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七年八月，武功大夫、文州防禦使、寄资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干办内东门司、提点六宫一行事务郑公感疾，体渐清羸。上闻之，亟遣其子幵辍禁职侍疾。公戴上德赐，屡手加额，惓惓若不已者。诫诸子曰：「勉力问学，忠以事上，勤以涖职，居家惟俭，接物惟恭。四者吾辈事也，不可少怠」。后四日神色怡然，终于正寝，闻者惊悼，莫不嗟惜。公讳景纯，字梦得，世为开封人。曾祖守钧，累赠少师；祖志明，累赠左金吾卫上将军；父昭绪，累赠开府仪同三司。母孙氏，永平郡夫人。公以建中靖国元年，父任清切，补入内黄门。经崇、观给事之劳，凡六迁，为供奉官，皆独被恩遇，最蒙眷奖。又自政和至宣和初，九迁至武节大夫、忠州刺史、直睿思殿。当平居时，宫壸之选，殊号难致。公奉清閒之燕，出入谨密，朝夕不懈，受知徽宗皇帝，日跻显仕。又兼皇子嘉王府及蕃衍宅承受。公始名康祖，宣和三年特转右武大夫、保信军承宣使。七年三月，以足疾力丐外祠，用便医药。太上皇帝不重违其请，差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赐今名。当时以进官之峻，横躐数等，复预赐名之宠，人皆荣之。次年，除拱卫大夫。至靖康初，渊圣皇帝即位，公以服在旧列，素已知名，上方简拔，待之不次，而逡巡避职，弗肯冒居，乃同乐忱等上章，谓祖宗朝凡北司官悉当寄资，至带御器械，及两省官始正领所授。既日直殿庐，摄事禁掖，请依旧制，以备朝谒。上知其忠也，从之。是月告授武节大夫、文州防禦使，从寄资之请也。建炎三年，以今上皇帝登极，覃恩转武功大夫，遥郡如故，特差两浙西路兵马都监。至绍兴四年，召入干办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阁。公为一时耆宿，老于文学，欲器使之，故不由延福宫、后苑两阶，径擢龙阁。超迁之峻，未见其比。继不阅岁，再除干办内东门司，兼提点六宫事务。时北方用兵，尽护宫掖，条画有方，更历施设，号为称职。次年八月四日忽以疾不起，讣闻，上悼惜其材，未尽用也。享年四十有七。娶牛氏，封安康郡夫人。有子三人：长曰甡，任入内西头供奉官；次曰幵，见任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睿思殿祗候、干办后苑、干办翰林司；次曰明，武经郎、閤门宣赞舍人、干办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女二人：长适武功大夫、寄资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实录院主管诸司兼监门杨兴祖；次适左武大夫、贵州防禦使、两浙东路马步军都总管刘纲。孙四人：曰邦美，见任入内内侍省内侍高班；曰邦直，承信郎；曰邦义，未仕；曰邦宪，入内内侍省内侍黄门。孙女三人：长适入内内侍省内侍高班听唤上名梁彬，次适入内内侍省内侍高品续康伯，次尚幼。公年十三即入仕，居家力学不倦，书史为乐，日亲贤士大夫，讲说大义。凡经籍隐奥，古人成败，无不该通。自少及长，敦尚儒素，凡追逐绮靡，畋游狗马之好，一切未始经意。喜学楷法，酷好虞永兴书，作字清劲，体制超迈，知法书者宗之。故历事累朝，皆蒙擢用，不以寻常见遇，盖其操履纯正，德归于厚。任嘉王府日，日不及俗务，言不及世态，勉王为善，日不辍废诵读，閒暇必规于孝谨之道，令亲诗书。致王修饰肃谨，朝谒徽宗，大见嘉赏。每有宠数，每辞之。公智思凝远，绝人数等，所至不惮勤劳，后来遂为则效。又喜从士人游，食客日至，了无倦色。尝有画雪满群山为献者，命坐客名之，皆欲出奇求合，久未有答，公悠然曰：「却暑图可乎」？举坐叹其曲尽命名之意。又府属中尝有负才不得表见者，公密陈文章行谊于王前，以谓己当居其下，府属因得升改。人知而造谢，略不接顾。甄别士类，不收私恩，类皆如此。所以教子卓荦不群，苑使公雅继父风，入侍玉华，兼领要务，以廉谨称。宣赞公束带立朝，多被抡选。馆客入觐，持礼出疆，荐受付委，为时闻人。昆季间雍穆自将，同居无间言，搢绅称之，皆义方之训也。将以绍兴二十七年丁丑十二月癸丑朔初十日壬寅，葬于临安府履泰乡胭脂岭大监坞之原。一日苑使公持公履历泣见，谓曰：「先公尝与子之先君有同僚之契，今者志文，非子尚谁属」？乃泣下沾襟。念顷因过庭，实闻公行事为详，义不容辞，乃为铭曰：

