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之士，借通达以济淫欲，风俗既败，夷狄乘之，遂丧中国。相随渡江，而此风不改。贤者知厌之矣，而不胜其众。俗乱于下，政弊于上，而莫能正也。东晋之不竞，由此故耳。是时王导为相，达于为国之体，性本宽厚容众，众人安之。然生于衍、澄之间，不能免习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弥缝一时之阙，而无百年长久之计也。更二大变，几至亡国。元帝之世，王敦拥兵上流，有无君之心。刘隗、刁协刚介狷浅，见信于帝，专以法绳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横。敦遂起兵，以诛君侧为词，兵再犯阙。幸而敦死。元、明既没，成帝幼弱，庾亮辅政，任法以裁物，复失人心。苏峻擅兵历阳，多纳亡命，专用威刑。亮知峻必为乱，以大司农召之。众人皆知不可，而亮不听。遂与祖约连兵内向，涂炭京邑。此二衅者，皆导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变。以隗、亮为是耶？敦、峻之祸，发不旋踵；以导为是耶？使人主终身含垢，何以为国？鲁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将攻之。子家羁曰：「舍民数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从而出。隗、亮之败，则昭公之举也。齐景公以贪暴失民，田氏以宽惠得众。公问于晏婴，求所以救之。婴曰：「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谄，大夫不收公利」。公叹曰：「善哉，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婴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吕氏。盖大家世族为患于其国，常若心腹之疾，必与人命相持为一。攻之以毒药，劫之以针石，病若不去，命辄随尽。非良医贤臣，未易处也。子产为郑，国小而偪，族大多宠，子产患之。有事伯石，赂以其邑。子大叔曰：「国，皆其国也，何独赂焉」？子产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爱于邑，邑将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国何」？子产曰：「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焉？《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既，伯石惧而归邑，卒以予之。又使为卿，以次己位，郑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毙之。逐丰卷，戮子晰，郑乃大治。如导所为，知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俭、毙泰侈以成其终也。以为贤于隗、亮则可，以论晏子、子产则远矣（《栾城后集》卷一○。又见《历代名贤确论》卷六○，《永乐大典》卷一五○七五，《文编》卷三一。）。

何爱于邑：原无，据宋丁本、《春秋左传集解》补。

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书曰「子卒」，讳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务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惠伯也。）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务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听」？弗听，乃入，杀而埋之马矢之中。

右文十八年。襄仲以敬嬴故，杀适立庶，叔仲初不可是也。既立宣公，而诈以子恶之命，己可以逃矣。知非君命而以君命往死之，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呜呼惠伯！

四月十九日，宣德郎、知磁州武安县事兼兵马监押臣晁说之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陛下：臣伏闻《春秋》正始之义，莫大于即位之始。恭惟陛下即位之始，德音宽大，民心说豫。一日四方万国莫知其然，而同声驩呼相庆，盛矣哉！天命之所授者，人心之所归也。窃以陛下始初清明，黜阉宦之诡随者一二人，斥侍卫之不正者数十人，散后苑之奇工数百人，天下之士莫不知陛下之尚祖宗之恭俭也。前日海巡，亲事官星散民间，专以防民之口，伺民疑似之过，使道路惴惴然不敢以目者，一切罢去。天下之民至于指天吐气，觉身有宇宙之宽，沛然游泳之适，皆曰复得祖宗之京师以居矣。昔唐褚遂良当高宗时贬死爱州，其后更明皇宪宗之盛不得归葬。何幸陛下一日即位，锡鸿恩，俾刘挚、梁焘、范祖禹等葬自岭南，听子孙叙用，实度越前王，有漏泉之泽也。甲子诏书褒扬赵普殊勋，官职其子孙，于是乎又有以见陛下思念祖宗创业之艰难，使天下咸知国家太平之基有自也。恭惟陛下积是数者之甚盛德，宜乎日月光明，五星有度，乃四月朔日有蚀之者。五行灾异之说，阴阳胜复之论，臣不敢为陛下道也。天意若曰：陛下方崇明德，其适见以左右陛下乎？古之明君以无灾而惧，曰：「天其忘予，良有以也」。陛下恻然发德音，赦宥四京，诏中外臣庶实封直言圣躬之阙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风俗之美恶，朝廷之德泽不下究者，闾阎之疾苦不上闻者，悉心毋有忌讳，诚得其所以戒惧，而仰足以奉天意也。臣虽至愚贱，不觉感极以泣曰：何幸今日复睹国家之有此诏也！第五伦坐长安市中，每读建武诏书而叹息曰：「此圣主也」！臣意今日复有伦辈者多也。如臣之愚贱，辄敢罄芹日之诚，献刍荛之言凡十事，以奉明诏之万一，惟陛下赦其狂瞽财幸。其一曰祗德，其二曰法祖宗，其三曰辨国疑，其四曰归利于民，其五曰复民之职，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士得自致于学，其八曰广言路，其九曰贵多士，其十曰无欲速，无好名高。何谓祗德？臣闻帝王居天下之崇高，因天下之利势，不患乎力之不足以治，而患乎不以德为治也。如其检身积思，夙夜勉勉，以祗厥德，则有才而不自用，内聪明而不自肆，虽学而若无所知，虽文而若无所能，虽辨智而虚己恭默。既与人而不猜忌，好谋而莫之蔽，任贤而名实称，享治隆而克永终，动必稽古，为必畏天，与天下四海同其安乐而为法，使世世可继，传之子孙，帝王无穷也。此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躅也。苟其德之不祗，而力之为尚，如汉武帝之雄才大略，适足以罢中国；唐明皇之聪明无不及，而不免禄山之叛；梁武帝内外之学俱博且善，而身辱国危；梁元帝之文足以著书，而身执国分；随炀帝博辩多智，而招江都之祸；隋文帝驱驾豪杰，平一天下，而猜忌杀戮，国不再传；唐德宗强明文藻，阳尊贤士，而以猜忌阴亲小人，出居奉天；晋武帝好谋善断，远平敌国，而近蔽于妻子，社稷用倾；晋元帝人材众多，无任贤之实，竟不能兴晋之统，而致石头之辱；宋文帝元嘉之治，独隆于数百年间，而元凶之酷，亦以云甚。呜呼，德之为治，可不勉哉！昔自三代而降，帝王之德莫盛于汉文，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后世莫之及已。议者皆患汉文不能尽贾谊之材，使其功烈犹有可愧焉者，臣愚独以谓不然。盖谊之言不纯于德化，实未与文帝之意相当，文帝非不知用而实不欲用也。夫闻贾谊之言，而不轻于作为，不诱于功名，挺然不改其清净无为之操，此汉文之所以致盛德者也！盖自古愿治之君，溺于名人可喜之论，而不惮变更祖宗法度，轻于作为，自欲暴功名于百王之上，而卒贻天下后世之大患者不一也，臣是以知汉文之为盛德也。景帝之材业皆非文帝比，而后世之称治君必曰文景，以配成康，何也？盖景帝之继文帝，不必创有所能，而能不改文帝之恭俭，不失文帝之德化，是亦文帝也。逮夫武帝兴，而文景之风坠矣。君子谓汉道于是乎始衰矣，不待元、成间也。武帝之材业实视景帝为优，有尊诗书之名，有修礼乐之观，岂不美哉？而兵穷绝域，刑及反唇，利悉秋毫，天下骚然，不胜其声。使斯民不睹诗书礼乐之有益云者，无它焉，不如文景之有德也。