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伏匿，甫知足下为严、李立祠，可谓厚党勤类者也。观严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岳不移，使杨子不叹，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沦，其无虎豹之文故也，可谓攀龙附凤者矣。扬子云潜心著述，有补于世，泥蟠不滓，行参圣师，于今海内，谈咏厥辞。邦有斯人，以耀四远，怪子替兹，不立祠堂。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夫能知礼造乐，移风易俗，非礼所秩有益于世者乎！虽有王孙之累，犹孔子大齐桓之霸，公羊贤叔术之让。仆亦善长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铭（《蜀志·秦宓传》）。

河南房君讳凛字敬叔者。唐长安令思晦之孙。殷城令齐金之子。相国赠太尉清河公琯之族子也。兴元元年十月。终于盐官县之旅次。旋窆于楚州宝应之某原。孟子云。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扬雄亦称李仲元不诎其志。不累其身。时无仲尼恶乎闻。若敬叔以五常为师。六学为友。行年五十八。而动不一合。艰屯臲卼。没于道路。噫。孟轲扬雄其知言者欤。始敬叔十岁好学。十五能属文。二十馀值陆浑为戎。遁于东南。刘仆射以贤良荐授秘书省正字。常黄门崔中书继持国柄。方待以儒者之职。属二相薨免。其他当路。君又不能附离。乃卷道退归。每言五经之旨。其道大备。而去圣寖远。义类繁滋。博而寡要。学者罕究。乃撮其异同。各以汇聚。凡三百馀篇。草藁未就。遘疾而殁。冉耕废疾。申公胥靡。世道下衰。仁人随之。然欤。通人赵郡李遐叔常云。我思古之人。房行古之道。房哉房哉。哀哉哀哉。嗣子某。泣序遗烈。请予为志。文曰。儒为德本。德实教源。不有达学。孰纂偫言。恂恂房君。行直而温。一匡六艺。独立颛门。宜登师席。启迪蒙昏。今也则亡。来者何云。荆棘滋茂。芝兰烧焚。命不可问。吁嗟房君。

内发乎天光，外隐乎人曜，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先生闻其风而悦之，境乎太虚，乡乎何有。上际于天，不足容其高；下蟠于渊，不足寄其深。沕乎其未始有也，漠然其不可测也，故先王之道，无迹而称焉。上不溷其至真，下不异乎当世，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先生闻其风而悦之，接之以太和，冥之以常动，尽乎物畛，放乎天均。泰山概地，与之齐其大；纤尘飘空，与之等其细。粲焉其未尝默也，故先生之名有谓而述焉。先生噏岷山之英，储井络之精。凤翔览德，龙蟠隐灵。若乃孤风扇于绵区，长波溢于来世，道隔用表，隐显无迹，身寄形外，名言所绝。是以良史不得牒其世，聘轮不得宠其家，三府不得署其行，诸儒不得宗其教。乘万物而连抃，袭一气而䜣合。彼其视爵位若雏鼠之腐，比毁誉如蚊虻之过，况夫规规末俗，悠悠常论，可髣髴其道乎！惟扬子称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仲元，世之师也。虽然，予尝言之，无用之用大矣，有用之用小矣。持蒸烛于幽室，杂然称其景，及夫翔阳逸骇，天县同焕，则未尝谢其明。挟重纩于大寒，跫然爱其温，至乎阳春发荣，万汇该畅，则无能论其燠。先生之道，非近是乎！夫至人不待江海而润，非取晋楚而富。工乎天而不系，同乎人而俱化。孰肯嗅骄饵以邀盈眦之福，冒宾名以取畸人之戮哉！千载寂寥，高范隆绝，挹咀遗味，敢称赞云：

道不可识，识之浅矣。道不可知，知之褊矣。不识不知，乃道之微。先生用舍，此焉是依。子云称述，外而不内。晦不我贱，达不吾贵。无言有言，有谓无谓。绵代不穷，高风难对。

蜀之庙食千五百年不绝者，秦李公冰、汉文公翁两祠而已。冰为蜀凿离堆，逐悍水，以溉所及，常无旱年。西人德之，因言冰身与水怪斗，怪不胜死，自是江无暴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故侈大房殿，岁击羊豕雉鱼，伐鼓啸籥，倾数十州之人，人必侍祠，奔走鼓舞，以娱悦神，祝以传嘏，而后敢安。公之治蜀，开学校，以《诗》、《书》教人，澡刷故俗，长长少少，亲亲尊尊，百姓顺赖。其后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以文章倡，张宽以博闻显，严遵、李仲元以有道称，何武入为三公，汉家号令典章，赫然与三代等。蜀有儒自公始，班固言之既详。初，公为礼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像，殿右庑作石室，舍公像于中。晚汉学焚，有守曰高眣，能兴完之，后人又作眣像，进偶公室。岁时长吏率掾属诸生，奉笾豆饔醪荐之于前。虔跽谨洁，一再奠而退，辞无敢不信焉。冰以功，公以德，功易见，德难知，故祀虽偕而优狭异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往款公祠。至则区位湫偪，埃蚀垢蒙，不称所闻。大惧礼益懈忽，神弗临享。其明年乃占学宫之西，攻位鸠工，弗亟弗迟。作堂三楹，张左右序及献庑，大抵若干间。布寻以度堂，累常以度庭，疏窗以快显，壮阖以严闭。采有青丹，陛有级夷。瓦密栋彊，若棘若飞。乃肖公像于宁间，绘相如等于东西壁。本古学之复莫若眣，本今学之盛莫若故枢密直学士蒋公堂，故绘二公于宦漏，皆配祠焉。于是择日告成于神，揖而升，簠斝果湆脯脩纷罗而有容，可以告虔；趋而降，罍樽巾洗席燎并施而不慁，可以尽仪。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礼生于严广，灵妥于阒寂故也。噫！自公之来，蜀之人自视若邹鲁。宋兴，名臣钜公踵相逮于朝。先帝时，巨盗再作乱，弄库兵，争剑阁。是时蜀豪英无一污贼者，群顽愁窘，不容喘而灭。非人好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者，不自公欤！传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公在之矣，则是祠之作，愿自予而古，无俾壤息云。祠之兴，同尚之贤，则转运使赵抃及提点刑狱使者，凡三人；赞辅之勤，自通判军州事祝咨以降六人；营董之劳，自兵马都监毛永保而下二人。咸书象于西厢，列官里于石阴。铭曰：

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峨峨兮绂斯皇。出有瑞节兮车骑罗，石室孔卑兮人谓何。新堂翼翼兮耽耽，庭广直兮序岩岩。吏奉承兮不哗，神来徙兮此其家。俨群贤兮并陈，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鱼挺兮俎肉鲜，神来享兮憺冤延。公教在人兮无有颇，蜀贤不乏兮才日多。俗祥顺兮孝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