于皇徽考，乃圣乃神。在帝左右，必惟其人。伟矣郑公，名蔼搢绅。问学之富，首被选抡。维公秉德，中外乐易。所以造道，博约申止。事上则忠，睦族曰悌。摄职从政，廉以行己。殿阁禁严，扬历方崇。亟擢东扉，遂裨天聪。旦夕顾问，侃然纳忠。有猷有为，方付委公。胡为不淑，弗假以寿。帝曰惜哉，所用未究。令子克绍，新阡方茂。千载视石，尚庆厥后。

臣检准庆元令，诸监司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各具便民五事开奏。臣猥以驽劣，蒙恩擢守豫章，实兼江右帅事。窃伏惟念，朝廷列置帅臣于诸道，以总统兵戎为职，时平无事，则欲其建威销萌，震警奸宄，使盗贼不敢窃取，一有警急，则整齐一道之众，惟上所使，若臂指然。非如列郡守臣，独以莅狱讼，治财赋为称职也。臣观大江之东，绵地数千里，其北则江州、兴国，控扼江西，实当光、黄之冲；其南则赣、吉、南安，林峒邃密，跨越三路，奸人亡命之所出没，自馀郡邑小民，亦皆轻悍好斗，杀人于货之盗，在在有之。臣尝妄论，凡任帅职者皆当以治兵为先，而帅江右者尤当以治兵为急。故自到官以来，凡事关军政，率不敢后。然人情蹈常袭故，往往视为内地，语及武备则哂其不切，虑及江面则指为过忧，缮治城堞则曰不必徒费，督责将佐则曰毋庸多事。独不知朝家建牧之意，将假以爵秩，姑崇帅臣之虚名耶？抑将整军修戎，屏翰王室，责以帅臣之实职也？昔唐曹王皋观察江西，裒兵大选，群能著职，遂能挫李希烈之锐，使不敢南窥江淮。绍兴初，李纲为本道安抚制置大使，整治城郭，围结军伍，威声隐然，群盗相继败降。如皋如纲，始可谓不负朝廷之委寄矣。臣虽不材，无能为役，顾区区平时愿忠朝廷，尽瘁职业，则于二臣之事窃有志焉。故今所陈，一以治兵选将、缮城弭盗为请。其间有因本道利害而因及他道者，事势相关，不容不尔，伏惟圣明采择而施行之。

一、臣闻自昔外有敌国之虞则内必有盗贼之警，故诸葛亮与魏相持而孟获畔泸南，刘裕举兵北伐而卢循犯建业。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一于禦外则盗贼得以乘吾之虚而为根本之害，一于备内则敌国得以伺吾之隙而为疆埸之忧，其为患均也。然敌国在外，所攻者吾之头目，其来也可知；盗贼在内，所攻者吾之腹胁，其发也不可测。故亮必先平南方，然后经营北讨，裕能灭燕入秦，而几无以制徐道覆之谋，然则盗贼其可忽哉？国家南渡以来，州郡之兵日以削弱，一方有警，必移大军，然后尅之。往者李全之乱与近岁赣、吉、南安之扰，皆取办于此。然使疆埸无虞，则举备外之兵以平内寇，其谁曰不可？今边事方兴，撤备无日，沿江诸军，列戍淮汉，以之禦敌，犹惧弗给，设不幸妄一男子窃弄耰锄于田亩间，沿边之戍既未可抽回，州郡之兵又不足深恃，此臣所为朝夕凛凛者也。窃详思之，与其养兵而得以无用，孰若教之而责其可用？臣所领十一郡，有所谓团结禁军者，盖诸道所不及。其法选诸指挥禁军之彊壮者（年若干以下试弓若干斗、力弩若干力。），聚为一营，命曰团结，月增料钱一千，合诸郡祖额，凡若干人（隆兴府一千人，诸州军各具实数。）。臣欲稍增其额，合一路为一万二千人（隆兴府增五百人，通为一千五百人，诸州军均添足数。）。日教旬阅，责之兵官；月按季拍，责之守贰。春秋二校，则于团结中择其年貌浸衰、（年四十五以上。）事业减退者，仍还元来军分，而于诸指挥中选少壮及等、事艺精熟者补其额，及委帅臣不时点摘按试，以考兵将官之勤惰。其拣选不精、教练不熟者，案劾以闻，守贰不觉察，并行责罚。如此则一二年间，州郡之兵渐趋精勇，此弭奸销萌之要术也。然臣愚虑不独江西一道为然，凡在内地皆当思所以为不虞之备。如臣言可采，乞下诸路一体施行。