武帝尝从容问东方朔曰：「吾欲化民，岂有道乎」？朔对曰：「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上世之事，经历数千载，尚难言也，臣不敢陈。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当世耆老皆闻见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以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武帝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武帝诚能推甲乙之帐，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马示不复用，则尧舜之隆，宜可与比治矣。善乎，朔之此对直以孝文为尧舜，谓唯孝文之恭俭可以救当世之弊也。使朔之对不知出于此，而迎意谀悦，陋文帝之恭俭；高引阔鹜，增武帝之盛气，则朔者汉家之罪人也。然朔之言，岂独为汉之利哉？臣愿陛下视今日宫中有可推者推之，不必甲乙帐也；有可却者却之，不必走马也。不役耳目而不期正百度，百度自正，天下自治也。何谓法祖宗？臣闻人君之于国，犹人臣之于门户。北称崔、卢，南称王、谢，文质风流之不同，有祖考之旧存焉。继世守文之君，何必厌百年之积累，而欲新一日之耳目哉？昔仲康昆弟之于太康，述大禹之戒也；伊尹之于太甲，明言汤之成德也；周公之于成王，罔非文武之诰教也。汉宣帝称汉家自有制度是也。天下固非一道，如其近求诸祖宗而不合，则远考之古王未为晚也。周公之诰康叔，先之以「祗适乃文考」，而后使「往敷求于商先哲王」，乃卒使之「别求闻由古先哲王」，是其序也。夫祖宗之德，孰可得而私哉？《皇矣》言文王之德而本之于太王、王季，《大明》言武王之德而本之于王季、文王，所以致其盛也。自古以来未有如本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圣圣相继之盛者也。后世继成守文之君，宜其宪章发扬之不暇，而陋彼《皇矣》、《大明》之诗。乃者朝廷命令之辞、臣下敷奏之言，掩不发扬重光之赫奕，徒誇岁月之新美，不知何说邪？臣窃睹周公作《无逸》戒成王，历序太王、王季、文王之德，而不及武王。召公作《公刘》戒成王，尊道公刘之业，而不及文王、武王。古之人宁舍近取远，探其原而致其盛，未有简祖宗而自剪伐者也。祖己言于高宗曰：「典祀无丰于昵」。良可念哉！臣不知乃者其文不足以发扬欤，其实未足取法欤？惟我祖宗之德泽宿于民心，而耆老尚多能道之，讴歌不忘也。施设举措之详，则国史存焉。臣愿陛下俯察民心，仰鉴国史，祗承祖宗之典刑，其恭俭勤劳，宜于今日乎？而受谏纳言，好于今日乎？尊贤贵士，诚于今日乎？用兵用刑，深于今日乎？取于民者多寡于今日乎？躬自允迪，以福斯民，实在陛下，臣不胜天下之愿也。昔在仁宗时，尝诏李淑为《三朝训鉴图》，既又诏富弼为《祖宗故事》，石介作《三朝圣政》，录之上，仁宗嘉纳焉。神宗因众书诏近臣作《宝训》，则夫祖宗之典刑宜乎光明盛大，不可掩也。神宗因马法之弊，为王圭等言：「朕于是愧见文彦博」。圭言：「当时改旧法，自是王安石主议」。神宗为之叹息。或欲更馆虏使之食馔者，神宗言：「固知日不变馔为不堪，是太祖之所定著，不欲更也」。新作原庙，世王太祖后之类，又皆神宗奉祖宗之意也。臣载惟祖宗旧章，有若费而省，若可废而不可以已者。务以美意示天下，其待天下忠且厚也，臣固不能悉疏之，辄敢言其一二近而易复者。如科场有诏申重求士之意，盛夏恤刑有诏丁宁钦恤之意，守令朝辞赐以七条，皆足以感人心而使自格正，不专设徒隶之刑、左右阱以待之也。天下之士以故贵礼义，尚廉耻，方以犯义不及其乡人为愧，何必有司刑戮之云哉？惜乎旷数十年来，未闻朝廷下一诏书劝厉风俗，或求贤赏善，或劝农复租，乃使斯民战战，以苟免朝夕为幸，可不惜哉！其害近而方炽者，河北盐法也。仁宗尝因王拱辰欲榷河北盐，已而闻张方平之言亟罢。神宗又尝因章惇欲榷河北盐，复闻文彦博之言而罢。今卒榷之，使河北商旅失业，兵民食味不调，税入不足，其不法宗祖之过也。何谓辨国疑？臣窃观世之奸宄，嫉害忠良，冰炭不相生，若有不共戴天之雠。无以决其私忿，必假君父以藉口，使闻之，心知其非而语不敢辩，当其责者义有所不得辞。于是乎群小人意得竞进，以一言而杀百君子矣。不幸不祥其如是也，阴贻天下之祸莫甚于此也。然彼不祥之言曰擅议宗庙，或曰非毁先帝，类皆见于末世弱君强臣更相倾夺之际，而盛时无有也。绍圣群臣指元祐为党，其犹可也，至于其流及上，以元祐之党非毁我神考。不知国家隆盛如此，神宗之盛德如此，何为亦得此耶？真不幸哉！天下有识之士，不丧忠义之心者，无不痛心疾首，欲辩之，厥路无由。幸陛下一日清明，得以昭陈，因以晓于无穷之来世，实天下之幸也。彼绍圣之臣徒知快其私忿，曾不顾我神考在位十九年间，焦心劳思，百度修举，皆以固社稷而惠百姓，何所负于天下，何所慊而非谤可起哉？天下之愚夫愚妇，尚未之有萌此心者，二三大臣独何事而乃为此乎？盖甚非人情也。如司马光之进退，唯我神考为能全其高，制序以宠其书，且命侍读以其书闻于迩英阁。如文彦博之耆旧，唯我神考为能发其不言之功，赐筵赋诗以宠其归，恩礼莫与比者。如苏轼之献言，惟我神考许以国士，夺之于众人必杀之地而再生之。臣窃以谓此三人者，恨不能死以徇我神考于地下耳，尚何自而非毁之乎？所谓元祐之党人之心，盖皆此三人之心也。德之不报，毁之何端耶？如以谓元祐垂帘之际，二三大臣言辞有抑扬，政事有异同，可指以为言，则亦不谅之甚也。昔成王之时，召公宅洛邑，周公营成周，而舍文、武之丰、镐，是周、召不忠于文、武也？陈平、周勃谓高后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是平、勃不忠于高祖也？霍光辅昭帝，不循武帝之旧，乃罢榷酤，轻徭薄赋，是霍光不忠于武帝也？尧舜之相继，宜无可议者，舜于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尚何苦而修之耶？神宗熙宁之初，鉴嘉祐、治平之末，士忸于安乐，而或失之因循颓堕，可更张振起之，适足以崇祖宗之丕谟，为神宗之丕烈也。由是观之，政事之异同，非所宜言。而奸宄之害忠良，假君父以藉口，不纳之死地则不已，其亦明矣。伏惟陛下聪明博达，必有以超然烛此无疑。将见陛下发德音，复死者之官爵，还生者之禄食，因以发扬神宗巍巍之烈，成我神考前日在御之意，不损我神考知人之明，使天下后世于神宗无间然矣。所谓二三臣者，有所不足道也。天下之士。固已日夜颙颙，伏望明诏之下，幸陛下留意加察，无徘徊也。臣愚窃又有私忧过计，以谓陛下聪明无所牵制，灼见此一日之疑，以诏天下后世，固善矣，抑亦末也。奈何绍圣大臣肆其私意，欲表里迁就其说，谓前日神考之史为诬谤之书，率然委一二新进末学重修国史，特起后世之疑也？后世学士大夫耳目不相接，见新史之美而疑旧史之恶，谓新史之公而指旧史之私，不知其初固自公且美也，其害又岂不大哉？臣虽未尝见旧史，而敢谓旧史必不敢为之诬谤。何则？实无自而诬谤之故也。盖史也者，不可得而私，不可得而不实。史官苟非许敬宗辈，则莫之敢侮于斯也。其为重修之议者，不过大臣自为之地也。如神宗谓吕惠卿矫蹂轻诬；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曾布、惠卿自陷不义；章惇之得罪黜湖州；王安石才吕嘉问，屡进除目而屡却之，卒黜嘉问；安石约王韶不以熙河实费奏闻，而率不能欺；安石之退八年，而礼遇日薄；富弼之死则自制祭文以哀之，天下之人皆叹仰神宗之明圣。共所闻见如此者，不知新史官为神宗而书之乎？其与大臣为地而讳不书乎？臣愿陛下独运不惑之智，诏神考旧史并行不毁，以祛后世之疑，不特当今之幸也。太宗患国初承学之士所撰《太祖实录》不足以尽创业之大美，诏张洎等重修《太祖实录》，与今之好问者犹多求旧史以考同异，是旧史之不可掩如此。不若因之以公天下，而不措意于其间也。且夫初欲增美者，犹不能塞后世异同之辩，而初谓辩谤者能免后世二三之议乎？昔司马迁作《史记》在汉武帝时，所载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之得失，无所畏忌，至今言者曰汉高祖、吕后、惠、文、景、武帝之得失，其如是止耳。班固作前《汉书》在后汉明帝时，所载前汉二百三十年间君臣之得失，皆无畏忌，至今言者曰前汉二百三十年间君臣之得失，其如是止耳。陈寿作《三国志》在晋武帝时，所载晋宣帝、景帝、文帝之于魏、蜀、吴事，虽不得如迁、固之肆，然微而显，婉而可观，至今言者曰晋之取魏并吴、汉，其如是也，岂不与天下为公乎？未闻汉、晋之君以谤前烈，罪迁、固、寿辈也。幸陛下更以往事加察。何谓归利于民？臣观《春秋》宣公十九年冬书「初税亩」，君子曰，讥井田之法坏而税什二，自宣公始也。