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荥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朱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史记·文纪》，又见《汉书·文纪》，首有「前」字。）。

前日朕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汉书·文纪》，又见《周勃传》。）。

袁盎对文帝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者。主在与在。主亡与亡。盎见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笃论。此言足以惑文帝聪明。伤仁厚之政。俾其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弃。非罪见疑。可为长叹息也。当吕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刘氏。陈平用辟疆之计。权王产禄。绛侯若不与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阶乱矣。则刘氏安危。未可知也（盎曰诸吕用事擅相王太尉本兵柄弗能王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未尝不心存社稷。志在刘氏。外虽顺逊。内守忠贞。得不谓之社稷臣乎。其后绛侯系请室。盎虽明其无罪。所谓陷之死地而后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义。杨子称盎忠不足而谈有馀。斯言当矣。善哉贾生之说。喻堂陛之峻。高者难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养臣下有节。有以见贤人用心。致君精识。若袁公者。难与并为仁矣。盎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挠。忠于所奉。害错之罪。虐贯于神明。安陵之祸。知天道不昧矣。

将视军如臂指然，唯所用耳，以义驱之，虽赴水火可也。绛侯之入北军也，乃令之曰：「为刘氏者左袒，为吕氏者右袒」。使吕氏能得士心，军皆右袒，则斯言岂不召乱乎？盖不学无术，居其位而不知其任，皆此类也。至其以列侯就国也，尝自畏恐诛，每河东郡守尉行县至，绛必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是果欲何为耶？使天子欲诛之也，则被甲持兵将拒之耶？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者，乃其自召也。以文帝之宽仁，故卒能全宥。使在高帝、吕氏之时，而所为若是，犹欲以功名自全，难矣！

吾尝怪昔者高祖之时，其将相大臣皆天下豪杰之才，其谋谟勇力皆足以过绝天下，以战而无不胜，以计而无不中，以项籍之势，卒败于此数公者。然及天下既平，吕后、惠帝之际，彼吕后者乃一妇人，提禄、产之庸人而王之，放肆纵弛无所不至，此其间非不可窥，而其智谋非有深远可畏而不测者。夫以陈平、周勃之才，而驭吕后、禄、产之庸人，此无以异于取诸怀中而杀之。然是二人者，恇怯畏缩而不敢发，乃更先为自安之计，以固吕后危疑之心，终吕后之世而不动，及吕后既死，是二人者，其取禄、产何其多忧自重而不敢易之。盖如史之所载，谓陈丞相使人劫郦寄说吕禄解赵王印之国，而吕禄从之。太尉以节入北军，而犹左右袒以观三军之心，既得北军，又不敢倡言诛产也。灌婴以数万众与齐王合，乃相与待吕氏之变而后动。此三者，予未尝不窃疑之。夫吕禄之弃北军，无以异于遇盗而使之束兵也，则陈平之视禄也亦易矣，然犹委曲迂远，使其亲戚劫之以利害之谋。周勃岂不知天下之与刘氏也，而犹区区为谋以观其意。以灌婴之才，资数十万之众，而徬徨于外，不敢先发。夫以吕氏之区区，安坐而肆其所为，亦安能有所立？而数公者反迟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事。夫何其勇于争天下，谋项籍，而怯于此也？盖尝为之深思其故，而后数公之志可见。考其所为之故，则夫天下之善谋者无以过也。何者？昔者高祖之与项籍角驰于中原，其初非有所凭藉也，特徼幸于一战之间，此其所为不得不出于果敢而勇决，弃死而不顾。何者？使其成功，则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幸而败，则吾亦何所爱哉？彼高祖之得天下于百战之中，困辱伤败，既老而仅得之，则吾爱其所得，岂与匹夫驰骋徼幸于一战之际者同日而语也？故其遇诸吕之祸也，以为吾轻发而遂胜耶，则吾固何求；使万有一不胜，则其存亡无乃甚可惜哉？曷若迟之而求无失也。是故不惮岁月之勤，而深虑夫一失之可爱，此其所以迁延委曲待其敝而后发欤。夫千金之贾，见日而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尽。是何也？彼力非不能远也，惴惴乎畏失其所爱者也。夫山林之盗，出入于险阻之间，晨夜而不顾，彼以为有所获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败，于吾何失哉？此平、勃之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不可为匹夫轻死之谋，匹夫之谋，是不得已之计也。

文帝时，袁盎为郎中，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盎进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绛侯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

议曰：勃背高皇帝约，姑顺后旨，以王诸吕。幸而产、禄即诛，不然，顾何面目见帝于地下乎？王陵固尽臣职，而勃不得亡罪。世乃誉勃而讥陵，使后之面从容悦阿意希旨者得以藉口，特未之思尔。盎取其功，诚确论欤。

