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启：罪垢谪官于此，多病懒放，旧学荒废，无以见贤俊，故久不果奉谒。而足下意益勤，两坠珠玉，又副以新文一轴。披读累日，不胜钦仰。试陈所疑。其一篇曰《非季札》，夫季札何可非也？札之达于礼乐，盖孔子之所与，而其人之贤，则非管、晏、叔向、子产、韩厥所可及也。然则其于辞受之际，宜亦至矣。彼其辞千乘之国于争夺之世，盖欲制行以高天下而教后世，将以愧夫盗据窃取，而使乱臣贼子之祸少息焉。使季札受亦可，辞亦可，而卒辞之者，亦行其志云尔，夫岂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吴也，岂不曰「国之存亡废兴，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昔孤竹君以国与叔齐，叔齐让伯夷，而卒皆逃去，入周不反其国，而孤竹之后不闻有兴者。而孔子论二子曰「求仁而得仁」，未尝罪以亡其国也。夫子之不非夷、齐，则季札之不得罪于夫子明矣。足下试详思之。世之贵王衍，以器用言之，譬如玩好间一物耳，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谓季札为不可非，王衍为不足非也。

臣闻尽言招祸，古人所戒，言路之臣，岂能免此！臣伏见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当绍圣之初，与其弟卞俱在朝廷，导赞章惇，共作威福。卞则阴为谋画，惇则果断力行，且谋且行者京也。哲宗笃于继述，专于委任，事无大小，信惇不疑。卞于此时假继述之说以主私史，惇于此时因委任之笃自明己功。京则盛推安石之圣过于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毁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为有助；卞之乖悖，京实赞之。当此之时，言官常安民屡攻其罪，京与惇、卞共怒安民，协力排陷，斥为奸党。而孙谔、董敦逸、陈次升亦因论京，相继黜逐。哲宗晚得邹浩，不由进拟，寘之言路。浩能忘身徇节，上副圣知。京又因其得罪，从而挤毁。是以七年之间，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门之利势。言路既绝，人皆钳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当时之所行，皆为今日之所改。臣请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埙篪相应，事无异议，罪岂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谕。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训之语，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诬造，于是司马光、刘挚、梁焘等皆蒙叙复。京尝奏疏，请诛灭挚等家族。审如京言，则所以累宣仁者岂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则逐之，在京则留之，其可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灵乎？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贬王圭；京亦谓元丰末，命京带开封府刽子携剑入内，欲斩王圭。京之门人皆谓京于此时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圭之罪，还其旧官，则是以惇之贬圭为非也。在惇则非之，在京则留之，如是，则惇有词矣，圭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笃信京、卞，倾心竭意随此二人，假继述之说以行其私，三人议论，如出一口。自绍圣二年十月卞为执政，于是京有觖望，而与惇暌矣。四年闰二月，林希为执政，于是京始大怨，而与惇绝矣。自今观之，京之所以与惇暌绝者，为国事乎？为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语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听也，我故绝之；我教卞而卞不从也，我故怒之。我与弟卞不相往来久矣，我缘国事，今与爱弟不相往来，而况于惇乎」？臣窃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验之？卞之赴江宁也，京往饯之。期亲远行，法当赐告，而京之所以告閤门者，初以妹行为请，法不许也，遂请朝假，终不敢以弟卞为言。虽在朝假，而日至国门之外。京之动静如此，即不知陛下皆得其实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议国事，自无不相往还之理。假使不相往还，岂人伦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贤去邪为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无忌惮。陛下必欲留京于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圣意本无适莫，而京之所以据位希进，牢不可拔者，盖以韩忠彦、曾布不能为国远虑，轻率自用，激成其势故也。京、卞同恶，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议，则显正二人之罪，何难之有？忠彦等不务出此，而果于自用，于是托于谋帅，而出之太原。虽加以两学士之职，而实以诡计除之。想当进拟之时，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设策，不由诚心。二圣安得而无疑，公议亦以为未允。及京之留，布复争辨，再三之渎，无以取信，相激之势，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以为不可。明皇曰：「但加实封可乎」？九龄又以为不可。明皇变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由是明皇悦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龄由是浸疏，终见黜罢。今忠彦及布无九龄之望，而京之气燄过于仙客，因势观望，而为林甫之言者不知几何人也。陛下进贤退邪，法则尧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复留故也。京之所以复留者，以忠彦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则留之者生于相激。万一京果大用，则天下治乱，自此分矣。崔群谓唐之治乱，在李林甫、张九龄进退之时。今京轻欺先帝，与卞无异，而又归过于先烈，卖祸于惇、卞，曲为自安之计，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复留，后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乱之势系于一京，崔群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祸乱之机，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开言路，可谓知所先务矣。臣愚首预兹选，明知京在朝廷必为大患，而不能以时建言，万一有意外不虞之变，陛下翻然悔悟，诛责当时言事之臣，则臣虽碎首陷胸，何补于事？此臣所以愤闷而不敢默也。臣尝为卞所荐，与京无纤介之隙，所以言者，为国事耳。非特为国，亦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因自利，终必累国。国有迍邅，私家将安归乎？卞之尊绍王氏，知有安石，岂知有神考；知有金陵，岂知有京师。绝灭史学，一似王衍；重南轻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忧，非一日也。真宗景德中，北虏至澶渊，王钦若请驾幸金陵，当时若用此请，则天下分为南北久矣。赖真宗用寇准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锡陛下，聪明仁勇，融会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实忧之。兄弟一心，皆为国害，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会昌中，工部尚书薛元赏与其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元龟皆宰相李德裕之党。及德裕既败，贬元龟为崖州司户，元赏为忠州剌史。乃者苏轼及辙，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独一京，获以计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祖宗基业何负于蔡氏乎！且自京、卞用事以来，牢笼荐引，天下之士，处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数百人。其间才智艺能之士、可用之人诚不为少。彼皆明知京、卞负国，欲洗心自新，舍去私门，顾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谓京在朝廷，则此数百千人者皆指为蔡氏之党；若京去朝廷，则此数百千人者皆为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党，广收人才，正在陛下果于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说，乃神考已用之术也。熙宁之末，王安石、吕惠卿纷争以后，天下之士分为两党。神考患之，于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后，不复用此两人，而两门之士则皆兼取而并用之也。当时天下之士，初有王党、吕党，而朋党之祸终不及于朝廷者，用此术耳。今陛下留京于朝廷，而欲收私门之士，是犹不去李昪、钱镠，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难乎？然则消党之术，唯在去京而已。今京关通交结，其势益牢，广布腹心，共谋私计。羽翼成就，可以高飞，愚弄朝廷，有同儿戏。陛下若不早寤，渐成孤立，后虽悔之，亦无及矣。自古为人臣者，官无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祸，一触权臣，则破碎必矣。或以为离间君臣，或以为买直归怨，或托以他事阴中伤之，或于已黜之后责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臣岂敢自爱其身乎？若使臣自爱其身，则陛下不得闻京之罪矣。国家内外无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无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宁无疾，日服温暖，犹恐气衰，至于保养阴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异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业，独持威福之柄，断自宸衷，果于去恶，天下幸甚（《皇朝文鉴》卷六二。又见罗从彦《豫章文集》卷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原注，《宋朝事实》卷一○，《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一，《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五，《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八一，《文章辨体汇选》卷一○五。）。