哀公十有二年春书「用田赋」，君子曰，讥其既什二而税田，又什二而歛财，其恶则不自哀公始，因有以用之也。呜呼，圣人之远利辨恶，如是其严哉！然自后世视之，宣公之税亩犹为至公至薄之税也，哀公之田赋犹为至良至平之赋也，董仲舒称汉屯戍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是也。不知圣人复出于今，当如何其书耶？今之赋役又几十倍于汉耶？本朝因唐杨炎并租庸调之二税以为税矣，近又纳义仓，是再租也。五等之民岁纳役钱，是再庸也。岁有常役则调春夫，非春时则调急夫，否则纳夫钱，是或再或三以调也。其征于民者固已悉矣，又复为举放利息之术曰常平钱，曰预买钱，曰蚕盐钱，又复广设名目，悉笼遗利，曰课利钱，曰课利钱，曰过月钱，曰施利钱。其微尚多，有司且难于条对也，不知斯民嗷嗷然，何以胜其责乎？有一身而丛此数责者，将何以久乎？以故庙堂之上命令之先务，公卿大臣之谋谟者钱也。刑罚之所重，虽杀人可赦，而钱不可赦也。使者旁午，文移急于星火，谴诃无所不至，惟钱是恤也。凡百执事能催科歛散者为贤，不能催科歛散者为不贤，又从而谴黜之。其欲民之知廉耻，远刑罚，足以养生送死，备水旱之灾，无流离死亡之患，不亦难乎？比年文儒日盛而廉耻不兴，刑罚日峻而盗贼不息，空仓廪以赈济而民不得饱，其原盖在于此也。自古固亦有为富国之术者，皆有谓而为之也。齐桓公因山泽之利盛兵车，欲以霸天下也；秦孝公因关中之饶开阡陌，欲以并天下也；诸葛亮因巴蜀之产，欲灭魏吞吴，复汉天下也。是三者富国之术止如是，而其名甚大也。如汉武帝之初，承文、景恭俭积累之后，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较，百姓家给人足，不啻富矣。其后日寻干戈，无岁不大举，府库俱空，造盐铁酒榷之利，犹不能足。而利孔百出，民不聊生，置搜粟都尉，拜丞相为富民侯。以此而富国，为何名也？彼暴君昏主以宫室园籞之费，耳目声色之蠹，宦官女子无赀之赏，而务富国者末也，臣所不忍言也。国家受命于兹百四十有一年，寸纸之出，旦昼之移，威信万里，礼乐法度粲然具备，而圣圣相继，其上非区区新造之小国欲利也，其次非穷兵黩武之欲利也，其下又非纵度败礼之欲利也，不知财利之臣，何事而进乎？臣窃闻太祖躬见五代重歛斯民之困，尝语近臣曰：「更一二年，仓库有储，当放天下三年税赋」。呜呼，大矣哉！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固不忍税赋外有取于民也。太宗时，通事舍人焦守节监榷易院，增课利，太宗曰：「通事舍人改官须为閤门副使，若以财利羡馀而进此职，则守边宣力之臣曷以劝」？守节乃迁内副使。呜呼，太宗之不植货利又如此，名器之慎也。而近日进羡馀者，视多少而得官有高下，或望轻资浅而为待制，或不读书而为馆职，恐非太宗之意也。夫祖宗之裕于民者既如此，逮夫景德、祥符间，斯民富且庶矣。当是之时人人乐业，庐里之中，鼓乐之音，远近相闻，熙熙然殆不知帝力也。然是时亦尝乏兵食矣，有司请下转运经度，真宗未之许也。其喻有司曰：「下转运司经度，则不免役民，其出帑以给之」。斯民又安得不如是其裕如也？以故虽有旱乾水溢之时，而无流离死亡之民。比年以来，一谷不登，千里受弊。失时不雨，岂但狼狈，而使有沟中之忧也。河北荐饥，一大郡有流民至十馀万人，处其小郡亦无虑万人，虽小邑亦数千人。母弃婴儿，父食壮子，荼毒万状，颇骇闻见。赖祖宗含养之久，天地社稷之灵而无他也。其为赈济之方虽勤日夜，无所爱惜，然驭既奔者难为力，拯已沉者难为功也。朝廷何不循其本？与其厚散于凶年，宁若寡取于平岁，无置官以专利，而归利于民也。神宗一日手诏王安石曰：「访闻市易务日近买卖大段苛细，市井之人颇藉藉怨谤，以为朝廷将浸淫尽收天下物货自作经营。可子细察访，速与戒约止绝，止令依魏宗元擘划施行」。奈何贱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尽收天下物货？神宗因张方平之对，不鬻阏伯微子之庙，批出曰：「慢神辱国，无甚于斯」。宜夫言利者永绝意于祠庙，而贱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鬻天下祠庙，又复奈何。神宗后因王安礼之言，尽蠲市易累年之息万万计，一日之中，出囹圄、脱桎梏者，不可胜数。天下欣欣然。神宗即有意罢市易法，蔡确挠之不果。司马光移王安石书言，光乞罢制置司，追还诸路常平使者。主上以安石未肯。是归利于民者，神宗之意也。大抵后之善其先者，当推其意，而必固守其迹，斟酌于时，不必曲徇于文。尧舜异德，文武不同业，断可识矣。唯陛下幸察，诏有司归利于民，使民得自利，不劳置使者以为德，不待开府库以为惠，不必发仓廪以哺其饥，上逸而下安也。或曰，常平钱二分之息耳，亦可罢乎？臣窃以谓常平二分之息，实朝廷大惠也，而患有司不能推行其法，贪黩之民不足以行法，使朝廷之大惠为大害也。盖名则二分之息，而实有八分之息。何则？农民之用不足，不免称利于富家者，事之常而无足议者也。而近举于邻疃，远举于聚落，为力甚易。其请常平钱于县司，则有往来道路、居止舍屋之费，又出息一分也。甲头纸笔之费，又出息一分也。设法虽严，人情寻常不免之费，又出息一分也。请纳之费同之，是谓八分之息。其父兄之训严者，妻孥之累笃者，乃能以八分之息毕一岁之事。如或不严不笃，则遨游廛市之间，顾盼之际，所请之钱空手矣。使民至于父子相夷，风俗滋弊，其利害轻重可胜计哉？今夫严父母之厉幼子，使手不得执钱，恐移其志也。人君之视民，犹父母之视其子矣，不处就田野，远城市，而以耒耜锄芟为职，而纳之于邪，使见异物而迁其心，非所以迪民也。古之人论知人之术，犹要之货财，而其仁其不苟得者贤之。今乃与此无知贪黩之小民而共财，不亦难乎？方其请给之时，不知所害也如此。及夫彼纳之时，卖田毁屋，弃妻鬻子，鞭朴是加，其害百端，理无足怪也。弱者由是转而为奴仆，强者由是起而为盗贼，奸黠者由是肆其欲，为邻里之害，循良者由是受侵陵而不得申，虽无足怪，亦足怜也。彼如称利于富家，固酷于常平二分之息，而其害不至是也。盖彼无连甲保识之累，可与者斯与之。县司则无由尽识其人之面目，况审其人之虚实，不得不严于连甲保识之令，而令虽严，其浮伪相保，卒亦奈何！或一人逃亡则累一甲，或一甲逃亡则累一乡矣。彼又无税户之限，可与者斯与之。县司非税户则不可与，而与之者或非所欲，欲之者或不可与，难乎为法也。夫民之吉凶丧祭，意外有欲，朝莫叩富家之门，可得者斯得之，又不必以孟春之给也。及其纳息，不一而足，或多或寡，或钱或货，一钱已上，左右手受之矣。不如县司必责子母之钱，一日俱至，执钞旁立庭下，以待勾稽也。其所与之期可先可后，又不如县司必以二限而刑且随之也。由是言之，输官二分之息，实有所害，而民间子母相侔，得其利也。夫其害之因缘而生者又有三焉：一曰刑不可省，二曰兼并不可抑，三曰商旅不可行。何则？今之民力大屈，为盗贼犹不耻，况于一日县司开府库而名欲惠之乎？方且劳劳然患不得，既得之患不多，宁暇恤后日之害乎？求前日抑勒不欲之弊，盖已不复有也。前日民力犹从容，与廉耻之心犹存，似或知畏而远后患，故有不之欲者。今惟逞欲而务得，及其输纳之时，下不争则不已，上不刑则不足，有司遇如是，不知有他术乎，抑唯刑之为术也。盖一人或可宽假，而千百人不可滋，千百人可宽假，而县令甘以身受刑乎？刑其可省乎？县令守文，不肯取新纳旧，或许之而新不足数，退有同保之累，进有刑禁之严，使民尽四支之敏，无以为一钱之地。如不叩急于富家，则何以塞责？姑求塞责苟免，宁论私家之利今日厚薄耶？兼并之人乘斯时而意得矣。以故兼并之人唯患县司散常平钱之不急，而甚至乐岁年之不登也。兼并其可抑乎？商旅与农贸易，不劳质剂，皆指秋成以为期。今秋成之时，一人在门，一人在野，征常平钱不足，何暇商旅之恤乎？商旅其可行乎？呜呼，风俗之弊，一至于此，可谓甚矣。不生于民之自致，而上之人有以致之，可不惜哉！何时而已耶？且夫天有常时，地有常产，民有常力，其间相去不能千万也。今常平之利取于民者，岁复一岁，不顾其弊，卒使何以堪之乎？试以一邑为之言，小邑岁俵常平钱二万贯，而纳息钱二千贯，十年之后复有母钱二万贯，三十年后积有母钱六十万贯矣。夫三十年之后，民力凋瘵将如之何也？果使何以堪之乎？为国家计者，宁顾目前一日之利而已乎？此有重可惜也。上重则下覆，首大则尾蹶，其可忽诸？且斯民者，国家之民也，非有齐晋不相输之患。或藏于民，或藏于府库，其地异耳，其实一也。唯藏于民，则民富而国亦富，将不胜其利也。唯藏利于府库，则国富而民贫，将不胜其害也。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尚复何言耶？然此百姓之至愿，而在位者或未之欲也。何则？朝廷开财利之涂，为富国之术，则彼苟进污媚之辈，得以民为货，有显绩以受美官，应高格，当以重赏。非若富民而无赫赫之功，此又陛下之不可不察者也。伏惟陛下在龙德宫时，行有乞丐，必以济之。逮夫一日临莅天下，推是心蠲天下之利，归之于民，臣不胜天下之愿也。《易·乾》之「九二，见龙在田，德博而化」；「九五，飞龙在天」，同云风从而万物各得其类也。臣愿陛下速诏有司，悉归利于民，无曰初即位，谦逊未遑，而观周公七月万寿无疆之庆，鄙子产乘舆溱洧之惠，远荣夷公专利之徒，察芮良夫王室将卑之戒。既罢常平法，即以提举官职事归之转运司，俾出利于一孔，赋用取其于一官，农民官吏各得其职，将见陛下从欲以治也。今转运司所在空乏，军储不支，可为寒心者，提举司攘其利，闭其用也（《嵩山文集》卷一。又见《古文渊鉴》卷五六，《曹南文献录》卷六一。）。

