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虏将军昔率义兵入讨董卓，声冠华夏，义士壮之。讨逆继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亲，器为时生，故表汉朝，剖符大郡，兼建将校，仍关综两府，荣冠宗室，为远近所瞻。加讨虏聪明神武，继承洪业，揽结英雄，周济世务，军众日盛，事业日隆，虽昔萧王之在河北，无以加也，必克成王基，应运东南。故刘玄德远布腹心，求见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东闻道路之言，云将军有异趣，良用怃然。今曹公阻兵，倾覆汉室，幼主流离，百姓元元未知所归。而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堇相望，士叹于外，妇怨乎室，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以此料之，岂能越长江与我争利哉？将军当斯时也，而欲背骨肉之亲，违万安之计，割同气之肤，啖虎狼之口，为一女子改虑易图，失机毫厘，差以千里，岂不惜哉（《吴志·朱治传》「权从兄豫章太守贲，女为曹公子妇，及曹公破荆州，贲欲遣子入质」注引《江表传》，载治说贲。）！

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启圣心，招髦秀于四方，置俊乂于宫朝。多士既受普笃之恩，张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谴，孤负荣遇，念其如此，诚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间，为国观听，深知其状，故密陈其理。

温实心无他情，事无逆迹，但年纪尚少，镇重尚浅，而戴赫烈之宠，体卓伟之才，亢臧否之谭，效褒贬之议。于是务势者妒其宠，争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谭，瑕衅者讳其议，此臣下所当详辨，明朝所当究察也。

昔贾谊，至忠之臣也；汉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绛、灌一言，贾谊远退。何者？疾之者深，谮之者巧也。然而误闻于天下，失彰于后世，故孔子曰「为君难，为臣不易」也。温虽智非从横，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论议之辨，卓跞冠群，炜晔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论温才即可惜，言罪则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贤才以敦大业，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丽观也。国家之于暨艳，不内之忌族，犹等之平民，是故先见用于朱治，次见举于众人，中见任于明朝，亦见交于温也。

君臣之义，义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轻者也。国家不嫌与艳为最重之义，是以温亦不嫌与艳为最轻之交也。时世宠之于上，温窃亲之于下也。夫宿恶之民，放逸山险，则为劲寇，将置平土，则为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恶，以除劲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锐也。但自错落，功不副言。然计其送兵，以比许晏，数之多少，温不减之，用之强羸，温不下之，至于迟速，温不后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遗力也。温之到蜀，共誉殷礼，虽臣无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谓无君命而私相从，非国事而阴相闻者也；若以命行，既侯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邻国，则有私觌之礼；季子聘诸夏，亦有燕谭之义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观其所使；见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誉礼，能使彼叹之，诚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显国美于异境，扬君命于他邦。是以晋赵文子之盟于宋也。称随会于屈建，楚王孙圉之使于晋也。誉左史于赵鞅。亦向他国之辅，而叹本邦之臣，经传美之以光国，而不讥之以外交也。王靖内不忧时，外不趋事，温弹之不私，推之不假，于是与靖遂为大怨，此其尽节之明验也。靖兵众之势，干任之用，皆胜于贾原、蒋康，温尚不容私以安于靖，岂敢卖恩以协原、康邪？又原在职不勤，当事不堪，温数对以丑色，弹以急声；若诚欲卖恩作乱，则亦不必贪原也。凡此数者，校之于事既不合，参之于众亦不验。臣窃念人君虽有圣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众，从层宫之内，瞰四国之外，照群下之情，求万机之理，犹未易周也。固当听察群下之言，以广聪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契阔，辞则俱巧，意则俱至，各自言欲为国，谁其言欲为私？仓卒之间，犹难即别，然以殿下之聪睿，察讲论之曲直，若潜神留思，纤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

温非亲臣，臣非爱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独行之于前，臣耻废之于后，故遂发宿怀于今日，纳愚言于圣听，实尽心于明朝，非有念于温身也（《吴志·张温传》）。

爵禄赏罚，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为尊者也。故爵禄不可不重：重之则居之者贵，轻之则处之者贱。居之者贵，则君子慕义；取之者贱，则小人觊觎。君子慕义，治道之兆；小人觊觎，乱政之渐也。《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故先王重于爵位，慎于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禄必施有功。是以见其爵者昭其德，闻其禄者知其功。然犹戒以威罚，劝以黜陟，显以锡命，耀以车服，故朝无旷官之讥，士无尸位之责矣。夫无功而受禄，君子犹不可，况小人乎？孔子所以耻禀丘之封，而恶季氏之富也。故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苟得其志，执鞭可为；苟非其道，卿相犹避。明君不可以虚授，人臣亦不可以苟受也。《书》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以圣帝明王，重器与名，尤慎官人。故周褒申伯，吉甫箸诵；祈父失职，诗人作刺；王商为宰，单于震畏；千秋登相，匈奴轻汉。推此言之，官人封爵，不可不慎也。官得其人，方类相求，虽在下位，士以为荣也。俗以货成，位失其守，虽则三公，士以为辱也。故王阳在位，贡公弹冠；王许并立，班伯耻之。天子据率士之资，总三才之任，以制御六合，统理群生，固未易为也。是以圣帝明王，忧劳待旦，勤于日昃，未有不汲汲于求贤，勤勤于远恶者也。故大舜招二八于唐朝，投四凶于荒裔，殛鲧不嫌登禹，亲仁也；举子不为宥父，远恶也，以能昭德立化，为百王之命也。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慎也。得人之道，盖在于敬贤而诛恶也；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昔鲁诛少正，佞人变行；燕礼郭隗，群士响至，非其效与？然人主处于深宫之中，生于禁闼之内，眼不亲见臣下之得失，耳不亲闻贤愚之否臧，焉知臣下谁忠谁否、谁是谁非？须当留意隐括，听言观行，验之以实，效之以事，能推事效实，则贤愚明而治道清矣。

王者所以称天子者，以其号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夫天之育万物也，耀之以日月，纪之以星辰，运之以阴阳，成之以寒暑，震之以雷霆，润之以云雨。天不亲事，而万事归功者，以所任者得其宜也。然握璿玑，御七辰，调四时，制五行，此盖天子之所为任者也。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帝王之盛莫过虞。昔帝尧之末，洪水有滔天之灾，烝民有昏垫之忧，于是咨嗟四岳，举及侧陋。虞舜既登，百揆时叙，二八龙腾，并干唐朝，故能扬严亿载，冠德百王。舜既受终，并简俊德，咸列庶官，从容垂拱，身无一劳，而庶事归功，光炎百世者，所任得其人也。

天子所以立公卿、大夫、列士之官者，非但欲备员数设虚位而已也。以天下至广，庶事总猥，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故分官别职，各守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优劣，故爵有等级。三公者，帝王之所杖也。自非天下之俊德，当世之良材，即不得而处其任；处其任者，必荷其责；在其任者，必知所职。夫巨辅社稷，佐日扬光，协齐七政，宣化四方，此三公之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大臣不亲细事，犹周鼎不调小味也。故《书》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此之谓也。陈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外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得」字下旧衍「其」字，依《汉书·陈平传》删。）任其职也」。可谓知其任者也。

