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讳棐恭，字钦若，其先襄阳人也。五世祖拯，中景祐进士第，摄从事庐陵，因家焉。曾大父曰宣，故守秘书丞。大父拱辰，铲迹民伍。父虬，故赠右朝议大夫。朝议府君以学问为乡先生，疾革，命公曰：「吾故家衣冠文物，不坠惟汝」。公涕泣识之，辛勤读书，至不颒不冠。或曰：「何至是」？公曰：「客子败人意，彼见我头如蓬葆，当引去」。其勤如此。既而叹曰：「里居不识，其可以卒吾业」？乃徒步入贤阁。后三年登进士第，盖建炎二年也，授迪功郎、虔州司理参军。宣谕使李公寀命公鞫贼，贼富且黠，挟故有以持，有司莫能决。至是复以钱二十万遗公求脱，公笑曰：「是复以他有司待我耶」！卒论杀者三十人。移潭州司理参军，平反盗九人、胥二人。湘潭士邓深者以事系狱，公为白其冤于帅侍郎谢公祖信，且荐其能，请释之。明年邓君策第，后为达官，时谓公知人。绍兴十二年，升秩左从政郎，迁静江府荔浦县令。异时广西转运司岁符浦民以税高下挽粟五千石饟宜州，公奏计曰：「荔浦抵州绝远，不通舟楫，民往焉则以贱粟得贵银，至焉则以贱银得贵粟，惟财粟之」。转运使即令输者止诣县，至今民有去思碑。龙图阁学士张公宗元有荐牍一，而求者十八人，皆不与。一日召公食，即席授简，诿公草奏三篇，食竟而章就。张公叹敏而工，乃与之牍，未尝求也。十六年，用荐者改秩左宣教郎、知虔州石城县，以重赏捕十年未获之盗七十人，减民税之以经界增者，葬前政主簿逢君之无归者。二十二年，授左承议郎、道州佥幕。明年，赐命服左鱼。至道州，朝旨命鞫邵州民张巨驷狱。初，巨驷等以仇家诬告与贼通，狱吏杨锡得赂，力主仇家，太守之子弟与知之，遂起大狱，连坐者三百馀人，疾而死者六七十人，黥而流者二十八人，没入赀产者十八家。公具得其实，杨锡不得隐，即首服。公正其罪而返二十八人之黥而流者，还十八家之没入者，冤民得直，皆画公像祀焉。提刑苏公籍叹曰：「邵守方位于朝，公不疚于祸，仁者之勇哉」！二十九年，授左朝散郎、通判赣州。赣本虔州，至是改焉。赣俗，贫民生女则杀之。公乃以顷在石城所作《杀女戒》下之邑，善谕而严禁之，活者无数。赣之廪人给兵粮，率以公量入，以私量出，兵人口语籍籍，公穷治其状，太守不乐，阴代公即奏请祠于朝。命既下，或劝公自辩，公曰：「祠禄吾愿也」。公在赣也，题舆得职，人以方洒帻故事，彼有惭色。隆兴初，从列有力荐公于上者，上雅闻公名，授左朝奉大夫、知武冈军。公以老病恳请奉祀。乾道戊子三月，授左朝散大夫，四月得祠禄，而疾作矣。是月庚申，坐而逝。初室彭氏，太常博士齐之孙女。继室乔氏，贵妃之族女；赵氏，濮安懿王之孙。皆赠宜人。三男：齐贤、尚贤、世贤，世贤彭出也。皆能传业，齐贤补将仕郎，尚贤以公致仕补官，世贤名佳进士。三女：长嫁李叔浩，次陈叔虎，其季许嫁费洽。男孙二人，尚幼。其孤以乾道五年十有一月庚申卜葬公于吉水县仁寿乡太平里东郭山，以左宣教郎、新差知隆兴府奉新县杨万里状走行在，乞铭于某。其大略云：「公之学邃于名数字书，故其文长于序事，其碑板之作尤崛奇。间出廋辞难语切响奇字读，吾皆駴。或问是出何书，公即呼其子曰：『取插架某书某卷第几简』。其强记，虽昔简节陵、柏寝器不过也」。又云：「万里尝叹今代备顾问者惟公可，而止于斯，可哀也」。公有诗文三十卷，号《不欺先生集》，又增广《左氏指踪》《春秋会盟图》二书，《欧阳文忠公年谱并序》，又有《辩谤》一卷。里中后辈从公受业者多登第，如罗君上行、郭君有凭其选也。某与公幼同泮水，长同上庠，又为同年生，知公深矣。铭公则莫如某，矧廷秀请之力？廷秀，万里字也。某在海上时，公移书云：「邦衡此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某得书太息流涕者久之。方权臣当国，飞鸟不敢问，公独惓惓如此，所言不畏强禦，惟公有焉。呜呼，某尚忍言耶！辄删取其状，叙而铭之。铭曰：

呜呼武冈，谁不絜楹以容，公戛戛兮。钳默以为能，公独介兮。羞彼突梯，玉析竹裂兮。忠以为信郛，莫克侵轶兮。辞宠而就祠，得勇决兮。直赢近禹麾，一何杰兮。揉剞劂而不试，古所噎兮。锓石塴辞，婉娈者之怛兮。

或曰：「武王伐商，伯夷、叔齐谏之而不用。商乱已平，天下宗周，夷齐耻之，遂去，隐乎首阳之山，且曰『义不食周粟』，而终以饿死。有诸否乎」？曰：有之。曰：「然则，孔子以夷齐为贤，武王其非耶」？曰：夷齐固贤矣，而武王不非也。夫以纣之不道，不可不伐者也，惟武王能将天命，取而伐之，易昏以明，使四海赤子得脱虎口而乳慈母，君子称之曰「顺乎天而应乎人」，又曰「武尽美矣」。此胡可非耶？推夷齐之心，以为臣伐君，盖甚逆之道。使君非纣，不当伐也；臣非武王，不可伐也。后世有乱贼之臣，必将曰「武王圣人也，而伐纣，当年无一人非之者」，是则臣伐君，乃圣人之教，其于篡夺窃取，将多有之，故于武王杖钺指商之初，叩马陈谏，以明君臣之分。既不从，则又耻而去之，虽饿死不悔，期于杀身，以愈后世之乱。使后世之人皆曰「武王之伐商，当也，而夷齐犹非之」，是则伐君者，乃臣子之深罪，虽有篡夺窃取之志，将逡巡而不敢发。夷齐之心盖如是，初不以武王为非也。不然，谏而不入，胡不死之，以示争切之心，以开武王之惑，以见纣之决不可伐，乃于有商既亡之后，空自饿死，何益耶？且学者之所取信，不惟孔孟耶？孔子尝言：「夷齐之无怨矣」。使其羞谏君之不用，至于不食而死，且不为怨乎？孟子曰：「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其所以避纣而待天下之清，岂无望乎易纣以清者？予是以知夷齐之心初不以武王为非也，而谏之，是欲以愈后世之乱也。武王之于纣，不得不伐；夷齐之于武王，不得不谏。非武王无以戡乱于一时，非夷齐无以救乱于万世，予故曰：「夷齐贤，而武王不非也」。或曰：「议者以伯夷之谏，无有也。其所不与伐商者，盖二老春秋已高，自海滨趋文王之都，远计数千里。自文王之兴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意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又意其死于道路，又意其至文王之都，不及武王之世而死。此有诸乎」？曰：无之。此非折中之言，无稽之论也。夫伯夷之与太公，俱称大老，年相若也。伯夷处北海，而太公处东海，地相似也。若曰伯夷之志不遂，此固无所徵信。若曰死于道路，则太公疑亦不能至文王之都。若曰岁久而死，则太公疑亦不及武王之世。此实无稽之论，非折中之言也。《论语》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春秋左氏传》曰：「武王伐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噫，使二书不出于孔氏之门人，其可也；若其书果足传，则或人之言，吾不敢听。

县有学例创于崇宁间，惟仙游士风近古，首创于国初，再基于咸平壬寅，修于庆历戊子，增大于元祐甲戌。前后相望，衣冠文物之富甲于他邑，盖有自来矣。宣和末例罢养士，北之便坐为丞厅所侵，南之泮水为两邻所侵，堂庑至为造军器所，接便除折亦为两邻所侵，房舍豢鸡豚、系马牛、暴谷帛者皆往焉，芜秽不治。遇春秋释奠，席幕为庐，令佐伛偻其下，拜跪涂泥中，士人鲜至，多以胥吏代，执事不中仪式，闻者太息。绍兴己未岁，邑有耆旧待次里闬，率士人出家赀以鼎新之。未及成，而余适到官，甫三日告谒，顾瞻咨嗟，谓此亦当官者之耻。曩之侵地悉追正之，高垣墙以绝吞并之患。之泮水，甃石为堤，植佳木于岸，又手植岩桂于殿阶之四维，面势轩豁，坐揖前山之爽气。奈工用不赀，官钱不可贷，民钱不欲掠，收拾昔之供县宇私用者，得钱二百万以助成之。时享之器、日用之具纤细备周。念松楹土壁，不阅岁应有朽颓，宜以时葺，偶官田舍出卖，又得钱五十四万有奇，得田三十五亩半，非敢为本钱廪米，姑歛子利，留为补治计。余以绍兴庚申仲春视事，历晦朔者凡四十有二，迫简书之畏，不敢急成，铢铢而积，更故营造。然地租纤薄，谨出入以备兴修，正有赖于后人。常怪近世释老之言遍于天下，士大夫皆倾橐囊以求果报，在处金碧荧煌，至游息之宫摧陋，过门无复肯屑意者。邑之士人独能留心，可谓知所取舍，余因人成事，固无足道。斯文俾后人有考，则虽耆旧不可不名，陈其姓也，可大其名也，齐贤其字也，公得守肇庆，观此则其为人可知。余姑记区区置田之意，勒诸碑阴以告来者，其他皆得此略云。绍兴十三年癸亥六月朔。

