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九年，穆姜梦于东宫，初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高曾祖母与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则当厌屈不？昔鲁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书曰『葬我小君齐姜』。旧说云，妻随夫而成尊，姑不厌妇，妇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体，无疑于服重也（《通典》八十九）」。

从母小功五月，舅缌麻三月，礼非也。从母缌，时俗所谓姨母也。舅之与姨，俱母之姊妹兄弟，焉得异服。从母者，从其母而为庶母者也。亲益重，故小功也。凡称父母者，皆同乎父母之例者也。舅非父列，姨非母列，故舅不称父，姨不称母也。可称姨，不应称母。谓姨母为从母者，此时俗之乱名，书之所由误也。《春秋传》：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享之。《尔雅》曰「妻之姊妹同出为姨」，此本名者也。《左传》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卒。继室以其侄，穆姜之姨子也。以蔡侯、《尔雅》言之，穆姜焉得言姨？此缘妻姊妹之姨，因相谓为姨也。姊妹相谓为姨，故其子谓之姨子，其母谓之姨母。从其母而来，故谓之从母。从母、姨母，为亲一也，因复谓之从母，此因假转乱而遂为名者也。又《左传》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吊且会葬，曰「以肥之得备弥甥」。先儒曰「弥，远也，姊妹之孙为弥甥」。此临时说事，而遂可为名乎？亦犹从母转相假也。

或曰：「案准以经云从母是其母姊妹，从其母来，为己庶母，其亲益重，故服小功，非通谓母之姊妹也」。宣舒曰「二女相与，行有同车之道，坐有同席之礼，其情亲而比，其恩曲而至。由此观之，姊妹通斯同矣，兄妹别斯异矣。同者亲之本，异者疏之源也」。「然则二女之服，何其不重邪？兄妹之服，何其不轻邪」？曰：「同父而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故二女不敢相与重」。「然则舅何故三月邪？从母何故小功邪」？曰：「故母取其爱，是以外王父之尊，礼无厌降之道。为人子者，顺母之情，亲乎母之类，斯尽孝之道也，是以从母重而舅轻也」。曰：「姑与父异德异名，叔父与父同德同名，何无轻重之降邪」？曰：「姑与叔父，斯王父爱之所同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此叔父与姑所以服同而无降也（《通典》九十二引两条）」。

刘景升以妇人之不可逾夫，既已乖矣。按成粲云：「已自受重于父，不受重于祖，为祖母不应三年，亦可谓殊途而同谬者矣」。又刘智《释疑答问》云：「高曾祖母与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则当厌屈不」？昔鲁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书曰：「葬我小君齐姜」。旧说云：妻随夫而成尊，姑不厌妇，妇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体，无疑于服重也（《通典》八十九。）。

妇从夫嫡，曾高祖母，正体所传，并有重，何疑其亡先后（同上。）。

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吾闻诸孔颖达云。阳尊复兼乎阴。阴不能兼乎阳也。他日。余与董生言及易。生曰。吾闻诸毕中和云。举老而称也。请徵诸揲蓍。夫端策者。一变而遇少。与归奇而为五。再变而遇少。与归奇而为四。三变如之。是老阳之数。分措于指閒者十有三策焉。其馀三十有六。四四而运。得九是已。故易系注云。乾一爻。三十六策也。一变而遇多。与归奇而为九。再变而遇多。与归奇而为八。三变如之。是老阴之数。分措于指间者二十有五策焉。其馀二十有四。四四而运。得六是已。故易系注云。坤一爻。二十四策也。借如一变而遇少。再变三变而遇多。是少阳之数。分措于指间者二十有一策。其馀二十有八。四四而运得七。一变而遇多。再变三变而遇少。是少阴之数。分措于指间者十有七策。其馀三十有二。四四而运得八。故九与六为老。老为变爻。七与八为少。少为定位。故曰举老而称。亦曰尚变而称。且夫筮为乾者常遇七。斯乾矣。常遇九。斯得坤矣。筮为坤者常遇八。斯坤矣。常遇六。斯得乾矣。在左氏国语有之。晋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八非变爻。故不曰有所之。桉坎二世而为屯。屯之六二为世爻。震一世而为豫。豫之初六为世爻。屯之二豫之初。皆少阴不变。斯非八乎。卦由老数。而举曰六。筮由蓍数。故斥曰八。在左氏春秋传有之曰。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夫艮䷳（艮下艮上）之随。䷐（震下兑上）唯二不动。斯遇八也。馀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为卦主。变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史以为东宫实幽也。遇此为不利。故从变爻而占。苟以说于姜也。何则。卦以少为主。若定者五。而变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观之否师之临类是也。变与定均。即决以内外。今变者五。定者一。宜从少占。惧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谓艮之随。是谓之云者。苟以说也。故穆姜终死于东宫。与艮会耳。而杜元凯于此注。以为杂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臻极之理也。刘子曰。余与董生言九六之义。信与理会。为不诬矣。余又于左氏二书参焉。若合形影然。而世人往往攘臂于其间曰。生之名孰与颖达著邪。而材孰与元凯贤邪。历载旷日。未尝有闻人明是说者。虽余愤然用口舌争。持貌从者什一二焉。嗟乎。由数立文。所如皆合。昭昭乎若观三辰。其不晦也如此。然犹贵听而贱视。龂龂（五奸反）然莫可更也。矧无形之理。不可见之道邪。余独悲而志之。以俟夫后学。初董生言本毕中和。中和本其师。师之学本一行云。

第一指（馀一益三馀二益二馀三益一馀四益四）第二指（馀一益二馀二益一馀三益四馀四益三）第三指/（与第二指同）右挂从下起。指亦自下始。第一指法地。故益成偶。第二法天。故益成奇。第三人极法天。故同。

第一指（遇一益三并挂一为五遇三遇二并谓之少与一同）第二指（遇一益二并挂一为四）第三指/（遇一益二并挂一为四）右三指俱遇少。通计十三策。其馀三十六策。四四运之得九。为老阳。故易系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注云。阳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有六。

第一指（遇四益四与挂一为九）第二指（遇四益三与挂一为八遇三亦同）第三指/（遇四益三与挂一为八遇三亦同）右三指俱遇多。通计二十五策。其馀二十四策。四四运之得六。为老阴。故易系辞云。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谓阴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一百四十有四。

第一指（遇一益三并挂一为五）第二指（遇四益三并挂一为八）第三指/（遇四益三并挂一为八）右初指少。第二第三指多。以少为主。通计二十一策。其馀二十八策。四四运之得七。为少阳。

第一指（遇四益四并挂一为九）第二指（遇一益二并挂一为四）第三指/（遇一益二并挂一为四）右初指多。第二第三少。以多为主。通计一十七策。其馀三十二策。四四运之得八。为少阴。

第一指（遇少谓一二也并止于五）第二指（遇多谓三四也并止于八）第三指/（又遇少谓一二也并止于四）右初指少。第二指多。第三指又少。以多为主。通计一十七策。其馀三十二策。四四运之得八。为少阴。

第一指（遇多谓四也止于九）第二指（又遇多谓三四也止于八）第三指/（遇少谓一二也止于四）右初指第二指并多。第三指独少。以少为主。通计二十一策。其馀二十八策。四四运之得七。为少阳。

第一指（遇少止于五）第二指（又遇少止于四）第三指/（遇多止于八）右初指二指并少。三指独多。以多为主。通计一十七策。其馀三十二策。四四运之得八。为少阴。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夫艮䷳（艮下艮上）之随。䷐（震下兑上）唯六二爻不动。馀五尽变。变者遇九六也。二不动者。遇八也。

晋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夫屯䷂（震下坎上）六位尽。不遇六九。故不动。既无所之。即以世爻为占。桉屯是坎宫二世卦。故以一为占。则遇八。夫豫䷏（坤下震上）是震宫一世卦。以初六为占。亦遇八。韦昭于此注云。内曰贞。外曰悔。震下坎上为屯。坤下震上为豫。言得此两卦。震在屯为贞。在豫为悔。八为震。两阴爻在贞在悔皆不动。所以筮史占之。谓闭而不通者。爻无为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谓阳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当二百一十六言三十六者举老阳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谓阴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当百四十有四言二十四者举老阴也）。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六十四卦都三百六十四爻。阴阳相半。各一百九十二爻。阳爻一爻三十六策。合为六千九百一十二。阴爻一爻二十四策。合为四千六百八。

四营成易。本用穷神。三代演图。孰云疑众。甲志敦素履。学洞青囊。不言非圣之书。忽招诬善之告。虽九六布卦。我则背于周经。而七八为占。尔盍观于殷道。徒惊异象。曾是同归。辨数虽冠履相暌。得意而筌蹄可忘。且穆姜遇艮。足徵麟史之文。尼父得坤。亦验归藏之首。以斯偿责。可用质疑。

天地万物。杂然而生。圣人居其中。强为之命称。或以义。或以形。或因其自然。天地取其义者也。日月取其形者也。鸟兽因其自然者也。人既列氏赐族矣。得不务佳名而纪之。盖取婴儿三月目能眴。与人喜笑相答。因以名分之。以入生人之籍。贵贱一也。故传曰。子生三月之末。择吉日。剪发为鬌。妻以子见于父。执子之手。咳而名之。夫告宰曰。某年某日生。宰告闾史。书为二。其一藏于闾府。其一献于州伯。州伯命藏诸州府。诸侯世子则名而告之庙。为宗主也。天子则告于郊。见于天。明当继父承天也。二十而冠。冠而字之。表其成人也。所谓名以立身。字以表德也。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若鲁公子有）。以德命为义（若文昌武发）。以类命为象（若孔子首象尼某）。取于物为假（若伯鱼名鲤）。取于父为类（若子同与父同生日）。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也。三代之时。至殷尚质。直以生日名之。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太伯仲雍叔达季历是也。自周以降。随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异。负刍之贱。禦寇之强。杵臼籧篨瞢顽狂狡无知无忌不寿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顺也。鲁叔孙庄叔之败狄也。以虺豹名其子。晋穆姜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生又以千亩之战。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始兆乱矣。汉灵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为帝矣。后皆退之为诸侯之应也。如此吉凶悔吝。于是乎皆在。古人生而名之。长而行之。尚存其朴也。末世浮伪日生。幼虽行于闺门。长不达于州里。故又有官名小名之别。苟不因事而载之。则幼之名。没然不闻于后矣。彼吉凶悔吝。何从而知之。今自秦汉以来。编而纪之。至于神仙玉女之名。妇人臧获之字。亦无弃焉。及名涉怪奇。近于图谶者。亦附于内。谓之小名录。夫近者详。远者略。势使然也。其间遗落。请俟博闻。

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论，何也」？曰：「何止乎《系辞》。舜之涂廪、浚井，不载于六经，不道于孔子之徒，盖俚巷人之语也。及其传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于缪妄之说。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论。及其传之久也，后世反以谓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实不诬矣。由是曲学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殁，周益衰，王道丧而学废，接乎战国，百家之异端起。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也」。或者曰：「然则，何以知非圣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于学也，理达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犹有惑焉者，溺于习闻之久，曲学之士喜为奇说以取胜也。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吾尝以譬学者矣。『元者，善之长；亨者，嘉之会；利者，义之和；贞者，事之干』，此所谓《文言》也。方鲁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后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传《春秋》也，固多浮诞之辞，然其用心，亦必欲其书之信后世也。使左氏知《文言》为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说而疑后世，盖左氏者，不意后世以《文言》为孔子作也。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岂好非六经者，黜其杂乱之说，所以尊经也」。