天下至广，万机至繁，人主以一人之身，处重仞之内，而御至广之士，听至繁之政，安知万国之声息，民俗之动静乎？故古之圣帝，立辅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劝之以爵赏，戒之以刑罚，故明诚以效其功，考绩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优者任重，人主总君谟以观众智，杖忠贤而布政化，明耳目以来风声，进直言以求得失。夫如是，虽广必周，虽繁必理。何则？御之有此具也。夫君称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与人主一体者也。克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强四支而辅体也。其为己周，岂细也哉？苟非其选，器不虚假；苟得其人，委之无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系身，安则共乐，痛则同忧。其上下协心，以治世事，不俟命而自勤，不求容而自亲，何则？相信之忠著也。是以天子改容于大臣，所以动之也；人臣尽命于君上，所以报德也。宠之以爵级，而天下莫不尊其位；任之以重器，天下莫不敬其人；显之（《御览》七百七十三作「臣」。）以车服，天下莫不瞻其荣者，以其荷光景于辰耀，登（疑有「泰」字。）阶于天路也。若此之人，进退必足动天地而应列宿也。故选不可以不精，任不可以不信，进不可以不礼，退不可以权辱。昔贾生尝陈阶级，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贤其遗言，博引古今，文辞雅伟，真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硕谟也。

夫料才核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达，自非圣人，谁兼资百行，备贯众理乎？故明君圣主，裁而用焉。昔舜命群司，随才守位；汉述功臣，三杰异称，况非此俦，而可备责乎？且造父善御，师旷知音，皆古之至奇也。使其探（旧校云「探」疑「换」）事易伎，则彼此俱屈，何则？才有偏达也。人之才能，幸皆此类，不可不料也。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国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尽其才，不核其能，故功难成而世不治也。马无辇重之任，牛无千里之迹，违其本性，责其效事，岂可得哉？使韩信下帷，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何则？素非才之所长也。推此论之，何可不料哉！

政有宜于古而不利今，有长于彼而不行于此者。风移俗易，每世则变，故结绳之治，五帝不行；三代损益，政法不同；随时改制，所以救弊也。《易》曰：「随时之义大矣哉」！孔子曰：「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明用武有时。昔秦杖威用武，卒成王业，吞灭六国，帝有天下；而不斟酌唐虞，以美其治，损益三代，以御其世，尔乃废先圣之教，任残酷之政，阻兵行威，暴虐海内，故百姓怨毒，雄桀奋起，至于二世，社稷湮灭，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传》曰：「夫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秦无戢兵之虑，故有自焚之祸，好战必亡，此之谓也。徐偃王好行仁义，不修武备，楚人伐之，身死国灭。天下虽安，武不可废。况以区区之徐，处争夺之世乎？忘战必危，此之谓也。汉高帝发迹泗水，龙起丰沛，仁以怀远，武以弭难，任奇纳策，遂埽秦项，被以惠泽，饰以文德，文武并作，祚流世长，此高帝之举也。秦、汉俱杖兵用武，以取天下，汉何以昌？秦何以亡？秦知取而不知守，汉取守之具备矣乎！中世，孝武以成功恢帝纲，元成以儒术失皇纲，德不堪也。王莽之世，内尚文章，外缮师旅，立明堂之制，修辟雍之礼，招集儒学，思遵古道，文武之事备矣；然而命绝于渐台，支解于汉刃者，岂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用之者拙也！班输骋功于利器，拙夫操刀而伤手，非利器有害于工匠。而夫膏梁旨馔，时或生疾；针艾药石，时或瘳疾，故体病而攻之以针艾，疾瘳则养之以膏梁；文武之道，亦犹是矣。世乱则威之以师旅，道治则被之以文德。

天生烝民，授之以君，所以综理四海，收养品庶也。王者据天位，御万国，临兆民之众，有率士之资，此所以尊者也。然宫室壮观，出于民力；器服珍玩，生于民财；千乘万骑，由于民众。无此三者，则天子魁然独在，无所为尊者也。明主知（本作「智」，以意改。）君阶民以为尊，国须政而后治。其恤民也，忧劳待旦，日昃忘飧，恕己及下，务在博爱。临御华殿，轩槛华美，则欲民皆有容身之宅，庐室之居；窈窕盈堂，美女侍侧，则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淳酒，珠膳玉食，则欲民皆有余粮之资，充饥之饴，轻裘累暧，衣裳重玺，则欲民皆有温身之服，御寒之备：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乐之于上，亦欲士女欢之于下，是以仁惠广洽，家安厥所。临军则士忘其死，御政则民戴其化，此先王之所以丰动祚享长期者也。若居无庇首之庐，家无配匹之偶，口无充饥之食，身无蔽形之衣，婚姻无以致聘，死葬无以相恤，饥寒入于肠骨，悲愁出于肝心，虽百舜不能杜其怨声，千尧不能成其治迹。是以明王御世，恤民养士，恕下以身，自近及远，化通宇宙，不惧民之不安，故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焉（已上并《群书治要》）。

汉水东至乾德，汇而南，民居其冲，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之材，治室屋聚居，盖数千家，皆安然易汉而自若者，以有石堤为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为其县令，既行汉上，临石堤，问其长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于是喟然而叹，求李君者，得其孙厚。厚举进士，好学，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贝州清河人。君举进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镇州真定主簿齐化基，为吏以强察自喜，恶君廉直不为屈，多求事可酿为罪者，责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荐之，迁威虏军判官。秩满，河北转运使又荐为冀州军事判官。逾年，吏部考籍，凡四较考者，外皆召还，公考当召。是时，契丹侵边，冀州独乞留君督军饷，课为最多，迁大理寺丞，乘传治壁州疑狱。既还，转运使又请通判冀州，督旁七县军饷，课尤多而民不劳。遭岁饥，悉出庾粟以贷民，且曰：「凶、丰甚，必复。使丰而归诸庾，是化吾朽积而为新，乃两利也」。转运使以为然，因请君益贷贝、魏、沧、棣诸州。后岁果丰，饥民德君，粟归诸庾无后者，盖赖而活者数十万家。转运使上冀人言，乞留，许留一岁，就拜殿中丞。岁满将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堑其居，若不可出。君谕之，乃得去。通判河南，未行，契丹兵指邢、洺，天子择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赵守一当守邢以捍寇，辞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无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荐为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军，作所谓石堤者。孙何荐其材，拜三司户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辞。又求知汉阳军，居三岁，而汉阳之狱空者二岁。卒以疾解，退居于汉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于家，遂葬县东遵教乡之友于村。子孙因留家焉。君讳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官至尚书屯田员外郎。君为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余闻古之有德于民者，殁则乡人祭于其社。今民既不能祠君于汉之旁，而其墓幸在其县，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呜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孙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扬。

