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人主之道，清源正本而不从事于末流，是以所操弥约而所事弥大，所治弥近而所及弥远。臣尝质诸经训，深探治道之原本，窃以为成治功在善风俗，善风俗在行直道，行直道在去私心。箕子之书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言私心去而直道行也。继之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言直道行而风俗善也。终之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言风俗善而治功成也。盖私欲公义在方寸间，如衡之首尾，此重则彼轻；如田之苗莠，彼消则此长。好恶一出于作偏党，反侧一萌于中决择，差于毫釐，而天下之从风而靡者，已不胜其众，治道亦从而隳，深可畏哉。臣仰惟陛下绍累圣之休绪，缵太上之丕业，宸心孜孜，夙夜励精，以求治功之成，盖无所不用其至，是宜中外丕应，以承休德。然而十年于此，仅克小康，而未能卓然远追隆古之盛。臣尝推原其故，则缙绅之列，奉法循理者虽众，而诞谩苟且之责尚烦于司败；闾里之间，利仁乐义者岂无，而奸宄诈伪之罪日干于刑书，未见圣人在上而风俗之难善如今日者也。明诏屡下，岂不丁宁恳切，而美意未孚，臣窃惑之。意者直道之有未尽行欤？且大公至正之道，人心同然，不为智有而愚无，亦非昔多而今寡，岂直道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哉？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言民无淳漓，道有兴废，人君亦当求诸己而已。臣观自古直道之行，本于正心诚意之间，显于举贤放佞之际。故益之戒舜，先以「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佚，罔淫于乐」，继以「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仲虺之告汤，先以「不迩声色，不殖货利」，继以「德懋懋官，功懋懋赏」。此古之贤臣所以谆谆于圣君，而圣君不以既知既能而满假怠忽者也。陛下勤劳万几，清心寡欲，正心诚意之道固所躬行，刚明果断，综覈名实，举贤放佞之道亦所洞晓，然区区微臣犹欲以古人之望于君者事陛下，惟圣意察臣愚忠，少加渊虑，防私心如御寇仇，存公道如护元气，内而察诸存心之初，勿使一毫或出于嗜好之私而非先王之法度；外而察诸用人之际，勿使一职独出于左右之举而拂天下之公议。倘有则断而去之，既去则敬而守之。此心既存，此诚既著，直道犹有不如三代之隆，臣不信也。《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惟陛下念之。取进止。

臣仰惟陛下绍太上兴复之基，念中原陷溺之苦，忧勤宵旰，于兹十年，圣意未尝一日不在于恢复也。荷付托之重，既不可畏惮而自怠；图艰难之业，又不可果敢而欲速。然则建一定之规，收万全之效，在陛下先审其本末而已。曷谓本治？安是也；曷谓末富？强是也。安者必富，富而不安，其富易贫；治者必强，强而不治，其强易弱。此本末之所由分，人君之用心不可以不审也。用心于其本，则所进者皆道德仁义之士，所行者皆保民治国之术，其初若无可喜之迹，其终乃有不可胜计之功。用心于其末，则所任者皆权谋功利之臣，所谋者皆攻战聚敛之事，其初似有目前之利，其终乃有不可胜救之弊。自古人君以此二端而有成败安危、治乱荣辱之异，其迹皆可考。臣不暇缕数，请以唐之三君略言之。明皇开元之际几致太平，末年乃有天宝之乱；德宗建中之初有贞观之风，未几而有奉天之难；宪宗十馀年间，唐之威令几于复振，而亦不克终。彼皆一君之身而治忽若此相反，非其才智之殊，特以用心之异尔。方明皇之励精政事，德宗之罢逐贡献，宪宗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是三君之心在治安，则有姚崇、宋璟、杨绾、崔祐甫、杜黄裳、李绛之俦，相与谋谟，所言所行无非纳忠直、远谗佞、修己任贤、节用爱人之事，是以三君进其德，天下蒙其泽，中兴之业所由以成。及明皇侈心一动，德宗连年用师，宪宗欲积财以复河湟陇右，是三君之心在于富强，则有李林甫、杨国忠、卢杞、赵赞、皇甫镈、程异之徒相与迎合，所言所行无非辟土地、充府库、剥下附上、剿民怒众之事，是以三君受其欺，天下被其毒，已成之功所由以坏。载在信史，最前事之可为鉴戒者也。陛下天资高明，灼知此理，臣言固以为赘，然臣犹有私忧过计者。窃观比年以来，朝廷之用人，先才力而后学术；郡邑之布政，急催科而缓抚字，骎骎乎战国、秦汉之风，而于三代之遗意、祖宗之家法，若不能无异者，此臣所以不能自已于言也。臣愚无知，窃惟中兴大业，可以道胜，非可以智求，可以德服，非可以力取。伏望陛下远师三代，近法祖宗，进用道义之言，抑退功利之说，专讲治安之策，不急富强之计，使德泽流洽，政教修明，下慰人心，上当天意，然后总帅天下之贤俊，以举顺应之师，臣见其摧枯拉朽之易尔。不然，臣恐功利之说得以荧惑圣听，小人藉此而进，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则中兴之期，或非臣所敢知也。臣愚不识大体，惟陛下裁赦。取进止。

臣闻崇儒纳谏，人主之大利，而小人之所甚不利也。自古闻以不用儒削，未闻以用儒乱；闻以不听谏亡，未闻以听谏危。盖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政贵其上，莫若儒；明是非，辨邪正，察乎几微而消于未然，莫若谏。儒用谏行，则国家之根本强固，人主之耳目聪明。彼小人方无所容而何利于此哉！故必煽为邪说，以上惑主聪，下沮清议。儒者固无非之可指，谏者固无罪之可名也。然儒者必谈王道，其论似迂阔；谏者必进苦言，其迹似矫激。小人欲涂人主之聪明，蹶国家之根本，未有不以此藉口者也。訑訑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而况迂阔矫激之说乎？仰惟陛下降意儒术，虚怀谏诤，前古帝王，盖未有先之者，一时士大夫，亦宜知儒雅忠谠为先。然臣复至辇毂，已经二年，每聆缙绅之论，咸曰：「毋谈王道，时将以汝为迂阔；毋进苦言，时将以汝为矫激」。臣始闻而骇之，以为圣明之时，安得斯言至士大夫之间？安知不有真儒忠谏闻此而退藏者？非朝廷之福也。然以臣所亲闻质之，则二说决不出于陛下之圣意。臣之先臣某，仕宦三十年，不离校官，晚蒙陛下擢置风宪，不爱躯命，空臆尽言，正世俗所谓迂阔矫激者也。然而每一进见，必蒙陛下温言俯接，乌台章奏，十可其九，最后论疏虽未即行，不踰数月，亦已追用。此先臣所以抱病危惙，犹惓惓于教忠也。然则今日缙绅之议，其不出于陛下之圣意必矣。然而邪说已炽，人心已摇，非如臣辈世受国恩，不能无疑。陛下欲决天下之疑，使真儒忠谏不惮于进，是非号令刑罚之所能及，亦修其在我而已。臣愚无识，窃见比年经筵之讲读颇稀，台谏之论列罕用，妄意邪说之所自起，或由于此。伏望陛下数御经筵而精其选，优容台谏而听其言，诚意既孚，群疑自判，使儒者愿立于朝，谏者不爱其死，实祖宗之福，生灵之幸，岂惟微臣。取进止。

臣闻圣贤之言垂训万世，遵之未有不成，违之未有不败。召公之告武王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孔子之答子夏曰：「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此经传之明训，图大业者不可不知也。臣仰惟陛下夙夜勤劳，思复祖宗之洪业，圣意固在于立事立功也。然臣观比年建议兴事之臣，鲜为经久违大之谋，易言轻举，数为数更，尚多作无益而见小利者。是故发运无益于财而害民，屯田无益于食而害兵，见增租之小利则根括沙田，见商贾之小利则议变盐法。此四者，未睹一毫之利，而有不可胜言之害。其他若淮之铜钱，处之铁冶，诸郡之甲胄，版槽之楮币，徒作而无益，利小而害大者，又未易以悉数也。且当圣主有为之时，而有司救过不给，将何以共成大功，仰称德意？臣尝察之其间，托公营私、假途求进者，诚多有矣，然亦岂无持区区之心，欲为国家兴利者？盖其所见止于小者近者，故不能权其轻重，以务求其远者大者耳。臣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故国家之益莫大于益民。国家之利莫大于利民，在《易·益》以兴利，其象曰：「损上益下，民说无疆」。盖益民乃所以自益，利民乃所以自利也。汉武帝士马强盛，穷追远讨，乃文景务在养民之馀力；宣帝推亡固存，单于慕义，乃昭帝与民休息之成效。今之议求益谋利，而不本之于民，此所以害有益而妨大事也。臣愚窃谓劝农治兵，具有成宪，生聚训教，本无奇策。陛下推至诚于上，有司奉成法于下，虽不多为纷更，日积月累，为益甚大。若百姓滋殖则无求不获，无为不成，较之轻为数变，卒无所利，得失甚明。惟陛下留神详择，天下幸甚。取进止。

臣闻理财之道，中正为主，苟过与不及，必有偏受其患者。令出乎朝廷而行乎郡邑，虽小大之不同，然贵乎中正则一而已。上有督责之令则下有暴吏，上有姑息之令则下有猾民，故出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行令苛急则伤民，民伤则本蹶；行令弛慢则纵吏，吏纵则用匮，故行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臣窃惟国家自祖宗以来，建立法度，以经理天下之财赋，明白周备，无非中正，倘能上下同心谨守弗坏，岂惟仅足，虽致富可也。然出令者惑于浮议，则法有时而变；行令者牵于私意，则法有时而坏。变数而坏多，则胥吏因缘为奸，而斯民深受其弊，公家之用亦从而乏矣。臣愿陛下内饬朝廷，谨守祖宗之法度，毋数以浮议而变；外戒郡邑，谨守朝廷之法度，毋辄以私意而坏。内外远近精白一心，共由中正之道。庶几奸猾无所容，而善良均受其赐，足国裕民，可以兼得，少副陛下培固国本、规恢治功之意。取进止。

臣仰惟陛下轸念元元患苦役法，数年以来，数采议臣之请，损益斟酌，期归至当，德意盖深厚矣。臣误被临遣，下愚之管见，不忍自默以负陛下。臣初任县僚，尝历考役法之本末，久伏田野，又熟察民情之利病，乃知法虽画一而情有万殊，法可以通乎人情而不能自用乎人情，顾行法之人何如耳。得其人则法行而民情安，非其人则法废而民情扰。比年以来，民情所以厌苦于差役者，盖有由矣。县令惰弛赃污，委政胥吏，吏缘为奸，蠹害百出。其始差也，甲当充役，或先差丁，导使论丙，转以及甲，故民破产于争讼。其既差也，峻刑于追呼，巧法于科率，需索诛求，溪壑无艺，故民破产于骚扰。二弊不去，陛下虽有良法美意，民之困苦，固自若也。臣愚窃谓县得贤令，虽以简要之法行之，而民犹安；县无贤令，虽以周密之法行之，而民犹扰。令固不能皆贤，则考察劝惩，诚不可缓。臣愿陛下申饬监司守臣，谨察县令之贤否，稽其差役诉讼之多寡，骚扰之有无，以为殿最，取其甚者条奏一二赏罚焉，庶几官知奉法，吏不敢欺，民被实惠，轻于从役，实郡邑之急务也。取进止。

