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樗里疾、公孙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韩，而公孙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于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与为从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于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关、蜀、汉之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韩、魏割上党，西薄函谷，则楚之强百万也。且王欺于张仪，亡地汉中，兵锉蓝田，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愿大王熟计之（《史记。楚世家》）。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馀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叙曰：

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弟之义，惇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四十馀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备。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巳四五百载矣。然其馀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斯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巳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涽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国势便形利，权谋之土，事先驰之，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纵，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杖于谋诈之弊，终于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战国策书录（《战国策》剡川姚氏宋刻本）》。

孟轲、庄周、苏秦、张仪，皆同时人，轲与秦俱事齐宣王。然孟子有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之语，而独不及秦。岂轲俱禄于齐而羞其行，故不及耶？又周在楚，贤者当相闻，而书乃相远，岂轲道不同不相为谋耶？知此者亦有辨矣。

公孙衍口解谈天，何曾识饱；梵钵提舌能知味，岂免常饥。况当结夏之辰，正乏伊蒲之馔。如猛虎在槛，徒摇尾以乞怜；而沐猴坐禅，空垂涎而待哺。念三餐而永慨，思一饱之何时。既未能凿井以耕田，又岂解吸风而饮露。虽云口挂壁，是本分家风；然而肠转雷，亦难甘蔬卜。若言清供，但一味水养石菖蒲；饿杀贫僧，欠五百饭中铁菱角。

仲连非战国士也。战国之士如苏秦、张仪、公孙衍之徒，所以为诸侯排难解纷者，大抵志于得利，不啻如商贾之所为。齐威王八年，楚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赍金百斤、车马十驷。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曰：「臣从东方来，见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以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多，故笑之」。于是王乃益黄金千镒、车马百驷。此其所以异于商贾者几希。观仲连却新垣衍，不肯帝秦，平原君言于赵王而欲封之，仲连曰：「所贵于士者，为人排难解纷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仲连不忍为也」。及其下聊城也，齐人欲爵之，仲连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若仲连者，焉得以战国之士待之哉？盖为士者，欲轻世肆志，则无望乎富贵；苟有望乎富贵，则无耻而诎于人。此二者盖不可以两立也，又安得富贵而轻世肆志哉？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退而见翟璜，踞堂而与之言。翟璜不悦。文侯曰：「段干木，禄之则不肯，官之则不受。汝位则上卿，禄则万钟，既受吾食，又责吾礼，何可得哉」？汉高祖之得天下，张子房、韩信、萧何号为三杰。萧何位相国，韩信裂齐而王，独子房愿封留，闭门辟谷，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可谓不役于富贵，而能轻世肆志矣。卒之，萧何械系，韩信诛戮，独子房以功名自终，不取其区区之爵禄，故得以遂其志。扬子云曰：「鸿飞冥冥，弋人何慕焉」？其张子房、鲁仲连之谓欤！

所与子约书甚善，但谓东莱遗言有涉于经济维持者别为一事而异于平日道学之意，则恐亦未免有累于东莱也。龟山尝讥王氏之学离内外、判心迹，使道常无用于天下而经世之务皆私智之凿，正谓此耳。又谓傥遇汉祖、唐宗，亦须有争不得、且放过处，亦是旧时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见识，便是枉尺直寻底根株。直须见得正当道理分明，不容些儿走作，即自然无复此等意思。虽欲宛转回护，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圣贤以枉尺直寻为大病，今日议论乃以枉尺直寻为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阔而公孙衍、张仪真可谓大丈夫矣。德章已见大意，自不必如此说。因笔及之，亦恐馀證未解，聊复云云耳。《仪礼》编已收，此间朋友未有能办此者。《春秋》想亦不辍用工。此文字未为切己，然亦可惜中废。但稍减课程，令日力有馀，不至忙迫，即玩索涵养之功不至欠阙矣。

义利之说，相资以为用，不患其并立而患利之偏胜，此圣贤之立言所以不同也。《易》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文言》释之曰：「利者，义之和也」。义、利岂可以相无哉！至孟子游于战国，始专以义为言，凡及于利者必深诋之，非恶于利而好为甚高之论也，因时救弊，不得不然也。昔者尧不以天下利丹朱，而以舜利天下，舜不以天下利商均，而以禹利天下，当时信之，后世仰之，灼知尧舜以天下之大义兴天下之大利也。故义利之说并立而不害，不辨而自明。至于禹之传子，非以为利也，将以息天下之争也，后世已疑其德衰。汤之放桀，非以为利也，将以除天下之虐也，后世果以为口实。禹、汤皆圣人也，时非唐、虞，不得已而为夏、商。天下之君子固知其心，而众人或未之知也，于是义利之说始交相胜而不明矣。武王之克商，无以异乎汤，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则义士固非周矣。商民之心，亦不能无疑于周，周公作书谆复谕之，若曰：「非我小国，敢弋商命」。又曰：「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又曰：「非予罪，时惟天命」。其言武王则曰：「不敢替厥义德」。其命康叔，则曰：「用其义刑义杀」。深欲天下知周之伐纣，非利而为之，皆义而已矣。至于周衰，王者不作，齐桓、晋文始假义以济其利，伐楚以责贡，纳王以示民，夫岂出于诚心哉！吾夫子盖悯之，乃判为义利之说，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曰：「放于利而行，多怨」。门弟子知之，故曰：「子罕言利」。夫子之言，已有心于救世矣。逮至战国，先王之道丧，天下始专于趋利，而不知有义，为君者好利而忘其民，为臣者见利而遗其上，游说之士朝纵而暮衡，捭阖之徒俯贺而仰吊。若孙、吴、申、商、苏、张、公孙衍之属，既甘心于为利，杨、墨之说，又乘间而入之。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贼义以利其身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是贼仁以利于人也。孟子以一身扶持王道，倘不深斥为利之说，以专明吾义，不几于推波助澜、抱薪救火乎？是故答梁王则曰：「王何必曰利」？辟宋牼则曰：「何必曰利」？不从陈代枉尺直寻之请，力辨万章割烹食牛之问，鄙仪衍为妾妇之道，斥杨、墨于禽兽之域。至于汤、武放伐之事，往复论之，尤为详明。夫岂好辩哉？将以存吾义也。虽时君谓之迂阔，终莫能听，然使万世之下知有仁义之说，不相胥而为夷狄者，孟子之力居多也。世之论者，谓夫子以周为至德，言武为未尽善，而孟子告诸侯，则每言汤武之事，殊不知春秋之际，诸侯犹有畏义之心，而王室之衰微，未若战国之甚，故夫子不忍言汤武之事，而每有为东周之心；至于孟子之世，天下合为六，皆国富兵强，侈然有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之志，故孟子每言汤武而要之仁义，使诸侯知有仁义之说，则征伐之事敢轻为之乎？是乃孟子之所以存周也。然则义利之道，得尧、舜而行；义利之说，得孔、孟而明。圣人之有功于后世，岂不大哉？