治平四年记。

益州中兴寺有墨池院，院有前汉扬子云、严君平、李仲元三贤画像，因各赞之，来者观像读赞，则知三贤之道至焉。

三十四丈秘书阁下：季夏极热，伏惟尊候动止万福。往在城东，幸得参拜行馆，过蒙引接，至于忘年。出示所著《易图》，口谈手点，不爱再三。某虽愚未能悉悟述作之意，然恭敬德美，比之亨遇，不啻百感。岁穷走洪都，仲春却还旧山，到今困于多故，酬酢不支，因亦不得驰送尺纸，请问安否。倾企愧负，交战无已。秘书风谊峻洁，须向古人中求之，流俗卑污，知与不知，盖不足计。某亦未超脱流俗，方且与之同波，而就中检校，尚能商订文行，不为众人好恶所蔽，此一直耳。天下之人不限古今，皆以能贤望于儒者，而儒者亦高大其说，如必允蹈；及察其迹，则不类市人者少矣。农商鄙人眼不识字耳，不贮仁义之辞，然安其职分，贪不至墨，羡不敢窃，虽甚劳苦，不缘侥倖。而布衣书生以士君子自号，乃由少壮至于老死，胸中扰扰，不离嗜利矜名，舍性命、犯礼律而为之。一慕十，十慕百，百慕千，千慕万，万慕亿，亿慕句股夕桀。力不必破虱，而自许回天；智不必卫足，而自许穷神。盖读周、孔书之徒，于六经之言未克躬行一句，而开口即骂老庄。方其骂时，颇似不堕人短；及察其迹，则「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八字者，千万人中无一二人践焉。此所谓稚子弄影，不知为影所弄者也。一语骂老庄，尚系毁谤，况终身讪笑者哉！夫少而求仕进，至垂白而不达，亦可以卜其身之穷矣。顾乃撑衰扶惫，一步五喘，五步三息，趋涉长道，以冀或近于利名，此当世之人所同欲也。于未必得者如此，而况于可必得者，谁肯舍之？秘书三荐登科，补吏大县，一跌于冤诬，盛年拂衣归卧林野，不复动念。亲旧敦譬，诏旨开示，一如不闻。被服饮食，粗素薄淡，不啻屠酤俚儿，而安若八珍重锦。鱼轻鳖忽，兔谗猘吠，相因而进，而蒙受理遣，不为之变。考经论史，日作清诗，取次胜人，而不为时名。此皆千万人中未易寻者也，而秘书以为士固当尔。夫流俗何足以知哉？夷、齐不经仲尼评品，止于蹇拙饿夫而已。李仲元见知于扬子，而人更置疑。近者吴孝宗能为出众文辞，而邦人呀呀，谓之可怪。至信都公以诗褒赏，然后笑者口吻乃敛。士之蕴藉包蓄，惟求名实相副。而外誉不惟其实，徒骛于名，故世俗纷纭如此。秘书风谊，岂以有求于世而为之哉？某所以叹嗟切切者，感古人而已矣。亨甫新慰远归，想旦暮聚首，吟笑之乐，良不纤细。漳浦三郎，久不见消息，不知有咨覆上左右否？某坐山间，亦漫销日夙，闻东岩幽名，尚未投足。冬初思一往，并得上谒。户外起居，全望珍爱。谨奉手记，不宣。

某闻扬子云之论李仲元名之不彰也，曰：「无仲尼，则西山之饿夫，与东国之绌臣」。恶乎！闻夫西山之饿夫，伯夷也；东国之绌臣，柳下惠也。昔商周之初，圣人遭罹事变，尚权宜以济世道，故伊尹说汤以伐夏救民，吕望凉武王以剪商弭乱。伯夷，后世不知其义，奸臣贼子窃名节以营私，纪纲荡析而不可救。伯夷惟不义于武王之事，耻食其粟，采薇首阳之下，至死而不顾。春秋时，周道衰而王泽竭，天下之士不及中庸，贤者过之，而放于甚高；不肖不知勉，而溺于污陋。非逐鱼鸟，狎麋鹿，枯槁憔悴于山林江淮之上，则甘言令色，胁肩谄笑，浮沉俯仰于高门悬箔之下。展季顾（原阙。）者既失，而隐者亦未为得，于是直道以事人，三黜而不去，进不溺于污陋之俗，退不为甚高之事。此二人者，咸以圣人之才，因时制行，振颓纲，矫流俗，而立名教者也，故孟子谓之百世之师。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莫不兴起，虽鄙薄贪懦之夫，化而为宽厚廉洁有立之士。其清风峻节，盖已如泰山北斗；高明峻拔，出于列星之间、众山之表，不可得而掩已。然而无仲尼则犹未免为西山之饿夫，东国之绌臣，委弃泯没乎尘垢之下；又况乡党衡荜间，以行义自律，刻饰文彩而志乎为君子者，苟未获题品于师儒宗主之门，则安能接武英躔，曳裾文囿，度越夷等，光映人表哉！此古之怀奇抱识之士，所以仰青云而慷慨叹息于高明之家者也。恭惟某官阁下，茂识少成，广誉夙著。当右文多士之际，以行义修洁，道术高妙，问学辩博，文章温雅，英华乎辟宫，步骤乎俊造，冠秀异而登籍，射甲科而中第。入更台阁，出拥麾符。公清温雅之望蔼于朝廷，中和乐易之化洽于州郡。隐然以儒宗硕德，为时老成。绪言所收，清议斯允，虽附骥尾而致千里，托鸿毛而逸层霄，未足喻其高远也。某材非翘秀，识虑不敏，幸赖父兄好善，幼承义方之训。生七年，使诵书；又七年，学文；又七年，而应科举，逮两尘乡版，叨窃名第，二十八岁矣。心思弗竞，怯于计虑，不能商略多寡，封殖货财。筋骨不及中人，趋步跪起，少遽则气乱而色动，不足以胜甲兵，备行阵。性复不善饮酒，不知博奕。从仕以来，徒劳之馀，无所用其力。夏日舒长，寒宵漏永，官曹事隙，筋骨未疲，惟弦歌诗书，寻阅传记，稽其成败，揽其馀芳而已。每谓慕学而不知道，则虽勤而无得，或溺于异端，而无所折衷，则虽多而无所验于今，未足以适事。传圣人之道者，莫如六经，作《六经论》。三代而上，帝王之事，前圣言之详矣。两汉以来，得失之迹，成坏之由，史氏虽备，有可言者，作《两汉》《三国》《晋》《唐》论凡十二篇。謏闻管见，固未能深探道真；扬搉前世，亦记其所传而已。辄缮写贽左右，惟阁下矜其苦心洁己，姑察其所为。如在所教，无惜咳嗽之馀而成就之，使无与燕雀之徒困于碌碌，某之幸也。不识可以望此于门下乎？

昔扬子云称蜀人之贤，以李仲元为畏人。想见其人，信顺之气积于中而畅于外，盖黄叔度之流。惟以生于远方，不闻于中原士大夫，独因雄书而名载于后世。今陈居士含德隐厚，沉溟于七闽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为发其蕴以诏其子孙，吾知其与仲元俱不朽矣。此于名教，岂小补哉！政和二年孟夏中浣书。