吾党肖之胸腹无留藏，维壸言可以列之他人，况所谓绸缪欢甚者。肖之孤眇，从同郡子林子游，文字胚浑，章句脉络，往往穷日之力有所至焉者。如是数岁，场屋有新声。以进士第，调官南粤，未逮戍，遭内艰。服除，授筠州司户参军。时太守于景文公为诸孙，尝出景文公所更定旧书《吴兢传》以示肖之，肖之书其后，顷刻如人意。肖之死裁四十，太守哭其尸如曩时宿处者。龚氏自钱唐来莆，更数世。先君子齐贤以儒隽称，坎𡒄而死。肖之尝从容语其弟曰：「梦良恐队先君子之志，吾兄弟一日去书卷，则伥伥何为者耶」！妻黄氏。有一男一女，俱稚齿。从父昆弟茂良自官舍以书来治葬具，姑姊妹之子林复合双棺窆之平洋之墟。某于肖之定交且二十一年，来趣铭，于是铭之。其辞曰：

吾将骋而徜然如是哉！明月抵颅，华星载怃，又何闯闯然如是哉！往者不可作，来者何可追，铭之不可后也如是哉！

具位某准尚书省劄子节文，诏台谏侍从各举所知一二人，疏其事实，可以充是何职任，八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圣旨依奏者，今具如后。一、左奉议郎、前权发遣信州军州事王师愈，曾任潭州长沙知县，委有政绩。诸司列荐，继为严、信两郡，戢吏爱民，不扰而办治。持论疏通，耻为无用之学，堪充郎官以上职任。一、右宣教郎、新差通判随州军州事周炯，曾任信州弋阳知县，摧抑豪强，不避怨谤，继移祁门、休宁两县。持身廉介，遇事严明，吏畏而民爱，催科并依省限先足。堪充郡守监司职任。一、左文林郎、两浙路转运司干办公事崔敦诗，服勤州县，不废古文，所撰《国朝铙歌鼓吹曲》，笔力雄健，有唐柳宗元风。又尝为《资治通鉴要览》七十卷，贯穿该洽，议论醇正。堪充馆阁职任。右，臣所举，并是诣实。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之书，学者读之，孰不有席卷篇帙，包举事辞，囊括百代，并吞千载之心？然其涯也浩，则其记览也艰；其绪也纷，则其诵数也苦。此学者通病也。临川黄君日新齐贤陟彼药山，瞻彼令芳，既撷而襜之，复导而淅之，既硙而屑之，复糅而剂之。举二百九十四卷之书，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而纳之于四言之诗，目曰《通鉴韵语》。既成，以书走六百里，缄其副寄予，且介艮斋先生之书求予序之。予曰：「是书不出而传学者，是书苟出而传学者，可以咏，可以咏，可以欣，可以慨。昔也病记览之艰，今则艰者夷；昔也病诵数之苦，今则苦者怿。然则齐贤三十年成之之劳，学者一日飨之之逸也。齐贤无负于学者矣」。绍熙癸丑十二月二十四日，诚斋野客庐陵杨万里序。

具位臣朱熹敢拜手稽首言曰：臣窃惟皇帝陛下有聪明睿智之资，有孝友温恭之德，有宽仁博爱之度，有神武不杀之威。养德春宫，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亲传大宝，龙飞虎变，御极当天。凡在覆载之间，稍有血气之属，莫不延颈举踵，观德听风。而臣适逢斯时，首蒙趣召，且辱赐对，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无说，以效愚忠之一二？盖臣闻古之圣贤穷理尽性，备道全德，其所施为虽无不中于义理，然犹未尝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功者，固无一念之间断。及其身之所履有大变革，则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动于其心焉，所以谨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盖深以是而望于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储贰而履至尊，由监抚而专听断，其为身之变革，孰有大于此者？则凡所以警动其心而谨始自新者，计已无所不用其极矣。而臣之愚犹窃有惧焉者，诚恐万分有一所以警动自新之目或未悉举，则衅孽之萌将有作于眇绵之间，出于防虑之外者。是以辄忘疏贱，而妄以平日私忧过计之所及者深为陛下筹之。则若讲学以正心，若脩身以齐家，若远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义理以绝神奸，若择师傅以辅皇储，若精选任以明体统，若振纲纪以厉风俗，若节财用以固邦本，若脩政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下所当警动自新而不可一有阙焉者也。臣不胜犬马爱君忧国之诚，辄敢事为之说而昧死以献。谨条其事如左：

其一，所谓讲学以正心者。臣闻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浊而流污，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为本。然本心之善，其体至微，而利欲之攻不胜其众，尝试验之。一日之间，声色臭味，游衍驰驱，土木之华、货利之殖杂进于前，日新月盛，其间心体湛然，善端呈露之时，盖绝无而仅有也。苟非讲学之功有以开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须臾离焉，则亦何以得此心之正，胜利欲之私，而应事物无穷之变乎？然所谓学，则又有邪正之别焉。味圣贤之言以求义理之当，察古今之变以验得失之几，而必反之身以践其实者，学之正也。涉猎记诵而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而以华靡相胜，反之身则无实，措之事则无当者，学之邪也。学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鲜矣，学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鲜矣。故讲学虽所以为正心之要，而学之邪正，其系于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审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万事理。差之毫釐，缪以千里」。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天下幸甚！

其二，所谓脩身以齐家者。臣闻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齐则天下无不治，人主之家不齐则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圣贤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于齐家。盖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而夫妇之别严者，家之齐也；妻齐体于上，妾接承于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齐也；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者，家之齐也；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达，请谒不行者，家之齐也。然闺门之内，恩常掩义，是以虽以英雄之才，尚有困于酒色、溺于情爱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动由礼义，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则亦何以正其宫壸，杜其请托，检其姻戚而防祸乱之萌哉？《书》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传》曰：「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内」。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天下幸甚！

其三，所谓远便嬖以近忠直者。臣闻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贾谊之言曰：「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犹生长于齐之地，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圣贤欲脩身以治人者，必远便嬖以近忠直，盖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莸之不相入。小人进则君子必退，君子亲则小人必疏，未有可以兼收并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审乎此以定取舍，则其见闻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谨邪僻之防、安义理之习者自不能已，而其举措刑赏所以施于外者必无偏陂之失。一有不审，则不惟其妄行请托、窃弄威权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导谀薰染，使人不自知觉而与之俱化，则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胜言者。然而此辈其类不同，盖有本出下流，不知礼义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窃科第，而实全无行检者。是皆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见其情状如臭恶之可恶，则亦何以远之而来忠直之士、望德业之成乎？诸葛亮有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本朝大儒程颐在元祐间常进言于朝，以为人主当使一日之中亲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可以涵养气质，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后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黄皓、陈祗而亡其国。元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颐说，故绍圣、元符之祸至今言之犹可哀痛。前事不远，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天下幸甚！

其四，所谓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闻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故王者奉三无私以劳于天下，则兼临博爱，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悦而诚服。傥于其间复以新旧而为亲疏，则其偏党之情、褊狭之度固已使人憪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恶取舍又必不能中于义理，而甚则至于沮谋败国，妨德乱政，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盖左右厮役横加官赏，宫府寮属例得褒迁，固不问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问其有无，此固旧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况今又有蚤怀奸心、预自凭结者，又将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不顾其仰累于圣德；妒贤嫉能，禦下蔽上，而不忧其有害于圣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绝，则何以明公道而服众心，革宿弊而防后患乎？唐太宗之责庞相寿曰：「我昔为王，为一府作主。今为天子，为四海作主。为四海作主，不可偏与一府恩泽。若复令尔重位，必使为善者皆不用心」。正为此也。又况有国家者，当存远虑，若汉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王溥，此其深识雄断，皆可以为后圣法。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天下幸甚！

