之移，威信万里，礼乐法度粲然具备，而圣圣相继，其上非区区新造之小国欲利也，其次非穷兵黩武之欲利也，其下又非纵度败礼之欲利也，不知财利之臣，何事而进乎？臣窃闻太祖躬见五代重歛斯民之困，尝语近臣曰：「更一二年，仓库有储，当放天下三年税赋」。呜呼，大矣哉！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固不忍税赋外有取于民也。太宗时，通事舍人焦守节监榷易院，增课利，太宗曰：「通事舍人改官须为閤门副使，若以财利羡馀而进此职，则守边宣力之臣曷以劝」？守节乃迁内副使。呜呼，太宗之不植货利又如此，名器之慎也。而近日进羡馀者，视多少而得官有高下，或望轻资浅而为待制，或不读书而为馆职，恐非太宗之意也。夫祖宗之裕于民者既如此，逮夫景德、祥符间，斯民富且庶矣。当是之时人人乐业，庐里之中，鼓乐之音，远近相闻，熙熙然殆不知帝力也。然是时亦尝乏兵食矣，有司请下转运经度，真宗未之许也。其喻有司曰：「下转运司经度，则不免役民，其出帑以给之」。斯民又安得不如是其裕如也？以故虽有旱乾水溢之时，而无流离死亡之民。比年以来，一谷不登，千里受弊。失时不雨，岂但狼狈，而使有沟中之忧也。河北荐饥，一大郡有流民至十馀万人，处其小郡亦无虑万人，虽小邑亦数千人。母弃婴儿，父食壮子，荼毒万状，颇骇闻见。赖祖宗含养之久，天地社稷之灵而无他也。其为赈济之方虽勤日夜，无所爱惜，然驭既奔者难为力，拯已沉者难为功也。朝廷何不循其本？与其厚散于凶年，宁若寡取于平岁，无置官以专利，而归利于民也。神宗一日手诏王安石曰：「访闻市易务日近买卖大段苛细，市井之人颇藉藉怨谤，以为朝廷将浸淫尽收天下物货自作经营。可子细察访，速与戒约止绝，止令依魏宗元擘划施行」。奈何贱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尽收天下物货？神宗因张方平之对，不鬻阏伯微子之庙，批出曰：「慢神辱国，无甚于斯」。宜夫言利者永绝意于祠庙，而贱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鬻天下祠庙，又复奈何。神宗后因王安礼之言，尽蠲市易累年之息万万计，一日之中，出囹圄、脱桎梏者，不可胜数。天下欣欣然。神宗即有意罢市易法，蔡确挠之不果。司马光移王安石书言，光乞罢制置司，追还诸路常平使者。主上以安石未肯。是归利于民者，神宗之意也。大抵后之善其先者，当推其意，而必固守其迹，斟酌于时，不必曲徇于文。尧舜异德，文武不同业，断可识矣。唯陛下幸察，诏有司归利于民，使民得自利，不劳置使者以为德，不待开府库以为惠，不必发仓廪以哺其饥，上逸而下安也。或曰，常平钱二分之息耳，亦可罢乎？臣窃以谓常平二分之息，实朝廷大惠也，而患有司不能推行其法，贪黩之民不足以行法，使朝廷之大惠为大害也。盖名则二分之息，而实有八分之息。何则？农民之用不足，不免称利于富家者，事之常而无足议者也。而近举于邻疃，远举于聚落，为力甚易。其请常平钱于县司，则有往来道路、居止舍屋之费，又出息一分也。甲头纸笔之费，又出息一分也。设法虽严，人情寻常不免之费，又出息一分也。请纳之费同之，是谓八分之息。其父兄之训严者，妻孥之累笃者，乃能以八分之息毕一岁之事。如或不严不笃，则遨游廛市之间，顾盼之际，所请之钱空手矣。使民至于父子相夷，风俗滋弊，其利害轻重可胜计哉？今夫严父母之厉幼子，使手不得执钱，恐移其志也。人君之视民，犹父母之视其子矣，不处就田野，远城市，而以耒耜锄芟为职，而纳之于邪，使见异物而迁其心，非所以迪民也。古之人论知人之术，犹要之货财，而其仁其不苟得者贤之。今乃与此无知贪黩之小民而共财，不亦难乎？