某顿首：去岁卧疾西峰，得王君书，持《春秋》诸说来质，第云宜春先生之学而不详著所自。伏而读之，盖左氏学也。某因为一道三《传》不可偏废、亦难尽遵之意，以应塞王君问。不谓足下近在邻壤，固陋之说遂达听闻，惠然遣信遗以玉音。退省前书，辞不逊避，惕然汗颜，愧德度之有容，重古道而乐异闻，复谆诲之卷卷未悉也，幸甚幸甚。某患近世《春秋》之家辩而不议，己则未有一得而先已薄索前贤之失，而务攻陷之，党同伐异，聚讼交谇，使经益紊，故著《春秋集传疏》，观古今可者载之，其不可者不载而已，未始敢有诋訾，所以尊前修之大业而熄后学之争端也。顷惧王学独守隅方，故不得已有所论刺，然说经而至于辩，斯已过矣。左氏盖有大功于《春秋》，学者蒙泽焉，不当振暴其失。《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今足下为左氏说，如文公纳币之事，宜因其所已言而补其所未言者斯可矣。若必谓《传》有微旨，言礼所以讥文公之非礼，言孝所以刺文公之不孝，则恐方来攻之者众，非所以尊左氏也，是以大义曲其故为作意者。然而名实一离，且使后之学者指其所谓礼者更为非礼，而所谓非礼者复以为礼，纷然无正而经、《传》败矣，虽为作意何益？昔人著书盖各有体，左氏之书品藻万汇，如春风之被草木，英华并发，殆无遗蕴，若乃隐约而眇其指，非左氏体也。微辞讳恶，《春秋》之法，不得以言左氏《左传》之错综诸史，考合殊散，䌷绎深博。以春秋列国数百年萃于一人，则于潜心微言岂能无所不尽，故其为《国语》也，或与《内传》错，则其于经按文公礼娶于三年之外而忘其纳币之非礼，不足怪也。无以救正其阙，则将使世居丧图婚而娶于三年之外，斯以为礼者矣。《春秋》别嫌明微者也，以公纳币为哀心已亡，是以书而出之，讥因丧娶，说者要当推经本指而务著明之；至于娶元妃奉粢盛，使左氏而不言，亦孰以为非礼？若曰善，其以卿纳币而书，是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也非经本指，学者要在通经。今足下之于经意得矣，《传》亦何必多辩？然使《传》必与经合，事皆曲为之说，则《传》将反为经累，是以言之不可不尽。宣公丧娶罪恶已明，妇姜若不去氏，则嫌于齐国无讥，是以明微焉。夫非道义，一介不可与人，齐嫁其女，岂特一介之轻乎，而见其悖礼如是而与之也，《传》曰：「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律以刑民，故宽无丧者免之以省罪诛。《春秋》谨礼以正国体，不得以律此，凡经一事而再见卒名者甚众，恐难以尊夫人道，《公羊》是也。谓宋伯姬为不足褒，恐与经戾，此甚不可。妇道贵正，伯姬以正死礼，临大难而不变，此为人所不能为者。孔子得之，盖褒嘉之不已而极其哀荣，以为天下万世妇道之表，是文王之风、周公之泽也，恶可以少贬也哉！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内女嫁者何可胜数，而纳币、来媵、致女皆从伯姬得书者，以伯姬重也。昔者召公之所茇舍税驾休憩之地，则南国不忍剪伐其木，此好贤之诚、崇德之义也。孔子即鲁史而修经，其于伯姬之归礼之大者，皆存著而弗刊，使人视履之终而考祥之始，书之重，辞之复，以谓不如是不足以彰其懿铄而极哀荣也。《春秋》褒贬若此者，众顾第弗深考。足下务求贯于沦胥之间，必将有以知之矣。同姓之国求媵则可，异姓之国求媵则不可，此于礼意何说？故啖氏以谓邾、莒嫁女，安得曹氏、己氏之国而求媵之，此善攻也。然辩至于此，恐伤嘉厚，某于此等但不战诸《传》而已，此书勿传可也。《集传》副本顷借岳阳张倅，会其有故罢官，未知携之安归，以来信不可徒返，故录后引附此，庶几概见区区所以作书之意。又有所著《论语》、《法言训故》，比已为人传刻，计未经览，故并以往。丧乱未定，斯文委地，遁迹穷山，无与言者，忽奉足下书疏，如闻威凤之锵鸣朝阳也，欣然不觉报音之已繁。足下取其是而讲去其非，则某之受获厚矣。不宣。

某顿首，再奉书辞，反复前论，益知吾子之服膺大业，锐精至谊，必欲直之于未合，不究不已，斯古朋友之道也，某有望矣。文公之娶，伤孝败礼，前已一二昭析，此得以略。惟是宣公之娶蒙示新说，不可不报。大婚之法，垂文经世，疑者提之，明者定之。宣逆女于元年，录则罪恶自见，此则明定之者，妇姜去氏固为其疑而提之，如书赵盾、归生、公子比、陈乞之罪皆用此。《诗》曰：「日居月诸，照临下土」。夫齐国之士于鲁何有，而国人君夫人之如是者，何也？为其以礼归于我也。今姜归不以礼，则夫人之义缺矣。《春秋》属辞比事，因变生文，白者垩之，赤者赭之，盖法自法，是以缺其氏而著其慝也，此齐惠公之罪也。若曰齐侯捐甥舅之恩，废君臣之义，实使襄仲杀嫡立庶大恶不讥，而讥其嫁女，于有丧者轻重不伦，是不然。《春秋》载事按见而著褒贬，至其谋谟诡秘，事离策籍，则有欲书而不得书者矣。独前子恶之，卒书「大夫如齐」。后子恶之，卒书「大夫如齐」，元年以来交施受谢，见齐之与闻乎故也，著其与闻乎故，则贬在其中。说《春秋》者于此以意逆志可也。曰襄仲、宣伯有罪，当不氏者而氏，以其为公女尊君命也。按《春秋》自庄、闵以来大夫无以不氏贬者，虽有弑父逐君之恶，皆以氏书，则独何为于二子而以其氏立义？至于去氏以尊夫人，则礼未有以存氏为伉、去氏为恭者也。《春秋》朝王聘霸，大夫皆不去氏，夫岂尊王霸也哉，而此何为施于夫人也？避火非犯义也，使弃礼而往，斯犯义矣。《易》有师贞，有旅贞，有君子贞，有女贞，若是者言各有所一也，《易》而守之，则众贞乱，今吾子以宋伯姬守礼无权为不足褒，是以君子贞而变女贞，何异以师贞而责旅贞也？其在《恒》之《大过》曰：「妇人吉，夫子凶」。言其为道异也，故天道变，地道常，君子则有制义行权，女子惟奉义则而已矣。众人之所以为众人者以富贵生，贤人为众人之所不能为，故众人爱其生而贤者爱其礼。伯姬死正而礼防不隳，使人知害有可避而不避，礼有易犯而不犯，以为则天下而垂光后世，彼其志必以是为贤于其生也，是以行之而无难。君子若以为伯姬之年已老，可以无嫌于此，则汉唐吕、武之乱，岂其少与？是以先王制礼一之不异其度也，若以情言，以暂舍礼为轻，以得全生为重，是不遵先王之制，毁天下万世之共宝而利一己也。《春秋》重变礼，凡情之所便而礼有禁，此众人之所易踰，而《春秋》之所特谨也。不然，以许易祊，岂不两利人国而必不可与？族姻之国皆有侄娣，所谓以侄娣从者，非必同姓有也。虽当千八百诸侯之时，列国安知悉同姓，况至叔季，列国仅存，安得必责同姓之媵，然后女可嫁哉！无同姓媵乃可，甥舅媵之，此于礼文无见，又于礼意无说，恐难据也。经之难明久矣，不有刻难则思索不深，不总群疑则论说不究，故非得直谅多闻之友无以济此远业。愿吾子虚心以思，极意而言，则某也受赐矣。

问：盖闻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仰惟祖宗以来，立经陈纪，百度著明，细大毕举，皆列圣相授之模，为万世不刊之典。朕缵绍丕图，恪守洪业，凡一号令，一施为，靡不稽诸故实，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然画一之禁、赏刑之具犹昔也，而奸弊未尽革；赋歛之制、经常之度犹昔也，而财用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犹昔也，而人才尚未盛；黜陟之典、训迪之方犹昔也，而官师或未励。其咎安在，岂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邪，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参稽典册之训，讲明推行之要，俾祖宗之治复见于今，其必有道。子大夫学古入官，明于治道，蕴畜以待问久矣。详著于篇，朕将亲览。