〔贴黄〕臣窃观当今军政不修，兵力削弱，所至皆然，而师旅未解，盗贼将作，盖不待智者而后睹。应劭之论汉，山涛之忧晋，其在明时，可为殷鉴。今除两淮、川蜀、荆襄外，自馀八路曰浙西、浙东、江东、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除江西见有团结外，其浙西等路皆当略仿其制。两浙、江东、湖南、福建大约各以万二千人或万人为额，二广则稍杀焉。其选择教练，悉如臣今来所请，则此八路中禁军之可用者亡虑十万馀人。平居以备盗贼，缓急以待兴发，非小补也。又大军移屯如泉州之左翼，别创军分如潭州之飞虎、广东之摧锋、福州廷祥荻芦之属，及诸路帅司有亲兵去处，皆当责自帅守，招填及额，选其精锐，别为队伍，异其赏给，淬励而激昂之，合而计之，当不下二三万人。武备既张，则奸心自弭，其视一方有急然后抽舟调大军，利害相去何啻什伯？惟朝廷察臣虑远防微之忠，特命近臣详加裁酌，亟赐施行，不胜大幸。

一、臣窃考建炎三年金兵自黄州渡江，由武昌趋兴国，取间道以攻洪州，守臣王子献遁去，遂入州城，寻破抚、袁诸郡，遍蹂湖之南北，然后北归。所至攻杀，几无噍类，言之可为痛心。今之议者大抵以江西为内地，殊不知九江、兴国二郡前临大江，北望淮堧，才一水尔。中兴初，江西安抚大使实兼节制蕲、黄，盖以是也。去岁之春，敌攻黄州诸关，江右震动，本司承制檄调兵守江，仓卒间仅能发诸州禁卒千人以往。夫以步卒守江，犹策马使耕，驱羊使载，其不胜任也必矣。臣谓与其缓急调无用之兵以误事，孰若平时养有用之兵以待事？江鄂二司，各有水军，窃闻边事既兴，多作步人起发。今江州在寨仅有见管若干（具实数。），而战舰可用者尤为亡几，鄂司所管，计亦类此。借曰败衄之馀，事非昔比，然蜂虿有毒，其可忽诸？况于鞑靼方兴，群雄交骛，先事之防，尤当加意。臣愿明诏江州都统司及本州守臣，同任江面之责，其人船阙少之数，日下招填打造之。意什之三分屯兴国管下富池等处，庶几风寒之备，不至空阙，江右一道，恃以亡虞。所有鄂司水军，并乞一体行下措置，亦以什之三分戍武昌县。盖兴国江面元隶江司，武昌江面元隶鄂司，分兵防守，正其宜也。如臣言可采，乞赐详酌施行。

〔贴黄〕照对鄂州武昌县正与黄州对岸，盖建炎间金人渡江处也。臣尝以上流形势利害访问士大夫，有奉议郎司马括者，谓今之武昌县乃孙氏所都，而今之鄂州乃孙氏时之江夏也。江夏去江虽近，然江北间阻颇多，敌人未能直抵江面（此项更问子细。），而武昌对岸止有黄州诸关，若诸关失守，则直至江上。又其水面最狭，其形势与今太平州、采石略同，故建康戎司水军尽屯于采石，今鄂之舟师亦宜移戍武昌。臣虽未尝亲至其地，而以括之说参之史册，及士大夫之知沿江形势者，多以为然。括往年尝为宣司官属，有三劄上庙堂，其一论武昌利害尤悉，今录以奏闻，伏乞朝廷并加详酌。或未可举军移屯，即乞姑从臣请，以鄂州水军什之三分戍武昌，与江州、兴国水军相与唇齿，其视荡然无备亦云远矣。并惟圣明裁择。