君子之于道，无可也，无不可也，裁之而已矣。裁之心而贞，裁之身而正，裁之家而齐。久矣，家政之未易裁也！夫苟能裁，上则为舜，下亦不失为鲁庄公。苟为不能，则管、晏，甚则桓公也已矣。虽然，特家事尔。春秋、战国以来，以执国之政闻者，大莫如子产，次莫如公孙衍、张仪。子产之使人爱也以惠，仪、衍之使诸侯惧也以怒。兹皆不免乎一偏者也。虽然，如得其正焉亦足矣。而吾闻之孔孟，子产盖众人之母，而仪、衍类非大丈夫也。则彼之惠与怒，意其非正也已矣。《书》曰：「德威惟畏」。《礼》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此孔孟之正也。今夫子产直众人之母而已矣，则其所以使人爱者，固非君子之德也。而仪、衍又不得为大丈夫，则其所以使诸侯惧者，夫岂德威也哉！晋卿有曰：赵文子与其子宣子者，其一使人爱，其一使人畏。盖之三子类也，而世率以为正。或曰：特盾不正尔。余惑焉。盖盾之事，其失也彰；衰之事，其失也潜。夫彰，故人得而知之；潜非识者莫知也。「子为正卿而不务德」，此郤缺诘盾之言也；「子为正卿而不讨贼」，此董狐诘盾之言也。以二子之所以诘盾者而溯盾之心，则凡盾之所为，迎公子雍，送射姑帑之类，大抵敢行非度以胁之而已矣，盖不待识者而后知，故曰彰。衰则不然，其操似洁，其言似据，其为政似和易，故虽识者或以为正，我则兹不予，故曰潜。其不予何也？其心术不正也。其不正何也？公重去齐，而衰醉以酒，一不正也；公逊楚礼而衰强之受，二不正也；公怒野人予块，而衰以为有土之兆，三不正也。凡是三不正，盖衰所以为忠，而君子以为是小人之爱其君也，大人格君心之非则不然也。以衰之所以爱其君者溯衰之所以使人爱者，要不过矫情诡词以笼之而已矣，岂君子之德爱也哉！而世率以为正。或曰特盾不正尔，吾故悉言之，以发千载未败之事。然则奚以为未败？曰：抑尝败矣。介之推以二三子贪天之功为诬，盖为衰发也，顾未斥之尔。然则奚以知其为衰发？曰：从亡之臣，虽无虑十数，而最善诬者，莫如衰也。然则奚以知其莫如衰？曰：秦之享公也，公欲以子犯从，子犯逊焉，曰：「吾不如衰之文」。衰行，应对捷出。君子曰：「衰，颊舌之士也」。吾意衰之舌不独发于从公之享，又施于诬天以攘功，不然，从亡之臣如子犯者鲜矣。今自谓不如衰，则之推所谓二三子者，非衰而谁？故吾谓衰之可爱似子产，盾之可畏似公孙衍、张仪。其所为异者，特子产以心而衰以舌，仪、衍以舌而盾以心尔。盾之失在心而人知之，衰之失在舌而人反不知，岂其失之也以舌，而文之也亦以舌耶？此一说尔。又有一说焉。大抵议论人者，于其失甚者则加意，未甚则略之。略之则其失虽彰，而或至于网漏；加意则其失虽潜，往往吹毛而求之不贷也。盖人情则然。今盾败而衰未败，得非盾之失也甚，故董狐、郤缺吹毛而求之，而衰则未为已甚，故人略之欤？呜呼！人既略之矣，又从而文之以舌，虽千载不败可也，而余独吹毛焉者，盖惜夫衰之缪用其心，而未可与入吾孔子之道而已矣。故君子以为衰，冬之日也；盾，夏之日也；孔子，元气也。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一章。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一章。

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负阴而抱阳，均气而同体，未始不相似也。灵于物而谓之人，贤于人而谓之士，则其等级亦相辽绝矣。渴饮而饥食，趋利而避害，人物之所同也，士居其中，独超然有以异于人与物，何哉？以其能立吾志，而惟仁义之是趋也。茍为不然，则章甫其冠，逢掖其衣，懵然而无识，颓然而无志，其所尚者不过饮食利害之间，谓之人已有愧矣，亦何以当为士之名哉？故为士者，要当以立志为先，而立志者要当以仁义为主。仁义者，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也，为宅也而安，为路也而正，人之不可以不居而由之也。言而非之，是自害也；委以不能，是自弃也。士之异于人物者，以其立志，而惟仁义之趋也。自暴自弃，是舍其所以异于人与物者，而不足以谓之士矣。诸君处庠序而谓之士者也，盍亦先立吾志，讲明是理而力行之，庶几居仁由义，而无愧于为士之名。不然，则汩没于饮食利害之间，识陋而志卑，醉生而梦死，孟子所谓「哀哉」，岂不甚可哀也哉？诸君其勉之。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一章。

滕之为国，方五十里，国之至小者也；间于齐、楚，势之至危者也。以至小之国，处至危之势，干戈相寻，剪焉倾覆，可立而待也。文公思所以自全之策，不谋之申、商、管、晏之徒，顾乃即孟子而问焉。孟子亦当告之以国若何而富，兵若何而强，庶乎其可瘳也，一则曰性善，二则曰尧舜，何其迂阔不切事情耶？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尧舜者，尽此性者也。茍尽此性，尧舜可为也，况于区区之富强乎？人无贤愚，均具此性，尧舜之圣人皆可为，何独于文公而疑之哉？孟子历引成覸、颜渊、公明仪之言，所以释文公之疑，卒之以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所以厉文公之志也。道之不明久矣，举天下之人汩没于利欲之中，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品庶冯生，天之所以与我而尧舜可为者，懵然莫觉也。譬如瓮盎之间，百千蚊蚋，须臾之顷，乍起乍灭，何足道哉？诸君诚能深思孟子之言，而厉之以自强之志，则将有以超然独立乎万物之表，而天下之至贵无以复加矣。夫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诸君其亦退而思之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止不足以事父母」。

仁义礼智，心之体也，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心之用也。古之言道，未有若是之深切著明也。人禀五行之气以生，有是气，则必有是理，仁义礼智者，木火金水之理也；有是体则必有是用，恻隐、羞恶、辞逊、是非者，仁义礼智之用也。人莫不有是气，则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体，则莫不有是用，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为人者也。天下之人伥伥然于覆载之间，亦尝反诸吾身而思之乎？饥食而渴饮，趋利而避害，则知之矣；至于天之予我、而人之所以为人者，乃反不知焉，何哉？孟子悯斯人之愚而莫之觉也，故为之反覆开示之，既启之以孺子入井之端，又告之以火然泉达之始。知是理而充之，则足以保四海，不充之则不足以事父母，充不充之间，而功用之辽绝乃如此，其教人之意亦切矣。世之学者未有不读七篇之书者也，而莫有知其言之为切者何哉？习俗之所汩，利欲之所昏，既无明师良友以示之，又无诚心坚志以求之，譬如大明当天，而瞽者莫之见也，岂不甚可悯也哉！学者诚能于此玩味而有得焉，则圣贤之道庶乎其有入德之门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一章。

古之言性者多矣，何其纷纷而不一耶？在《商书》则言常性，在《周书》则言节性，在孔子则言性相近，在孟子则言性善。圣贤立论固已不同，下至诸子，则荀子言性恶，扬子言善恶混，韩子言三品，佛氏则又以知觉言性。然则后世将何所折衷耶？盖尝即数说而考之，性即理也，理无不善；气质之禀不能皆同，则所受之理亦随以异。此善不善之所由分也。《商书》之言常性，孟子之言性善，此指理而言也。《周书》之言节性，孔子之言相近，此指气而言也。所指虽异，亦何害其为同哉？荀、扬、佛氏则敢为异论而不顾者也。谓之恶则性无善矣，谓之混则善恶相对而生也，此岂理之本然者哉？知觉者人之精神，而又非所以言性也。惟韩愈氏生于数子之后，独有得于圣贤之意，其曰「性之品有三」，则孔子相近之谓也；「所以为性者五」，则孟子性善之谓也。故其自视以为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而每以孟子自比者，夫岂无所见而然欤？愈之言则善矣，然性之品有三，亦未知其所以然也。迨我本朝，关洛之学发明孔孟不传之遗旨，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又曰：人生气禀，理有善恶。又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然后圣贤之意坦然明白，而诸子异端始无所容其喙矣。学者知理之无不善，则当加存养之功；知气质之有善有不善，则当施矫揉之力。务本之学，未有急于此者，诸君其勉之。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一章。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一章。

人禀五行之秀气以生，所禀之理则为仁义礼智信，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为人也。天生五材，缺一不可，在《易》之《乾》则曰元亨利贞，在人之德则曰仁义礼智，而不及乎信者何也？仁义礼智莫非实理之所为，犹土之居中而旺于四季也，故四端不言信，而信在其中矣。仁义礼智四者并立，圣人于《易》独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七篇之书亦多以仁义对言，而又不及乎礼智者，何也？仁属乎阳，礼则阳之极；义属乎阴，智则阴之极。犹夏者春之极，而冬者秋之极也。故专言仁义，而礼与智在其中矣。至于孔门师生之问答，又皆以求仁为先，而不及乎义，《孟子》此章亦特以仁为言者，又何也？盖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者也。四序之运莫非生意之流行，此心之妙亦孰非仁道之流行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从，与夫交朋友之信，不仁而能若是乎？苟尽此心，则安富尊荣亦理之必然也。世教不明，人心邪僻，父子兄弟之间犹不能以相保，况敢望其仁民爱物乎？举天下之间，莫非私意之流行，相倾相诈，相戕相贼，无一物得遂其生者。至于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则私意横生，天理灭矣。不知人心既失，国其有不殆者乎？此孟子于战国之际，深明荣辱得失之辨，其忧世之心切矣。诸君日处庠序，可不知孔孟教人之先务，而思所以自勉乎？