其五，所谓明义理以绝神奸者。臣闻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祸福，皆其自取，未有不为善而以谄祷得福者也，未有不为恶而以守正得祸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实受天命，以为郊庙社稷神人之主，苟能脩德行政，康济兆民，则灾害之去，何待于禳，福禄之来，何待于祷？如其反此，则获罪于天，人怨神怒，虽欲辟恶鬼以来贞人，亦无所益。又况先王制礼，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报本享亲，皆有常典，牲器时日，皆有常度，明有礼乐，幽有鬼神，一理贯通，初无间隔。苟礼之所不载，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为淫祀。淫祀无福，经有明文，非固设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间，如有影响，乃是心无所主，妄有忧疑，遂为巫祝妖人乘间投隙，以逞其奸欺。诳惑之术既行，则其为祸又将无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乱亡者，何可胜数？其监盖亦非远。苟非致精学问，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无所疑惑，当有即有，当无即无，则亦何据以秉礼执法而绝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执左道以乱政，假鬼神以疑众者，皆必诛而不以听，其虑深矣。然《传》有之：「明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于万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类」。则其为妄，盖亦不甚难察。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天下幸甚！

其六，所谓择师傅以辅皇储者。臣闻贾谊作《保傅传》，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系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万世不可易之定论也。至论所以教谕之方，则必以孝仁礼义为本，而其条目之详，则至于容貌词气之微，衣服器用之细，纤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过失，则史书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诗史书，工诵箴谏，士传民语，必使至于化与心成，中道若性，而犹不敢怠焉。其选左右之法，则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亲，有道有充，有弼有丞。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胜其任，下之犹必取于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不幸一有邪人厕乎其间，则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与居处出入，左右前后，无非正人，而未尝见一恶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长，至于累数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当谊之时，固已病于此法之不备。然考孝昭之诏，则犹知诵习谊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于近世，则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疏略矣。盖其所以教者不过记诵书札之工，而未尝开以仁孝礼义之习。至于容貌词气、衣服器用，则虽极于邪侈而未尝有以裁之也。寮属具员而无保傅之严，讲读备礼而无箴规之益，至于朝夕所与出入居处而亲密无间者，则不过宦官近习埽除趋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当传付之统，上有宗庙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创之艰，后有子孙长久之计，而所以辅养之具疏略如此，是犹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侧、盗贼之冲也，岂不危哉？《诗》曰：「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贻厥孙谋，以燕翼子」。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天下幸甚！

其七，所谓精选任以明体统者。臣闻人主以论相为职，宰相以正君为职，二者各得其职，然后体统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于一，而无多门之弊。苟当论相者求其适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爱而不取其可畏，则人主失其职矣。当正君者不以献可替否为事，而以趋和承意为能，不以经世宰物为心，而以容身固宠为术，则宰相失其职矣。二者交失其职，是以体统不正，纲纪不立，而左右近习皆得以窃弄威权，卖官鬻狱，使政体日乱，国势日卑。虽有非常之祸伏于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为虑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审其所将用者乎？选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则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则彼得以尽其献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经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选天下直谅敢言之士，使为台谏给舍，以参其议论，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于贤士大夫而不在于群小，陟罚臧否之柄常在于廊庙而不出于私门，如此而主威不立，国势不彊，纲维不举，刑政不清，民力不裕，军政不脩者，臣不信也。《书》曰：「成王畏相」。《语》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聪明英特，号为身兼将相，然犹必使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施行。盖谓理势之当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天下幸甚！

其八，所谓振纲纪以厉风俗者。臣闻四海之广，兆民至众，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为治者，乃能总摄而整齐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则以先有纲纪以持之于上，而后有风俗以驱之于下也。何谓纲纪？辨贤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也。何谓风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纲纪之所以振，则以宰执秉持而不敢失，台谏补察而无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而照临之。是以贤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刑，而万事之统无所缺也。纲纪既振，则天下之人自将各自矜奋，更相劝勉以去恶而从善，盖不待黜陟刑赏一一加于其身，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是以宰执台谏有不得人，黜陟刑赏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节行检之可贵，而唯阿谀软熟、奔竞交结之为务。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间，则群讥众排，必使无所容于斯世而后已。此其形势，如将倾之屋，轮奂丹雘，虽未觉其有变于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烂而不可复支持矣。苟非断自圣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举其职，以明黜陟，以信刑赏，则何以振已颓之纲纪而厉已坏之风俗乎？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贾谊尝为汉文诵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则可，使管子而少知治体，是岂可不为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虚语者。惟圣明之留意焉，则天下幸甚！

其九，所谓节财用以固邦本者。臣闻先圣之言治国，而有节用爱人之说。盖国家财用皆出于民，如有不节而用度有阙，则横赋暴敛，必将有及于民者。虽有爱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是以将爱人者必先节用，此不易之理也。国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创业之初，日不暇给，未及大为经制，故其所以取于民者，比之前代已为过厚。重以熙丰变法，颇有增加，而建炎以来，地削兵多，权宜科须又复数倍，供输日久，民力已殚。而间者诸路上供多入内帑，是致户部经费不足，遂废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岁额必取十分登足而后已。期限迫促，科责严峻，监司州县更相督迫，唯务自宽己责，何暇更察民情？捶挞号呼，有使人不忍闻者。而州县岁入多作上供起发，则又于额外巧作名色，寅缘刻剥，此民力之所以大穷也。计其所以至此，虽云多是赡军，然内自京师，外达郡邑，上自宫禁，下至胥徒，无名浮费，亦岂无可省者？窃计若能还内帑之入于版曹，复破分之法于诸路，然后大计中外冗费之可省者，悉从废罢，则亦岂不能少有所济？而又择将帅、核军籍、汰浮食、广屯田，因时制宜，大为分别，则供军不赀之费庶几亦可减节，而民力之宽于是始可议矣。此其事体至大，而纲目丛细，类非一言之可尽。今亦未暇尽为陛下言之，惟圣明留意其本如上八者而后图之，则天下幸甚！

臣昨任南康军日，尝具状奏乞赐白鹿洞书院敕额，及乞以太上皇帝御书石经并版本九经注疏给赐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传，相与讥笑，以为怪事。臣诚恐惧，不敢不尽其说。谨按，本洞书院实唐隐士李渤所居，当时学者多从之游，遂立黉舍。至五代时，李氏为建官师，给田赡养，徒众甚盛。迨至国初，犹数十百人。太平兴国中，尝蒙诏赐九经而官其洞主，见于《会要》。而咸平五年，有敕重修，仍塑宣圣及弟子像，又见于陈舜俞所记。简牍具存，可覆视也。夫以此洞之兴，原其所自虽若浅鲜，无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眷顾褒崇至于如此，则圣意所存，至深至远，必有非下吏浅闻所能窥测者。今乃废而不举，使其有屋庐而无敕额，有生徒而无赐书，流俗所轻，废坏无日，此臣所以大惧而不能安也。然窃意有司所以不能无疑于臣之请，固未必皆如讥笑者之言，殆必以为州县已有学校，不必更为烦费耳。如其果然，则臣请有以质之。夫先王礼义之宫与异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纲五常之教与无君无父之说，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踰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势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郡一县仅一置焉，而附郭之县或不复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则于邪正利害之际亦已明矣。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于彼，而反疑臣之请于此，臣不能识其何说也。今幸蒙恩赐对，故敢复以为请。伏望圣慈下臣此章，特从其请，既以绍承先志，启迪群心，又以丕阐大猷，昭示抑邪与正之渐，实天下万世之幸。取进止。

临汀盐筴既无可言，经界又不得行，民之穷困日以益甚，但有散为流庸、聚为盗贼两事耳。广右首议之人行遣甚峻，近世少见其比，益令人懒开口。奈何奈何！黄齐贤《韵语》用心甚苦，诸图尤有功夫，甚不易得。已遵尊命，以数语附卷末。晚生浅学，何足为重？三复长者之言，为之慨叹。科举之弊至于如此，奈何奈何！

示喻读书用力之意，甚善。所谓收拾向里，固为急务，但亦当虚以待之，则心体自存，善端自著，不可一向抑遏安排也。近作一文字，正述此意。录寄伯崇矣，亦属转以奉呈也。谢说未安者多此类，所论孝弟之说，盖本有不屑卑近之意，故其言日用切身处往往多有此意思。且如此章不以事亲从兄为本分当然之事，而特藉之以为知仁之资，则方其事亲从兄之时，其心亦不专于所事，而又别起知仁之想矣。往年与正字兄论《知言》中病痛，亦多如此。盖其所授受有自来也。却是吕与叔先生论民可使由之处意思极好。昔侍李先生论近世儒佛杂学之弊，因引其说，先生亦深然之。凡百但以此等意思存之，便自平实。至于近世专门之说，盖亦不必深论其失，取其可取者焉可也。

受吊。

去岁北使吊祭，君臣皆衰服受之殡宫。但辞日适当南内问安之日，遂即其处吉服受之，不知何故如此。又闻顷时高宗之丧，王丞相必欲归南内见使人，会有力争之者，遂不果。未闻正衙受吊之说，不知何从得之也。