一、臣窃见江西统郡十一，而隆兴实为帅府，诸郡所倚以为重，城郭甲兵之备，皆当整饬如法，然后足以壮观瞻而弭窥伺。而臣到任之初，按视城堞，则其绵亘甚阔而倾圮最多。寻加访问，有寓居士夫语臣，谓五代以前郡城广狭中度，南唐李氏谋迁豫章，乃始大其郭堞，郡之东湖本在郭外，至是遂包入焉。绍兴初，故相李纲为帅，盖尝缩其北面，然其广袤犹若干里若干步（更契勘见今实若干里步。），按守城法当用兵若干人，兹岂易为力者？今诚能按唐之旧，瞰湖为城，则城之四面，西北有江，其东有湖，天设之险，殆无以过，此豫章百世利也。臣窃详其说，可谓至当，然缩城重事，未敢轻言，而圮坏已极，则有不容坐视者。方李纲缮城之时，其工费仰于公朝，其役兵调于属郡，时异事殊，不敢扳援有请。而本府年来调度百出，帑庾枵然，傥必俟有馀然后兴役，则夏潦秋霖之馀，颓圮益甚。沿江一带，居民岌岌，常有渰浸之忧，而城脚被齧去处多已摧陷，更遭一水，其损愈多。近委江州钤辖杨禧相视，条具颇为详悉，如砌城面以防渗漏，作叶沟以通水道，用夜叉木以壮城骨，皆旧所未有。臣今一用其说，第工费浩汗，未知所出。稽诸旧牍，前帅臣沈作宾在任日，从本府拨到银若干万两，付安抚司桩管，充犒赏费。今不获已，欲于上项银内权兑借若干千两，收买砖石竹木等物，及雇募夫工日下修筑，却从本府于收到诸色窠名钱内痛加撙节，旋次拨还，庶几城堞得以一新，少重帅府之体。伏乞劄下遵守施行。

一、臣窃惟圣朝计安元元，思虑深远。其在诸道，既有兵以备战守，又有将以主其兵，复置帅以护诸将，号令素孚，纪律素定。一旦有警，将惟帅之所令，兵惟将之所使，以之战禦，无不可者。自视事以来，讲求军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备厮役，事艺未尝练习，教阅秪为具文，则兵不足以为兵矣。有副总管，有路钤，有路分，又有州钤，有将副，下至都监、监押，皆以主兵为职，而未尝知兵。问其得官之由，或宗戚，或閤门，或国信所，或堂部吏。其间岂无可用之材，要于将略鲜曾娴习，或饰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贵以自娱，甚者阘葺废放，无所不有，则将不足以为将矣。兵不足以为兵，将不足以为将，则帅之为帅，是亦具员而已矣，望其藩维王室，如古之牧伯，顾不难哉？然兵犹可以阅习而精，将不可以勉强而学。窃见近岁指挥、总管、路钤例赴台参，将副以下亦必从帅司铨量，乃许之任。臣谓此仅可以察其年齿之壮老与精力之强否而已，必欲得知兵之人，则臣愿朝廷严其选择。总管号为副帅，间尝以节度使为之，其次路钤、路分亦武臣高选。今之环卫盖将帅之储，及诸军统制、统领等官，亦多习熟军务者。臣谓总管、路钤宜于环卫及统制中选其尝历战阵者为之，州钤、将副其取诸统领、将副之谙知兵事者，都监、监押员多，不可悉择，姑从旧制差注年未六十之人，而责帅臣以从实铨量，毋使疾病眊昏者尸其位。庶几州郡主兵之官渐得其人，平居精于教阅，缓急有所倚仗，非小补也。或谓审尔则閤门、国信之属何以处之？臣曰为官择人则治，为人择官则乱。朝廷傥忧此属之失职，固当置诸官閒无事之地，至于军政，安危所系，则不可以不择。如臣言非缪，乞赐详酌施行。