刘歆闻雄作《方言》，移书雄曰：「诏问三代周秦轩车遒人使者八月巡路，𡨃代语僮谣歌戏，欲得其最目，因从事郝隆求之。篇中但有其目，无见文者。歆先君数为孝成皇帝言，当使诸儒共集训诂。会成帝未以为意，先君又不能独集，至于歆身，修轨不暇，何遑更创？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词，以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云澹雅之才，沉郁之思，能经年锐精以成书？良为勤矣。歆虽不讲过庭，亦克识先君雅训，三代之书，蕴藏于家，直不计耳。今闻此，甚为子云嘉之。以今圣朝留心典诰，发精于殊语，欲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谣俗，适子云攘意之秋也。不以是时发仓廪以振赡，殊无为明。上以忠信明于上，下以置恩于罢朽，所谓知畜积、善布施也。盖萧何造律，张苍推历，皆成之于帷幕，贡之于王门，功列于汉室，名流乎无穷。诚以隆秋之时收藏不殆，饥春之岁散之不疑，故至于此也。今谨使密人奉手书，愿颇与其最目，得使入箓，令圣朝留明明之典」。雄报歆曰：「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谨归诚底里，不敢违信。雄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尝闻先代輶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财有千言耳，翁孺略有梗概。翁孺往数岁死，妇蜀郡掌氏子，无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复论思，详悉集之。张伯松不好雄赋颂之文，然亦奇之，常为雄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训，雄以篇目颇示之，伯松曰：『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又言：恐雄为《玄经》，由鼠坻之与牛场也。如其用，则实五稼，饱邦民，否则为牴粪弃之于道矣。伯松与雄独何德慧，而君与雄独何谮隙，而当匿乎哉？其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帏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汉籍，诚雄心至精之所想讲也，死之日则今之荣也。不敢有贰，不敢有爱。雄少而不以行立于乡里，长而不以功显于县官，著训于帝籍，但言词博览翰墨为事。试崇而就之，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胁之以威，陵之以武，此又未定，未可以见。今君又终之，则缢死以从命也。而可且宽假延期，必不敢有爱，唯执事者图之。长监于规绣之就，死以为小，雄敢行之」。时歆为王莽国师，威权可畏，而雄之辞如此，盖明其心不与歆也。然当其时，士皆言符命，劝莽代汉，唯恐其晚。前后封侯者百数，其不附丽者，莽辄杀之。雄为朝廷闻人，既不言符命，然不可以默。逮莽既僭，乃奏《剧秦美新》一篇，剧秦之惨酷，而美诸新，待新犹甚秦耳，莽方自圣而弗寤也。先是建国五年，元后崩，莽诏雄作诔，有曰：「汉庙黜废，移定安公。皇皇灵祖，惟若孔臧」。其言亦无阿倚，特以耆老久次为中散大夫。雄见莽更易百官，变置郡县，制度大乱，士皆忘去节义，以从谀取利，乃作《司空》、《尚书》、《光禄勋》《、卫尉》、《廷尉》、《太仆》《、司农》、《大鸿胪》、《将作大匠》、《博士》、《城门校尉》、《上林苑令》等箴，及《荆》、《扬》、《兖》《、豫》、《徐》、《青》《、幽》、《冀》、《并》、《雍》、《益》、《交》十二州箴，皆劝人臣执忠守节，可为万世戒。先是雄在蜀时，尝著《蜀王本纪》、《蜀都赋》，以极其山川地里人物之实；又尝录宣帝以至哀平纪传皆备，其后班固因之。严遵君平，高蹈之士也。雄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杜陵李辟彊素善雄，久之为益州牧，喜谓雄曰：「吾真得严君平为吏矣」。雄曰：「君备礼以待之，彼人可见而不可得诎也」。辟疆心以为不然，及至蜀致礼，与君平相见，欲屈以为从事，卒不敢言。乃叹曰：「扬子云诚知人，可谓哲矣」。雄同郡里中田仪与雄幼稚交，后雄举之于朝，久为五官郎中，以私得罪。时举仪者皆怀赧低眉以自恐恨，刘歆亦为雄云云，雄曰：「仪举至日，雄之任也。知人之德，尧舜犹病，雄何惭焉」？议者终多雄之知君平，而不以田仪累之也。孔子元者，孔子十七世孙也，为郎校书七年，官不益，或讥以不恤进取，独雄与善。山阴陈嚣有义行，名未振，雄上书荐之，于是声名粲然传世矣。仕至太中大夫。潞水伶玄好学知音律，善属文，然无所矜式。雄独知其才，而病其学之不适正，知之而弗好也。盖雄之好恶不苟如此。及于《法言》，称谷口郑朴子真、蜀人李弘仲元与严君平。蜀人闻之，有愿载名于《法言》者，雄谢之，虽林翁孺犹不得与也。甘露元年戊寅鸡鸣雄生。天凤五年四月乙丑晡卒。葬安陵阪上，侯芭、桓谭共为治丧，朝臣郎吏及诸公遣世子来会送甚盛。谭为敛赙，起祠置茔，芭负土作坟，号曰「玄冢」，与谭守坟如子礼。雄有子曰童乌，九岁与《玄》文，先雄卒。雄比岁亡一男，竭力归葬于蜀，雄由是益贫。及雄卒，不能归葬，而妻子孑还自长安。

嵩山晁说之曰：扬子传孔子之道，立言明教，宜其行事甚大，昭著无遗。而有不见于本传者，得之于诸子书传记，因次第之，为《别传》焉。有与本传异同甚者疏之。雄为郎，不愿受奉，以视无仕进心。幼子卒而必经纪反葬于蜀，以视不终长安。故守一官而阅三世不迁，观其人，岂诣行在献赋者？而本传言奏《甘泉》等赋。蜀人杨庄诵雄文于成帝，帝因徵雄待诏，而肯为王音门下吏耶？至于投阁事，余亦疑焉，而世已有辩之者。

一人以孝闻，而天子喟然为之改容，且至大书其门，以褒劝旌异之。莆之东北隅，惟林氏为故家，双阙今无恙。南北当冲，道由是出，凡至，必立马停辀而后去。三百年来，有郭君孝子，视昔人为无惭色者。先生貌古心不杂，所视惟寻丈，口不论时事，闻他人之过，则掩耳而去。以是豪隽愚暗，騃愎辨佞，杂然人品，何所不有，与之处或累刻积日，弥月竟岁，或邂逅一转臂许，是必以处仁为古之人、古之人。先生蚤时游太学，以操尚称。年四十馀，客钱塘，闻母夫人之丧，徒跣走二千里，每一哭辄呕血。家贫甚，无百钱儋石之储，及治葬，虽故人有所馈，不肯受。聚土为坟，而庐之于其旁，茔兆广袤，不出三数丈。有甘露降，赫日当中，则霏霏来下，晶明膏润，土脉欲动，乃如异时所闻者。余于是吊先生于庐下，先生杖而起，且曰：「义重事亲，有所不足，敢以是欺吾子」？是岁郡国白之朝，有旨旌表其闾。前安绰楔，门左右累土，高寻有四尺，垩以白，而丹其旁角，此故事也。前代帝王法应复孝友之家，玺书具存，则听复君子之泽不过五世，先生所以遗其后者，虽带砺不足尚也。先生六试于礼部，以右迪功郎补浔州司法参军。秩满，再调德庆府录事参军。昔者元德秀六十不知女色，先生过六十而后委禽焉者，其在他日，足迹可数，不必道说，而人自信之。每夜半尝焚香，适取之贩妇，已而弃去，曰：「此但与瓦砾块土等耳」。余一夕梦先生踽踽然衣巾如写水，旦日谇其梦。有童仆自外来，猝然曰：「先生遇夜浴，何尝解衣」？余每怪夫梦之无从也。汲直万石君父子、楚之两龚、李仲元、管宁、阳城，其所以自处也，瑟焉如玉，铿焉如金，又如冰寒火焦，不必以语人，先生固不待三十年而后议论乃定也。隆兴更元，新作门闾，彦莘于先生为族子，属某书其事，笔不下三年矣。「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此为先生之闾，我不出户而昔至也。时乾道元年四月三日。