《国风》之号起《周》终《豳》，皆有所次，圣人岂徒云哉！而明《诗》者，多泥于疏说而不通。或者又以为圣人之意，不在于先后之次。是皆不足为训法者。大抵《国风》之次以两而合之，分其次以为比，则贤善者著而丑恶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谓之比乎」？曰：《周》、《召》以浅深比也，《卫》、《王》以世爵比也，《郑》、《齐》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陈》、《秦》以祖裔比也，《郐》、《曹》以美恶比也。《豳》能终之以正，故居末焉。浅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于召。世爵云者，卫为纣都，而纣不能有之。周幽东迁，无异是也。加卫于先，明幽、纣之恶同，而不得近于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异姓者为后。郑先于齐，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为尧封。以舜先尧，明晋之乱非魏褊俭之等也。祖裔云者，陈不能兴舜，而襄公能大于秦，子孙之功，陈不如矣。穆姜卜而遇《艮》之《随》，乃引《文言》之辞以为卦说。夫穆姜始筮时，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尔，是《文言》先于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为诞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则季札观乐之次，明白可验而不足为疑矣。夫《黍离》已下，皆平王东迁、桓王失信之诗，是以列于《国风》，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无道，则周之乐工敢以周王之诗降同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为法者。昔孔子大圣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辞，然犹不公传于人，第口受而已，况一乐工而敢明白彰显其君之恶哉？此又可验孔子分定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为无据云。

童子问曰：「『《乾》，元、亨、利、贞』，何谓也」？曰：「众辞淆乱，质诸圣。《彖》者，圣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则乾无四德，而《文言》非圣人书乎」？曰：「是鲁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问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何谓也」？曰：「其传久矣，而世无疑焉，吾独疑之也。盖圣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执于象也，则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阙文多矣」。

童子问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谓也」？曰：「释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则变，《坤》爻八六则变，《易》用变以为占，故以名其爻也。阳过乎亢则灾，数至九而必变，故曰『见群龙无首，吉』。物极则反，数穷则变，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为首也』。阴柔之动，多入于邪，圣人因其变以戒之，故曰『利永贞」』。

童子问曰：「《屯》之《彖》、《象》与卦之义反，何谓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辞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动乎险中，大亨贞』，动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经纶』，不往而能经纶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众人也；治《屯》之时者，动乎险而经纶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问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谓也」？曰：「《蒙》者，未知所适之时也，处乎《蒙》者，果于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时而发也，患乎不果于自修，以养其德而待也」。

童子问曰：「《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何谓也」？曰：「《需》，须也，事有期而时将至也，云已在天，泽将施也，君子之时将及矣。少待之焉，饮食以养其体，宴安和乐以养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问曰：「《师》，贞，丈人，何谓也」？曰：「师正于丈人也，其《彖》曰『能以众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问可以王矣，孰能当之」？曰：「汤、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为毒也甚矣。然其以本于顺民之欲而除其害，犹毒药瞑眩以去疾也，故其《彖》又曰『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童子曰：「然则汤、武之师正乎」？曰：「凡师必正于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汤、武也。汤、武以应天顺人为心，故孟子曰『有汤、武之心则可也」』。童子曰：「『吉，无咎』，何谓也」？曰：「为《易》之说者，谓无咎者本有咎也，又曰善补过也。呜呼！举师之成功莫大于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仅得补过、无咎，以此见兵非圣王之所务，而汤、武不足贵也」。

童子问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何谓也」？曰：「王氏之传曰『万国以比建，诸侯以比亲』，得之矣。盖王者之于天下，不可以独比也，故建为万国，君以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万国之君共比于王，则视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问曰：「《同人》之《彖》曰『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类族辨物』，何谓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类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类而同其欲，则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则各从其类。故君子于人则通其志，于物则类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问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何谓也」？曰：「圣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际罕言焉，惟《谦》之《彖》略具其说矣。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无以异也。然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问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谓也」？曰：「于此见圣人之用心矣。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其乐也，荐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与焉。众人之豫，豫其身耳。圣人以天下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

童子问曰：「《观》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何谓也」？曰：「圣人处乎人上而下观于民，各因其方，顺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圣人所以顺之者，此所谓神道设教也」。童子曰：「顺民，先王之所难欤」？曰：「后王之不戾民者鲜矣」。

童子问曰：「《剥》，『不利有攸往』，《彖》曰『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者，何谓也」？曰：「《剥》，阴剥阳也，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于此时而止，与《屯》之『勿往』异矣。《屯》之世，众人宜勿往，而君子动以经纶之时也；《剥》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时也。剥尽则复，否极则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虚，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顺其时而止，亦有时而进也」。

童子问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者，何谓也」？曰：「天地之心见乎动，《复》也，一阳初动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万物者本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其《彖》曰『刚反，动而以顺行』是矣」。童子曰：「然则《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岂非静乎」？曰：「至日者，阴阳初复之际也，其来甚微，圣人安静以顺其微，至其盛然后有所为也，不亦宜哉」！

童子问曰：「《大过》之卦辞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者，其往乎？其遁乎」？曰：「《易》非一体之书，而卦不为一人设也。《大过》者，桡败之世可以大有为矣。当物极则反，易为之力之时，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为利而不为者矣。故居是时也，往者利而亨，遁者独立而无闷」。

童子问曰：「《坎》之卦曰『习坎』，其《彖》曰『习坎，重险也』者，何谓也」？曰：「《坎》因重险之象，以戒人之慎习也。习高山者可以追猿猱，习深渊者至能泅泳出没以为乐。夫险可习，则天下之事无不可为也。是以圣人于此戒人之习恶而不自知，诱人于习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也」。

童子问曰：「『《咸》，取女吉』，何谓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刚下柔，故其《彖》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则男女同类欤」？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谓各睽其类也。凡柔与柔为类，刚与刚为类。谓感必同类，则以柔应柔，以刚应刚，可以为咸乎？故必二气交感，然后为咸也。夫物类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异类而合，然后见其感也。铁石，无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针，则虽隔物而应。《彖》曰『观其所感，而万物之情可见』者，谓此类也」。童子又曰：「然则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异类乎」？曰：「天下之广，蛮夷戎狄、四海九州之类，不胜其异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为大，圣人所以为能」。

童子问曰：「『《恒》，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何谓也」？曰：「恒之为言久也，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来，与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代谢循环而不息，故曰『四时变化而久成』。圣人者尚消息盈虚，而知进退存亡者也，故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化成」』。

童子问曰：「『《乾》，亨，小利贞』，何谓也」？曰：「《象》，阴进而阳遁也，《遁》者见之先也。阴进至于否，则不正利矣。《遁》者阴浸而未盛，阳能先见而遁，犹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问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何谓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万物各得其随，则君子向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则君子出而临众。商纣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发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则，圣人贵之乎」？曰：「不贵也。圣人非武王而贵文王矣」。

童子问曰：「『《家人》，利女贞』，何谓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欤！《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则，何谓为独言『利女正」』？曰：「家道主于内，故女正乎内，则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祸，未有不始于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呜呼！事无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圣人于卦，随事以为言，故于《坤》则利牝马之正，于《同人》则利君子正，于《明夷》则利艰正，于《家人》则利女正」。

童子问曰：「《睽》之《彖》与卦辞之义反，何谓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时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则吉，大事睽则凶也。凡睽于此者，必有合于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则上下交而为泰，是谓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则否矣。圣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万物睽而其事类』，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异」』。

童子问曰：「履险蹈难谓之《蹇》，解难济险谓之《解》，二卦之义相反而辞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谓也」？曰：「圣人于斯二卦，辞则同而义则异，各于其《彖》言之矣。《蹇》之《彖》曰『往得中也』，《解》之《彖》曰『往得众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顺。凡居蹇难者，以顺而后免于患。然顺过乎柔，则入于邪。必顺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难者必顺人之所欲，故曰『往得众也」』。

童子问曰：「『《损》，损下益上』，『《益》，损上益下』，何谓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损民而益君，损矣；损君而益民，益矣。《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此之谓也」。童子又曰：「《损》之《象》曰『君子以惩忿窒欲』，《益》之《象》曰『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何谓也」？曰：「呜呼！君子者天下系焉，其一身之损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损者忿欲尔，自益者迁善而改过尔。然而肆其忿欲者，岂止一身之损哉？天下有被其害矣。迁善而改过者，岂止一己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过乎」？曰：「汤、孔子，圣人也，皆有过矣。君子与众人同者，不免乎有过也。其异乎众人者，过而能改也。汤、孔子不免有过，则《易》之所谓《损》、《益》者，岂止一身之损益哉」？

童子问曰：「『《乾》，不利即戎』，何谓也」？曰：「谓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尽，盖君子者养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长，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则必使小人受其赐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养小人。《夬》刚决柔之卦也。五阳而一阴，决之虽易，而圣人不欲其尽决也，故其《彖》曰『所尚乃穷也』。小人盛则决之，衰则养之，使知君子之为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禄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极而必反，不可以不惧，故其《象》又曰『居德则忌」』。

童子问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其《彖》曰『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谓也」？曰：「困，亨者，困极而后亨，物之常理也，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险以说』者，处险而不惧也。惟有守于其中，则不惧于其外。惟不惧，则不失其所亨，谓身虽困而志则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问『正大人吉，无咎』者，古之人孰可以当之」？曰：「文王之羑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问曰：「《革》之《彖》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何谓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则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纣之恶，天之所欲诛而人之所欲去，汤、武诛而去之，故曰『顺乎天而应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则，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尧传舜，舜传禹，禹传子是已。权者，非常之时，必有非常之变也，汤、武是已。故其《彖》曰『《革》之时，大矣哉』云者，见其难之也」。童子又曰：「汤、武之事，圣人贵之乎」？曰：「孔子区区思文王而不已，其厚于此则薄于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顺天应人，岂非极称之乎，何谓薄」？曰：「圣人于《革》称之者，适当其事尔。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于《乾》《坤》而称汤、武，可乎？圣人于《坤》，以『履霜』为戒，以『黄裳』为吉也」。

童子问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谓也」？曰：「非圣人之言也，何足问！《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无其辞，汝何从而得之？夫以新易旧，故谓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汤、武革命』者是也。然则以新革故一事尔，分于二卦者，其谁乎」？童子又曰：「然则《鼎》之义何谓也」？曰：「圣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饪也』」。

童子问曰：「《震》之辞曰『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者，何谓也」？曰：「《震》者雷也，惊乎百里，震之大者也。处大震之时，众皆震惊，而独能不失其守、不丧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彖》曰『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为祭主』者，谓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圣人所以传疑，《彖》之阙文奈何」？曰：「圣人疑则传疑也，若《震》之《彖》，其辞虽阙，其义则在，又何疑焉」？

童子问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谓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为之时也。时不可为矣则止，而以待其可为而为者也，故其《彖》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于斯时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则，位之所职，不敢废也。《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此之谓也」。

童子问曰：「『《归妹》，征凶』，《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人之终始也』，其卦辞凶而《彖》辞吉，何谓也」？曰：「合二姓，具六礼而归，得其正者，此《彖》之所谓归妹者也。若婚不以礼而从人者，卦所谓征凶者也」。童子曰：「敢问何以知之」？曰：「《咸》之辞曰『取女吉』，其为卦也，《艮》下而《兑》上，故其《彖》曰『上柔而下刚』，『男下女』，是以吉也。《渐》之辞曰『女归吉』，其为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刚，以男下女，皆与《咸》同，故又曰『女归吉』也。《归妹》之为卦也不然，《兑》下而《震》上，其上刚下柔，以女下男，正与《咸》、《渐》反，故彼吉则此凶矣。故其《彖》曰『征凶，位不当也』者，谓《兑》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妇所以正人伦，礼义所以养廉耻，故取女之礼，自纳采至于亲迎，无非男下女而又有渐也，故《渐》之《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者是已。奈何《归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问曰：「《兑》之《彖》曰『顺乎天而应乎人』，何谓也」？曰：「『《兑》，说也』。『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莫大于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劳与死者，非顺天应人则不可。由是见小惠不足以说人，而私爱不可以求说」。