一、欲乞通广盐于赣州、南安军，以弭汀、赣盐子之害。

臣一介迂疏，蒙陛下寘诸禁林清切之地，盖欧阳修所谓官为学士、职在论思者。而供职以来，五阅旬浃，未有秋毫裨益圣政，私自惭负，无所措躬。然夙宵忧念，惟在国事，辄以区区愚管，冒昧有陈。臣窃惟今日不幸当权臣积坏未易理之朝廷，又不幸值强大崛起未易胜之邻敌，又无故先挑不可开之边隙，而欲以东南一隅之力，守江淮以北千百里之故疆，此势之所甚难而时之所未可者也。士大夫苟忠于国，孰不危之？然知其危而不图所以安，是徒知訾前之失而不思今之得也。臣谓前日之失在于轻敌，今若惩之而一于畏敌，则其失将有甚焉者。昔越王句践违范蠡之谏，骤举伐吴，以取夫椒之败，而有会稽之栖。然能惩前之失，所以自谋者益深而谋敌者益密，动心忍性二十馀年，未尝逞忿而轻发，亦不慑祸而自沮，养刚强剽锐之力于安徐重固之中，韬愤切雠疾之意于柔伏卑诎之际，卒以报吴而称霸于中国。唐德宗继肃、代委靡之后，锐于削平僣叛，征伐四出，躁动寡谋，一遭泾原之变，苶然沮丧，姑息藩镇，甚于肃、代之时。自是主威下陵，终其身不复振。二君之始轻于举事则同，而持之于后则异，所以有胜负强弱之分也。昨者王师之出，争议盈廷，一不暇顾，违谏寡谋，视昔何异！天祚宋室，使偏师挫锐而归，欲圣心昭然觉寤，知敌之未易图而功之未易就也。知敌之未易图而为谋益深，知功之未易就而为力益倍，强勉砥砺，不肯茍安，则句践之功犹有望于后日。若曰敌不可图而委之不复图，功不可就而安于无所就，颓惰废弛，亡复自奋，臣恐其患不独如德宗而已也。何者？鞑人雠我之深，其思报也必力；举兵愈缓，则其为计愈工。而我方靡然创艾前事，幸其真有爱我之情，冀和好之亟就，岂不误哉？靖康之初，国势尚可强也，徒以一时群臣类多奸谀怯懦之俦，豢于富贵安佚之久，一闻金贼之名则魂褫魄丧，不能自持，曰：此如雷电鬼神之不可测也。不惟畏虏，抑且誉虏，故遂反强而为弱。绍兴之初，国势非不弱也，惟我高宗崎岖跋履之馀，熟知虏情非慑怯请和之可以弭患也，淬砺军政，蒐拔将材；宰臣如吕颐浩、赵鼎、张浚更迭用事，皆以整戎经武为己任；而诸将若韩世忠、岳飞、吴玠、张俊、杨沂中、刘锜之徒，分控要冲，敌至辄破，不惟愤虏，且欲吞之，故能转弱而为强。方其始也，祈哀请命之使，相寻于穹庐瓯脱之间，未有得其要领者，而驲骑朝驰，边烽夕警，则数数然也。及王师累捷，虏威积挫，而和议之端乃自彼发之。以是知戎羯之情可以威制，难以礼结，由来尚矣。为今之计，功虽未可遽图，而刚毅奋发之志，在陛下则当自勉；兵虽未可再举，而战攻捍禦之备，在庙堂则当亟谋。君臣之间，相与策励，必如句践之自强，毋若德宗之自沮；惩靖康畏敌之失，而法绍兴制虏之谋，则国势之振且有日矣。臣不胜惓惓。