臣闻治天下者，号令欲信，事功欲立；或至于不信不立者，偏见之言有以害之也。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故有天下通行之法，有数路共行之法，有一路、一州、一县、一司专行之法，皆因其不齐而为之制，同归于治而已。言者之见闻或未能周知，而献其一偏之说，则利于此未必不害于彼，得其一未必不失其二。号令之未孚，事功之未成，皆由此也。以陛下之聪明神圣，如青天白日照临于上，凡百臣子，何敢挟情以肆欺罔？特其所见者一方之利害，急于上达而不暇究其他，不免涉于偏见，故言之未必可行，行之未必能久。此臣愚所以惓惓欲陈其管见也。臣窃见郡臣奏请事涉省部者，必下所属勘当，然后施行。若推广此意，及于言诸路州县之利害，亦满而后发之术也。如蒙圣慈采纳臣言，乞自今以后有言一路一州利害者，先令本路本州开具因依，立限闻奏。如系监司、郡守任满所陈，即令现任人条具，如与言者符合，自可即行，如有异同，别委监司或专使体量。朝廷从长斟酌，然后施行。其欲天下通行或权宜施用者，小则令本部勘当，大则集议而后行。如此，虽艰于初，必利于久，较之多言数更，得失相远。臣愚不识大体，惟陛下裁赦。取进止。

臣闻政事、财用，初非两途，故《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此理盖灼然也。且以郡邑财用言之，不过夏秋两税，榷酒征商之属尔。词讼淹延，追呼烦扰，则农桑必至妨废；差徭不公，豪猾放纵，则户口必有逃移。理索不得其中，则贫富无以相资；过割不及其时，则版籍至于贸乱。如是而欲夏秋两税之及时，可得乎？寇攘不禁则道路充斥，质剂不信则商旅留滞，酝酿不善则人不乐酤，渗漏不检则利归私室，如是而欲榷酒征商之登羡，可得乎？若乃奸吏不除，文书不明，人情不通，法守不谨，则又百弊之所由生，难以历数。无政事而欲财用之足，臣不敢信也。臣观比年监司之于郡守，之于邑，苟财赋倚办，其他率多阔略假借，而又守令权任浸轻，倘有奉公恤民之心，则猾胥豪民之所不利，多方中伤。有不幸罹于罪者，而含糊不断，以苟延岁月，类获善罢；更相惩创，务为苟简趣办之计，但得官物不欠，则庆以为职举。至于民事，类不经意，词状有弥旬而后受者，追呼有累月而不到者，狱词、版图、契券、要会视为不急，胥吏因缘为奸，豪猾得志，善良抑塞。催科既急，句稽不明，形势鲜或谁何，下户重并追扰，户长破产代纳，数年未免监系。虽财计目下取办，其如中产良民浸就朘削，财用之源日以耗竭，非所以仰承陛下爱恤斯民、培植本根之意。愿降睿旨，戒饬郡邑之吏，使以政事理财用，无以财用废政事。凡监司察举守宰，郡守察举县令，必其政事修举、财用兼足者；若专务趣办、缓于民事者，毋得荐举；其刻剥偷惰，取怨于民，必加纠劾。庶使守宰奉法循理，兼尽抚字催科之能，两得保障。茧丝之利，不为小补。取进止。

臣伏睹近岁屡稔而户口日众，官用寖广，公私蓄积未至充衍，年一不登，民已艰食。陛下轸念元元，力讲仁政，所以周急济困，慰安小民，便利百姓之道甚备，臣虽至愚，愿效管见。窃睹近降指挥，私下债负，守令劝谕富室上户更加接济，容令宽限了还。如实贫乏，委无从出，不得因此转利为本，及非理准折，亦须蚕麦成熟，方可旋行理索。臣谓劝谕借贷，最为救荒之急务，此令既行，为利甚溥。臣愚尚虑旧新债负，并在蚕麦，细民必困理索，富民虑借者不得并还，未乐借贷，更宜明为期约，示之必信。臣闻本朝司马光以河北灾伤条赈赡之策，曰：「富室有蓄积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量出利息，候丰熟日，官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臣谓光言可行于今，欲望陛下采光之策，明降睿旨下诸路运司，一应灾伤州县，并令守令劝谕富民自陈蓄积之数，除存留其家岁计之外，实馀若干，以十分为率，七分出粜，三分借贷，愿多以分数借贷者听。本县印给簿历，开坐指挥，约自日下至麦熟以前节次借贷。簿历用合同印记，簿在富民，历付借者，每月取息不得过三分。其乡例不得将旧债作新借之数，其旧债自从以降指挥，蚕麦成熟，旋行理索；其新借至秋成日，却据印给簿历理索。此后应成熟处，不许富民陈乞再给簿历，自如常年乡例借贷，惟有灾伤方可从州县陈请举行，免于习常，乃为良法。此令惟出朝廷，民无不信。如蒙圣慈采纳，乞下户部勘当，疾速行下，庶几远方之民蚤沾实惠，不胜幸甚。取进止。

问：今日之患，在于员多缺少，欲严取士之式，裁任子之令，可乎？军籍冒滥，欲覈虚伪之籍，汰老疾之人，可乎？用度乏急，欲括田多之赢，更钱重之弊，可乎？贪吏肆行，欲行鞭箠之令，用黥墨之刑，可乎？

