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出于蜀而会于海，涵天地之泽，浸万物之生，渊源浩漾，流而不息，远而益大。其发源会流，成天下之利，百川不足与其类矣，故君子象之。枢直学士平阳文公诞生于晋，雄姿正气，禀汾崔之灵焉；赋政于蜀，丰功厚泽，视江汉之流焉。故善言江汉者，取诸浸润，与天同功而已，不私乎圳浍之益也。善言蜀政者，谓能树教本，立民彝，绳百吏，清庶官，登俊良，屏奸宄，内和兵戎，外抚蛮夷，布上泽于方国，炳休祥于山川，俾夫黎民幸生而无奸心，然后有长世之德，不私乎一物之利，惟平阳公能之。庆历七年春，公抚蜀二年矣，是时自秦而东及于海隅，旱土不殖，民失其职，天子忧惧，图靖灾眚，不逾旬再诏免天下之囚系，又特诏避寝彻膳，求直言以救其失。而蜀据方面，有成国之重，负治乱之势，顾无一事乃可省去。是以君子谓公之在蜀，能用刑矣。夏四月六日诏书至蜀，命公乘传入位枢司。其未行也，贺者溢于都；其既行也，送者集于途。咸曰：仁人荷天之衢，执天之枢，其庸如何，其恩如何？俞谓古者诸侯之政纪于邦，舆人之诵载于史官。况公之入觐也，辅大君，议庶政，陈庙算，伐敌谋，以安天下为务，其光灵宠赫又若斯之隆也，岂可使江汉之域久而不金石刻乎？今之序也，本乎实录，当有能诗者，如周人美申伯、韩侯故事，采为送公之诗焉。

准御史台牒，准熙宁十年九月七日敕，奉圣旨：一应内外官，待制以上，各于文臣内举才行堪任升擢官一员，令中书审察。如所举不谬，取旨随材用试。即不得举已系带职及两府自己亲戚者。

臣伏见前授安州司户参军、充国子监直讲陈烈，心仁气刚，才智卓越。学圣人之言，而必践其行；稽先王之法，而必适于时。博通群经，尤明于典礼之奥。其为文章，渊源浩博，肆笔而成。求之宿儒，未有比者。庆历初，尝与乡贡，试于礼部，罢归田里，无复仕进。安贫力学，积四十年。著书数万言，未见其止。仁宗朝，尝因近臣论荐，及本部监司长吏高其风节，数以名闻，累降召命，以学官起之，辞而不至。世以为洁身独行之士，是非知烈者也。烈之所学，皆孔孟之志，观其事业，足以有为。自以身载圣贤之道，不为茍进，可以礼致，而不可以利畜，如斯而已矣。伏思陛下享御以来，博延髦隽，得人之盛，跨越百王。如烈之贤，不为难致。欲望陛下特以礼命，召至阙廷，赐对清间，亲降圣问，使陈二帝三王之术，六经四子之要，与夫当世之务，以著于篇，必有以上称陛下尊贤重德之举。今保举堪充清要，不次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后不如所举，臣甘坐面欺之罪。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晋士浮虚无实用，然其间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无一事，然桓温谓嘉曰：「人不可以无势，我乃能驾驭卿」。桓温平生轻殷浩，岂妄许人者耶？乃知孟嘉若遇，当作谢安，谢安不遇，不过如孟嘉也。

元祐七年夏六月，利州修清风楼为连云观。秋七月，太守王公以书赴鄱阳告某曰：「始吾于此，旦日据几，簿领如发，正须爬梳。又当为民吏道主恩，晓国禁，而问所疾苦，赴其愿欲。若吾有负于此，人众且持券而取责，必偿之乃已，盖未暇游观事也。顷之，民不数至吾庭，司空城旦之书，束于高阁。晨起从容，聊涉笔报期会而已。反私自慨怜，吾君游意太平治道，贵清净，四方黔首，日以宁嘉，此不教而定。吾老矣，窃二千石，异时约结，欲自表见者，今乃了无可效，殆饱食而嬉矣。既日无事，时涉城上，得与江山接殷勤，始怪此楼庳陋，聊葺而新之。今皓旰百尺，上薄光景，俯瞰风雨，檐牙含空，云气吞吐，朝隮南山，而归宿柱础，此吾以名连云者也。两隅别为更衣之次，将从宾客徘徊其上以乐之。然未有记，幸以属子，可乎」？某书复公云：公之惇大浑涵，人莫睹其畔岸者，今岂欲小见于此观也哉？有济物之性，无尘氛之撄，惟云是名，此岂直张其崇高而已？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此泰山之云也。故君子体云雷之象，而见经纶之业，得志则加乎民。其敛而未用也，又能使人憔悴枯槁，渴而望之，则君子于世亦何能已？此其有为之气，当浩然而川潴，凄然而云作，勃郁胸次，苟出之肤寸，崇朝其雨乎？岂直此观之上，蜿蝉逶迤，绣文锦章，独无心而徜徉乎？虽然，聊寓意此时以寄卷舒，亦何适而不自如耶？此公不素见语者，某窃能料之，以暴于人。至于登览之乐，风物之秀，独想见其处，而斯文不可以髣髴。然闻其东则项籍之乌江，试求其平生喑哑叱咤之气，垓下悲慨之音，则已漂为惊涛，纷为薄雾，濛灭无所矣。风急水寒，苇花凄晚，岂亦有舣船渡口，如当年亭长辈乎？闻其北则孙权之故都，带甲百万，江汉为池，紫髯英发，驱驾豪杰，岂自知不四传而夺之晋，又夺之宋、齐、梁、陈，如拉枯然。彼晋而下乐未毕也，哀又继之，俯仰六朝，无可把玩。嗟乎，世人直为物之逆旅尔，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一世百为，忽然而已。公乃今日登此遐想而长思，亦适然也。盖方将踌躇，方将四顾，付是非于亡羊，归万物于一马乎？昔羊叔子登岘山，谓从事邹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辈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嗟乎，羊叔子岂特毕一世为物逆旅耶？方将以身为长廊甲第，为便座燕寝，日夜为主而锢留之。又将数百年，累虚空以应门，引魂魄而守之，此亦惑欤！庾亮为武昌，诸佐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不觉亮至。诸人将起避之，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便据胡床，与浩等谈咏，公岂亦有客如武昌之人乎？当天空月明，夜气缥纷，斗酒相属，抚缶而歌，客主可以颓然相忘矣。既以书复公，又以为记。

往时丛林老衲多以讲宗为心，呵衲子从事笔砚。予游方时，省息众中多习气，抉磨不去，时时作未忘情之语，随作随弃，如人高笑，幸其不闻。过庐山，见弼上人出一巨轴，读之茫然，不可讳为多言之戒。昔殷浩喜作诗，不甚工，尝出示桓温，温戏曰：「子勿犯吾，傥见犯，即出子诗示人」。弼上人不见恶，愿勿传乃幸。

蘋闻大臣事君以人，则宰相在于知人而善任使耳。然似是而非者有之，似非而是者有之。如章子通国皆称不孝，而孟子为之礼貌；仲尼贤于尧舜，而鲁人以为东家丘。其似非而是有如此者。如殷浩隐于山林，谢尚、王濛候其出处以卜兴衰，而庾翼乃谓此曹可束之高阁，其后终不能有功。其似是而非有如此者。所以知人为难焉，自非知道者未易究此。伏惟执事深得此道，发于事业以济中兴之治。而蘋区区犹以是言之者，盖至诚无息。惟不息，则能合内外之道，内外之道合，则孰能间之哉？推于知人，宜无难矣。不识仆射相公然之否也。