童子问曰：「『《萃》，聚也』，其辞曰『王假有庙』；《涣》，散也，其辞又曰『王假有庙』，何谓也」？曰：「谓《涣》为散者，谁欤？《易》无其辞也」。童子曰：「然则，敢问《涣》之义」？曰：「吾其敢为臆说乎！《涣》之卦辞曰『利涉大川』，其《彖》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风行水上，《涣》」。而人之语者，冰释汗浃皆曰涣。然则涣者流行通达之谓也，与夫乖离分散之义异矣。呜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万物之象莫大于《萃》，可以有庙矣；功德流行达于天下，莫大于《涣》，可以有庙矣」。

童子问曰：「《节》之辞曰『苦节，不可贞』者，自节过苦而不得其正欤？物被其节而不堪其苦欤」？曰：「君子之所以节于己者，为其爱于物也，故其《彖》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者，是也。节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谓苦节者，节而太过，行于己不可久，虽久而不可施于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问其人」？曰：「异众以取名，贵难而自刻者，皆苦节也。其人则鲍焦、于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问曰：「《小过》之《象》曰『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者，何谓也」？曰：「是三者施于行己，虽有过焉无害也；若施于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过也。盖仁过乎爱，患之所生也；刑过乎威，乱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问曰：「《既济》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谓也」？曰：「人情处危则虑深，居安则意怠，而患常生于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济，则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问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谓也」？曰：「《未济》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济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于所宜居之方，以相为用，所以济乎未济也」。

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经，其传已久，莫得究其所从来而覈其真伪。故虽有明智之士，或贪其杂博之辩，溺其富丽之辞，或以为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邈然远出诸儒之后，而学无师授之传，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童子曰：「敢问其略」。曰：「《乾》之初九曰『潜龙勿用』，圣人于其《象》曰『阳在下也』，岂不曰其文已显而其义已足乎？而为《文言》者又曰『龙德而隐者也』，又曰『阳在下也』，又曰『阳气潜藏』，又曰『潜之为言隐而未见』。《系辞》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圣人所以成其德业者，可谓详而备矣。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义尽于此矣。俄而又曰：『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其德行常简以知阻』。《系辞》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者，谓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其言虽约，其义无不包矣。又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说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系辞》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辞』；又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又曰『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其说虽多，要其旨归，止于系辞明吉凶尔，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数说者其略也，其馀辞虽小异而大旨则同者，不可以胜举也。谓其说出于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谓其说出于一人，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缪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经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说如是，是果何从而出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见，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异说之攻之也，其肯自为二三之说以相抵捂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说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为一人之说，其可以为圣人之作乎」？童子曰：「于此五说，亦有所取乎」？曰：「《乾》无四德，而洛不出图书，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贞，则圣人于《彖》言之矣。吾知自尧舜已来，用卜筮尔，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说皆无取矣，然则，繁衍丛脞之言与夫自相乖戾之说，其书皆可废乎」？曰：「不必废也。古之学经者皆有大传，今《书》《礼》之传尚存。此所谓《系辞》者，汉初谓之《易大传》也，至后汉已为《系辞》矣。《语》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也』。《系辞》者谓之《易大传》，则优于《书》《礼》之传远矣，谓之圣人之作，则僭伪之书也。盖夫使学者知《大传》为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则三代之末，去圣未远，老师名家之世学，长者先生之馀论，杂于其间者在焉，未必无益于学也。使以为圣人之作，不敢有所择而尽信之，则害经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岂好辨者哉」！童子曰：「敢问四德」。曰：「此鲁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随》，而为《随》元亨利贞说也，在襄公之九年。后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数十年而始赞《易》，然则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为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谓左氏之传《春秋》也，窃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说，是左氏之过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为而传《春秋》，岂不欲其书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书，为孔子未生之前之说，此虽甚愚者之不为也。盖方左氏传《春秋》时，世犹未以《文言》为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则，谓《文言》为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童子曰：「敢问八卦之说。或谓伏羲已授河图，又俯仰于天地，观取于人物，然后画为八卦尔。二说虽异，会其义则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学之士牵合傅会，以茍通其说，而遂其一家之学尔。其失由于妄以《系辞》为圣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为之说也。河图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授之而已，复何所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须人力为之，则不足为河图也。其曰观天地、观鸟兽、取于身、取于物，然后始作八卦，盖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义，其创意造始，其劳如此，而后八卦得以成文，则所谓河图者何与于其间哉？若曰已授河图，又须有为而立卦，则观于天地、鸟兽，取于人物者，皆备言之矣，而独遗其本始所授于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图，此岂近于人情乎？考今《系辞》二说离绝，各自为言，义不相通，而曲学之士牵合以通其说，而误惑学者，其为患岂小哉？古之言伪而辨、顺非而泽者，杀无赦。呜呼，为斯说者，王制之所宜诛也」！童子曰：「敢问生蓍立卦之说。或谓圣人已画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义可知矣。其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者，谓始作《易》时也。又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谓前此未有蓍，圣人之将作《易》也，感于神明而蓍为之生，圣人得之，遂以倚数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尔。故汉儒谓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者，用此说也。其后学者知幽赞生蓍之怪，其义不安，则曲为之说，曰用生蓍之意者，将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数起之义害于二说，则谓已画卦而用蓍以筮，欲牵合二说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义，岂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则大衍之说是已。大抵学《易》者莫不欲尊其书，故务为奇说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则曲为牵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请益」。曰：「夫谕未达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据迹以为言。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盖略举其易知者尔，其馀不可以悉数也。其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云者，质于夫子平生之语，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观乎《彖》辞，则思过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圣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数同，而《乾》《坤》无定策，此虽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犹皆迹也，若夫语以圣人之中道而过，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则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闻命矣，敢不勉（」（《欧阳文忠公集》卷七八。以上李文泽校点）。）/乾：疑衍。

或曰：「敢问五行相生则吉，相克则凶，信乎」？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用之得其宜，则虽相克而吉；用之失其宜，则虽相生而凶。今夫水克于火，则燔烧可救；火克于金，则器械可铸；金克于木，则宫室可匠；木克于土，则萌芽可出；土克于水，则漂溢可防，是用之得其宜，虽相克而吉也。以水浸木则腐，以木入火则焚，以火加土则焦，以土埋金则𨫾，以金投水则沉，是用之失其宜，虽相生而凶也。是以《太玄》之《赞》，决在昼夜，当昼则相克亦吉，当夜则相生亦凶。《玄告》曰：五生不相殄，五克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继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相继则父子之道也，相治则君臣之宝也。今夫父之于子，能食之，弗能教之，则恩害于义也。君之于臣，能赏之，又能刑之，则威克厥爱也。恩害义则家法乱，威克爱则国事脩。吾故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也」。或曰：「吾子之言性命，何其异也」？曰：「吾之言也折诸圣，宜乎其异矣。命者，天之所以使民为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于善也。观其善则见人之性，见其性则知天之命。《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人之有仁义，所以顺性命也』。董仲舒曰：『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然则本乎天谓之命，在乎人谓之性，非圣人则命不行，非教化则性不成。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导民以学，节民以礼，而性成矣。则是圣人为天之所为也。《系辞》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由此观之，吉凶由人，乃《易》之教也。黄帝、尧、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若夫释人事而责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古之龟筮，虽质诸神明，必参以行事。南蒯将乱，而得『黄裳元吉』；穆姜弃位，而遇『元亨利贞』。德之不称，知其无益。后之儒生，非史非巫，而言称运命，矫举经籍，以缘饰邪说。谓存亡得丧，一出自然，其听之者亦已荒矣。《王制》曰：『执左道以乱政，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为人上者，必以《王制》从事，则《易》道明而君道成矣」。

对：《易》者，圣人所以尽人情之变，而非所以求神于卜筮也。自孔子没，学者惑乎异端之说，而左丘明之论尤为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尽心焉者，流而入于卜筮之事，甚可悯也。若夫季友、竖牛之事，若亲见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虽然，南蒯之说，颇为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黄裳元吉」。黄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饰也；元者，善之长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谦抑之心，而行之以体仁之德，以为文王之兆，无以过此矣。虽然，君子视其人，观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负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过一金之储。使之无故而得千金，则狂惑而丧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丧志哉。故曰：「供养三德为善」。又曰：「参成可筮」。而南蒯无以当之，所以使后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东宫，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其繇曰「元亨利贞」。而穆姜亦知其无以当之。故左氏之论《易》，唯南蒯、穆姜之事为近正。而其馀者，君子之所不敢也。杜预之论得之矣，以为《洪范》稽疑之说，通龟筮以同卿士之数。学者观夫左氏之书，而正之以杜氏之说，庶乎其可也。谨对。