「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一章。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茍欲生之」一章。

天运乎上，地处乎下，阴阳五行周流乎中，而人物生焉。则人物者，均禀天地之气以为体，而均得天地之心以为心也。然人之所以异于物者，又以其禀气之正，而其心为最灵。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而独异于万物者如此，其可不知所以自贵乎？圣贤教人，必使之正其心、修其身者，盖不若是，则无以全天地之赋予，而异于万物也。所谓正其心、脩其身者，亦尽吾当然之理而已。耳目手足，百体具焉，身也。视明而听聪，手恭而足重，此身之理，而所以为身者也。虚灵知觉，百虑生焉，心也。仁、义、礼、智以为体，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以为用，此心之理，而所以为心者也。内而察诸精神念虑之间，外而审诸动容周旋之际，无适而不当于理，此心之所以正、身之所以修也。茍为不然，则徇情纵欲，悖理伤道，亦将无所不至矣，虽曰具人之形，而与禽兽奚异哉？孟子忧世之心切，故举其至轻，以明其至重，欲使斯人反而思之，庶乎有以全吾身心之理，而无愧于所以为人也。读孟子之书者多矣，孰能深味其言而力行之乎？以至贵之身心，沉溺于利欲之中，自暴自弃而不自知也，其亦可哀也哉！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其是之谓夫。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一章。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一章。

性禀于天，故在人者无不善之性；情发乎性，故在人无不善之情。所以不善者，气昏之欲汩之也。迨其气清而欲窒，则善端未有不油然而生者，性善故也。《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孩提之童，至无知也，而皆知爱其亲；赤子入井，于己无与也，而见之者皆怵惕。火然泉达，谁独无是心哉？有是心而不能养之，养之而不能致其志，善端虽萌，而为气所昏、为欲所汩，天固予我，而我固贼之，则与禽兽奚异哉？诚能存养于斋庄静一之中，省察于念虑云为之际，使吾善端之萌通达而无窒碍，充足而无欠缺，如萌檗之生，无牛羊斧斤、一暴十寒之患，则其至于干云蔽日也可必矣。故为人而合乎天为士，而至于圣，亦即此心而充养之尔。孟子发明养心之论，而申之以专心致志之戒，其示人之意切矣。读书至此而犹不悟焉，则亦终于为小人之归也，岂不深可叹哉！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一章。

若昔圣贤，垂世立教，载在方策，凡言心者，不一而足。尧、舜、禹之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成汤则「以礼制心」，文王则「小心翼翼」，孔子有「操则存，舍则亡」之戒，孟子复断为之说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圣贤之事业大矣，而拳拳于心之一说，何耶？心者神明之舍，虚灵洞彻，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日月之出没，寒暑之往来，四序之行，万物之生，是必有为之主宰者然也；茍无以为之主宰，则安能亘古穷今，循序而不乱乎？人禀天地之气以为体，而得其所以主宰者以为心，故人心之妙可以参天地，可以赞化育，可以修身而齐家，可以治国而平天下，孰非此心之所为乎？然人心至微，而攻之者众。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乐之私，皆足以为吾心之累也。此心一为物欲所累，则奔逸流荡，失其正理，而无所不至矣。是以古之圣贤战战兢兢，静存动察，如履渊冰，如奉槃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则成性存存而道义行矣。此孟子求放心之一语，所以警学者之意切矣。自秦汉以来，学者所习，不曰词章之富，则曰记问之博也，视古人存心之学为何事哉！迨我本朝，周、程先生倡明圣学，以继孟子不传之绪，故其所以诲门人者尤先于持敬。敬则此心自存，而所以求放心之要旨也。学者即其说而力行之，庶乎其有入德之门矣。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一章。

孟子尝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则存，舍之则亡，心之存亡，决于操舍，而又曰「莫善于寡欲」，何也？操存固学者之先务，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众，声色臭味交乎外，荣辱利害动乎内，随感而应，无有穷已，则清明纯一之体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夫心之所以易放而难操者，以其有欲也。尘去则镜明，风静则水止，凡天下之可喜可嗜者举不足以为吾之累，则心之虚灵，澹然泊然，有不待操而自存矣。「出门如宾，承事如祭」，夫子之告仲弓，操存之谓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夫子之告颜渊，寡欲之谓也。二子之问仁则同，而夫子告之之异者，岂其所到固有浅深欤？高城深池，重门击柝，固足以自守矣，内奸外宄，投隙伺便，一有少懈，而乘之者至矣。良将劲卒，坚甲利兵，扫除妖氛，而乾清坤夷矣。此孟子发明操存之说，而又以为莫善于寡欲也。虽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则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为寡欲之要，此又学者之所当察也。圣贤谆谆之诲，无非为人心虑也，学者读其书而不知养其心，谓之非愚，可乎？

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止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尝言养心矣，又尝言养其性矣。性即理也，心具此理者也，有以养之，则人欲不能为天理之害。操存寡欲，养之之方也，而又有所谓养气者何哉？阴阳五行，气也；所以然者，理也。精粗本一源，显微本无间也。阳一嘘而万物生，阴一翕而万物成；寒暑之往来，风雷之鼓舞，无非是气之用也。负阴抱阳以生，则吾之气固与天地相为流通矣，是则所谓浩然而至大至刚者也。有以养之，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尧舜之事业，孔孟之道德，孰非是气之所为乎？苟失其养，则委靡巽懦，卑陋凡猥。锥刀之得则跃跃以喜，毫末之失则戚戚以悲。闻公卿大人之名则侧肩帖耳，若不可及；语贤人君子之道则望洋向若，恍然以惊。为媚灶，为墦间，为妾妇，此岂气之本然哉？养不养之间，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孟子发明养气之论，有功于后世大矣。然其所以养气者，必先于集义，所以集义者，必先于知言。惟知言，则是非邪正晓然于胸中，动容周旋无适而不合于义。夫是以仰不愧、俯不怍，有以全吾浩然刚大之体矣。养性也，养心也，养气也，盖亦一理而已。然养气之论何独至于孟子而后发耶？夫子固尝言之矣：「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此养气之论所自来也。屈子曰：「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汎汎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诸君其谨择之。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止其中非尔力也」。

道之在天下，无古今之异。圣贤教人入道之要，亦古今一辙也。尧、舜、禹之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言道，自此始也。人心者，形气之私；道心者，义理之正。人心危而难安，道心微而难著。始而精以察之，终而一以守之，则无适而不合乎中也。傅说之告高宗也，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干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干兹，道积于厥躬」。圣贤言学，自此始也。古人之所行，方策之所载，无非道也。始而多闻以求之，终而逊志以守之，则无适而不合乎道也。至周以来，学校之教益修，圣贤之道益著。比年入学，中年考校，自离经辨志，以至于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离经者求之于方策，辨志者察之于性情，知类通达者见之明，强立不反者守之固。其教甚详，而其法甚密也。至于夫子，既无位以行其道，于是博采古先帝王教人之法，而著为《大学》之书。其言大学之道，必先之以格物致知，而继之以诚意正心以修其身，亦不过于知与行而已。大《易》曰：「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皆此意也。一知一行，相为终始。知有不至，则不能以徒行；行有不笃，则虽知无益也。入道之要，无以复加于此矣。是以孟子历叙伊尹、夷、惠之事，而继之以孔子非好方人也，所以明入道之要也。始条理者知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知与行之谓也。孔子之异于三子者，知之至而行之尽；三子之不及孔子者，知有所蔽于始，而行有所缺于终也。此孔子之所以独得其全，而三子仅得其偏也。知有不至，行有不尽，虽以伊尹、夷、惠之资，尚不能无愧于孔子，而况学者乎？世之学者溺于卑近浅陋之习，既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其有志焉者则或骛于方策，而践履有所不察，或专于性情，而知识有所不周。道之不明不行，由此其故也。诚能即孟子之说而思之，则始终两尽，而无惑乎纷纷之论矣。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止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学之所造有浅深，则德之所至有高下。圣贤推明其序，使学者循而进焉，其望于斯世亦至矣。由善而信，由信而美，以至于为大、为圣、为神。夫圣神者，岂常人之所敢望哉？孟子当战国之际，其告人者不曰尧舜，则曰汤武，岂固强人以其所不能哉？盖人性皆善，圣神者亦全吾性之所固有尔，学者岂以不能为患哉？患不为也。虽然，圣神固可学也，而乃始之以可欲之谓善何哉？此孟子指其至易晓者，而示人以入道之门也。盖学者入道之初，将以决其趋向，不必它求也。求之于可欲不可欲之间而已。今有人焉，孝弟忠信，乐善不倦，不惟吾之所欲，而人亦以为可欲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不惟人以为可恶，而吾亦自知其可恶也。学者反而思之，凡吾言行之间果可欲乎？果可恶乎？从其所可欲，舍其所可恶，斯可以为善人矣。由是而进焉，虽圣神可为也。孟子教人，何其炳而易知、简而易行也哉！又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亦此意也。勉之以人之所难能，而晓之以人之所易能，圣贤之望于学者如此，而学者顾不思焉，其亦可叹也哉！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舜之徒也」一章。