何为复民之职？臣窃以谓有君臣则有官府，有官府则有府吏胥役，有府吏胥徒则差役于民，百王不易之典，未有知其始者。譬如耕问奴，织问婢，职当然也。国家差役之法行之久而弊，乃初变免役法，以救其弊，实大惠也。然其弊则去矣，利亦未兴，而又有弊焉者，正今日之急务也。盖作免役法将三十年矣，曾无一定之论，而耳目变改，朝夕纷纷，何劳而难功耶！如其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不如是也，譬之人有疡手足者，或曰我能药之砭之而愈，是谓良医。或曰我能截其手足而无患，恶在其为智耶？夫去差役之弊则诚善矣，立差役之法而改为之，则未知其说也。是二者事体虽大，节虽多，要可以一言而定。差役之法为民，免役之法为利；差役之法若劳民而实逸之，免役之法若利民而实病之，不可不察也。何则？国家之有仓场库务，非以自利，所以利斯民，而民以之相生养者也。官为择民之物力最高者，为衙前以处之，民之斗讼侵枉不能自直者，来赴愬于官。官为择民之次有物力者为吏，以听上之指踪而左右之。其就田野之民，黍稷禾麦之利病，钱镈镃基之好恶，官不能尽治，为择民之物力最高者为户长以主张之。不幸盗贼为民之害，官为择民之次有物力者为弓手以警捕之。其他各以是为率，顾不曰为民乎？免役之法则不然，以民岁所输之钱十用其八，而雇募游手之有心力者以为衙前，委以不赀之府库，姑因衙前而得利也。雇募游手之有闲书算者以为吏人，责以不容奸伪之簿书，姑因吏人而得利也。并团省管以为保，雇募保正以代耆长，而地里之远，所责之不一，则有所不恤，姑因保正而得利也。今盗贼既多于昔时，雇募游手之强悍者以为弓手，而使之必得盗贼，姑因弓手而得利也。其他各以是为利，顾不曰为利乎？差役之法使民躬役于官，若劳矣。而为衙前者自以应门户，保产业，少常学以待役，一日役之，不敢渔猎于府库。为吏人者，少时之学尤力，甚且知自爱惜，而不敢巧记于簿书。为耆长者少知其俗，长任其责，不杂以他乡而任之专，不杂以教阅而事之又专，不敢抢攘于乡管。为弓手者，视乡党邻里之害而疾之，不惜身于盗贼，而勤察非常，固不敢借贼而资盗。凡其役满而归息于田里，优游无所复输，顾不曰若劳民而逸之乎？免役之法则不然，既皆任游手不土著之辈，而衙前以府库为市，吏人以簿书狱讼为市。保正之于其保，初以能新法射而得之，其于巡稼穑之大利，平争讼之细事，非所习。弓手之视盗贼，可则前，不可则身自亡去。凡其役无时，幸其奸赃不败露，则终身尸其禄，若城狐社鼠然，顾不曰若利民而实病之乎？若差役之法行，使民既有职而又有大利者五焉，则非俗吏之所知也。何者？大以赀豪于乡里者，方且趑趄颉颃，仆役其乡人之父兄，而使之躬为仆役之事，阴消其奸逼之心，其利一也。今之以赀自强者，田宅拟公卿，仆隶如官府，纵舍自若，未之有比也。彼既役于官，而因之识礼度之所设，睹刑戮之所加，善者劝而恶者畏，其利二也。今之民远于上，不闲教化，未之有比也。昔人欲谓济世务犹同舟涉海，一事不劳则俱受其败。彼其役于官者，有父母妻子之怀，桑梓坟墓之累，仓卒之间，其视利病，贱与贵同忧，下与上同力，必以死守，其利三也。今之州县，稍有一事，横决待期，左右环视，无一人可以腹心委者。民之视其长吏，若胡越然，未之有比也。自常平之法行，而兼并之家置田无限，小民日以困匮。若其视田产而出力役，则虽不限田而细民免兼并之厄，其利四也。今之兼并方且得意，未之有比也。所谓游手之民者，古也禁而远之，今也禄而亲之，使民去本，荡然无及。若差役而尚土著，则虽不设土著之法，而游手自将复业，其利五也。今之游手，方且得意，未之有比也。贾谊谓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箱箧，而不知大体。魏郑公谓俗吏既无远虑，不达大体，唯奉三尺律以绳四海之人。臣愿陛下不恤俗吏之言，自圣衷诏有司，度当今之宜，依熙宁元年之前行差役法，而严衙前散从官陪备之禁，实天下幸甚。夫天下之民既有常职，而三路保甲教阅亦可罢去。盖三路之民，力役视他路固已重矣，何可仍之此役哉？其使斯民舍南亩之耒耜而尚西戎之弓矢，鄙袯襫之衣而服兵戎不逞之服，厌菽豆之饱而甘市井之腴，又非所以厚斯民也。或曰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古之制也，其可已乎？臣不知今之讲武，其古之讲武乎？今可废郡县而封建，弃杖笞而劓刖，悉仿古乎？教阅之书，祖宗之所著令，则今可举而行之也，臣敢以为献。或曰，是可以去兵，而合兵民为一，古之制也。臣又知此亦疏矣。臣窃闻太祖既得天下，使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之大事，可以为百代利者。普等屡为言，太祖俾更思其上者，普等毕思虑无以言，乃请于太祖。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普等顿首曰：「此圣略，非臣下所能及」。行之至今百四十有一年矣，天下有泰山之安，而无一日飞尘之警，何劳措意于其间邪？乃者王安石晚年自知其法之弊，为逃责饰非之辞曰：「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呜呼，利害之相轧如此，何其危哉！真畏途险辙也邪？孰为利不百不变业邪？孰谓帝王之道出于万全邪？孰谓王道易易，天下可运于掌邪？如成汤之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戁不悚，则法之所施，得其人利固博，非其人而利亦存；缓之则缓得其利，急之则亦急得其利，是谓大中至正无弊之道者，乃可举而措之天下也。且作法于厚，其弊犹凉；作法于凉，弊将奈何！臣恐其初，利害之杂，则卒莫能纯于利也。盖利不胜害亦久矣，奚独此为不然邪？祖宗之法百年乂安，天下本无事，何苦试此危道也哉？譬如有人言我药能起疾，一剂而愈，不然一剂而毙，谁敢试之哉？昔樊哙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岂不壮哉！季布谓哙面谩可斩。魏延从诸葛亮假精兵五千，负粮五千，从褒斜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亮从斜谷来，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又岂不审且壮哉！亮谓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抑延不用。孰谓经营天下百世之大法，反危于季布、诸葛亮之用兵哉？唐太宗言，李绩用兵每大胜，江夏王道恭不能大胜，亦未常大败，薛万彻之兵也。唯陛下幸察。何谓不用兵？臣闻平乱祸、创业之君，不可不勤于用兵；继世守成之君，方且敬德以奉宗庙，急贤以崇礼乐，勤政以厚风俗，孜孜唯日不足，何暇兵之议也？于斯之时，万邦咸乂，四夷屈服，罔有内外小大，无不臣妾，又不必兵之议也。不幸而夷狄无知来内侮，古今异势，或文德之不来，而以我之顺攻彼之逆，兵不接刃，而彼自授首矣。又不幸而盗贼窃发，则缚豚搏犬，一夫是力，皆无劳于兵也。夫继世守成之君，尚德不尚兵，亦已明矣。臣请以唐为之言。明皇沈蛊衽席，自销其前志，禄山乘昏一举而覆两京，当是之时，天下之兵争先甲胄，不谓不众；其将则郭子仪、李光弼、高仙芝、哥舒翰，不谓不武；其守成则张巡、许远、颜杲卿，不谓不忠。而成皋不为之固，潼关不为之险，河北不为之守者，非用兵之罪也。河北自是世为唐患，而馀风被于齐鲁梁蔡，皆效尤而为邦盗，乍臣乍叛，朝廷姑息之不暇殆将百年。武宗兴而用李德裕，因高祖、太宗之灵威，不假天宝之兵，不用天宝之将，不劳天宝之守臣，不出一矢，而申之以文命，谕之以顺逆，即位之四年，崔嘏来归我，邢州王钊来我归，洺州安王来归，磁州郭谊杀刘积而泽潞平。天下方镇一日耸然易虑，奔走朝贡，回鹘于是乎破胆请和者，非用兵之功也。夫明皇之亡非用兵之罪，而武宗之兴非用兵之功，则兵也者以之继世守成，果何有哉？虽然，武宗固武矣，又得李德裕以为之相，宜其功烈巍巍如此，而求其所以致此势顺而力易者，实本于高祖、太宗德泽之旧，而朝廷之素尊也。德裕每谕河北三镇之使者曰：「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概可见也，臣故曰武宗兴而用李德裕，因高祖、太宗之威灵云，不然恐亦未易致此也。是继世守成之君，易于为德而屏兵，不必兵之用也又如此。然其所以为用兵之说者何自而发哉？臣知其人也。盖大臣持禄固位之术，莫如劝人主用兵，功若成则谋臣赏第一，他人莫敢先其宠；功若不成，则上方以边事责之，他人不敢继其后。身死于庙堂可也。姚崇劝明皇不幸边功，而相明皇四年罢；宋璟责明皇兵甲不渎，军不轻进，而相明皇五年罢，再相亦五年罢；至于李林甫导明皇封藩将，而在相位十有九年以卒矣。又彼行险徼幸之小人，欲身富贵而无以为资，乃为国生事，献开边之谋，其人本囚虏之材也。事若成，则富贵，得其所欲；事若不成，而诛窜擒馘，亦其所分。是在彼得丧实无所系，而生民之膏血，朝廷之威福，彼漠然不知恤也。由是边埸之臣阿庙堂之好，庙堂之臣侈人君之欲，誇大张皇，隐亡讳败，至于日贺其得而不知其亡，日赏其胜而不知其败，可不惜哉！