某顿首启元中观文相公大孝服次：近者使还上状，计已尘浼。伏被八月二十五日所赐教墨，窃审迩来动静胜常，感慰无谕。秋暑未阑，信后伏惟孝履支福。蒙诲谕《华严》宗旨所以与《易》同别者，久逃虚空而闻昆弟亲戚之謦欬，慰可量也。然则书窃谓《易》象正类《华严》，以种种表法，含容无尽，世间出世间等无差别，与来诲有未合者，试毕其说。《华严》以一尘含法界，《易》含容无尽，此固二书妙处，不约而自合者。至《易》之立象以尽意，《华严》之托事以表法，则所谓一尘含法界，而含容无量者乃存乎其中。二书立象、表法以示人，正为此事，恐不当析而为二也。《华严》法界不可穷，而《易》断自乾坤以下，本无二理，世间出世间亦无二道。何以言之？《易》之卦以八周，其立象皆八；《华严》之方以十圆，其表法皆十。《乾》以三奇而尽天下之刚健，《坤》以三耦而尽天下之柔顺，六子亦然，故天地万物之情无不摄总于八卦者，重而错之，而其象遂至于无穷。此即《华严》法界之互相摄入也。夫以不可穷之法界而视乾坤，以百千三昧法门而视易简，其不相侔可胜计哉！然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法界之成坏，一沤之起灭是也；乾坤之开辟，一气之盈虚是也。宝刹现于毫端，一法周于沙界，远则不禦，不亦大乎？迩静而正，不亦小乎？此乃所谓一尘含法界，而含容无尽者也，岂有大小多寡之异耶？《易》以卦为时，其在《华严》则世界也，《易》以卦为才，其在《华严》则法门也。《华严》法界自香火海建立，如倒浮屠，递相围绕，其说至于不可说，然不离于十方；《华严》法门自十波罗密建立，为十信、十住、十回向、十地，有百千无量三昧法门，然不离于十位。《易》自乾坤建立，而为八卦，自八卦重而为六十四卦，其时其才，差别不同，而本之者八而已。占筮之法，自一卦复变而为六十四；步历之术，自爻策推之，其数相乘，有不可胜言者。此《易》之书所以配《华严》之无穷也。尝观十处九会，虽升诸天宫说法，而不离普光明殿，虽普现群生前，而常处菩提会。每会必有十方法界，诸佛菩萨同一名号，来集作礼，同一威仪，慰谕称赞，同一言说，乃至所事之佛，所从来国无不同者，此何理耶？譬犹镜镜相照，光明交处其中，妙影重重，相入无有穷尽。是故百亿天地即乾坤也，百亿日月即坎离也，百亿山海即艮兑也。阴极阳生，君子道长，佛世出也；阳极阴生，君子道消，佛灭度也。刚柔相推以生变化，世界生灭相因依也。六爻周流，循环无端，万物轮回，互高下也。由是言之，《华严》法界与《易》之《乾》、《坤》诸卦，岂有二理哉？尝观善财之入法界、遍参五十三善知识，童男童女，外道仙人，医卜船师，无不求也。妙高之峰，海岸旷野，城邑聚落，无不至也。文殊导其前，普贤示其后，弹指而楼阁开，摄心而佛境现，其表法之意微矣。然所以为菩萨道、行菩萨行者，则不出诸波罗密等法而已。六十四卦，善知识也；君子观象，善财遍参也。卦之象无所不取，而君子观之，无所不法。自彊不息，积小高大，非精进乎？自昭明德，作事谋始，非智慧乎？反身修德，俭德辟难，非忍辱乎？称物平施，施禄及下，非布施乎？惩忿窒欲，慎言语、节饮食，非持戒乎？立不易方，言有物，行有恒，非禅定乎？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茂对时，育万物，所谓慈也。议狱缓死，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所谓悲也。饮食燕乐，朋友讲习，所谓喜也。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所谓舍也。成卦之象，皆出于乾坤，君子观象，皆得于易简，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观之，《华严》法门与《易》之易简诸法，所谓世间、出世间岂有二理哉？《系辞》论八卦必妙之以神。八卦者，菩萨也，如所谓文殊小男、普贤长子之类是也。神者，佛也，如所谓毗卢遮那之类是也。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犹佛之有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之类，言之异也。八卦用事而《易》无作，诸菩萨说法而佛无言。散佛之体，则文珠得其理，普贤得其行，观音得其悲，势至得其智，合之则佛也。散《易》之体，则《乾》得其健，《坤》得其顺，六子得其动止，陷丽说入，合则《易》也。神无方也，《易》无体也。佛身充满于法界，无不在、无不为也。无芥子许孔中无虚空，无一尘中无佛身。翾飞蠕动，皆神之所妙；草木缕结，皆《易》之所存。反而观之，则大千法界与夫天地万物，皆在吾方寸之间。故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楞严》曰：「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圆，含裹十方，反观父母所生之身，犹彼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微尘，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此心地法门也」。为《易》之说，则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为《华严》之说则曰：「当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善用其心，则获一切胜妙功德」。心静而明，廓而大，虚而通，寂而灵，建立万法，为之主宰；而常患物蔽之，则明者暗，大者小，通者碍，虚者顽，所以操存而舍亡也。故《易》立象以含容无尽，《华严》表法，以一尘含法界，皆以其本来所有者示之，非能与其所无而增其所亏也。体此道者，莫若诚至。诚则不息，不息则悠久，悠久则博厚，博厚则高明。故曰：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己之性，能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与天地参。此致其诚，而天地万物得于一心者也。昔之发无上道者自十信始，故曰「信为道元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断除疑网出爱流，开示涅般无上道」。由此充之，为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成等正觉。犹育孩稚以为成人，养根萌以为成材，其骨节枝干初已具足，充大之而已。其悲愿之深，勇猛精进，为群生入诸恶趣，受种种苦，心不退转，而况死生、祸福、毁誉足惊怖动摇之乎？故能出入三界，游战十方，于梦幻中而作佛事，此致其诚，而《华严》法界得于一心者也。二者皆不出于心法，故吾侪之所当自事者心而已，了此则廓廓然更有何事？夫《法华》之喻，非不表法也，然不若《华严》全体表法之圆；《诗》之比兴，非不立象也，然不若《易》之全体立象之周。故窃谓二书，圣人以之立教于中国，佛以之立教于西方，其揆一也。然《易》之教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华严》之教顿，直以白牛之车接上根者。故《易》之教洁静精微，由域中以趣方外；《华严》之教广博妙严，由方外以该域中。此其不同者，而其归一也。两被来教，皆有不复措意儒术之语，初固疑之，今乃知以世间、出世间法判而为两之故也。夫昼之所想即夜之所梦，生之所履即死之所为；春之所种即秋之所穫。所以处世间者，即所以出世间者，儒、释之术一也，夫何疑哉！神通妙用在运水般柴中，坐脱立亡在著衣吃饭中，无上妙道在平常心中，愿试思之。常爱《合论》辨博条畅，无所拘碍，然绳以法度，得不谓之凿哉？孟子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行其所无事，则无恶于智矣」。夫所以恶于凿者，谓逆理也。顺水之理而凿之使通，何不可之？有禹导河而凿龙门，决汝、汉，排淮、泗，其所凿多矣。今濒江诸山，陡隳其半，石壁巉然，皆禹凿之馀。唯顺水使就下而趣于海，故能钖玄圭而告成功。使如近时凿三山以制河于两股之中，则真所谓凿者也。若《合论》者，其言顺理，乃所谓无恶于智者。宰予之对社木，孔子所以深责之者，非特以彊为之说而已，正为使民战栗，失周家忠厚之意。二者皆因来谕故及之，不知然否？

承录示襄陵《易传》，重烦颐旨，感愧兼深。近得崧老六月间书，第录寄《乾》、《坤》两彖及诸卦大象，今遂得全书观之，慰幸何已。顷见其所著《春秋集传》，辞意简古，如嘬橄榄，久方有味。意谓羲书亦然。今乃文采瑰丽，旨趣明达，引类释义，其言放肆该洽，如河汉之无极，殊出意表。乃知思精而才高，卷舒雕璞，无不可者，正当于古人中求耳。虽未暇深考，然领略其大意，卓然高识，发明圣人之旨者博矣。异时昭耀，决不磨灭，诚如所谕；然犹有间然者，惜其求于大象者太深，而求于彖、爻之象者未备也。大象未明一卦之体，有实然者，「天行健」之类是也；有假设者，「天在山中，大畜」、「地中有山，谦」之类是也。君子法之，有取其义者，有因其事者，有随其时者，有顺其象而法之者，有反其象而法之者，不可以一槩论。反其象者，正犹《华严》净行，会一切不善法皆为善法，此《睽》之所以同而异、《明夷》之所以用晦而明也。云雷为《屯》之象，君子以经纶规模，所以济屯而已，若以经象云、纶象雷则不可。山上有雷为《小过》之象，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三者皆过于所当过者而已，若求诸雷、山之象则不可。凡此之类，皆求之大象太深者也。彖以言一卦之才，爻以言六位之情，有是象则系之以是辞，拟之而后言，非苟然也。彖之象有取正体者，《姤》之「女壮」，《晋》之「锡马蕃庶」之类是也；有取互体者，《蒙》、《比》之筮，《大畜》之「不家食」之类是也；有兼取正、互体者，《屯》、《豫》之「利建侯」，《涣》、《萃》之「假有庙」之类是也；有取卦变者，《井》之「改邑不改井」，《噬嗑》之「利用狱」之类是也；有取时来者，《临》之「八月有凶」，《复》之「七日来复」之类是也；有取卦爻者，《中孚》之豚鱼、《小过》之飞鸟之类是也。孔子于《噬嗑》言「颐中有物」，于《鼎》言「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饪也」，于《井》言「巽乎水而上水」，于《小过》言「有飞鸟之象」，皆一见之，使学者比类而思焉。其实彖辞或事或物，莫不有象也。爻之象有一爻之辞而兼五爻者，若《比》六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是也；有兼四爻者，若《解》之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是也；有兼三爻者，若《师》六五「田有禽，长子帅师，弟子舆尸」是也；有无二爻者，若《姤》之九五「以杞包瓜」是也。有相应者，若《睽》之「厥宗噬虑，遇主于巷」之类是也；有相比者，若《丰》之「遇其配主」，「遇其夷主」是也。有取正体者，若「鸿渐于木」、「射雉一矢亡」是也；有取互体者，若「晋如鼫鼠」、「用史巫纷若」是也；有兼取者，若「鸟焚其巢」、「系于苞桑」是也；有取卦体者，若《颐》、《损》、《益》之龟、《大壮》之羊、《剥》之类是也；有取卦变者，若《无妄》之「不耕获」、「不菑畬」，《巽》之「先庚」、「后庚」，《丰》之「见斗」、「见沫」是也。有取爻之刚柔者，若《豫》有艮体，为介于石，而《困》之刚，爻亦为石；《节》有艮体，为不出门庭，而《同人》之柔，爻亦为门是也；有刚柔之爻兼取者，若《革》之九五，《颐》之六四皆为虎，《遁》之六二、《革》之初九皆为牛是也。时物不同，唯变所适，虽取之非一端，其实爻辞或事或物，莫不有象也。顷尝疑《观》「盥而不荐」当作沃盥之「盥」，谓其致洁诚以先之也。及考诸象，乃知为「祼鬯」之「祼」，盖卦体有祼鬯之象，其二体坤、巽，巽入也，坤地也，祼鬯入地，以求神于阴，所谓臭阴达于渊泉者也。祼、灌、盥，其字通用，见于小学。是以知欲定彖辞，不可不求于象也。又尝疑《姤》九五「以杞包瓜」，杞之象在四，谓初刚柔正应也。及考诸象，乃知象在九二，盖二居巽体，巽为木，木之坚忍而体卑者杞也。柔生于下，如足蔓之瓜，以杞包之，使得所附而不高，则柔道牵而不长，以之者五也，故为「以杞包瓜」。方《姤》之时，其权在二，其患在初，故羸豕也，鱼也，瓜也，皆初之象也；金柅也，包也，杞也，皆二之象也。使二能制初，则刚柔相遇，常为《姤》而已；不能制之，柔道浸长，而变二之刚，四阳皆为之遁。然则杞之权安得在九四哉？故二为包有鱼，四为包无鱼，为是故也。是以知欲定爻辞，不可不求于象也。今考崧老之说，亦以盥为致洁，以杞在九四，则误矣。凡此之类，皆求之彖、爻之辞未备者也。然区区妄见，有与说《易》者不同，而独与崧老合者，如《渐》上九「鸿渐于陆」之类是也；有大同小异者，如《中孚》之「豚鱼吉」之类是也。鸿之为物，以知进退为义，进至于陵，极矣，故复渐于陆者，以退为进，所谓进退可度也。故其羽可用为仪，吉。在象则下艮为陆、上巽为进退是也。而说者唯求进义，至欲改陆以为逵，不亦过乎？崧老虽不取象，而亦以为退之渐者，以义得之也。《中孚》成卦，二阴偶于中，四阳周于外，盖有胎卵孚保之象。胎生之多者莫如豚，卵生之多者莫如鱼，故其象为豚、鱼吉者，圣人仁心感物及于胎卵，其政则所谓不麛卵、不杀胎，取鸟兽鱼鳖必避其孚乳之时是也。崧老之说，谓《中孚》有伏卵之象，得之矣；而谓三之象为豚，四之象为鱼，则非也。方欲参订以崧老之是者，正此之非，而以考于象，偶有得者亦以告之，庶几有以互相发明也。夫《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犹今之像设，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使观象者有所考焉尔。审象而得之，如高宗以梦而得傅说；循名而失之，如燕人市璞而得死鼠。由规矩以为方圆，然后可以议方圆于规矩之外也；即阴阳度数以求道，然后可以见道于阴阳度数之表也。相马者按法式以求之，则仪氏羁中，帛氏口齿，谢氏唇鬐，阙一不可；及其至也，则牝而黄，牡而骊，足以得天下之马。未能察马之法式，而曰我能得马者，妄也。鱼兔得，筌蹄捐，淳酎流，糟粕弃，此为得象者言，而非求象者之事也。所著《释象》诸篇，方欲即此以求象，讵敢自谓得哉，然用心则苦矣。平时观书，常患涉猎多，以意读而弗深考，偶有所得，随亦忘失。唯笔削之，则说而不通必思，思而不得必考，沉思博考，心醉神开，然后得之，此训释前言所以不为无补于学也。虽然，岂敢谓足以垂世哉，聊以自娱永日而已。《易》者忧患之书，学于忧患之中乃能有得，正犹诗之穷然后工也。虽不欲示人，至于朋友同志，亦所不秘也。今掇《释象》中数十条，如前所言者录致左右，乘暇试观之，或有可取，不至如宰予之对社，愿以一字定褒贬焉。其乖于理者，亦望一一疏示，琢磨之益，正望于左右也。然窃告勿以它示，盖其间亦有未安，随得随改者，未欲拈出，惟并此书能因便风录以寄崧老，幸甚。时方艰难，吾三人者皆羁旅数千里外，而书疏往反，所论如此。书生习气，真可笑也！互体、卦变见于《春秋传》所载占筮之言，其来久矣。时来者，刚柔相推相文之法；俯仰者，卦之覆变，九师之流各祖述之，以自名家，皆古法也。汉、魏间谈《易》如京房、翼奉、陆绩、虞翻之徒，则一槩以象而不及义，故其取象迂阔而烦，多悖于义，因以失象者多矣。自辅嗣而降，则一槩以义而不及象，故其训义不得辞之所指，因失立象之意，亦不为少。二者胥失也。孔子赞《易》，盖兼备焉，象少义多者，欲学者精以思索，惟于十三卦制器尚象大振发之者，举一隅之意也。平时尝疑今之筮者，惟用爻辞，而彖辞几于虚设，又诸爻皆变，莫之适从。因考古之占法，乃知爻有变，则从爻辞，如陈侯之筮，敬仲遇《观》之比，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是也；爻无变，则从彖辞，如孔成子之筮，卫元遇《屯》，以示史朝，曰「元亨，利建侯」是也；二爻以上变，则从所变之彖辞，如穆姜之筮，遇《艮》之随，元亨利贞无咎」是也。如此之类，非考则弗获，此思、学之所以必兼也。亦恐欲知，故因垂问时来、俯仰，附著于此。信笔作书，不觉辞费，然公方北归，我正南渡，自此书问势难数通，而况欲窥寻声光耶？会晤之期，益以远矣，故因论《易》、《华严》之合辙，以所妄见者以告，庶几坐进此道，则虽湖海阻邈，未尝不若谈笑于一堂之上。其或未然，切望镌谕，敢不钦承。馀惟为天下自重，不宣，某再拜。