蜀郡文学掾李浩、苏诜具书告丹棱李焘曰：「成都学者日增，统帅陈侯惧学宫不足以容，乃即公堂之左右，更筑崇宁废址，新为屋二十八楹，分为四斋，疏为四十八窗，高爽靖深，学者益趋焉。总其成为钱一万九千缗有奇，经始于去冬，落成于今春，而秋毫弗以烦民。此美事也，诸生咸愿有所纪述，敢以告」。焘再却而再至，已乃喟然叹曰：营缮斋屋，事固甚美，虽勿记岂不粲然陈前，而焘私窃有感焉，不可不为诸生评之。盖闻古之士皆自学，学必有讲习之处，在家曰塾、曰庠、曰序、曰校，盖各因所处而立之名，初未尝有大小升降之殊也。岁时朋萃群集，有司于是取贤歛才，推而上之，其不率教者屏之。夫推而上之亦必有讲习之处焉，斯总名曰大学。大学惟王者之都得有是名，非王都则名曰学而已。故乡党莫不有学，谓国乃有学固已失之。且庠序及校皆所以名其讲习之处云尔，未始订某处为序、某处为校也，亦未始曰庠不得名序，序不得名校，校不得名庠也。昔孔子射矍相之圃，盖以鲁君之命致众而论士，然则圃亦学矣，岂必曰庠、曰序、曰校而后为学云乎哉？若孔子固未尝言庠序，其言庠序则自孟轲氏始。孟氏虽列三代学名，而其义则专在养、教及射，修吾孝弟忠信而已。故曰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又尝分东北西南上下左右，或在庙，或在国，或在郊，春秋冬夏，所居各异，诗书礼乐，所教亦不同，如大小戴所记。郑康成、蔡伯喈辈所笺注，纷然交加，虽巧辩曲通之成理，考正求定，终须掊击。况又增以成均、米廪、瞽宗、辟雍、胶射与夫三灵五府，别号异辞，丛脞杂遝，混为一条，不可致诘。先儒悟其龃龉难以位置，则从而为之说曰：周兼四代之制，盖一处并建四学，非四学各为四处也。然其说要未允当。姑置周勿问，彼区区之鲁而亦兼四代之制乎？《泮水》诗今且存，米廪、瞽宗、辟雍、胶射不少概见，不知汉儒何所依凭而公倡异端，彊入它类，疑误学者。盖其甚病在溺心以博，未识古书之正伪，更怵世资傅会纬说，错乱经言，遂使后世人主惑其名而不究。夫学之实笼络牵联，惟恐漏落，崇侈土木，赘聚冠履，于孝弟忠信所当修者则未始致意焉。其言岂不谆谆，特其意倜倜然远耳。汉武帝幸从董仲舒等议，建大学，置五经博士，举孝廉，增弟子员，或献雅乐，或对三雍，当时抑亦可谓彬彬矣。然孝武实急功利，士之精通秀颖者皆不肯游学，游学者特章句之儒，初无益于成败之数也。逮孝昭欲救民间疾苦，更召天下贤良文学以访之，则其所养竟非所用，此不究实之害也。光武创业未及五载，于倾侧扰攘之间，亟立太学，虽不免以谶决事，而崇尚儒术，有意其推本之也。孝明、孝章，是承是继。其后稍怠，学舍鞠为蔬圃。永建六年，更造黉宇，开拓房室，举郡国明经耆儒以充入之，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游学。逮本初之元，编牒数踰三万。郭林宗、申屠子龙虽高尚其事，亦复周旋其间，奖拔人物，扶树道教，为诸生倡。范孟博等与闻国政，深议不讳，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假托如黄子艾、晋文经称疾卧家，士大夫请见弗许，三府辟召，辄加询咨，随其臧否，以为予夺。当时倘非假托，得不谓盛乎？要不可与先汉同日语。曾无几何，旋遭钩党之祸，议者反归过于大学，若是则学终无益于政，祇有损尔。是不然，学之为王者事久矣，化民成俗，匪学莫繇，顾用之何如耳！后汉之学犹近古，及其末造，声教废于上，风俗清乎下，百馀年间，乱而不亡，匪学之力欤？若郭有道名冠太学而超然尘垢之外，不为好爵所縻，正言直节，峣峣独全，彼子艾、文经终赖符伟明及林宗辈排斥，计不得售，祸发钩党，太学何与也？惜汉儒但指经术为禄利之路，而不推本于孝弟忠信，俾人自进修，所用者狭尔。本朝遍天下立学，肇于庆历，极于崇宁，其得失之迹有目共睹，而三舍升降，月书季考之法纤悉备具，大率诱以禄利，故未见豪杰之士卓然自大学兴起者，此则士所共叹也。夫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又何俟于诱？若诱之空激，令躁竞不安命分，是不耘苗而又揠之长者也。独明道、景祐间，胡翼之治湖州学，其规模去古差近。弟子往来常数百人，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其出辞气，动容色，人忽遇之，不问可知其师为翼之也，磨砻浸灌之功多矣。庆历更新大学，有司请下湖州，取翼之法以为太学法焉。抑尝闻翼之弟子各以经相传授，又别置斋舍，榜曰「治道」。凡欲明治道者肄业于兹，如治民、治兵、治沟洫、治算数之类，咸因其性而肄业焉。刘彝盖治沟洫者，至今犹以水利著，夫岂茍然纯用科举为学哉？及元祐欲革元丰三舍诋讦苛扰之弊，初命程正叔与顾子敦、孙莘老同更定学制。三人议别置尊贤堂及待宾吏师等斋，实用翼之故事。会胡完夫与正叔异趣，事不果行。今天下立学皆遍，师友相与言惟作文义诗赋论策尔，是犹曰不及，而况敢及科举外事？且徒饮食之而不于是取贤歛才，无怪乎自怠自弃者之多也。今多有是说，欲减乡举十二三，以其额畀郡国之学，使学者繇是发身，其得人未必不踰于三岁骤举于其乡者。是或一道也，而朝廷惮于改弦易调，然好学者亦岂因是而遂辍其所好乎？焘向侍讲席，尝从容为上言，乞稍变试文体格，无若今之煨酿熟烂，庶几豪杰有以自见。上甚向纳，趣令就直庐条具。既得旨，须再试即行。会焘去位，事亦随寝。若试文体格不变，又不于是取贤歛才，则郡国之学诚徒立尔。必不得已，翼之故事尚可仿依而驰骋，使学者不妨课试如式，复于科举外专精读书，且有以自食，无复营求扰乱，优游厌饫，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比及成就，则自当与古为徒，谓学果无补于当世，吾不信也。昔文翁初起学宫于成都市，及元朔五年，诏天下郡国皆立学宫，盖天下郡国学宫实自成都倡之。后之为成都者于学宫不敢不致力，虽迷国误朝若崇宁宰相，其致力尤甚。异时纵不说学，亦必枝柱斜倾，圬墁赤白，盖虚矜伪以干逢掖之誉。今陈侯独能躬行节俭，削浮冗之费，罢誇诩之燕，日积月累，创成大厦，其视文翁减省少府用度以成就蜀诸生无不及焉，其为德厚矣，诸生盍亦思所以报之乎！司马相如虽文章冠天下，然弗张四维，似非吾党；扬子云金口木舌，真汉大儒，而出处之际，未免跋疐；彼庄君平、李仲元沈潜自遂，莫我絷维，乃可敬仰尔。呜呼！繇文翁以来，仕而显者固多矣，何君公、赵志伯、谦温等虽登三公，君子弗贵也。惟范景仁起宝元，终元祐，其进退雍容，实光于庄、李，若景仁斯不负玉堂石室云。焘无德之齿，猥杖于乡，称道不乱，则焘何敢？其私窃有感焉者盖具此，姑以复诸生，其尚交儆戒哉。