人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夫以吕氏之凶暴，欲王诸吕，其谁扼之！独问此三人者，盖亦有所惮也。非特惮此三人，盖实惮高帝之馀威流泽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马之盟以对，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奸心，如砥柱之遏横流也。使二子者对复如陵，吾知吕氏将悚焉若高帝临之在上，且惧天下之变，或缩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从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谋，既分王诸吕，而吕氏羽翼成就，气燄增长。然则吕氏之欲篡汉，二子实助之也。予谓二子方对吕氏时，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汉之谋也。退而闻王陵之责，顾高帝之眷，思天下后世之议，于是而不遑，则有卒安社稷之言耳。虽然，使二子未及施计，先吕氏而死，则是乃畔汉辅吕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刘氏之计亦疏矣。不遏之于爪牙未就之初，而救之于搏击磔裂之后，观其闲居深念与劫郦寄入北军等事，亦可谓窘迫侥倖之甚，夫岂全谋哉！郦寄不可劫，北军不可入，吕须之谋行，则亦殆矣，忠于人国者顾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义而已，利害所不当顾也。功业之成，不必渐出于吾身也，义理苟存，则国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对，平、勃又以正对，吕氏一日而尸三子于朝，三子虽死，而大义固已立，皎然如白日，轰然如震霆，天下之义士将不旋踵四面并起，而亡吕氏矣，安刘氏者岂独二子为能哉！使人臣当变故之际，畏死贪生，不知徇义，而曰吾欲用权以济事于后，此则国家何所赖焉？乱臣贼子所以接踵于后世也。其弊至于如荀彧、冯道之徒，而论者犹或贤之，岂不哀哉！夫所贵乎权者，谓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杰是已。其始终之论，皆以母子天性为言，拳拳然日以复庐陵王为事。然其所以纡馀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则用功深矣。潜授五龙，夹日以飞，仁杰岂必功业于其身者哉！人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济大事者，当以狄仁杰为法。

久矣，天下喜夫才也。自周衰，士以才相高，孔子伤之，曰：吾欲从先进之野人，盖思古矣。古之君子，弱乎其形也而其气固，朴乎其貌也而其心察，是故简直而不苛，镇静而不浮。吾观赵文子言不出诸口，而所举管库之士七十馀家，生不交利，死不属其子。吴起与田文论功，屈于起者三不如也，而至于主少国危，大臣未附，则文以自居，起亦愧弗及。是乌可以其才喜之耶？吁！世之人主，则亦无诱乎其所可喜也。今之君子，巧而文甚矣，震整而翘秀，闲丽而辩。学问之工，而气质之陋也；词藻之华，而忠信之薄也。机辩慧巧者，蒙不仁之具也；威仪丰度者，盖空中之质也。是以攻之不穷而用之必乱，摘之无尤而动则为奸。上之人其亦何便于此哉？吁！吾是以悲绛侯之不可复见也。居今之世而有如勃者，则天下哗然以为斯偶人而已矣，而不知夫子之所思，而吴起之所愧者，斯人也夫！

人主之用人，莫难乎越其常也。躐其等而亟用之，而不以来谗间之口者，寡矣。盖天下之情，非其所素安者易以疑，非其所深知者易以忽。夫非其所素安者易疑，故新进者常多忌；非所深知者易忽，故一旦而贤者未离乎见轻。此情在人，虽贤者有所不免也。昔高宗之于傅说，其知之旧矣，岂真以梦得哉？惟夫疏远之士，欲举而置之贵近之右，未有以信天下也，故假诸梦以神之。三代之习犹虑及此，况后世乎？孟子之告宣王曰：「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不可以不重」。诸葛亮亦言于先主，以黄忠之望素非关、张之流，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呜呼！孟子犹难之，亮亦为大戚，岂非以其咈天下之常也哉？故夫陈平以亡楚之逐臣，高帝俄置之骖乘之密；贾生以洛阳之少年，文帝遽议以当路之任。绛、灌之于二子，岂素安而深知之耶？然则求其知而不见其长，未必绛、灌之蔽贤也，而势使之也。吁！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积薪之叹，虽汲黯之长者犹不能平，孰谓绛、灌而真蔽贤也哉？