人心，神明之府，天地之镜也，万物之鉴也。虚而灵，寂而通，固可以无卜筮而知吉凶；所不能然者，物蔽之也。故必假于蓍龟神物，然后能知之。龟曰卜，蓍曰筮。卜所以兆象也，自阴阳五行之象交感而生爻者，为雨、霁、蒙、驿、克，故卜之用五。筮所以兆数也，自阴阳五行之数错综而成卦者，内为贞，外为悔，故筮之用二。卜筮之用，以其从违断天下之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故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于蓍龟。《易》之道，以卜筮者尚其占。而卦爻之变专以筮为主者，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神明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卦爻本于数，而数本于蓍故也。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连山》、《归藏》以静为占，故爻称七八；《周易》以动为占，故爻称九六。七八者，少阴、少阳之数也，阴阳之少虚而未盈，故静而不变；九六者，老阴、老阳之数也，阴阳之老盈而已极，故动而变生。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故《易》以动为占，所以卦爻之辞其变不一者，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所指不同故也。一爻变，则其占用所变之爻辞。陈侯筮敬仲，遇《观》䷓之《否》䷋（六四爻变。），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之类是也。二爻至六爻皆变，则其占用变卦之彖辞。穆姜筮居东宫，遇《艮》䷳之《随》䷐（六二不变外，馀爻皆变。），曰是在《周易·随》「元亨、无咎」之类是也。六爻皆不变，则其占用本卦之彖辞。晋公子重耳筮得晋国，遇《贞》、《屯》䷂、《悔》、《豫》䷏，皆八，曰「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之类是也。古之占筮，以辞为主，而又论卦爻之体。若毕偃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为公侯卦」之类，论卦体也。若晋成公筮归国，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之类，论爻体也。率之以卦爻之辞，揆之以卦爻之体，而凶吉之理明矣。后世占筮有世应之说，有飞伏之候，有归魂、游魂之法，有纳甲、纳音之术，有星躔、气候之数，以五行之生克比和六神之王相囚废，决定吉凶。而京房、郭璞、焦赣之流，又各以其术制《易林》，春秋占法殆废。至近世，则诸家之术亦失其传，所谓以卜筮尚其占者，或几乎绝，可胜慨哉！惟依古法主卦爻之辞而兼论其体，参以诸家之术，庶几得之。今掇取六经、《春秋传》、《国语》所载占筮及诸家之术可用者，史氏所传占筮术数之精微者著于篇，作《类占》。

潜龙之辞，非《姤》之正体也。《乾》初九所变而属于《姤》，是《乾》之《姤》而已。黄裳之辞，非《比》之正体也。《坤》六五所变而属于《坤》，是《坤》之《比》而已。自《乾》、《坤》而下，莫不如此。不然，则《乾》九二所变，何以谓之「其同人」？九五所变，何以谓之「其大有」？而董因之筮晋文，六四不变，何以言得《泰》之八？鲁史之筮穆姜，六二不变，何以言遇《艮》之八乎？夫自《乾》之《姤》以至《未济》之解，宜皆若此，而其义则不可一言尽。若古筮史所言，虽传之简册，而或杂以互体，或推诸五行，或源本阴阳之流，或傅会占者之事，或揆度一时之宜，其说岂不或中，而不皆合羲文周孔之本意。愚以颛蒙之资，被过庭之训，幼习句读，长闻崖略，而身袭儒服，义学是主。年踰知命，尝为说以记所闻。而今老矣，幸若天诱其衷，复有变体之说，凡数万言。姑集成编，以俟君子之深于《易》者而折其当否焉。

问：后夔、师旷之于音而有惉懘，非所以为善乐也；王良、造父之于马而有蹶骤，非所以为善御也。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于政，而犹有疏阔，乌得为善治者哉？孔子曰：「行夏之时」。盖以建寅之正奉天时，授民事，为最正者。夫夏之时既已尽善，而商、周何乃建子、建丑，纷更之为四时之令，十二气之事，无乃舛逆而不顺欤？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禹勤劳于天下，民之便不便，利害纤悉之际，宜无不尽者，而贡犹有所不善者，何也？夫助法既已善矣，而周人必改为彻，岂亦好为更张而不宁者欤？周初五刑之属二千有五百，轻刑与重刑相若，文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至穆王始作《吕刑》，其属三千，减大辟三百，宫刑二百，而增墨、劓为千，使轻刑多而重刑寡。夫周之初，其刑皆重，而今始轻，意者文、武、成王、周公之仁，不及穆王欤？三代之法可谓尽美矣，而时独夏为正，赋独商为善，刑独周穆王为轻，凡其法皆圣人作，而各有未尽，常求其说而不得，愿与诸君论之。

问：所贵乎圣者，贵其能知天命也。命当行耶，吾之道与之偕行；命当止耶，吾之道与之偕止。盈虚消息，周旋曲折，圣贤之所昭彻独见乎此，其必无失也矣。然而孔子执贽行于天下，所见之君无虑数十，而尤眷眷于槔灵、鲁哀、齐景而不去，甚者至于南子之污、公山佛肸之叛而犹往焉，何其求用之汲汲？战国之世，则又大异于春秋矣，而孟子持必不可合之说，以见不足与有为之君。如齐之宣王，既已不能用孟子，而犹徘徊于昼，以待其召而复也。虽蕞尔之滕，其在天下眇然甚微，而亦与之论王道，惟恐其不见用也。无乃于道自轻而不自重欤？岂知其不可而强与之欤？抑不知其不可而冒进欤？皆非所以为知天命者也。圣贤之意将安在，愿与诸生辨之。

问：天生财而民用之，君理之，必使民裕于下，君足于上，上下兼得而不可以一缺，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然夏、商、周之时两得之，汉、唐之时两失之，有不可不论者。禹之治水，勤天下之力，冀、兖之作至十有三载乃同，而馀州犹不与焉。汤之兴以七十里之国，而文王、武王亦不过百里。当其初造之时，四方君长日交于廷，征诛之师日出于外，汤又以馀力饷葛伯，文王亦岁奉商之职贡。当此时，泽梁不禁，关市不征，赋敛薄而国不匮，民不困，未尝闻其理财，而沛然常有馀，卒以此成王业，此何为其然也？至于汉、唐以全盛之天下，而又理财之道日夜讲求，无所不至。汉之榷酤、盐铁、白金、皮币，唐之隐户剩田、间架之利、转漕之法，无所不用。桑羊、孔仅、赵过、宇文融、第五琦、刘晏、李巽之徒，鞭算心计，无所不尽。然而君民皆耗虚，至以此生变，此又何为其然也？岂天之生财饶于古而啬于后耶？抑时有盈有虚，而术有善不善耶？恭惟国家军国之费亦广矣，然比年以来罢力役之征以惠四方，又念蜀远民或有未裕，则万里遣使，求所以裕之者甚惠。日者恩诏之下，所以搜求其条目，罢而去之，以厚民者甚备，普天之民孰不衔戴？而蜀民呼舞独为甚切，吾君吾相泽流天下为甚大矣。其所以足国裕民而两得者，近所未有，此亦何道而然欤？夫不求汉、唐之失，无以知夏、商、周之得；不观夏、商、周之得，无以见今日之美，愿详著之于篇。

问：异学之在天下，君子必锄而去之者，以其有害于吾之道也。孔子曰「恶莠，恐其乱苗」，「恶紫，恐其乱朱」。所恶者，恶其似是而非耳。夫异学者，必并缘圣人之说而有甚似于其间，墨氏兼爱而同是尧舜，许行欲君民并耕而其说本于神农，孟子因而辟之，岂非以其近似而为害深也欤？吾宋元祐间，伊川程氏进于朝，其学始盛于伊洛，至今而遂广及于天下，其说一本于《中庸》、《大学》，举诚与恭以为谨独之要，务在默识力行而去人欲，而全天理，凡佛老杂说皆摈斥不道，而一以孔氏为宗。天下之士见其本于孔氏也，是以波荡而从之，无疑其说之是与非，同与异，甚似而难辨者，与墨氏、许行又相远也。而论者疾之，断然以为奸，何哉？今庙堂之上又将行其说，而言事之臣皆谓异学而攻之，抑以其似是而非欤？而推原程氏之学所从得与其所从失，于吾夫子之道是否同异果如何，以明晓天下，庶几少佐今日扶正道、去异学之治云。

问：今学者率喜措意于性命之表，务为滉漾不可究知之说，以为圣贤之极至。礼乐之文绸缪委曲，灿然可以相接，则指以为粗云。往往荡然习放旷，而以区区之文为不足学，学其极至者斯已矣。吁，亦既甚病哉！且唐虞之盛而皆出于周旋揖逊，其所以变化天下之士，使之日就道德之质，各适于文武之用，刚柔缓急皆不失其中，进退语默而无愧，死生祸福之所不能动者，意其当时必有大出于礼乐之外。然唐虞远矣，犹可以想见者，惟其雍容之风尚在耳。而三代之法又养之于大学，试之于射宫，其文为甚详。士生其间，出入于和鸾玉佩之中，而燕处于雅颂琴瑟之际。衣服有常，几杖有铭，视听言动莫不有节，若此者抑亦可以为粗欤？则洒扫庭内，槔武之所警，恂恂乡党，孔子之所居者，皆今之学者所尝忽也。而二圣人之所笃行者独何哉？然昔之论君子者，以为不必相与言也，以礼乐示之而已。夫礼乐之用又何以不言而相示欤？夫成于乐，立于礼，所以为学之终始者，其旨安在？愿闻其实。