事所当为之谓善，有为而为之谓利。为君而仁，为臣而敬，为子而孝，为父而慈，事之所当为者也。为内交，为要誉，为宫室之美，为妻妾之奉，有为而为之者也。善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公私之间，相去甚近，而一则为舜，一则为蹠，乃由是而分焉。盖人心之灵与天同体，纯粹至善，万理具焉。鸡鸣而起，孳孳在是，则舜之兢兢业业，由仁义行者，亦是心也。见便则趋，见利则夺，枉尺直寻则为之，损人益己则为之。鸡鸣而起，孳孳在是，则盗蹠之暴戾恣睢，日杀不辜，亦是心也。一善利之间，而上智下愚之分乃如此。差之毫釐，缪以千里，可不谨哉！孟子发明善利之论，而尤谨其所谓间者，盖欲学者精别于毫釐之际，而审其所趋向也。至其答梁王之问、告宋牼之词，皆拳拳于义利之别，其示人之意切矣。学者诚能澄心静虑，反观内省，于其所谓间者而致察焉，凡吾一念之发果善乎，果利乎？善则行之，利则避之，朝于斯，夕于斯，就其如舜者，去其不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茍为不知□，计较于毫发之微，而甚至于父子兄弟不□保，其不同禽兽者无几尔。一念之差，固若□哉！学者不可以不察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一章。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一章。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圣贤之论乃独重理义而轻富贵，何哉？理义，天之所赋也；富贵，人之所予也。人之所予，人得而夺之；天之所赋，根于人心，不可易也。一轻一重，盖有不难辨者。然闾巷之人知有富贵，而不知有理义；学士大夫则知理义矣，然未有不为富贵所移，而忘其所可重。若夫真知富贵之为轻，理义之为重，非知道者，孰能识之？仁义礼智，天之予我，而吾心之所固有也。充吾之仁，则爱人利物，而居天下之广居；充吾之礼，则别嫌明微，而立天下之正位；充吾之义，则体常尽变，而行天下之达道；充吾之智，则察伦明物，而成天下之大业。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人则爱而公，推之天下国家，则利泽施于今，令名垂于后，回视世之所谓富贵者，不过舆马之赫奕、饮食之丰美、宫室之壮丽，贤者得志，有所不为，不贤者亦以豢养其不肖之身，而遗臭于万世，曾狗彘之不若，而又何足以夸于人哉？故善学者要当深明夫内外轻重之分。在内者重，则在外者轻；在外者愈轻，则在内者愈重。真积力久，胸中泰然，天理流行，一毫物欲不能为之累。颜子之箪瓢陋巷，曾点之鼓瑟浴沂，翛然悠然，盖将与造物相为酬酢。天下之至贵，无以复加于此矣，孟子之言岂欺我哉！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一章。

贫贱忧戚，是人之所恶也，圣贤之论乃独以是为进德之地，何哉？恐惧修省常生于忧患，骄奢淫泆必起于宴安。当羁穷困踣之馀，其操心危，其虑患深，其刻厉奋发，以进于善，有不期而然者矣。天地之间，有阴则有阳，有昼则有夜，祸福吉凶、贫富贵贱、死生忧乐之变，二者常相对，而不能以偏无也。人生其间，随所付受，盖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与其戚戚于贫贱，而卒不能以自勉，孰若因其所遇，而反以成吾德耶？是以古之君子，有以命义之当然而安之者，贫而无谄是也；有以义理之可贵而忘之者，不改其乐是也；有以为天将降大任于我，而反以为进德之地者，孟子之言是也。其处之者若是，故其胸中泰然，一毫外物不能为之累。颜渊、原宪之贫，一箪之食、百结之衣，可谓极矣，惟知圣道之可乐，而不知吾身之为贫。后之学者，其贫且贱未必如颜渊、原宪之甚也，少不如意，志气销沮，卑辱污贱，靡所不为。不能进德而反以败德，不能□辱而重以取辱，闻孟子之言，亦可以释然而悟、幡然而改矣。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哉」一章。

古之仕者为道，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后之仕者为利，故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礼不立，非义不行，所贵者良贵，所乐者真乐，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于我何与焉？贫富贵贱死生祸福日交乎前，不暇顾也。后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当行，何者为仁，何者为礼，何者为义，□□□□，懵然莫觉也，功名而已耳，利禄而已耳。以区区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于人，虑人之不己用也，委曲迁就，以求顺于人。幸而得志，哆然自以为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则戚戚然几不能以终日矣。公孙衍、张仪，战国之游士也，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则其才亦有足称者矣；以其无学而不知道也，一切求顺于人，孟子至以妾妇目之，况于学不及古人、才不及公孙衍、张仪哉？夫顺于人者，人之所喜也，不顺于人者，人之所恶也。然顺于人者非有它也，以其威福之权足以生杀荣辱乎我也。即是心而充之，则贪者嗜利，背君卖国者皆若人也，岂但妾妇之可羞而已哉？若夫守道之士，不肯脂韦妩媚以顺乎人者，不但出处去就、言论风旨之得其正也，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凡我同志，仕而未达、学而未仕者，盍亦思所以自勉哉？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一章。

《孟子》一书于辞受出处之际，未尝不拳拳焉。齐王欲见则辞以疾，王驩辅行则不与言，欲受以室则却而不从，欲留其行则卧而不应。枉尺直寻则非之，不辨礼义则非之，既譬以钻穴隙而相窥，又譬之以登龙断而罔利，至于墦间之喻，辞旨恳切若是者，果何耶？义与利之间，君子小人之所由分，而天下国家治乱之所关系也。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循天理之公，则辞受出处，惟义之从，惟命之安。是既足以全吾此心之德矣，以之治人，则必能立懦而激贪，以之事君，则必能伏节而死义。徇人欲之私者反是，卑辱茍贱，惟利之趋，既已丧其本心矣，则伤风败教、欺君误国，皆斯人为之也，圣贤安得不深致其戒哉？今观墦间一章，所以形容其茍贱之态，虽三尺童子亦知恶之。然流俗滔滔，务为卑谄，工简牍，事苞苴，胁肩谄笑，摇尾乞怜，自少至老，自朝至暮，无一念不在于是，视吾身心为何物，视天下国家为何事？其未得之也，则愁忧穷蹙，若不可以终日；志得意满，则骄其亲戚，傲其闾里。然其可贱尤甚于墦间，而莫之觉也。学者要当深明义利之辨，充吾羞恶之心，而养吾刚大之气，然后知孟子之言诚末俗之箴砭也。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一章。