欧阳文忠公有言：「非诗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信哉！士达则寓意于功名，穷则潜心于文翰。故诗必待穷而后工者，其用志专，其造理深，其历世故险阻艰难无不备尝故也。自唐以来，卓然以诗鸣于时，如李、杜、韩、柳、孟郊、浩然、李商隐、司空图之流，类多穷于世者。或放浪于林壑之间，或漂没于干戈之际，或迁谪而得江山之助，或闲适而尽天地事物之变，冥搜精鍊，抉摘杳微，一章一句，至谓能泣鬼神而夺造化者，其为功亦勤矣。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非偶然也。故尚书考功员外郎翁君讳挺字士特，建之崇安人。天才秀发，器业夙成。年未成童，已知声律，能赋诗，有惊人语。及长，该极群书，贯穿今古，落笔即数千言。既而游行四方，渡浙江，寓淮楚，窥衡湘，观光上都，宦游赵、魏之邦，尽友其豪俊，以故为文雄深雅健，渊源浩博，能备众体，而尤长于诗。其五言、七言属对律切，风清调深。其古风、歌行浑厚简淡，凌厉奋发，绝去笔墨畦径，间追古作者，信乎天下之奇才也。方是时，朝廷以经术造士，士皆趋时好以取世资，而君缓步阔视于其间，独有能诗声。如内翰毛公友，一时名人多称道之。然君早游国庠，屡冠多士，声华籍甚，而名不题于雁塔；晚登仕版，对扬文陛，受知人主，而位不过于星郎。触时相怒，窜逐流离，得病以死，而年仅踰于知命。身之穷，近世鲜有与君比者。平生所作数千百篇，悲欢感慨，一寓于诗以发之，奇辞秀句，脍炙人口，诗之昌，近世亦鲜与君比者。身不穷则诗不昌，物莫两大，岂不信然。自经兵火盗贼之后，散失者十之六七。嗣子颖之收拾编类于煨烬亡逸之馀，得古赋若干，古律诗若干，杂文若干，釐为若干卷，号《五峰居士集》。以余与君为外兄弟，丱角同砚席，情相好也，遣人致书求为之序。余尝观唐李贺号为俊人，《高轩过》之作，在其稚年，韩愈、皇甫湜皆爱重之，歌诗之妙，独步一时。以父讳之故，不得举进士，坎坷以终，年未壮室。平时负古锦囊以出，得句辄投其中，暮归足成，不知凡几何篇。仇嫉之者尽委粪壤，今行于世才数十首。则贺不特其身之穷，而诗亦穷也。君虽不幸其年其位，其诗文之所存，过贺远矣。然贺诗得杜牧序而名益彰，余虽欲序君集，忧患衰疾，文思凋落，不能如牧之揄扬称述，曲尽其情态，以取重于世，诚有愧焉耳。方命朋旧之爱慕君者求君之残编断简于四方，继成卷帙，使珠玉之珍不零落，兰菊之芳垂无穷，庶几以此答君相与之意云。绍兴四年四月七日，具位李某序。

用兵者必知彼己之强弱，然后可以定攻守之计。知我之可以战，而不知敌之不可与战，则在兵法为不知其所攻；知敌之可战，而不知我之不可以战，则在兵法为不知其所守。夫不知攻守之计者，小而用之一军，大而用之一国，又大而用之天下，未有不败者也。古之王者不幸而与外国相持，必审乎此，以为制御之术。外国强而中国弱，则能下之；中国强而外国弱，则能服之；外国中国俱弱，则自守而已。盖外国之人尊尚勇力，便习骑射，生长于戎阵之间，然刚暴而不知退让，无亲爱以相固，无礼义以相维，故骤强而易衰。方其盛强，虽圣王在上，犹被其患，侵轶纵暴，其锋不可当。及其既衰，则内相攻残，而中国坐制其弊。此其势然也。譬犹勇悍之夫，疾呼奋臂以张其威怒，诚不可与之校。及其气衰力竭，疲惫而偃仆，则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呜呼！有国者能审乎此，则可与语中外强弱之形势矣。请因此以论古今之变。昔光武乘王莽之乱，中国疲弊，匈奴之寇岁岁不绝。其后饥疲并兴，自相分争，臧宫、马武之徒抚剑抵掌，志驰于伊吾之北。然是时北狄虽衰，汉亦新复，彊弱之势未有所分也，故光武以为北狄尚彊，传闻失实，不如姑息吾民。此其知彼己也审矣。至显宗时，承平既久，辟土益广，黎民岁增，而匈奴内侵，边城尽闭，于是纳耿秉之议，而诸将扬兵于漠北矣。然则耿秉诸将所以建功者，以汉于中兴之初，能固守其文德也。晋穆帝时，石季龙死，北方大乱，士民襁负而来归，议者以为中原指期可复。然是时石氏虽亡，晋亦不振，彊弱之势未有所分也，故蔡谟独谓所亲曰：「胡灭诚为大庆，然恐更为朝廷之忧」。此其知彼己也审矣。其后殷浩进据洛阳，桓温战于林渚，皆无功而反。然则殷浩、桓温所以致败者，以晋当中微之际，欲力争于武功也。夫汉晋之成败相去绝远，惟在乎知彼知己、审与不审之间。将欲制御敌国，可不察夫强弱之分哉！国家遭金人之乱，一纪于此矣。搢绅之儒介、胄之士，相与议论于朝野之间者，或谓前此用兵皆我自败而敌不足畏者有之，或谓金人之彊振古无比而我不可图者有之，二者胥失也。夫契丹与中国抗衡垂二百年，圣明之君、忠智之臣，朝谋夕虑，思有以屈之，迄不得志。西夏习战，数有武功，方其盛时，北抗契丹南寇中国，我师百万聚于陕西，而救死扶伤之不暇，亦桀黠之雄也。然而金人起东北，不二十年举契丹、臣西夏，遂悉从引弓之国，长驱于中原。国家败于河东，又败于京师，又败于陕西，又败于淮扬。岂特我之不能哉，盖亦其至彊也。观其行师治众之力，料敌制胜之谋，举无遗策，略不世出，加以器械之利，形势之便，兼中国之所长而有之。愚谓汉唐全盛之时，得韩、白不世之将，犹未能轻此敌也，况今日乎！虽然，以为不可图者，盖亦不察矣。尝料金人之众，本不当吾一大郡。以女真之师劫契丹而用之，以契丹之师劫燕人而用之，以至诸国之属从者，皆非心服，力劫之而已。而契丹、燕人怀其父兄骨肉之雠，怨之切骨，部族既异，人各有心，其势岂能久耶？加以耶律氏之族，往往当权用事，皆有兴复社稷之心。以为北南罢兵，则金人守胜而无事，英雄无所用武，故使穷兵黩武，以外敝其众，因乘风尘之变，庶几于得骋焉。盖其势有类苻坚者。坚之盛时，擒姚襄、破慕容炜，皆释其亲而用之。其征江南，王猛、苻融深以为谏，独姚苌、慕容垂劝成之。及淝水一败，垂、苌之徒果乘间飞扬，卒灭苻氏。金人之祸殆将类此。矧得中国玉帛子女以乱其志虑，上有惑志，下有争心，外无彊敌，内多功臣，士马疲于战斗，仇雠聚于心腹，不过数年，内变必起。我以全制其后，可以万全。此兵家所谓其彊易弱者也，何不可图之有哉！图之之术奈何？亦乘其变而已。知其未有变也，则法光武之言而固守文德，何虑于贻后日之患乎？知其有变也，则违蔡谟之论而力争武功，何疑于致朝廷之忧乎？虽然，方匈奴之分，固有变之可乘矣，而光武犹以为非时者，盖以中原初定，民力未任于征役也。方季龙之死，固有变之可乘矣，而蔡谟犹忧于致患者，盖以公卿之间，人才不足以办此也。诚能蓄养民力，搜选人才，以待敌人之变，则若窦宪之勒燕然可也，耿秉诸将之功，何足道哉！虽若刘裕之平关中可也，殷浩、桓温之败何足忧哉！而执事乃使承学之士，权轻重之势，度可否之时，酌其宜施于今者。顾愚不敏，何足以权大事乎？尝闻古之英雄之主欲求非常之功者，必有规模先定于中。若事之成否，则有非人力所能致者矣。勾践之报吴，是骄其敌而已；昭王之图齐，是俟其衅而已。骄敌而敌可骄，俟衅而衅可乘，天也。孙权称臣于魏，受其封爵，至欲乞身交州以保馀年，亦所以骄其敌也。刘备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天下有变则欲下宛洛以出秦川，亦所以俟其衅也。骄敌而不骄，俟衅而无衅，亦天也。传曰：「圣人非生时，时至而弗失」。使孙权、刘备而图句践、燕昭之功，则覆亡之不暇，尚何燕越而能保哉！愚愿国家修四君之术，以俟二国之变，规模一定，勿为浮议所摇。其济与否，视天之何如，吾不敢取必焉，可也，然执事之言曰「上天悔祸，北敌相残」。呜呼，天意固有在矣。