对：图事之道，以谋为主，断为辅，谋善而断从之，天下之事未有不成者也。谋不善而断先之，天下之事，未有能济者也。由古以来，曷尝一日无当为之事，倘患之不可不去，与利之不可不兴，欲治之主，有志之士，孰不思决拘挛，奋刚断，矫革而振起之，以兴利除弊，去故取新哉？然而利害可否，差之毫釐，成败得失，殊于霄壤。故必为之深谋远虑，而不敢以轻举妄动，非乐因循而惮改作也，非干名誉而畏怨谤也。以为革而不当，动而不获，则非徒无益也，吉凶悔吝从而生焉。昔者国侨之于郑，褚人之衣冠，伍人之田畴，人欲杀之而侨不惧。晁错之于汉，更高祖之约，削诸侯之地，父犹危之而错不恤。二人之为，断则同矣。然三年之后，侨有「舆人」之歌；七国之变，错受首谋之祸。其济否之不同，何哉？侨之谋善而断从之，错之谋不善而断先之也。故姑息之与矫枉，皆足以生患；犹豫之与轻发，皆足以取败。俟河之清，作舍道旁，谋而不知断者也；欲速则不达，无远虑必有近忧，断而不能谋者也。有一于此，不足以办天下之事，明主忠臣所不为也。今日之患，入仕多而缺不足以给，军籍滥而财不足以赡，用度广而赋不足以供，贪吏肆而法不足以禁：此上下所共忧，公私所通患，不可不蚤图，不可不深虑者也。然而圣主焦劳于上，议臣讲求于下，凡救弊之术，理财之方，戢奸之禁，每踌蹰熟计，重于更张明策，又以下询，岂果敢力行有未足乎？管见测之，盖不轻于断而欲善其谋尔。天下之理，利与害相生，爱与恶相攻，未有利而不害，爱而无恶者也。且欲严取士之式，裁任子之令，以纾员多之患，非不可也，或未免遗才之虑；覈虚伪之籍，汰老疾之人，以革兵冗之蠹，非不可也，或未免致怨之虞；括多田之赢，更钱重之弊，以济用度之急，非不可也，或恐重吾民之扰；行鞭箠之令，用黥墨之刑，以止贪污之风，非不可也，或恐伤好生之仁。此议者所以纷纭而未决也，亦尝权其利害之重轻、较其功用之浅深乎？由古迄今，取材歛贤，虽非一途，科举任子，得人为盛，三代以降，名卿才大夫类多王公之族；隋唐以来，元臣硕辅皆由进士而选。今以员多而欲裁减之，是因噎而废食也，虑其遗才，非过计矣。军籍之滥，为日已久，上下相蒙，奸诈百端，狞髦幼弱而窃廪赐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虚名冒赏以规厚利者，非其将校即其统帅。今以财匮而欲简覈之，是一拔而去齿也，虞其致怨，亦非私忧矣。有馀而责之输，钱重而权之法，固未至于扰民，然特理财之末耳。财之在天下，譬犹水焉。原泉混混，不舍昼夜，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雨集沟浍皆盈，其涸可立而待，无本者如是。财而不理其本，未为尽善也。贼民而加之刑，蠹国而重其罪，固不失为好生，然特禁人之外耳。政之入人不深于教，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者，霸者之事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者，王者之事也。人而不化，其心亦未为尽善也。大抵为天下者，当务乎经远可行之谋，不当徇乎权宜一切之制。彼权宜者欲速者也，无远虑者也，见小利而忘大体者也。昔张延赏以省员致谤讟，萧俛以销兵生厉阶；用度不足，财所当理，而孔仅、桑弘羊之属因以剥下；吏道多端，法固当严，而张汤、杜周之流倚以害善。当时名臣智士与后之善议者，若李泌非不为之更张，若刘总非不为之措画，若汲黯非不为之廷争，若路温舒非不为之极论，或谏而不用，或悔而已晚；此厥鉴不远，在汉唐之世者也。至于经远可行之谋则异于是。因其势而利导之，探其本而力救之；通其变，使乐而不倦；神其化，使由而不知；待之以驯致而不迫，处之以忠厚而不暴；法若甚宽而其严不可犯犹江河然，功若不显而其利不胜计犹天地然；此唐、虞、三代之所先务，而五霸、汉、唐之所不及也。今日经远可行之谋，果何在乎？请去泰甚，精考课，以清入仕之流；请择将帅，明赏罚，以革军籍之滥；请兴屯田，省浮费，以济用度之急；请尚风化，奖廉洁，以变贪墨之风。此皆易知易行，非有超世绝俗之举也。何谓去泰甚？黄霸有言治道去其泰甚者，今之入仕，盖有泰甚者矣。戚属之家，恩幸之臣，卜筮技巧之流，驺子舞胡之属，皆宁私以财而不宜私以名器者也；流外之积劳，入赀之拜爵，降人之换补，献言之酬奖，皆可授以试官而不可使之亲民者也。今大则析圭组，分旄钺，小犹通闺籍，滥京秩，若于此辈更加吝惜，则仕流渐清，任子稍寡矣。太祖皇帝践祚之年，日不暇给，首开贡举，不敢少缓，至于技术流外之属，待之甚严，或罢遣归农，或诏不得入全禄，或诏不得拟外任，非爱彼而抑此，理当然耳。成宪具在，可不鉴而行之乎？何谓精考课？陆贽有言求才贵广，考课贵精。今之考课，盖有未精者矣。自外台之权轻而制举之职废，有过者既多倖免，间有得罪，又易于牵复，所宜力行汉宣帝之信赏必罚，综覈名实，使罢软无能者废而不得遽进，奸赃罪恶者去而不得复用，则源澄而流清矣。譬之取金焉，其始歛之，沙与金犹未辨也，飏之汰之，则沙去而金存，此最官人之要道也。唐武后收人心，务拔擢，其官最为冗滥，然陆贽谓其赏罚明，进退速，故当世称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贽之格言，岂不可用之今日乎？二策诚行，入仕之流虽欲不清，不可得也。何谓择将帅？军政之坏，起于庸将，未有将能而军政不修者也。彼良将者，有安边境、立功名之心，岂肯规虚籍之利？有发奸伏、使狙诈之智，岂肯坐受冒滥之欺？兵之骄惰，孰甚五代？一旦周世宗诛其先奔，赏其用命，汰其老弱，训其精锐，征伐四克而无犷悍不驯之患。岂惟雄才英断之非人所及，实以我太祖皇帝之为将帅也。至于国初简汰诛赏，靡不如志，内平五强国，外制三悍虏，有功不敢骄，被斥不敢怨，奚独明审均当有以服之，亦积威约之渐也。今将简覈诸军而不先择其将帅，又将使朝廷任其怨乎？何谓明赏罚？国家治军，岂无良法？招募之始，必欲其强壮，老疾之后，必从而汰遣，著在令甲，有司守之，严且密矣。而尺籍伍符隐滥至此，以诸将之不畏法也。今之诸将，非若信、越之人杰，崛强而难制，由赏罚之未行而无所惩劝耳。诚宜明诏诸将，贷其前非，禁其后来，使得以洗濯自新，然后亲阅而谨察之，其数足而精锐者，忠于国者也，其籍虚而疲怯者，私于已者也。灼见其功，虽毁言日至如即墨大夫者，封之勿疑；察知其罪，虽誉言日闻如阿大夫者，烹之勿赦。即奸雄将慑伏，况龌龊无能者乎？中材知奋厉，况贤智过人者乎？孰肯舍厚赏而就严诛哉！二策诚行，军籍之滥虽欲不去，亦不可得也。何谓兴屯田理财之道？生之为上，犹耕而后可以求获，犹猎而后可以求飨。今两淮、荆襄之地，有遗利而不辟；游技末食之人，有遗力而不耕。诚未能一返之南亩，亦宜先为屯田耳。屯田之利，在岁月间莫有能行之者，以强寇之不容吾耕、与诸军之不乐于耕也。不容吾耕者，不宜较之以力而宜图之以计；不乐于耕者，不当驱之以法而当率之以身。昔句践之谋吴，卑辞厚礼，重赂行间，以玩敌于外；身自耕，夫人自织，以率民于内：此图之以计者也。郭子仪在河中，以军食常乏，乃自耕百亩，将校以是为差，于是士卒不劝而自耕：此率之以身者也。诚宜师勾践之谋以待敌国，使疆埸得以休息；举子仪之事以勉诸将，使士卒知所观效。且命有司市耕牛，铸农器，储粮种以给贷耕者，须熟则偿其种，官为增价以籴其馀，不过一岁，而趋利之兵劝矣。李泌行之于唐，令一下而愿耕者什五六，遂能不烦馈运而给十七万之戍卒，岂今日而不可行乎？何谓省浮费？《记》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山林不能给野火，沧海不能实漏卮，浮费不省，虽富易贫，况不富乎？汉文帝专务敦朴，海内富庶，是可师也。武帝穷奢极欲，海内虚耗，是可鉴也。太祖皇帝省费见于郊祀，仁宗皇帝节用先于宫掖，岂圣主能行其一而难其二哉？声色不迩，服御不增，夫人无曳地之衣，礼饮无卜夜之过，耳不听郑卫，手不玩珠玉。此皆前世恭俭之美，圣心所素知者，在加意而力行之耳。二策既行，而用度不足，愚不信也。何谓尚风化？《羔羊》之诗曰：「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化之感人，其深如此，岂严刑之禁所能及乎？魏毛玠，一尚书耳，率人以俭，而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唐杨绾为相，减驺御，散音乐，撤幄损膳，曾未终日，而效之者相继。清德之化人若是速者，盖礼义廉耻，人心所同，非由外铄我也。惟圣主观化原于奥窔之间，大臣承休德于具瞻之地，使百吏群臣不待言诏，默得于观感之际，则虽百世之下，闻其风者犹将贪廉懦立，而况于今日乎？何谓奖廉洁？天下有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兴，虽无爵赏之劝，而冰霜之操固自若也。至于中人则不然，有以劝之则勉，无以劝之则怠。今使清白之士待远次、甘薄俸，仰事俯畜有所不给，而与贪污苟贱者同进于常调，则中人安得不怠？天下豪杰少而中人多，宜乎廉耻之不立也。《周官》六计，以廉为主，而汉之吏亦往往以察廉进，宣帝之赏朱邑，光武之用孔奋，显宗之赐祭彤，又其卓然见于表异者也。今诚择其甚廉者而升擢之，赏一二人而千万人悦，风俗将旷然而变矣。二策既行而贪墨不止，愚不信也。虽然，此八策者皆法而已。法者，治之流，非治之源；君身者，治之源也。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不离乎方寸之间，而四方万里被其祸福矣。侥倖之门难窒而易开，佚欲之心易纵而难返，可不防之于微乎？情伪毁誉之难明，浸润肤受之易惑，可不处之以公乎？民至愚而难欺，法既久而易坏，可不守之以信乎？「敕天之命，惟时惟几」，虞帝之歌也；「公生明偏生闇」，荀卿之言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夫子之训也。信能行此三者，何谋而不得？何为而不成？前所陈者，皆其绪馀土苴耳，何足以裨末议。