事有出于异天下之常者，不幸而有豪杰之士任能而为之，鲜不以误，夫世之妄庸者也。何者？乏其器而喜为其事，未能其心而逐其迹，适以误之也已矣。李广不击刁斗而将，有广之才可也，他将而为之，则必以失律败。食野葛而不死，举世曹公而已，强而学曹公者，皆速毙之道也。古之君子，有馀不敢画，制行不以己，岂非乐道天下之常，以无误人也哉？昔者，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夫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而子路失言，圣人辟之固矣。圣人不辟子路之失言，而责其有御人之佞，何耶？盖不学而自能，由也可为之，而欲以强中才之子羔，固夫子之所疾而所谓「贼夫人之子」者也。它日，圣人语之以六蔽，以为好仁、好智、好直、好信、好刚、好勇，皆不可以不好学，其悟子路之旨微矣。世之论者，皆曰周勃之安刘，霍光之立宣，汲黯之惮淮南，皆以无学得之，士亦奚贵夫学？吁！兹固子路之所独能，而欲移之子羔者哉！吾见未必能其所好，而溺于所蔽也必矣。与嫠妇处而不乱，柳下惠所自能也，鲁男子而为之，则必以自污，故莫若以吾之所不可学下惠之可。世之君子，其亦以吾之不能学三子之所能也哉！毋自陷于灌夫之伦，无术不逊，自取大戾，以为天下戮也！

诛诸吕事，是王陵者非平、勃，是平、勃者复非王陵，要皆一偏之见。大凡人才固要相济，高帝遗命，必欲以平助陵，而又以平制勃，则平、勃之不可无陵，犹陵之不可无平、勃也。夫明大义当有正论，定大难当有沉几。诸吕之王，高后未敢专决，而以问三子，其心犹有所忌也。使三子者括囊阴拱，无一语略攻其非，则是吕后忌三子，而三子乃以无可忌示之，一决藩篱，封王者岂特四人而已？故陵奋不顾身以争之。高皇帝之神灵皦如天日，而吕后则窃者之夜行尔。陵死不恨，夺之相，何足道哉！然陵之术可用于陵，而不可尽用于平、勃。夫樊哙之憾，吕媭之谮，吕氏磨牙于平、勃久矣，特未有以发尔。若又效王陵之争，则以旧郤杂新忿，宁免于诛？纵不显于此事诛，岂不能旁摭他故以诛之邪？夫二子诛不辞也，为汉惜也。或谓举事计是非，不计成败，使王陵以死争，平、勃复以死争，吕氏一日尸三子于朝，三子虽死，而大义固已立，天下之义士将四面并起而亡吕氏矣。不知夫能死非难，处死实难。三子非不能死也，顾其时未可尔。盖君子之死，有以有益于国而死，有以智力已竭无可奈何而死。诸吕虽王，犹有可图；汉氏虽危，犹有可续。未画一计，未施一术，而俛首以死，是适以激变稔祸尔，安在其为能死哉！借使吕后未诛三子，而姑夺之权，今日陵谢病免，明日平谢病免，又明日勃谢病免。一人去位，则以吕氏一人居之，回环四顾，尽在掌握，汉之事去矣。且陵争诸吕之后，退处十年，自杜门不朝请之外，有何巧哉！若二子效之，又可知矣。然则王陵未可非，而平、勃亦未为不是也。平、勃虽均为诛诸吕，而勃又与平不同。平性狡诈，故多避祸求全；勃性刚直，故多犯难不顾。文帝钱谷之问，平对勃不对；王陵背约之问，平对勃不对。对者未优，不对者未劣也。盖平未当难时，善于自解，有急则委之他人。勃未当难时，辩不如平，有急则自任甚确。辩不如平者，少文也；自任甚确者，重厚也。故诛诸吕时，平尝安徐，勃尝急迫。平不入北军，而勃入北军，使北军有变，则勃先及矣。平不谕谒者，而勃谕谒者，若不受，则勃先及矣。平专以难者遗勃，而自处以易。后来相位之逊，虽欲不逊，亦不可得也。勃知己之位在平上者，以功大尔。岂知所以犯帝之忌，而取捕逮之辱者，亦以此哉！然勃亦有以自取之也。远权退势出于己则善，出于君上之迫促，则已非矣。陈丞相卒，上复用勃为相，亦以资历功劳无以易勃故尔。要亦有不得已焉者也。十馀月而遣归，则本心见矣。夫为丞相不自抽身，而待其君之遣，则已可哂矣。为勃之计，惟有深藏远蹈，而被甲以见守尉，果何为者邪？借使汉家欲戮一退休之相，甲胡足以禦之？然则勃非能反者，特不学而愚尔。使文帝谅其愚，则自可以保其不反，逮治之事，何待薄太后提絮诘责而后止哉！故尝谓文帝平生宽厚，惟诛薄昭、逮周勃二事最忍。然就二者较之，薄昭罪已著，则诛之犹有说；周勃反未明，则治之无名。世谓文帝能保全周勃，而宣帝不能保全霍光，以是为优劣。不知诸霍之炎，真有危汉之理，以勃之重厚无能，而又已谢事就国，气象衰落，自危不暇，而何暇危汉？使帝无捕治一事，是真保全勃矣。既捕治之，则何保全之有哉！惜也，以帝之宽厚，而犹少恩若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