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君子者，道也；行道者，位也。道与位并，则敷而为业，《皋陶》、《益稷谟》、《伊训》之类是也；道高位下，则垂之于文章，仲尼经籍，荀、孟、扬雄之书之类是也。洎三王道丧，五伯风行，有位之人以彊兵为事业，在野之士以小辩为文章。虽两汉遏其颓波，而六朝荡其馀烬，天未厌德，付于李唐。然而三百年间，圣贤相会，事业之大者，贞观、开元；文章之盛者，贞元、长庆而已；咸通而下，不足徵也。企及三代，其惟圣朝。我法天崇道皇帝之宅天下也，守尧之仁，躬禹之勤，奋成汤之武，阐姬昌之文。仁以布政，故兆民之心归焉；勤以开国，故九土之贡入焉；武以定乱，故奸雄跋扈弭焉；文以化俗，故《诗》《书》《礼》《乐》行焉。是以儒教兴，贤臣出，事业昭于上，文章灿于下。德生人而未有，道与皇而比崇。天下文明，我弗多让，然而汉文之代，贾谊之道不行；元和之时，李贺之才自夭。天弗与命，位不称才，岂曰无时，亦将有数，故著作郎、直史馆罗君之谓乎。君讳处约，字思纯，其先京兆万年人。曾祖彖，长安令。彖弟衮，有文学大名，历事僖、昭二帝，入梁为谏议大夫，有文集行于代。祖仅，万年令。父济，皇朝太常丞。处约九岁能赋诗，十三通经义，尤长于《易》，故所为文，必臻乎道。二十六，御前擢进士第，解褐宿州临涣簿，再命苏州吴县宰，得大理评事。雍熙中被召赴阙，试文于相府，制授大著作，直太史氏，面赐银章朱绂以荣之。明年乘使车，将帝命，按狱讼于江浙，采风谣于湘潭，举善发奸，不避权贵。虽被劾者侧目，而君子是之。不幸以淳化元年十一月卧疾终于家，年三十三，亦贾谊、李贺之俦也。友人翰林学士、尚书祠部郎中、知制诰苏易简，左司谏、知制诰王某以布素之分，哭之恸，收其遗文，洒泪编次，勒成十卷。以其终于史职，目为《东观集》。总歌诗、赋、颂、私试五题、杂文、碑记、书启、序引、表状、祭文凡数百章，十万馀言。其间有《东皋子楚义帝碑》，《录希夷子言》，《书野叟壁》数篇，极乎天人之际者也。味其文，知其志矣。噫，国初已来，才有馀而位不至者，若寿光李均、襄阳观风从事郭昱、太常博士董淳、太子中允颖贽，斯皆赍志没地，垂之空文。异日国家诏史臣修《文苑传》，此数人者不可遗也。使处约之名与之同列，文亦无愧，行又过之，亦足彰好文之朝得贤之盛也。故并序其官氏，拜章进御，乞付三馆，亦所以备史笔之阙文也。

窃见太平兴国三年初修《太祖实录》，命李昉、扈蒙、李穆、郭贽、宋白、董淳、赵邻几同修而沈伦监修，五年成书。及咸平元年，真宗谓伦所修事多漏略，乃诏钱若水、王禹偁、李宗谔、梁颢、赵安仁重加刊修，吕端及李沆监修，二年成书。前录文武臣僚止九十一传，沆整其阙谬，合成一百四传，凡得姓受禅，平僭伪，更法制，皆创行纪述，视前录稍详。而真宗犹谓未备，大中祥符九年，复诏赵安仁、晁迥、陈彭年、夏竦、崔遵度同修，王旦监修，明年书成。盖自兴国至祥符，前后凡三修。《太宗实录》初修于至道二年，再修于大中祥符九年。祖宗实录皆不但一修，此故事也。《神宗实录》初修于元祐，再修于绍圣，又修于元符，至绍兴初凡四修。《哲宗实录》初修于元祐，再修于绍圣。惟神宗、哲宗两朝所以四修、再修，则与太祖、太宗异，盖不独于事实有所漏略而已，又辄以私意变乱是非，绍兴初不得不为辩白也。诬谤虽则辩白，而漏略固在，然犹愈乎近所修《徽宗实录》。盖《徽宗实录》疏舛特甚，非前二录比。凡臣僚除罢年月，最易知者，其颠倒错乱，往往忘不可晓，况其难知者乎？史院前已得旨修四朝正史，窃缘修正史当据实录，实录傥荒误不可据，则史官自察，旁采博取，考验增损。今实录既疏舛若此，最难以准凭下笔。茍谓开院今已十年有馀，当亟奏篇，则因仍缀缉，亦可粗成卷帙，然臣终不敢也。况徽宗一朝大典，治忽所关最大，若不就今文字未尽沦落，尚可著意收拾，同力整顿，日复一日，必至是非混乱，忠义枉遭埋没，奸谀反得恣睢，史官之罪大矣。臣窃愿陛下特降指挥，用太祖、太宗故事，将《徽宗实录》重加刊修，更不别置司局，只委史院官取前所修实录子细看详，是则存之，非则去之，阙则补之，误则改之。宜从元符三年正月至十二月，每事开具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何者为阙，何者为误，今合如何删修，仍进呈取旨。若一年义例既定，则馀年自可仿此编集。此一无甚难者，但须检勘全备，辨證精审耳。实录先具，正史便当趣成，今不治其本源而导其末流，臣决知其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