问：六朝镇守所在不同，今日江淮、荆襄、巴蜀之地，必守之处何在？欲守而必固，其策安出？

对：自古有一定之地形，而无一定之土宇，故险要之处不易而守备之计不同。世所谓山川之险者，巩洛、成皋之固也，宜阳、商阪之塞也，白马、盟津之要也，井陉、飞狐之道也，洪河、泾渭之川也，长淮、大江之阻也。西则陇蜀、殽函，东则碣石、海岱，北则太行、常山，南则方城、汉水；陈留当其冲，上党为之脊；塞垣以界戎狄，岭峤以限蛮夷。此天之所设以襟带诸夏，英雄之所必争，古今之所共知也。然以土宇言之，黄帝画野分州，方制万国，商周之际，存者数千，春秋所见止于百馀，俄并而为十二，又合而为六七。自秦以来，则有统一者矣，有中分者矣，有鼎峙者矣，有四分五裂者矣，有僭伪割据别而为十数者矣。久者或数百载，近者亦五六十年，虽于地之险要所得不同，莫不有保境之策以为固圉之道，倘必按陈迹而从之，不亦胶柱而调瑟乎？昔袁、曹之起兵也，绍欲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操谓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驭之，无所不可。已而绍以四州之众困于官渡，操起兖，成于许，则皆四战之国也。羊祜之镇荆州也，吴人寇弋阳、江夏，诏遣侍臣问以徙州之宜，祜曰：「疆埸之事，一彼一此，谨守而已。若徙州则寇来无常，又未知州之所宜据也」。既而吴不能为深患。而杜预之进师，终藉襄阳之资也。故善为兵者，无定形而必于胜；善为守者，无定所而必于固。一成之田必有膏腴，四通之道必有要会，因吾境之所及，量吾力之所至，度吾势之所便，足以制敌安边则可矣，何必区区于古人之迹哉！自古以来，封疆之守，其详不可胜言矣，姑取其切于时宜者，六朝是也。孙氏奄有江东，江北之地所得绝少，故其镇守夹江而已。晋、宋、齐、梁经略河南，暂得暂失，而羯胡、拓跋深入淮甸，故其镇守自河南至于江南，靡常厥所。陈于淮南，暂复而旋失之，故其镇守江南为重。孙氏走曹操，得荆州之半，故亦夹江以为屯守。晋两失襄阳而复得，以至于齐，乃丧樊、邓；及萧察附魏，江陵失守，则陈氏所得江南而已，故其镇守亦随时而迁焉。刘氏全有蜀汉，阳平、剑、涪实为重镇。晋三失蜀而三得之；宋取仇池而不能有；梁失汉中，久而后复，至其末年，并与蜀而失之。考其镇守，往往汉之故处也，顾其进退弃守不同如此，皆事势当然，无足怪也。太抵无江北则守江南，京口、石头、牛渚、姑孰、浔阳、夏口，江南之镇守也；进而有江北，则广陵、历阳、濡须、皖城、邾城、安陆为镇守；又进而全有淮南，则淮阴、钟离、合肥、寿春、义阳为镇守；又进而有淮北，则朐山、下邳、彭城、泗口、角城、舒城、垂瓠、白苟堆为镇守；又进而全有河南，则东阳、历城、碻磝、滑台、雍丘、荥阳、虎牢、洛阳为镇守。自江南至于河，其表里可考如此。建平、西陵、乐乡、上明、公安，荆州之镇守也；进而有江北，则石城、江陵、下溠戍为镇守；又进而有汉上，则赭阳、新野、樊、邓、襄阳为镇守。涪为水陆之冲，蜀之镇守也，进则剑阁为镇守，又进则汉中为镇守，又进则武都为镇守。自荆蜀踰于汉沔，其表里可考如此。且由蜀汉东渐于海，绵亘几千里，历代守备之处，大要不出乎此。纪陟所谓：「如人有七尺之躯，所以御风寒者，亦数处耳」。便则进而据之，否则退而守之，惟不失吾之要害，斯为善矣。国家今日全有江淮与荆襄、蜀汉之地，比年东收泗海，西得唐、邓，则凡淮汉之南北与江上之所当守者盖易见也。山川之形无改于旧，城郭人民之属非昔形矣。必曰古人如是，吾今亦如是，不可也；必曰古人如是，吾今不如是，亦不可也，在量其力、审其势尔。势诚便，力诚及，重镇之可也；势诚不便，力诚不及，轻戍之可也，又何纸上语之拘乎？古之善为兵者，其于弃守之际，可谓审矣。势所当守，虽效死有所不去；势所当弃，虽都邑有所不恤，巡、远、李光弼是也。禄山之乱，尹子奇攻睢阳，巡、远以数千垂尽之卒抗方张不制之虏，众议以粮尽援绝欲东奔矣，巡谓睢阳江淮保障，弃之则贼鼓而南，卒以死守之，遂能梗其喉牙以全东南之势，则知所当守故也。思明之乘胜而西也，光弼在洛，将趋河阳，韦损以东都帝宅尝劝之守矣，光弼曰：「氾水、崿岭尽为贼蹊，能尽守乎」？卒以计弃之，果能掣贼肘腑，以缓关、陕之忧，则知所当弃故也。是故险固则必守之，冲要则必守之，根本则必守之，无民则弃之，力不足则弃之，势不便则弃之，皆可考于古也。不断大岘，慕容遗刘裕之禽；不塞成皋，石勒知刘曜之败。王衍撤守险之备，则唐兵入之；南唐吝把浅之费，则周人乘之。险固其可以不守乎？不能并齐鲁，取韩魏，则黥布为下策矣；不北据邯郸而阻漳水，则陈豨为无能矣。太武至瓜步而亟还者，惧彭城之议其后也；元英拥大众而不进者，以钟离之扼其吭也，冲要其可以不守乎？尹铎宽晋阳以为保障，萧何全关中以待高祖，朱鲔之攻桓温也，寇恂勒兵出而御之，不以彼众我寡而为疑也；张邈之迎吕布也，荀彧之所守者二城，不以敌强己弱而为惧也，根本其可以不守乎？有是三者，虽死守勿去可也。曹公欲迁江西之民，而广陵、庐江、九江、蕲春户十馀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是以吴魏之际，江淮之间不居者数百里，则无民安得不弃之乎？殷浩出师无功，王羲之遗之书曰：「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计，非复所及，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浩违其言，重致狼狈，则力之不足，安得不弃之乎？吴以三万人戍邾城，陶侃以其隔在江北，内无倚赖，外接群夷，必引虏入寇，故弃而不守；庾亮继侃以万人戍之，卒致毛宝之败，则势之不便，安得不弃之乎？有是三者，虽去而勿顾可也。弃守既审，守可以必固乎？曰未也。居险固之地则守之易，居四战之地则守之难，是以有自然之险，有使然之险。山川丘陵，自然之险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使然之险也。《周官》之职，有掌固焉，有司险焉，皆主守备之官也。《掌固》曰：「若造都邑，则治其固，与其守法。凡国都之境，有沟树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职焉，若有山川，则因之」。《司险》曰：「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山林川泽之阻。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皆有守禁，而达其道路」。夫固者，人之所为，而或因乎山川则使然者，非地不因也。险者，地之所有，而复为之沟涂，则自然者非人不守也。不特此也，《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则既有可守之处矣。「颁其士庶子及其众庶之守」，则又有能守之人矣。「设其饰器，分其财用，均其稍食，任其万民，用其材器」，则凡可以为御备者，无不具也。「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与其役财用，惟是得通，与国有司帅之，以赞其不足者」，则凡可以为救援者无不素也。「昼三巡之，夜三鼜以号戒」，则警备之严如此。「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惟有节者达之」，则讥察之密如此。数者皆得，又何守之不固哉！然而均是地也，或固或不固，则守之兵不同也；均是兵也，或胜或不胜，则将之人不同也。守非其兵则弃地，将非其人则弃师，有一于此，将覆亡之不暇，其可以守国乎？是故备御之难易，常系国威之盛衰；国威之盛衰，常系将帅之能否。昔匈奴方强，烽火达于甘泉，则汉屯长安之旁以备胡，及卫、霍深入，大有斩获，则匈奴屯瓯脱以备汉。东、西魏之分也，周人岁椎河冰以防齐，及齐政既衰，则齐人椎冰以防周。信乎备御之难易，系于国威之盛衰也。魏尚在云中，匈奴不敢近塞，郅都守雁门，亦为之举边引去，李广则号为飞将，李绩则贤于长城，子仪存则回纥革心，马燧罢则吐蕃得计。信乎国威之盛衰，系乎将帅之能否也。谢幼度之守广陵也，彭超席累胜之锋践蹂淮泗，至于三河，幼度起而麾之，追亡逐北，故境不旋踵而复，间岁而有淮淝之功矣。今之守广陵者，有如幼度否乎？萧僧珍之守山阳也，太武以回山倒海之威深入而反，僧珍歛人民，储粮械，蓄陂水以待之，魏师过而不留，今之守山阳者，有如僧珍否乎？南齐之初，高祖料索虏之必来，以寿春兵冲，使垣崇祖守之，及寇之至，崇祖诱之以小城，灌之以淝水，沙囊一决而强敌遁逃。今之守寿春者，有如崇祖否乎？东昏之末，寿春叛入于魏，淮南几亡矣，梁武帝命韦睿取合肥而守之，魏军畏惮，谓之「韦虎」，及其救钟离也，战舰一奋而百万为鱼。今之守合肥者，有如韦睿否乎？以三千之众当百倍之师，昼夜拒守，卒全其城，有如昌义之守钟离乎？以寡弱拒守，再破石虎之师，功名亚于周访、祖逖，有如桓平北之守襄阳乎？内围步阐，外抗羊祜，水陆克捷，禽馘万计，有如陆抗之守荆州乎？羽檄交驰，围棋自若，据险坚守，卒困曹爽，有如费袆之守汉中乎？诚得其人矣，弱可奋而为强，虚可张以为实，疮痍者可养而瘳，流散者可诱而复，若未得其人则反是矣。形势不改而利害已殊，可不精择而久任之乎？且我宋之肇造也，北无燕云，故北虏强，西无朔方，故夏贼炽，据晋阳以游魂伺隙，则又有刘继元焉。国家所有者，中原百馀州，山川之险，得之少矣。然艺祖垂意将帅，选任有方，命李汉超等五将镇守河朔以拒北虏，命郭进等分戍河东、潞泽以御太原，命赵赞等屯陕右、灵武以备西戎，皆少与之兵而富之财，重与之权而责之功，待之必诚，任之必久，由是边城得以募养死士，使为间谍，以深知敌人之情伪，俟其入寇，则出奇设伏以破之，皆有以少击众之功。契丹既不敢犯边，太原则日就穷蹙，夏童惕息自守不暇。厥后何承矩开塘泊，兴稻田，而河朔为之安富；范仲淹筑城堡，据要害，而元昊为之请命。梁门、遂城著于北，青涧、洛水名于西，此皆用得其人，故设险之利兴而守国之谋固。矧今江淮之险，皆有可因，倘于择任将帅之际，遹追祖父，亦何黠虏之足虑哉！虽然，兵以正合，以奇胜，行大众于必争之地者，兵之正也，驰轻锐于无人之境者，兵之奇也，有正而无奇则拙，有奇而无正则殆。盛兵临晋，正也；木罂渡夏阳，奇也；列营官渡；正也，袭辎重于乌巢，奇也。有围剑阁之正，然后有袭江油之奇；有攻洄曲之正，然后有捣垂瓠之奇。有正而无奇，是成安君之称义兵也，不亦拙乎？有奇而无正，是曹公之袭乌桓也，不亦殆乎？故善为守者，非守其正之难，而防其奇之为不易。奔东南备西北，非亚夫有不能料；阴易夷兵以败杨肇，非陆抗有不能为。兹所谓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而敌不知其所攻也。昔我真宗皇帝备御北寇，讲求最详，尝采众议，决以圣虑，定为阵图，大率以大阵为正兵，驻之冲要，以骁将为奇兵，列之左右，以正当其正，以奇当其奇，若彼反而用之，则奇或为正，正复为奇，委曲周密，无不得其至。当今若祖述其意而行之，岂不可乎？淮汉、巴蜀之师，虏尝以为奇矣，赖上皇指授合宜，将士用命，战而胜之，是故敌之来无常，吾之备御亦不可以执一，乌知前日之正，他日不为奇乎？前日之奇，他日不为正乎？要在间谍巡逻之密察，烽火候望之精明，将帅有同舟之心，城堡有率然之势，使彼小至则少利，深入则堕吾之计中，虽有孙吴之术犹不得施，而况冒没轻儳之虏乎？譬诸奕者，疏密阔狭无常也，边隅角腹无常也，所可常者，攻则形之于必争，而乘之于所不备，守则为之于必生，而备之于所不攻，乃为善之善者耳。此皆因变制宜，出于心术之微，岂可按谱而得之？虽然，守有其兵矣，将有其人矣，审于去取矣，尽乎奇正矣，抑末也，则无如之何。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又曰：「形势不如德」。岂以险之不足恃而形势之不美哉？虑其专于守而不知恤民也，虑其恃乎险而不知修德也。民散则国谁与守？德衰则险乌足恃？公宫沟而民溃，长城筑而秦亡，吁！可畏也。善乎赵襄子之知守也，方其避智伯之难，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固」。襄子曰：「罢民力以成之，又毙民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朘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又谁与我？其晋阳乎，先王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智伯围而灌之，沉灶产蛙，民无叛意，信乎富强之不如德也。曩岁滔天之寇可谓盛矣，三军之士有战斗死伤而无有屑为降虏者，北边之民有流离冻饿而无有去为群盗者，上皇之德深厚矣。《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守备之上策也，其勿以为老生之常谈。