自功利之说胜，而王道始不行于后世。夫功利之所以胜者，以其有立至之效；王道之不行，以其迂阔而不切事情也。孟子生于战国之世，告齐、梁之君，非王道不言，而言王若易然，何也？王者之道本乎人心，循乎天理。人均具此心，心均具此理。即是理而行之，三纲既正，九畴既叙，则人皆知尊其君、亲其上，治安之效，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初岂有甚高难行之事，亦曷尝无朝夕可冀之功哉？谓王道为迂阔，而惟功利之从，则曰兵可强也，国可富也，纵横变诈，崎岖险侧，咈人心，逆天理，君臣父子之间且不能以相保，而又何以固吾国家，然则立至之效，乃速亡之兆也。汤武以仁义而王，战国以功利而亡，此万世之龟鉴也。然天下皆知尊汤武，而不免于蹈战国之覆辙者，则其识见之卑、趋向之谬，而不自觉也。若昔圣贤，无位以行其道，于是推明古先帝王之事业，而载之方策，大纲小纪，本数末度，炳然日星之易见也。今乃指为迂阔而莫之讲，故自成、康殁，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由此其故也。鄙夫庸人窃国之宠，而卒以误国，鸿儒硕士抱忧国爱君之志，而老死于大山长谷之中，诚可叹也。学者将以有行也，则孟子之言可不深思而熟玩哉！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止）」，「未之有也」。

儒术之不见用于世，以其空言而无实用，故功利之说常易以求售于人。不知夫功利者乃空言，而儒术则皆实用也。为功利者则曰兵可强、国可富也，然挟区区之小数，而不知为国之大体。相倾相诈、相戕相贼，不惟为敌国之病，而吾国之民固亦不得安其生矣，岂不谓之空言乎？儒术则不然。自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使民养生丧死而无憾，然后教之以孝悌忠信，不惟吾之民皆知尊君亲上，而天下之人亦皆引领而望之，其为实用，孰过于此？夫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于子，必先有以养之，而又有以教之，然后为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今也为民父母，听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而莫之问也，又倡为功利之说以斲丧之，岂为民父母之道哉？虞氏九官、周家六典，无非儒者已试之效，孰谓其皆空言而无实用，必待管、申之术而后可以为国乎？故孟子论王道必曰仁政，论仁政必曰井地，断断乎其不可易也。孟子之言既不用于齐梁之君，后世皆知读其书而不能用其道，故历数千年，而帝王之盛卒不复见，可叹也哉！夫儒术之不见用，学者相与讲明之，庶几犹有望于斯世也。谓之儒者，而茫然不知其源流，徒抱其浅陋之识，以周旋斯世，则吾道之不行，功利之说胜，是谁之罪哉？学者不可不察也。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止）」，「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一章。

道者何，中而已。无过不及之谓中，时措之宜谓之时中。是皆人心之本然而不容已，天理之至正而不可易者也。天地之化亦大矣，小有偏焉，则雨旸寒暑各失其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喜怒哀乐、念虑云为，其可以有所偏耶？杨氏之为我，墨氏之兼爱，皆不得其中。子莫之执中，又非所以为时中也，孟子从而辟之，所以正人心、明天理，为天下后世虑至切也。夫墨之兼爱，不失为仁，杨之为我，不失为义，孟子极言其祸至于无父无君，而以禽兽目之，志于道而不得其中，岂不甚可畏哉！后世杨墨之患息，而佛老之说兴，至于今且千有馀岁。弃天常，灭人类，习夷狄之教，非先王之道，盖不待其流之弊，而与禽兽无异矣。学士大夫不惟不能斥而远之，乃溺其祸福之说，尊其荒唐之教，甚者则文之以圣贤之言，以为与吾道无异。学者从而信之，以自绝于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其为天下后世之害岂浅浅哉！有志于学者惟以孔子、孟子之言为主，以六经之道为法，则异端之说无自而入矣。

干疏缪不才，蒙恩假守，每念此郡士风简质浑厚，可与适道，辄诵所闻，以与士友讲说，为《孟子讲义》二十章。衰晚愚昧，废学日久，不足以发明圣贤之蕴奥，然孟子之书明白切至，诵其本文，亦足以使人兴起。于此二十章之中玩味而有得焉，则七篇之旨可以类推，圣贤之道可以驯致。惟诸友勉之，庶几异日汉水之滨，将有以圣道为诸儒倡者矣。嘉定乙亥长至，后学黄干谨书。

孔子之言仁义，虽见于《易传》，而《鲁论》所记惟求仁之为务，若义若耻，亦必言之，不与仁并言也。至孟子始兼明仁义之实，而示人以恻隐羞恶之端，尤切近而易见。盖仁者本心之全体，而义则仁之分、事之宜也。耻己之不善，则缓于气、颡于泚而有羞焉；耻人之不善，则心于戚、頞于蹙而有恶焉。耻不耻之间而善不善之所从判，于以求仁，不以亦近乎？或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不知廉耻者固羞恶之所发见，柳文惠所谓不可抗而为维者也。予尝为湘士许君晟大记耻斋，发圣贤之馀蕴，庶几其有益矣。而未数月，吴门卫君林亦以耻斋属记。此义不竞久矣，今为士者亟称之，俗之兴也其犹有望乎！夫人之常性有善而无不善，人之本心好善而恶不善。惟上智而生知之资率而行之，则不以耻言。其次则有诚知夫善不善之正者，是故耻不知，不耻不见知，耻不信，不耻不见信。其次则遇困耻辱而知非、困咥笑而自悔者，固多有之。其下则有知善之若可好，而气狃于恶，亦将胥于不善矣，则既为之，复耻之。如周厉监谤、秦禁偶语、汉杀腹诽，隋诛动心，本以盖耻，适以滋耻。如晋赵惮董孤，齐崔杀南史，卫宁畏诸侯之策，苟知畏之则如勿为。如王允虑谤史，贾充忧谥传，张浚避人以拜田令孜，郑綮为相而恐为天下笑，苟谓可笑则速已之。既昧于为之而犹谓旁掩曲覆足以诬民惑世，不知是非邪正，千古一心，烂然史册，近若畴昔。若此之四君七臣，祗以自涂耳目，人谁肯贤之？其最下则拂须摩足，舐痔尝粪，又陷溺之极，无以议为者。惟夫昧于习俗，不善，而举世以为善可耻也，而举世谓无足耻，此则不可以不辨焉。夫皋、稷、伊、傅亦人耳，今也富贵利达以沈其不赀之躯；周公、仲尼吾师也，而异端小道以丧其固有之善。夷吾、臧武仲奢僣犯礼，苏季子、公孙犀首诸人位高金多，下至秦、汉间士人，乘驷怀绂，誇苍头芦儿，陈车马印绶，死权殉货，以诩庸夫孺子之为，读史至此，谁不羞道？而夷考其所行，则有声求气应、深喻而笃行之者。呜呼！斯人也，五帝三王所与共治也，而善不善异见、耻不耻异情乃若此，则亦何可不思其故乎？《大学》之传曰：「小人閒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此极言不诚之情状。而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目，则有以物有不格，知必不至；知有不至，意必不诚。而《中庸》亦曰：「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则世之苟焉以自欺者，亦坐乎未尝知之，使其诚知之，善之可好也，如食之必饱，不善之可恶也，如臭之自秽，则虽万钟千驷之富诱其前，五流三刖之刑驱其后，有必不敢为、必不肯已者矣。予非能之，而尝从事焉，故愿以告诸卫君，与同志共之（《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