问：后夔、师旷之于音而有惉懘，非所以为善乐也；王良、造父之于马而有蹶骤，非所以为善御也。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于政，而犹有疏阔，乌得为善治者哉？孔子曰：「行夏之时」。盖以建寅之正奉天时，授民事，为最正者。夫夏之时既已尽善，而商、周何乃建子、建丑，纷更之为四时之令，十二气之事，无乃舛逆而不顺欤？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禹勤劳于天下，民之便不便，利害纤悉之际，宜无不尽者，而贡犹有所不善者，何也？夫助法既已善矣，而周人必改为彻，岂亦好为更张而不宁者欤？周初五刑之属二千有五百，轻刑与重刑相若，文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至穆王始作《吕刑》，其属三千，减大辟三百，宫刑二百，而增墨、劓为千，使轻刑多而重刑寡。夫周之初，其刑皆重，而今始轻，意者文、武、成王、周公之仁，不及穆王欤？三代之法可谓尽美矣，而时独夏为正，赋独商为善，刑独周穆王为轻，凡其法皆圣人作，而各有未尽，常求其说而不得，愿与诸君论之。

问：所贵乎圣者，贵其能知天命也。命当行耶，吾之道与之偕行；命当止耶，吾之道与之偕止。盈虚消息，周旋曲折，圣贤之所昭彻独见乎此，其必无失也矣。然而孔子执贽行于天下，所见之君无虑数十，而尤眷眷于槔灵、鲁哀、齐景而不去，甚者至于南子之污、公山佛肸之叛而犹往焉，何其求用之汲汲？战国之世，则又大异于春秋矣，而孟子持必不可合之说，以见不足与有为之君。如齐之宣王，既已不能用孟子，而犹徘徊于昼，以待其召而复也。虽蕞尔之滕，其在天下眇然甚微，而亦与之论王道，惟恐其不见用也。无乃于道自轻而不自重欤？岂知其不可而强与之欤？抑不知其不可而冒进欤？皆非所以为知天命者也。圣贤之意将安在，愿与诸生辨之。

问：天生财而民用之，君理之，必使民裕于下，君足于上，上下兼得而不可以一缺，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然夏、商、周之时两得之，汉、唐之时两失之，有不可不论者。禹之治水，勤天下之力，冀、兖之作至十有三载乃同，而馀州犹不与焉。汤之兴以七十里之国，而文王、武王亦不过百里。当其初造之时，四方君长日交于廷，征诛之师日出于外，汤又以馀力饷葛伯，文王亦岁奉商之职贡。当此时，泽梁不禁，关市不征，赋敛薄而国不匮，民不困，未尝闻其理财，而沛然常有馀，卒以此成王业，此何为其然也？至于汉、唐以全盛之天下，而又理财之道日夜讲求，无所不至。汉之榷酤、盐铁、白金、皮币，唐之隐户剩田、间架之利、转漕之法，无所不用。桑羊、孔仅、赵过、宇文融、第五琦、刘晏、李巽之徒，鞭算心计，无所不尽。然而君民皆耗虚，至以此生变，此又何为其然也？岂天之生财饶于古而啬于后耶？抑时有盈有虚，而术有善不善耶？恭惟国家军国之费亦广矣，然比年以来罢力役之征以惠四方，又念蜀远民或有未裕，则万里遣使，求所以裕之者甚惠。日者恩诏之下，所以搜求其条目，罢而去之，以厚民者甚备，普天之民孰不衔戴？而蜀民呼舞独为甚切，吾君吾相泽流天下为甚大矣。其所以足国裕民而两得者，近所未有，此亦何道而然欤？夫不求汉、唐之失，无以知夏、商、周之得；不观夏、商、周之得，无以见今日之美，愿详著之于篇。

问：异学之在天下，君子必锄而去之者，以其有害于吾之道也。孔子曰「恶莠，恐其乱苗」，「恶紫，恐其乱朱」。所恶者，恶其似是而非耳。夫异学者，必并缘圣人之说而有甚似于其间，墨氏兼爱而同是尧舜，许行欲君民并耕而其说本于神农，孟子因而辟之，岂非以其近似而为害深也欤？吾宋元祐间，伊川程氏进于朝，其学始盛于伊洛，至今而遂广及于天下，其说一本于《中庸》、《大学》，举诚与恭以为谨独之要，务在默识力行而去人欲，而全天理，凡佛老杂说皆摈斥不道，而一以孔氏为宗。天下之士见其本于孔氏也，是以波荡而从之，无疑其说之是与非，同与异，甚似而难辨者，与墨氏、许行又相远也。而论者疾之，断然以为奸，何哉？今庙堂之上又将行其说，而言事之臣皆谓异学而攻之，抑以其似是而非欤？而推原程氏之学所从得与其所从失，于吾夫子之道是否同异果如何，以明晓天下，庶几少佐今日扶正道、去异学之治云。

问：今学者率喜措意于性命之表，务为滉漾不可究知之说，以为圣贤之极至。礼乐之文绸缪委曲，灿然可以相接，则指以为粗云。往往荡然习放旷，而以区区之文为不足学，学其极至者斯已矣。吁，亦既甚病哉！且唐虞之盛而皆出于周旋揖逊，其所以变化天下之士，使之日就道德之质，各适于文武之用，刚柔缓急皆不失其中，进退语默而无愧，死生祸福之所不能动者，意其当时必有大出于礼乐之外。然唐虞远矣，犹可以想见者，惟其雍容之风尚在耳。而三代之法又养之于大学，试之于射宫，其文为甚详。士生其间，出入于和鸾玉佩之中，而燕处于雅颂琴瑟之际。衣服有常，几杖有铭，视听言动莫不有节，若此者抑亦可以为粗欤？则洒扫庭内，槔武之所警，恂恂乡党，孔子之所居者，皆今之学者所尝忽也。而二圣人之所笃行者独何哉？然昔之论君子者，以为不必相与言也，以礼乐示之而已。夫礼乐之用又何以不言而相示欤？夫成于乐，立于礼，所以为学之终始者，其旨安在？愿闻其实。