问：历代屯田皆有成绩，今日兼行官庄募民之法，得不偿失，何也？意欲兵民乐业，耕战并修，以省大费，其亦有术乎？

对：夷狄强盛不足忧，兵农未一深可虑。中国御戎，自有常道。贪欲徼求，是赂之而已；侮嫚骄倨，是容之而已；背约盗边，是备之而已；深入为寇，是驱之而已。主诚有道，将诚有能，法令诚行，赏罚诚信，兵甲诚足，士卒诚练，加之以天时，因之以地利，犬羊虽聚，其若我何？此常人之所甚惧而君子以为不足忧也。彼以其众，我以其寡，故战常患乎不胜；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故用常患乎不足。少发则有济师之请，多募则有乏食之虞，锋镝未交而战士之气慑于强敌，疆埸未固而齐民之力匮于久饷，将帅畏缩以失机会，官吏趣办以苟目前，日甚一日，虽有智者，将不能善其后，此不亦深可虑乎？知其深可虑而无以救之，使不足忧者遂至于可忧，则亦何取于善谋哉！然兵农之分久矣，虽尧、舜复生，井田之法亦未易于遽复，于其未易复之中求其粗可复之术，无出于屯田而已。募民徙边，居室田作，因以备胡，晁错之议也，文帝行之而边备以修。步兵留田，得十二利以省大费，赵充国之策也，宣帝从之而先零以降。二者虽非井田之法，而耕战并修，实有古人之遗意。此诚安边制敌之长算，后世之不可易者也。故汉之西域、魏之许下、唐之振武，皆仿错之议而行之也；杜茂之于广武、邓艾之于淮南、荀羡之于石鳖，皆述充国之策而为之也。彼其行之一时而成效昭然著于史策，何独至于今日而不可行哉！国家自中兴以来，计司议臣屡尝及此，而皇华之遣，以讲求规画为名者亦至于再三矣。既立官庄之法，又下募民之令，累年于兹而功效未见，岂独时变之不同，实亦讲之未悉而行之未诚耳。议者皆谓兵农之分莫甚于本朝，盖自有唐方镇以来，迄于今日几四百年矣，为农者力耕以养兵，为兵者捍患以卫农，各安其事，各享其利，吾将一旦合而同之，屈其果敢强力跅弛不羁之气，以俯首于耒耜之间，驱其安居乐业畏懦无能之众，以从事于横尸之地，是强其所不能也，几何而不骇且乱乎？为是说者，是知时变而未达于人情者也。人情虽有恶劳之心，亦必有趋利之心，虽有畏死之心，亦必有自保之心，因其情而利导之，若水之于下，未有不趋者也。且兵之骄而难制，孰有甚于唐永泰之后？自德宗时，屯兵在关中者十七万，经费不充，德宗议减之，李泌独曰：「诚用臣言，可不减戍卒，不烦百姓，粮食皆足，府兵亦成」。究其策非有他也，出缯帛市耕牛，命官铸农器，籴麦种，募戍卒愿耕者给贷之，须熟则倍偿其种而增价以籴其馀，俟其安土则徙置其家，而以田为永业，此亦不出乎因人情而利之耳，令一下而愿耕者十五六，孰谓今日之兵而不可使耕乎？秦之遣戍也，皆谪而往，民之行者如坐弃市。及晁错之募人也，诱之以赎罪，劝之以赐爵，安之以室家，联之以保伍，为之城郭之固，设之赏募之利，以至中周虎落、蔺石渠答之备，委曲周密，使民乐徙而有常居之心，文帝从之，盖未闻有一毫之害也。岂秦之民异乎汉之民哉，亦避害就利而已，孰谓今日之民而不可使守乎？兵可使耕，民可使守，而吾之屯田未获其利，盍亦深究其情而为之计乎？盖自古养兵未有厚于今日者，平居无事，列营于都会之地，奇技淫巧萃于目前，皆足以荡其心而惰其志，孰肯服田力穑于南亩之间？故官庄之设，类为虚文，募人以耕，得不偿失，无足怪也。朝廷募民以垦閒田，其给复有限，彼力足以耕者，无非江南之富人也，输期将及，则舍而之他，既无租赋之入，徒有招徕之费，其无益于军储，亦不足怪也。为今之许，莫若募出戍之卒而使之耕，立力田之科以为劝，则实利兴而边储足矣。盖出戍之卒与安居者劳逸苦乐，实相倍蓰，习于劳则不惮于耕，乏于用则易诱以利，善新募者以劝其来，则翕然而趋之矣。有力之氓能垦辟者，命之以官，为之等级，以俟其增广，则土著之法可以渐行，而无业之民从之若流水矣。二者人情之自然，不待强而从者也。虽然，无以率之则戍卒未易募，无以保之则富民未易劝也。将者，士卒之表率，将之所为，则不令而自从，将所不为，则虽令而不从，今使仗旄钺者燕安自居，而使士卒兼耕战之劳，则虽严刑驱之，适足召乱而已。昔晋扶风王骏之镇关中也，督劝桑农，与士卒分役，以及僚佐并将帅兵士等，人垦田十亩，是以恩威并著，羌虏降附。郭子仪之镇河中也，以军食常乏，乃自耕百亩，将校以是为差，于是士卒不劝而耕，是岁河中野无旷土，兵有馀粮。且以贵如扶风、勋如子仪尚欲以身率之，况势位功名之下此者。吾之将帅，诚能上体朝廷之德意，远追古人之高风，载耒耜于轺轩，衣皮裤于荆棘，弃去蒲博而力作之是务，不好音乐而麦茧之为善，使吾三军之士听唱而应，欣然乐而从之，虽欲不率，其能自容于众乎？议者见赵充国之于临羌，与羊叔子之于襄阳，屯田积谷，坐制强敌，皆知屯田之为大利，而不知其有所因也。夫临敌境而屯田，至难之事也。吴人大佃皖城，稻田四千馀顷，积谷至八百万斛，王浑使应绰攻之，仓廪舟船一旦而尽，士之死者五千馀人；祖逖之佃于谯北也，熟则寇至，丁壮战于外，老弱穫于内，多持炬火，急则焚烧，如是数年，亦终不得其利。逖犹若此，而况他人乎？是故湟中之战不捷，则充国之骑兵必不可罢；石城之戍不撤，则叔子之逻卒必不可灭。否则，虽欲驱而治田，适足资盗粮耳。今吾沿江之城池荒圮，戍卒单露，彼民愚而至神，虽有重赏之劝，亦未肯自取于危难之地也。况长淮之流，经冬浅涸，可涉之处，无虑数十，胡骑迅疾，去来如风，聚众积粮，以速寇至，亦未为国之利也。莫若命将帅牧守行视地形，度湖山之险可以阻固者，募新民居之，因立城堡，毋下千家，使寇之轻兵未易侵掠，而来耕者有利无害，然后劝谕之术可得而施矣。二说诚行，则军民之愿耕者众，夫然后古人之良法皆可次第而举也。田事出赋，人二十亩以均力役；发骑就草，为佃者游兵，以防抄寇；相土处民，计民置吏，以尽损益之宜；令诸典农毋得以商事杂乱，以专耕桑之务；教人挽，以济耕牛之乏；兴炉󷀏，以便铸器之用，皆可次第施行，以助于屯田者也。迟之累年，兵有积粟之利，民有安土之心，因其农隙，习之武事，举长淮之南皆府兵也，何忧乎边备，何患乎外寇哉！然犹有可虑者，军民之不相安，而强敌之不乐于我也。昔诸葛孔明以馈运数绝，使己志不遂，故其出斜谷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夫孔明田于敌国之境，司马懿以十倍之众惕息而不敢动，军民杂处，又无秋毫之犯，果何术以致之？以其威名著而纪律明也。今吾之军政与诸将之威望，诚未可以比方古人，则借民以耕，以瘠地易上地，或未免于唐人之患，而先劫佃兵，恐反堕于鲜卑之谋也。然而军之纪律，治之在我，诚择近臣之有方略素为诸将所严惮者，以兼董其事，又选宽和通敏之材以为守令，使与将帅同心协力以调辑之，亦无患乎兵之扰民矣。至于敌人之情，则在庙算有以制之，非将帅攻守之所能独为也。昔勾践之图吴，身自耕，夫人自织，以率民于内，卑辞厚礼，重赂行间，以玩敌于外，及其生聚之既蕃，教训之既熟，不二十年而吴为沼矣。羊叔子亦然，反自江陵，专务信义，以怀邻人之心，而陆抗亦为之戢兵，故力耕之，卒坐收其利。夫勾践、叔子之心，岂真欲玩时而长寇哉，诚以自治之策非閒暇不可为耳。倘吾庙堂之上专行勾践之谋，边境之间兼用叔子之计，则不出数年，而兵食兼足矣。古人蓄积之丰，何足多羡。

问：汉唐御戎之策，如严尤、班固、刘贶说各不同（此下阙。），

对：「（此下阙。）以汉唐之行事而考，严尤、班固、刘贶之议论，有可得而辨矣。且以至常之理言之，羁縻备御者，待夷狄之常也；征伐和好者，待夷狄之权也。兼用而两得者，上策也；得多而失少者，中策也；得失半者，下策也；一举而两失之，无策也。以三子之明智，岂不足以知此？三子之博辨，岂不足以言此？顾乃人自为说而莫之一者，亦各因其时而已。严尤之言，为新室言之也；班固之言，为东汉言之也；刘贶之言，为唐言之也。请先言其常而后推明三子之意。天之生夷狄也，限之以山川，阻之以关塞，言语衣服不通于中华，饮食嗜好几同于异类，其地不可有而耕，其人不可臣而畜，故圣人外而疏之，不及以政教。荒忽无常，则严为之备，不使害吾民也；文告不悛，则增修其德，不以勤吾民也。其来也勿拒，其去也勿追，故曰羁縻备御者，待夷狄之常也。然而中国不常治，夷狄不常服，多难之世，不暇兴远戍之师，疮痍之民，不足当新羁之马，则太王之事有所不免，魏绛之策于此乎可用矣。冒没之不已，搏噬之无厌，患不止于疆埸，而深至于畿甸，毒非止于蚊虻，而有类于蛇豕，则南仲之师不可不遣，奋伐之师有时乎深入矣。屈中国以事之，毒天下以征之，岂得已而不已哉！常道不足以制之，则势必出于此耳。故曰：征伐和好者，待夷狄之权也。周之盛也，内列六服以谨藩围，九州之外止于世见，不王者告之而已，其责之甚轻也；若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坐诸国门之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其待之甚薄也；虽在平、成之际，犹戎兵以涉禹迹，其备之甚严也。及宣王丁中微之运，匪茹之寇，内至泾阳，甚不得已，六月出师，然其《诗》曰：「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则何劳师之有？又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则何黩武之有？虽奏肤功，执丑虏，特以定王国、复境土而已，是以交侵之患弭而中兴之业成，此所谓兼用而两得，上策也。汉高惩艾平城之围，而用娄敬之约；吕太后隐忍嫚书之辱，以从季布之言；文帝增厚其赂，景帝遵而不改，然而背约入盗，终不少弭，有志之士至以手足倒置为之流涕，常人视之，诚若无策，然新造之汉，痍伤未复，叛者九起于中，吕氏、七国之难，皆非小变，加以匈奴之强，控弦者数十万计，使当时不少容忍以开边衅，汉之安危未可知也。虽淑女嫔于穹庐，然有小耻而无大辱；烽火通于甘泉，然有浅患而无深忧，此所谓得多而失少，中策也。武帝藉富庶之资，思刷累世之耻愤，王恢发其谋，卫、霍骋其力，分道深入，二十馀年，虽有克捷之功，胡辄报之；虽筑朔方，收昆邪之地，亦弃造阳之北九百里；虽匈奴创艾逃遁漠北，亦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此非征伐之失，穷兵之失也。收河南以夺虏之要害可也，绝幕穷追何为耶？开西域以断虏之右臂可也，劳师大宛何为耶？好大不已，终以自困，计其功过，仅足相掩，此所谓得失相半，下策也。秦王平六国，威震六合，开辟以来，未之有也，民自周衰弊于战斗，其欲休息之心，甚于饥渴矣，