问：后夔、师旷之于音而有惉懘，非所以为善乐也；王良、造父之于马而有蹶骤，非所以为善御也。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于政，而犹有疏阔，乌得为善治者哉？孔子曰：「行夏之时」。盖以建寅之正奉天时，授民事，为最正者。夫夏之时既已尽善，而商、周何乃建子、建丑，纷更之为四时之令，十二气之事，无乃舛逆而不顺欤？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禹勤劳于天下，民之便不便，利害纤悉之际，宜无不尽者，而贡犹有所不善者，何也？夫助法既已善矣，而周人必改为彻，岂亦好为更张而不宁者欤？周初五刑之属二千有五百，轻刑与重刑相若，文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至穆王始作《吕刑》，其属三千，减大辟三百，宫刑二百，而增墨、劓为千，使轻刑多而重刑寡。夫周之初，其刑皆重，而今始轻，意者文、武、成王、周公之仁，不及穆王欤？三代之法可谓尽美矣，而时独夏为正，赋独商为善，刑独周穆王为轻，凡其法皆圣人作，而各有未尽，常求其说而不得，愿与诸君论之。

问：所贵乎圣者，贵其能知天命也。命当行耶，吾之道与之偕行；命当止耶，吾之道与之偕止。盈虚消息，周旋曲折，圣贤之所昭彻独见乎此，其必无失也矣。然而孔子执贽行于天下，所见之君无虑数十，而尤眷眷于槔灵、鲁哀、齐景而不去，甚者至于南子之污、公山佛肸之叛而犹往焉，何其求用之汲汲？战国之世，则又大异于春秋矣，而孟子持必不可合之说，以见不足与有为之君。如齐之宣王，既已不能用孟子，而犹徘徊于昼，以待其召而复也。虽蕞尔之滕，其在天下眇然甚微，而亦与之论王道，惟恐其不见用也。无乃于道自轻而不自重欤？岂知其不可而强与之欤？抑不知其不可而冒进欤？皆非所以为知天命者也。圣贤之意将安在，愿与诸生辨之。

问：天生财而民用之，君理之，必使民裕于下，君足于上，上下兼得而不可以一缺，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然夏、商、周之时两得之，汉、唐之时两失之，有不可不论者。禹之治水，勤天下之力，冀、兖之作至十有三载乃同，而馀州犹不与焉。汤之兴以七十里之国，而文王、武王亦不过百里。当其初造之时，四方君长日交于廷，征诛之师日出于外，汤又以馀力饷葛伯，文王亦岁奉商之职贡。当此时，泽梁不禁，关市不征，赋敛薄而国不匮，民不困，未尝闻其理财，而沛然常有馀，卒以此成王业，此何为其然也？至于汉、唐以全盛之天下，而又理财之道日夜讲求，无所不至。汉之榷酤、盐铁、白金、皮币，唐之隐户剩田、间架之利、转漕之法，无所不用。桑羊、孔仅、赵过、宇文融、第五琦、刘晏、李巽之徒，鞭算心计，无所不尽。然而君民皆耗虚，至以此生变，此又何为其然也？岂天之生财饶于古而啬于后耶？抑时有盈有虚，而术有善不善耶？恭惟国家军国之费亦广矣，然比年以来罢力役之征以惠四方，又念蜀远民或有未裕，则万里遣使，求所以裕之者甚惠。日者恩诏之下，所以搜求其条目，罢而去之，以厚民者甚备，普天之民孰不衔戴？而蜀民呼舞独为甚切，吾君吾相泽流天下为甚大矣。其所以足国裕民而两得者，近所未有，此亦何道而然欤？夫不求汉、唐之失，无以知夏、商、周之得；不观夏、商、周之得，无以见今日之美，愿详著之于篇。

问：异学之在天下，君子必锄而去之者，以其有害于吾之道也。孔子曰「恶莠，恐其乱苗」，「恶紫，恐其乱朱」。所恶者，恶其似是而非耳。夫异学者，必并缘圣人之说而有甚似于其间，墨氏兼爱而同是尧舜，许行欲君民并耕而其说本于神农，孟子因而辟之，岂非以其近似而为害深也欤？吾宋元祐间，伊川程氏进于朝，其学始盛于伊洛，至今而遂广及于天下，其说一本于《中庸》、《大学》，举诚与恭以为谨独之要，务在默识力行而去人欲，而全天理，凡佛老杂说皆摈斥不道，而一以孔氏为宗。天下之士见其本于孔氏也，是以波荡而从之，无疑其说之是与非，同与异，甚似而难辨者，与墨氏、许行又相远也。而论者疾之，断然以为奸，何哉？今庙堂之上又将行其说，而言事之臣皆谓异学而攻之，抑以其似是而非欤？而推原程氏之学所从得与其所从失，于吾夫子之道是否同异果如何，以明晓天下，庶几少佐今日扶正道、去异学之治云。

问：今学者率喜措意于性命之表，务为滉漾不可究知之说，以为圣贤之极至。礼乐之文绸缪委曲，灿然可以相接，则指以为粗云。往往荡然习放旷，而以区区之文为不足学，学其极至者斯已矣。吁，亦既甚病哉！且唐虞之盛而皆出于周旋揖逊，其所以变化天下之士，使之日就道德之质，各适于文武之用，刚柔缓急皆不失其中，进退语默而无愧，死生祸福之所不能动者，意其当时必有大出于礼乐之外。然唐虞远矣，犹可以想见者，惟其雍容之风尚在耳。而三代之法又养之于大学，试之于射宫，其文为甚详。士生其间，出入于和鸾玉佩之中，而燕处于雅颂琴瑟之际。衣服有常，几杖有铭，视听言动莫不有节，若此者抑亦可以为粗欤？则洒扫庭内，槔武之所警，恂恂乡党，孔子之所居者，皆今之学者所尝忽也。而二圣人之所笃行者独何哉？然昔之论君子者，以为不必相与言也，以礼乐示之而已。夫礼乐之用又何以不言而相示欤？夫成于乐，立于礼，所以为学之终始者，其旨安在？愿闻其实。

问：振天下于怠惰废弛、因循茍且之中，而与为刚健奋振、卓然有立之治，此人君之最难能，古今之最难逢，当世仁人君子、豪杰有志之士所以咨嗟愤闷，慕望而不得见者也。自非人君赫然有立于上，而天下之人杂然应之于下，有不能至者矣。昔者周之治放于柔弱，宣王起而振之；汉之治放于因循，宣帝起而振之；唐之治放于姑息，宪宗起而振之。三代以来，迄于五季，独能以刚健振起者，惟此三君而已，是可谓难得也矣。夫岂三君者独能赫然自为之哉？盖亦天下之人杂然应之，而后能至于此也。尝考之于其书，周家之臣，王命之肃，必与将之，邦国之否，必与明之，衮职之阙，必与补之，何其忠也！神爵、甘露之间，至于文学法理、工匠技巧之事，皆极其能，何其精也！元和之初，荐士三十，以助成其治者，何其盛也！岂天下之人自尽其力而为之欤？抑三君者有术于此以起之欤？不可不究明其所以然。恭惟主上当中兴平定之馀，虑天下之人久废于无事，英断独运，动荡振刷，而大作起之，广开众正之门，杜绝群枉之路，宪度一新，威令一振，风声所暨，际天所覆，罔有内外，莫不悚动鼓舞，以观千载希阔之举。《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欲使天下之人尽革去前日怠惰废弛、因循茍且之风，群臣皆如周之忠，万事悉如汉之精，众才又如唐之盛，以大应今日惟新之治，将何道而可？其并三君所以然者悉陈之，以佐今日之万一云。