「则」下「有」字疑衍。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此一章以圣贤地位观之，箪瓢陋巷，乃吾儒本分，固非甚高难行之事，何为圣人独以许颜，又何为反覆称其贤？此当就人不堪其忧看，只为众人于此有所大不能堪者，是以深嘉乐道之，正欲学者于不能堪之中自寻乐处也。处富贵未足以观人，处贫贱乃可以观人；处贫贱未足以观人，处人情所大不能堪处始可以观人。有天下不与，何足以知舜；居深山，饭糗茹草，而后知舜之为大。去齐去鲁，何足以知孔子；厄于陈、蔡，弦歌自如，而后知孔子之为圣。此章以颜子对人言，以忧对乐言，各有所指。人之本心，天理具足，各自有一个至尊至贵的物事，举天下之物无以尚之，岂不大可乐者。岂特颜子有是哉！人唯不见所乐，是以得志乎富贵，则极声色之奉，穷四体之欲；一遇贫贱，则戚戚无聊，只箪瓢陋巷，便有甚不能堪者。唯颜子工夫精到，能忍天下不能忍之穷，虽处屡空，恬然不以为意，盖其胸中自有大可乐者，天地间更有何物可以易其乐哉。人见其陋巷，彼不自知其陋巷；人见其箪瓢，彼不自知其箪瓢。此无他，人见物而不见道，颜子见道而不见物也。夫子始称之曰：「贤哉回也」！终之又曰：「贤哉回也」！非誉颜子也，有所不足于天下之人也。称道颜子之旨愈深，鞭辟学者之意愈切，夫子之待学者可谓厚矣，望学者可谓深矣。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人人与之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此圣贤之镃基也。今人有百金之镃基者，惴惴慄慄，日夜护持，惟恐为人夺之而贫。而天所与我之镃基倍于百金者万万，乃反弃之如敝屣而不知惜。诚能拨转念头，移其兢兢护持于彼者，以兢兢护持于此，祗见其有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妙，而不见其有为人夺而贫之忧也。昔程子从濂溪先生游，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呜呼，必有事焉，必有下手处。周子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吾侪共处斯堂，所乐何事，盍相与心体而身践之。颜何人哉，颜何人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

子夏圣人之徒也，子夏之学圣人之学也。圣人之学何学也？入乎耳，存乎心，修于身，行于事，明五常之理，尽五伦之道也。颜子之博文约礼，曾子之致知诚意，子思之明善诚身，孟子之尽心养性皆是也。夫人之生，以天地储精，以五行钟秀，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合而为方寸之灵，聚而为百骸之形，所以备万物而参三才者，其原有自来，而其本已素立矣。然才禀于气而性原于理，穷古今，亘宇宙，寓于流行而不易者理也；往来荡摩，杂揉交错，而无一定之体者气也。气惟无一定之体，故以流行于两间者验之。光风丽日之景恒少，风雨晦冥之变恒多，则人生而随遇者，至清极淳之气不易得，而偏倚浊驳之分不能齐，固其所也。惟圣人之生也，得其秀之秀，故气清而义理无不明，质淳而邪秽不能入。由圣人以下，虽大贤之资，一有纤毫之累，亦必资学问之力以修治之。自帝尧有匡直辅翼之言，大舜有直宽刚简之命，其转移变化之功已见于当时矣，然学之道至三代而益明，其见于《书》则曰「学于古训」，曰「惟学逊志」，曰「终始典于学」，曰「学古入官」，曰「不学墙面」。见于《诗》则曰「学有缉熙于光明」。隆古圣王，未有不以学为要务者也。吾夫子生于衰周，不得位以行其道，而天命在躬，夙夜祇畏，闵当世之人去尧舜禹汤文武之世远而不闻大道之要，当杨朱、墨翟异端之说行而不免他岐之惑，乃以身任大教，继往圣而开来学，推明大学之道，昭示明德之方，使人人皆得以消磨其物欲，变化其气质而为圣贤君子之归，何其幸也。夫以常人之资而欲为圣贤之事，耳目口鼻之蠢然，声色臭味之交接，愚者欲明而懦者欲立，顽者欲廉而薄者欲敦，以一心而明五常之理，以一身而全五伦之事。天下之义理无穷而工夫有限，代间之人生有期而白日不再，茍非勉焉孳孳，克勤无怠，则查滓未融而邪秽已入，己之所学其能迄用有成也几希矣。此夫子所以拳拳于学有时习之诲，而又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者此也。圣门之徒三千，夫子独称颜子为好学，盖以颜子明心力行，克己复礼，所学者得圣人之道也。学之得其道而又能竭其才，夫子所以既许其不惰，而又惜其未见其止也。颜子终能至于去圣人一间者，岂缪悠之功所能及哉！子夏之在圣门，笃实之功亚于曾子，而身居文学之科。其所谓学者皆人伦日用之道，诚笃切实之功也。其垂训以勉人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夫为学之道，内明五常之理，外尽五伦之事，变气质于有生之初，绝物欲于有知之后，必资师友之讲明、方册之诵习，然后能开其心术，见于躬行。然其殚日夜之力，严理欲之辩，使朝有所询，夕有所考，昼有所作，夜有所思，则志于缉熙，功无间断，人心之罅隙不开，本体之虚灵不昧矣。其或玩物弛心，废时乱日，于学问思辩不能致，耳目手足无所加，至于时弛岁去，老死无闻，岂不重可惜也。为学之道，若陟遐必自迩，若升高必自卑，故当自强不息，勉勉循循。为山未成而加一篑之土，掘井未已而见九仞之泉。温故而知新，崇礼而广业。向之得于讲明而见于诵习者既有默契于心，知而行之，拳拳奉持，服膺弗失，此古之人所以一饭不违，跬步必思，盘器有铭，几席有戒，参倚之有见，顾諟之弗忘，所以固守其德也。其或执之不固，守之弗专，或存或亡，乍得乍失，则一暴十寒而生意弗存，半途中画而前功尽废，义理之性既无学问之推充，血肉之躯不胜外诱之纷扰，则杯水不救于车薪，五谷不踰于荑稗，虽具人之形，当士之名，饮食男女无以异于众人，存心制行不能远于禽兽，中心冥冥，醉生梦死，岂不重可哀也。子夏之训，盖深勉夫有志于学者，必当日新其功，有以自考。一日之间，自旦至暮，我于义理未知未能，则深以为耻；一月之间，自朔至晦，我之学问已知已能，则固守而弗失。夫如是，故日引而月长，日就而月将，自有学之初以至于一息尚存，勉焉以尽其力，惕焉以殚厥心，其得不谓之好学之人乎？子夏之所以居文学之科者此道也。故言此以示人，欲人人皆然而底于道也。学者观此，岂可荒嬉而不知所以自勉耶？某负载经籍而来山中，诸友不以某为不肖而屑与某交修游息，尝不自揣，而述所闻于先师者告诸友矣。今观气化之流行，寒暑之迭兴，以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矣，窃以诸友之日有所亡而月未有所能为忧也。良月初吉，冬序伊始，故述子夏之训以相告语，冀诸友思齐于圣人之徒而景行于圣人之徒也。非徒守方册以为勤，誇诵说以为能而已，当以明物察伦、治心修身为要务。在乎为人子者必尽孝于其亲，为人弟者必尽悌于其兄，为卑幼者必尽敬于其长。手足动静必知天理之所存，耳目口鼻毋为人欲之所汩，以消融其查滓，以荡涤其邪秽。子夏之所谓学也，深致其力，复考其成，使进修之效日异而月不同，此子夏之所谓好学也。茍为不然，徒事口耳，虚费岁月，尧言孔诵而不知求圣贤之心，禹行舜趋而不免为禽兽之行。若是则非徒尔父兄之所忧，抑亦吾师友之所羞。秦穆公有言曰：「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此某之所以区区告勉学者，当痛心刻骨而致力于学也。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夫彝伦者，人道之大纲，政事之根本也。第彝伦之在人，内而至尊者无出乎父子，外而至大者无出乎君臣。茍在家，父焉而能尽父之慈，子焉而能尽子之孝，则必有以正伦理，笃恩义，小大咸得其宜，而家道齐矣。在国，君焉而能尽君之道，臣焉而能尽臣之忠，则必有以正朝廷，平庶务，上下咸得其所而国体治矣。然则为政之本又岂有出于君臣父子之外者哉！是时齐之景公内多嬖媵，太子不立，而父子之道暌；外则陈氏厚施，擅用国政，而君臣之分乱。故圣人因景公之问政而以君臣父子之说告之，可谓至要切矣。景公亦深有感于斯，故以「善哉」之言赞之，又从而叹之曰，果使君而不君，臣而不臣，父而不父，子而不子，上下之序紊，纲维之义隳，而法令不行，祸乱寻起矣。虽有谷粟之多，尚安得而食之哉。此必然之理也。其后卒不免于篡弑之祸，盖由景公知善其言而不能自振故也。间尝论之，国土至广也，人民至众也，茍欲使之安如泰山，固如磐石，非上下之分定不可也。不然，一日之间，其或君不能君，臣不能臣，父不能父，子不能子，则家不可为家，国不可为国，而生民之命有不可得而保者矣。论至此而后知吾儒之道大，而真有以扶植天命，维持世教，而为生民休戚之所系者，正在于君臣父子秩然有序而不乱也。若《易》之六十四卦而以《乾》、《坤》为之首；《春秋》之大一统而以王正月为之先。其他如《诗》、《书》之劝戒，礼乐之防范，无非欲详夫君臣父子彝伦之道而已，无他事也。然则为政者不此之务，而规规于事为之末，而欲致国家于平治者，无此理也。读此章者所当知。