〔贴黄〕臣窃惟今日所至急者边防，而决不可恃者和议。或者徒见北夷之性喜寒恶暑，谓其不能于春夏举兵，今距来岁之冬尚有年馀，可以从容修备。臣尝闻之蜀士，丁亥、辛卯之岁，虏人皆以盛夏扰蜀，初不俟秋冬而后至也。然则边防之事，岂非至急乎？乃若虏使之来，固无可却之理，然待遇之礼所宜适中，若过为优厚，徒以取侮，无补于事。剽闻王楫者嗜利无厌，已挟昔年金使例册自随，欲以取必于我。彼小使也，初无国书，遽索正使之礼，他日和议果成，使介奉书而来，又何以待之乎？道途又言，王楫将求金翠首饰以媚其妻妾，若果有请而从之，何异故相以侈服遗李全之妻而冀其不叛也？为国羞辱，又孰大焉？臣固知未必有此，然不敢不豫言之。大抵议和一事，但当视为泛应不急之务，而其所急者专在边防。愿诏辅臣，亟加措置，毋以可惜之日月而虚度，毋以难得之赀财而虚费。天下幸甚。

臣以报发御前军马文字为职，唯是平日小小疆埸之故，不足以仰尘圣听。至于事关国论、呼吸安危者，万一边阃之吏缓于上闻，利害非轻。所有光州申到本州干当使臣刘兴等，四月初五日申时供申体探事宜六件，须至奏闻者云云。臣所据光州探报，备录在前，伏乞睿览。昨臣进奏院报京湖制司申目，今鞑人已去，河南境内即无一人一骑。今来光州报，鞑人诸项头目，各还诸州，分屯养种，事势叵测。窃闻议者谓靼人已归，中原空虚，阚亡必克，既克之后，画河为守。此虽未得近报以前所见，然今日进取，实有甚难者三。出师守城，必先有粮。陆运则人负七斗，岁百万石，当用几夫？又有沿途卫送之兵；水运则汴渠废已百年，沂流浅涩，又有沿岸抄袭之患。一难也。自潼关至清河三千馀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忍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今南兵及忠义等人，决不能守。二难也。两淮自平李全之后，京襄自攻蔡州之后，不可再扰，民必为盗。三难也。以此三难，就使靼兵尽去，犹不可为，况乍去复来，有自占为巢穴之计乎？虽云淮西招到陈、颍、亳三州，彼受钱物而去，靼兵至城下，我不能救，则又从靼可知。自淮以北，无非敌境，我师进退不能，万一惊溃，又堕隆兴、符离覆辙，狼狈退守，无粮无兵，未取淮北之土疆，已失淮南之守备，虽悔何及！兼闻湖北沅州群蛮大乱，江西建昌残寇愈张，内地外地，若皆蠢动，朝廷旰食，帑藏虚殚。陛下更始求治，本欲嘉靖我邦，以及閒暇，明其政刑。今边吏乃一切不恤，自为纷纷，以激目前之变，此臣所为忧惧而流涕也。国家永乐之役，神宗皇帝临朝宣谕，有「无一人能为朕言之」之叹。臣世受国恩，有君如此，其忍仰负！是以冒死言之，惟陛下深思宗社大计，幸甚。干冒宸严，臣不胜爱君忧国、战栗屏营之至。谨录奏闻，伏候指挥。