短丧。

汉文葬后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固差贤于后世之自始遭丧便计二十七日而除者。然大者不正，其为得失，不过百步五十步之间耳。此亦不足论也。如杨敬仲之说，未尝见其文字，但见章疏以此诋之。私窃以为敬仲之说固未得为合礼，然其贤于今世之以朱紫临君丧者远矣。向见孝宗为高宗服，既葬，犹以白布衣冠视朝，此为甚盛之德，破去千载之谬。前世但为人君，自不为服，故不能复行古礼。当时既是有此机会，而儒臣礼官不能有所建明，以为一代之制，遂使君服于上而臣除于下，因陋踵讹，至于去岁，则大行在殡而孝宗所服之服亦不复讲，深可痛恨。故熹尝有文字论之，已蒙降付礼官讨论。然熹既去国，遂不闻有所施行，不知后来竟如何也。今详来喻，欲以襕幞居丧而易皂衫为禫，固足以为复古之渐。然襕幞本非丧服，而羔裘玄冠又夫子所不以吊者，是皆非臣子所以致哀于君父之服也。窃谓当如孝宗所制之礼，君臣同服而略为区别，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练以祥，二十五月而服襕幞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县皆用此制，燕居许服白绢巾、白凉衫、白带，选人小使臣既祔除衰而皂巾、白凉衫、青带以终丧，庶人吏卒不服红紫三年。如此绵蕝，似亦允当。不知如何（初丧便当制古丧服以临，别制布幞头、布公服、布革带以朝，乃为合礼。）？

姨舅。

姨舅亲同而服异，殊不可晓。《礼》传但言从母，以名加也，然则舅亦有父之名，胡为而独轻也？来喻以为从母乃母之姑姊妹而为媵者，恐亦未然。盖媵而有子，自得庶母之服。况媵之数亦有等差，不应一女适人而一家之姑姊妹皆从之。且《礼》又有「从母之夫」之文，是则从母固有嫁于他人而不从母来媵者矣。若但从者当服小功，则不知不从者又当服何服也？凡此皆不可晓，难以强通。若曰姑守先王之制而不敢改易，固为审重。然后王有作，因时制宜，变而通之，恐亦未为过也。

嫂叔。

若如来喻，则嫂叔之服有二，吊服加麻一也，兄弟妻降一等二也。不知二者将孰从乎？又所谓兄弟同居者乃为小功以下，即不知此降一等者之夫又是何兄弟也？凡此于礼文皆有未明，不知何者为是。幸更熟考，详以见喻也。

魏玄成加服。

观当时所加曾祖之服，仍为齐衰而加至五月，非降为小功也。今五服格仍遵用之，虽于古为有加，然恐亦未为不可也。徵奏云，众子妇旧服小功，今请与兄弟之子妇同服大功。其加众子妇之小功与兄弟之子妇同为大功，按《仪礼》自无兄弟子妇之文，不知何据，乃为大功而重于庶妇。窃谓徵意必以众子与兄弟之子皆期，而其妇之亲疏倒置如此，使同为一等之服耳，亦未见其倒置人伦之罪也。嫂叔之服，先儒固谓虽制服亦可，然则徵议未为大失。但以理论，外祖父母止服小功，则姨与舅自合同为缌麻。徵反加舅之服以同于姨，则为失耳。抑此增损服制，若果非是，亦自只合坐以轻变《礼经》之罪，恐与失节事雠自不相须也。盖人之资禀见识不同，或明于此而暗于彼，或得于彼而失于此，当取节焉，不可株连蔓引而累罪并赃也。

大夫之妾。

此段自郑注时，已疑传文之误。今考女子子适人者为父及兄弟之为父后者，已见于齐衰期章，为众兄弟又见于此大功章。唯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无文，而独见于此，则当从郑注之说无疑矣。

为夫之姊妹长殇。

兄弟姊妹不可偏举，恐是如此。

神坐上右。

《汉仪》后主在帝之右，不知见于何处。若只是《后汉志》注中所引《汉旧仪》，则与史之正文不同，恐不足为据（《史记》禘祫处皆云太祖东向，昭南向，穆北向，而《旧仪》独云高皇帝南向，高后右坐，昭西向，穆东向，恐是妄说。）。若别有据，则又未可知也。但《礼》云席南乡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则是东向南乡之席皆上右，西向北向之席皆上左也。今祭礼考妣同席南向，则考西妣东，自合礼意。《开元释奠礼》先圣东向，先师南向，亦以右为尊，与其所定府君夫人配位又不相似，不知何也。大率古者以右为尊，如《周礼》云「享右祭祀」，《诗》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汉人亦言无能出其右者，是皆以右为尊也。又若今祭礼，一堂之上祖西考东，而一席之上考东妣西，则舅妇常联坐矣，此似未便也。

南首。

按《士丧礼》饭章郑注云：「尸南首」。至迁柩于祖，乃注云：「此时柩北首」。及祖又注云：「还柩乡外」，则是古人尸柩皆南首，唯朝祖之时为北首耳，非温公创为此说也。若君临之，则升自阼阶，西乡，抚尸当心。是尸之南首，亦不为君南面吊而设也。又《史记》背殡棺之说，按《索隐》谓主人不在殡东，将背其殡棺，立西阶上，北面哭，是背也。天子乃于阶上南面而吊也。《正义》又云：「殡宫在西阶也。天子乃，主人背殡棺于西阶南立，北面哭；天子于阼阶北立，南面吊也」。按此二说，则是谓北面者，子北面耳，非尸北面也。

《孟子》。

此间所有大官本《孟子》皆作「比」字，注中亦作「比方」，殊不可晓，然《孟子》古注亦有与正文相背者，如「士憎兹多口」，正文「增」字从「心」，而注训「增」为「益」，则是谓当从土矣。至其下文引《诗》，皆有「愠」字，又似解「增」字为憎恶之意，是注亦不足为凭也。但此「比」字，正文与注皆同而无文理，恐是一处先误而后人并改以从之耳。今不可考，但寻其义理，当作「此」字无疑也。

迸四恶。

「迸」「屏」通用，来喻得之。旧亦尝见此碑，但不知如此推说耳。

《记》。

今所定例，传记之附经者低一字，它书低二字，《礼记》则以篇名别之。《记》之可附经者，则附于经，不可附者，则自仍旧，以补经文之缺。亦有已附于经而又不欲移动旧文者，则两见之。不知此例如何？

淳熙辛丑，浙东水旱民饥，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过三衢，得观此帖于玉山汪氏。以为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广也，明年乃刻石常平司之西斋。新安朱熹书。

第三书节略云：「别后淫雨不止，所过灾伤殊甚。京口米斗百二十文，人心已是皇皇。又四月天气全似正月，今岁流殍疾病必烦措置。淮南蚕麦已无望，必拽动本路米价。欲到广陵，更与正仲议之，更一削。愿老兄与微之、中玉商议，早闻朝廷，厚设储备。熙宁中，本路截拨及别路般来钱米，并因大荒放税及亏却课利盖累百钜万，然于救饥初无丝毫之益者，救之迟故也。愿兄早留意。又乞与漕司商量，今岁上供斛米皆未宜起发。兄自二月间奏乞且迟留数月起发，徐观岁熟，至六月起未迟，免烦他路般运赈济。如此开述，朝廷必不讶。荷知眷之深，辄尔僭言，想加恕察，不一。某皇恐」。

沙随先生程公以书见抵，盛称临川黄君齐贤为学之不苟也。既而齐贤亦橐其所著书六十卷以示余。余病衰目盲，不能遍读，齐贤又亲为指画，乃得窥其大略，然犹恨未能有以究其蕴也。呜呼，是亦勤矣！因语齐贤《韵语》虽工，而诸图用力之深尤不可及。虽无《通鉴》，亦可孤行。今乃托于《韵语》而谓节本真出温公之手，何耶？齐贤又出艮斋先生诸公跋语，俾嗣书之。余惟诸公皆当代儒先，其言自足取信。区区鄙语，何足为助？顾尝窃为齐贤深言古人为己之意，而齐贤未能无听莹也。其以是复于诸老先生而益广求之，则庶乎有得于身，而是书之中，一字一义亦无不光焰矣。淳熙己酉三月癸卯清明，嵩高隐吏朱熹书。

乾道丁亥岁，予游长沙，见张敬夫书室有武侯画像甚古，云是刘丈子驹家藏唐阎立本笔，因谓敬夫盍为之赞。敬夫欣然口占立就，语简意到，闻者叹服，以为非深知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齐贤因摹本而属敬夫手题其上。后二十九年，齐贤诸子出以视予，俯仰畴昔，如昨日事，而三君子皆不可见矣。为之太息，记其下方。庆元乙卯秋八月丁丑，新安朱熹仲晦父。