愚谓天下要令有势而后以道运之，譬如善奕，用棋不多而得势已广。今日之建置，他日之补就，如丝贯绳联，不见间隙可乘之处，而后大势定。夫惟势定，故四方耳目趋于势之所重，以决其功之可立。六朝以来，其进取中原者不乏，然而知进而不知所以为后顾之计，如驱子弟以斗之通衢，不幸力竭，反顾其家则远而无所告诉。殷浩、陈庆之不足道也，桓温、谢玄、刘裕、吴明彻，皆有破竹之势，而不知所以委重，故一朝涣散，前功尽废。世尝谓项羽既取关中，乃退都彭城，以成沐猴之讥。愚谓项羽不失策，特悟之太晚，故后世得以成败立论耳。方羽之既杀会稽假守也，使之略建立根本而后遣心腹渡江，身据山东以观中原之困，徐起而乘之，则伯业已成矣。项羽刚躁欲速，新得会稽，客主未定，乃驱人之子弟以渡江。既得关中，自觉其客寄之难，乃复归重于山东，顾已无及矣。凡今天下之势，所委重者何也？长江之南，建康为重，频年有望幸之意。临安驻跸已踰三十年，兵民井邑，卒未可动摇，而应接江、淮，则疑于迂缓。愚常观太宗皇帝新一天下之心，首以真宗皇帝判开封府事，非徒使之知民间利害而已也。监国抚军，以缓养急，圣谋深远，其孰敢议？又惟宋元嘉中，王玄谟以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为刺史。至魏佛狸声言渡江，而建康列戍至于亘七百里所，使佛狸不敢轻进者，臧质在盱眙、武陵王骏在彭城也。方今建康左控姑孰而右引京口，古来守御胜策，如胶柱调瑟，苟非其人，言之何益？恭惟修复陵寝，自是天家大事，亲王既出阁，愿付之以建康留钥之权，内增帝室之重，外系民心之一。徐观晋、宋所以经营彭城之势，使其他日可以用山东而临中原，则广陵、淮阴以东可以列戍相望而制之于此矣。凡天下之事，图之于目前者，未若先定其势之为不可胜也。我有不可胜则彼欲求胜者，所以成吾必胜之势。内法太宗之神谋，近取彭城之制胜，归重建康，其为先乎？

里有三医，甲持论多固元气，乙曰能起痼疾，丙游于甲乙之间，其术可参二人之长。一日，主人谢甲，俾乙专治方。陈子闻而见丙曰：「仆于乙无一日之旧，然主人休戚，实及吾属。昔褚裒、庾亮、殷浩、桓温、谢安欲为晋攻五贼之疾，凡五攻，不审虚实，不储药石，故无功。宋武帝知慕容超、姚泓二童子不能藏于膏下肓上也，先覆青齐以张吾右翼，后捣关中以破其腹心。此善用汤剂，善审疾势，善乘机以发者。惟惜乎欲贿之心胜，故起疾之功不终。此古人治法，具在方册者也，为我多谢乙。元气，人之根本，当保卫之；膏血，人待以资养，勿妄耗之；药石不可卒致，多年之储亦宜爱护之。丹砂败鼓杂进，必无功，当慎择之。黄龙汤一饮可以起疾，亦可以杀人，当审其机而用之。为我多谢乙」。仆非强聒，政以主人休戚，而乙之令名为难保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里，古人岂虚言哉！以仆念古人休戚之心，则乙之心、丙之心从可知矣。愿丙思仆言以告乙，勿以仆不知医而废之，则主人之福、乙之福、丙之福，亦仆之福也。退而作《里医》。

