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讳允南。字去惑。京兆长安人也。高宗侍读赠华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孙。嶭王友赠太子少保惟贞府君之第二子也。少以词藻擅名。兼工草隶书。尤善五言诗。深为伯父濠州刺史元孙府君之所赏爱。开元十五年。以挽郎选糊名考。判入高第。授鹑觚尉。后与从父兄春卿杲卿曜卿调集。皆为吏部侍郎席建侯所赏重。时论荣之。寻授右武卫兵曹。二十六年丁内忧。以毁闻。服阕。转右领军录事参军。与从祖姑子刘同升齐名。长又相善。尝寓书与之。中书舍人孙逖见而惊叹曰。古人之作。寻为同升江南经略判官。迁大理评事。从调吏部。侍郎达奚珣以书判超等。荐为朝廷左补阙。元宗尝撰华岳碑并书。天宝九载。令御史大夫王鉷打百本以赐朝臣。家获二本者四族。而君以两省官弟真卿以殿中侍御史居其一焉。每正至朝贺。宰相以下登殿者不过三十人。而君与真卿王鉷法服于含元殿蹈舞。而衣接焉。朝觐宴集。必同行列。故君赋诗云。谁言百人会。兄弟皆沾陪。与谏议大夫郑审郎中祁贤之每应制及朝廷唱和。必警绝佳对。人人称说之。俄迁殿中侍御史。以忤杨国忠贬襄阳丞。移河东司户京兆士曹。十五年。长安陷。舆驾幸蜀。朝官多出骆谷至兴道。房琯李煜高适等数十人尽在。中丞田良邱为哥舒翰行军司马。既败。犹自振矜。因诵表云。翰北行师。未当挫衄。盖缘运数潜迫。人神同弃。职之人故。匪翰之由。众皆默然。君独抗声叱之曰。公何得尚为贼说徵祥乎。峘等因欲殴击魏仲犀与之同罪。逊词引去。不敢枝梧。一座皆壮之。恩诏召拜尚书屯田员外郎。加朝散大夫。迁司膳郎中。真卿至自河北。元宗给君驿至凤翔。令相见。从肃宗入西京。迁司封。真卿以尚书兼大夫。弟允臧又为殿中。兄弟三人。同时台省。当代无比。时人钦羡焉。寻封金乡县开国男。累加正议大夫上柱国。迁国子司业。宝应元年冬十一月。真卿自利州蒙召至上都。君遇疾巳革。□而泣曰。吾忍得见汝。因哽咽不自胜。其十日。倾逝于私第。享年六十九。呜呼。明日庚申。葬于万年县凤栖原先茔之北。祔也。二子。颖。频。皆好为五言诗。真卿使奏事彭原。上文章。蒙擢校书郎。早卒。颖简直洁巳。以左卫兵曹选。为侍郎崔器所赏。累授河南府士曹。噫。君幼而聪明。长而美秀。仁恕形于造次。清识冠于当时。善与人交。笃于僚友。故父执侍郎寇公泚相国陆公象先尚书陆公景融重君才名。相见未尝不移日也。相国房琯尚书韦陟张倚皆笃忘年之。河南陆据彭城刘餗刘秩陇西李揆河东裴士淹特敦莫逆之欢。河东敬括陇西李华李涵范阳卢允毕尽常僚之好。非夫亲仁诚物。泛爱虚巳。则何以广而能周。久而益敬者矣。家常有折胫鹤。初真卿小年时戏书其背。君切责曰。此虽不能奋飞。竟不惜其毛羽。奚不仁之甚欤。其恻隐者如此。真卿终身志之。于戏。以君之才之美之德之义。方当翼亮盛时。仪型宗国。道之祝丧。顿我远图。悲乎痛哉。真卿孩而不天。太夫人兰陵郡太夫人殷氏亲自鞠育。实赖慈训。粗兹有成。至若发虑学文之亲。立身复礼之道。非仁兄之规诲。曷暨所蒙。且有师训之资。岂惟孔怀之戚。布哀金石。未究万分。铭曰。