《吴执中传》在《徽录》八十八卷，《国史》九十三卷，与其家传皆相应。但家传云：「公缘微病，踰月不对，已有间之者。一日面奏，论列边防利害，及于一二大臣。上不说，翌日落职，知滁州（大观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告下。）」。又载：「十月二十二日奉圣旨，吴执中初除中宪，议论刚正，凡所陈述，殊无顾忌，颇有古直之操，遂降诏褒之。厥后仅两月馀日，并无建明。一日进对，奏陈论列，殊无根柢，惑于邪说，顿失所守。可落职知和州，替蔡嶷。仍放谢辞，限日下出国门。其蔡嶷别与差遣（此必是省劄。）」。而传云：「先是，蔡京忌张康国，引执中居言路。执中论刘炳兄弟不葬亲，数宋乔年父子过恶，相继罢黜。炳与乔年，皆京党也。及上语执政，嘉其不阿，康国奏：『意在逐臣』，已而言康国之章果上。上怒执中怀谗，出知滁州（此事不知何据，但语意向背不伦。执中本是京引居言路，使攻康国，则不应先攻京党而后及康国也。）」。又家传云：「政和改元，星文示变。公以为推寻厥咎之由，实自蔡京始，因列其命令不信，刑罚失中，公帑空虚，民力困匮，农桑失业，货财不通，而穷荒无用之地追讨兴建无已之罪，请降京五官，以太子少保退居于杭」。又载御笔云：「比以旧弼蔡京擅作威福，傲睨弗悛，屡致人言，禠官斥外，申严邦宪，足示诫惩。尚虑怨仇乘时骋忿，捃摭旧事，论列未休，下石相挤，弹击不已，务快复雠之私忿，不思体貌之前规，致矫枉过中，疾恶已甚，宜俾宽宥，曲示始终。咨尔台僚，明听朕命（大观四年。）」。而传云：「彗星见，上察京奸状，欲逐之。言者交论京不已，执中上章，谓进退大臣当存体貌，于是为京降诏而京得不重贬（此与家传亦不同。然执中后以不论张商英贬黜，则非蔡氏之党矣。未知本传何据书此。）」。执中尝举游酢自代，又尝差同开封尹李孝寿鞠陈正汇告变事，执中平心以处，得罪者自以为不冤。尝论花石纲，诏即罢之。后每有所须索，必戒左右曰：「毋令吴某知」。翰林学士张阁等出守杭州，陛辞日，乞领花石纲事。自是应奉愈炽，不可救矣。尝论郭天信过恶，而言者以为与商英皆天信所荐。与吕惠卿为友婿，惠卿遭时得君，所荐无不拔用。执中在选调，未尝附丽以图进取（并家传。）。御笔云：「卿前日上殿，奏陈曾任学事，见今放罢姓名，可亲书实封进入」。「臣伏奉御封（云云。）右臣昨面奏，系是提举荆湖南学事胡安国，谨具奏闻」。

执中子岩夫，政和七年十一月除考功郎官，出太师鲁公京门。余深尝于彭世英家见其议蔡卞谥文正议。

魏徵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太宗美其书，录寘内府。今此书不复见，甚可惜也。

王彦霖行蔡确词，乃邵武大乾高宇所为，其家尚有遗稿（方伯谟尝见之。）。

乙卯十一月四日，詹元善说去年见李兼济说寿皇曾遣一小珰，以中原事问平江何蓑衣。蓑衣授以纸笔，口诵数语，令书以进曰：「贺新郎，贺新郎，胡孙拖白不终场。不终场，未便休，雄豪分裂争王侯。争王侯，闹啾啾，也须还我一百州」。寿皇以示兼济之父秀叔参政。后数年，虏储允恭死，虏酋雍亦毙，而孙璟袭位，即所谓胡孙者也。岂璟将不终而中原分裂，河南、北将复我也耶？元善又见异书云：「火龙变化丹蛇腾，青羊踯躅乌犍耕，玄豨冲突苍鼠平」，亦莫详其为何等语也。姑并记此，三年而后出之。

释氏有清草堂者，有名丛林间。其始学时，若无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见猫之捕鼠乎？四足据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无它念。唯其不动，动则鼠无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学虽与吾异，然其所以得之者，则无彼此之殊。学者宜以是而自警也。

闽中人李复，字履中，及识横渠先生。绍圣间为西边使者，博记能文。今信州有《潏水集》者，即其文也。其间有论孟子养气者：「动必由理，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无忧无惧，其气岂不充乎？故曰是集义所生者。舍是则明有人非，幽有鬼责，自歉于中，气为之丧矣，故曰无是馁也」。此语虽疏，然却得其大旨。近世诸儒之论多以过高而失之，甚者流于老庄而不知，不若此说之为得也。惜其乱于诗文博杂之中，学者或不之读，故表而出之。

蜀人冯当可之文号《缙云集》，集中有封事，末云：「臣前所言望陛下移跸建康，选将练卒，用张浚、刘锜总统诸军，节用损己，以充军费，皆事也，非事之本也。惟陛下远便佞、疏近习，清心寡欲，以临事变，此兴事造业之根本。《洪范》所谓『皇建其有极』者也」。此绍兴庚辰、辛巳之间所上，其谋画议论，皆奇伟的当。而所论皇建有极，又深明治本而略识经意，古今论《洪范》者少能及也。余尝作《皇极辨》，与之暗合，因笔其语以證余说。旧见汪端明尝称其人，甚敬重之。今果不谬云。

《说文》：「䏌，振䏌也，从肉，入声，许讫反」。东坡疑从「入」无缘为䏌声，而谓舞必八人为列，乃谓「佾」即「䏌」字，从「八」从「肉」。今按，此乃《说文》之误，东坡疑之是也，而其所以为说则非。若以「八」字为「兮」而从「肉」、「兮」省声，则正得许讫切矣。「䏌」又从「人」，乃为「佾」字，盖舞则人之振䏌也。然今《说文》不见「佾」字，坡云有之，未详其说。每详「䏌」字即「肸」字，故《说文》但有「䏌」字而别无「肸」字。坡疑「佾」即「䏌」字，亦非也。《班史·武纪》谓云「屑然如有闻」，亦肸乡之义也。

东坡又云《宋书·乐志》论房中乐非后妃事，盖《周礼》注误，极有理（当考。）。武庚即是禄父，东坡以为两人，恐别有据（已上并见泉州舶司所刻《雪堂帖》。）。

东坡手书煮猪肉法引《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长」，知前辈读此，皆依古注「勿正」为句绝，非独程先生也。作「正心」者，其始于王氏乎。然文势亦或有之，未可直以为非，故予于《集注》两存之。

会稽官书版本有《子华子》者，云是程本字子华者所作，即孔子所与倾盖而语者。好奇之士多喜称之。以予观之，其词故为艰涩而理实浅近，其体务为高古而气实轻浮，其理多取佛老医卜之言，其语多用《左传》、《班史》中字，其粉饰涂泽、俯仰态度，但如近年后生巧于模拟变撰者所为。不惟决非先秦古书，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祗因《家语》等书有孔子与程子倾盖而语一事，而不见其所语者为何说，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为先圣所予，必是当时贤者，可以假托声势，眩惑世人，遂伪造此书以傅合之。正如麻衣道者本无言语，祗因小说有陈希夷问钱若水骨法一事，遂为南康军戴师愈者伪造《正易心法》之书以托之也。《麻衣易》予亦尝辩之矣，然戴生朴陋，予尝识之，其书鄙俚，不足惑人。此《子华子》者，计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丽，过《麻衣易》远甚。如论《河图》之二与四抱九而上跻，六与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据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书也。又以《洛书》为《河图》，亦仍刘牧之谬，尤足以见其为近世之作。或云王铚性之、姚宽令威多作赝书，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华子》者，今亦未暇详论其言之得失，但观其书数篇与前后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托为刘向而殊不类向它书，后二篇乃无名氏岁月而皆托为之号，类若世之匿名书者。至其首篇风轮水枢之云，正是并缘释氏之说。其卒章宗君、三祥、蒲璧等事，皆剽剥它书，傅会为说。其自叙出处，又与《孔丛子》载子顺事略相似（《孔丛》亦伪书也。）。又言有大造于赵宗者，即指程婴而言。以《左传》考之，赵朔既死，其家内乱，朔之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晋君之女，故武从其母畜于公宫，安得所谓大夫屠岸贾者兴兵以灭赵氏，而婴与杵臼以死卫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吕相绝秦语，其不足信明甚。而近岁以来，老成该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说以自證其姓氏之所从出，则又诬其祖矣。大抵学不知本而眩于多爱，又每务欲出于众人之所不知者以为博，是以其弊必至于此。可不戒哉！

或云程邑在雍州之东二十里，王季所居。又引苏黄门《诗说》，周之程邑，汉扶风安陵县也。予按，雍州之境东自西河，西距黑水，延袤数千里，不知所谓州东二十里者，自何处计此里数？若指丰、镐而言，则经传初不明言其为雍州治所。又按《汉志》，安陵在长安北四十里，不应言东。又按《皇矣》之诗，此诗乃是文王克密之后所作，亦不得为王季所居也。然意此语必有自来，但「州」字当是衍文耳。所谓雍者，乃扶风之雍县，其地亦在长安之北，计与安陵相去不远，故得引以相明。唯王季之云，恐别有所据，然亦未知其与《诗说》孰为得失也（当考。）。

上虞、馀姚二邑，皆以舜名。而上虞村落又有号百官，俗传百官牛羊之处也。或谓四旁多舜事迹，疑其子孙所封，理或有之，然不可考矣。大抵地名古迹亦多沿袭讹谬，如《子华子》后序，乃言鬼谷子所居在今信州贵溪县，盖其图经之说如此，岂有此理哉？以它书考之，地名鬼谷者凡数处，疑特俚俗相传物魅之区尔，未必仪秦之师所居也。上虞旁邑嵊县有戈、过二姓，即少康所灭羿浞之党。其子孙乃聚于一邑，又近禹葬之地，不知其何故也。