如前日将官魏钊死焉，初无一人声之者，至钊之妻泣诉钊存亡于待漏院，大臣乃言：「既是多日不知消息，必是阵亡」。不知此为何等语也！一将官之亡尚不以闻，则卒伍之没者可胜叹哉！今夫人孰肯斗狗彘？金玉孰肯易瓦砾？奈何以中国之尊而较夷狄之胜负，弃金帛粟米之巨万而争不毛之尺寸哉？其胜犹不足道，而况于败乎？其得犹不足道，而况于亡乎？诚胜且得矣，边境愈远而屯戍愈多，馈运愈劳，中国愈困，恐非朝廷之福也。或曰祖宗之土宇未复，奈何？臣以谓灵武者，太宗之所弃也。代州之地，延袤千里者，神宗之所弃也。当时岂卒然无说哉？姑待其归顺，抚柔之可也。且边埸之地，适彼适此，亦其常事，何必深雠而血战以争之邪？设如一日尽得幽蓟、灵武之故地，不过添数十亭鄣，列七八郡县，增职方之一二图籍耳，其于九鼎之轻重，百姓之利病，了无所预也。且夷狄自有盛衰，未必与中国盛衰相当，果于中国何所重轻哉？如匈奴常围汉高祖于平城，其后数为汉患，而至哀帝时乃上书愿朝。吐蕃以二十万众寇松州，唐太宗患之，卒妻以宗女，其后尽盗河湟，薄王畿而室，宣宗时自以三州七关归有司。议者其以哀帝、宣宗盛于高祖、太宗时邪？彼幽蓟之役在晋开运时，殆今且二百年矣。数十年之前，犹闻彼左衽之民嚬蹙思汉，边人多能道，其语可伤也。殆今寂无所闻焉者，其久而忘异乡之悲。其闻中国赋歛之重，征战之苦，而不知慕邪？虏主今年八十馀矣，每对使者语及仁宗，必重叹息，为仁宗作忌，则祖宗之德怀于夷狄者，不能忘也。陛下崇德以绥之，何事于兵乎？关中兵不解甲，今又七八年矣，饥馑相仍，米斗千钱不可得。古人所叹父战于前，子斗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万里之外者，不意今日复见之也。唯陛下仁慈天授，念苍生介胄之苦，早下罢兵之诏，实天下幸甚。何谓士得自致于学？臣窃以谓欲善教者，宜莫如法孔子。孔子之使群弟子「盍各言尔志」，不必其志之一也。闵子之訚訚，子路之行行，冉有、子贡之侃侃，夫子皆乐之，岂好侃侃而恶行行哉？譬如大匠之诲人，欲圆授之规，欲方授之矩，其所以为方圆之大小，则不必授。而大匠之朴断，又岂一斧斤之力哉？汉兴，立五经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氏三家，《诗》有申公、辕固生、韩生三家，《礼》有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春秋》有公羊、谷梁、左氏三家，未为不得人也。如董仲舒受《公羊春秋》，刘向受《谷梁春秋》，皆足以为汉之儒宗，显忠于汉庭也。今则不然，义理必为一说，辞章必为一体，曰是为一道德。不知道德之一，如其是多忌乎？臣常谓今之学者《三经义》外无义理，扇对外无文章，老成者信之。古人谓草野生专自许，不能博究，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郑、服之外皆雠者矣。正今日之患也。其患臣得言其所自。国家之初尚诗赋，而士各精于诗赋，如宋祁、杨寘、范镇，各擅体制，至于夷狄犹诵之。自嘉祐以来尚论策，而士各力于论策，乃得苏轼、曾巩辈，至今识者各仰之。自更经义以来，授以成书，谓之《新经义》，唯善其说者乃中程上第，苟为参差出入于其间，即不中程式，虽善必黜之。士方为禄学，无少长贤愚，靡然从之，唯恐不相胜。虽有长才者不得聘，虽有知其牴牾非正者讳之不敢言，涂人耳目，窒人聪明，溺于傅会穿凿之论，固使人材阘茸，器识卑下，闻见单陋，不复可得前日瑰奇卓绝之士矣。仍之援释、老诞谩之说以为高，挟申、韩刻覈之说以为理，又使斯士浮伪惨薄，不诚不忠厚，其患岂不大哉？议者皆谓科场者，风俗之所系，公卿将相之涂。今科场之坏如此，何所赖？而公卿将相何所选乎？古人谓王衍清言之害甚于桀纣，臣恐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于王衍也。此陛下之所不可不省者也。臣愚少常业于所谓《新经义》者，元丰中以出身入仕，非不知而妄作也。所以中道而改路者，诚以其学求之古人之书、稽之老成之论而不合故也。臣愚敢为陛下申其本。夫《诗》、《书》皆本于竹简科斗古文，不幸出于秦灰烬之馀，汉儒固有残经之叹，而鱼鲁豕亥，至于今日，滋为残舛。今之说者因陋就寡，曾不省察，不亦末乎？其为义说，因益回舛，不可一二指也，而《书》之失为甚。盖今《尚书》又出于唐明皇时学士卫包之所定者矣，《新经义》之说，如敢于殄戮，而刑足以服人心，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威不可讫，老不可敬，祸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类，诬经害教，固足以病学者矣。而讲筵之官，将以是说进于斧扆之前，无乃为圣聪之惑，而阴贻天下之祸乎？臣前所谓唱此说者，其罪甚于王衍，又以此之故也。伏惟陛下之聪明，略赐省览，则其书之邪正，无从而逃也。昔虞翻疏奏郑康成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谓吴武烈「不可不正，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翻切耻之」。夫以巍巍大宋，而无一虞翻乎？臣顷为蔡州学官，王安礼为臣言，神宗皇帝天度高远，常患《三经义》未副其意，宣谕异日当别刊修。则今之承学之士，于《三经义》兢兢唯谨，不敢低昂一语者，未必当神宗之意也。况《三经义》行之数年后，王安石乃自列其说之非是者，奏请刊去，不知古人设诸日月不刊之书，其如是乎？如其岁岁改易不已，则学者无乃徒费年月乎？若夫神宗患当时文章不足用，至于再三而思得人，则又中外之所著闻也。如其所著《字说》者，神宗留中不以列学官，近乃列在学官，使学者纷纷然异端。其书古文大小篆之不伦，正俗之无别，从篆从隶，临时迁就，其私意破律乱常，果何等书也！盖前日《三经》行而出之于经，皆弃大旨而事句语，有昔人年头月尾之弊，今又舍句语而争以字，不愈弊乎？《字说》之列学官，甚非神宗意也。其此不当置而置者，乃有不可罢而罢者。《春秋》，孔子笔削，以惧万世乱臣贼子者也。有国者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知其人伦之大教也。元祐之初，常列于学官矣，恐非所以尊经术也。昔孟子欲言《周礼》，而患无其籍。今之《周礼》，最出汉末，杂之以六国之制，多汉儒之所伦次者。或谓六国阴谋之书则过也，大要歛财多货，黩祀烦民，冗猝可施于文而不可措于事者也。犹以王制之所存，得列于学官，而《春秋》法王之制，反可黜乎？臣愿陛下博延耆儒宿学，左右劝讲，复《春秋》之科，诏学士大夫不为专家之学，人得自竭其聪明，必有异人为圣时而出，以副明诏。何谓广言路？臣观商高宗梦帝赉良弼，而相说于傅岩版筑之间，可谓非常之举也。意说之于高宗，有绝世非常之谋宜如何，说乃首为之言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真老夫常谈哉！盖说之意，以为人君之德莫大于从谏；从谏之言，当先天下之言而发也。人君既从谏，则无所善之不从，无弊之不知，而他无所复患也。说再为之言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夫王人者，恭默无为之为尚，而何所事于多闻哉？盖说所谓王人之多闻，异乎儒生博士之多闻也。要在一堂之上，闻前古君臣治乱成败之言，闻忠臣直士犯颜逆耳不逊志之言，闻闾里细民愁苦叹息之言。有言职者，固得以言，而小臣贱吏、工商庶人、奴隶女子之辈，皆得言而闻之也。如是而事之不建，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高宗卒为商之盛王者，其本在是也。虽然，何独高宗为然哉！古之治隆之君亦然也。唐太宗三日不闻谏，则切责侍臣矣，况乎好谏纳言者，自是宋家家法哉！祖宗好谏纳言之实，载于图牒，布诸闻见者，不胜举也。勉而崇之，又在陛下。陛下甲子诏书方言开谠正之路，消壅蔽之风，天下之士于是欣然知陛下有意于祖宗之盛德也。夫祖宗故事固不胜举，而其大德则至诚不厌者是也。夫唯至诚不厌，是以不独好其言，而又好其人。上尽其公，下恤其私，迹若与之有间，而心实爱之不异，终身信其人而不疑，卒至于大用其人而后已也。如仁宗贬唐介岭南，将行，遣中使赐介黄金，既又画介像置之便殿。潭州买珠子狱闻，而谓唐介必不买，介卒显于仁宗之朝是也。由是士气大振，人人恨不能见上为之言，而朝廷之上日闻蹇谔之进矣。比年以来乃幸而有一人言事，其一蹶则终身不复用，古人所谓荣华于顺旨，枯槁于逆违者是也。是时大臣自谓当时有顺从而无谏争，小臣方且救过远罪而不暇，其敢言！大臣或以同异相济者，谓之异议而黜之；小臣或以下情上闻者，谓之犯上而诛戮放逐之。其好同恶异，好誉恶谏，必人之顺从，至于立法以禁之，使必不得言。或兴大役，或起大狱，或讲大事，或天文变见，人无愚智远近，必闻见而必言说者，乃下令曰言说某事者，出赏若干，其能来嘉谟嘉猷，而起幽隐之言乎？且夫太平之人仁，仁则失之弱，弱则禁之易。令行于一狂夫，而失天下忠良之心；事滋于一日，而使后生者不复知有忠义之事。