故资政殿大学士、左太中大夫、鄱阳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五佰户、食实封三佰户致仕、赠宣奉大夫张公讳焘，字子公，汉留侯子房之裔。曾祖潜，故通直郎致仕，赠太子少保。祖磐，故中奉大夫、赠太子少师。父根，故朝散大夫、赠太师。妣黄氏，尚书右丞履之女，赠秦国夫人。公天资□□，□言笑。□为儿童嬉戏，嗜读书，沈味至忘寝食。丱角，用外祖遗表恩，授太庙斋郎，□辈傍观歆羡，公独叹曰：「丈夫立身当自致，何必因人」。自是务学愈勤，手不释卷。学成游成均，较艺□居英俊之先，以太学上舍免省，登政和八年进士第甲科第三人，授文林郎、辟雍录，迁太学博士。明年，丁家艰。服除，再领前职。靖康初，迁秘书省正字，引嫌求去。建炎初，起通判湖州。绍兴初，召为司封员外郎。俄迁起居舍人，未几罢去。后三年召为起居郎、权中书舍人，兼权给事中。数月复罢，除集英殿修撰，提举台州崇道观。明年召还，除兵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复兼史馆修撰。金人□我河南之地，以兵部侍郎为祗谒陵寝使。既归，□兵部侍郎、正权吏部尚书。会成都谋帅，以公充宝文阁学士、知成都军府事，充成都府路兵马钤辖兼安抚使。公在蜀首尾四年，累章丐罢，提举江州太平观。公自蜀得请而归，奉祠闲居十有二年。起为建昌留守，居二年，政成，进端明殿学士。明年，召赴行在，入对，即乞归老，弗许，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以病，特旨宽假归乡将理，数月疾平，促诏还朝。正除吏部尚书兼侍读。大金遣使贺正，以公为馆伴使。虏使还，公疾作，力求告老，遂以资政殿学士致仕。明年，金人败盟，入寇淮甸。有旨落公致仕，再起知建康。虏酋死，淮甸平。天子亲劳师于江上，诏公入觐。公以老病力辞，乞归田里。得旨除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今天子即位，首历亲召，不俟到阙，除同知枢密院事。既至，明年除参知政事。固辞不拜，复申引年之请，遂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以病乞假归乡将理，诏许之。公到家，遂上疏乞纳禄，命转一官。公不受，乞守旧官致仕。以乾道二年四月朔旦，薨于德兴吴园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五。其家以遗表上闻，上览奏怆然，命赠公宣奉大夫。公禀气素怯，体弱不胜衣，平居□□似不能言，□至于立朝论事，则吐辞出气，明目张胆，不畏强御，不避权要。其在后省时，内侍王鉴领修内司职事，恃宠恣横，假托御庄为名，公肆侵夺，民不宁居。公上疏历数其过，不报。明日复上章言：「御庄事，实累圣德非浅，望陛下断自渊衷，重加窜黜，庶几中外晓然，具知圣意」。太上可其奏。张魏公浚以元勋为相，上方礼重，赐其兄滉进士出身。公独以谓名□不可假之，岂有亲弟为宰相而亲兄首蒙赐第之命，惧起侥倖之俗，且何以表率百僚哉？缘是以罪罢去。太上察公之忠，明年召为兵侍。初入对，语公曰：「卿去止缘张滉」。后兼权□□。适虏人遣使至境求和，而要我以难行之礼。宰相欲邀功，一时力主和议，欲使人主屈滕拜诏，惧有议其非者，乃取下僚中三四人骤加峻擢，使为己助。于是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施廷臣为侍御史，莫将为起居舍人。沈该召对，且将进用，除目既颁，搢绅骇愕，道路以目，莫敢异辞。公闻其议已定，乃叹曰：「一屈之后，宁可复伸？上虽不自□□□□□□□□□□□□所敌，而□与抗者，恃人心耳。今主上躬屈至尊，以臣事之，则天下之人谁敢与抗，将唯虏命是听，则吾之国不可以为国矣。今大臣徒为身谋，不复为国念，□□□□□□□□□□□□□□援之戎虏，□有被发左衽之忧。又引群小人置纲宪之地，意在排击忠良，俾天下之人钳口结舌，在庭诸公，畏其凶焰，莫敢正救，曾鲁仲连之不如，岂不获罪于天下万世！□吾世受国恩，身参法从，不可自同于众人，当以死争」。遂上疏极论屈己之议不可从。又言：「一台之间，长贰俱用小人，拔茅连茹，以其汇进，有自冗□。而莫将又以此议由寺丞而擢为右史，□□佞之党，布列要途，倡为异端，惑乱圣听，将误天下国家，臣实痛之。伏望圣慈悉加屏逐，改从长议，以安社稷，天下幸甚」。太上虽□其□□□□□□。数日，复召公□□曰：「卿前所论四人者，□相矛盾，奸计败露，朕皆逐之矣。微卿言，几为小人所误」。太上即位三十三年，未有圣嗣，中外惶惧，莫敢正言者。公□□□□□召入对，因论方今之计，奏言：「大计在国本未立。储贰者，国之本也。当太平极治之时，犹不可缓，况陛下躬履艰难，克定中兴之业，将以垂裕无穷，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其可□□□」。□古援今，委曲开陈。太上□□，遂定建储之策。使神民有主，国祚无疆者，其言岂不嘉且伟哉！公前后奏对所陈非一，大要皆人主修身治国之本。其言戡定祸乱，则欲人主本于至诚。其言风俗□□，则曰□下正心诚意躬率于上，则天下靡然向风，而旧俗丕变，众弊尽革矣。其言治道，则曰当先定其规模，□诏大臣共订国论。其言致治之道，则曰□□□□所以致乱之由而及之，则治不难致。其言攘夷狄，则曰内治之政阙而未修。其言救弊之术，则曰人主能以大公□正之道躬行于上，而人有不革者，未□□□□□□□□□□，则白而易晓，简要而□行，宜□人正□□□不疑焉。公之出帅成都也，行至中道，闻虏有败盟之意。公策其必先犯□，□见宣抚胡公世将，相与讲究守御之□。□□□□□□□□□□拥众来，直凑川□□□□□而之主。今全蜀得以保守无虞者，公之力也。公在蜀孜孜民事，凡所施设，必欲便□□而后已。四年之间，风化大行，百废具举，□□□□□□□□□□□□公而祠之。公之为□□□□□□□□□恤民为念。府自绍兴以来，积负内库钱帛数百万贯疋，虽累经□□□，而有司以其事属内库，莫敢申陈。省督促不辍，民□□□□□。□条具始末，委曲□□。□旨悉行□□，遂为无穷之利。公诚孝出于天性，二亲之亡，公未显，不克荣养，□□□痛割，涕泗交颐。太师高谊绝人，惇于族党，□□为义庄，以赒□□□□□而终。公自成都还里，即以俸馀置产业，聚族之不能自养者，赒给之。太师学问渊源浩渺，其所著述，无□□百卷，皆未成全编。公取遗稿，晓夕雠校，精劳□□□□不释手，□□□以为念，可谓大孝不□生死以之者矣。先是，太师将漕淮南时，盗发楚泗，朝廷遣中使姓谭者督捕，谭恃宠优，蔑州县，见大吏傲慢不逊，独于太师夙敬其名，不敢□以无礼。□□□□□卧疾居贫，无□□□□□□之，遣人□致白金数百□，及门，而太师已捐馆；人皆谓公方窘束，当留以资襄奉，公慨然曰：「吾虽贫，岂不能随力薄葬，而忍使先世□□□之名□」。□□□不启缄而却之。□知公□□之德与□，俱禀在穷约中，已能操持不易矣。庚辰春，公自吏书休致得请，洎再知建康及奉祠，今得俸赐，悉不请于官。每叹曰：「吾□□□□国家□□之□，不能竭筋力以□□称，而乃安享厚禄，宁不负素餐之愧乎」？后居政府几年，除日食堂膳外，月俸供给衣绢之□，□属俱不□以终其身。其初，召为同知□□事两府初除□□□□银绢，公意不欲受，□恐于同列有妨，默取其券藏之，终不言。迨□□，其家遂以遗券纳诸朝，盖承公之志也。公□□莹彻，音声如钟，望之若神仙然。始公□蜀，修少陵草堂，□僚有梦其地神来告云：幸为□□张公，感其修葺之恩。张公乃元宿之□□在人间，常有贵□□百森卫，吾职贱无得而□□□，以是浼公也。昔传说乃箕尾星，请为商室中兴之佐。然则公之立身行事，光显一时，岂偶然哉。公娶同郡浮梁徽猷阁待制程公□之女，有懿德淑行，先公十有四年卒，赠南昌郡君。□□男二人：曰垓，右宣义郎，新差监行在都进奏院，赐绯鱼袋；曰埏，右宣教郎，新差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俱待次未上。女一人，适道乡先生邹□之子。孙男三人：铸，右承奉郎；镇、钜，□受命。孙女二人，尚幼。南昌夫人先葬里之铸印墩，公□□□藏于其左。诸孤恪遵遗训，以乾道二年丙戌十二月甲申奉公之柩而合葬焉。惟公□□正直，得于所性之初，曾非勉强。而忠义所激，若嗜欲然。其爱□□□之□□拳在念，惟恐人□□毫釐之失。而天下之民，有一夫不得其所者，若无所措。其□□其处论，思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补阙拾遗，先事正救，纳其君于无过之地而后止。至国家□□□□尽力以死争，不顾身之安危，曾无患失之忧，可谓以道事君，不为义疚□□□回者矣。惜其大用之晚，筋力已衰，不能久于其位，以究施设。天不憖遗，□不奄忽，闻者咨嗟惋叹，至于流涕焉。唐史称魏郑公状貌不逾中人，而有志胆，敢于谏诤。耻君不及□□□后所陈数十万馀言，□安邦利民之要道。死之日，知与不知，莫不叹恨，以为三代遗直，千载之下，仰望其□□，至于踊跃歆慕而不可得见。呜呼！以公视若人，亦无愧矣。是乌可□□□而无传者哉。姑叙其□□之大概而志诸圹，以诏后之人云。皇宋乾道二年岁次丙戌十有二月甲申，奉议郎、前主管台州崇道观揆记。男垓泣血书。

问：后夔、师旷之于音而有惉懘，非所以为善乐也；王良、造父之于马而有蹶骤，非所以为善御也。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于政，而犹有疏阔，乌得为善治者哉？孔子曰：「行夏之时」。盖以建寅之正奉天时，授民事，为最正者。夫夏之时既已尽善，而商、周何乃建子、建丑，纷更之为四时之令，十二气之事，无乃舛逆而不顺欤？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禹勤劳于天下，民之便不便，利害纤悉之际，宜无不尽者，而贡犹有所不善者，何也？夫助法既已善矣，而周人必改为彻，岂亦好为更张而不宁者欤？周初五刑之属二千有五百，轻刑与重刑相若，文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至穆王始作《吕刑》，其属三千，减大辟三百，宫刑二百，而增墨、劓为千，使轻刑多而重刑寡。夫周之初，其刑皆重，而今始轻，意者文、武、成王、周公之仁，不及穆王欤？三代之法可谓尽美矣，而时独夏为正，赋独商为善，刑独周穆王为轻，凡其法皆圣人作，而各有未尽，常求其说而不得，愿与诸君论之。