俚俗相传，疫疾能传染人，有病此者，邻里断绝，不通讯问，甚者虽骨肉至亲，亦或委之而去。伤俗害理，莫此为甚。或者恶其如此，遂著书以晓之，谓疫无传染，不须畏避。其意善矣，然其实不然，是以闻者莫之信也。予尝以为诬之以无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虽有染而不当避也。盖曰无染而不须避者，以利害言也。曰虽染而不当避者，以恩义言也。告之以利害，则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无害而已，不知恩义之为重也。一有染焉，则吾说将不见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义，则彼之不避者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也。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则虽有染者，亦知吾言之无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违矣。抑染与不染，似亦系乎人心之邪正，气体之虚实，不可一概论也。吾外大父祝公少时邻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亲。公为煮粥药，日走其家，遍饮病者而后归。刘宾之官永嘉时，郡中大疫。宾之日遍走视，亲为诊脉，候其寒温，人与药饵。讫事而去，不复盥手，人以为难。后皆无恙云。

沙随有《活人书辨》，当求之。

严州王君仪能以《易》言祸福，其术略如徐复、林瑀之说，以一卦直一年。尝言绍兴壬戌太母当还，其后果然。人问其故，则曰：「是年《晋》卦直事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之文也」。予谓此亦小数之偶中耳。若遂以君仪为知《易》，则吾不知其说也。沙随《春秋例》说滕子来朝为自贬而用小国之礼，如郑人争承之比，最为精当。但朝桓公者邾牟葛称人，谷邓书名，又有不可通者。而诸儒之说，亦莫之能明也。

《孟子》「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数以足对偶而云耳。若以水路之实论之，便有不通，而亦初无所害于理也。说者见其不通，便欲强为之说，然亦徒为穿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习之《来南录》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邮，乃溯于江」，因谓淮泗入江，乃禹之旧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邮耳。此说甚似，其实非也。按《禹贡》，淮水出桐柏，会泗沂以入于海。故以小江而列于四渎，正以其能专达于海耳。若如此说，则《禹贡》当云南入于江，不应言东入于海，而淮亦不得为渎矣。且习之「沿溯」二字似亦未当。盖古今往来淮南，只行邗沟运河，皆筑埭置闸，储闭潮汐以通漕运，非流水也。若使当时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则不须更开运河矣。故自淮至高邮，不得为沿；自高邮以入江，不得为王。而习之又有「自淮顺潮入新浦」之言，则是入运河时偶随淮潮而入，有似于沿意。其过高邮后，又迎江潮而出，故复有似于溯，而察之不审，致此谬误。今人以是而说《孟子》，是以误而益误也（今按，《来南录》中无此语，未详其故。）。近世又有立说，以为淮泗本不入江，当洪水横流之时，排退淮泗，然后能决汝汉以入江。此说尤巧而尤不通。盖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为一。若排退淮泗，则汝水亦见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汉水自嶓冢过襄阳南流，至汉阳军，乃入于江。淮自桐柏东流，会汝水、泗水以入于海。淮、汉之间，自有大山，自唐、邓、光、黄以下至于潜霍，地势隔蓦。虽使淮泗横流，亦与江汉不相干涉，不待排退二水而后汉得入江也。大抵《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无害于义理，不必曲为之说，闲费心力也。

《春秋》上辛雩，季辛又雩，《公羊》为昭公聚众以攻季氏，此说非是。昭公失民已久，安能聚众？不过得游手聚观之人耳，又安能逐季氏？宋昭公、季氏事见《左氏传》，极有首尾。公羊子特传闻想料之言尔，何足为据？或者乃信其说，以解《春秋》。既为谬误，又欲引之以解《论语》樊迟从游舞雩之下一段问答，以为为昭公逐季氏而发者，则又误之甚矣。此弊盖原于苏氏问社之说，而近世又增广之也。尝见徐端立丈说曾以苏说问尹和靖，和靖正色久之，乃言曰：「解经而欲新奇，何所不至」？闻之令人悚然汗下。

或说《鱼丽》诗云：「罶，笱也。笱者，寡妇之器也。寡妇得鱼而不为富彊所夺，则是太平之象，而可告功于神明也」。此因小序而失之，固为无理。然专以笱为寡妇之器，似亦未然。盖聚石为梁，必有笱以承其阙空，乃可得鱼。凡取鱼者皆然，非但寡妇也。但笱易成而易用，虽寡妇亦能置之，故以为寡妇之笱。它人则取鱼之器尚多，不专用笱耳。非谓它人不得用笱，而唯寡妇得用，亦非谓寡妇只得用笱，而不得更以它物取鱼也。《谷风》《小弁》之诗皆曰：「无逝我梁，无发我笱」，岂寡妇之作也哉？

「打」字今浙西呼如谪耿切之声，亦有用去声处。大抵方言多有自来，亦有暗合古语者。如浙人谓「不」为「弗」，又或转而为「否（呼若甫云。）」。闽人有谓「口」为「苦」，「走」为「祖」者，皆合古韵。此类尚多，不能尽举也。

附子今人未尝不服，但熟即已疾，生则杀人耳。汉淳于衍毒杀许后，盖生用也。果尔，则虽平人亦不免，况乳妇乎。或者乃以今人有新产而以附子愈疾者，遂疑汉史之误，过矣。予尝中乌喙毒，始时头岑岑然，久之加烦懑，正如许后之證。当时在深山中，不能得药，须臾通身皆黑，势甚危恶，意必死矣。偶记汉质帝语，得水尚可活，亟令多汲新水连饮之，遂大呕泄而解。此亦不可不知也。

或谓李华著论废卜，故终失节。王涯首议搉茶，后亦得祸。至如近岁茶商作贼，杀人甚众，皆涯之罪也。予谓废卜固其所见之谬，然与失节事不相类。搉茶固为有罪，然甘露之变，死者十馀族，岂皆搉茶所致？且今村民争田争水，劫取谷粟，以致杀伤者多矣，又可追咎神农、后稷耶？大抵论事只当言其理之是非，不当计其事之利害。此等议论虽欲因事设为警戒，然其势将有所穷，反使世人并与正理而疑之，非小失也。

《韦苏州集》载秦系诗自署「东海钓客，试秘书省校书郎」，而诗有「久卧云间已息机，青袍忽著狎鸥飞」之句。盖系尝隐泉州九日山，故有东海之号。「青袍忽著」，自谓其新授校书郎尔。故韦和诗云：「知掩山扉二十秋，鱼须翠碧弄床头」，正答其意也。或者乃谓青袍、翠碧皆为韦发，既失诗意，又谓唐刺史不借服色，则又误矣。牛丛对宣宗云：「臣今服绯」，是刺史所借。而白乐天忠州被召时诗言之极详，何考之不审耶？韦苏州事迹，王厚叔序中考之已详。近年姚令威又作后序，于厚叔外又增补二事，然皆失之。其一以韦赠人诗有「少年游太学」之句，遂谓韦尝游太学。不知韦诗所云，乃是谓所赠之人也。其一以韦有「分竹守南谯」之句，遂谓韦尝守亳，不知南谯乃滁州也。其说之误，正与青袍者相似。夸多之弊，至于如此。事虽不急，亦可戒也。

或说「说大人则藐之」，以藐为自小之意，云说大人时当如子弟之对父兄，恬然泰然，说尽道理，不作大事看，非谓小视大人也。此说甚怪，下文更说不行。如「吾何畏彼哉」一句，不知却如何说？人皆知其不可，而或者信之。盖正理不明而先入为主，故其惑如此，亦非止此一条也。

或云旧见《水忏》言有行者盗常住食物而变为饿鬼者，初不之信。近见《夷坚志》亦有此事，乃信。理可推者，人理耳。若鬼神仙佛事，非理可究。予谓二事一律，妄则皆妄，真则皆真。今乃疑其一于前而信其一于后，何耶？天下之事，巨细幽明莫不有理，未有无理之事，无事之理，不可以内外言也。若有不可推者，则岂理之谓哉？或又云庄、列、释氏皆有大过人者，但为从别路去，故不可与校是非。予谓既云别路，则须自有正路，只此正路别路之间，便有是非可校，何言不可耶？

或读《关雎》，问其训诂名物，皆不能言，便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云云者。余告之曰：「若如此读《诗》，则只消此八字，更添『思无邪』三字成十一字，后便无话可说。三百五篇，皆成查滓矣」。因记得顷年汪端明说沈元用问尹和靖伊川先生《易传》何处是切要处，尹云：「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此是最切要处」。后举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说固好，然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处，方始说得此话。若学者未曾子细理会，便与他如此说，岂不误它」？余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无实，全不济事，自此读书益加详细云。

《艮》下《坎》上，其卦为《蹇》。蹇，难也。西南阴方，平易之地；东北阳方，险阻之处。当蹇之时，利趋平易而不利走险阻，又利见大人以济蹇，而守正则吉。故筮得此卦，其占如此。以《彖传》言之，云《易》本义合如此。