臣对：臣闻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为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为天下之法。人君之与人臣，虽名分不同，而法有小大之异，至于能世守其法者，则皆曰权而已。人臣能执一家之权，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孙，则必世为名家；人君能执天下之权，守其家法以为天下法，贻厥子孙而施诸罔极，则必世为有道之国。盖法者治家、治天下之大具，而权者又持法之要术也。今陛下亲屈至尊，廷集多士，访治道于清问之中，首以监于先王成宪、恪守祖宗之法为言，是则陛下欲守家法以为天下法者，固已得之矣。臣获以一介草茅，与子大夫之列，仰承圣诏，其敢不展尽底蕴，茂明大对，以为陛下遵祖宗、守成法之献邪？臣之所欲言者无他焉，亦曰揽权而已。尝谓君者天也，天之所以为天者，以其聪明刚健，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昧也。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能宪天聪明，体天刚健，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下移也。天执天之权而为天，君执君之权而为君，故天与君同称大于域中，而君之名号必以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也，则谓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则谓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则谓之天位；享万寿无疆之禄，则谓之天禄；五服五章者谓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谓之天讨，就之如日者谓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谓之天威。居曰天阙，器曰天仗，法曰天宪，诏曰天语。天之大不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咸能司域中之权而已矣。恭惟陛下蕴聪明之德，体刚健之资，躬亲听断，动法祖宗。一诏令之下而万民莫不鼓舞者，如天之雷风；一德泽之布而万民莫不涵泳者，如天之雨露。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而万民莫不悦服者，如天之清明；为政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万民莫不拭目以观者，如天之运行而不息。巍巍乎，荡荡乎，固不可以有加矣。而臣犹以法天揽权为言者，盖陛下之德虽不可以有加，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亡已而望陛下，此臣所以昧死尽言而不知讳也。臣伏读圣策，首以「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为言，次及于祖宗立经陈纪，列圣相授之道，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无四者之弊为问。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宪，遵祖宗，欲革今日之弊也。臣切谓陛下能揽福威之权，率自己出，则成宪有不难守，祖宗有不难法，时弊有不难革，天下有不难治，凡所以策臣者，皆不足为陛下忧矣。不然，陛下虽勤勤问之，臣虽譊譊诵之，无益也。臣观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尝不以揽权为先。「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者，箕子告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至于无道，则自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戒后世之言也。谓「庆赏刑威曰君，君能制命为义」者，左氏记时人之言也。谓「堂陛不可以相陵，首足不可以相反」者，贾谊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谓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三皇官天下者，揽福威之权以官之也；五帝家天下者，揽福威之权以家之也；三王计安天下而历年长且久者，揽福威之权以安之也。汉宣帝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兴之业者，无他焉，以其能革霍光专政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观其总核名实，信赏必罚，斋居决事，听断惟精，而神爵、五凤之治，号为吏称民安，功光祖宗、业垂后裔者，盖本乎此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建中兴之功者，无他焉，以其能鉴西京不竞之祸，躬揽福威之权而已。观其总揽权纲，明慎政体，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建武之政号为止戈之武，系隆我汉，同符高祖者，盖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开元之治者，以其能革前朝权戚干政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初，明皇锐于求治，姚崇设十事以要说之，其大概则劝其揽权也。帝自谓能行，由是励精为治，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宪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和之治者，以其能惩前日沾沾小人窃柄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初，宪宗锐于致治，杜黄裳惧不得其要，劝其操执纲领要得其大者，帝嘉纳之，由是励精为治，纪律设张，赫然号中兴矣。此臣所谓自古善致治之君，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陛下惩前日权臣专政之久，收还福威之柄，运独化于陶钧，裁万机于独断，天下翕然称陛下为英主，凛凛乎汉宣帝、光武、唐明皇、宪宗之上矣。而臣尤劝陛下揽权者，非欲陛下衡石程书，如秦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陛下传餐听政，如隋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强明自任，亲治细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精于吏事，以察为明，无复仁恩，如唐宣宗，而谓之揽权也。盖欲陛下惩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不可一日而少纵之，使福威之柄一出于上，不至于下移而已。臣切谓陛下欲守祖宗之法，莫若躬揽福威之权，欲揽福威之权，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学。五经泛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揽权之书也。陛下圣学高明，缉熙不倦，万机之暇，笃好此书，固尝亲洒宸翰以书经传，刊之琬琰，以诏学者矣。迩者，又命儒学近臣于经筵讲读之，是则夫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书，固已默得于圣心之妙。至于其间可谓揽权之法者，臣请为陛下诵之。《春秋》书王曰「天王」者，所以为人君法天揽权之法；有书「王」不书「天」者，所以为人君不能法天揽权之戒。书朝、书会者，欲朝会之权必出于天子也；书侵、书伐者，欲征伐之权必出于天子也，书僣礼乱乐者，欲其收礼乐之权也；书僣赏滥罚者，欲其收赏罚之权也。权在诸侯，则讥之，如践土之盟之类是也；权在大夫则刺之，如鸡泽之盟之类是也。先王人而后诸侯者，欲权在王人也；内中国而外夷狄者，欲权在中国也。书「盗」一字者，所以戒小人之窃权也；书「阍」一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权也。