问：振天下于怠惰废弛、因循茍且之中，而与为刚健奋振、卓然有立之治，此人君之最难能，古今之最难逢，当世仁人君子、豪杰有志之士所以咨嗟愤闷，慕望而不得见者也。自非人君赫然有立于上，而天下之人杂然应之于下，有不能至者矣。昔者周之治放于柔弱，宣王起而振之；汉之治放于因循，宣帝起而振之；唐之治放于姑息，宪宗起而振之。三代以来，迄于五季，独能以刚健振起者，惟此三君而已，是可谓难得也矣。夫岂三君者独能赫然自为之哉？盖亦天下之人杂然应之，而后能至于此也。尝考之于其书，周家之臣，王命之肃，必与将之，邦国之否，必与明之，衮职之阙，必与补之，何其忠也！神爵、甘露之间，至于文学法理、工匠技巧之事，皆极其能，何其精也！元和之初，荐士三十，以助成其治者，何其盛也！岂天下之人自尽其力而为之欤？抑三君者有术于此以起之欤？不可不究明其所以然。恭惟主上当中兴平定之馀，虑天下之人久废于无事，英断独运，动荡振刷，而大作起之，广开众正之门，杜绝群枉之路，宪度一新，威令一振，风声所暨，际天所覆，罔有内外，莫不悚动鼓舞，以观千载希阔之举。《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欲使天下之人尽革去前日怠惰废弛、因循茍且之风，群臣皆如周之忠，万事悉如汉之精，众才又如唐之盛，以大应今日惟新之治，将何道而可？其并三君所以然者悉陈之，以佐今日之万一云。

问：三代以降，天下之俗，何纷纭其亟变也！一时之士必有一时之俗，一时之俗必有一时之弊，一时之弊必有一时之害。未有有士而无俗，有俗而无弊，有弊而无害者，此何为其然也？士患智不足以识变，而战国之士智而至于诈；患勇不足以立事，而秦之士勇而趋于利；患无宽柔和易之行，而西汉之士柔则失于偷；患无刚毅挺特之操，而东汉之士刚则陷于讦；患无高远之志，晋之士高矣，而荡为虚浮；患无文章之用，唐之士文矣，而流为华靡。岂三代而下者，其俗终不可革欤？凡所以至此者，其故何也？其始必有以作之，作之必有其端；其终必有以成之，成之必有其渐。以至于风成俗定而不可复改，此又不可不求其故，而论其所以然也。其始不过出于士之所习尚，而其利害祸福及于天下而莫可解，其可不思所以救之之道欤？今欲使天下之士智而不至于诈，勇而不趋于利，柔不偷，刚不讦，高不荡于虚浮，文不流于华靡，去数代之弊，以成一代之俗，其亦有道于此乎否也？《易大传》：「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所趋甚异，而圣人以为同，何耶？太公佐武王伐商，其功列于《诗》《书》；伯夷不食周粟，而《传》称其仁。是皆天下之大老，尝经圣人所去取者，而不同犹如此。出于圣人之后，而其趋异者将何以定其同与否耶？张良佐汉有天下，终从赤松游；而四皓则遁秦，亦不仕于汉；梅福尝上书论事，一朝弃官以去；扬子云校书天禄，严君平、李仲元皆其友也，而终于隐；严光当光武世，亦可出矣，而老于钓；荀爽，申屠蟠，徐孺子之于辟命，或就，或不就；诸葛孔明、庞士元事蜀，而庞公采药鹿门不反。当此时，管宁亦不应朝命，晋孙登居宜阳山，但抚一弦琴而不言；陶潜尝为县令矣，而赋《归去来》；王通讲道河汾，著书垂后，盖有志于世者，而称仲长子光为天隐。是众贤者之所以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其意各安所出？于君子之道其亦有合乎否耶？所趋如此其不齐，其心果同乎否耶？

问：甚哉，文章之变，其得丧之关于天，而盛衰之关于世也！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之用否，其大矣哉！三代之盛，训诰誓命之文，风赋雅颂之作，道德仁义礼乐寓于其中，圣贤之心术，天下理乱之几微皆在，得非关于天者哉？至其衰季，孔子出焉，删定系述之文作，而其用被于千万世，何其甚盛也！岂亦禹、汤、文、武有以作成之欤？汉司马相如辈所作，而班固遂以为汉文章与三代同风，其果信然耶？然固之论，如贾谊、司马迁、扬雄，不在其列，何也？唐文自太宗以来，犹未改六代浮靡之习。大历、贞元间，韩愈、李翱、柳宗元出，而唐文始复古，亦可以庶几三代之文否也？汉、唐之文，君亦有以作成之欤？恭惟吾宋二百馀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盖其始盛于庆历、嘉祐、治平，而后一振于元祐，文采述作、论议术学众多繁夥，又非汉、唐之所可几及矣。然则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亦以何道哉？夫得丧之关天，盛衰之关世，千百年之间，其盛不过汉与唐与吾宋三而已。但吾宋之文章，其所从兴与其所从盛者何由？与三代、与汉、与唐何辨？作成之道何由？断而论焉，一王之法为百世之鉴可也。

问：为天下者既有已行之法，必务为可见之效，而后天下可为也。使其法令虽行而成效不见，民不被其实利，而国不蒙其休美，则所为法令者，是徒为无益之文具而已，其将何以致天下之理哉？国家自军兴以来，岁周一星有半，亦久矣，今始享一旦息肩之安，则夫所以讲求乎国本，设为已行之法而责其可见之效，使民厚其业而乐其生者，在今日所不可缓也。昔汉文当高祖创业之后，专以农为务，其诏之为农而下者十常六七，亦以其不可缓焉耳。是以当时海内富足，兴于礼义，几致刑措，亦其效之可见者也。主上比岁以来务农之诏旁午于郡县，不啻汉文之日矣，而犹以农不加劝，谷不加多，户口不加益，而仓廪日虚为叹，何哉？日者下诏旨，欲责漕臣，使率属部守令正经界，均赋调，趣耕殖，以为民仰事俯育、养生送死之计，夙夜之意至深切也。然考之于田野之间，则今日之弊犹前日也。经界之未正，赋调之未均，耕殖之未趣者，尚多有也。呜呼，当循习之久，经界未易正也；多寡之不齐，逃匿隐落之不一，赋调未易均也；荒芜之多而游手之众，耕殖未易趣也。然则将何术以正之、均之、趣之，使效有可见而法不为虚行，使民被实利而国蒙休美哉？方求其术而不得，诸生其条陈之。

问：三《易》之书名之所命必有其义，书之所作必因乎人，卦之所次，数之所占，孰同而孰异？取而为卜筮者，孰当而孰否？其推明之。

甚矣，道之难明也。闻道者多而知道者少，语道者众而味道者希。其弊盖起于世之儒者，措意太过，立言太高，而不能知道之深，味道之切，是以道日远人，而人亦以道为清虚无用之物，举而措之庄、老之间，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尽。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道也，非言文也。语道至是，则道之兴亡，非天而何！茍天下幸遇圣人，百度修明，庶政和穆，则是道也，应入于刑名度数之间，而为礼乐刑政之化。天下不幸而逢暗世，则是道也，亦将自晦于无用之地。历古而来，圣圣相承，虽所尚之不同，所为之各异，而区区所传，亘千古，历万变，亦无非是道而已矣。故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三圣相承而守一道，故《系辞》亦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故古之圣人所以体道之妙，用道之实，其示天下也，虽有可见之迹，而实运于不可见之心；虽有可知之事，而实藏于不可知之用。其举而为事业，则可知而可见者，常载于《诗》、《书》；其化而裁，通而变，不可见而不可知者，独传于三《易》。则《易》之书，实天之所畀，道之所在，岂可轻议之耶？昔伏羲之作造于太古之初，其圣神之妙，仰观俯察，可以画卦矣，然而未敢以自为也。及龙负图而出于河，龟负书而出于洛，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文王当明夷之时，羑里之难，险阻艰难备尝之矣，重爻之意，亦未敢以自擅也。及凤凰之至，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仲尼值晚周之衰，负天纵之将圣，以好学之不倦，亦可奋然而兴《易》道矣，然亦未敢自专也。亦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逮夫五十以学《易》，且韦编三绝，岂非是书也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而圣人亦不敢以轻议者耶？向使凤鸟不至，而河不出图，是数圣人者，亦泯然而已矣。奈何圣人虑患之心，思天下后世之切，至以谓吾而不言，千百载之后，吾之所为妙用者蔑而不传，则道亦从而丧矣。是以伏羲、神农、黄帝则有三《坟》焉，夏、商、周则有三《易》焉。三《坟》亦三《易》也，三《易》亦三《坟》也，其妙道一也。是皆圣人不可易、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间。盖是书也，亦幸而出于三皇之时，而显于三代之际；亦不幸而罹春秋，更战国，遭秦历汉，泯没于千百载之后，遂使腐儒曲学得以肆其臆说，妄议上古，遂以为无用之具。虽或取信于一时，然亦不过目之为卜筮之书。大抵其说不过有四：以为春秋之时，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楚子指以视子革，以能读古书。春秋之至今几千百年矣，时之久远，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历古而来，典籍之阨，不可胜数矣。风雨之沾霈、水火之沈烬亦屡矣。西汉之兴，虽间出于屋壁之藏，未必能无遗散者。故汉下求书之诏，是书亦不显于是时。《艺文志》所录古书为详，而是书亦不载于当世，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周易》实出于近古，遭秦焚书，又以卜筮独得不废罢。然而「载鬼一车」，「需于血，出自穴」，与夫《系辞》所谓子曰之辞，后世之议者未免致疑于其间，况是书《姓纪》、《皇策》、《政典》之篇，文辞质略，义旨深厚，不可以言语造者，又焉能晓其义耶？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羲和湎淫，夏后征之，其出征之辞引《政典》曰：「先时者杀，不及时者杀」。后世莫不以为夏后氏为政之典，虽孔安国亦莫不以为然。今此书《政典》之篇，颇与《书》合，则其辞之可具载于《诗》、《书》，隐而难知，略而不详，又不过如此，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呜呼，历是四疑，而遂使三皇与夫文王、孔子尽心者流，非特郁郁不伸，又入于卜筮之学。夫岂知治天下之妙用实在于此，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者欤？噫，所不可知之事阙之可也，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茍不能然，而簧鼓邪说，妄指圣人之书以为伪妄，吁可痛也！幸承明问之，及欲论是书之义，则非止十稔之穷思，数万之累辞，盖圣人之神道妙用寓于其间，而实非区区场屋之文敢议也。若夫止于名之所命，书之所作，卦之所次，数之所占，与夫取而为卜筮，下及诸儒之论，秘府之藏，则亦不敢不论，以攻邪说。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以淳厚化斯民，天人之妙趣，性命之至理，蔼然见于当时。故天不爱道，《河图》、《洛书》复降是道以助至化。元丰之七年，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属，历唐州之比阳，是书复出于野民之家。天之未丧斯文，岂特斯民之幸，而亦吾道之幸也。昔孔安国叙《书》，以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天道也。今考《坟》之所以有三，曰山坟，言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谓之《连山》；气坟，言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谓之《归藏》；形坟，言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谓之《坤乾》。盖《坟》虽兆于三皇，而其道实显于夏、商、周之际。故仲尼常曰：之杞而得夏时，之宋而得坤乾。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此其命名之义，作书之人，有如此者。《连山》之书以艮为首，《归藏》之书以坤为首，《坤乾》以乾为首。虽三《易》之书卦之易次，名之不同，而其经卦皆八，其重爻皆六十有四。及夫揲蓍布数，取以为占验，则阴阳老少之文，大抵亦不离乎七八九六而已。盖七八者，少阴少阳之数；而九六者，老阴老阳之数。天地之所为，时运之所会，虽圣人亦岂得与夺于其间耶？此其次卦之序，占数之际，虽稍有不同，大抵如执会要，以观方来，终于殊途同归耳。此其卦之所次、数之所占，其同异有如此者。然而《周礼》独载是书于太卜筮人之官，而纯取以为卜筮，遂使圣人之神道，以为后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设。先儒或以《周礼》为战国之说，不足怪者。且左氏好巫，其所载占筮最为详悉。以《周易》为占者十有六，以《连山》、《归藏》为占者一。南蒯之筮，《周易》之筮者也，遇《坤》之《比》，其繇曰：「黄裳元吉」。穆姜之筮于东宫，此《连山》、《归藏》之筮也，遇《艮》之八，其繇曰：「元亨利贞」。是南蒯、穆姜之筮皆吉兆，然而咸以为不祥之事。惟此二兆颇为近正，其馀又怪诞不经，则是书谓之卜筮则可，谓之纯为卜筮则不可，此其所以为卜筮者如此。然是书之不幸汩没于世，而杜子春、郑康成皆先儒之美者，而无一言以及之，又从而为之说曰：「此阴阳之说也」。惟杜预、孔安国辈粗能得之，而亦纷纷藉藉，终以不振。至于隋唐之盛，括囊典籍，文物灿然，而秘府所藏，尚不过《连山》、《归藏》二十三卷，而《坤乾》之书，亦未见其间，此其诸儒之论，秘府之藏，不过如是而已，此三《易》之始末也。抑尝论之，书之泯没于世，非大圣大贤则不能振起之也。有若《荀子》，有若《鹖冠子》，有若《仪礼》，有若《墨子》，非韩愈而振起之，则与异端邪说并弃于世矣。有若《列子》，有若《文子》，有若《鬼谷子》，有若《亢仓子》，非柳宗元而力辨之，则其遗编馀论，亦与草木而煨烬矣。是数子者尚不过论五霸之大略，或崇虚无之空言，或为黄老刑名之学，或出于战国纵横之流，而二贤尚能扶持，使炳耀以传诵于人之耳目，况三《易》之书，天之所存，道之所在，圣人之妙用存其间，此正诸生喜与执事者论之。