臣尝谓用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此不易之至计也。然国家之取士，与士之发身，所重者惟文科进士，而淮襄之士，率不利于科。以每举春榜观之，淮西尚有三数人，而淮东则不逮矣。淮东间有一二人，而京湖则绝无矣。于是均、光、随、枣、郧、复、汉、沔之郊，士之预计偕者，往往不愿观光于上国，州郡为之劝驾而后就道。何者？不精于时文故也。士之精于时文者，闽为最，浙次之，江西东、湖南又次之，而每季之中第，亦以是为差。淮襄之士，其入官者既少，则仕于淮襄者，居多闽、浙、江南之士。尝试以浅近之事论之，其便弓马，一不如土人也；谙地里，二不如土人也；耐风霜，三不如土人也；熟虏之情伪及金鼓兵革之事，四不如土人也。以彼所习较此所不习，其难易之相去远矣。然彼不得朝廷之官，无由仕于其土地，不中进士举，无由得朝廷之官，不能为时文，无由中进士举，则所谓用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者，其说终不可行矣。然则如之何则可？曰：分路取士而已。恭惟神宗皇帝慨念西北人才多废，尝议改贡举法，而先正司马光首建言，乞将诸路举人各立字号，考校大略。谓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随其所长，各有所取，近自族姻，远及夷狄，无小无大，不可遗也。今或数路之中，全无一人及第，则所遗多矣。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经义诗赋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经义诗赋。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大者道德器识，以弼谐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绥拊州县，其次方略勇果，以捍禦外侮，小者刑狱钱谷，以供给役使，岂可专取文艺之人，欲以备百官、清万事耶！然则四方之人，虽于文艺或有所短，而其馀所长者，有益于公家之用盖亦多矣，安可尽加弃斥，使终身不仕耶！其后遂将陕西五路举人，分项令考。孝宗皇帝加惠三边，既诏四川类省专留两名，以取关外四州之士，又诏四川武举省试比试额通四十二人，以十分为率，利州路四分，取十六人，成都等路六分，取二十六人。宁宗皇帝聿遵祖宗，遂诏武举省试，将京襄两淮人另行取放。夫三圣当天下乂安时，其注意遐方之士犹若此，况今日乎！今日之势，非收京湖两淮之士以收京湖两淮之土豪，收京湖两淮之土豪以收京湖两淮之丁壮，臣恐秋风一高，鞑虏旋至，勇夫悍徒，无所系属，非越江而内鬨，则俯首以从鞑，深忧大患，将不在虏而在萧墙之内也。臣愿陛下亟下明诏，自嘉熙三年省试为始，将京西、湖北、淮东、淮西举人，分路考校，并以十七人取一名，零分更与放一名。庶几得淮襄之人物以守淮襄之土地，一利也；因士以收其土豪，因土豪以收其丁壮，二利也；稍抑时文之弊，以致有用之才，三利也。伏惟圣明以保封疆、复境土为念，特发睿断，宣谕中辅，速赐施行，多士幸甚，宗社幸甚。取进止。

〔贴黄〕臣尝以端平二年四路到省举人之数考之，淮东一百四十五人，湖北一百一十五人，京西五十九人，通计四百八十人。若以大例十七人取一名，其过省者仅二十八人而已，初未尝多侵省试之额，而可以收四路之士心，亦何惮而不为也！并乞睿照。臣窃见京西七郡及湖北复州、荆门军、德安府、归、峡州，已行残破，今岁科举，各处士人未有就试之地，槐黄已迫，合议区处。臣愚欲乞行下京湖制置司，就江陵府踏逐寺观一所，立贡院，令项差官，合十二郡之士，混试一次，却以十二郡元来解额衮同取放。其十二郡曾请举人，不论已免解未免解，特许来检据，赴嘉熙二年省试一次，庶几少见朝廷悯恤之意，且足以招徕陷没郡县士人之心，其所关系，实为不小。并乞睿照。又臣观春秋之世，晋在中原，楚在夷狄，楚虽有材，晋实用之，故晋伯诸侯者百有馀年。其后典午之晋迁于建邺，久而习安，常以南士为高华，以北人为伧荒，由是中州豪杰悉归元氏，而江左所用，悉皆文脉纤巧之才，故晋不能保有中原，而六朝常有弱患。我高宗南渡，孝宗承之，立贤无方，意度恢阔，李世辅、王友直为将帅，王希吕、辛弃疾为率守监司，皆北来人也。自故相外招李全之徒，而内实忌之，既使有所激而叛。而世之昧者习熟见闻，槩以厌薄疑忌为事，凡出于淮襄者已几待以胡粤，况自淮以北乎！积疑成衅，积衅成叛，而范用吉、尚全、常进、郭胜辈，且皆为敌国于一水之外矣。此由南北太分，既蓄之而反外之故也。此意不改，豪杰不附，弃材以资敌，殆不止如春秋声子之所叹。盖商鞅不用于魏，而秦孝取河西，王猛不归于晋，而苻坚取慕容，此则议者所不虑，而臣以为他日大可忧者也。如从臣策，分路考士，不特多得淮襄之人以守淮襄之土，又可使因淮襄之俗以招北方之豪杰，是获才实，消奸雄，而朝廷不预知，习俗不骇异，事之善者也。不然，岁年之后，立敌于北，各事其主，其患将有不可胜言者。惟陛下与二三大臣熟图之。并乞睿照。

李全之叛，淮东提刑司检法吴澄等出泰州城谒贼，各追官勒停。其不出见贼者高梦月、刘宾云循升二资；骂贼而死者海陵簿吴哲特赠朝奉郎，官其一子将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