庄岳熊浑。清沂骏奔。英灵孕育。生我仲昆。维我仲昆。邦家之藩。孝仁是履。恺悌是惇。清识冰澈。韶仪玉温。词华藻绚。翰墨云繁。通究理体。精详政源。爰初发迹。屡振瑶琨。尉邑何陋。评廷不冤。衮衣补阙。绣服荣敦。神州列掾。会府掌屯。司膳王封。回薄飞骞。乃佐教冑。载光儒门。未登鼐鼎。奄谢鸿鸳。伊昔不造。实赖能存。下光花萼。上洁晨飧。微君教导。曷惠拯援。今既绝矣。哀摧忍言。何以寘怀。勒铭弗谖。垂诸来裔。翼子谋孙。

古之史，《尚书》、《春秋》是也，二经体不同而意同。《尚书》记治世之事，作教之书也。故百篇皆由圣人立，不以恶事名，虽桀纣之恶，亦用汤武之事而见，不特书也。但圣贤顺时通变，言与事各有所宜，为史者从而记之。有经圣人所定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体虽不一，皆足以作教于世也。《春秋》记乱世之事，立法之书也。圣人出于季世，睹时之乱，居下而不能治，故主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恶，而明之以王制。是圣人于衰乱之时，起至治之法，非谨其文，则不能正时事而垂大典矣。此《尚书》、《春秋》之体所以不同也。然《尚书》记治世之事，使圣贤之所为，传之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善之效，安得不说而行之？此劝之之道也。其閒因见恶事致败乱之端，此又所以为戒也。《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之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辩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閒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光辉于世，此又所以为劝也。是《尚书》、《春秋》记治乱虽异，其于劝戒，则大意同也。后之为史者，欲明治乱之本，谨戒劝之道，不师《尚书》、《春秋》之意，何以为法？至司马迁脩《史记》，破编年体，创为纪传，盖务便于记事也。记事便则所取博，故奇异细碎之事皆载焉。虽贯穿群书，才力雄俊，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则乱杂而不明矣。然有识者短之，谓纪传所记一事分为数处，前后屡出，比于编年则文繁。此类固所失不细，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于前，君纳于后。事臧则成，否则败，成则治之本，败则乱之由。此当谨记之。某年君臣有谋议，将相有功勋，纪多不书，必俟其臣殁而备载于传，是人臣得专有其谋议功勋也。《尚书》虽不谨编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业，固载于《尧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载于《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犹是焉。迁以人臣谋议功勋，与其家行细事杂载于传中，其体便乎？复有过差邪恶之事以召危乱，不于当年书之以为深戒，岂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虽编年，经目其事，传载本末。迁立纪传，亦约是体。故刘餗《史例》曰：『传所以释纪，犹《春秋》之传焉』。此可见迁书之不失也」。答曰：《春秋》，圣人立法之书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断之，明治乱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数句，国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恶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见圣人之经所目之事，遂从而传之，虽不能深释圣人之法，记事次序，一用编年之体，非外《春秋》经目独为记也。迁之为纪也，周而上多载经典之事，固无所发明。至秦、汉纪，并直书其事，何尝有法？纪无法，传何释焉？此乃餗附迁而为之辞也。或曰：「史之体必尚编年，纪传不可为乎」？答曰：为史者习尚纪传久矣，历代以为大典，必论之以复古则泥矣。有能编列君臣之事，善恶得实，不尚僻怪，不务繁碎，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虽为纪传亦可矣。必论其至，则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甫尝有志于史，窃慕古史体法，欲为之。因读唐之诸书，见太宗功德法制与三代圣王并，后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纵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乱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贞观功德之远也。《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诸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记，或一事别出而意不相照。怪异猥俗，无所不有。治乱之迹，散于纪传中，杂而不显。此固不足以彰明贞观功德法制之本、一代兴衰之由也。观高祖至文宗《实录》，叙事详备，差胜于他书，其閒文理明白者尤胜焉。至治乱之本亦未之明，记事务广也，劝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贬不精也。为史之体亦未之具，不为编年之体，君臣之事，多离而书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遗略，君臣善恶之细、四方事务之繁，或备书之。此于为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据《实录》与书，兼采诸家著录，参验不差、足以传信者，修为《唐史记》。旧史之文繁者删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證者补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遗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编年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书之法，虽宗二经文意，其体略与《实录》相类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乱，不可全法《尚书》、《春秋》之体，又不敢僭作经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书，不尚纪传之体可矣，不为书、志，则郊庙、礼乐、律历、灾祥之事，官职、刑法、食货、州郡之制，得无遗乎」？答曰：郊庙而下，固国之巨典急务，但记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体。其备仪细文，则有司之事，各有书存，为史者难乎具载也。自康定元年脩是书，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俟删润其文。后以官守少暇，未能备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虑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编帙，粗成一家言，才力不盛，叙事不无疏略，然于劝戒之义谨之矣。劝戒之切而意远者，著论以明焉，欲人君览之，人臣观之，备知致治之因，召乱之自，邪正之效，焕然若绘画于目前。善者从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兴，而乱本可以预弭也。论九十二首，观者无忽，不止唐之安危，常为世鉴矣。