士气沮丧，人人以言为讳，其视朝廷利病，如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然，真可惧哉！呜呼，壅蔽之风如此，宜陛下下明诏，欲消去之也。臣愿陛下验诸事体，大而宜必有言者，犹不闻言，则闾阎之愁苦，朝廷将何自而闻之乎？如前日黜后，大事也，中外臣寮未有一人叩阍而献言者，何邪？近如范仲淹，远如褚遂良、长孙无忌，既不可得，如欲陈元达辈，又亦不可得邪？孰谓国家声教如此久大，而乏人乃至此邪？夫刘聪蕞尔伪国，而有臣如此者，岂偶然哉？盖当是之时，有王彰之骨鲠切直，任顗之叩头流血，陈休之奋不顾身，刘士通之言不行而恚终，使元达之鸣有朋也。刘士通既死，陈元达归而祝死曰：「吾不能言矣，安用此默默而生乎」？已而元达果亦忿终，概可知也。呜呼，言路之通塞，岂一夫独鸣之力哉？臣愿陛下询诸廷之臣，其由谏诤而进者几人，其以面折庭诤称者几人，其博古今、达治体、善议论者几人，其骨鲠谅直，不反覆变改者又几人。大臣之中其无纳交于妃嫔者乎？其无缔构于阉宦者乎？其无奸险挟私雠以害忠良者乎？其无怀二以沮天下之大谋者乎？今日之忠言闻与不闻，宜无足怪也。陛下即位，首诏还邹浩，复置谏列，又增谏员，犹不自足，而下明诏于天下，开谠正路，臣将见天下之士愿献言于朝者，如祖宗之盛也。臣愚更愿陛下至诚不厌，赏谏争之臣，振忠义之气，除谤言之禁，复贤良方正之科，不独使谏官御史得进其忠，而布衣韦带之士亦得竭丹诚以佐圣治也。其复贤良方正之科奈何？臣切以谓科目之设，能极天下之材，诱天下之忠，表著人君愿治之意者，惟贤良方正之科也。盖朝廷待之尊，而大臣荐之重，天下之人责之深。士之自好，欲不负其名者，忍不以忠直之言，献之于吾君乎？由是人君数得闻其过，大臣不惧其不称职，则耻其不能言，更相厉翼，匹夫匹妇得因之以申其情，实一举而众利随之也。故朝廷得人，此涂最盛。仁宗时，富弼、张方平相继而出，唯陛下幸察。何谓贵多士？臣切以西汉之时，萧、曹、平、勃、丙、魏之属相先后为相，而西汉之享国最隆盛。盖汉相既如此其得人，则汉之百执事，其才可知也。蜀汉之时，诸葛亮死而蒋琬相，蒋琬死而姜维相，姜维乃以蜀汉为墟矣。盖蜀汉之相既如此其不肖，则蜀汉之乏人可知也。使蜀汉世世得人，姑如琬辈，则垂亡之魏何有于全盛之蜀哉？况其如亮者乎？唐太宗明断，而宣宗亦明断；太宗从谏如流，而宣宗亦从谏如流；太宗节俭惠爱民物，而宣宗亦节俭惠爱民物。当时切谓之小太宗，而治乱隆替如此其甚不同者，太宗朝多士，而房、杜、王、魏之属上下相与之诚心无贰；宣宗之时无多士之称，而白敏中、令狐陶之辈畏威防嫌之不暇，是其分也。然则国之多士可不贵乎？仰惟祖宗之时，相二人或三人，又有参知政事四三人，枢密、宣徽使四五人，使相、节度使五六人，学士、舍人七八人，内外两制数十人，馆职又数十人，如西京、河阳、郑、许、陈、蔡、襄、邓之类，节度使、使相旌旆相望，其盛哉！如是尊朝廷，镇万邦，威四夷，长君子之道，真得多士之宁也。大臣出镇多开御筵，或赐之御诗。使相过，关有司供帐，中使问劳相继，下至刺史县令，有以优异之，于是乎卿大夫雍雍相贤，耻言人过，唯患不得士以报国。而大臣敢有其尊，小臣不惮其力，而忌疾之嫌、朋党之论、告讦之风、刑宪之设，未之闻也。仁宗已患近岁大臣体轻，议者以当时两制不满五十人为陋，不知今日视仁宗时大臣又孰轻重，而两制又孰多少邪？乃者要官剧职阙而不补者，动踰一二年，两府柄臣之阙犹四五年，无大臣判州府者几三十年，如青、郓之类，或以馆职领之，何为自弱乃如此邪？意者大臣持禄固位，欲死于富贵，不肯与人同升于人主之前，谓己不敢分权攘柄，是忌嫉之嫌以致此也。虽有贤才，众所许者，当路之人亦不敢没公议，而称之曰贤且才。不幸身名一落朋党中，则言之曰：进某人，则某人之党进矣。是天子之所忌者也，是又得罪于先帝者也，其可进乎？是朋党之论以致此也。夫人之生各有气类，孰非朋党？幸而一人身名不落朋党中，曰可用矣，而或指其阴过，摘其往行，上之人不为爱惜而赏其言者，是告讦之风以致此也。国家之法日以益密，使人难避而易犯。士如一犯吏议，则数十年不得调，至有废终身者，是刑宪之设以致此也。由是上之人欲用人而无可选，下之人欲进而道无由，一切以格律从事。应其格者上下无异论，不应格，虽旷官败事，曰其如格律何！如閤门祗候举有边功之人，州学教授使之就程试，尚书侍郎于行守试三等之外，又有权入一等，及第高科者为文章，能断狱歛财者为政事，朝廷安得而不乏材乎？李林甫常进《野无遗贤颂》矣，当是之时，岂真无遗贤也哉？于是数目之外，又有一大弊，是所以为众弊之源者，曰专用一相，臣敢为陛下言之。盖国家既有宰相、执政官之异数，则门下、中书侍郎、左右丞虽皆为陛下之股肱，而势之相远甚不同也。如二相，则其谋参，其势分，其善不居，其恶不可容，人主之聪明日开，而人材因之而进，非一门也。如一相，则其谋决而不参，其势专而不分，善则居之，而至于上亢下忽，恶则无自而暴，人主之聪明日壅，而人材必由一门出也。其弊岂不大而为众弊之源乎？夫自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而来，二相之制尚矣。其后曰左右相、左右仆射之类，名号虽不同，大要皆二相也。或者妄以荀卿人君论一相为之言，不知荀卿所谓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者，正以其数之一乎？如其不世之业资于一相者，古亦有之，则必有不世之人而后可也。此又陛下之所宜加察者也。或曰方今正官冗弊之矣，何必亡之多乎？臣切以谓官冗之弊者，流外所入之不澄，边功所赏之不慎，法官资格之不次，内降所命之不已，阉官任子之不禁，使臣换文之不实，纷然蠹我器名，非谓要官名流之多也。陛下即位之初，灼见侍从之阙员，诏举可入选者二十人，天下闻之，莫不为陛下喜也。唐赵憬号称精治道，常以国本在选贤，宜补阙员以育人材。沈既济良史也，亦曰广聪明以收淹滞。以补其阙，陛下诚得之也，然久未闻用之，何邪？慎不轻授欤？人之不足授欤？则臣愿陛下博于求贤而优用之，无累于四者之弊。复贤良之科，盛儒馆之选，询祖宗用人者几涂，按神考官制所立之员几人，则天下之材不可胜用，而朝廷多士矣。何谓无欲速，无好名高？臣常观自古帝王用心既美，为政既善，治具毕张，其名足以配盛王而实有所不足，泽足以周宇内而义有所屈焉者，无他故也，欲达、好名二者累之也，又是古今之大弊，可为痛惜者也。如汉明帝时，讲礼明度，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乃察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内外悚慄，争为严切，孰敢谏者？一钟离意虽能言升平之世，难以急化，宜少宽假，幸不诛辱，而亦何补毫末哉？欲速之累如此也。后魏文帝屈然擅中国之统，礼乐风声蔚乎可观，而史臣称其刻意尚名，饬情干誉，自讲丧服何如孝理于民，亲问百年何如銮舆不动，设食于道何如水旱不愆，赐杖于家何如子孙侍侧，其又好名之累如此也。至唐文宗之急近功，隋炀帝之自许如尧舜，则乃无足惜者也。彼愿治之君无欲速，则能逸天下，不独一身之优逸也；无好名高，则能安天下，不独一身之无忧虞也。何则？无欲速之累，则诏令宽大，政事简易，崇尚平康，老成进而顽童远，忠厚行而浮躁息。不得已而兵，则无速战；不可寝而役，则无贪功。田野无事，民人各得其业，不其逸天下乎？无好名高之累，则奉先王之常宪，游天下之夷路。狂生迂儒变常乱古之谋不得施，愚夫妖人庆云甘露之玩不为瑞，冒义忍诟之辈圣德颂不敢以前。朝廷之上若无所施，而闾里之间实有所惠，不其安天下乎？苟如不然，其累于欲速，规规自困，虽有日月为之缩肭，虽有衣裳为之颠倒，而智者不暇为谋，勇者不及陈力。苟且诞谩之弊纷然以起，威之不足而刑之，刑之不足而殄戮之，使民将无所措手足矣。其累于名高，惟恐其言之不大，而行之难则弗顾也；惟恐其行之不勤，而涂之远则弗恤也。事既可而又恐其能踰也，功既成又恐其能胜也。宁受欺于阉官小人，而不欲见规于忠良辅弼。过举失德非不知，而惮改为以遂非，恐下之议己，而机阱网罗无不设也。呜呼，二者之累有至于此者，可不惜哉！恭惟陛下富有春秋，建德于不可倾之地，玩言于无所弊之场，则不疾而速，欲避名而名且归之也。真宗澶渊之役，诸将请因契丹既北之势，扼其归路，一掩手而使片马只轮之不及，真宗独不欲之也。言者谓仁宗宜自行威断，仁宗曰：「朕在位久，于天下事诚谙之，若事事出自朕躬，或小过失，使言者不敢力争，或惮于改过，未之可也」。呜呼，其累于斯二者乎？此祖宗之盛德无可议，全功无所亏者也。唯陛下严恭畏天，当灾变，下明诏，求直言，以辅成初政，实天下幸甚。臣愚且贱，何足以奉明诏之万一，徒知可言之朝不易达，而忘其身之不能言，狂瞽不识忌讳，唯陛下赦其万死。然天下大事，或有因一人之为变改者，自古已然。三代肉刑，实缇萦去之也。臣之所陈或有取于万一，而皆舆人已诵之言，斧扆已决之议，如鸡第二鸣，虽不足以起众，亦未为不知时也。万一无取，不足以为涓埃之助，陛下幸赦而容之，然后之能言者为陛下言之，亦未为晚也。汉文帝初即位，或言事者辄停舆与之语，是非皆称善，后乃卒得贾谊，岂曰无补之乎？臣愚干冒天威，不识忌讳，不胜惶恐战慄待死之至。臣说之昧死再拜。