问：三代以降，天下之俗，何纷纭其亟变也！一时之士必有一时之俗，一时之俗必有一时之弊，一时之弊必有一时之害。未有有士而无俗，有俗而无弊，有弊而无害者，此何为其然也？士患智不足以识变，而战国之士智而至于诈；患勇不足以立事，而秦之士勇而趋于利；患无宽柔和易之行，而西汉之士柔则失于偷；患无刚毅挺特之操，而东汉之士刚则陷于讦；患无高远之志，晋之士高矣，而荡为虚浮；患无文章之用，唐之士文矣，而流为华靡。岂三代而下者，其俗终不可革欤？凡所以至此者，其故何也？其始必有以作之，作之必有其端；其终必有以成之，成之必有其渐。以至于风成俗定而不可复改，此又不可不求其故，而论其所以然也。其始不过出于士之所习尚，而其利害祸福及于天下而莫可解，其可不思所以救之之道欤？今欲使天下之士智而不至于诈，勇而不趋于利，柔不偷，刚不讦，高不荡于虚浮，文不流于华靡，去数代之弊，以成一代之俗，其亦有道于此乎否也？《易大传》：「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所趋甚异，而圣人以为同，何耶？太公佐武王伐商，其功列于《诗》《书》；伯夷不食周粟，而《传》称其仁。是皆天下之大老，尝经圣人所去取者，而不同犹如此。出于圣人之后，而其趋异者将何以定其同与否耶？张良佐汉有天下，终从赤松游；而四皓则遁秦，亦不仕于汉；梅福尝上书论事，一朝弃官以去；扬子云校书天禄，严君平、李仲元皆其友也，而终于隐；严光当光武世，亦可出矣，而老于钓；荀爽，申屠蟠，徐孺子之于辟命，或就，或不就；诸葛孔明、庞士元事蜀，而庞公采药鹿门不反。当此时，管宁亦不应朝命，晋孙登居宜阳山，但抚一弦琴而不言；陶潜尝为县令矣，而赋《归去来》；王通讲道河汾，著书垂后，盖有志于世者，而称仲长子光为天隐。是众贤者之所以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其意各安所出？于君子之道其亦有合乎否耶？所趋如此其不齐，其心果同乎否耶？

问：甚哉，文章之变，其得丧之关于天，而盛衰之关于世也！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之用否，其大矣哉！三代之盛，训诰誓命之文，风赋雅颂之作，道德仁义礼乐寓于其中，圣贤之心术，天下理乱之几微皆在，得非关于天者哉？至其衰季，孔子出焉，删定系述之文作，而其用被于千万世，何其甚盛也！岂亦禹、汤、文、武有以作成之欤？汉司马相如辈所作，而班固遂以为汉文章与三代同风，其果信然耶？然固之论，如贾谊、司马迁、扬雄，不在其列，何也？唐文自太宗以来，犹未改六代浮靡之习。大历、贞元间，韩愈、李翱、柳宗元出，而唐文始复古，亦可以庶几三代之文否也？汉、唐之文，君亦有以作成之欤？恭惟吾宋二百馀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盖其始盛于庆历、嘉祐、治平，而后一振于元祐，文采述作、论议术学众多繁夥，又非汉、唐之所可几及矣。然则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亦以何道哉？夫得丧之关天，盛衰之关世，千百年之间，其盛不过汉与唐与吾宋三而已。但吾宋之文章，其所从兴与其所从盛者何由？与三代、与汉、与唐何辨？作成之道何由？断而论焉，一王之法为百世之鉴可也。

问：为天下者既有已行之法，必务为可见之效，而后天下可为也。使其法令虽行而成效不见，民不被其实利，而国不蒙其休美，则所为法令者，是徒为无益之文具而已，其将何以致天下之理哉？国家自军兴以来，岁周一星有半，亦久矣，今始享一旦息肩之安，则夫所以讲求乎国本，设为已行之法而责其可见之效，使民厚其业而乐其生者，在今日所不可缓也。昔汉文当高祖创业之后，专以农为务，其诏之为农而下者十常六七，亦以其不可缓焉耳。是以当时海内富足，兴于礼义，几致刑措，亦其效之可见者也。主上比岁以来务农之诏旁午于郡县，不啻汉文之日矣，而犹以农不加劝，谷不加多，户口不加益，而仓廪日虚为叹，何哉？日者下诏旨，欲责漕臣，使率属部守令正经界，均赋调，趣耕殖，以为民仰事俯育、养生送死之计，夙夜之意至深切也。然考之于田野之间，则今日之弊犹前日也。经界之未正，赋调之未均，耕殖之未趣者，尚多有也。呜呼，当循习之久，经界未易正也；多寡之不齐，逃匿隐落之不一，赋调未易均也；荒芜之多而游手之众，耕殖未易趣也。然则将何术以正之、均之、趣之，使效有可见而法不为虚行，使民被实利而国蒙休美哉？方求其术而不得，诸生其条陈之。