皇祐二年孟秋庚寅，偕陆仲息子强、丁宝臣元珍、李徽之休甫、王逢会之、刘餗子上谒广利王，夕宿庙下。祖无择择之记。弹琴道士何可从镌字。僧宗净同行。

知几之子餗著《六说》，其叙《诗》、《书》、《礼》《、乐》、《春秋》、《周易》之意，舍其短，取其长，其间十有五六。然其说云：「帝王既殁，王者每五百岁乃更姓，商武、周文，当其会也。周五百岁，而王者不作，仲尼生焉，仲尼无位，其道见之文字。今去此时，𦕈出千载，五百之数，何其旷欤」！次言其「累世种文德」云云，而己作《六说》之意。观餗之言，谓孔子之后千馀岁而无其人，谓己可以当之，乃作《六说》。噫，是力苍蝇而慕冲天之举，策跛鳖而追飞兔之轨，盖不量己之甚也！且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道，修《春秋》，非衒其文辞以誇后世矣，皆以示万古之教。而餗乃自《孔氏》章至《考乱》，凡八十九章，皆取汉史诏书及群臣奏议，撰其名目，以拟《尚书》；又取《房中歌》至《后庭斗百草》、《临春乐》、《小年子》之类，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拟《雅》章，此前代周公之《勺》、吉甫之《雅》。又取《巴渝歌》、《白头吟》、《折杨柳》至《谈容娘》，以比前代《国风》之流。且孔子之书，断自唐虞，终于《秦誓》；《诗》始《关雎》，终于《商颂》，皆有所蕴，以垂世立教。不知餗之书始于《孔子》，终于《考乱》；诗始于《房中》，终于《谈容娘》，何所取哉？苟以《孔氏》比《尧典》，则孔子无位，不可比尧也；若以《考乱》比《秦誓》，则蜀刘备之事，不可比穆公也。若以《房中乐》比《关雎》，则彼非类周、召二公圣贤之事也；以《谈容娘》比《商颂》，则彼非祭祀所歌之曲也。不知餗之意，何所法而为之哉？昔扬雄以亚圣之才，著《太玄》、《法言》，而班固尚比吴、楚僭号；而餗之学曾未及扬雄十之一，而自专其能，以孔子之后千载而无人，己可以当之，而妄为著述，其罪又过于其父尔。所谓惑而乘駻马，狂而操干将者乎，盖不知其狂惑尔！