〔面贴黄〕奏为应诏，实封言事。

〔别贴黄〕臣愚所陈，皆当今之急务，天下之大利害，仰惟陛下明圣愿治，辄敢干冒上进，以奉明诏之万一。

〔别贴黄〕臣狂瞽献言，不识忌讳，徒知圣君临不讳之朝，尽言而忘私，伏望陛下特赐睿览，留中不付外。

国有可贺而吊，可吊而贺者；士有若达而穷，若穷而达者。此理甚明而甚幽，甚微而甚著，知者或失之十五，愚者或得之十一。得失之机，间不容发，请为阁下开叙其端。厚、樵，莆阳田家子也，亦经生也。非愚非智，所恃者胸中无膏肓之疾，解纷排难，洞肝彻臆。遇不平事则热中振衣，达旦不寐，奔往掉赴，若将后时。用持此说，蹑屩担簦，不避风雨，求见通人而论之。得通人则论，不得通人则不论也。当海宇晏清，方隅宁谧，长扬羽猎，斗鹰走狗，吴姝荆艳，尽态极妍时也，人以为可贺，厚、樵以为可吊。白刃云屯，苍生鼎沸，天子蒙尘，百官连颈，宫中生棘，雨露沾衣时也，人以为可贺，厚、樵以为可贺。昔冯道驰马之喻，得之矣。怀黄金，带紫绶，乘肥马，荫广厦，美食大观，重门高第，凡此之辈，人以为达，厚与樵以为穷。面色黧黑，形神潦倒，朝夕藜藿，不计饱煖，凡此之辈，人以为穷，厚与樵以为达。昔韩退之《放荆潭诗序》得之矣。冯道为河东掌书记时，奉使山中，过井陉之险，跃马蹶踬不敢怠衔辔，及至平地，谓无足虑，遽跌而伤。此无他，蹈危者虑深而获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人之情也。请以建武、天宝之事以明之。开元之际，太平之日，梨园穷丝桐之妙，骊山极土木之役，自以为太平磐石之固，子孙万世帝王之业也。岂意祸起萧墙，奸生帷幄，嫔嫱鱼肉，乘舆播迁，蜀山秋草，相对何心？厚与樵所谓可贺而吊，盖已然之明验也。火德中微，贼臣内擅，黄巾、赤眉连山亘谷，四方之盗如云而起，人谓汉家血食于此已矣。世祖赫愤南阳，徒步奋呼，天下不约而从者，总百万之师，使高祖之业不绝如线，未几建武之隆，颂声洋溢，岂天意哉？或人力也。厚、樵所谓可吊而贺，已然之明验也。退之尝曰：「和平之声淡泊，哀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言易好」。此无他，憔悴起哀思，膏粱生痼疾，人情之常也。请借诸葛、王衍之事以明之。典午衣冠，以浮虚相诞，而夷甫以风流儒雅独成门户，雍容风格，洒落人耳目间，以为云天上人矣。及临小患害，低头畏避，莫敢支吾，颓墙之祸，殒身赤族。此夷甫之达，厚与樵得而穷之也。诸葛武侯，琅琊田翁也。躬耕陇亩，风日刺其肌，蔬粝攻其肠，茕茕然旷四海若不容其躯；一旦感会于草庐中，谈笑而取岷蜀，君臣相遇，以鱼水为不若。何其一身计之而不足，天下计之而有馀！此武侯之穷，厚与樵得而达之也。以往鉴今，正国家可贺之辰，而羁旅求达之秋。然黠虏未羁，亭障未肃，皇图未复，调发未弭，父兄之耻未洒，天地愤容，日月夺色，至尊宵旰，貔虎枕戈，亦上下愁蹙之时也。以厚与樵观之，劲敌不足忧，弱卒足忧；贫贱不足忧，富贵足忧。则为厚与樵计者易，为阁下计者难矣。盖艰难之主，勤勤则易晓；战胜之兵，骄骄则易败。厌乱之俗易成，饥渴之民易得。况以夷狄之五，不当中国之一。驱饮愤之民，仗义奉辞，以吾多算，制彼无算；以吾重地，制彼散地；以吾锐气，犯彼归气。吾专为一，彼分为十。取用于国，因粮于敌，险其势，短其节，如转圜石于千仞之山，纵不能正藁街之戮、长缨之羁，亦足以摅生灵之愤，刷祖宗之辱。两宫帐殿，必不寥寥于穹庐沙漠之乡也。为国计者，不亦易乎？若今日之兵，教导不明，典刑不正，溺于疲将之手，持之失其纪律，进无锐意，军有乱心，驭之则乱，不驭亦乱。驭之其乱速，不驭其乱迟，信乎为兵计之不易也。厚与樵，野人也，身不纡君之绂，口不膏君之粟，得志则行其义，不得志则肥遁山林，一丘一壑，一觞一咏，下视势利，如摆脱鸿毛耳。为厚与樵计者，不亦易乎？若阁下衣人之衣，怀人之忧，乘人之车，载人之患，食人之禄，死人之事。当此时也，不能垂尺寸功名以自效，使国家无环视之责，而臣子之心所以自为者宜何如？信乎为阁下之难也。然人之所以忧者，亦不足忧。为国计固易，为兵计不难；为厚与樵计固易，为阁下计亦不难。与其进也，则狂瞽之见，庶裨万一，以所为难者而为易，若反手耳。奈德厚信至而未达，不敢躁辞以求媚。如其不遇，则天也命也，夫复何言！且为阁下言之。峨冠带，曳裾投刺者，或挟亲而见，或挟故而见，或阶缘亲故先容而后见也，迹相仍，袂相属也。然有画一奇、吐一策，为阁下计者乎？有人于此，亲非崔卢，故非王贡，又无左右介绍为之先容，敢仗天下大计，堂堂求见阁下，谓此人胸中当何如哉？世有非常之难，又有非常之功，又有非常之人，岂常人所能赏鉴哉？厚与樵见今之士大夫龌龊不图远略，无足与计者，用自献于阁下。昔萧何引韩信于行伍，邓禹荐寇恂于偏裨，周瑜定交鲁肃于闾阎，元直推毂孔明于陇亩，厚、樵诚有望焉。呜呼！羽毛既成，因风而腾；鳞甲已就，待云而兴。厚、樵风云，阁下实司牧之（《夹漈遗稿》卷三。）。