问：三《易》之书名之所命必有其义，书之所作必因乎人，卦之所次，数之所占，孰同而孰异？取而为卜筮者，孰当而孰否？其推明之。

甚矣，道之难明也。闻道者多而知道者少，语道者众而味道者希。其弊盖起于世之儒者，措意太过，立言太高，而不能知道之深，味道之切，是以道日远人，而人亦以道为清虚无用之物，举而措之庄、老之间，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尽。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道也，非言文也。语道至是，则道之兴亡，非天而何！茍天下幸遇圣人，百度修明，庶政和穆，则是道也，应入于刑名度数之间，而为礼乐刑政之化。天下不幸而逢暗世，则是道也，亦将自晦于无用之地。历古而来，圣圣相承，虽所尚之不同，所为之各异，而区区所传，亘千古，历万变，亦无非是道而已矣。故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三圣相承而守一道，故《系辞》亦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故古之圣人所以体道之妙，用道之实，其示天下也，虽有可见之迹，而实运于不可见之心；虽有可知之事，而实藏于不可知之用。其举而为事业，则可知而可见者，常载于《诗》、《书》；其化而裁，通而变，不可见而不可知者，独传于三《易》。则《易》之书，实天之所畀，道之所在，岂可轻议之耶？昔伏羲之作造于太古之初，其圣神之妙，仰观俯察，可以画卦矣，然而未敢以自为也。及龙负图而出于河，龟负书而出于洛，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文王当明夷之时，羑里之难，险阻艰难备尝之矣，重爻之意，亦未敢以自擅也。及凤凰之至，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仲尼值晚周之衰，负天纵之将圣，以好学之不倦，亦可奋然而兴《易》道矣，然亦未敢自专也。亦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逮夫五十以学《易》，且韦编三绝，岂非是书也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而圣人亦不敢以轻议者耶？向使凤鸟不至，而河不出图，是数圣人者，亦泯然而已矣。奈何圣人虑患之心，思天下后世之切，至以谓吾而不言，千百载之后，吾之所为妙用者蔑而不传，则道亦从而丧矣。是以伏羲、神农、黄帝则有三《坟》焉，夏、商、周则有三《易》焉。三《坟》亦三《易》也，三《易》亦三《坟》也，其妙道一也。是皆圣人不可易、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间。盖是书也，亦幸而出于三皇之时，而显于三代之际；亦不幸而罹春秋，更战国，遭秦历汉，泯没于千百载之后，遂使腐儒曲学得以肆其臆说，妄议上古，遂以为无用之具。虽或取信于一时，然亦不过目之为卜筮之书。大抵其说不过有四：以为春秋之时，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楚子指以视子革，以能读古书。春秋之至今几千百年矣，时之久远，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历古而来，典籍之阨，不可胜数矣。风雨之沾霈、水火之沈烬亦屡矣。西汉之兴，虽间出于屋壁之藏，未必能无遗散者。故汉下求书之诏，是书亦不显于是时。《艺文志》所录古书为详，而是书亦不载于当世，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周易》实出于近古，遭秦焚书，又以卜筮独得不废罢。然而「载鬼一车」，「需于血，出自穴」，与夫《系辞》所谓子曰之辞，后世之议者未免致疑于其间，况是书《姓纪》、《皇策》、《政典》之篇，文辞质略，义旨深厚，不可以言语造者，又焉能晓其义耶？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羲和湎淫，夏后征之，其出征之辞引《政典》曰：「先时者杀，不及时者杀」。后世莫不以为夏后氏为政之典，虽孔安国亦莫不以为然。今此书《政典》之篇，颇与《书》合，则其辞之可具载于《诗》、《书》，隐而难知，略而不详，又不过如此，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呜呼，历是四疑，而遂使三皇与夫文王、孔子尽心者流，非特郁郁不伸，又入于卜筮之学。夫岂知治天下之妙用实在于此，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者欤？噫，所不可知之事阙之可也，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茍不能然，而簧鼓邪说，妄指圣人之书以为伪妄，吁可痛也！幸承明问之，及欲论是书之义，则非止十稔之穷思，数万之累辞，盖圣人之神道妙用寓于其间，而实非区区场屋之文敢议也。若夫止于名之所命，书之所作，卦之所次，数之所占，与夫取而为卜筮，下及诸儒之论，秘府之藏，则亦不敢不论，以攻邪说。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以淳厚化斯民，天人之妙趣，性命之至理，蔼然见于当时。故天不爱道，《河图》、《洛书》复降是道以助至化。元丰之七年，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属，历唐州之比阳，是书复出于野民之家。天之未丧斯文，岂特斯民之幸，而亦吾道之幸也。昔孔安国叙《书》，以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天道也。今考《坟》之所以有三，曰山坟，言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谓之《连山》；气坟，言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谓之《归藏》；形坟，言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谓之《坤乾》。盖《坟》虽兆于三皇，而其道实显于夏、商、周之际。故仲尼常曰：之杞而得夏时，之宋而得坤乾。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此其命名之义，作书之人，有如此者。《连山》之书以艮为首，《归藏》之书以坤为首，《坤乾》以乾为首。虽三《易》之书卦之易次，名之不同，而其经卦皆八，其重爻皆六十有四。及夫揲蓍布数，取以为占验，则阴阳老少之文，大抵亦不离乎七八九六而已。盖七八者，少阴少阳之数；而九六者，老阴老阳之数。天地之所为，时运之所会，虽圣人亦岂得与夺于其间耶？此其次卦之序，占数之际，虽稍有不同，大抵如执会要，以观方来，终于殊途同归耳。此其卦之所次、数之所占，其同异有如此者。然而《周礼》独载是书于太卜筮人之官，而纯取以为卜筮，遂使圣人之神道，以为后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设。先儒或以《周礼》为战国之说，不足怪者。且左氏好巫，其所载占筮最为详悉。以《周易》为占者十有六，以《连山》、《归藏》为占者一。南蒯之筮，《周易》之筮者也，遇《坤》之《比》，其繇曰：「黄裳元吉」。穆姜之筮于东宫，此《连山》、《归藏》之筮也，遇《艮》之八，其繇曰：「元亨利贞」。是南蒯、穆姜之筮皆吉兆，然而咸以为不祥之事。惟此二兆颇为近正，其馀又怪诞不经，则是书谓之卜筮则可，谓之纯为卜筮则不可，此其所以为卜筮者如此。然是书之不幸汩没于世，而杜子春、郑康成皆先儒之美者，而无一言以及之，又从而为之说曰：「此阴阳之说也」。惟杜预、孔安国辈粗能得之，而亦纷纷藉藉，终以不振。至于隋唐之盛，括囊典籍，文物灿然，而秘府所藏，尚不过《连山》、《归藏》二十三卷，而《坤乾》之书，亦未见其间，此其诸儒之论，秘府之藏，不过如是而已，此三《易》之始末也。抑尝论之，书之泯没于世，非大圣大贤则不能振起之也。有若《荀子》，有若《鹖冠子》，有若《仪礼》，有若《墨子》，非韩愈而振起之，则与异端邪说并弃于世矣。有若《列子》，有若《文子》，有若《鬼谷子》，有若《亢仓子》，非柳宗元而力辨之，则其遗编馀论，亦与草木而煨烬矣。是数子者尚不过论五霸之大略，或崇虚无之空言，或为黄老刑名之学，或出于战国纵横之流，而二贤尚能扶持，使炳耀以传诵于人之耳目，况三《易》之书，天之所存，道之所在，圣人之妙用存其间，此正诸生喜与执事者论之。

问：东京何休道术深明，有闻于世，其解诂《公羊》之传也，以《春秋》之论駮汉家之政，凡六百馀条。其说虽不传，然意其为人，必非茍然者。其后服虔又以《左氏》之说正何休之駮，凡六十馀条，则何、服之学，其可谓通经术而晓世务者矣。诸君得为何休，其能駮汉者何事？使诸君为服虔，则其駮何休者何说？