弇谓公天下之好恶者，莫大乎好恶之心不存焉。好恶之心不存焉，则喜不正为予，怒不正为夺，抚键张关，至则迎受，于是褒贬可寄，而真好恶见矣。《春秋》之为经，非酿好恶者也，非致喜怒者也，非私予夺而加焉者也。使陶冶之俗不复多谢檃括，而为孔子者得尺寸之柄，以摄有一丘之民以治，因张吾已试之效乎当世，则《春秋》亦无事于作矣。彼椎轮之鲁史，虽与晋之乘，楚之梼杌，同为寂寥无诏之腐简可也。幽厉既往，滋削之周，如日西薄，袭彼游氛，奄奄就尽。而文武末裔，是生孱王，邦畿千里，播为羸国。始则胎祸衽席，乳兵怀抱，终乃鱼烂狶突，国参辰而家胡越，于是无复勤王之举矣。一变而为葵丘之会，政在诸侯可也。再变而为溴梁之会，政在大夫犹之可也。卒变而为黄池之会，则夷狄横中国，纪纲扫地而尽，尚曰可耶？且《诗》在，犹足以形怨诽、攻缺失，夫《诗》与王泽斩焉亡矣，《春秋》欲毋作，得乎哉？然时无神瞽，孰识中声，身为奎井，不俟甘石，则孔子之于《春秋》，虽曰取鲁故时册书附著之，至其伦制之茂密，用舍之委曲，褒贬之详略，对校之宽迫，盖亦一折于晚出之圣笔矣。其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所以揆人伦者也，其法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所以治功罪者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岂虚言哉！孰谓变周之文，从夏之质，与夫黜周而王鲁之说，为足以知《春秋》乎。考之于经，其排推抑扬，犹华衮之与鈇钺也，一加焉则万世之荣赫，愀怆不可以迹掩。犹权衡之与绳墨也，一陈焉则是人之重轻曲直不可以情遁。其谨严峭覈，犹黍之不使雪桃，而毙冠新履之不可以首足易也。其据约趋顺，犹天地之中有阳城焉，非燕之南至，则越之北奏也。是故有阙之以谨其疑者，如「夏五郭公」、「甲戊己丑」、「陈侯鲍卒」之类是也。有视世久近而为之者，如辞显于隐桓、微于定哀之类是也。有深探其本而加讨者，如天王狩于河阳，赵盾许世子止弑其君之类是也。有微物而吾无苟焉者，如五石六鹢、星陨如雨之类是也。此其凡也。有字之者，有名之者，有氏之者，氏以志其所自出，名以谨其所当据，字则于是乎进之矣。有日之者，有月之者，有时之者，其治是人也，时为缓，月次焉，日则于是乎操之为已蹙矣。而又「无不尔或承」，以尊王人；「薄乎云尔」，以治夷狄。疾首事，甚熟恶，狄中国，人诸侯，封大夫，略微者，则亦无所不至焉。此其例也。君臣之义废，见之于隐桓之事然也；父子之恩绝，见之于蒯聩出奔然也；兄弟之爱蔑，见之于郑伯克段者然也；夫妇之别丧，见之于姜氏孙于齐者然也。书尹氏卒，所以讥世卿之尸国爵；书公及邾仪父盟，所以疾盟诅之始兆乱；书公子翚如齐逆女，则亲迎之废有如此者矣；书天王使凡伯来聘，则朝觐之废有如此者矣；书如齐纳币与四卜郊不从乃免牲，则丧纪祭祀之废有如此者矣，此其悉也。由此观之，殆范宁所谓该二仪之化育，赞人道之幽变，谓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著劝诫，拯颓纲以继三五，鼓芳风以扇游尘者欤。然则是书也，而谓之《春秋》何也？盖天地之所以舒惨百物，其运在四时，而春秋为阴阳中，非若夏为阳而有建巳之阴，冬为阴而有建子之阳，駮之也。圣人也者，仿乎阴阳以信褒贬，则其事固嫌乎不正为阴阳者也。反是而稽焉，则褒邪贬邪特未定也。褒而有疑于贬，贬而有疑于褒，若不正为阴阳然，彼悠悠之后世，尚焉从而质诸乎？此则鲁人命《春秋》之意，而虽孔子亦莫之能易者也。自孔子没，传《春秋》者中间有五，而邹氏、夹氏独泯灭不传，后世亦莫知其为何等学。盖自汉兴以来，已患《春秋》为难知矣。彼贾谊、董生、歆向父子，横置嗜好于区区之传，独何邪？《左氏》、《公》、《谷》，其大致不必一一尽同，至于剖析条流，探赜理诣博矣；而踸踔腾轩，尚恨数有蹶跌，可不惜哉！至唐晚有啖助、赵正用，得失时时窥觇，解者仅如对家，然自五学而后，此两人者其最有功于《春秋》者乎。何休曰：「《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是蔽其所习者也。《六艺论》曰：「《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是酌其波流者也。范宁曰：「《左氏》富而艳，其失也诬。《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是既其文辞者也。若夫不蔽其所习，不酌其波流，不既其文辞，则刘餗以谓《左氏》以情角，二传以法断，情角则不禁，法过则不行者，为得之矣。彼三子者，其犹劲弓强弩之合发乎，激矢不同，而均志于的亦中而已矣，然不可谓小不中而罪劲强也。《公羊》长于敷叙，《谷梁》长于决择，非《左氏》之本末考据，虽二子亦踬矣。学者之于《春秋》，患在求之太过，拘之太甚耳。求之太过则精理漫，拘之太甚则流入于峭刻，而不知变。于此有一言而尽者，道而已矣；有两言而尽者，公与恕而已矣。故曰：圣人之言如江河，诸儒溯沿，妄入畎浍。圣人之心如日星，诸儒纠纷，云障雾塞，此亦学者之大患也。