计：原阙，据鲍校本补。

臣仰惟陛下圣学高明，洞照今古，凡老生宿儒皆不足以企望清光。近五月中，伏见都堂宣谕圣语：「欲执两端，用其中于民」。而执政官一时听闻不审，退书于简，误以「杜密」为「杜乔」。按乔与李固为汉三公，抗情伊稷，不幸为跋扈臣梁冀所陷，系死狱中，与杜密党锢事岁月全不相涉。以臣愚见，恐合改正。又窃窥圣意专欲主张公议，力戒清谈。盖公议者实事也，清谈者虚文也。粤自三代直道而行，是谓是，非谓非，至当归一，未尝分别，此务实之效也。至西晋时乃有王衍、乐广辈皆善清谈，宅心事外，名重当世，朝野争慕效之。衍又与弟澄好题品人物，举世以为仪准。自其少时，山涛已谓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其后果然，此虚言之弊也。今陛下公是公非，专以虞舜三代为法，党锢之害固无自而起，清谈浮议则当在所戒。盖虑久而不已，或蹈西晋之弊故也。若引唐末清流、浊流之说，则为不类矣。臣职专讲劝，苟有所见，义当效万分之补。然初只谓颁示在廷，未敢冒进其说。至今窃闻欲报行四方，审尔岂容稍误？欲望圣慈将三省所进本更赐详览，如臣言或可采，即乞从中删改行出。取进止。

臣闻天子之相，必其人有以自恃，而后其人为足恃。盖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负此器者。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宰相者，负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则必择其负，择其负故重其人。夫惟重其人，而后负之者轻其器。盖人可以胜器，而器不可以胜人，人胜器者全，器胜人者颠。举天下之大而负之，负之而不能堪，挈之而不能举，事至而乱，变起而惊，己且无以自恃，而天子何恃焉？古之大臣居天下之至安而不骄，居天下至危而不慑，不劳谈笑，不动声色，而天下自定。此其意非苟为不测之量，虚为不折之气，以镇服物情而已，其必有以自恃也。恃在应，应在裕。夫敌国之相图，奸雄之相窥，固轻发于吾之所穷，而重发于吾之所裕。夫惟先事而破其谋，有事而出其不意，发则应，应则不穷，天下安得而不定？天子者得斯人而相之，则天下可以高枕而无足忧。何则？有足恃者也。后之君子，懦者既不足与有为，而其勇者又往往得其所恃之似而无以实之，盖亦有所谓不劳谈笑而不动声色者矣，然可与之居安而不可与之居危，可与之守常而不可与之应变。此其中无应变之机而其外示镇服之度，故无事则若不可测，而有事则败矣。故夫古之相其君而当天下之变者，盖有镇物以破敌者矣，有同乎镇物而不同乎破敌者焉；有推诚以解纷者矣，有同乎推诚而不同乎解纷者焉；有示强以止乱者矣，有同乎示强而不同乎止乱者焉。谢安遨游饮博以当苻坚，房琯弹琴清谈以当安史，此同乎镇物也，然淝水大胜而陈涛大败，何也？人不同也。盖安有谢玄，而琯有刘秩，此其所以不同于破敌欤。郭子仪单骑以入回纥，张延赏亦使浑瑊彻备以盟吐蕃，此同乎推诚也。然回纥拜子仪而唐以安，吐蕃几擒瑊而德宗欲出避，何也？情不同也。盖回纥之寇，子仪知其情之不得已，故变寇以为盟。吐蕃之盟，延赏不知其情之欲图唐，故变盟而为寇。此其所以不同于解纷欤。裴度答朱克融以兵匠速来之语，景延广答契丹以横磨大剑之语，此同乎示强也。然克融卒不敢动，而契丹遂灭晋，何也？势不同也。盖以克融而犯唐，则以臣而叛君，以晋而怒契丹，则背惠而立怨，此其所以不同于止乱欤。当天下之变而决天下之机，不可以一法应也。得其一法而不得其不一之法，未有不败事者。方晋之未捷。谢安与王衍何以异？而陈涛之未败，平凉之未变，契丹之未动，所谓房琯者，延赏者，景延广者，谁不以为谢安、子仪、裴度复出也哉！盖应变之难如此。今强虏盗有中原之半者四十年矣，自逆亮之毙，其君臣日夜伺吾之隙而求吾之便又五六年矣，此何等时耶？然无事则玩而不戚，有事则惊而失措，不知朝廷所恃以应变者何人耶？岂其以天下之大而空无一人之足恃，上之人独得而不忧也？然则将求谢安、郭子仪、裴度之才，何从而得之？夫子曰：「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人之能不能，虽圣人不能逆知之，其能知之者，以其试之也。然才可试而变不可试，临变而试才者，垂死而试医者也。古之圣人惟能择天下甚难之事以试天下之才，故一旦有急而不乱，则试之者熟而储之者素也。尝闻寇准以小臣言事而为太宗之所知，太宗屡以事密询于准，已知其有宰相之才。当是之时，天下承平，岂有他变，其何事于准哉！其后真宗澶渊之役，独决亲征之议，对敌高卧，天子恃之以为无恐，诸将恃之以成大功者，乃前日太宗所密询之人也。今宰相之才无事而不求且不试，裘而不絺，明年何衣？稻而不麦，明年何食？臣实忧之。