礼书，此书异时必有两本，其据《周礼》，分经传，不多取《国语》杂书迂僻蔓衍之说，吾书也。其黜《周礼》，使事无统纪，合经传，使书无间别，多取《国语》杂记之言，使传者疑而习者蔽，非吾书也。刘原父尝病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国宝书》、《三礼春秋》，而予反病二书之不传，不得深探圣人笔削之意也。异时此书别本必将出于信饶之间，石桥之野，故箱败簏之间，其亦足以为予笔削之助乎。十月十八夜，因读余正父修《礼》而书。

本贯徽州婺源县万年乡松岩里。

曾祖振，故不仕。妣汪氏。

祖绚，故不仕。妣汪氏。

父森，故赠承事郎。妣程氏，赠孺人。

公讳松，字乔年，以绍圣四年闰二月戊申生于邑里之居第。未冠，繇郡学贡京师。以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县尉。丁外艰，服除，更调南剑州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绍兴四年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循左从政郎。丁内艰，服除，召对，改左宣教郎，除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两曹，兼领史职如故。与修《哲宗实录》，书成，转奉议郎。以年劳转承议郎，出知饶州。未上，请间，得主管台州崇道观。满秩再请，命下而卒，绍兴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也。公生有俊才，自为儿童时出语已惊人。少长，游学校，为举子文，即清新洒落，无当时陈腐卑弱之气。及去场屋，始放意为诗文。其诗初亦不事雕饰，而天然秀发，格力闲暇，超然有出尘之趣。远近传诵，至闻京师，一时前辈以诗鸣者，往往未识其面而已交口誉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见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腾蹙沓，浑浩流转，顷刻万变，不可名状，人亦少能及之。然公未尝以是而自喜，一日喟然顾而叹曰：「是则昌矣，如去道愈远何」？则又发愤折节，益取六经诸史百氏之书伏而读之，以求天下国家兴亡理乱之变，与夫一时君子所以应时合变先后本末之序，期于有以发为论议，措之事业，如贾长沙、陆宣公之为者。既又得浦城萧公顗子庄、剑浦罗公从彦仲素而与之游，则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独得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于是益自刻厉，痛刮浮华，以趋本实。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自谓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韦之义以名其斋，蚤夜其间，以自警饬。繇是向之所得于观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坚，故尝称曰：「士之所志，其分在于义利之间两端而已。然其发甚微而其流甚远，譬之射焉，失豪釐于机括之间，则差寻丈于百步之外矣」。又尝以谓「父子主恩，君臣主义，是为天下之大戒，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气之中，一息之不属，理必至于毙。是以自昔圣贤立法垂训，所以维持防范于其间者，未尝一日而少忘，其意岂特为目前之虑而已哉」！是时宣和之季，士之干世至是已无可言者矣。旋属靖康之变，中朝荡覆。公在尤溪，方与同寮燕集，忽有以北狩之问来谂者。公闻震骇，投袂而起，大恸几绝。既而建炎再造，王室漂摇，未有所定。寇贼纵横，道路梗塞，固不暇于博求幽远，以尽一世人材之用。而公抱负经奇，尤耻自售以求闻达，以是困于尘埃卑辱、锋镝扰攘之中，逃寄假摄，以养其亲十有馀年。以至下从算商之役于岭海鱼虾无人之境，则已无复有当世意矣。会诏出御史胡公世将抚喻东南，公乃因谒见而说之曰：「古之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之计，以为子孙万世之业。未有俯仰依违，苟度朝夕，曾不为终岁之备而可以为国者也。今日庙堂之义固必有所谓一定之计矣，然未知其但欲襟凭江汉，控引荆吴以保东南而已乎？抑当克复神州，汛扫陵阙，据中原而抚三河也？盖尝闻之，不取关中，中原不可复；不取荆淮，东南不可保。唐唯不失关中，故更三亡，不失旧物。而吴孙氏东攻新城，西攻襄汉，乃所以保建业。其后桓温、刘裕虽能以江汉舟舻西入河渭，然既得之而不能守，则亦仅足以保东南而已。然则天下之大势可知已。今进既不能以六师之重通道荆襄，循汉沔以赴兴元，结连拓跋，控引五路，东向以图中原；退又不能移跸建康，治兵训武，北争荆淮，以为固守之计，而但蹙处一方，费日月于道涂，前不能有尺寸之利，后又无所保以为安，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胡公奇其言，壮其策，归即以闻于朝。而泉守、资政殿学士谢公克家随亦露章荐公学行之懿，不宜滞筦库，于是乃得召试。而发策者以中兴事业之难易后先为问，公即对言：「自古谋国有得失，而成功无难易。盖天下国家有至计，而国势之强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开蹙不与焉。唯能顺人心、任贤才、正纲纪，则天下之事将无难之不易。惟上之人惜时爱日而亟图之」。反覆驰骋，辩说纵横，出入古今，證验精博，日未昳，奏篇已上，累数千言而文不加点，高宗览而异焉。赵忠简公方以元枢受诏，西督川陕荆襄军事，欲奏取公为属。会太夫人属疾不果。既遂遭丧以归，而赵公卒亦不果行也。再召入对，时上已用张忠献公之策，进次建康，指授诸将，计日大举以复中原，国势亦小振矣。公始进见，欲坚上意，以遂中兴之业，即奏言曰：「陛下以圣哲之资，抚艰难之运，侧身焦思，累年于兹。而民困兵弱，虏伪侵凌，戡定之勋久而未集。意者陛下殆当抗圣志于高明，而辅之以睿智日跻之学，垂精延访，蚤夜汲汲，以求宗庙社稷经远持久之计；申明纪律，崇奖节义，而又以民心为基本，忠良为腹心，则臣有以知虏伪之不足忧而恢复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论自古中兴之君唯汉之光武勤劳不怠，身济大业，可以为法。晋之元帝、唐之肃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终，可以为戒。反覆切至，而犹虑夫计画之间或未精审，无以服众心而成大功也，则又言曰：「人主操大权以御一世，必有所以处此者有以切中于理，然后足以深服天下之心，是以无为而不成。今万机之务决于早朝侍立逡巡之顷，未有以博尽谋谟之益，使其必当事理，以服人心。谓宜略放唐朝延英坐论之制，仰稽仁祖天章给札之规，延访群臣，博求至计，然后总揽参订，以次施行。则政令之出，上下厌服，天下之事无所为而不成矣」。顾又尝病士溺于俗学而不明君臣之大义，是以处于成败之间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缺于舍生取义之节，将使三纲沦坠，而有国家者无所恃以为安，则又奏言：「宜鉴既往之失，深以明人伦、励名节为先务，而又博求魁磊骨鲠、沈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无事正色立朝，则奸萌逆节销伏于冥冥之中。一朝有缓急，则奋不顾身以抗大难，亦足以禦危辱凌暴之侮，则庶几乎神器尊严而基祚强固矣」。上悦其言，而于光武、晋、唐之论尤所嘉叹。明日，以喻辅臣，且论元帝、肃宗之失，而尤以元帝区区仅保江左，略无规取中原之志为诮。乃诏改公京秩，仍典校中秘书。则当是之时，圣志所存亦可见矣。不幸适有淮西杀将叛兵之变，中外恫疑，异议蜂起，张公至为解相印去，而国论遂变，至欲尽撤两淮之戍，还建康以自卫。公深以为不可，因率同列拜疏言曰：「淮淝东南之屏蔽，昔人之所百战而必争者。今皆幸为我有，而无故捐之以资敌，非计之得也。若彼乘吾之郤长驱以来，不信宿而至江津，人心一摇，则建康虽有甲卒十万，亦将无所施矣。且其新民累岁安集，亦既有绪。今乃一朝而弃之，使其老稚狼狈而南来，丁壮忿憾而北去，其失人心以贻后患，抑又甚焉。即以宿卫单寡，必行今策，则愿毋庸尽撤，而使合肥、盱眙两戍所留各不下三万人，则亦足以固吾圉而折虏冲矣」。疏奏不省，而刘豫果数求援于虏以乘吾隙，议者方以为忧，而虏反忌豫强将不可制，一旦执而废之，遂不暇以我为事。不然，则亦殆矣。自是之后，庙算低回，上下解弛，北伐之谋日以益衰，顾望中原，坐失机会。而明年，车驾遂还临安矣。御史中丞常公同荐公恬尚有守，可任大事，因复召对。公即抗言：「当今国论不过两端，喜进取之谋者既以行险妄动而及于败，为待时之说者又以玩日愒岁而至于媮。二者不能相通，而常墯于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见而均受其弊。