臣伏睹某日诏书，陛下以临政之始，思闻谠言，凡军国之务靡不询究，使中外之臣咸得条奏。仰见圣意隆宽尽下，以图新政。臣受国恩至深至厚，感激之意，万倍常庶。某日忽蒙颁到诏书一道，拜受伏读，乃陛下以既行博询，不遗旧臣，复加特诏，俾之尽言。仰惟天意广大，圣德日新，海隅苍生，有口有心，咸愿罄竭，矧在愚臣，敢有纤毫顾望不尽之意！臣本诸生，受知高宗，擢臣谏诤，臣之报国，朴忠而已。寿皇察臣本末，擢之政地，十有四年，臣之所以事寿皇者，即前日之所以事高宗也。今陛下亲受圣父之传，臣之事陛下者敢有二志？而况被遇潜邸，依光议堂，始终蒙恩，非可量数，不询当言，而况询及。臣窃惟天下之事，莫难厥初，自古人君，必观初政。谨初而往，易于溯游；既过而补，难于覆篑。是故九庙之付托在初，四海之观瞻在初，万机之得失在初，欲上承万世之休，下垂万世之统，未有不谨其初者也。高宗得傅说，命之纳诲，自古谨初之君，未有如高宗者也。周公归政成王，先之以《无逸》，申之以《洛诰》，终之以《立政》，自古谨初之佐，未有如周公者也。六书具存，条目甚悉，委曲如慈父之言，简易有严师之训，可谓万世之龟鉴，百王之模楷。是故陛下今日尽孝在初，懋德在初，奉天在初，敬民在初，用人在初，立政在初。寿皇、陛下父子之圣孝慈固已尽于平日，然既承大宝，天子之孝事异储宫。爱敬已尽于宫闱，所难尽者恶慢不施于一民；继承已谨于思虑，所难谨者动静不失于一机，故曰尽孝在初。陛下岐嶷之资禀于生知，聪明之学成于就傅，所谓懋德，岂劳勉强？然而震惊百里，天下未能周知，飞龙在天，万物方且咸睹，毫釐得失，天下共闻，日新其德，自今以始，故曰懋德在初。天眷陛下固非一朝，陛下承天方自今日。牺牲玉帛特为事上之常，视听言貌动为奸和之具，以实不文，所当审别，故曰奉天在初。国家中更厄难，民散无统，高宗收此民三十六年而付之寿皇，寿皇抚此民二十七年而付之陛下。二圣于民，同乎一敬，中外宁泰，业如金瓯，宝而持之，至难至重，故曰敬民在初。陛下继照之德，群下共知，议堂之上，端靖深观。渊默雷声，意向可见，忠邪之辨，不待臣言。然而表民在德，济世须材，风云会同之初，德业天渊所由判也，故曰用人在初。高宗举大纲，寿皇笃前烈，法令既备，纪纲既张，陛下乃继绍之时，鼎新之日，是故初不欲锐，锐则易退；初不欲尽，尽则难继。若虞机张，必中而发，故曰立政在初。凡是六者，陛下之所素知，圣学之所素及，臣言已赘，臣意可矜，赦其迂愚，愿毕馀说。揖逊之事，唐虞之后万古不行，逮我高宗断自圣意，别宫就养，慈孝两全，高宗真可以为尧矣。寿皇亲承付托，兢业万机，内奉慈亲，外平庶政，安静之福同于高宗，寿皇真可以为舜矣。寿皇真可以为舜，举神器而付之陛下，是以禹处陛下也。寿皇以禹处陛下，陛下当以禹继之。臣观自古勤俭谦抑之君，未有如禹者，禹之圣德齐于尧舜，禹之大功施于万世，然以上继大圣之君，每怀不及之念。分阴必惜，虑失时也；下车泣辜，深责己也。闻善言至为之拜，饮旨酒至为之恶，宫室必卑，饮食必菲，所以至谦至抑至勤至俭，舜一己百，舜十己千，是乃所以为禹，是乃所以继舜。臣观帝舜授禹之言，禹奉而行，何啻弟子之于严师。精一执中，既自运乎心术之间；无稽勿询，尤审听于求箴之际。至于懔乎朽索之戒，所以力行可畏非民之言，兢兢于身，垂训万世。陛下缉熙之学，素深于书，姑因继舜及之，非谓圣心高明有所未见。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加之意而已」。老臣惓惓，最在此语。或谓受恩三朝，当有奇谋异策以裨初政，臣实不肖，不惟素学所无，实亦本心不欲，故未尝挟以事高宗，亦未尝进以干寿皇也。况道不以空言为高，事必以常行为久，成规在前，功在驯致，曲学小数，非臣敢知。谨昧死陈国家大体具如左，惟陛下幸赦其愚。

仁育含灵，寖格三登之治；瑞呈宿麦。挺生千里之畿。并兴「击壤」之谣。敢效得禾之献。臣某（中贺。）窃以牟贻嘉种，《诗》尝颂于周王；穗有两岐，民尚歌于汉吏。盖珍符之滋至，在粒食以尤先。独掩前闻，莫如今日。盈畴幪幪，产近甸之神皋；垂颖芃芃，协纯乾之阳数。密迩躬耕之地，远踰异亩之祥。清庙荐新，行讲尝之礼；灵台观象，已腾斗覆之辉。亶谓鸿禧，固非虚应。恭惟皇帝陛下至诚赞化，善政养民。载耒耜于御间，率先千耦；铸剑戟为农器，罔夺三时。调璿玑而五谷登，和玉烛而四气叙。祥风甘雨，物无痹疠之伤；洁粢丰盛，神有馨香之感。果蒙景贶，来表昌期。效贡亳都，上掩太宗之迹；伻图蜀郡，益增仁祖之光。臣无补涓埃，缪司辇毂，称万年而稽首，幸睹宏休；陈五瑞而作歌，愿追故实。