六经备于孔子，隐于战国，火于秦。比汉兴，稍复出矣。而西京以朋党乱，东京以图纬惑，圣人之意，其存者鲜。夫《诗》、《书》、《礼》、《乐》，非明问之所及也，请独以《春秋》言之。《春秋》之为经一，而为传者有三。汉武帝表章六经，《公羊传》盛行于时，《谷梁》之学出于宣帝，《左氏》之学起于哀、平。言《公羊》者，有严、颜、眭孟之徒，而胡生为之祖；言《谷梁》者有伊、胡、申章之徒，而鲁荣广为之宗；言《左氏》者有陈钦、贾护之徒，而刘歆为之倡。刘歆尝欲立《左氏》矣，而大司空师丹以为非毁先帝。严彭祖尝奏议殿中矣，而太傅萧望之折之以《谷梁》之言。言世次则有孔子、子夏传授之殊，言远近则有齐学、鲁学之异。大抵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信异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古人所谓党同门，妒道真，而无徙善服义之心者是也。光武中兴，承新室诡政之弊，而白水卯金之语，执以为受命之符。此风一扇，天下靡然从之，于是圣人之经与邪说并行矣。郅恽之论，谓汉历久长，孔为之训，而贾逵之攻二传，则谓刘氏为尧后，惟《左氏》独有明文。然则《春秋》之旨，其说杂乎谶纬者类皆如此，是可叹也。愚尝论之，西汉之士乱于朋党，故朝廷之上无豪杰之士，而新室之变遂以兴；东汉之士惑于邪说，故圣人之教日以沦亡，而西域之书于焉得入。此理势之自然，无足怪者。观西汉《春秋》之士，如公孙弘、董仲舒、翟方进，可谓大儒矣。然公孙挟诈多私，中伤贤士，迁董仲舒，杀主父偃，皆出阴谋，则《春秋》善善恶恶之理，宏盖不知也。方进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善淳于长以持其宠，此正犯《春秋》外交之讥。惟江都董生慨然力学，有意乎三代之际矣，然犹不能卓立杰出，而《玉杯》、《繁露》、《竹林》之书，阴阳闭纵灾异之学，皆守《公羊》之家法，宜乎后世之所深惜者也。东京郑康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号为仲尼之门未能远过，而贾景伯父子盖杜征南所谓先儒之美也。然二人之学，皆以图谶从事，则其他可以想见矣。景伯常入讲南宫，黜二《传》以扶丘明，彊执诬罔之辞以符异端之说，使丘明有灵，其将喜之乎？何休尝以私意著《三传优劣论》，而康成为之「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然何休之与康成，要皆图纬之学也。左右剑佩，彼此相笑，岂容一胜一负者乎？陈元有言，诸儒之驳议皆「断截小文，媟渎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微细，指为大尤」。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此两汉之风俗也。明问所谓何休驳汉事六百馀条，服虔驳何休之所驳六十馀事，亦不复置言可也。诚难以辱执事之听矣。然审是去非，学者之职也，试以其学乎《春秋》者妄为执事言之。汉自高祖以来，治杂霸道，而叔孙通绵蕝之礼已为一代伟观，则其君臣政事得罪于《春秋》者如何也？《春秋》「公及戎盟于唐」已重讥矣，而奉春君至于与匈奴结和亲约；《春秋》初税亩已深贬矣，而武帝至于算及舟车。起柏梁台，筑台于秦之罪也；射蛟江中，矢鱼于棠之诛也；郡国建庙，立武宫、炀宫之黜也。何休之驳不知其为何语，而愚之所驳与休异者，愚不学图谶也。《公羊》之书喜为怪僻，而何休学之又复甚焉。以《春秋》托受命于鲁，托隐公为受命之王，是则无君臣之分；以绝文姜不为不孝，拒蒯聩不为不顺，是则无父母之恩；以纪季之权绝先祖之祀，是则无兄弟之义。以至三统之论，灾异之应，皆为违经背道，而血书端门之语，尤为名教之罪人，此何休之失也。服虔之驳不知其为何语，而愚之所驳与虔异者，愚不党同门也。呜呼，何、服之学，愚虽未尝见而以为不足言者，以其人观之也。何、服之学，愚以为不足言而终有言者，以《春秋》论之也。《春秋》之学于今盛行，《左氏》以杜征南，《谷梁》以范武子，而《公羊》则以休也。愚纵观三家之书，考其行事，而休实非二子徒也。杜征南奇谋伟论，振耀一世，而江南之役遂收破竹之功，谓其不深得《左氏》可乎？范氏之不私所学，考圣经而质众传，斥何晏、王弼之论，破晋朝浮靡之风，此其存心以公之效也。执事所谓通经术而晓世务，愚意以为有二子之学，而后可以当焉。若夫讲论当世之务，质以《春秋》之说，则常日愿效二子之为人，固不敢以容易谈也。

问：朝廷之所尚，天下之所趋也。所尚者正，天下悉趋于正；所尚者不正，天下悉趋于不正。枢机之所发，本原之所自，不可不谨也。盖三代之季，六经之书既作，而专门之学未闻于天下也。庄老之学虽出，而浮虚之学未闻于世也。至西汉宣帝与诸儒讲六经于石渠，东汉显宗亦与诸儒讲六经于桥门，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专门之士也。如是，天下安得而不趋于专门之学？至西晋之君以山涛、王衍为政，东晋之君以庾亮、殷浩为政，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浮虚之士也。夫如是，天下安得不趋于浮虚之学？此二学之行于天下，岂非汉、晋之君所尚有以驱之耶？圣贤之君如日月也，而二代之君放为淫僻，堕为此学，其失安在？吾宋之盛，朝廷之上未尝尚此，而专门浮虚之学遍天下，何哉？其所以然者，岂无所自耶？主上神明，照见新弊，申敕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使科举取士专以经术渊源之文，其涉虚无异端者皆勿取，所以幸惠天下之士者大矣。汉、晋之君，方且倡为此学，真今日之罪人也哉！夫专门之学行，则议论将入于不通；浮虚之学行，则人才必至于无用。则去之不可以不尽，而除之不可以不速也矣。汉、晋尚此而其学亦行，幸考其所以然而求其所自，并与汉、晋之所以失者而陈之，将告于上，尽去而速除之，以正天下之学术云。