故臣尝谓能自治以观衅，则是二者通为一说而无所偏废。盖能夙夜忧劳，率厉众志，则未尝不待时而不至于媮；审知彼己，必顺天道，则未尝不进取而不及于败。谋人之国者诚能如是以求逞于雠敌而有不得志者，臣不信也。然臣窃迹近事，则夫往年江上之捷，日者伪刘之废，中原之衅可谓大矣。而吾终未肯求所逞，岂非以行险妄动为不可以不戒，而于吾所以自治其国家者将益求其至欤？今日之势虽未至于危机交急，亦可谓迫矣。谓宜断自圣志，深思昔人爱日之义，忧劳庶政，无少怠忽。凡事之故常，非天下所以安危存亡者，悉归之有司，而日与辅相大臣一心戮力，明礼义、正纲纪、除弊政、振媮俗，抚循凋瘵之民，淬励士大夫而责之职业，凡以求吾所以自治者，然后谨察四方之衅，投隙而起，安受其烬以致天地之殛，则虽有智者亦不知为敌谋矣」。初，刘光世守淮西，御军无法，而寇至辄谋引避。既正其罪而夺之兵矣，寻有叛兵之变，庙议反谓由罢光世使然，更慰藉而宠秩之。张俊守盱眙，方撤戍时，犹命分兵留屯，而俊不受命，悉众以归，朝廷亦不能诘。公于是又言：「陛下有为之志未尝少衰，而天下之事每每病于不立，使中兴之烈未有卓然可见之效，臣窃不胜忧愤。而深惟其故，以为陛下诚能并进忠贤，修明纪律，惩陵夷委靡之祸，革姑息苟且之政，深诏大臣，号令所出，必务合于天下之正义，而毋恤匹夫徇私之怨，则威令必振，国势安强。虽桀骜之虏，亦将歛衽而退听，尚何病于事之不立哉」？上亦不以为忤，特命除郎，兼畀史笔。而常公犹以为此非所为荐论之本意，再论上前，言甚恳至。然事已行，不及改也。公至史院，会方刊修蔡卞所撰《哲宗实录》，而宣仁附传实公所分，所以辨明诬谤、分别邪正者，于体为尤重。而公考订精密，直笔无隐，论者美之。其后顾亦不免颇为他官所窜易，是以读者犹有憾焉。既而虏人亟遣使来请和，赵公以议小不合亦罢去，而秦丞相桧始颛政事，遂决屈己和戎之议矣。虏使名称既不逊，而所责奉承之礼又有大可骇者，于是众心共怒，军士至汹汹欲为变，夜或揭通衢，指桧为虏谍。都人汹惧，一时忠智之士竞起而争之，公亦亟与史院同舍胡公珵、凌公景夏、常公明、范公如圭五六人者合辞抗疏言曰：「虏人方据中原，吞噬未厌，何忧何惧而一旦幡然与我和哉？盖其纽于荐食之威，动辄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为和之说以侮我。又虑我训兵积粟，畜锐俟时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为和之说以挠我耳。盖虏人和使即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胜之术也。六国不悟衡人割地之无餍以亡其国，今国家不悟虏使请和之得策，其祸亦岂可胜言哉！而执事者顾方以为吾为梓宫母后渊圣天属之故，遂不复顾祖宗社稷二百年付托之重而轻从之。使彼得济其不逊无稽之谋而藉躏以逞，将焉避之哉？昔楚、汉相持之际，项羽常置太公俎上，而约高祖以降矣。使为高祖者信其诈谋而遽为之屈，则自其一身且无处所，尚何太公之可还哉？唯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图楚者，以故卒能蹙羽鸿沟之上，使其兵疲食尽，势穷力屈而太公自归。此其计之得失，亦足以观矣」。其言之切如此，盖出公与诸公之意，而成于胡公之手。桧虽持其议不少变，然虏人狂谋因是亦有不得尽逞者，论者莫不壮之。然自是之后，边备遂弛，士气益衰，而兴复之谋上下皆以为讳，正堕公等所忧挠我之计。桧顾自以为得上心，始谋以次尽逐诸异议者，公因是亦数自求引去。而参知政事李庄简公又尝欲引以寘近班，以是桧尤忌之，固留不许。及虏使再至，独许归我河南地。公因轮对，又言：「陛下践艰难之运，十年于兹，虽有大有为之志，而于天下国家所以经远持久之计多有所未暇者。今者天启戎心，画地数千里以归于我，此虽异时之变未可以豫知，意者天其以礼悔祸，使陛下间于忧虞而大有为之志将有所使，此万世一时也。然天下之事每病于难立者，正以向一夫独见之言而略众口异同之论，是以谋始太锐而用计有未详也。愿考汉廷杂议之法，自今发政造事，陛下既与大臣谋谟于上，又令卿士大夫有忠虑者亦得以自竭于下，然后总揽群策而裁处其中，将举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为而无不成矣」。此于前日讲和之议犹欲三致意焉。又念国步日艰，人心未服，而天子无自将之兵，诸道无典戎干方之实，二三大将人拥重兵，强不可令，事盖有不可知者，则又数数建言，宜复武举，责实用，必其洞晓韬钤、长于绥御者，以储将帅之才。下州郡选骁勇悉送行在，以补周卫之缺。精择帅守，使蒐卒乘，以壮藩维之势。亦皆当世之急务，久长之至计，反复惓惓，不能自已。其于请建太学、明大伦，以倡节义之风而厉苟媮之习，则又平日之所深虑而每言之，所谓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气之中，一息之不属理，必至于毙焉者，非若后来诸人承望风旨，但以课试文墨为粉饰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国是已定，言无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桧之怒公愈甚。十年春，遂使言者论公独以怀异自贤，阳为辞逊为罪，而出之外郡。然公去未几，而虏果败盟，复夺我河南地，悉其锐师，数道大入，如公所谓未可豫知者。于是中外大震，桧亦不知所为，周章回惑，至于视师之奏，援引乖错而不自知，闻者莫不窃笑而深忧之。幸而一时将卒犹有前日柬拔蒐练之馀，以故关陕、顺昌、橐皋之师连战大捷，虏乃引退，复议讲解，而梓宫母后始得南归，又如公等所论楚汉强弱之势。然桧遂掩己失而冒以为功，公夺主权，肆然无复有所忌惮矣。公固不能复为之屈，遂自请为祠官，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讨寻旧学为事，手抄口诵，不懈益虔。盖玩心于义理之微而放意于尘垢之外，有以自乐澹如也。旧喜赋诗属文，至是非有故不徒作，乃其文气则更为平缓，而诗律亦益閒肆，视诸少作，如出两手矣。然公自是不复起，年未五十而奄至大故，善人之类，莫不伤之。其后十馀年间，桧遂颛国秉，大作威福，诸与公同时被逐之人，大者削籍投荒，小亦弃置閒散。迄桧死败，其幸存者乃起复用，或至大官，而公皆已不及见矣。呜呼！熹尚忍言之哉！公性至孝，事太夫人左右无违。友爱诸弟，委曲将就，有人所难能者。与人交重然诺，不以生死穷达二其心。抚孤甥教之学，而经理其家事曲有条理，人无间言。接引后进，教诱不怠，闻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于邪佞嵬琐、简贤附势之流，与己异趣，则鄙而远之，或不忍正视其面。至其所以施于吏治者，亦皆果决明辨，抑邪与正，无所顾避。顾熹生晚，不及于闻见之详，故不得而记也。晚既属疾，自知必不起，而处之泰然，略无忧惧之色。手书告诀所善胡公宪原仲、刘公勉之致中、刘公子翚彦冲，属以其子，而顾谓熹往受学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后已，垂裕后人，不使迷于所乡者又如此云。所为文有《韦斋集》十二卷行于世，外集十卷藏于家。始时吏部侍郎徐公度欲为之序，略言少日多见前辈，而自得从公及正平张定夫游，始得为文之法。会病革，不及脱稿，而今序则直秘阁傅公自得之文也。其论以为公诗高洁而幽远，其文温婉而典裁。至于表疏书奏，又皆中于理而切事情，亦为得其趣者。公娶同郡祝氏，封孺人，赠硕人。其父处士确有高行。硕人性慈顺孝谨，佐公事太夫人于穷约中，未尝一日不得其欢心。承接内外姻亲，下逮妾媵僮使，曲有恩意，后公二十七年卒。一男子，熹，今以朝奉大夫致仕。一女子，嫁故浏阳县丞刘子翔，蚤卒。孙男三：长塾，亦蚤卒；次野，将仕郎；次在，承务郎。女三，其婿脩职郎刘学古、迪功郎黄干、进士范元裕。曾孙男五，钜、钧、鉴、铎、铚。女九，长适文林郎赵师夏，馀或许嫁而未行也。公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于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硕人别葬建阳县崇泰里后山铺东寒泉坞。然公所藏地势卑湿，惧非久计，乃卜以庆元某年某月□□日奉而迁于武夷乡上梅里寂历山中峰僧舍之北。盖公之诗尝有「乡关落日苍茫外，尊酒寒花寂历中」之句。呜呼。此岂其谶耶？不肖子熹追慕攀号，无所逮及。窃惟纳铭幽堂，具著声烈，以告万世，盖自近古以来未之有改。而公赠官通议大夫，正第四品，准格又当立碑，螭首龟趺，其崇九尺，刻辞颂美，以表于神道，用敢追述其平生论议行实之大者如右，以请于当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幸垂听而择焉。谨状。庆元五年十二月日，孤朝奉大夫致仕、婺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熹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