窃以宗社之计，帷幄之谋，制之在相公，断之在明主，诚非小官晚学疏贱浅薄者所可议其万一也。虽然，国之与家，事均一体，国安则从而安，国危则从而危，故敢忘其狂僭，以犯嫠不恤纬之罪，岂敢效相公忧国之心哉，亦以谋身而已。三思越职僭分之愆，稿成复削者屡矣。乃承相公在泮之日，和颜忘势，俯询刍荛之言，仲友虽至愚，敢不效其区区？伏自狂虏送死淮南，亟取夷戮，于今七月矣，中国外攘之策弥无底止，窃闻于士大夫之间，大概三策而已：越淮而战，一也；沿淮而守，二也；夹江而戍，三也。三策不早定则为谋不专，为谋不专则为备不豫，以犬羊阴狡之谋而以不豫备应之，其为患可胜言耶？试以今日之势，妄论三策之得失。夫越淮而战，最上策也，何则？天下之最可愤者，孰大于君父弟兄之雠？所可耻者，孰大于宗庙陵寝之辱？所可哀矜而痛惜者，又孰大于亿万苍生污腥膻而坠涂炭耶？为此三者，忠臣义士泣血痛心几四十年矣。今不因狂虏之败盟、中原之思宋，奋其武怒，以为恢复之计，此时一失，遗民向尽，南北之势遂定，英雄得之，反为万世子孙无穷之忧，故曰越淮而战，最上策也。虽然，天下未有无其本而有其末、无其事而有其功者，使吾兵强而众、将智而勇，罗落周密，财力充裕，中原有响应之诚，狂虏有必败之势，长驱而前，一战而定，忠臣义士孰不愿之？今乃不然，将不抚士，不足恃也；士经新衄，未可用也；长淮以南，鞠为丘墟，而无籓篱之固也；鬻爵度僧，尽用弊法，而无岁月之储也；向义之民惩陈、蔡之祸，有狐疑之心也；新立之酋袭累世之业，未见可取之形也。设今欲为进取之计，必以重兵镇临淮、下蔡，以引北方，虽未深入而有危道三焉。夫二镇者，淮南之门户也，为国譬如家，今有据人之门户而主不争，必有深谋存乎其间，不然则必争矣。吾将分兵以屯，则不足以御虏之争；将悉兵以屯，则后无精锐以为之继，使虏兵四合而外援不至，则守不固。以全师而不能固一城，则事势去矣。此其危道一也。二屯隔在淮北，而长淮可涉之处甚多，若虏以数万人缀吾二屯，而简精锐径渡他所，以捣吾之虚，则二屯必退而自救，一去城守，腹背受敌，彼先据吾便地，主反为客，有必败之势。设欲坚守以牵制其后，则吾之江上备御必寡，而虏之奸计得以行矣。此其危道二也。虏若深知吾情，以万全相困，尽空河南以诱我师，坚守河北以待吾敝，吾将缓而不进，则无以慰中原之心，进而无得，则何以为持久之计，旬月之间，情见势屈。马肥兵合，彼以十万骑徐驱而来，彼众我寡，彼逸我劳，陈之平原，步骑不敌，元嘉之事，商鉴不远。此其危道三也。有危道三而欲进取，众人之所寒心，安得不少加隐忍，以为一二年后图之计乎？越淮而战，既未可轻议，故有沿淮而守之策，虽然，守淮亦不易也。自安丰至于楚，上下七百里，当屯者五，内为五屯之后，继当屯者三，大屯二万，小屯一万，略计用精甲十二万人，而辎重不与焉。料今诸军，未及此数。若兵少而强欲分之，形势寡弱，篱落不固，一处失利，望风引退，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又观自古号为重镇者，皆城池高深，守御备设，粮储充衍，兵力强盛。贼方远来，利在速斗，吾则因变制宜，以长策持之，可战则战，可守则守，战不战，常在我而不在敌，吾制其权而敌反从之，故其强易弱也。今自淮以南，大镇皆无城池可恃，惟寿春仅有之，而城守之备百无一有。狂虏之来，吾之诸军度其不可固守，则怯者退保，而勇者侥倖于一战，舍吾所长，堕彼之计，彼所以易为力，吾所以难为功也。又况合肥以北，水运不通，近者钟离、寿春屯军甚寡，而旬月之间时告匮乏。若钟离、寿春、安丰皆宿重兵，则馈运之夫不减数万，淮南归业之民既不可役，江南本根之地又难重困，未知何以继之？议者欲以运船入淮，此又非长策也。自泗至濠，自濠至寿，至安丰，相去皆二三百里，深涉敌境，溯流而上，虏若以轻兵抄之，粮食舟船悉以资寇，可不虑乎？比者陆运丁夫甫及渡江而道亡者十二三，水运兵稍仅达淮阴，亦或群聚而舍去。人情岂不愿忠于国，诚畏死亡而恶劳苦也。议者曰：「吾兴屯田矣，粮不患乏也；吾招降附矣，兵不患寡也；吾作堡塞矣，守不患弱也」。此又不然。兴屯田而兵不足以护之，赍盗粮也；招降附而兵不足以接之，遗贼禽也；作堡塞而兵不足以援之，为寇守也。祖逖尝屯田谯北矣，熟则寇至，行之数年，不得其利。褚裒尝纳鲁群之降矣，覆师代陂、河朔二十馀万口，皆不能自拔。南唐白甲军屡败周师，卒无预于淮南之存亡。抑又有甚不可者，屯田应募之人，大抵强壮者一，而老弱居其六七，以次农夫所食计之，岁虽大穰，仅能糊其口，稍有凶旱，固不足以自给，况敢望其有馀以省馈运乎？今种艺之时既已久矣，北来之民且当坐食，官不廪之则立见饥困；欲常给之，则望来岁之麦犹甚远也，旷日持久，赈救不逮，则新附之民群聚为剽，与旧民势不相安。郡邑之吏，恩信不足以怀，威令不足以禁，一夫异心，祸不可测。此其甚不可一也。重镇臂也，堡塞犹指也，臂之不存，指将安附？今吾两淮重镇既不可恃，而欲恃堡塞以当虏人，是犹废其两臂而欲责十指之用也。牛虽瘠，偾于豚上，其畏不死。郭默、李轨皆以奇才为坞主，而后无大援，终不能撄石勒之锋，则下于二子者又可恃乎？况两淮事体与旧不同，去岁未及收成，虏骑已入，堡塞之民尚恃累年之储，稍可持久，今一旦荡尽矣，秋高寇至，馀粮栖亩而驱之入堡，将何所得食？与其聚为饿殍，孰若纵其避寇，尚可以苟生乎？此其甚不可二也。二者既不足恃，而欲以单寡之师沿淮而守，诚不易也。故有夹江而戍之策焉，其说曰：「我师可守而不可以战也，淮南可以轻处而不可以重镇也，朐山可迁也，泗、寿可弃也。吾画长江而守之，彼岂能轻舍戎马以与我争舟楫之利也？吾举淮南而空之，彼岂能千里馈粮以与我为持久之计也？吾以东军屯广陵，西军屯历阳，以为夹江之形势，小入则逆而击之，大至则避而守之，蓄锐以待其敝，徐行以蹑其归，此诚因时量力之计」。然以理揆之，则有不可者八焉。自古迄今，但有劳师费财以争要害之地，未有举数千里尽弃之者。淮南我之籓篱，失淮南则长江之险与彼共之。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一也。国家财用与古不同，京口、建业与行在之兵所仰给者，半出通、泰，去岁虏骑临江，曾未月馀，而二屯有乏财之虑。若弃广陵，则二州不守，是不战而坐自毙矣。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二也。朐山自古为重镇，在今日尤为要害，盖昔都建康，则海道乃牵制之师；今都武林，则海道为腹心之疾。朐山之存亡，实关江南之利害。去岁幸天赐我以开海上之功，今若委而去之，则山东之动息有不得而闻者，岂不殆哉！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三也。淮南之地，土皆膏腴，虏若以重兵扼广陵、历阳，而以馀军为屯田之计，因其农隙城而守之，则吾之势蹙矣。此淮南之不可轻弃四也。晁错言中国之长技五，匈奴之长技三，今之黠虏兼而有之，其不及江南者，舟楫而已。去岁采石之战，虏船乃仓猝所造，例皆薄小，操舟之人，又非便习，故我师击之易于拉朽。及其据广陵也，控引清河艨冲，用濒河棹手，刻期将济，京口为之震动，虽胜败未可知，亦已危矣。今若轻弃淮阴，使复行前日之计，则吾之长技，将与彼共之矣。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五也。长淮之滨，诚为难守，然其间山川之阨塞，可以控制而要击者非一也，今将尽弃以纵敌，是不断大岘之说也，是不塞成皋之说也。长江之上，首尾隔绝，可挠之处甚多，彼投兵死地而我欲坐而制之，亦不易矣。此淮南之不可轻弃六也。自虏败盟，荆襄、巴蜀之师喋血以收故地，尺攘寸取，犹未有济也，一旦纵敌，使以重兵临江，而以旧境要吾之成，吾将拒之则不能无惧，吾将许之则恐绝中原之望，失将士之心，疑惧交战而间隙生矣。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七也。议者曰：「吾非弃淮南也，特不以重兵远去而观事之可否耳」。是又不然。广陵、历阳皆非控扼之要地，贼若水陆并进，而我师汎舟于江有还顾之心，其势必不战而退。强寇在前而欲退师，则瓜洲、杨林是其成鉴。如此则名为夹江而戍，其实已弃淮南矣。此其不可者八也。夫自三国分裂，以及东晋、南北、五代之际，江淮战守之术未有不出于三策者，今乃曰皆未可用，是终无策而可乎？不然也。泥古人之迹而昧当今之宜，不若求古人之意而适当今之用。兵之为道诚多变矣，其大要不过天时、地利、人和而已。今之所谓天时，虽不论可也，所急者地利耳，所赖者人和耳。分屯淮阴、盱眙以捍清河，堰瓦梁、固清流以扼中道，阻下阁、重山之险以守淮西，此因地利之说也。广招募以重督府而固根本，明赏罚以悦人心而励士气，严保伍以禁奸民而助军势，此致人和之说也。地利有二：有自然之地利，有使然之地利。自然者非人不守，使然者非天不因，不可不加察也。淮东最为今日要害，而清河又当虏人舟船之冲，淮阴、盱眙是其控扼，其地多水，非骑兵用众之地，曩者凶酋固尝畏之。惟广陵以西、滁阳以东，平原旷野，利于用众，昨虏渡淮，分兵东驰，三日而入滁阳，五日而战六合，七日而至仪真，乃绕出淮东军后。邵宏渊以众寡不敌，力战而不能抗，非将士之过，失地利故也。滁河翕受淮东众山之水，瓦梁居其下流，堰而潴之，六合西北可使浸为大泽，沮洳泥淖，骑无所骋；环滁皆山，而清流关为之喉襟，其地险阻，亦可为控扼之处。此淮东之地利也。淮西自合肥以北，平原千里，惟利骑战，而我师经杨林、瓜洲之衄，丧马甚多，不可弃吾险阻与彼争利。惟山口以东至于青阳，重冈复岭，非用骑兵之地，宜因而设险，以为拒守之计。此淮西之地利也。今去防秋不两月，宜速遣材智强力之士与谙晓渠堰者，往视瓦梁之利害，而程其功用之多寡，速发江南旁郡丁夫，募淮南游手与大军杂作，既成则置屯其上，以千人守之，时其缮修而防其盗决。仍遣军将之明练与干官之材敏者，同往清流，视其关隘而营筑之，并诸山之间道，茍可以过师者，皆相视焉，可堑则堑，可栅则栅，或累石以隘其道，或槎木以塞其径；不可塞者，则置候望以守之，仍以便地筑垒以示持久。四山凭高之处，多置烽燧以伺察警急；又遣官属往合肥之军，与其主将亲自按行，自山口达于青阳，凡可以为关隘者稍加人力，如清流之制，则两淮之形势成矣。形势既成，然后悉淮东之军分屯于淮阴、盱眙，而以偏师屯于滁阳；悉淮西之军分屯于合肥、居巢、含山，而以偏师屯于舒城、寿春、钟离、安丰，留马军一二百骑列铺以为斥堠。虏之未至，使将士解甲休息，牛酒日劳，以养其锐气，又使募其民以为向导，相与弋猎，驰骋出入乎山泽之间，以习知其道里远近、曲折险易之处，山泽高下、扼塞要害之形，无间新远，莫不毕至。虏若来寇，则淮阴、盱眙之军临朐，而淮东之守固矣。虏之小入，则合肥之军简吾精锐逆击，以挫其前锋；居巢、含山之军分扼下阁、柘皋、青阳之险，以虞其冲突。虏若大至，则合肥之军亦敛众以就柘皋之屯，据险而守，勿与之轻战；舒城之屯不易其处，以蔽庐江，而淮西之备设矣。虏欲进不可，而急于与我斗，则其情易见，然后乘间伺隙，出奇合变，利以诱之，伏以待之，吾既习其地利而彼轻堕吾之计中，可一战而破也。此说诚行，有三利而战胜不与焉。兵屯便地，水运流通，人力不费，军食不乏，一利也；虏之间探必知吾情，守备既修，奸谋自阻，二利也；险塞既成，居民有恃，流冗来归，物力渐复，三利也。议者必曰：「淮阴、盱眙未易守也，刘锜以全师据之，卒舍而退，今之将士，能否未可知，而必其守，可乎」？是不然。锜非败而退也，虏出其后而归，以自救也。今瓦梁既立，清河既固，无后忧矣，淮东之不可弃，其辨之已详，又何疑焉？议者又曰：「瓦梁，吴之涂塘也，孙权作以淹北道，用兵十万人，其功力必大，今能为之乎」？是又不然。吴之役在魏境，而广陵去棠邑不四舍，故必重兵以护之，而又并力以作，筑城以守，用人不得不众。今吾乃作于内地，必不若是之烦费可知也。