问：振天下于怠惰废弛、因循茍且之中，而与为刚健奋振、卓然有立之治，此人君之最难能，古今之最难逢，当世仁人君子、豪杰有志之士所以咨嗟愤闷，慕望而不得见者也。自非人君赫然有立于上，而天下之人杂然应之于下，有不能至者矣。昔者周之治放于柔弱，宣王起而振之；汉之治放于因循，宣帝起而振之；唐之治放于姑息，宪宗起而振之。三代以来，迄于五季，独能以刚健振起者，惟此三君而已，是可谓难得也矣。夫岂三君者独能赫然自为之哉？盖亦天下之人杂然应之，而后能至于此也。尝考之于其书，周家之臣，王命之肃，必与将之，邦国之否，必与明之，衮职之阙，必与补之，何其忠也！神爵、甘露之间，至于文学法理、工匠技巧之事，皆极其能，何其精也！元和之初，荐士三十，以助成其治者，何其盛也！岂天下之人自尽其力而为之欤？抑三君者有术于此以起之欤？不可不究明其所以然。恭惟主上当中兴平定之馀，虑天下之人久废于无事，英断独运，动荡振刷，而大作起之，广开众正之门，杜绝群枉之路，宪度一新，威令一振，风声所暨，际天所覆，罔有内外，莫不悚动鼓舞，以观千载希阔之举。《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欲使天下之人尽革去前日怠惰废弛、因循茍且之风，群臣皆如周之忠，万事悉如汉之精，众才又如唐之盛，以大应今日惟新之治，将何道而可？其并三君所以然者悉陈之，以佐今日之万一云。

问：三代以降，天下之俗，何纷纭其亟变也！一时之士必有一时之俗，一时之俗必有一时之弊，一时之弊必有一时之害。未有有士而无俗，有俗而无弊，有弊而无害者，此何为其然也？士患智不足以识变，而战国之士智而至于诈；患勇不足以立事，而秦之士勇而趋于利；患无宽柔和易之行，而西汉之士柔则失于偷；患无刚毅挺特之操，而东汉之士刚则陷于讦；患无高远之志，晋之士高矣，而荡为虚浮；患无文章之用，唐之士文矣，而流为华靡。岂三代而下者，其俗终不可革欤？凡所以至此者，其故何也？其始必有以作之，作之必有其端；其终必有以成之，成之必有其渐。以至于风成俗定而不可复改，此又不可不求其故，而论其所以然也。其始不过出于士之所习尚，而其利害祸福及于天下而莫可解，其可不思所以救之之道欤？今欲使天下之士智而不至于诈，勇而不趋于利，柔不偷，刚不讦，高不荡于虚浮，文不流于华靡，去数代之弊，以成一代之俗，其亦有道于此乎否也？《易大传》：「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所趋甚异，而圣人以为同，何耶？太公佐武王伐商，其功列于《诗》《书》；伯夷不食周粟，而《传》称其仁。是皆天下之大老，尝经圣人所去取者，而不同犹如此。出于圣人之后，而其趋异者将何以定其同与否耶？张良佐汉有天下，终从赤松游；而四皓则遁秦，亦不仕于汉；梅福尝上书论事，一朝弃官以去；扬子云校书天禄，严君平、李仲元皆其友也，而终于隐；严光当光武世，亦可出矣，而老于钓；荀爽，申屠蟠，徐孺子之于辟命，或就，或不就；诸葛孔明、庞士元事蜀，而庞公采药鹿门不反。当此时，管宁亦不应朝命，晋孙登居宜阳山，但抚一弦琴而不言；陶潜尝为县令矣，而赋《归去来》；王通讲道河汾，著书垂后，盖有志于世者，而称仲长子光为天隐。是众贤者之所以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其意各安所出？于君子之道其亦有合乎否耶？所趋如此其不齐，其心果同乎否耶？

问：甚哉，文章之变，其得丧之关于天，而盛衰之关于世也！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之用否，其大矣哉！三代之盛，训诰誓命之文，风赋雅颂之作，道德仁义礼乐寓于其中，圣贤之心术，天下理乱之几微皆在，得非关于天者哉？至其衰季，孔子出焉，删定系述之文作，而其用被于千万世，何其甚盛也！岂亦禹、汤、文、武有以作成之欤？汉司马相如辈所作，而班固遂以为汉文章与三代同风，其果信然耶？然固之论，如贾谊、司马迁、扬雄，不在其列，何也？唐文自太宗以来，犹未改六代浮靡之习。大历、贞元间，韩愈、李翱、柳宗元出，而唐文始复古，亦可以庶几三代之文否也？汉、唐之文，君亦有以作成之欤？恭惟吾宋二百馀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盖其始盛于庆历、嘉祐、治平，而后一振于元祐，文采述作、论议术学众多繁夥，又非汉、唐之所可几及矣。然则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亦以何道哉？夫得丧之关天，盛衰之关世，千百年之间，其盛不过汉与唐与吾宋三而已。但吾宋之文章，其所从兴与其所从盛者何由？与三代、与汉、与唐何辨？作成之道何由？断而论焉，一王之法为百世之鉴可也。

问：为天下者既有已行之法，必务为可见之效，而后天下可为也。使其法令虽行而成效不见，民不被其实利，而国不蒙其休美，则所为法令者，是徒为无益之文具而已，其将何以致天下之理哉？国家自军兴以来，岁周一星有半，亦久矣，今始享一旦息肩之安，则夫所以讲求乎国本，设为已行之法而责其可见之效，使民厚其业而乐其生者，在今日所不可缓也。昔汉文当高祖创业之后，专以农为务，其诏之为农而下者十常六七，亦以其不可缓焉耳。是以当时海内富足，兴于礼义，几致刑措，亦其效之可见者也。主上比岁以来务农之诏旁午于郡县，不啻汉文之日矣，而犹以农不加劝，谷不加多，户口不加益，而仓廪日虚为叹，何哉？日者下诏旨，欲责漕臣，使率属部守令正经界，均赋调，趣耕殖，以为民仰事俯育、养生送死之计，夙夜之意至深切也。然考之于田野之间，则今日之弊犹前日也。经界之未正，赋调之未均，耕殖之未趣者，尚多有也。呜呼，当循习之久，经界未易正也；多寡之不齐，逃匿隐落之不一，赋调未易均也；荒芜之多而游手之众，耕殖未易趣也。然则将何术以正之、均之、趣之，使效有可见而法不为虚行，使民被实利而国蒙休美哉？方求其术而不得，诸生其条陈之。