方其请给之时，不知所害也如此。及夫彼纳之时，卖田毁屋，弃妻鬻子，鞭朴是加，其害百端，理无足怪也。弱者由是转而为奴仆，强者由是起而为盗贼，奸黠者由是肆其欲，为邻里之害，循良者由是受侵陵而不得申，虽无足怪，亦足怜也。彼如称利于富家，固酷于常平二分之息，而其害不至是也。盖彼无连甲保识之累，可与者斯与之。县司则无由尽识其人之面目，况审其人之虚实，不得不严于连甲保识之令，而令虽严，其浮伪相保，卒亦奈何！或一人逃亡则累一甲，或一甲逃亡则累一乡矣。彼又无税户之限，可与者斯与之。县司非税户则不可与，而与之者或非所欲，欲之者或不可与，难乎为法也。夫民之吉凶丧祭，意外有欲，朝莫叩富家之门，可得者斯得之，又不必以孟春之给也。及其纳息，不一而足，或多或寡，或钱或货，一钱已上，左右手受之矣。不如县司必责子母之钱，一日俱至，执钞旁立庭下，以待勾稽也。其所与之期可先可后，又不如县司必以二限而刑且随之也。由是言之，输官二分之息，实有所害，而民间子母相侔，得其利也。夫其害之因缘而生者又有三焉：一曰刑不可省，二曰兼并不可抑，三曰商旅不可行。何则？今之民力大屈，为盗贼犹不耻，况于一日县司开府库而名欲惠之乎？方且劳劳然患不得，既得之患不多，宁暇恤后日之害乎？求前日抑勒不欲之弊，盖已不复有也。前日民力犹从容，与廉耻之心犹存，似或知畏而远后患，故有不之欲者。今惟逞欲而务得，及其输纳之时，下不争则不已，上不刑则不足，有司遇如是，不知有他术乎，抑唯刑之为术也。盖一人或可宽假，而千百人不可滋，千百人可宽假，而县令甘以身受刑乎？刑其可省乎？县令守文，不肯取新纳旧，或许之而新不足数，退有同保之累，进有刑禁之严，使民尽四支之敏，无以为一钱之地。如不叩急于富家，则何以塞责？姑求塞责苟免，宁论私家之利今日厚薄耶？兼并之人乘斯时而意得矣。以故兼并之人唯患县司散常平钱之不急，而甚至乐岁年之不登也。兼并其可抑乎？商旅与农贸易，不劳质剂，皆指秋成以为期。今秋成之时，一人在门，一人在野，征常平钱不足，何暇商旅之恤乎？商旅其可行乎？呜呼，风俗之弊，一至于此，可谓甚矣。不生于民之自致，而上之人有以致之，可不惜哉！何时而已耶？且夫天有常时，地有常产，民有常力，其间相去不能千万也。今常平之利取于民者，岁复一岁，不顾其弊，卒使何以堪之乎？试以一邑为之言，小邑岁俵常平钱二万贯，而纳息钱二千贯，十年之后复有母钱二万贯，三十年后积有母钱六十万贯矣。夫三十年之后，民力凋瘵将如之何也？果使何以堪之乎？为国家计者，宁顾目前一日之利而已乎？此有重可惜也。上重则下覆，首大则尾蹶，其可忽诸？且斯民者，国家之民也，非有齐晋不相输之患。或藏于民，或藏于府库，其地异耳，其实一也。唯藏于民，则民富而国亦富，将不胜其利也。唯藏利于府库，则国富而民贫，将不胜其害也。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尚复何言耶？然此百姓之至愿，而在位者或未之欲也。何则？朝廷开财利之涂，为富国之术，则彼苟进污媚之辈，得以民为货，有显绩以受美官，应高格，当以重赏。非若富民而无赫赫之功，此又陛下之不可不察者也。伏惟陛下在龙德宫时，行有乞丐，必以济之。逮夫一日临莅天下，推是心蠲天下之利，归之于民，臣不胜天下之愿也。《易·乾》之「九二，见龙在田，德博而化」；「九五，飞龙在天」，同云风从而万物各得其类也。臣愿陛下速诏有司，悉归利于民，无曰初即位，谦逊未遑，而观周公七月万寿无疆之庆，鄙子产乘舆溱洧之惠，远荣夷公专利之徒，察芮良夫王室将卑之戒。既罢常平法，即以提举官职事归之转运司，俾出利于一孔，赋用取其于一官，农民官吏各得其职，将见陛下从欲以治也。今转运司所在空乏，军储不支，可为寒心者，提举司攘其利，闭其用也（《嵩山文集》卷一。又见《古文渊鉴》卷五六，《曹南文献录》卷六一。）。