高宗皇帝疋马渡江，中兴炎祚，其丰功盛德固不容尽述。窃窥大要，以仰成宰辅、信用台谏为本。三十六年间，命相不一。自今观之，激士气，复故疆，张丞相浚之心也；固根本，候机会，赵丞相鼎之志也；专持国柄、一意和好者，秦丞相桧也。三相所主虽不同，其人才进退，政事弛张，是非得失，公论各不可掩，至于身任安危则一而已。当是时，言路固多名臣，其视力轻重而为向背亦或有之。惟毗陵周简惠公以乙卯岁赵、张并相之日，四月入台，八月进殿中侍御史，在职仅两月，言事至三十章，太抵谓自治其国，乃能成功，今外有强敌，内有群盗，不可事虚文、贻实祸。历条时政二十馀事，指宰相不任责。上变色曰：「赵鼎、张浚肯任事，须假之权，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公徐奏：「陛下有过，尚望大臣尽心。今臣一及大臣，便为形迹，使彼过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上改容曰：「此论甚奇」。最后连章极论赵子淔，语侵赵公。又论张公大举北伐，系国存亡，坐是不得其言而去。迨秦公独相，意公必憾赵，再拔公入台。公语人曰：「元镇已贬，某固不言，虽门下客亦不及也」。一日，内降差除四人。公言：「愿陛下以仁祖为法，大臣以杜衍为法」。又历疏三大弊。秦怒甚，不数月改左史，因是流落于外十六七年。秦薨，始为禁从，席未暖复去国。孝宗即位，公与张焘、辛次膺、任古首被召，初对有绳愆纠缪之谕。会上以张公为枢密使，督师江淮，锐意恢复，而公素不以亟战为然，命佐夏官。明年六月符离退师，乃超拜政府。其后汤丞相思退与张公并相，或战或和多取决于上，而其宾客议论间失之偏。公始终守自治之说，是则曰是，非则曰非，不将不迎，不谄不讦，表里洞达，无一毫之伪。又明年四月，张公罢。十一月，汤公亦罢。上再起陈丞相康伯，虏已约和，国论始定。时公在政府一年有半矣，因坠马败面伤手，力请去。上不得已，久乃从之。其立朝本末如此，所谓非茍知之亦允蹈之者欤！公讳葵，字立义，常州宜兴县人。曾祖密，赠太子太保。祖璟，赠少保。父裕，朝奉郎致仕，赐绯鱼袋，赠少师。妣秦国夫人王氏。公少力学，自乡校移籍京师，两学传诵其文。宣和六年廷试，以历数为问。公既详对，又为说曰：「圣人兼天地之职，一物不遂，必任其责。凡《易》之大衍，《内经》之五运六气，《书》之闰月定四时，老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皆当裁成辅相以实之，然后可以和同天人之际」。考官嗟赏，擢寘甲科，调广德军司刑曹事。靖康覃恩，循修职郎，用举主升文林郎，注徽州军事推官。车驾移跸临安，诸军交驰境上，守死倅易，公与州判官摄行郡事，随机应变，千里帖然。初，大观间诸郡增赋物帛，其后赦书已蠲减，而漕臣便文复取于民。公白新守力止之，讫公去，乃增如故。荐章交上，改通直郎、临安府府学教授。未赴，吏部侍郎陈与义密荐公，遂召试馆职，将试复引对。上曰：「从官多说卿端人正士」。面除监察御史，绍兴五年也。寻充省试参详官，开院适轮对，论内外兵势，上密以措画与公议，信向方深。既为副端，论事不合，徙司农少卿，四求去皆不允。两召至都堂谕旨，二相示以言求去非朝廷美事。公曰：「某离言路半年，自以亲老家贫请外耳」。乃除直秘阁、知信州，屡展戍期。赵公罢，张公当国，陈公与义执政，改湖南提点刑狱公事，以远求易浙西，又避本贯易江东，四岁四易地，迄未尝至。八年冬，和议已定，公复被召，论「为国若有道，战则胜，守则固，和则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九年二月，除太常少卿。五月再为殿中，既不合，会传某人赐出身除两府者，公又将论之，携疏至殿幕，改起居郎。有诏侍从两省荐西北人才，公同给事中刘一止荐吕广问。广问，参政李光客也，拟试馆职，秦不可，谒告不入。言者论罢李，并谓公受其风旨，十二月黜主管洪州玉隆观。十年郊恩，复直秘阁。十二年春，起知湖州。十三年正月，移平江府，复以郊恩赐服绯鱼。北方初修聘，敕使络驿，公不为礼，又积与转运议论不协，共劾公设宴菲薄。十四年二月，落职主管台州崇道观。屏居乡里，二亲益老，家益贫，忧患连年不能堪，公独安之。二十五年十二月，复旧职知绍兴府。二十六年正月过阙，除权尚书礼部侍郎，赐紫章服，兼国子祭酒，又兼权给事中。言路忌之，三月出知信州。太学生列状留公，不报。居数月，复罢郡。二十八年，起知抚州，道引疾改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十月直龙图阁、知太平州。水坏圩岸，公大加修治，凡百二十里。傍郡诸圩皆没，惟当涂岁熟。市河久湮，雨旸交病，公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给之食，并力浚导，公私便之。三十年八月，进集英殿修撰，寻移婺州，加敷文阁待制。当江上用师，调度繁兴，不扰而办。三十二年七月，除兵部侍郎。时孝宗初政，增置讲官，九月首命公兼侍讲，积官左朝散大夫。隆兴元年同知贡举，户部阙官，兼权侍郎。上数批问钱谷出入，公奏：「陛下劳心庶物，日有咨询，若出人意表，足以耸动观听。今皆微文细故，此必有小人乘间献忠，欲售其私，不可不察」。盖指龙大渊、曾觌也。上色为动。自完颜亮毙，褒立，虽两军相持，而移文议和不绝。张公自督府来朝，密为上言：「虏失泗州，其伪官蒲察久安、大周仁寄治虹县，惧罪皆欲来归，愿遣军渡淮赴之，此恢复之机也」。二相皆不与闻。公请对，谓不可轻举，累数千言。上唯唯。五月，李显忠将骑兵，邵宏渊领步兵共十万，取虹县，下灵壁，既克宿州，二帅始不协。虏兵击显忠军，宏渊不肯援，幸胜负相当。至暮，我师入城，明日虏亦解去。金帛山积，显忠不以犒军，众怒而溃败。书闻，上思公言，以左中大夫参知政事。谢毕，朝德寿宫，门无宿卫，廷无閤门，公乞轮差，从之。故事初拜相银绢二千匹两，执政半之，辞则减半，例自行首司申御药院取旨。公命勿申，遂已。每便朝，二府先共呈机速房事。既毕，宰相兼枢密使自与其贰次呈西府文书，参政稍退。一日，西府拟元居实浙西总管，上连问如何，枢相皆无语。上顾公问可否，公前奏曰：「是人顷为御前买北货，乾没万计，公论必不可」。上乃却其除目。后数日，公留身，上曰：「昨居实差遣不同议耶」？公曰：「此西府事，臣不与也」。是时，虏虽主和，而其右丞相兼都元帅仆散忠义、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握兵淮北，专任边防，尝以书达三省密院，大略谓方议遣使，遽乘不备攻我符离，毋乃为将臣所误，妄要功利乎？今治兵决在农隙，旧疆岁币如约则止。众谓彼不以兴师归过朝廷及督府，反为设词罪将臣，其欲和可见矣。上令答书，差右宣教郎假枢密院计议官卢仲贤、右宣议郎假将作监主簿李栻充通书官。栻以妹为虏主妃辞行，命都辖官王抃代之。十月末，仲贤等与虏帅议定为叔侄国。上曰：「虏能以太上为兄，朕所深喜」。诏遣从臣为通问使，而以左宣议郎胡昉假枢密院编修官、修武郎杨由义假枢密院管干公事，充国信所审议官。台谏交章言议和太速，公与陈、汤二相乞令侍从台谏集议，众益汹汹，诸公待罪乞罢，不许。公独留身固请，上曰：「卿何请之力也」？对曰：「臣误蒙知遇，欲为陛下正纲纪，今不可得而正也」。上曰：「何为不可」？公曰：「政出于一则纲纪可正。今朝廷督府左右前后之臣皆欲自行其言，此臣欲去者一也。臣初为言官，晚忝侍从，事有不可，大即奏论，小则堂白。言虽不从，臣塞责矣，固无愧于心也。出而为州，事茍难行，反复论之，不从则委曲行之，使百姓不至受弊，亦无可愧于心也。惟预政以来，每与宰相议事，有以为然而从者，有不得已而强从者，有绝不肯从者，十常四五。暨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勉书者七八，安得不愧于心？此臣欲去者二也」。上察公诚，不以为罪，第不许其去。议者多请幸金陵，公曰：「车驾一动，能保德寿不为浙东闽中之行乎」？他日，上又欲先下诏。公曰：「陛下能行数事警动天下乃可」。上问其目。公曰：「臣自初对便乞迎还太上于大内，尽发内帑付有司，勿令近习干政，汰溢额内侍，罢击鞠，节饮燕，内治举然后可攘夷狄」。上称善。尝因灾异诏群臣直言。公请择其可行者行之。上曰：「类捃摭细故耳」。公又及前数事，至议用兵不可轻，有「一掷赌乾坤」之语。上曰：「今战虽不足，守则有馀」。公曰：「措置未善，政事未备，虽守亦难」。同列皆甚其言，退谓公曰：「上不能堪」。明日，公留身谢，上更奖其直，且曰：「闻卿在中书事事力争，朕深嘉之」。二年正月，胡昉、杨由义见虏帅于亳州，逼昉等拜，乃求还四郡。昉等不可，械系月馀。上怒，诏张公行视师屯，复遣户部侍郎钱端礼、吏部侍郎王之望充两淮宣谕使。张公寻罢，以汤左相都督军马，太傅、和义郡王杨存中为同都督，改宣谕为参赞军事。会盱眙又报北界来有所议，上方遣魏杞、康湑充通问使副，而忠义、志宁二人遽引兵分犯濠、滁，志在邀盟。于是台谏诋宰执主和误国，太学生亦上书乞斩大臣。公与相、参并乞罢黜，上密以书示公曰：「初不及卿」。乃止。诏留思退领都督于朝，以参知政事王之望充督视。公曰：「临阵易将，古人所忌，奈何移都督于陛辞之日？况存中已为同都督，之望乃见执政，反出其下，愿正称谓，使之速往号召诸将弁，并力捍虏」。上大以为然，亦升之望同都督。明日，之望又乞专委存中，无二其权，上复从之。存中遂督军马而汤罢。先是副枢洪遵罢，上命公兼知密院事。公以祖讳辞，诏免系私衔。已而召用贺允中，不两月允中再致仕。公兼领如故，军国事繁，悉心裁决，持论正平，甚得士心。汤相就贬道亡，公乞许归葬。上恻然曰：「何至是耶」？胡侍郎铨郊前与郡，公奏：「铨以直言久谪岭海，今将任子，坏之可乎」？上皆嘉纳。尝乞召用侍从台谏。上曰：「安得如卿直谅者」？公荐李浩、龚茂良，上皆以为佳士，次第用之。太常言郊牛毙，公奏：「春秋鼷鼠食牛角免郊，况边虞未靖，请展郊以符天意」。事下有司，或引《春秋传》晦日为天忌，乾德元年艺祖初郊，以冬至近晦日，改用十六日甲子，至道元年当郊而李继迁叛，亦改次年。今冬至适近晦日，两淮复用兵，当候来年恭见上帝。诏从之。时再遣武翼大夫、閤门宣赞舍人、国信所干办公事王抃使虏军，而擢钱端礼、虞允文执政。闰十一月，新相陈公亦视事。公即奏：「臣向因颠坠求退，圣谕庙堂无人，令力疾少留。今康伯已相，执政又有人，可以去矣」。宣押数四，陈相亦乞留公，公请益坚，乃除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陛对，上曰：「卿筋力未衰，他日宣诏勿辞」。公奏：「臣今年六十七，三二年不死亦合挂冠」。上为怅然。未几，王抃使归，虏自滁州退师，和议成矣。乾道三年三月，起至泉州，明年复请祠，六年告老，章五上，加大学士致仕。闲适累年，不以世故萦心，惟究极死生之说。淳熙改元正月十二日薨于里第，享年七十有七。上闻震悼，赠正奉大夫，后以子升朝，累赠太傅，爵由宜兴县开国子加至毗陵郡开国侯，食邑通一千一百户，食实封二百户。娶李氏，同安郡夫人，累赠魏国夫人，前卒，葬县东清泉乡梅林之原。明年正月己酉，公合葬焉。四年，太常考功议以正直无邪曰简，宽裕不苛曰惠易公之名，人以为允。四男：长枞，从事郎、点检赡军激赏酒库所主管文字；季楷，宣教郎、知临安府临安县丞，皆早世；栋，今为朝奉大夫、新知辰州；林，朝散郎、淮南路转运司干办公事，赐绯鱼袋。女桂，适朝散大夫、知雷州鲍同。孙男十二人：大年，儒林郎、监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所户部鱼关大军仓；次大辩，承议郎、新知和州含山县；次大壮，通事郎；次大本，将仕郎；次大中；次大昌，寄理从事郎、新差监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所市易抵当库；次大猷、大直、大任、大翼、大雅、大经。孙女十二人。公孝于事亲，尤睦宗族，当任子先孤侄，谢事遍奏诸弟之子。其薨也，幼子与孙尚未命名。平生学问不泥传注，尝论《大学》物格而后知至，以谓「在人之至为知，在物之至为道。以吾之知极物之道，如两物相抵，故谓之格。夫万物不同，道一而已。方其格物，物我为二；及其物格，则自视无我，何有于物？是谓知至」。作《圣传诗》二十篇行于世，文集三十卷，奏议五卷。晚号惟心居士。昔壬辰岁，公年七十有五，予自小宗伯奉祠居过阳羡，别公里第。临行，公执手眷眷若有所属，后二年而公薨。栋等推原先志，以著作佐郎李远所述行状屡来请铭，其犹子桧用公奏入官，今掾庐陵，日道二子之意，趣如约，不可辞也。铭曰：