问：三《易》之书名之所命必有其义，书之所作必因乎人，卦之所次，数之所占，孰同而孰异？取而为卜筮者，孰当而孰否？其推明之。

甚矣，道之难明也。闻道者多而知道者少，语道者众而味道者希。其弊盖起于世之儒者，措意太过，立言太高，而不能知道之深，味道之切，是以道日远人，而人亦以道为清虚无用之物，举而措之庄、老之间，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尽。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道也，非言文也。语道至是，则道之兴亡，非天而何！茍天下幸遇圣人，百度修明，庶政和穆，则是道也，应入于刑名度数之间，而为礼乐刑政之化。天下不幸而逢暗世，则是道也，亦将自晦于无用之地。历古而来，圣圣相承，虽所尚之不同，所为之各异，而区区所传，亘千古，历万变，亦无非是道而已矣。故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三圣相承而守一道，故《系辞》亦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故古之圣人所以体道之妙，用道之实，其示天下也，虽有可见之迹，而实运于不可见之心；虽有可知之事，而实藏于不可知之用。其举而为事业，则可知而可见者，常载于《诗》、《书》；其化而裁，通而变，不可见而不可知者，独传于三《易》。则《易》之书，实天之所畀，道之所在，岂可轻议之耶？昔伏羲之作造于太古之初，其圣神之妙，仰观俯察，可以画卦矣，然而未敢以自为也。及龙负图而出于河，龟负书而出于洛，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文王当明夷之时，羑里之难，险阻艰难备尝之矣，重爻之意，亦未敢以自擅也。及凤凰之至，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仲尼值晚周之衰，负天纵之将圣，以好学之不倦，亦可奋然而兴《易》道矣，然亦未敢自专也。亦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逮夫五十以学《易》，且韦编三绝，岂非是书也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而圣人亦不敢以轻议者耶？向使凤鸟不至，而河不出图，是数圣人者，亦泯然而已矣。奈何圣人虑患之心，思天下后世之切，至以谓吾而不言，千百载之后，吾之所为妙用者蔑而不传，则道亦从而丧矣。是以伏羲、神农、黄帝则有三《坟》焉，夏、商、周则有三《易》焉。三《坟》亦三《易》也，三《易》亦三《坟》也，其妙道一也。是皆圣人不可易、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间。盖是书也，亦幸而出于三皇之时，而显于三代之际；亦不幸而罹春秋，更战国，遭秦历汉，泯没于千百载之后，遂使腐儒曲学得以肆其臆说，妄议上古，遂以为无用之具。虽或取信于一时，然亦不过目之为卜筮之书。大抵其说不过有四：以为春秋之时，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楚子指以视子革，以能读古书。春秋之至今几千百年矣，时之久远，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历古而来，典籍之阨，不可胜数矣。风雨之沾霈、水火之沈烬亦屡矣。西汉之兴，虽间出于屋壁之藏，未必能无遗散者。故汉下求书之诏，是书亦不显于是时。《艺文志》所录古书为详，而是书亦不载于当世，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周易》实出于近古，遭秦焚书，又以卜筮独得不废罢。然而「载鬼一车」，「需于血，出自穴」，与夫《系辞》所谓子曰之辞，后世之议者未免致疑于其间，况是书《姓纪》、《皇策》、《政典》之篇，文辞质略，义旨深厚，不可以言语造者，又焉能晓其义耶？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羲和湎淫，夏后征之，其出征之辞引《政典》曰：「先时者杀，不及时者杀」。后世莫不以为夏后氏为政之典，虽孔安国亦莫不以为然。今此书《政典》之篇，颇与《书》合，则其辞之可具载于《诗》、《书》，隐而难知，略而不详，又不过如此，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呜呼，历是四疑，而遂使三皇与夫文王、孔子尽心者流，非特郁郁不伸，又入于卜筮之学。夫岂知治天下之妙用实在于此，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者欤？噫，所不可知之事阙之可也，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茍不能然，而簧鼓邪说，妄指圣人之书以为伪妄，吁可痛也！幸承明问之，及欲论是书之义，则非止十稔之穷思，数万之累辞，盖圣人之神道妙用寓于其间，而实非区区场屋之文敢议也。若夫止于名之所命，书之所作，卦之所次，数之所占，与夫取而为卜筮，下及诸儒之论，秘府之藏，则亦不敢不论，以攻邪说。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以淳厚化斯民，天人之妙趣，性命之至理，蔼然见于当时。故天不爱道，《河图》、《洛书》复降是道以助至化。元丰之七年，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属，历唐州之比阳，是书复出于野民之家。天之未丧斯文，岂特斯民之幸，而亦吾道之幸也。昔孔安国叙《书》，以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天道也。今考《坟》之所以有三，曰山坟，言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谓之《连山》；气坟，言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谓之《归藏》；形坟，言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谓之《坤乾》。盖《坟》虽兆于三皇，而其道实显于夏、商、周之际。故仲尼常曰：之杞而得夏时，之宋而得坤乾。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此其命名之义，作书之人，有如此者。《连山》之书以艮为首，《归藏》之书以坤为首，《坤乾》以乾为首。虽三《易》之书卦之易次，名之不同，而其经卦皆八，其重爻皆六十有四。及夫揲蓍布数，取以为占验，则阴阳老少之文，大抵亦不离乎七八九六而已。盖七八者，少阴少阳之数；而九六者，老阴老阳之数。天地之所为，时运之所会，虽圣人亦岂得与夺于其间耶？此其次卦之序，占数之际，虽稍有不同，大抵如执会要，以观方来，终于殊途同归耳。此其卦之所次、数之所占，其同异有如此者。然而《周礼》独载是书于太卜筮人之官，而纯取以为卜筮，遂使圣人之神道，以为后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设。先儒或以《周礼》为战国之说，不足怪者。且左氏好巫，其所载占筮最为详悉。以《周易》为占者十有六，以《连山》、《归藏》为占者一。南蒯之筮，《周易》之筮者也，遇《坤》之《比》，其繇曰：「黄裳元吉」。穆姜之筮于东宫，此《连山》、《归藏》之筮也，遇《艮》之八，其繇曰：「元亨利贞」。是南蒯、穆姜之筮皆吉兆，然而咸以为不祥之事。惟此二兆颇为近正，其馀又怪诞不经，则是书谓之卜筮则可，谓之纯为卜筮则不可，此其所以为卜筮者如此。然是书之不幸汩没于世，而杜子春、郑康成皆先儒之美者，而无一言以及之，又从而为之说曰：「此阴阳之说也」。惟杜预、孔安国辈粗能得之，而亦纷纷藉藉，终以不振。至于隋唐之盛，括囊典籍，文物灿然，而秘府所藏，尚不过《连山》、《归藏》二十三卷，而《坤乾》之书，亦未见其间，此其诸儒之论，秘府之藏，不过如是而已，此三《易》之始末也。抑尝论之，书之泯没于世，非大圣大贤则不能振起之也。有若《荀子》，有若《鹖冠子》，有若《仪礼》，有若《墨子》，非韩愈而振起之，则与异端邪说并弃于世矣。有若《列子》，有若《文子》，有若《鬼谷子》，有若《亢仓子》，非柳宗元而力辨之，则其遗编馀论，亦与草木而煨烬矣。是数子者尚不过论五霸之大略，或崇虚无之空言，或为黄老刑名之学，或出于战国纵横之流，而二贤尚能扶持，使炳耀以传诵于人之耳目，况三《易》之书，天之所存，道之所在，圣人之妙用存其间，此正诸生喜与执事者论之。

问：东京何休道术深明，有闻于世，其解诂《公羊》之传也，以《春秋》之论駮汉家之政，凡六百馀条。其说虽不传，然意其为人，必非茍然者。其后服虔又以《左氏》之说正何休之駮，凡六十馀条，则何、服之学，其可谓通经术而晓世务者矣。诸君得为何休，其能駮汉者何事？使诸君为服虔，则其駮何休者何说？