问：六朝镇守所在不同，今日江淮、荆襄、巴蜀之地，必守之处何在？欲守而必固，其策安出？

对：自古有一定之地形，而无一定之土宇，故险要之处不易而守备之计不同。世所谓山川之险者，巩洛、成皋之固也，宜阳、商阪之塞也，白马、盟津之要也，井陉、飞狐之道也，洪河、泾渭之川也，长淮、大江之阻也。西则陇蜀、殽函，东则碣石、海岱，北则太行、常山，南则方城、汉水；陈留当其冲，上党为之脊；塞垣以界戎狄，岭峤以限蛮夷。此天之所设以襟带诸夏，英雄之所必争，古今之所共知也。然以土宇言之，黄帝画野分州，方制万国，商周之际，存者数千，春秋所见止于百馀，俄并而为十二，又合而为六七。自秦以来，则有统一者矣，有中分者矣，有鼎峙者矣，有四分五裂者矣，有僭伪割据别而为十数者矣。久者或数百载，近者亦五六十年，虽于地之险要所得不同，莫不有保境之策以为固圉之道，倘必按陈迹而从之，不亦胶柱而调瑟乎？昔袁、曹之起兵也，绍欲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操谓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驭之，无所不可。已而绍以四州之众困于官渡，操起兖，成于许，则皆四战之国也。羊祜之镇荆州也，吴人寇弋阳、江夏，诏遣侍臣问以徙州之宜，祜曰：「疆埸之事，一彼一此，谨守而已。若徙州则寇来无常，又未知州之所宜据也」。既而吴不能为深患。而杜预之进师，终藉襄阳之资也。故善为兵者，无定形而必于胜；善为守者，无定所而必于固。一成之田必有膏腴，四通之道必有要会，因吾境之所及，量吾力之所至，度吾势之所便，足以制敌安边则可矣，何必区区于古人之迹哉！自古以来，封疆之守，其详不可胜言矣，姑取其切于时宜者，六朝是也。孙氏奄有江东，江北之地所得绝少，故其镇守夹江而已。晋、宋、齐、梁经略河南，暂得暂失，而羯胡、拓跋深入淮甸，故其镇守自河南至于江南，靡常厥所。陈于淮南，暂复而旋失之，故其镇守江南为重。孙氏走曹操，得荆州之半，故亦夹江以为屯守。晋两失襄阳而复得，以至于齐，乃丧樊、邓；及萧察附魏，江陵失守，则陈氏所得江南而已，故其镇守亦随时而迁焉。刘氏全有蜀汉，阳平、剑、涪实为重镇。晋三失蜀而三得之；宋取仇池而不能有；梁失汉中，久而后复，至其末年，并与蜀而失之。考其镇守，往往汉之故处也，顾其进退弃守不同如此，皆事势当然，无足怪也。太抵无江北则守江南，京口、石头、牛渚、姑孰、浔阳、夏口，江南之镇守也；进而有江北，则广陵、历阳、濡须、皖城、邾城、安陆为镇守；又进而全有淮南，则淮阴、钟离、合肥、寿春、义阳为镇守；又进而有淮北，则朐山、下邳、彭城、泗口、角城、舒城、垂瓠、白苟堆为镇守；又进而全有河南，则东阳、历城、碻磝、滑台、雍丘、荥阳、虎牢、洛阳为镇守。自江南至于河，其表里可考如此。建平、西陵、乐乡、上明、公安，荆州之镇守也；进而有江北，则石城、江陵、下溠戍为镇守；又进而有汉上，则赭阳、新野、樊、邓、襄阳为镇守。涪为水陆之冲，蜀之镇守也，进则剑阁为镇守，又进则汉中为镇守，又进则武都为镇守。自荆蜀踰于汉沔，其表里可考如此。且由蜀汉东渐于海，绵亘几千里，历代守备之处，大要不出乎此。纪陟所谓：「如人有七尺之躯，所以御风寒者，亦数处耳」。便则进而据之，否则退而守之，惟不失吾之要害，斯为善矣。国家今日全有江淮与荆襄、蜀汉之地，比年东收泗海，西得唐、邓，则凡淮汉之南北与江上之所当守者盖易见也。山川之形无改于旧，城郭人民之属非昔形矣。必曰古人如是，吾今亦如是，不可也；必曰古人如是，吾今不如是，亦不可也，在量其力、审其势尔。势诚便，力诚及，重镇之可也；势诚不便，力诚不及，轻戍之可也，又何纸上语之拘乎？古之善为兵者，其于弃守之际，可谓审矣。势所当守，虽效死有所不去；势所当弃，虽都邑有所不恤，巡、远、李光弼是也。禄山之乱，尹子奇攻睢阳，巡、远以数千垂尽之卒抗方张不制之虏，众议以粮尽援绝欲东奔矣，巡谓睢阳江淮保障，弃之则贼鼓而南，卒以死守之，遂能梗其喉牙以全东南之势，则知所当守故也。思明之乘胜而西也，光弼在洛，将趋河阳，韦损以东都帝宅尝劝之守矣，光弼曰：「氾水、崿岭尽为贼蹊，能尽守乎」？卒以计弃之，果能掣贼肘腑，以缓关、陕之忧，则知所当弃故也。是故险固则必守之，冲要则必守之，根本则必守之，无民则弃之，力不足则弃之，势不便则弃之，皆可考于古也。不断大岘，慕容遗刘裕之禽；不塞成皋，石勒知刘曜之败。王衍撤守险之备，则唐兵入之；南唐吝把浅之费，则周人乘之。险固其可以不守乎？不能并齐鲁，取韩魏，则黥布为下策矣；不北据邯郸而阻漳水，则陈豨为无能矣。太武至瓜步而亟还者，惧彭城之议其后也；元英拥大众而不进者，以钟离之扼其吭也，冲要其可以不守乎？尹铎宽晋阳以为保障，萧何全关中以待高祖，朱鲔之攻桓温也，寇恂勒兵出而御之，不以彼众我寡而为疑也；张邈之迎吕布也，荀彧之所守者二城，不以敌强己弱而为惧也，根本其可以不守乎？有是三者，虽死守勿去可也。曹公欲迁江西之民，而广陵、庐江、九江、蕲春户十馀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是以吴魏之际，江淮之间不居者数百里，则无民安得不弃之乎？殷浩出师无功，王羲之遗之书曰：「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计，非复所及，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浩违其言，重致狼狈，则力之不足，安得不弃之乎？吴以三万人戍邾城，陶侃以其隔在江北，内无倚赖，外接群夷，必引虏入寇，故弃而不守；庾亮继侃以万人戍之，卒致毛宝之败，则势之不便，安得不弃之乎？有是三者，虽去而勿顾可也。弃守既审，守可以必固乎？曰未也。居险固之地则守之易，居四战之地则守之难，是以有自然之险，有使然之险。山川丘陵，自然之险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使然之险也。《周官》之职，有掌固焉，有司险焉，皆主守备之官也。《掌固》曰：「若造都邑，则治其固，与其守法。凡国都之境，有沟树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职焉，若有山川，则因之」。《司险》曰：「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山林川泽之阻。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皆有守禁，而达其道路」。夫固者，人之所为，而或因乎山川则使然者，非地不因也。险者，地之所有，而复为之沟涂，则自然者非人不守也。不特此也，《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则既有可守之处矣。「颁其士庶子及其众庶之守」，则又有能守之人矣。「设其饰器，分其财用，均其稍食，任其万民，用其材器」，则凡可以为御备者，无不具也。「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与其役财用，惟是得通，与国有司帅之，以赞其不足者」，则凡可以为救援者无不素也。「昼三巡之，夜三鼜以号戒」，则警备之严如此。「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惟有节者达之」，则讥察之密如此。数者皆得，又何守之不固哉！然而均是地也，或固或不固，则守之兵不同也；均是兵也，或胜或不胜，则将之人不同也。守非其兵则弃地，将非其人则弃师，有一于此，将覆亡之不暇，其可以守国乎？是故备御之难易，常系国威之盛衰；国威之盛衰，常系将帅之能否。昔匈奴方强，烽火达于甘泉，则汉屯长安之旁以备胡，及卫、霍深入，大有斩获，则匈奴屯瓯脱以备汉。东、西魏之分也，周人岁椎河冰以防齐，及齐政既衰，则齐人椎冰以防周。信乎备御之难易，系于国威之盛衰也。魏尚在云中，匈奴不敢近塞，郅都守雁门，亦为之举边引去，李广则号为飞将，李绩则贤于长城，子仪存则回纥革心，马燧罢则吐蕃得计。信乎国威之盛衰，系乎将帅之能否也。谢幼度之守广陵也，彭超席累胜之锋践蹂淮泗，至于三河，幼度起而麾之，追亡逐北，故境不旋踵而复，间岁而有淮淝之功矣。今之守广陵者，有如幼度否乎？萧僧珍之守山阳也，太武以回山倒海之威深入而反，僧珍歛人民，储粮械，蓄陂水以待之，魏师过而不留，今之守山阳者，有如僧珍否乎？南齐之初，高祖料索虏之必来，以寿春兵冲，使垣崇祖守之，及寇之至，崇祖诱之以小城，灌之以淝水，沙囊一决而强敌遁逃。今之守寿春者，有如崇祖否乎？东昏之末，寿春叛入于魏，淮南几亡矣，梁武帝命韦睿取合肥而守之，魏军畏惮，谓之「韦虎」，及其救钟离也，战舰一奋而百万为鱼。今之守合肥者，有如韦睿否乎？以三千之众当百倍之师，昼夜拒守，卒全其城，有如昌义之守钟离乎？以寡弱拒守，再破石虎之师，功名亚于周访、祖逖，有如桓平北之守襄阳乎？内围步阐，外抗羊祜，水陆克捷，禽馘万计，有如陆抗之守荆州乎？羽檄交驰，围棋自若，据险坚守，卒困曹爽，有如费袆之守汉中乎？诚得其人矣，弱可奋而为强，虚可张以为实，疮痍者可养而瘳，流散者可诱而复，若未得其人则反是矣。形势不改而利害已殊，可不精择而久任之乎？且我宋之肇造也，北无燕云，故北虏强，西无朔方，故夏贼炽，据晋阳以游魂伺隙，则又有刘继元焉。国家所有者，中原百馀州，山川之险，得之少矣。然艺祖垂意将帅，选任有方，命李汉超等五将镇守河朔以拒北虏，命郭进等分戍河东、潞泽以御太原，命赵赞等屯陕右、灵武以备西戎，皆少与之兵而富之财，重与之权而责之功，待之必诚，任之必久，由是边城得以募养死士，使为间谍，以深知敌人之情伪，俟其入寇，则出奇设伏以破之，皆有以少击众之功。契丹既不敢犯边，太原则日就穷蹙，夏童惕息自守不暇。厥后何承矩开塘泊，兴稻田，而河朔为之安富；范仲淹筑城堡，据要害，而元昊为之请命。梁门、遂城著于北，青涧、洛水名于西，此皆用得其人，故设险之利兴而守国之谋固。矧今江淮之险，皆有可因，倘于择任将帅之际，遹追祖父，亦何黠虏之足虑哉！虽然，兵以正合，以奇胜，行大众于必争之地者，兵之正也，驰轻锐于无人之境者，兵之奇也，有正而无奇则拙，有奇而无正则殆。盛兵临晋，正也；木罂渡夏阳，奇也；列营官渡；正也，袭辎重于乌巢，奇也。有围剑阁之正，然后有袭江油之奇；有攻洄曲之正，然后有捣垂瓠之奇。有正而无奇，是成安君之称义兵也，不亦拙乎？有奇而无正，是曹公之袭乌桓也，不亦殆乎？故善为守者，非守其正之难，而防其奇之为不易。奔东南备西北，非亚夫有不能料；阴易夷兵以败杨肇，非陆抗有不能为。兹所谓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而敌不知其所攻也。昔我真宗皇帝备御北寇，讲求最详，尝采众议，决以圣虑，定为阵图，大率以大阵为正兵，驻之冲要，以骁将为奇兵，列之左右，以正当其正，以奇当其奇，若彼反而用之，则奇或为正，正复为奇，委曲周密，无不得其至。当今若祖述其意而行之，岂不可乎？淮汉、巴蜀之师，虏尝以为奇矣，赖上皇指授合宜，将士用命，战而胜之，是故敌之来无常，吾之备御亦不可以执一，乌知前日之正，他日不为奇乎？前日之奇，他日不为正乎？要在间谍巡逻之密察，烽火候望之精明，将帅有同舟之心，城堡有率然之势，使彼小至则少利，深入则堕吾之计中，虽有孙吴之术犹不得施，而况冒没轻儳之虏乎？譬诸奕者，疏密阔狭无常也，边隅角腹无常也，所可常者，攻则形之于必争，而乘之于所不备，守则为之于必生，而备之于所不攻，乃为善之善者耳。此皆因变制宜，出于心术之微，岂可按谱而得之？虽然，守有其兵矣，将有其人矣，审于去取矣，尽乎奇正矣，抑末也，则无如之何。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又曰：「形势不如德」。岂以险之不足恃而形势之不美哉？虑其专于守而不知恤民也，虑其恃乎险而不知修德也。民散则国谁与守？德衰则险乌足恃？公宫沟而民溃，长城筑而秦亡，吁！可畏也。善乎赵襄子之知守也，方其避智伯之难，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固」。襄子曰：「罢民力以成之，又毙民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朘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又谁与我？其晋阳乎，先王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智伯围而灌之，沉灶产蛙，民无叛意，信乎富强之不如德也。曩岁滔天之寇可谓盛矣，三军之士有战斗死伤而无有屑为降虏者，北边之民有流离冻饿而无有去为群盗者，上皇之德深厚矣。《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守备之上策也，其勿以为老生之常谈。