凡一字之褒重于华衮者，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福；凡一字之贬重于斧钺者，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威。臣愿陛下尊圣人之经，行圣人之言，以是正天下之名分，以是定天下之邪正，以是成天下之事业，则何患乎不能监先王之宪、遵祖宗之法、革今日之弊邪？臣伏读圣策曰：「仰惟祖宗以来，立经陈纪，百度著明，细大毕举，皆列圣相授之模，为万世不刊之典。朕缵绍丕图，恪守洪业，凡一号令，一施为，靡不稽诸故实，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臣有以见陛下谦恭仰畏，不以聪明自居，必欲行祖宗之法，以致中兴之治也。臣以谓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臣谨按《春秋》有变古则讥之之书，有存古则幸之之书，有复古则善之之书。经书「初献六羽」者，讥隐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先王之乐也；书「初税亩」者，讥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成周之彻也。此所谓变古则讥之者也。书「犹三望」者，讥僖公不郊而幸其犹三望；书「犹朝于庙」者，讥文公不告朔而幸其犹朝于庙。此所谓存古则幸之者也。襄公十一年，书「作三军」者，讥其变古也；昭公五年，书「舍中军」者，善其复古也。此所谓复古则善之者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汉惠帝用曹参，守萧何之法，而海内晏然。武帝用张汤，取高皇帝之法纷更之，而盗贼半天下。守祖宗之法者其治如此，变祖宗之法者其乱如彼，为人主者其可自坏其家法耶？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准，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侧闻庆历中仁宗出御书十三轴，凡三十五事，其一曰遵祖宗训。二曰奉真考业。三曰祖宗艰难，不敢有坠。四曰真宗爱民，孝思感噎。故当时君圣臣良，持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间治效卓然者，盖本乎此。又闻熙宁中，先正司马光于经筵进讲，至萧何、曹参事，谓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且言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异日吕惠卿进讲，立说以破之，谓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随而折之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非变也。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谓世轻世重，非变法也」。观二臣之言，亦足以见其人之邪正矣。陛下自即位以来，固未尝不遵守祖宗成法。比年有出于一时申请，权宜而行者，致与成法或相牴牾。迩者陛下面谕群臣，谓国家政事并宜遵守祖宗，今又发于清问，以求致治之效。臣有以见陛下得持盈守成之道，真仁宗之用心矣。然臣复以揽权为言者，盖《春秋》讥时王失揽权之道，故诸侯遂有变法之弊。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宜用《春秋》赏罚之权以御之可也。大臣有清净如曹参者，宜命之持循；忠正如司马光者，宜俾之讨论；变乱如张汤者，则诛之；异议如吕惠卿者，则斥之。如是则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万世而无弊矣，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臣伏读圣策曰：「画一之法，赏刑之具犹昔也，而奸弊未尽革」。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赏刑以革弊也。臣切谓欲奸弊之尽革，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盖《春秋》之法，非孔子之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预曰：「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经有书赏者，如锡命威公、锡命文公、锡命成公之类，皆所以讥时王之滥赏，非周公之赏也。有书刑者，如杀其大夫、放其大夫、杀其公子之类，皆所以讥时君之滥刑，非周公之刑也。时王失周公赏刑之法，不能革当时之奸弊，故仲尼以笔削之权代之，善劝而淫惧焉。我祖宗制赏刑之法，载在有司，画一之章，昭然可睹，创之者如萧，守之者如曹。未尝有滥赏也，而赏必当乎功；未尝有淫刑也，而刑必当乎罪。历世行之，弊无不革者，盖以圣祖神宗能揽权于上，而群臣能奉行于下故也。故司马光自为谏官及为侍从，尝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献之仁宗，又献之英宗，又献之神宗，而其二说则在乎信赏必罚也。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极治矣。光以清德雅望，执政于元祐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时弊，进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数人，天下皆服其赏刑之当，一时之弊亦无不革者。我三宗真盛德之君，而光亦可谓救时贤相也。今者陛下躬亲万机，一新时政，斥逐奸邪，登用耆旧，禁锢者释，告讦者诛，兹赏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大者也。圣策犹以奸弊未革为忧者，岂今日朝廷犹有僭赏滥罚如春秋时乎？臣不敢不陈其大槩。夫人主赏刑之大者，莫若进退天下之人才。今陛下每进一人，必出于陛下素知其贤，亲自识擢可也。不然，则出于大臣侍从公心荐举可也。不然，则采于舆论而天下国人皆曰贤可也。苟不出于三者，而一旦遽进之，则议者必曰：「某人之进也，出于某人阴为之地也」。如是，则一人之滥进，有以损陛下作福之权矣。陛下每退一人，必出于陛下灼知其罪，震怒而赐谴可也。不然，则出于谏官御史公言论列可也。不然，则得于佥言而天下国人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于三者，而一旦遽退之，则议者必曰：「某人之退也，出于某人阴有以中之也」。如是一人之误退，有以损陛下作威之权矣。昔舜举十六相，而天下说其赏之当；去四凶人，而天下服其罚之公。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赏刑为法，以虞舜用赏刑为心，执《春秋》赏刑之权以御之，则何患乎奸弊之不革耶？若夫有某劳进某秩以为赏，犯某事得某罪以为罚，此特有司之职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臣不复为陛下言之也。臣伏读圣策曰：「赋歛之制、经常之度犹昔也，而财用未甚裕」。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裕财用以经邦也。臣切谓欲财用之有裕，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谨按《春秋》书「臧孙辰告籴于齐」者，讥庄公不节国用，一岁不熟而告急于外也；书「初税亩」者，讥宣公不节国用，变成周什一之法至于履亩而税也。书「作丘甲」者，讥成公不节国用，至于以丘而出甲也；书「用田赋」者，讥哀公不节国用，至于用亩而出军赋也。《春秋》书「告」者不宜告，书「初」者不宜初，书「作」者不宜作，书「用」者不宜用。臣由是知《春秋》赋税之书，为人君节用裕财之训明矣。昔孔子对齐景公之问政，不曰「政在生财」，而曰「政在节财」；有若对鲁哀公之问年饥，不告之以生财之术，而告之以「盍彻」。臣又知裕国之术实在乎节用也。侧闻太祖皇帝有言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呜呼，大哉言乎！