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

孔子教人，未尝不言命与仁，未尝不言性与天道。《鲁论》二十篇，何莫非是理，而何隐乎尔也。门人以为罕言，以为不可得闻，何也？盖孔子之教人只在日用处，凡所言仁，皆是为仁之方，不是正言仁之体；所言性命天道皆尽性至命事天之事，未尝推极性命天道之原也。孔子不言心性，而孟子开口便说性善，说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孔子只说一个仁，孟子乃说出仁义礼智四端。孔子一部《论语》，尽是教人就起居饮食、应事接物上做工夫；《孟子》七篇，直教人就心上存养。孔孟之教人岂有两心二道，时不同也。先儒曰：「春秋犹论是非，战国纯论利害」。春秋之时，文武之泽未斩，义理之在人心者无恙，故列国君卿大夫之自谋及辞命往来与邻国之可否者，惟论理之是非，不论势之强弱。战国时，先王之道影灭迹绝，通天下不知义理为何物，列国君臣与纵横之士谋其国者唯利害而已，不识天下人心有是非枉直也。以此观之，则春秋时人心未亡，战国时人心亡矣。孔子时人心未亡，愚夫愚妇皆可与知可与行，故教人以忠信而已，入孝出悌而已，先行后言而已。仲弓问仁，则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已。樊迟问仁，则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而已。至于夫子平日所身教者，亦不过訚訚侃侃声色容气之间，蹜蹜愉愉进退揖让之际，凡形迹之粗，事物之末，皆帝衷之流行，天则之呈露。故夫子曰：「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吾无隐乎尔也」。孟子之时，人心已亡，举国皆病狂惑，门人高弟尚未能笃信其师说，谓舜不能怨慕者有之，议周公不仁不智者有之，疑孔子主痈疽瘠环者有之，以管仲、晏子为名世，以公孙衍、张仪为大丈夫。夫人之良心陷溺如此，非湔肠涤胃、破骨洗髓不足以疗之，故孟子不得不直从其本心下手也。譬人有不识五脏而不信医者，医为之剖其腹而指示之曰，某为心，某为肺，某为肠，某为胃，然后病者方自信。孟子无奈战国人不识四端何，直从其躯壳之内标出而示之曰，此天赋于尔者谓之命，此尔受于天者谓之性，此包性命管摄乎众理者谓之心，如此为仁，如此为义，如此为礼，如此为智，使人人自见得自信得，然后吾之教可入而天理不亡。孟子之唤醒人心其苦切有如此者。虽然，孟子岂徒教人以体察而已哉？其操存，其涵养，其扩充，七篇之书，反覆言之详矣，又体验以后之实践工夫也。孟子之救人心苦切如此，端的如此，其工夫详密又如此。后世异端之家乃有窃此以为识心见性之把柄者，此不足辨也。近世学者亦有得体验之绪馀而强为执持者，究其归，亦同于异端之病而已矣。今之学者读《孟子》，必当涵养于未发之先以立其本，体验于将发之际以审其几，又操存之以定其所守，充扩之以极其所止，天所赋命，尽在日用之间，吾所受性，皆为躬行之实。以此读《孟子》，然后不负孟子苦切之心。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昔者战国之世，七雄争长，仁义之路荆棘，先王之教不明，一时才智之士林立辈出，不免利禄之趋，功名之务而已，又安知圣贤之学、正己正人之道哉？此景春所以有公孙衍、张仪之问也。盖公孙衍、张仪之为人，专以权谋之术游说于列国，纵横之法连结于诸侯，得志横行，气燄可畏。当时之人，尊仰敬畏之不暇，遂以大丈夫许之。且言一怒则诸侯为之恐惧，盖能使相攻伐也；安居则天下为之休息，盖能使相安于无事也。何则？盖七国之君一切以富国强兵为务，其心已陷溺于利欲，闻利则喜，闻害则惧，故皆为其所愚惑。茍有丈夫之气，以道义为主者，又安能惑之哉！故孟子叱之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但子未学礼故耳」。古者男子二十而冠，三加三祝，父必命之。女子之嫁也，施衿结帨，母必命之。及女子之往也，送之门戒之曰，汝往至夫家，必敬之戒之，敬恭听宗，尔父母之言而不可违也。夫以顺从为正者，乃妾妇之道。今二子惟知以阿谀茍容，窃取权势，以侥倖于一时，岂非妾妇之道，又乌得为大丈夫哉。果能居仁由义，以礼自度，养其大者，不为小者之所夺，则能超出于一时而不屈于万物，是乃大丈夫也。盖广居者仁也，仁者之心广大宽平，以四海为一家，中国为一身，故曰，天下之广居，居乎此，则举天下卑污之私皆不足以动之矣。正位者礼也，礼则尊卑大小进退出处皆有一定之节，故曰天下之正位立乎此，则举天下不正之事皆不足以干之矣。大道者义也，义则事物之所宜，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大道行乎此，则举天下邪媚之行皆不足以趋之矣。若然，则得志以行道，则可以使民共由之而皆归于仁寿之域；不得志独行于身，则使此身常立乎正大高明之地矣。虽多财而富，有位而贵，亦不能淫荡其心矣。虽无财而贫，无位而贱，亦不能移易其节矣。虽威势武勇之可畏，亦不能挫辱其志矣。何则？其所居者广，所立者正，所由者大故也。则视彼区区以利害之说愚惑庸常之君，以窃取茍容于一时者，诚不足道，又乌可以大丈夫言之哉！呜呼！正学不明，人心陷溺，遂使智能有用之士如瞽者之无所见，聋者之无所闻，甘心浸淫为妾妇茍贱之行而不自知。虽孟子树立如此之卓卓，辩论如此之昭昭，而卒无一人能自拔，卒无一人能委而用之，致使七国之君相胥于灭亡，海内之民相胥于涂炭而后已，岂天未厌乱而致然也欤？抑邪说横流而不可遏之也欤？是未可知也，后之欲为大丈夫而为国家者，岂不可戒而可观也哉！

孟子曰：「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又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告子上》。）」。

此一章可以见孟子之救天下者，直从人心上做起。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岂有二哉。以饥食渴饮之情言则谓之人心，以天命之性言则谓之道心。饥食渴饮之情虽圣人无以异于众人，天命之性虽凡民亦与圣人同尔。春秋已降，传心之学不明，天下之人梏于形体之私而昧乎性命之正，但知耳目口体之欲与人同，至于本心之当然不可易者乃与人异。孟子痛之哀之，谆谆然告之曰：「凡我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又曰：「圣人与我同类者」。盖谓夫知觉运动，凡物之类莫不相似，而况人乎？虽圣人亦人耳。今夫耳目口鼻四肢之所欲，一有不得，则陨护不能堪，至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天，则乃吾所自有者，则逊之他人，曰「此圣贤事也」。又否，则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以孟子又惕然警之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盖以饥食渴饮举天下人人所同，而方寸之微乃独不然，此孟子至痛至切之辞。犹惧夫人未之觉也，又提起此心曰：「心之所同然者何物也？理也义也」。理以体言，义以用言，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存此而已，尧舜禹之授受以传之者此也，汤武之吊伐以救之者此也，吾夫子之作六经以抗起者此也。唐、虞、三代、洙泗之圣人所以出类拔萃为万世立极者，岂有异于人哉？特先知先觉乎此而已矣。故曰：「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夫世教不明，人心不同久矣，孟子必欲强其所异而归之同，自常人观之，何自苦若是。然孟子之心，天下之心也，盖其心元自有不得不同者。夫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孟子有是心，人皆有之。今天下坏證急在人心，吾侪登斯堂也，闭户造车，出门合辙，同此心也，同此道也，群居讲习，又何为哉？乃所愿则学孔子。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仁人心也」。