岁星之犯执法（前数夕太史奏岁星犯中执法，公果出台。），猥干宪府之诛；帝座之拱紫微，骤玷词垣之选。观君相之深意，知乾坤之厚恩。窃以为治莫重乎纪纲之张，用人尤患乎意向之转。拱辰一网，君子之气遂衰；之邵两来，小人之势斯逞。历考往鉴，宁忘隐忧？伏念某发种种其丝棼，心怦怦乎绳直。欧阳、余靖列在四谏，每怀《圣德》之诗；王衍、卢杞合为一人，欲著《辨奸》之论。适改弦而更始，偶簪笔以居先。议论不足以耸凤凰之鸣，风力不足以快鹰鹯之逐，第潜观于机括，虑或挠于规摹。景祐一不肖之来，大图搏噬；熙宁三舍人之作，孰效钳槌！去稂莠所以养嘉禾，薙茅艾所以护芳草。独奋一击，众观四惊。或疑面前行路之未宽，或怪袖中弹文之太早。勇为国计，奚暇身谋？奉帝敕而传霹雳之符，何难驱鬼？仗佛力以运金刚之杵，自可降魔。虽閤门不隔于交章，而台院俱成于退舍。彼奸既折，此志还伸。立五花之塼，甫轩眉于旬浃；扈六飞之跸，遽蜕骨于须臾。黜转而升，荣忘其辱。兹盖恭遇某官吾道砥柱，斯文津梁。逊直谏如玄龄之佐唐，去副封如魏相之兴汉。谓保合善类，必去败群之羊；而修明大公，何爱溺井之狗！辨薰莸之殊气，培杞李之深根。俾京尹授馆以使留，许词臣逊阙以见处。宣昭实意，安集危踪。续翻红芍药之吟，莫知称塞；占澄碧琅玕之梦，终托生成。衔戴轮囷，刊摩梗槩。

乌乎！自夷狄乱华，南北分裂，而畏虏二字遂为士大夫膏肓骨髓之病。石勒长驱，晋公卿皆为俘虏，王衍惧而劝进，于时豪杰之士奋然以石勒为不足畏而敢与之抗者，祖逖、刘琨而已。北边初动，李业首张大其登山如虎、入水如蛟之势以沮国人，虽二种不能战，刘韐、张孝纯不能守，于时疆埸之臣奋然以北兵为不足畏而敢与之抗者，宗泽、陈规而已。上下千百年间，士大夫功名事业可追踪此四贤者，公其人焉。蒙鞑暴边，蜀汉淮之名城巨屏金汤失险、陵谷易位多矣。公为天子守丰守庐，虏岁岁来攻，公岁岁登陴，久或数月，近亦累旬。矢石交发，飞鸟不通，人谓危在旦夕。公徇于众，效死毋去，耻以其身独免，卒之与城俱全。视祖于谯、刘于并、宗于汴、陈于顺昌之事无愧色。呜呼！公萧然泽臞，射不穿札，勇不挟辀，徒以肝胆轮囷，忠义奋发，挺孤身于百万虎狼之中，意定神闲，夷然无惧。此固倴盏、察罕之所不能犯，移辣楚材、王楫之所不能诳，冲梯之所不能攻，攒炮之所不能害也。昔廉颇一饭数升，以求复用；孟德分香卖履，见于垂没。公甫七秩，筋力未衰，解凌烟之冠剑，访故乡之钓游。及示微疾，尽空诸有，赈六姻之贫弱，弛巨万之逋责。进退存亡，人之大变，而公处之雍容闲暇如此，不亦伟然大丈夫也哉！仆幼纳交，今亦白头，公书未答，公讣已传。追怀平生，感慨世道，国蹙如此，虏暴如此，曷不留公以系人望！瓣香束刍，道远礼輶，公嗜余文，必歆此诔。

观陵阳韩公记金人拜相州僧寺魏国忠献公画像事，为之太息不已。彼虽敌国，然所敬所慢，施于中国之人，盖未尝不嗟王衍之死排墙，郭令公之受罗拜。前代此事不少，靖康之祸，使吾国有人稍堪为魏公役，彼亦安敢易视。一日敌使至，宰相奉命待之，时围城破在旦夕，吾相对使者歌曰：「细雨共斜风，作轻寒」。彼与副相视怪笑，以此人愚，骇不识缓急至此也。哀哉！陵阳公有忧持此图以靖边垒，噫，更可得数十万人下拜尔，拜已长驱，谁与御之！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咸淳己巳季春丙午朔，庐陵欧阳某敬书。

故赠谏议大夫忠肃陈公立朝著节，为宋名臣。去之百有馀岁，其精忠确论，绝识危行，士无贤不肖，皆口诵心慕，磊磊落落，若前日事。孟子有言：「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公之谓矣。始公事祐陵为谏官，首论蔡京交结外戚，谪监当。未几以都司摄夕拜，又坐上时相书言私史、边费，谪外祠，遂入党籍，迁岭表。甫自便，则又以子讼蔡氏不轨谪通州，以进《尊尧集》谪天台。晚稍牵复，则又以飞语连徙南康、山阳以殁。其平生出处本末如此。知、仁、勇，天下之达德也。士生斯世，维其知不足以知，勇不足以行，仁不足以守，则至于败名丧节，失身负国而不恤。夫既知之矣，而行之或不决，守之或不固者，亡他焉，其知之非真知故也。是故三达德以知为首，而《大学》《中庸》之教，必于明德、明善拳拳焉。公之攻蔡氏不遗馀力，至以射马擒王为喻。凡人孰不乐富贵而悲贫贱？公视美官若将浼己，而甘心于废放窜斥。凡人之蒙难，始而安、中而悔、终而变者有矣。公坐谪至六七不变，卒穷以死，可谓行之决而守之固矣。其论绝灭史学，比之王衍，谓必有南北分裂之祸。方是时，天下承平，不见牙蘖，未三十年而其言信。虽灼兆食墨，揲蓍命繇，不足喻其先见之审也。公之所以大过人者，岂非《大学》《中庸》所谓明德、明善之君子，而兼天下之达德者欤！公之在台凡五年，始至无以居，借僦皆莫之与，末乃寓宝城之僧舍，故老相传，能指其处。绍定癸巳，赵侯为州，访公遗迹而得之，深惟昔贤迁谪之地，往往有祠，以见其高山景行之意，如韩文公之于潮，苏文忠公之于黄，邦人至今奉尝不懈。台人之于公，不可以莫之知也，乃即其处而祠焉。明年正月祠成，择郡士林表民掌之，取田之在官者十有二亩，俾寺僧以为晨香夕灯之费，而属振孙为之记。后学不佞，何足以识先儒之大节。窃尝论次其事如右，遂书以遗台人使刻之。侯名必愿，丞相忠定公嗣孙，妙年擢世科，立身有家法，为政识大体，历数郡皆有循声能名，他举错率类是，不尽纪，今以直秘阁知婺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