问：所贵乎圣者，贵其能知天命也。命当行耶，吾之道与之偕行；命当止耶，吾之道与之偕止。盈虚消息，周旋曲折，圣贤之所昭彻独见乎此，其必无失也矣。然而孔子执贽行于天下，所见之君无虑数十，而尤眷眷于槔灵、鲁哀、齐景而不去，甚者至于南子之污、公山佛肸之叛而犹往焉，何其求用之汲汲？战国之世，则又大异于春秋矣，而孟子持必不可合之说，以见不足与有为之君。如齐之宣王，既已不能用孟子，而犹徘徊于昼，以待其召而复也。虽蕞尔之滕，其在天下眇然甚微，而亦与之论王道，惟恐其不见用也。无乃于道自轻而不自重欤？岂知其不可而强与之欤？抑不知其不可而冒进欤？皆非所以为知天命者也。圣贤之意将安在，愿与诸生辨之。

问：天生财而民用之，君理之，必使民裕于下，君足于上，上下兼得而不可以一缺，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然夏、商、周之时两得之，汉、唐之时两失之，有不可不论者。禹之治水，勤天下之力，冀、兖之作至十有三载乃同，而馀州犹不与焉。汤之兴以七十里之国，而文王、武王亦不过百里。当其初造之时，四方君长日交于廷，征诛之师日出于外，汤又以馀力饷葛伯，文王亦岁奉商之职贡。当此时，泽梁不禁，关市不征，赋敛薄而国不匮，民不困，未尝闻其理财，而沛然常有馀，卒以此成王业，此何为其然也？至于汉、唐以全盛之天下，而又理财之道日夜讲求，无所不至。汉之榷酤、盐铁、白金、皮币，唐之隐户剩田、间架之利、转漕之法，无所不用。桑羊、孔仅、赵过、宇文融、第五琦、刘晏、李巽之徒，鞭算心计，无所不尽。然而君民皆耗虚，至以此生变，此又何为其然也？岂天之生财饶于古而啬于后耶？抑时有盈有虚，而术有善不善耶？恭惟国家军国之费亦广矣，然比年以来罢力役之征以惠四方，又念蜀远民或有未裕，则万里遣使，求所以裕之者甚惠。日者恩诏之下，所以搜求其条目，罢而去之，以厚民者甚备，普天之民孰不衔戴？而蜀民呼舞独为甚切，吾君吾相泽流天下为甚大矣。其所以足国裕民而两得者，近所未有，此亦何道而然欤？夫不求汉、唐之失，无以知夏、商、周之得；不观夏、商、周之得，无以见今日之美，愿详著之于篇。

问：异学之在天下，君子必锄而去之者，以其有害于吾之道也。孔子曰「恶莠，恐其乱苗」，「恶紫，恐其乱朱」。所恶者，恶其似是而非耳。夫异学者，必并缘圣人之说而有甚似于其间，墨氏兼爱而同是尧舜，许行欲君民并耕而其说本于神农，孟子因而辟之，岂非以其近似而为害深也欤？吾宋元祐间，伊川程氏进于朝，其学始盛于伊洛，至今而遂广及于天下，其说一本于《中庸》、《大学》，举诚与恭以为谨独之要，务在默识力行而去人欲，而全天理，凡佛老杂说皆摈斥不道，而一以孔氏为宗。天下之士见其本于孔氏也，是以波荡而从之，无疑其说之是与非，同与异，甚似而难辨者，与墨氏、许行又相远也。而论者疾之，断然以为奸，何哉？今庙堂之上又将行其说，而言事之臣皆谓异学而攻之，抑以其似是而非欤？而推原程氏之学所从得与其所从失，于吾夫子之道是否同异果如何，以明晓天下，庶几少佐今日扶正道、去异学之治云。

问：今学者率喜措意于性命之表，务为滉漾不可究知之说，以为圣贤之极至。礼乐之文绸缪委曲，灿然可以相接，则指以为粗云。往往荡然习放旷，而以区区之文为不足学，学其极至者斯已矣。吁，亦既甚病哉！且唐虞之盛而皆出于周旋揖逊，其所以变化天下之士，使之日就道德之质，各适于文武之用，刚柔缓急皆不失其中，进退语默而无愧，死生祸福之所不能动者，意其当时必有大出于礼乐之外。然唐虞远矣，犹可以想见者，惟其雍容之风尚在耳。而三代之法又养之于大学，试之于射宫，其文为甚详。士生其间，出入于和鸾玉佩之中，而燕处于雅颂琴瑟之际。衣服有常，几杖有铭，视听言动莫不有节，若此者抑亦可以为粗欤？则洒扫庭内，槔武之所警，恂恂乡党，孔子之所居者，皆今之学者所尝忽也。而二圣人之所笃行者独何哉？然昔之论君子者，以为不必相与言也，以礼乐示之而已。夫礼乐之用又何以不言而相示欤？夫成于乐，立于礼，所以为学之终始者，其旨安在？愿闻其实。

问：振天下于怠惰废弛、因循茍且之中，而与为刚健奋振、卓然有立之治，此人君之最难能，古今之最难逢，当世仁人君子、豪杰有志之士所以咨嗟愤闷，慕望而不得见者也。自非人君赫然有立于上，而天下之人杂然应之于下，有不能至者矣。昔者周之治放于柔弱，宣王起而振之；汉之治放于因循，宣帝起而振之；唐之治放于姑息，宪宗起而振之。三代以来，迄于五季，独能以刚健振起者，惟此三君而已，是可谓难得也矣。夫岂三君者独能赫然自为之哉？盖亦天下之人杂然应之，而后能至于此也。尝考之于其书，周家之臣，王命之肃，必与将之，邦国之否，必与明之，衮职之阙，必与补之，何其忠也！神爵、甘露之间，至于文学法理、工匠技巧之事，皆极其能，何其精也！元和之初，荐士三十，以助成其治者，何其盛也！岂天下之人自尽其力而为之欤？抑三君者有术于此以起之欤？不可不究明其所以然。恭惟主上当中兴平定之馀，虑天下之人久废于无事，英断独运，动荡振刷，而大作起之，广开众正之门，杜绝群枉之路，宪度一新，威令一振，风声所暨，际天所覆，罔有内外，莫不悚动鼓舞，以观千载希阔之举。《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欲使天下之人尽革去前日怠惰废弛、因循茍且之风，群臣皆如周之忠，万事悉如汉之精，众才又如唐之盛，以大应今日惟新之治，将何道而可？其并三君所以然者悉陈之，以佐今日之万一云。

问：三代以降，天下之俗，何纷纭其亟变也！一时之士必有一时之俗，一时之俗必有一时之弊，一时之弊必有一时之害。未有有士而无俗，有俗而无弊，有弊而无害者，此何为其然也？士患智不足以识变，而战国之士智而至于诈；患勇不足以立事，而秦之士勇而趋于利；患无宽柔和易之行，而西汉之士柔则失于偷；患无刚毅挺特之操，而东汉之士刚则陷于讦；患无高远之志，晋之士高矣，而荡为虚浮；患无文章之用，唐之士文矣，而流为华靡。岂三代而下者，其俗终不可革欤？凡所以至此者，其故何也？其始必有以作之，作之必有其端；其终必有以成之，成之必有其渐。以至于风成俗定而不可复改，此又不可不求其故，而论其所以然也。其始不过出于士之所习尚，而其利害祸福及于天下而莫可解，其可不思所以救之之道欤？今欲使天下之士智而不至于诈，勇而不趋于利，柔不偷，刚不讦，高不荡于虚浮，文不流于华靡，去数代之弊，以成一代之俗，其亦有道于此乎否也？《易大传》：「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所趋甚异，而圣人以为同，何耶？太公佐武王伐商，其功列于《诗》《书》；伯夷不食周粟，而《传》称其仁。是皆天下之大老，尝经圣人所去取者，而不同犹如此。出于圣人之后，而其趋异者将何以定其同与否耶？张良佐汉有天下，终从赤松游；而四皓则遁秦，亦不仕于汉；梅福尝上书论事，一朝弃官以去；扬子云校书天禄，严君平、李仲元皆其友也，而终于隐；严光当光武世，亦可出矣，而老于钓；荀爽，申屠蟠，徐孺子之于辟命，或就，或不就；诸葛孔明、庞士元事蜀，而庞公采药鹿门不反。当此时，管宁亦不应朝命，晋孙登居宜阳山，但抚一弦琴而不言；陶潜尝为县令矣，而赋《归去来》；王通讲道河汾，著书垂后，盖有志于世者，而称仲长子光为天隐。是众贤者之所以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其意各安所出？于君子之道其亦有合乎否耶？所趋如此其不齐，其心果同乎否耶？