唐刘餗称僧繇画醉僧，僧赂阎令加冠子为道士。此说谬甚，然好事者多信之。二阎贵显，取赂僧徒，已自难信，又位置衣服悉异，而云但加冠子，尤非近理。《画史》称范长寿、何长寿皆师僧繇，各有《醉道士图》行于世。余见人家数本，人物多少大小各不同，安知非范、何所为，而必云阎所加张本，其不然明矣。韦诞悬笼书榜，须发尽白，王子敬独谓定无是事，太宗传呼画师阎立本，张彦远深论其厚诬，龙眠李侯猥亦信悠悠之谈，闻子敬、彦远之风，其有愧夫！

张彦远《法书要录》所载何延之《兰亭记叙》云：「自右军留付子孙，传七代至永禅师，付弟子辩才。太宗至遣监察御史萧翼，微服作书生，以诡辩才，始得之」。然刘餗《传记》云：「《兰亭叙》梁乱出于外，陈天嘉中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或以献晋王，即炀帝也。帝不之宝，后僧智果借榻，及登极，竟不从索。果师死，弟子辩才得焉。文皇为秦王日，见榻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才处，使欧阳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贞观十五年，榻十本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记》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焉」。刘餗父子世为史官，以讨论为己任，于是正文字尤审，则辩才之师智果非智永，求《兰亭叙》者欧阳询非萧翼也。此事鄙妄，仅同儿戏。太宗始定天下，威震万国，尪残老僧，敢靳一纸耶？诚欲得之，必不狭陋若此。况在秦邸，岂能诡遣台臣，亦猥信之，何耶？或云，第十五行有「僧」字，盖时榻本至多，惟此僧果所藏为真本，故署「僧」字以别之。或以为曾不知老之将至，非也。王铚。