六经备于孔子，隐于战国，火于秦。比汉兴，稍复出矣。而西京以朋党乱，东京以图纬惑，圣人之意，其存者鲜。夫《诗》、《书》、《礼》、《乐》，非明问之所及也，请独以《春秋》言之。《春秋》之为经一，而为传者有三。汉武帝表章六经，《公羊传》盛行于时，《谷梁》之学出于宣帝，《左氏》之学起于哀、平。言《公羊》者，有严、颜、眭孟之徒，而胡生为之祖；言《谷梁》者有伊、胡、申章之徒，而鲁荣广为之宗；言《左氏》者有陈钦、贾护之徒，而刘歆为之倡。刘歆尝欲立《左氏》矣，而大司空师丹以为非毁先帝。严彭祖尝奏议殿中矣，而太傅萧望之折之以《谷梁》之言。言世次则有孔子、子夏传授之殊，言远近则有齐学、鲁学之异。大抵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信异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古人所谓党同门，妒道真，而无徙善服义之心者是也。光武中兴，承新室诡政之弊，而白水卯金之语，执以为受命之符。此风一扇，天下靡然从之，于是圣人之经与邪说并行矣。郅恽之论，谓汉历久长，孔为之训，而贾逵之攻二传，则谓刘氏为尧后，惟《左氏》独有明文。然则《春秋》之旨，其说杂乎谶纬者类皆如此，是可叹也。愚尝论之，西汉之士乱于朋党，故朝廷之上无豪杰之士，而新室之变遂以兴；东汉之士惑于邪说，故圣人之教日以沦亡，而西域之书于焉得入。此理势之自然，无足怪者。观西汉《春秋》之士，如公孙弘、董仲舒、翟方进，可谓大儒矣。然公孙挟诈多私，中伤贤士，迁董仲舒，杀主父偃，皆出阴谋，则《春秋》善善恶恶之理，宏盖不知也。方进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善淳于长以持其宠，此正犯《春秋》外交之讥。惟江都董生慨然力学，有意乎三代之际矣，然犹不能卓立杰出，而《玉杯》、《繁露》、《竹林》之书，阴阳闭纵灾异之学，皆守《公羊》之家法，宜乎后世之所深惜者也。东京郑康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号为仲尼之门未能远过，而贾景伯父子盖杜征南所谓先儒之美也。然二人之学，皆以图谶从事，则其他可以想见矣。景伯常入讲南宫，黜二《传》以扶丘明，彊执诬罔之辞以符异端之说，使丘明有灵，其将喜之乎？何休尝以私意著《三传优劣论》，而康成为之「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然何休之与康成，要皆图纬之学也。左右剑佩，彼此相笑，岂容一胜一负者乎？陈元有言，诸儒之驳议皆「断截小文，媟渎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微细，指为大尤」。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此两汉之风俗也。明问所谓何休驳汉事六百馀条，服虔驳何休之所驳六十馀事，亦不复置言可也。诚难以辱执事之听矣。然审是去非，学者之职也，试以其学乎《春秋》者妄为执事言之。汉自高祖以来，治杂霸道，而叔孙通绵蕝之礼已为一代伟观，则其君臣政事得罪于《春秋》者如何也？《春秋》「公及戎盟于唐」已重讥矣，而奉春君至于与匈奴结和亲约；《春秋》初税亩已深贬矣，而武帝至于算及舟车。起柏梁台，筑台于秦之罪也；射蛟江中，矢鱼于棠之诛也；郡国建庙，立武宫、炀宫之黜也。何休之驳不知其为何语，而愚之所驳与休异者，愚不学图谶也。《公羊》之书喜为怪僻，而何休学之又复甚焉。以《春秋》托受命于鲁，托隐公为受命之王，是则无君臣之分；以绝文姜不为不孝，拒蒯聩不为不顺，是则无父母之恩；以纪季之权绝先祖之祀，是则无兄弟之义。以至三统之论，灾异之应，皆为违经背道，而血书端门之语，尤为名教之罪人，此何休之失也。服虔之驳不知其为何语，而愚之所驳与虔异者，愚不党同门也。呜呼，何、服之学，愚虽未尝见而以为不足言者，以其人观之也。何、服之学，愚以为不足言而终有言者，以《春秋》论之也。《春秋》之学于今盛行，《左氏》以杜征南，《谷梁》以范武子，而《公羊》则以休也。愚纵观三家之书，考其行事，而休实非二子徒也。杜征南奇谋伟论，振耀一世，而江南之役遂收破竹之功，谓其不深得《左氏》可乎？范氏之不私所学，考圣经而质众传，斥何晏、王弼之论，破晋朝浮靡之风，此其存心以公之效也。执事所谓通经术而晓世务，愚意以为有二子之学，而后可以当焉。若夫讲论当世之务，质以《春秋》之说，则常日愿效二子之为人，固不敢以容易谈也。

问：朝廷之所尚，天下之所趋也。所尚者正，天下悉趋于正；所尚者不正，天下悉趋于不正。枢机之所发，本原之所自，不可不谨也。盖三代之季，六经之书既作，而专门之学未闻于天下也。庄老之学虽出，而浮虚之学未闻于世也。至西汉宣帝与诸儒讲六经于石渠，东汉显宗亦与诸儒讲六经于桥门，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专门之士也。如是，天下安得而不趋于专门之学？至西晋之君以山涛、王衍为政，东晋之君以庾亮、殷浩为政，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浮虚之士也。夫如是，天下安得不趋于浮虚之学？此二学之行于天下，岂非汉、晋之君所尚有以驱之耶？圣贤之君如日月也，而二代之君放为淫僻，堕为此学，其失安在？吾宋之盛，朝廷之上未尝尚此，而专门浮虚之学遍天下，何哉？其所以然者，岂无所自耶？主上神明，照见新弊，申敕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使科举取士专以经术渊源之文，其涉虚无异端者皆勿取，所以幸惠天下之士者大矣。汉、晋之君，方且倡为此学，真今日之罪人也哉！夫专门之学行，则议论将入于不通；浮虚之学行，则人才必至于无用。则去之不可以不尽，而除之不可以不速也矣。汉、晋尚此而其学亦行，幸考其所以然而求其所自，并与汉、晋之所以失者而陈之，将告于上，尽去而速除之，以正天下之学术云。

乡先生澈溪居士者，彭其姓，醇其讳，道原其字也。方其壮也，以文名策上第。及其晚也，以治行最三郡。及其老也，终官朝奉大夫。年未七十，悬车以示子孙，虽曰未达，亦可以为达矣。或曰：「以道原之贤且文，而老于州县，不宏其施，卒以废锢，不究其鶱，非董子所赋仕不遇者欤」？予曰：不然。君子之仕，有在我者，有不在我者。贤不肖我也，遇不遇非我也。惟其非我，故有粹乎遇者，伊吕是也。有粹乎不遇者，孔子、颜、冉是也。駮乎遇不遇之间者，孟子是也。若道原者，岂粹乎不遇者耶？其亦駮乎遇不遇之间者耶？然道原之不遇者加少，未若遇者之加多也。道原奚而不遇哉？且夫三百有九人之籍奚病也，病不籍耳。后之人慕用其选，盖有欲与焉而恨不可得者。岂惟后之人，当时之人盖有欲与焉而恨不可得者。故至今谓之仙籍，而道原以上书北阙而得之，非遇乎？昔扬子云作《法言》，蜀之富人载钱五十万求书名其间，而子云不与。彼李仲元、郑子真者，山林野人耳，不持一钱，不求一字，而子云与之。二子之事后世无传焉，而其名至今与日月争光者，以子云也。东坡非吾宋之子云乎？答彭贺州之启，其亦有求而不与者乎？道原不求而与之，非遇乎？抑又闻之，虽有南威之容，匪蹇脩不妍；虽有太冲之赋，匪士安不传。道原之文与诗质而珍，槁而滋，寥乎朱弦之音，泊乎玄酒之味，今犹昔也，昔无传而今有传，非得名世之士丞相益国周公序之之故耶？前之称惟其贤，后之称惟其文，曰贤曰文，乃玉乃金，谁敢改评者？非遇乎？道原奚而不遇哉！道原之族孙汝翼、梦弼携《澈溪文集》以示予，敬书其后。嘉泰元年六月庚子，通议大夫、宝文阁待制致仕杨万里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