问：甚哉，文章之变，其得丧之关于天，而盛衰之关于世也！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之用否，其大矣哉！三代之盛，训诰誓命之文，风赋雅颂之作，道德仁义礼乐寓于其中，圣贤之心术，天下理乱之几微皆在，得非关于天者哉？至其衰季，孔子出焉，删定系述之文作，而其用被于千万世，何其甚盛也！岂亦禹、汤、文、武有以作成之欤？汉司马相如辈所作，而班固遂以为汉文章与三代同风，其果信然耶？然固之论，如贾谊、司马迁、扬雄，不在其列，何也？唐文自太宗以来，犹未改六代浮靡之习。大历、贞元间，韩愈、李翱、柳宗元出，而唐文始复古，亦可以庶几三代之文否也？汉、唐之文，君亦有以作成之欤？恭惟吾宋二百馀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盖其始盛于庆历、嘉祐、治平，而后一振于元祐，文采述作、论议术学众多繁夥，又非汉、唐之所可几及矣。然则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亦以何道哉？夫得丧之关天，盛衰之关世，千百年之间，其盛不过汉与唐与吾宋三而已。但吾宋之文章，其所从兴与其所从盛者何由？与三代、与汉、与唐何辨？作成之道何由？断而论焉，一王之法为百世之鉴可也。

问：为天下者既有已行之法，必务为可见之效，而后天下可为也。使其法令虽行而成效不见，民不被其实利，而国不蒙其休美，则所为法令者，是徒为无益之文具而已，其将何以致天下之理哉？国家自军兴以来，岁周一星有半，亦久矣，今始享一旦息肩之安，则夫所以讲求乎国本，设为已行之法而责其可见之效，使民厚其业而乐其生者，在今日所不可缓也。昔汉文当高祖创业之后，专以农为务，其诏之为农而下者十常六七，亦以其不可缓焉耳。是以当时海内富足，兴于礼义，几致刑措，亦其效之可见者也。主上比岁以来务农之诏旁午于郡县，不啻汉文之日矣，而犹以农不加劝，谷不加多，户口不加益，而仓廪日虚为叹，何哉？日者下诏旨，欲责漕臣，使率属部守令正经界，均赋调，趣耕殖，以为民仰事俯育、养生送死之计，夙夜之意至深切也。然考之于田野之间，则今日之弊犹前日也。经界之未正，赋调之未均，耕殖之未趣者，尚多有也。呜呼，当循习之久，经界未易正也；多寡之不齐，逃匿隐落之不一，赋调未易均也；荒芜之多而游手之众，耕殖未易趣也。然则将何术以正之、均之、趣之，使效有可见而法不为虚行，使民被实利而国蒙休美哉？方求其术而不得，诸生其条陈之。

问：三《易》之书名之所命必有其义，书之所作必因乎人，卦之所次，数之所占，孰同而孰异？取而为卜筮者，孰当而孰否？其推明之。

甚矣，道之难明也。闻道者多而知道者少，语道者众而味道者希。其弊盖起于世之儒者，措意太过，立言太高，而不能知道之深，味道之切，是以道日远人，而人亦以道为清虚无用之物，举而措之庄、老之间，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尽。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道也，非言文也。语道至是，则道之兴亡，非天而何！茍天下幸遇圣人，百度修明，庶政和穆，则是道也，应入于刑名度数之间，而为礼乐刑政之化。天下不幸而逢暗世，则是道也，亦将自晦于无用之地。历古而来，圣圣相承，虽所尚之不同，所为之各异，而区区所传，亘千古，历万变，亦无非是道而已矣。故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三圣相承而守一道，故《系辞》亦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故古之圣人所以体道之妙，用道之实，其示天下也，虽有可见之迹，而实运于不可见之心；虽有可知之事，而实藏于不可知之用。其举而为事业，则可知而可见者，常载于《诗》、《书》；其化而裁，通而变，不可见而不可知者，独传于三《易》。则《易》之书，实天之所畀，道之所在，岂可轻议之耶？昔伏羲之作造于太古之初，其圣神之妙，仰观俯察，可以画卦矣，然而未敢以自为也。及龙负图而出于河，龟负书而出于洛，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文王当明夷之时，羑里之难，险阻艰难备尝之矣，重爻之意，亦未敢以自擅也。及凤凰之至，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仲尼值晚周之衰，负天纵之将圣，以好学之不倦，亦可奋然而兴《易》道矣，然亦未敢自专也。亦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逮夫五十以学《易》，且韦编三绝，岂非是书也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而圣人亦不敢以轻议者耶？向使凤鸟不至，而河不出图，是数圣人者，亦泯然而已矣。奈何圣人虑患之心，思天下后世之切，至以谓吾而不言，千百载之后，吾之所为妙用者蔑而不传，则道亦从而丧矣。是以伏羲、神农、黄帝则有三《坟》焉，夏、商、周则有三《易》焉。三《坟》亦三《易》也，三《易》亦三《坟》也，其妙道一也。是皆圣人不可易、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间。盖是书也，亦幸而出于三皇之时，而显于三代之际；亦不幸而罹春秋，更战国，遭秦历汉，泯没于千百载之后，遂使腐儒曲学得以肆其臆说，妄议上古，遂以为无用之具。虽或取信于一时，然亦不过目之为卜筮之书。大抵其说不过有四：以为春秋之时，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楚子指以视子革，以能读古书。春秋之至今几千百年矣，时之久远，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历古而来，典籍之阨，不可胜数矣。风雨之沾霈、水火之沈烬亦屡矣。西汉之兴，虽间出于屋壁之藏，未必能无遗散者。故汉下求书之诏，是书亦不显于是时。《艺文志》所录古书为详，而是书亦不载于当世，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周易》实出于近古，遭秦焚书，又以卜筮独得不废罢。然而「载鬼一车」，「需于血，出自穴」，与夫《系辞》所谓子曰之辞，后世之议者未免致疑于其间，况是书《姓纪》、《皇策》、《政典》之篇，文辞质略，义旨深厚，不可以言语造者，又焉能晓其义耶？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羲和湎淫，夏后征之，其出征之辞引《政典》曰：「先时者杀，不及时者杀」。后世莫不以为夏后氏为政之典，虽孔安国亦莫不以为然。今此书《政典》之篇，颇与《书》合，则其辞之可具载于《诗》、《书》，隐而难知，略而不详，又不过如此，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呜呼，历是四疑，而遂使三皇与夫文王、孔子尽心者流，非特郁郁不伸，又入于卜筮之学。夫岂知治天下之妙用实在于此，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者欤？噫，所不可知之事阙之可也，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茍不能然，而簧鼓邪说，妄指圣人之书以为伪妄，吁可痛也！幸承明问之，及欲论是书之义，则非止十稔之穷思，数万之累辞，盖圣人之神道妙用寓于其间，而实非区区场屋之文敢议也。若夫止于名之所命，书之所作，卦之所次，数之所占，与夫取而为卜筮，下及诸儒之论，秘府之藏，则亦不敢不论，以攻邪说。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以淳厚化斯民，天人之妙趣，性命之至理，蔼然见于当时。故天不爱道，《河图》、《洛书》复降是道以助至化。元丰之七年，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属，历唐州之比阳，是书复出于野民之家。天之未丧斯文，岂特斯民之幸，而亦吾道之幸也。昔孔安国叙《书》，以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天道也。今考《坟》之所以有三，曰山坟，言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谓之《连山》；气坟，言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谓之《归藏》；形坟，言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谓之《坤乾》。盖《坟》虽兆于三皇，而其道实显于夏、商、周之际。故仲尼常曰：之杞而得夏时，之宋而得坤乾。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此其命名之义，作书之人，有如此者。《连山》之书以艮为首，《归藏》之书以坤为首，《坤乾》以乾为首。虽三《易》之书卦之易次，名之不同，而其经卦皆八，其重爻皆六十有四。及夫揲蓍布数，取以为占验，则阴阳老少之文，大抵亦不离乎七八九六而已。盖七八者，少阴少阳之数；而九六者，老阴老阳之数。天地之所为，时运之所会，虽圣人亦岂得与夺于其间耶？此其次卦之序，占数之际，虽稍有不同，大抵如执会要，以观方来，终于殊途同归耳。此其卦之所次、数之所占，其同异有如此者。然而《周礼》独载是书于太卜筮人之官，而纯取以为卜筮，遂使圣人之神道，以为后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设。先儒或以《周礼》为战国之说，不足怪者。且左氏好巫，其所载占筮最为详悉。以《周易》为占者十有六，以《连山》、《归藏》为占者一。南蒯之筮，《周易》之筮者也，遇《坤》之《比》，其繇曰：「黄裳元吉」。穆姜之筮于东宫，此《连山》、《归藏》之筮也，遇《艮》之八，其繇曰：「元亨利贞」。是南蒯、穆姜之筮皆吉兆，然而咸以为不祥之事。惟此二兆颇为近正，其馀又怪诞不经，则是书谓之卜筮则可，谓之纯为卜筮则不可，此其所以为卜筮者如此。然是书之不幸汩没于世，而杜子春、郑康成皆先儒之美者，而无一言以及之，又从而为之说曰：「此阴阳之说也」。惟杜预、孔安国辈粗能得之，而亦纷纷藉藉，终以不振。至于隋唐之盛，括囊典籍，文物灿然，而秘府所藏，尚不过《连山》、《归藏》二十三卷，而《坤乾》之书，亦未见其间，此其诸儒之论，秘府之藏，不过如是而已，此三《易》之始末也。抑尝论之，书之泯没于世，非大圣大贤则不能振起之也。有若《荀子》，有若《鹖冠子》，有若《仪礼》，有若《墨子》，非韩愈而振起之，则与异端邪说并弃于世矣。有若《列子》，有若《文子》，有若《鬼谷子》，有若《亢仓子》，非柳宗元而力辨之，则其遗编馀论，亦与草木而煨烬矣。是数子者尚不过论五霸之大略，或崇虚无之空言，或为黄老刑名之学，或出于战国纵横之流，而二贤尚能扶持，使炳耀以传诵于人之耳目，况三《易》之书，天之所存，道之所在，圣人之妙用存其间，此正诸生喜与执事者论之。