右《兰亭修禊叙》，刘餗《嘉话》云：「《兰亭叙》，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僧智永得之。隋平陈，或以献晋王，即炀帝也。僧智果借拓不还。后果死，归弟子辨才。唐太宗为秦王时，见模本喜甚，使欧阳询求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贞观中，拓十本赐近臣，世言遣萧翼诡计取之者妄也。后遂入昭陵。温韬发唐诸陵，《兰亭》复出人间。世所传模刻本极多，而独贵定武本者，自山谷始，所谓彷佛存古人笔意者是已。此刻是定武旧本。庆历中韩魏公守定武，有李学究者得此刻，魏公力求之，乃埋石土中，刻别本以献。李死，其子稍稍摹以售人。宋景文为帅，伶人孟水清得之以献子京。子京爱而不敢有，留于公帑。元丰中，薛师正枢密为帅，携石去，其子绍彭道祖刻别本在郡。大观中，次子嗣昌始纳之御府，龛于宣和殿。后与岐阳石鼓俱载以北。或云道祖于定武旧本劖去「湍流带右天」五字以惑人，或云道祖别刻本劖去此五字，未知孰是。尤延之云：「此旧本盖道祖未劖去之前摹拓者，尤可爱重也」。延之平生所见禊帖不一，其言当可信。槜李沈揆题。

《传记》两卷，唐刘餗撰。餗尝为唐史官，又作是书，杂记齐、梁、隋、唐初事，今多载正史。

凡官非可转移执事者，世官也。古人命史官尤为不苟，须是世史官始从而任之。如从司马谈之后有史迁，班彪之后有班固。至于唐，史官皆得以终其身。如刘知几之后有刘餗，父子世守，亦复可考。虽有迁转使命，彼皆得以史书自随而遂其职。正欲其文成一家，事出一人，本末相该，前后相贯。唐史之可考者以此耳。今世以史馆之地为士大夫迁转之所，来者茫然不知所自，去者亦不以为意，故某朝某事脱有隐没，某年某月或有参错。他时史官，亦不肯身受其责，而朝廷亦难执此以责之（下缺。）鲁有卜齮、卜楚兵，晋有卜偃，秦有卜徒父，梁有卜招父，皆以卜氏；鲁有史克太史，晋有史苏、史黯、史赵、史墨，卫有史华，皆以史氏，一本之古人。岂惟史官世世不易，百官乐工亦世掌之，此其所以精欤。

之茂为儿童时，侍先祖龙舒府君，常见几间卷舒《兰亭会妙》，喜动颜色，抱之茂于膝上指示，且曰：「此王右军兰亭脩禊叙草也。笔意精妙，于时宝之。刘餗《兰亭嘉话》云：『《兰亭叙》自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僧智永借得之。隋平陈，或以献诸晋王，即炀帝也。僧智果借榻不还。后果死，归弟子辨才。唐太宗为秦王时，见模本喜甚，使欧阳询求之。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贞观中榻十本赐近臣，世言萧翼取者妄也。后遂入昭陵』。温韬之乱，发唐诸陵，《兰亭》复出人间。世所传模刻本极多，而今独以定武为贵者，自山谷始，所谓彷佛存古人笔意者是也。庆历中，韩魏公守定武，有李学究者得此刻，魏公力求之，乃埋石土中，别刻本以献。李死，其子稍稍摹以售人。宋景文为帅，伶人孟水清得之以献子京，子京爱而不敢有也，留于公帑。元丰中，薛师正为帅，携石去。其子绍彭道祖刻别本在郡。大观中，次子嗣昌始纳之御府，龛于宣和殿，后与岐阳石鼓俱载以北。或云：道祖别刻本，劖去『湍流带右天』五字，又云劖去者别本也。今此数刻字皆全。又云此皆未劖去之前模本也。传刻既多，工有巧拙，自各存其妙，然真迹已千百年不可复见矣，故题之曰《兰亭会妙」》。之茂痛念先祖诲言，时已七十年矣，遗墨如新，不觉感怆堕泪，遂书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