问：东京何休道术深明，有闻于世，其解诂《公羊》之传也，以《春秋》之论駮汉家之政，凡六百馀条。其说虽不传，然意其为人，必非茍然者。其后服虔又以《左氏》之说正何休之駮，凡六十馀条，则何、服之学，其可谓通经术而晓世务者矣。诸君得为何休，其能駮汉者何事？使诸君为服虔，则其駮何休者何说？

六经备于孔子，隐于战国，火于秦。比汉兴，稍复出矣。而西京以朋党乱，东京以图纬惑，圣人之意，其存者鲜。夫《诗》、《书》、《礼》、《乐》，非明问之所及也，请独以《春秋》言之。《春秋》之为经一，而为传者有三。汉武帝表章六经，《公羊传》盛行于时，《谷梁》之学出于宣帝，《左氏》之学起于哀、平。言《公羊》者，有严、颜、眭孟之徒，而胡生为之祖；言《谷梁》者有伊、胡、申章之徒，而鲁荣广为之宗；言《左氏》者有陈钦、贾护之徒，而刘歆为之倡。刘歆尝欲立《左氏》矣，而大司空师丹以为非毁先帝。严彭祖尝奏议殿中矣，而太傅萧望之折之以《谷梁》之言。言世次则有孔子、子夏传授之殊，言远近则有齐学、鲁学之异。大抵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信异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古人所谓党同门，妒道真，而无徙善服义之心者是也。光武中兴，承新室诡政之弊，而白水卯金之语，执以为受命之符。此风一扇，天下靡然从之，于是圣人之经与邪说并行矣。郅恽之论，谓汉历久长，孔为之训，而贾逵之攻二传，则谓刘氏为尧后，惟《左氏》独有明文。然则《春秋》之旨，其说杂乎谶纬者类皆如此，是可叹也。愚尝论之，西汉之士乱于朋党，故朝廷之上无豪杰之士，而新室之变遂以兴；东汉之士惑于邪说，故圣人之教日以沦亡，而西域之书于焉得入。此理势之自然，无足怪者。观西汉《春秋》之士，如公孙弘、董仲舒、翟方进，可谓大儒矣。然公孙挟诈多私，中伤贤士，迁董仲舒，杀主父偃，皆出阴谋，则《春秋》善善恶恶之理，宏盖不知也。方进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善淳于长以持其宠，此正犯《春秋》外交之讥。惟江都董生慨然力学，有意乎三代之际矣，然犹不能卓立杰出，而《玉杯》、《繁露》、《竹林》之书，阴阳闭纵灾异之学，皆守《公羊》之家法，宜乎后世之所深惜者也。东京郑康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号为仲尼之门未能远过，而贾景伯父子盖杜征南所谓先儒之美也。然二人之学，皆以图谶从事，则其他可以想见矣。景伯常入讲南宫，黜二《传》以扶丘明，彊执诬罔之辞以符异端之说，使丘明有灵，其将喜之乎？何休尝以私意著《三传优劣论》，而康成为之「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然何休之与康成，要皆图纬之学也。左右剑佩，彼此相笑，岂容一胜一负者乎？陈元有言，诸儒之驳议皆「断截小文，媟渎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微细，指为大尤」。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此两汉之风俗也。明问所谓何休驳汉事六百馀条，服虔驳何休之所驳六十馀事，亦不复置言可也。诚难以辱执事之听矣。然审是去非，学者之职也，试以其学乎《春秋》者妄为执事言之。汉自高祖以来，治杂霸道，而叔孙通绵蕝之礼已为一代伟观，则其君臣政事得罪于《春秋》者如何也？《春秋》「公及戎盟于唐」已重讥矣，而奉春君至于与匈奴结和亲约；《春秋》初税亩已深贬矣，而武帝至于算及舟车。起柏梁台，筑台于秦之罪也；射蛟江中，矢鱼于棠之诛也；郡国建庙，立武宫、炀宫之黜也。何休之驳不知其为何语，而愚之所驳与休异者，愚不学图谶也。《公羊》之书喜为怪僻，而何休学之又复甚焉。以《春秋》托受命于鲁，托隐公为受命之王，是则无君臣之分；以绝文姜不为不孝，拒蒯聩不为不顺，是则无父母之恩；以纪季之权绝先祖之祀，是则无兄弟之义。以至三统之论，灾异之应，皆为违经背道，而血书端门之语，尤为名教之罪人，此何休之失也。服虔之驳不知其为何语，而愚之所驳与虔异者，愚不党同门也。呜呼，何、服之学，愚虽未尝见而以为不足言者，以其人观之也。何、服之学，愚以为不足言而终有言者，以《春秋》论之也。《春秋》之学于今盛行，《左氏》以杜征南，《谷梁》以范武子，而《公羊》则以休也。愚纵观三家之书，考其行事，而休实非二子徒也。杜征南奇谋伟论，振耀一世，而江南之役遂收破竹之功，谓其不深得《左氏》可乎？范氏之不私所学，考圣经而质众传，斥何晏、王弼之论，破晋朝浮靡之风，此其存心以公之效也。执事所谓通经术而晓世务，愚意以为有二子之学，而后可以当焉。若夫讲论当世之务，质以《春秋》之说，则常日愿效二子之为人，固不敢以容易谈也。

问：朝廷之所尚，天下之所趋也。所尚者正，天下悉趋于正；所尚者不正，天下悉趋于不正。枢机之所发，本原之所自，不可不谨也。盖三代之季，六经之书既作，而专门之学未闻于天下也。庄老之学虽出，而浮虚之学未闻于世也。至西汉宣帝与诸儒讲六经于石渠，东汉显宗亦与诸儒讲六经于桥门，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专门之士也。如是，天下安得而不趋于专门之学？至西晋之君以山涛、王衍为政，东晋之君以庾亮、殷浩为政，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浮虚之士也。夫如是，天下安得不趋于浮虚之学？此二学之行于天下，岂非汉、晋之君所尚有以驱之耶？圣贤之君如日月也，而二代之君放为淫僻，堕为此学，其失安在？吾宋之盛，朝廷之上未尝尚此，而专门浮虚之学遍天下，何哉？其所以然者，岂无所自耶？主上神明，照见新弊，申敕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使科举取士专以经术渊源之文，其涉虚无异端者皆勿取，所以幸惠天下之士者大矣。汉、晋之君，方且倡为此学，真今日之罪人也哉！夫专门之学行，则议论将入于不通；浮虚之学行，则人才必至于无用。则去之不可以不尽，而除之不可以不速也矣。汉、晋尚此而其学亦行，幸考其所以然而求其所自，并与汉、晋之所以失者而陈之，将告于上，尽去而速除之，以正天下之学术云。

晋范宁以《春秋》名家，尝言《左氏》富而艳，其失也诬。迄今学者顺风而呼，万口一舌，亦莫不信以为诬。以愚观之，《左氏》岂好诬哉，直后世读其书者自诬之耳。奚以明之？《左氏》之书后世所以称其诬者，大概有三：传之所载怪异之事、卜筮之事，与夫当时贤人君子评议人物之事，其言太迂，而近人情者少。故尝考之，石言于晋，神降于莘，豕至于人立而啼，台骀至于出而祟，郑人相惊，以为伯有，楚人相惧，以为灵王出。厉公之入，蛇斗于门；子文之生，虎乳于野。其为怪异尤甚，此学者所以骇其事也。筮短龟长，卜人知骊姬之不可立；龟象筮数，韩简知败德之不可数。穆姜之筮而薨于东宫，文子之兆而得于南蒯。晋使之败，文公之胜，毕万之后必大，陈仲之世必蕃，无一不系于卜筮，此学者所以沮其说也。至于观人之际，往往即其辞色之微、动作之渐，而必逆其是非成败于终身。载事之迂，大率如此，然则无怪乎范宁之诬之也。以迹论之，虽若汗漫面无归，缪愆而无当，惟概之以理，则有实然而不可易者。夫巨迹、燕卵，鸟覆、牛字，固详陈于前矣，奚独《左氏》之怪异为不然乎？谋及卜筮，爰契我龟，固具述于前矣，奚独《左氏》之卜筮为不然乎？借是二者以證《左氏》之说，可无辩而明矣，请因师问而发之。天之高也，占之以人，则天可得而知；星辰之远也，步之以数，则星辰无得而遁。日之短长决于一线之增，气之缪斁视于一牛之喘。夫以阴阳造化，犹可因微以验其明，由小以推其大，而况人之一身，首足具方圆之象，呼吸侔寒暑之宜，而动作威仪又与一气运用于天地之间，茍即是而观之，亦奚有失人之患哉？故莫敖之举趾，而斗伯比知其心不固；赵孟之语偷，而穆叔知其不能久。郑公之视流而行速，单子之视迫而言徐，则天夺其魄矣。士正伯知其将亡，叔向谓其必丧，不亦宜乎？不失旧而骤称其伐者，其言为谁，得此或昌或亡，韩子、郤子所以分也。汰虐已甚，与享而堕者，其心已先亡，此栾黡所以不免，蔡侯之所以祸也。以至越椒生而若敖不祀，伯石生而羊舌氏不存者，得非蜂目豺声之人乎？七子赋诗而声音各殊，二君执玉而丧亡各异者，得非由中及外而可判乎？夫人之深情厚貌，疑若难知，而数子得于一见之顷，真伪祸福，不逃所料，信乎知人之术固自有其要也。曾子曰：「正颜色，斯远暴慢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人焉廋哉」？然则言辞动作岂不足以动人耶？《左氏》所载知人之事，盖诚有契乎此也。议者乃曰，知人则哲，帝尧犹以为难，言貌取人，孔子犹有所失。知人之难若此，而数子独得以易之，是又不然。然尧之所难于知人者，非诚以为难也，盖欲其谨也；孔子之所以取人者，非诚有所失也，盖贻后世之戒也。不然，尧、孔之圣，曾数子之不若耶？为是说者，殆未足以致疑于《左氏》也。虽然，迹之似诬者固不足信，而理之实诬者不可不辩。汉之翼奉陈封事于宣帝之朝，首言治道之要，务在知辩邪正，知辩之术在于执十二律、六情。如北方之情好，而甲子主之；东方之情怒，而亥卯主之。其言诡谲不经，殆类淫巫瞽叟之论，而奉乃自以为自然之道，万不失一。呜呼，天下安有是理哉！读史者乐道而喜攻之，良以其诬人已甚。然范宁所谓《左氏》失之诬者，愚驾其言于翼奉，庶乎公论为有所归，抑亦可以应孰事所以下询之意。