富：原无，据四库本补。

臣准西上閤门关：「准太常寺关：今年迎奉道君太上皇帝，若在四月二日到京，缘当日系明节皇后忌辰，合分定奉迎及行香官」者，臣尝考求典礼，明节皇后不当立忌。昨缘太常少卿林震率意迎合，妄援温成故事为明节皇后立忌，因以为例，不复讨论，遂使圣朝著非礼之举，贻讥后世，不可不革。窃详忌日之制，罢乐废务，修斋行香，皆子孙致其追慕之诚。五季之乱，可谓无礼法矣，周世宗宣懿皇后入庙，议者犹以太后在上，疑祔庙之后，立忌非便。嘉祐中言者以久雨阴沴，宗庙之礼恐有未顺，且谓城南立温成庙，四时祭享，并同太庙之礼，盖当时有司失于讲求。商宗遭变，饬己思咎，祖己训以典祀无丰于昵。况以嬖宠列于秩祀，非所以享天心、奉宗庙之意也。熙宁中有司议改温成庙为祠殿，岁时遣宫臣行事，忌日斋祭，并合废罢，识者是之。今陛下初嗣历服，宜大正始之时，宗庙国之大事，伏望圣慈下有司讨论典礼，务合中制。所有明节忌辰，乞且依温成故事罢。百官奉慰行香，止令内臣就祠殿行事，荐以常馔，庶合典礼。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宣和改元夏六月，京师大水，自都城之西，渺如江湖，不见涯涘。踰汴堤，循顾子门以及北郊；浸辟雍，荡玉津园以及藉田。漂溺庐舍人畜，不可胜计。于是诸门悉上藉新城以为固，独东方门南界汴堤北距夷门，山水所不及，而去都城十馀里，决汴渠灌田野间以杀水势，于是漕运不通，而畿甸悉罹水患矣。先是，暴雨有异物，形如龙蛇，自雨中降，获而杀之，识者以为水祥，已而果然。予时备员左史，心独异之。窃观主上降诏遣使，所以忧劳者甚厚，在位者缘此必有发愤纳忠之人，乃寂不闻。愚戆不能自已，因奏疏论列，大意以为祖宗都汴百有五十馀载，未尝少有变故。今事起仓卒，迩远惊惧，诚大异也。夫变异不虚发，必有感召之因；灾害未易弭，必有销伏之策。宜寅畏天戒，招徕谠言，修祖宗故事，以慰天下之望。且请因侍立许直前奏事，以尽区区所欲言者。时十有三日也。疏奏，屏息以俟，而是日无命。翌旦造朝，侍立如常仪；既而宰执奏事，班退，传旨閤门令先退，不复得对。因上章待罪，遂有沙阳之谪。客有献疑者曰：「有官守，有言责。子以记注为职，无言责而论事，非侵官乎」？予应之曰：「古之为臣者，皆可以有言于君。故有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近臣尽规之义。后世官守言责既分，则独执政大臣、侍从论思献纳之官，与夫任台谏之职者可以言天下事。左右史虽卑，然日侍天子清光，以记言动，居两省、缀侍从末班，遇所当论者论之，乃其职也，曷为侵官？昔唐魏谟由右补阙迁起居舍人，文宗谓之曰：『事有不当，毋嫌论奏』。谟对：『臣顷为谏官，故得有所陈；今则记言动，不敢侵官』。帝曰：『两省属皆可议朝廷事，而毋辞也』。祖宗之制，虽馆职许论事，况左右史乎？冯京、范仲淹皆以左右史论事罢去，唐介、文彦博相与廷辩，则蔡襄直前论之，以所论不当为罪则有矣，未闻以侵官为罪也。子曷不责今之不言而旷官者，顾乃责我以侵官也」？客曰：「然则近世任此职，曷为无论事者」？予应之曰：「左右史去侍从一间耳，幸而不以罪去，给札召试，则进居侍从之列。今人以得侍从为荣，故例为循默以俟迁耳」。客曰：「然则吾子何不为之？意有所蓄，姑俟他日未晚也」。予应之曰：「是何言与！人臣以利为心者，可与事君也乎哉？贪位慕禄，遇事循默而不敢言，非以利为心欤？以利为心，则亦无所不至矣。且士气不振久矣，在下者惟知爵禄之可贵，而决性命之情以争之；在上者惟知以爵禄足以笼天下之士，而视外廷之臣蔑如也。