问：东京何休道术深明，有闻于世，其解诂《公羊》之传也，以《春秋》之论駮汉家之政，凡六百馀条。其说虽不传，然意其为人，必非茍然者。其后服虔又以《左氏》之说正何休之駮，凡六十馀条，则何、服之学，其可谓通经术而晓世务者矣。诸君得为何休，其能駮汉者何事？使诸君为服虔，则其駮何休者何说？

六经备于孔子，隐于战国，火于秦。比汉兴，稍复出矣。而西京以朋党乱，东京以图纬惑，圣人之意，其存者鲜。夫《诗》、《书》、《礼》、《乐》，非明问之所及也，请独以《春秋》言之。《春秋》之为经一，而为传者有三。汉武帝表章六经，《公羊传》盛行于时，《谷梁》之学出于宣帝，《左氏》之学起于哀、平。言《公羊》者，有严、颜、眭孟之徒，而胡生为之祖；言《谷梁》者有伊、胡、申章之徒，而鲁荣广为之宗；言《左氏》者有陈钦、贾护之徒，而刘歆为之倡。刘歆尝欲立《左氏》矣，而大司空师丹以为非毁先帝。严彭祖尝奏议殿中矣，而太傅萧望之折之以《谷梁》之言。言世次则有孔子、子夏传授之殊，言远近则有齐学、鲁学之异。大抵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信异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古人所谓党同门，妒道真，而无徙善服义之心者是也。光武中兴，承新室诡政之弊，而白水卯金之语，执以为受命之符。此风一扇，天下靡然从之，于是圣人之经与邪说并行矣。郅恽之论，谓汉历久长，孔为之训，而贾逵之攻二传，则谓刘氏为尧后，惟《左氏》独有明文。然则《春秋》之旨，其说杂乎谶纬者类皆如此，是可叹也。愚尝论之，西汉之士乱于朋党，故朝廷之上无豪杰之士，而新室之变遂以兴；东汉之士惑于邪说，故圣人之教日以沦亡，而西域之书于焉得入。此理势之自然，无足怪者。观西汉《春秋》之士，如公孙弘、董仲舒、翟方进，可谓大儒矣。然公孙挟诈多私，中伤贤士，迁董仲舒，杀主父偃，皆出阴谋，则《春秋》善善恶恶之理，宏盖不知也。方进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善淳于长以持其宠，此正犯《春秋》外交之讥。惟江都董生慨然力学，有意乎三代之际矣，然犹不能卓立杰出，而《玉杯》、《繁露》、《竹林》之书，阴阳闭纵灾异之学，皆守《公羊》之家法，宜乎后世之所深惜者也。东京郑康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号为仲尼之门未能远过，而贾景伯父子盖杜征南所谓先儒之美也。然二人之学，皆以图谶从事，则其他可以想见矣。景伯常入讲南宫，黜二《传》以扶丘明，彊执诬罔之辞以符异端之说，使丘明有灵，其将喜之乎？何休尝以私意著《三传优劣论》，而康成为之「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然何休之与康成，要皆图纬之学也。左右剑佩，彼此相笑，岂容一胜一负者乎？陈元有言，诸儒之驳议皆「断截小文，媟渎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微细，指为大尤」。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此两汉之风俗也。明问所谓何休驳汉事六百馀条，服虔驳何休之所驳六十馀事，亦不复置言可也。诚难以辱执事之听矣。然审是去非，学者之职也，试以其学乎《春秋》者妄为执事言之。汉自高祖以来，治杂霸道，而叔孙通绵蕝之礼已为一代伟观，则其君臣政事得罪于《春秋》者如何也？《春秋》「公及戎盟于唐」已重讥矣，而奉春君至于与匈奴结和亲约；《春秋》初税亩已深贬矣，而武帝至于算及舟车。起柏梁台，筑台于秦之罪也；射蛟江中，矢鱼于棠之诛也；郡国建庙，立武宫、炀宫之黜也。何休之驳不知其为何语，而愚之所驳与休异者，愚不学图谶也。《公羊》之书喜为怪僻，而何休学之又复甚焉。以《春秋》托受命于鲁，托隐公为受命之王，是则无君臣之分；以绝文姜不为不孝，拒蒯聩不为不顺，是则无父母之恩；以纪季之权绝先祖之祀，是则无兄弟之义。以至三统之论，灾异之应，皆为违经背道，而血书端门之语，尤为名教之罪人，此何休之失也。服虔之驳不知其为何语，而愚之所驳与虔异者，愚不党同门也。呜呼，何、服之学，愚虽未尝见而以为不足言者，以其人观之也。何、服之学，愚以为不足言而终有言者，以《春秋》论之也。《春秋》之学于今盛行，《左氏》以杜征南，《谷梁》以范武子，而《公羊》则以休也。愚纵观三家之书，考其行事，而休实非二子徒也。杜征南奇谋伟论，振耀一世，而江南之役遂收破竹之功，谓其不深得《左氏》可乎？范氏之不私所学，考圣经而质众传，斥何晏、王弼之论，破晋朝浮靡之风，此其存心以公之效也。执事所谓通经术而晓世务，愚意以为有二子之学，而后可以当焉。若夫讲论当世之务，质以《春秋》之说，则常日愿效二子之为人，固不敢以容易谈也。