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又闻仁宗圣性尤务俭约，器用止于漆素，衾褥止用黄絁。嘉祐间临轩策士，出《富民之要在节俭》以为御题，时吕溱赋曰：「国用既节，民财乃丰」。仁宗悦之，擢为第一。观仁宗取士命题之意，又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又闻熙宁初，司马光、王安石同对，论及救灾节用事，安石曰：「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万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武帝不明耳」。司马光之名言，真可谓节用理财之法、聚歛毒民者之深戒也。陛下自和戎以来，兵革不用二十年矣，是宜仓廪富实，贯朽粟陈，如成、康、文、景时可也，而圣策乃以财用未裕为忧。虽臣亦切疑之，岂国家用度之际，有所未节乎，奢侈之风有所未革乎，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尚繁乎？今赋入不及祖宗全盛之日，而用度不减祖宗全盛之时。三年郊祀之礼所不可免者，而臣下赏赐之费有可得而省也。不得已之岁币所不可免者，而使命往来之费可得而省也。百官之俸所不可免者，而冗官可得而省也。六军之养所不可免者，而冗兵可得而省也。臣所谓用度之际有所未节者如此之类，不止乎此也。朝廷往尝屡有禁销金之令矣，而妇人以销金为衣服者，今犹自若也。又尝有禁铺翠之令矣，而妇人以翠羽为首饰者，今犹自若也。是岂法令之不可禁乎，岂宫中服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风未形于外乎？臣所谓奢侈之风有所未革者，盖在乎此也。臣又闻之道路，谓远夷外国有以无益之奇玩，易我有用之资财者。池台、苑囿、车骑、服御有未能无所增益者，中贵外戚、便嬖使令、倡优伶官之徒有未能无非时赏赐者，臣所谓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尚繁者，盖在乎此也。昔汉文帝躬行节俭以化民，而海内至于富庶。臣愿陛下揽权于上而革众弊，以文帝及我太祖、仁宗恭俭为法，以《春秋》所书为戒，则何患乎财用之不裕乎？若夫自同于聚歛之臣，献生财之术，则臣不敢也。臣伏读圣策曰：「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犹昔也，而人才犹未盛」。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士，而欲人才之盛如祖宗时也。臣切谓陛下欲人才之盛，宜揽育才取士之权。臣谨按《春秋》书「作丘甲」，《谷梁》因论古者有四民，而以士民为首。范宁释之曰：「士者，治道艺者也」。又按经书「单伯送王姬」，《谷梁》曰：「单伯者，我之命大夫也」。范宁释之曰：「古者诸侯贡士于夫子，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又按《公羊春秋》曰：「什一行而颂声作」。何休因论及成周之时，井田校室之制、大学小学之法、养士取士之说为甚详。又按经赦许止之罪，《谷梁》曰：子生三月，「不免水火，母之罪也。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就师傅学问无方，心志不通，己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彰，朋友之罪也。名誉既彰而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春秋》伤时王失育才取士之权，而默寓其意于笔削之际。《公羊》、《谷梁》、范宁、何休之徒，从而发明之，亦可谓有功于风教矣。我祖宗以来，取士于科举，是古者诸侯贡士之法也，养士于太学，是古者校庠序之法也。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是有取于汉唐盛世之法也。进士科或用诗赋，或用经义，虽更变不同，而未尝不得人也。大学之士或出于舍选，或出于科举，虽作成不同，而亦未尝不得人也。二百年间，名臣钜儒，建勋立业，背项相望，莫不由此涂出，可谓盛矣。陛下往者虽在干戈日不暇给之中，而亦未尝废俎豆之事。自偃兵以来，复兴太学以养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一遵祖宗之旧，恩甚渥也。而圣策犹以人才未甚盛为忧者，臣辄献揽权之说焉。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虽曰犹昔，而人才非昔者，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岁权臣子孙、门客省闱殿试，类皆窃巍科，而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朝廷比因外台之言，例行驳放，士论莫不称快。臣愿陛下常揽福威之权以御之，严诏有司，谨取士之公法，而无蹈往年之覆辙可也。至所谓作成者，盖欲作成其器，如鸢飞鱼跃，涵养其平日之刚方，而成就其异时之远大者耳，非取其能絺章绘句，以媒青紫也。自权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养谀成风，科举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时务，欲士气之振可乎？臣闻嘉祐间，仁宗以制科取士，时应诏者数人，眉山苏辙之言最为切直，考官以上无失德而辙妄言，欲黜之，独司马光慨然主其事。仁宗曰：「朕以直言求士，其可以直言弃之邪」？擢寘异等。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命庠序去谤讪之规，科举革忌讳之禁，有司取忠谠之论。将见贤良方正、茂才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济济而出，如仁宗时矣，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臣伏读圣策曰：「黜陟之典、训迪之方犹昔也，而官师或未励」。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师之励如祖宗时也。臣切谓欲官师之励，宜揽黜陟贤否之权。谨按《春秋》隐十一年书「滕侯」，至威二年别书「滕子」，范宁曰：「前称侯今称子者，盖时王所黜」。隐二年书「纪子」，至威二年则书「纪侯」，范宁曰：「前称子今称侯者，盖时王所进」。臣切谓《春秋》时王不能黜陟诸侯，是必夫子以赏罚之权因其贤否而黜陟之也。又按经书，楚曰「荆」，《公羊》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释之曰：「圣人因周有夺爵之法，故备七等之科以进退之」。臣是以知《春秋》实夫子黜陟之公法也。故为臣而知《春秋》者则必为忠臣，盖《春秋》以责忠臣之至，训迪天下之为人臣者也。为子而知《春秋》者则必为孝子，盖《春秋》以责孝子之至，训迪天下之为人子者也。我国家任官之法，上自公卿百执事，下至一郡一县之吏，无非以公道黜陟之，固无异虞舜三载考绩之法也。有学以教之于未仕之前，有法以禁之于筮仕之后，无非以公道训迪之，固无异乎成周训迪厥官之方也。故当时为官师者罔不勉励厥职。坐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是宰相之励其职也；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是谏官之励其职也；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者，是御史之励其职也。百官励其职于朝，守令励其职于郡县，是以祖宗之世，内外多任职之臣，故其致治之效远出汉唐之上。今陛下任贤使能，以建中兴之治，黜陟之法、训迪之方无非遵祖宗之时，而圣策乃以官师未励为忧者，臣辄献揽权之说焉。今黜陟之法、训迪之方虽曰犹昔，而治效非昔者，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而治乱之所系者莫重乎官师。曩者内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权门之亲戚故旧朋党，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郡县之吏，其浊如泥，是皆官曹澄清时可堪一笑者。