予为此惧，窃不自量，欲以区区之身而救一时之弊，岂苟然哉！况夫以左右史为未可言，而必待侍从；以侍从为未可言，而必待执政；以执政为未可言，而必待宰相；以宰相为未可言，而又必待其时，则果何时而可以言耶？此特保富贵、为妻孥计者之论耳，未可与语以道事君之说也」。客曰：「当其可之谓时，故言于可言之时则从，言于不可言之时则凶。今子之言时乎」？予应之曰：「当其可者谓当夫事之可者也，当夫事之可则为时，故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如必待其时之可，则龙逢、比干之徒当为罪人矣。昔之君子于邦有道则危言危行，故鲠直之论必陈于圣明之主，而防患之说必出于治安之世。禹之戒舜，以『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太保之训武王，以『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以帝舜、武王，而其臣之所告者若此，何哉？爱君之诚深，则纳君之言切故也」。客曰：「子之职当言而时可言，则吾既得闻命矣。敢问子之言曰：『变异不虚发，必有感召之因；灾害未易弭，必有销伏之策』。夫灾异之说起于汉儒，今子之言若是，揆于吾圣人之学，得无戾乎」？予应之曰：「昔高宗有雉雊之异，而祖己训王以『先格王正厥事』。宣王遇旱暵之灾，侧身修行而王化复行。孔子作《春秋》，于灾异必书，所以谨天戒也。汉儒乃附会而为之说，牵合穿凿，使人难信，此所以得罪于圣人。若夫遇灾而惧，正厥事以谨天戒，乃吾圣人之旨也，何戾之有」？客曰：「借使子得请而直前，则所论者将何为」？予应之曰：「孟子不云乎：一正君而国定矣。所谓正者，岂事事而为之哉？特在夫心术之间耳。兹事体大，未可以立谈判也」。客愕然曰：「曩也我有疑于子，今闻子之言，涣然冰释矣」。因叙其语，以为《释疑》。

臣伏准诏旨，以盛夏之月常寒久阴，灾异之来必有所自，令侍从郎官以及台谏条具阙失，欲以应天变、收人心、召和气。仰见陛下畏天之威，遇灾而惧，古帝王之用心也。臣待罪宪府，清问所及，敢不竭愚虑？臣闻天心之爱人君，自非大无道之世，则必出灾变以谴告警惧之；及其至诚修省，则转祸为福，捷于影响。《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盖不特有罪己之言，而有责己之实也。陛下罪己之诏尝数下矣，而天未悔祸，恐实有所未至尔。倘能应天以实不以文，则安知谴告警惧非诱掖陛下以启中兴之业乎？臣于去秋尝奏疏，愿陛下居处饮食、动作享用每以二圣、母后为念，词颇烦悉，颇简圣听。冀不以一日南面之乐而忘万里北狩之戚也，勿谓九重之邃外莫得而闻也。正心诚意，日慎一日，则何患天变之不弭，人心之不固，和气之不至乎？虽然，高宗有鼎雉之祥，祖己训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则事事欲其正也。臣请为陛下毕其说。常寒久阴，阳微阴盛之證也。臣者君之阴也，外国者中国之阴也，盗贼者凡民之阴也。方今朝廷不能制将，将不能制兵，强者怙宠有跋扈之风，庸者拥众为偷安之计。遣师而出，则必广求官爵金币而后启行，无功而还，则又泛第首级勋劳而邀上赏，虚张军数而冒请给。陵轹州县而取犒赐，小不如意，肆为敚攘。凡此则臣强也。敌人累年凭陵中夏，连陷郡邑，剧于破竹，深入淮甸，易于探囊，止于山东，偃然自肆，涉此夏暑，未有退期。使吾选将厉兵，固可袭取，今则上下畏怯，莫敢谁何。凡此则中国微也。狂寇溃卒蚁聚蜂屯，大者数万，小者数千，远则星布于京西而不胜讨，近则鸱张于淮甸而无所惮，或阴怀窥伺而邀求要地，或阳就招纳而公肆剽劫。凡此则盗贼强也。