太极之义，正谓理之极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无先后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极」，则是太极乃在阴阳之中，而非在阴阳之外也。今以「大中」训之，又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时论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今论太极而曰「其物谓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气合而为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气，气则无不两者。故《易》曰「太极生两仪」，而老子乃谓道先生一，而后一乃生二，则其察理亦不精矣。老庄之言之失大抵类此，恐不足引以为證也。

两仪四象之说，闽中前辈尝有为此说者，鄙意亦窃谓然，初未敢自信也。今得来示，斯判然矣。但谓两仪为《乾》《坤》之初爻，谓四象为《乾》《坤》初、二相错而成，则恐立言有未莹者。盖方其为两仪，则未有四象也；方其为四象，则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妄意两仪只可谓之阴阳，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别，而其序亦当以太阳⚌、少阴⚍、少阳⚎、太阴⚏为次。盖所谓递升而倍之者，不得越⚍与⚎而先为⚏也。此序既定，又递升而倍之，适得《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与邵氏《先天图》合。此乃伏羲始画八卦自然次序，非人私智所能安排，学《易》者不可不知也。

晋公子贞《屯》悔《豫》之占，韦氏旧注固有不通，而来示之云，鄙意亦不能无所疑也。盖以穆姜东宫之占言之，则所谓「《艮》之八」者，正指其所当占之爻而言之也。今云「贞《屯》悔《豫》皆八也」，而释之以为指三爻之不变者而言，则非其当占之爻，而于卦之吉凶无所系矣。据本文语势，似是连得两卦而皆不值老阳老阴之爻，故结之曰「皆八也」。而占之曰「闭而不通，爻无为也」，盖曰卦体不动，爻无所用占尔。然两卦之中亦有阳爻，又不为偏言皆八，则此说似亦未安。且东宫之占，说亦未定，恐或只是遇《艮》卦之六爻不变者。但乃「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之占，史彊为之随之说，以苟悦于姜耳。故传者记史之言而曰「是谓《艮》之随」，明非正法之本然也。然其九三、上九亦是阳爻，又似可疑。大抵古书残阙，未易以臆说断。惟占筮之法则其象数具存，恐有可以义起者推而得之，乃所谓活法耳。

问：《易大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画八卦者则《河图》，叙九畴者则《洛书》。八卦、九畴非人之所能为也，盖有自然之象数存焉。以今考之，河图自一至十，以备五行生成之数，八卦以奇偶错综，而成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象，二者乃不相类，何耶？至周重之，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义始备，其亦有本于《河图》之数否耶？或曰：自庖牺、神农、黄帝、尧、舜，制器尚象，而重卦之名已著，则又安知非伏牺授图而遂重耶？其曰文王者，又果何说也？《洛书》自一至九，纵横十五，亦不过备五行生成之数而已，独不可为卦，而乃为畴，何耶？九畴之叙，自五行以至六极，亦自一至九以次列之耳，亦何以知其九数之内，遂具九畴之义耶？或曰：赤文绿字，已见于神龟之所负，箕子从而演之耳。其信然耶？然则所谓「则之」者，终亦未有见其必然也。《易》本《河图》，《范》本《洛书》，犹有可疑者，则《太玄》以拟《易》，《潜虚》以拟《玄》，学者尤不可以不考也。方、州、部、家、表、赞，以三三相生而成《太玄》；气、体、性、名、行、命，以五行相错而成《潜虚》，固不可谓非自然之象数也。以两赞准日，不满则加踦赢二赞以足之；以一变准一日，有馀则元馀齐不变以合之。天地自然之数，《易》、《范》果有是乎？五行在天地之间，惟土取数为最多，而在物为最均也。九赞之位，土于五行特居其半，名图之布，土居四维，多寡不齐，其义安在？《易》之六爻即卦之六画也，四重而为九赞，二体而为七变，其亦有说乎？《易》卦之名，因画起义也，八十一家、五十五行，亦皆然乎？《太玄》之书法天运以起历，自甲子历二十七而得甲辰，又历二十七而得甲申，又历二十七而后得甲子，其合于章旨统元之数亦巧矣。谓日起于牵牛者，其于天受为如何？《潜虚》之书于人事尤惓惓焉，祖于虚，生于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此其著书之序也。自诎一以至于诎四，得无牵合之病耶？至其揲蓍之策，或分或挂，以决吉凶休咎之变者，在《易》为大衍，在《范》为稽疑，在《太玄》、《潜虚》亦皆有法焉，其孰得孰失耶？四书之作，本于天地而备于圣贤，是必有奥义焉，幸详言之，毋略。

问：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易》之为书何预于天文地理耶？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夫子所以律而袭之者，又果何事也？古之圣人，其于幽明之故，必有深察默悟，而非他人之所及知者矣。冠员冠、屦方屦，俯仰之间，亦岂可懵然而不知其粗者耶？昔之言天体者多矣，有曰天包地外，地居其中者，有曰天地皆中高四颓者，有曰天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中者，其说固不同，而亦皆有理。自浑天之说兴，而谈天者皆宗之。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又何以知浑天之为得而其说之为失耶？天道左旋，日月五星右转，言天象者皆祖是说也。然日月五星皆东生而西没，曷为反天而逆行耶？日阳而月阴，曷为月行反疾，日行反迟耶？或者天道左旋，处其中者皆顺之，以天行之疾，而视日月之迟，则日月之行反若右转焉。五星亦然，亦岂得为无理？且日月皆阴阳之精也，而月之有盈有阙，何也？或曰：月无光，受日之光，何以验其必然耶？五星行度，土何为而最迟？金水二星又何为常附日而行耶？二十八宿不惟四时迭运，不可以方所言，盖一昼夜之顷，固已迭周乎天矣，何以辨其为东西南北之宿，而各司一方耶？地之体，则人迹之所历，非若天之难见也。人之言曰：地形西北高而东南下，故水虽万折无不趋于东者。然弱水则既西矣，黑水则又西矣。曰四海云者，安知四表之外不皆有海耶？又有以天地之中如中国者九，而水环之，故曰九州，中国特其一耳。人之所见，虽中国且不能遍，又安知中国之外不复有如或者之云乎？古今同一河也，决于尧而息于禹，决于商而息于周，决于汉而息于唐，其或决或否亦皆有说耶？禹酾二渠，以循西山之麓，故无泛溢之患，其迹岂不可复考耶？江自岷山东流数千里以入于海，盖为他水之所会，不应复折而为他水也，今乃有九江之名，而《禹贡》复有东为中江、东为北江之语，何耶？天下之水一也，而海之水乃或进或退，何也？或曰视月之出没以为进退，其信然耶否也？深于幽明之故者非孔子孟子欤？孔子谓北辰居所，众星拱之，说者乃以为北极一星近于不动而非不动者，何也？孟子谓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今汝也，淮也，泗也，皆径入海而不入江，又何也？圣贤非讲之不精者，而与今之说者异，其孰是孰非耶？夫观天地者亦观其理耳，苟徒袭古人之迹，而曰某之论然也，又何以异于侏儒之观优耶？此问与答者之所当戒也。

问：六经之道与天人并，三纲五常之所自出，而人道之所由以立也。更秦迄汉，书缺简脱，而礼乐之失为尤甚。乐之为书，无复存者，小戴所存《乐记》一篇，乃出于荀卿子，司马迁从而述之，其果圣人之遗经耶？然其所记者，乃乐之大义，而□□节奏不与焉，其亦有可考者耶？《周礼》职官之书，《礼记》汉儒所述，乃与《仪礼》并列为三礼，亦□不伦矣。而《仪礼》在唐，虽名儒已苦其难读，今乃不得与二《礼》列于学官，以设科取士，何耶？礼乐所以正人心、厚风俗，而残缺若此，是未暇悉辨也。《易》始伏牺，《书》始唐虞，《诗》纪春秋，以备列国，其于古今之际悉矣，其书尚存，而家藏人诵之，其可不考乎？作《易》本于《河图》，夫子何以言其观天察地，以及鸟兽之文？用《易》本以卜筮，夫子何以言其开物成务，而冒天下之道？天地山泽雷风水火，列卦之方位也，《震》、《兑》、《坎》、《离》以居四正，《乾》、《坤》、《艮》、《巽》以居四维，所取何义耶？九六为老，七八为少，揲卦之阴阳也，阳爻用九而不用七，阴爻用六而不用八，其亦有说乎？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自夏商之《易》已然矣，何以言文王重卦之数？「元，体之长；亨，嘉之会」，自鲁穆姜已有是言矣，何以言夫子赞《易》之辞？夫子释《彖》，系之卦辞之后，夫子小《象》，系之爻辞之下，何于《乾》卦为独得用九用六，别为二爻？《文言》二篇总释卦义，何《乾》、《坤》二卦为独详？《系辞》果为□□之言乎？《序卦》果非圣人之蕴乎？《易》之可疑者此也。《书》之作也，或以策命臣下，《微子》、《蔡仲》是也；或以告谕百姓，《盘庚》、《多方》是也。命臣下者反易晓，而告百姓者反难通，何耶？或出于口授，伏生所传是也；或得之屋壁，孔氏所述是也。口授者反聱牙，壁藏者反明白，何耶？《尧典》一篇，孔氏所述，何不系之唐而系之虞？《皋陶》、《益稷》，左氏所引，何不系之虞而系之夏？伏生二《典》合为一，而孔氏析之，然《舜典》篇首得之齐建武年间者，安知非伪耶？伏生《益稷》合于《皋陶谟》，而孔氏正之，然二篇文势相蒙，如苏氏之传者安知非是耶？嗣征之举，以时考之，当在后羿之世，六师之命岂仲康所得专？康叔之封，以时考之，当在武王之世，小子之称岂成王所宜言？《吕刑》虽曰祥刑，而穆王耄荒之所作，夫子曷为取之？秦穆虽曰悔过，而二国之争未已，夫子曷为存之？《书》之可疑者此也。风、雅、颂以为经，赋、比、兴以为纬，此《诗》之义也。或曰《诗》之中皆有六义，如豳风、豳雅、豳颂是也，其亦有说乎？有善则美，有恶则刺，此《诗》之体也，然亦有男女咏歌各言其情者，岂皆为美刺而作乎？或以《诗》为国史吟咏情性而作，闾巷小夫之辞岂皆出于国史乎？或以《诗》为孔子被之弦歌，以合《韶》、《武》之音，怨忿淫佚之语岂皆合于《韶》、《武》乎？《七月》陈王业，何以不列之《大雅》，而列之变风？《棠棣》闵管、蔡，何以不系之成王，而系之文、武？邶、鄘即卫也，何以不系之卫而系之邶、鄘？《诗》之可疑者此也。诸君其详言四经之仅存，以及于礼乐之已废，庶以副朝廷尊经重道、搜罗博洽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