问：朝廷之所尚，天下之所趋也。所尚者正，天下悉趋于正；所尚者不正，天下悉趋于不正。枢机之所发，本原之所自，不可不谨也。盖三代之季，六经之书既作，而专门之学未闻于天下也。庄老之学虽出，而浮虚之学未闻于世也。至西汉宣帝与诸儒讲六经于石渠，东汉显宗亦与诸儒讲六经于桥门，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专门之士也。如是，天下安得而不趋于专门之学？至西晋之君以山涛、王衍为政，东晋之君以庾亮、殷浩为政，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浮虚之士也。夫如是，天下安得不趋于浮虚之学？此二学之行于天下，岂非汉、晋之君所尚有以驱之耶？圣贤之君如日月也，而二代之君放为淫僻，堕为此学，其失安在？吾宋之盛，朝廷之上未尝尚此，而专门浮虚之学遍天下，何哉？其所以然者，岂无所自耶？主上神明，照见新弊，申敕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使科举取士专以经术渊源之文，其涉虚无异端者皆勿取，所以幸惠天下之士者大矣。汉、晋之君，方且倡为此学，真今日之罪人也哉！夫专门之学行，则议论将入于不通；浮虚之学行，则人才必至于无用。则去之不可以不尽，而除之不可以不速也矣。汉、晋尚此而其学亦行，幸考其所以然而求其所自，并与汉、晋之所以失者而陈之，将告于上，尽去而速除之，以正天下之学术云。

知天下之必可取，为天下于必可取，而后天下可得而定。是故古之神武之君于天下未一之时，而能使天下之势已在吾掌握之中，而吾之所以措置经略之术，固足以运天下于未平之际。故能以孑然之身，当多难之冲，而其措置绰然而有馀，虽犯天下之至难，以图天下之至远，而天下之势必折而入于我者，其故何也？盖其所为者甚大，故足以兼并天下而有馀。然其所为之大者，不待行之已平之后而已，常行于未平之前。惟其行之于未平之前，故其远大之效必著见于已平之后，如炊无不熟，爨无不成。此无他，为吾之敌者其施设甚小，而吾之规模甚大，是故小者不得不折而入于大，而天下可得而定矣。方秦之亡，群盗之所为甚小，而高祖之规模甚大，是以其势必折而入于汉。方莽之乱，群盗之所为甚小，而光武之规模甚大，是以其乱卒平于光武。方隋之亡，群盗之所为甚小，而太宗之规模甚大，是以其势必折而入于唐。尝因此以观江右六朝，龙蟠虎视于建康之地。夫建康者，吴楚之襟喉也。面倚蒋陵，背负洪流，左京口而跨松江，右采石而倚南州，扼胸襟于石头，抗形势于江上。方其时也，限三分于魏主，当精兵于后周，而又加之以兵强国富。然六朝终不能因此以取天下者，其规模之不甚大，而取天下之术甚疏，非地不便而势不利也。窃尝览其已行之迹矣，有可为愤懑者二，可为长太息者五，可为痛惜者二，真取天下者之深戒也。齐氏失其淮浦而其势弱，是以自保之不暇，此可为愤懑者一。陈氏北丧淮淝而其地蹙，是以受并于隋，此可为愤懑者二。孙权狃于赤壁之胜，是以有合肥之奔，此可为长太息者一。文帝狃于伐魏之胜，是以有河南之败，此可为长太息者二。庾亮乘石勒之死而有复中原之志，奈何终有邾城之败，此可为长太息者三。殷浩乘季龙之卒而以中原自任，奈何乃有姚襄之败，此可为长太息者四。梁武虽有复淮之胜而终失河南之地，此可为长太息者五。而其所尤可痛惜者，东晋之末，天下之大机凡再至，而皆失之。孝武之时一至而谢玄失之，义熙十二年再至而刘寄奴失之，是以天下终不可得而一。且晋自永嘉而来，大河以东，浊河以北，毡裘横边，马逸绛头，炽赤面张，寖有年矣。及苻坚之败也，慕容盗陕东，苻冲乱关右，坚、冲相持，其势俱惫，此正卞庄子刺虎之时也。向使晋人能投天下之隙，乘淮淝之锐，练兵蒐乘，直捣长驱，一军北收燕、代以摇赵魏，一军西卷咸、镐而定关河，则天下可图也。奈何反啖敌以粮，养虎遗患，而前日之功今已扫地矣。此可为痛惜者一。宋武之初定长安也，秦民大悦，相与泣涕而留之，举山陵宫室以动其心，此正汉高祖入关之时也。向使因悦附之民，起并吞之志，南济江淮，西通巴蜀，举青豫之师以卷幽燕，发秦中之甲以荡陇右，则天下可图也。奈何反留孺子以捍强敌，而前日之入关适所以辟赫连战场，此可为痛惜者二。是数者足以见六朝之规模甚小，非地不便而势不利也，职此之由尔。故六代之居江左，虽与今日同；而六代之不能复中原，所以与今日异。如前六朝之失，固足以为今日戒，然六朝之人物谋议，亦有可道者。何则？请并刘备，西兼巴蜀，周瑜之策可取；合吴蜀之长，为唇齿之势，以进兼天下，邓芝之策可取也；摧锋冀朔，延誉江南，温、刘之志可尚也；乘秦之乱，求自北征，谢安之策可取也；先荡临淄，扫清河洛，谢晦之诗可咏也；养锐息肩，观兵洛汭，则刘裕之谋可用；文轨大同，然后迁都，则王懿之谋可行。是皆其臣之谋有可取者，然未足以比今日规模之大。幸承明问，又以事之难易、敌之坚脆、攻守机要下询，试妄陈之。汉光武起南阳一邑，不六七年间而取天下。南阳者，今之邓州也。其地不得南方百分之一，而能大创中兴者，盖当未平而所欲为，固足以运天下也。洪惟主上运逢多难，正中兴之秋也。为今天下之大计，必将连吴并蜀，安民息力以为固守之规耶？然振国家之威以混天下者，必勇于进，而后可议荀攸策刘表之无志，王导斥周顗之郁郁。念艺祖提精兵二十万，拓封疆之万里，不为不难。复其故地，主上所急务也，固守之策不足行也。必将运江淮汉沔之资，率荆州西土之兵以进耶？然进取之术贵于分道并进，使敌枝梧不暇，是以晋攻关中则六道并进，唐平淮西则九节度并进。今欲如檀道济自淮向洛，如沈林子自汴入河，岂不可乎？进攻之策未尽善也。必将观天下之势有可乘之便耶？然使百年而便不至，吾将端坐而待之乎？衅隙虽出于敌，而作之者在我。六国以纵散而亡，作之者秦也；项羽以势孤而亡，作之者汉也。今欲取天下，非作敌之隙不可也，乘便之策不足取也。是三者皆不可用，必有取天下之术焉。夫事无难，亦无易，在我而已；敌无坚，亦无脆，亦在我而已。吾果能于多难之时，宏谋巨术足以运天下，则事虽难，变为易；敌虽坚，变为脆。所以致此者，其攻守之道乎？此非孙吴、李靖所论者也，此乃天下之大攻守，而今日之急也。必欲守乎荆州，居上流，江州居中流，扬州居下流，是三流者吴会襟喉，建康藩翰者也。必也据其冲，使蕞尔敌国与夫叛臣，吾得以坐制其命。故应敌之暇，得以自治而有馀，故取天下亦有馀。吾则淬砺吾百官，抚养吾人民，练兵择将，修吾道以深结天下之心。治楼橹于濡坞，习步骑于长乐，礼贤于延宾亭，储食于德充宫。守已得策，然后大举以问背叛之罪。自南郑，定三秦，高祖之遗迹可访也；出石门，自河入汴，沈林子之故事可访也；自彭城，定青徐，至幽冀，谢幼度之故道可访也。彼胁从之民，讴吟我二百年之厚德，必有喜见官军者。守之道得于东南，攻之功收于西北，故天下可以必取也。以主上之聪明神武，必得其妙用以兴天下，以建康而创王业，彼六朝之君，将负荆尔。草茅妄论，惟执事恕而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