阳微阴盛，断可见矣。是以纪纲未立，号令不行，人心动摇，国势危蹙。而当长养之时，积雨弥月，寒气不收，宿麦坏于垂成，禾稼伤于方茂，物价翔贵，商旅断绝。秋冬之间，敌骑内向，盗贼乘之于饥馑之馀，其祸可胜言哉！天时人事至此极矣！陛下睹今日之势与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设盖与前日未有异也。俟其如今春维扬之变而后言之，则虽斥逐大臣，无救于祸。臣又闻汉制，灾异策免三公。故陈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而御史大夫萧望之谓：「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为意轻丞相。天变之来，宰相豫任其责。窃见某虽有勤王之功，初无王佐之略，论其材能则办一职而有馀，论其器识则斡万几而不足，算计见效曾未及于前日，岂不殆哉！唐张守圭破可突干有功，明皇欲相之，张九龄曰：「宰相代天理物，不可以赏功」。乃止。今某盖以勤王入相，不几于赏功乎？吴起与田文论功，文不及者三，朱买臣难公孙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终之田文相魏，公孙佐汉，言宰相自有体也。故黄霸长于治民，及为丞相，则功名损于治郡，以人之才各有分极故也。某人固未有显过，但经济之略未闻。若以防秋在迩，未宜罢免，则臣愚以谓不若更择文武全材、海内推服、公愿以为相者，亲擢而并用之，庶几叶谋共计，各效所长，弥缝其失而正救其灾，则天变亦可收、和气亦可召也。昔汲黯在朝而淮南寝谋，杜黄裳为相而两河剋复，盖其威望镇物，精神折冲，亦不必事事更张，而臣下为之凛畏，敌人为之竦詟，盗贼为之退听矣。伏愿陛下内极严恭寅畏以修其德，外更选用辅弼以修其政，人事既尽，天心必归。古人有云：「未至而言，固尝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今日之事实系存亡，顾畏避不言之罪清议不容，而触迕权要之罪圣明必贷。惟陛下留神，不以为虚言，则天下幸甚。

呜呼！余读《高宗肜日》，乃知古之谏争之法如此其优缓也。夫祖己之意，正以高宗典祀厚于近庙，至有雊雉之异，故作此书为戒。而其书之所言，乃言民之中绝厥命者，亦不知理义也。不若德，不听罪，则孚命以夭；若德听罪，则孚命以永。其意在民，初若不切于高宗，其终乃言王当以敬民为主，无或媚神以求福，至典祀厚于近庙也。其意优缓如此，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下既无失言之责，上又无拒谏之名，此三代谏争之法也，学者不可不熟思。

肃膺诏节，懋直谏垣。宸扆虚怀，朝绅动色。窃以载籍所盛，国家将隆。必退托于不明，以广开于众正。雉鸣于庙，祖己训近亲之丰；獒贡在廷，召公戒远物之宝。莫非迪哲，曾是交修。故稽盛德成功，必有法家拂士。恭惟司谏先生名照四海，识望万夫。蹈道甚高，驰颜闵之极挚；传经尤邃，造游夏之渊源。虽用之其怀不章，已凛然所至有迹。顷膺言职，实被眷知。谗慝弗容，忠固罔缺。与从俗以变化，宁奉身而别离。元圣袭兴，多士并饬。乐闻骏议，弼我丕基。虎豹所居，遂保藜藿之不采；雪霜何有，共高松柏之后彫。必建无穷之闻，以称非常之遇。端诚于国，方开争引之原；正色立朝，已见太平之象。兹维志行之伟兆，伫观枢近之极功。永念贱微，缪叨眷省。西郊尚往，均蒙利泽于斯民；北路争趋，莫获追参于下客。服膺载跃，汗简奚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