惟几惟康，古倚良弼。耳目股肱，卫上则一。降及后世，其职乃析。越在台谏，箴规排击。进居庙廊，将顺辅翼。前之责人，今以自责。躬或不逮，言孰底绩。惟简惠公，端谅笃实。和战无常，随事应敌。其在我者，自治吾国。时虽不同，论则无易。或从或违，有始有卒。皇心褒嘉，士论厌塞。我作铭诗，追纪贤德。一言蔽之，主圣臣直（《平园续稿》卷二三。又见《荆溪外纪》卷一四。）。

四岁：原脱「四」，据明抄本、傅校本补。

某伏睹庆元重修令，带职朝奉郎以上，初遇大礼，应荫补子孙，而陈乞荫补期亲，谓见有子或孙白身者。照得期亲，则嫡兄弟之子皆是。若使同姓嫡兄弟，则固不待言。然亦有元是嫡兄弟，而偶因出继者。若缄嘿不言，则朝廷无由悉知，敢犯严谴，辄有控陈，以冀垂察。伏念了翁之祖父，娶高氏，生七子男，其第六子曰孝璹，以祖母之兄高黄中无子，自襁褓间取养孝璹为子。后来孝璹既知为魏氏子，尝欲归宗，却因以请本州文解，有名籍在礼部，恐费申明，遂遣了翁代归本姓。比岁本生父母殁，了翁两次并乞解官，持心丧，已蒙朝廷允许。惟是生育劬劳之恩，终未有以报塞。又念今官及带职员郎，而本生父母不得封赠，合该奏荐，而嫡兄弟之子不得与。欲归本宗，而父母之命不可违。一念及此，莫知攸措。偶因读史至《三国志》，其间一事，偶与此合。且朱然本施氏子也，朱治未有子，然年十三，治取以为嗣。然尝请归本姓，吴主不许。然既卒父丧，乃表其子续还为施氏后，以奉本生祭祀。乃知此事揆诸人情，或在可察。了翁伏见本生父嫡长子奉议郎高载，与了翁系同胞兄弟，辛勤一第，官末及员郎而卒。有子斯谋，在了翁为本生父之嫡孙，亲兄之嫡长子。前一次明堂大礼，了翁合该奏荫。缘丁本生母丧，有碍陈乞。今再遇大礼，了翁虽有二男并系白身，若论人情，岂不欲先任其子？缘本生之恩未报，私心实有未安。今来妄意欲将合得恩泽一资奏补亲兄之子高斯谋，庶几凭藉寸禄，以奉本生父母祭祀。则上以彰圣朝孝治之意，下以慰人子报亲之心，委非小补。如蒙朝廷矜其区区报本之诚，出于真切，别无它觊，即为敷奏，特依所乞，则续当依条式别具状召保官陈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