先儒论仁至矣尽矣，其最善名状者无如谢上蔡，指草木之核，种之即生，道以为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也。虽然，特借草木之核而言耳，人之核安在？曰心。天地之核安在？曰人。夫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以直，遂必以托诸人，人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故万物皆备于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实寄吾性分之内。天高地下，一日无人则天地特块然者耳，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夫二物相配之谓合，仁以性言，人以形言，仁固所以为人之理，人又所以载是理而行之者也。离形言性，则理何所托以自见，故又曰：「合而言之道也」。然而人之所以为人者，岂以躯壳为哉？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又得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天地以此心寄诸人，岂徒然哉！厥初赋与许多道理，皆要从人心上抽迸出来，如草木勾萌，自有勃然不可遏者。方其未形，冲漠无朕，一与物接触之则生。触著他义则善善恶恶，便有廉耻羞恶之心作；触著他礼则尊尊贵贵，便有辞逊揖让之心起；触著他智则辨黑白，别香臭，便有是非之心迸裂而出。上蔡曰：「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人心不仁则天地死矣」。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七篇之书，自首至尾，切切然以人心陷溺为忧，凡教人求、教人收、教人存、教人养，勤勤恳恳，至痛至切。一情之动则曰心之端，一思之起则曰心之官，见于面则曰根于心，害于事则曰生于心，物有长短轻重则曰心为甚，千言万语不及其他，直是指人之识痛痒有知觉处以示之，虽非便以知觉痛痒为仁，然欲其切己省察而救活其本心也。不然，死灰而已，槁木而已，顽然铁石而已，此之谓不仁。列禦寇、庄周之徒正坐此病。今天下人心陷溺甚矣，急起而救之，责在学校。心学工夫自我辈始，群居相与，所学何事？端居静念，我之生也，所以赋形宇宙而灵于物者，岂空壳哉！即天所与我之虚灵不昧至光至明底物事求之收之，存之养之，体于躬行日用之间，著于食息动作之际，则夫生生不息者，不在天地而在我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西铭》之作，张子盖为人局于形体之私，自小其身，不知身与天地对立，而不能尽人道之大也。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大地大，人居其一。故曰：「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乃者张子惕然自警之辞，谓我以眇然七尺之躯，乃得与天地对立者，岂徒然哉！「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此二句乃所以得与天地对立者也。塞者天地之气也，帅者天地之理也，以充实言谓之塞，以主宰言谓之帅，其体者以身体而实践之也，其性者以身体而实有之也。二句之上加一「故」字，「故」者承上而有所用力之辞。乾阳坤阴，此天地之气充塞乎两间，而人所得以为体者也。然得其体，必当有以体其体，不体其体，则人与物何以别？体者一身躯壳，无非造化，日月之往来，山岳之镇峙，江河之流转，寒暑之代谢，一人之身天地之所为者备，故曰「天地之塞吾其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非道也，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此即天地之主宰也。所谓天地之帅也，天地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莫不命之以是理，人所得以为性者也。得其性必当有以性其性，不性其性，则人与物何以异？格物致知，所以明此理，诚意正心，所以体此理，此性其性之条目也。操存之，涵养之，体察之，此性其性之工程也。如是则所以主宰者，不在天地而在我矣。故曰「天地之帅吾其性」。然而我有此体此性，人亦有此体此性，物亦有此体此性，特人全物偏，故有胞与之分。「同胞」者受气禀理全无间隔，「吾与」者亦我之侪辈也。民饥己饥，民溺己溺，所以行「吾同胞」之事也。昆虫草木鸟兽鱼鳖莫不使若其性，所以行「物吾与」之事也。故吾儒之道，必至于此而后为全体，大用必尽乎此，而后眇然之躯壳始可与天地对立矣。《西铭》一篇纲领在此，由此而后，皆其体其性之节目。「父母宗子」以下指圣贤在上者言，「于时保之」以下指圣贤在下者言。读《西铭》者以此体察而践行之，则各有下手处矣。吾儒素其位而行在上之事，固有任其责者。在下之事我辈之所得为而不为，则天地生我何如哉。今田野之间，骨肉反眼，闾里作仇，朋友弯弓，主奴易位，彼安知所谓理一分殊。名为儒者，不思所以植立抗起之，则风靡澜倒，其势必至于胥为禽兽而已矣。凡我同志，盍相与努力于斯。

《周礼》乡大夫之职，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夫家，男女也。），辨其可任者（任者谓给繇役也。）。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七尺谓氓二十岁以上。），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六尺谓氓十五岁以上。），皆征之（征谓繇役。）。其舍者国中贵者（谓爵尊者。）、贤者（谓有德者。）、能者（谓有才者。）、服公事者（谓士大夫居官者。）、老者、（谓年尊者。）疾者（谓废疾者。），皆舍（舍，先儒谓复除其繇役也。）。

乡大夫者，司徒之属，掌教之官也。考德行，察道艺，宾贤能，其本职也。然于征役琐细之事亦与焉，何也？盖所以辩贵贱，优贤能，行弛舍也。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辩其可任者，所以考察其民之可役与否也。国中之民自年二十以及六十，野之民自年十五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成周繇役之法也。国之民年二十则役之，六十则免，野之民年十五则役，六十有五则免。国中晚征而早舍，以地近则役多也；野中早征而晚舍，以地远则役少也。其舍者有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此成周免役之法也。贵者不役，以其爵尊也；贤者不役，以其有道有德行也；能者不役，以其有才艺也；服公事者不役，以其居官有职事也；老者不役，以其无筋力也；疾者不役，以其不任奔走也。此六者皆复除其繇役，载在《周官》，所以示万世昭昭也。后世王道不明，凡贵者有公事者与老者、疾者皆免，而独贤者、能者未得复除，而与编氓皂隶同受役于府史胥徒之下，冠履倒置，莫斯为极。古者公、卿、大夫、士与庶人各有定分而不相踰越，公、卿、大夫行先王之道以治于朝，士明先王之道以教于乡，庶人服庶人之事以役于野。凡学先王之道者谓之士，为小人之事者谓之庶人。三代之时，士、庶人家各百亩，不以贫富为差，而以贤不肖为别。世教不修，士、庶人之分不明，为有司者乃欲使士与庶人并役，是不察《周官》之法，不知士、庶人之各有定分也。庶人之役，役其力耳；吾儒则经天纬地，为天下正君臣、定父子、别夫妇、序长幼，其为役也大矣。今自国及野，仆役于主，子听于父，妻不敢二其夫，幼不得凌其长，非儒之教，其谁之功也。且有天下者必有所尊，而后足以成天下之尊。自古为人主者必折节以下天下之士，非尊其人也，尊其道也。天地设位，道行乎其中，纲常礼义自儒者出，一日无此道，则强凌弱、众暴寡、智斗智、力角力，天地间乃一凌犯角夺之区而已矣。然则君天下者乃所以自成其尊也，《王制》曰：「命乡论秀，升之司徒，曰选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不征者，先儒谓复除其繇役。若此则不独《周官》之法，通三代之制然矣。乃者上台有请以三代之法推而行之江南，此尊儒道将以立人极也夫！愚请发明《王制》，以晓未识三代之法者。

梦奠之后，师亡友散，春秋且为战国矣。而圣人之后犹著于鲁，圣人之徒见师于魏。鲁之削滋甚，子思固不足以回旋其间，而秉礼用儒，则其遗风犹在也。魏文侯篡窃之馀，且犹有尊贤尚德之意，此空谷之足音也。然子思言论风旨，异时其门人孟子犹有传焉。子夏之云为，不少槩见于魏者，何也？《史记》称其「居西河教授」，而刘氏云「今同州河西县有子夏石室，学堂在焉」。意者，其老于西河，西河之民，疑于夫子之时，魏文侯因以师礼尊事之，而无复有从容讽导于其朝之益也。顾文侯区区之心，犹足称者，使其继世，此风不坠，以及惠王之世，孟子出而继之，相与扶持世教，王道其庶几乎！文侯区区之心，再传而影响不存，则公孙衍、张仪之流，已飒然至矣。惜哉！故愚于《传鉴补遗》之终编，备论其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