至于一言忤意，虽无罪而亦斥，睚眦之怨，虽忠贤而必诛。其一时黜陟皆出乎喜怒爱憎之私，无复有唐虞考绩、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求欲其尽瘁励职，可乎？若夫所谓训迪者，盖将以忠义训迪之，使其忘身徇国而已，非欲训迪其巧进取、善造请以事权势也。当权门炙手可热之时，搢绅相率为佞之不暇，孰有以忠义相训迪者乎？至于今日而官师犹未励者，以其承积习之后，而馀弊未革故也。陛下必欲官师咸励厥职，莫若大明黜陟于上，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监司可也。昔庆历中，仁宗黜夏竦等，用杜、韩、范、富以为执政，以欧阳脩、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皆天下之望，鲁人石介作《圣德颂》以揄扬之。此陛下黜陟之家法也。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执福威之大柄以为黜陟之法，明忠孝之大节以为训迪之方。如是，则尚何患乎官师之不励职如祖宗时乎？臣伏读圣策，谓：「奸弊未尽革，财用未甚裕，人才尚未盛，官师或未励，其咎安在，岂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邪，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邪？朕欲参稽典策之训，讲明推行之要，俾祖宗致治之效复见于今，其必有道」。臣仰见陛下愿治之切，思慕祖宗之深，欲聿追其盛德大业者，可谓勤且至矣。然臣已陈揽权之说于前，且以《春秋》，为献。抑尝闻先儒曾参有言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春秋》之学，陛下既已深得之，复能尊其所闻，行其所知，揽福威之权以守祖宗之家法，则赏刑当而天下悦矣，奸弊不患乎不革；节俭行而天下化矣，财用不患乎不裕；取士公而贤能出矣，人才不患乎不盛；黜陟明而邪正分矣，官师不患乎不励。祖宗致治之效，又何患乎不复见于今邪？若夫所谓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按先儒释《春秋》有变周之文、从周之质之说，又有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之说。臣以谓《春秋》未尝变周也，特因时而救弊耳。又尝闻董仲舒之言曰：「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救其偏者，所以补其弊而已矣」。我祖宗之法譬犹大厦，弊则修之，不可更造。苟不知遵守而轻务改更，臣恐风雨之不芘也，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愿以仲舒补弊之说为献，可乎？若夫所谓「推而行之，有非其人」者，臣按《春秋》书「乃」一字，如「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之类，《谷梁》释之曰：「乃者，亡乎人之辞也」。盖言任用不得其人耳。又尝闻荀卿之言曰：「有治人无治法」。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监于成宪常如傅说之言，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率由旧章常如诗人之言，则夏商周虽至今存可也。汉唐之法亦非不善也，苟得其人常如曹参之守法，宋景之守文，魏相、李绛之奉行故事，则汉唐虽至今存可也。祖宗之法非不甚善也，苟得其人常如司马光之徒持守成之论，则垂之万世与天地并久可也。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之非其人矣，则今日又不可不慎择焉。臣愿以荀卿有治人之言为献，可乎？若夫参稽典策之训，则有历朝之国典在焉，祖宗之宝训政要在焉，有司之成法在焉，朝廷之故事在焉。陛下宜诏执政与百执事之人参稽而奉行之可也。若夫讲明推行之要，则无若乎揽权。陛下提纲振领，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陛下终策臣曰：「子大夫学古入官，明于治道，蕴畜以待问久矣。详著于篇，朕得亲览」。此陛下导臣使言，臣不敢不尽言也。臣闻人主开求言之路，必将有听言之实。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无献言之诚。盖求言之路不常开，而得言之秋不易遇。今陛下开求言之路，而臣遇得言之秋，陛下有听言之实，臣其可无献言之诚乎！臣复有一言以为陛下献者，欲陛下正身以为揽权之本也。按《春秋》书正者，杜预谓欲其体元而居正。《公羊》又有「君子大居正」之说。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者，董仲舒之论正也。谓人君所行必正道，所发必正言，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者，刘蕡之论正也。臣观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周文王，不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汉武帝。文王宅心于正道之中，其勤劳则日昃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万民惟正之供，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见于《思齐》之诗。在位之臣皆节俭正直，见于《羔羊》之诗。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其化，又见于《驺虞》之诗。文王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化之如此。若夫武帝则不然，其所以自治其身与其下应之者，皆不正也。帝好谀也，故公孙弘曲学以应之；帝好刑也，故张汤曲法以应之；帝好利也，故孔仅、桑弘羊以剥下益上应之；帝好兵也，故卫青、霍去病以拓土开疆应之；帝好夸大也，故司马相如作《封禅书》以应之；帝好神仙也，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应之。武帝不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应之如彼。臣愿陛下以文王为法，以武帝为戒，端厥心居以为化本，非正勿视，非正非听，非正勿言，非正勿动。其用人也不必问其才不才，而先察其正不正。是果正人也，其进则为治之表，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与之进乎？是果不正人也，其进则为乱之机，其可以其才有馀而使之进乎？其听言也必观其言之是与非，斯可以见其人之邪与正。有逊志之言必将察之，曰：彼何为而投吾之所好哉，是必不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害于我者也，其可以其逊吾志而受之邪？有逆耳之言必将察之，曰：彼何为而犯吾之所恶哉，是必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益于我也，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邪？左右誉言日闻必察之，曰：是必不正人也，是必阿大夫之类也，是必善结吾左右以求誉者也，退之可矣。左右毁言日闻必察之，曰：是未必非正人也，是必即墨大夫之类也，是必不善结吾左右以致毁者也，进之可矣。如是则一念虑无非正心，一云为无非正道，左右前后侍御仆从罔匪正人，殆见四方万里，风行草偃，莫不一于正矣。臣愿陛下以是为揽权之本，而又任贤以为揽权之助，广览兼听以尽揽权之美。权在陛下之手则所求无不得，所欲皆如意，虽社稷之大计、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动声色而为之，况区区四者之弊，尚何足以轸渊衷之念哉！臣闻主圣臣直，惟陛下赦其狂愚，不胜幸甚，臣昧死，臣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