就令用工十万，其费几何，而能省兵数万，亦何惮而不为？思小费而忘大患，非良策也。议者又曰：「瓦梁之下，良田何啻万顷。今堰一成，漫为陂塘，所失大矣。利未见而先睹其害，人谁乐从」？是又不然。虎豹之为害也，焚山不顾野人之菽粟也；蛟蜃之为害也，竭泽不顾渔人之网罟也。今将捍天下之大患，而恤区区之田，不已闇乎？两淮膏腴，何啻千里，皆为荒榛，谁能恤之？又况此堰一成，其旁高仰之田必为沃壤，民从而耕之，是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也，复何虑乎？议者又曰：「南唐岂无瓦梁，而周师乃自清流以趋六合，方冬水涸，岂能断虏来之道乎」？是又不然。吾作瓦梁，非以断道也，既守清流，又以为重险也。浸其平原，要之隘路，虏与我师竞逐乎寻常丈尺之地而无所用其众，争衡乎沮洳污泽之中而无所骋其技，彼虽至愚，岂肯轻涉絓地以自入于天牢地陷之间哉？议者又曰：「清流之险不足恃也，皇甫晖以数万人守之，太祖皇帝以二千兵取之如拾芥，况欲以偏师守之乎」？是又不然。天下无不可守之险，剑阁、长江亦尝失利，又可弃而不守乎？太祖皇帝神武也，且有天命，皇甫晖庸将也，以十倍之众不能持久而仓猝于一战，是以取败，安可以常理论哉！虏知吾设重险以待之，必不用大众而以偏师来，吾亦以偏师当之，且得地利，无患不胜。矧吾步卒精强，短兵便习，以寡可当虏人之众，固不待兵之多也。议者又曰：「淮东之地诚不可弃，寿春、合肥皆为必争之地，又可弃乎」？是又不然。地有常险，兵无常势，以常理观之，寸地亦可惜，以权宜论之，力所未及，不得已也。淮东、西地利不同，吾之为守不容不异。窃又譬之壮夫之搏虎以力，羸人之搏虎以智。以力者攘臂而下车，操戈而前斗，与之决一旦之命，此力战之势也；以智者设其陷阱，张其机弩，使之咆哮而前，自堕吾计，此设险之势也。去岁，我师甚可御寇，不幸将非其人，不战自败，既失所谓壮矣；今士气不振，军行单寡，殆如羸病之人，得不变而用智乎？议者又曰：「若轻寿春则光、黄无援，虏将自彼而入」。是又不然。光与蕲、黄相去皆数百里，水运不通，非用大师之地。若分兵而来，吾以九江之屯固守其前，而以襄汉之师声援其后，势必可解。假使吾之重兵屯于寿春，岂能禁虏之不向弋阳哉！议者又曰：「古人皆疾战以定天下，守险抑为下策，不足用也」。此又不然。新造之国与已成之业不同。草昧之初，英雄无定主，生民无定志，事成则帝，不成则虏，亟战以决雌雄，诚不容缓。至根本既立，人民既安，较之一掷，不若出于万全。今日之业虽未大成，要以安国家、定社稷为主，不可轻也；又况战守常相因，战所以为守，守所以为战，初无定形，要不失吾地利斯可矣。议者又曰：「淮西重山之险不著于传记，前人未之守，何足恃乎」？是又不然。天下无常势，或分为十二，或合为六七，鼎峙而为三，中分而为两，莫不各设险以固其国，岂山川必若江淮而后可乎？战于平原，粗得地利犹可胜敌，孰谓连山之阻，从而修之不足为阻乎？曩岁败虏于彼，盖由我得地利，而下阁为之牵制；王权之弃昭关，由不守下阁，而虏师入之，遂出我师之背，此又成败已然之效也。议者又曰：「陆运之夫尚谓劳费，筑堰修险，其何以堪」？是又不然。事有轻重，时有缓急，人皆知之。民情虽好逸而恶劳，亦必好生而恶死，孰肯以负担版筑之勤，忘蹂践囚奴之苦哉？与其飞刍挽粟而徒费，不若治堰设险而有用也。议者又曰：「去岁虏退，亡失已多，夹淮诸郡，亦皆荒梗，其势未能再举深入，何必先为烦费？来而图之，亦未晚也」。是又不然。彼若果有内衅，未能大举，或知吾有人，不敢轻动，诚恐有之。然解纷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抟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虏若有谋，必攻江淮以求吾成，则关中、山东之师不战而自退，安可恃其不来乎？使吾设险于此，而虏不敢南下，则吾已全胜，此上兵伐谋之说也。至而图之，将噬脐矣。议者又曰：「审如此策，能保我师之必胜乎」？是又不然。仲友所论者，地利耳，抑又有人事焉。若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虽百万之师、滔天之寇，犹可败也。若将不恤士，士不用命，虽金城千雉，天堑万里，犹难恃也。故仲友敢献人和之说。窃观自古江南之兵，未有如今日之寡者，盖古者军民一道，故民富则兵益多。今日兵民异道，故兵多则民必困。加之息兵以来，奸臣误国，诸处大帅任用匪人，隐滥尺籍，名存实亡，朝廷平时眩于虚数，恃以为安，一旦出师，乃飞檄而请救，今虽知之而未能覈也。料今现兵以守两淮犹恐未足，而大江以南，京口、建业本根之地，殊未有以镇之，万一不捷，何以为继？又观近日军情骄而易怨，稍不如意，浮言胥动，上下茍且，几有臂指不相运掉之处，彼谓国家恃我为命，而他未有以制之，其势不得不尔。若吾在内之军足以当之，则恩易以制而号令行矣。虽然，朝廷尝令诸将募兵矣，既所得不多，其间复有冒滥，今将如何而广之耶？仲友以为今日招兵不当于沿江诸郡，人情谁不恶死？彼目击两淮诸军战斗死伤、暴露疾疫、道路流离之祸，虽有重赏不能使之为兵，彼之所畏，有重于所欲故也。惟山越之民剽悍轻疾，类以私贩自业，曹聚为群，动辄数百，豪民以气力相高，蓄养游手，教习兵器，颇成部曲。若于闽浙、江湖素号风俗强犷之地重立赏募，能招集强壮、堪充行阵及五十人者，则命以军功之官，使长其人而食其禄，递而加之至于千人，各有等差；其有愿为屯田之兵者，则一以当二，倍加其禄；州县之官能募及其数者，比类赏之。如是则私贩之党与豪民之部曲、与游手之民，皆可号召而至，不数月而十万之众集矣。又于沿海诸郡山多材木、水道流通之处，多造战舰，令至千艘。富人能以私财为官造舟者，计其工费，视募兵推赏，然后以所得兵分二屯驻之江上，以为淮军声势，战舰水军布列津要，以备缓急，各选宿将之宽厚得众、纪律整肃者为之长。示之战阵，使知方圆曲直之形；勒之金鼓，使知坐作进退之法；教之武艺，使知骑射击刺之便。以身拊循，教而勿诛，以信率励，宽而勿纵，使其稍稍习熟，上下相安，将知士心，士识将意，明之以号令，示之以赏罚，教之既成，然后用之，将何施而不可哉！此广招募之说也。古语有之：「赏罚中则兵强」。人孰不爱其生，今使之履锋刃、蹈矢石，出入乎万死一生之地者，岂他术哉？重赏诱乎前而严刑驱乎后耳。其可使之不当乎？虽然，朝廷尝窜王权、刘汜矣，又易成闵、戚方矣，又不吝厚赏以答战胜之勋矣，今将如何而明之耶？仲友以为兵之刑赏不当专以成败论，要观其用命与否耳。《甘誓》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也。去岁，诸将固有于尉子之战，驰入万众以救姚兴身被重创者矣；于杨林之退，身履兵刃，励士力战，为诸军断后者矣，而赏未有当功也。固有身提禁旅、来援淮右，首鼠观望，旬日不进者矣；有安坐旧屯，妄奏克捷，劫执降人欺为卤获者矣，而罚有未当罪也。又况六合之战未见显赏，淮西之败未见严诛，则未厌人心之甚也。仪真之民皆能言六合之战，虏兵数万而我师不满三千，弓折矢尽，力战不休，继虽引退而虏犹踌蹰不敢径进，刘锜得以退师，此战与有力焉，未见显赏，何以励敢死？去岁淮西众力不少，器械精新，望风引退，长淮失险，偏师死斗而勿救，健马尽弃而不顾，杨林踌践，由权先奔，两淮涂炭，由权纵敌未即严诛，何以谢天下？今天子既以大权全付相公，罚罪赏功在此一举。劝惩既行，将士畏慕，虽使之赴汤蹈火犹可也，而况他乎！此谨赏罚之说也。荆扬之民，天性轻剽，易动难安，边境拿兵，锐师悉出，远方传闻常多失实，奸人乘之煽惑，愚众潢池弄兵，不可不虑。州郡之兵素无纪律，骄惰成风，去岁调发已出勉强，涉冬而归，颇多死丧，今秋复发，其势倍难。畏死偷生，亦何不至？可潜消二变者，莫若保伍而已。虽然，去岁朝廷尝下保甲之令，州郡行之，扰民无益，今将如何而严之耶？仲友窃以为天下之事，讲之贵乎熟悉，行之贵乎果断，保甲重事也，周之乘马，齐之内政，唐之府兵，不过乎是。去岁乃因人言，率意下令，初无法制可以遵守，郡邑人自为政，岂能不扰？今若博询众人之言，详问四方之俗，熟究其利害而悉为之法制，使郡邑有所遵守，亦何患其扰哉！行伍既成，则不独保乡闾、察奸盗而已，可以漕运，可以守御，可以据险塞而张疑兵，可以治濠堑而修壁垒，举沿江诸郡分番而迭用之，数万人易得也，其为兵之助，不亦大乎？是严保伍之说也。三说诚行，先有三利，而战胜不与焉。军声既振，勇气自倍，黠虏闻之，丧其精胆，一利也；犷悍之夫，悉去为兵，善良安居，内无窃发，二利也；内外相制，威令易行，保伍严密，奸人必获，三利也。议者又曰：「江南之兵类皆脆弱，不可持久，不若广招降附，募其壮者以为兵」。是又不然。自古南北相持，南兵常以寡当北兵之众，以一当十者，史传屡见之矣。项羽以江东子弟八千转战中原，李陵以荆楚步卒五千深入沙漠，刘牢之以北府兵五千破斩梁成，陈庆之以白袍六千乘胜入洛，南兵之精强如此，顾其将何如耳？议者又曰：「今使富人纳赀而与之官，彼犹不愿，矧使之募兵，其谁从之」？是又不然。鬻爵之令不信于民久矣，彼以无事之后，必为弃物，是以不愿。今募兵则军功也，又不待参选而已食禄，是朝费而夕荣也，且有功名之望，其谁不欲？矧私贩之魁首，奸恶之囊橐，一旦应募，则去盗贼而为王官乎？虽然，必重其赏而不可以吝，赏薄则人必不从。若以百人而一官率之，不过千官而得十万众矣。今一捷而受赏者数万人，冒滥甚多而不能吝也，何独于此而吝之？议者又曰：「以今现军而财力不给，今欲遽增十馀万众，则金谷、器械、赀储之费，何以给之」？是又不然。曩者拿兵之际，数大将之屯，其兵数殆倍于今，彼时既能给之，岂今而乃不能。盖开合敛散之未善，而耗散侵盗之尚多也。今欲强国势而立主威，非兵曷济？乃欲以乏财废之，将坐待其毙乎？议者又曰：「熙、丰保甲之弊，人皆知之，今乃欲蹈其辙，不亦难乎」？是又不然。井田之制，新室用而乱，唐室用而治；车战之法，马隆用而胜，房琯用而败。法之善否，亦在人而已。祖宗之时，海内久安，朝廷之兵不下百万，无故而兴保甲，人是以扰。今时方艰难，兵势寡弱，人有自保之心，因时而利导之，不亦可乎？但当熟议而谨守之，不当因噎而废食也。议者又曰：「山泽之民既多喜乱，一旦结为保伍，使之私习战斗，无乃导之为乱乎」？是又不然。天下之民善恶常相半，惟善者无以自保，则恶者得以肆行。保伍既立，则善人安而恶人惧矣。若重城郭而轻郊野，使有以十制一之势，旌旗器械悉藏诸富民士大夫之家，而细民不得而私有，亦何遽至于召乱哉？议者又曰：「今之民力已匮乏矣，朝廷方将责其助君之须，又使之为保甲，有旌旗、器械、金鼓之费，不几于重困乎」？此又不然。保甲良法也，非乘有事之际不可以兴，彼富人者，类皆高赀而多怨，尤惴惴有寇攘之忧，今吾之法将以卫而安之，彼亦何吝乎一时之费哉？若择其邻里士大夫之贤者而统率之，亦不患乎扰人矣。由前之说而得地利，由后之说而得人和，因之以天时，持之以岁月，则设险之策可进而为守淮，守淮之策可进而为攻取，利则可为恢复，退不失为固守之计矣。虽然，此特区区管见，不足进于相公之前，抑又有私忧过计者。自古大臣分阃外之权，任天下之重，内必有同心之贤以济其谋，外必有实用之材以办其事。大臣之于君，诚有鱼水之亲也，诚有云龙之会也，然而握大权，制重兵，其情虽亲，其迹易疑。至明蔽于肤受之愬，慈母惑于三至之言，虽郭子仪之忠见害于元振，则功或不究，必有忠信哲艾之士，谋谟足以动悟人主，忠力足以折服奸伎，以为吾之内助，则君不疑而谋以济，若李西平得陆宣公为之主是也。大臣之于事，智谋诚足以察也，器识诚足以任也，然而运筹决胜者，不亲汗马之劳，发踪指示者，必有获兽之犬，茍违节度，易于取败。虽诸葛亮之贤，见误于马谡，则事或不成。必有战胜攻取之将，忠义足以感三军，智勇足以应万变，以为吾之外助，则力不劳而事已办，若裴晋公得李光颜为之战是也。相公忠孝贯日月，德望冠本朝，天下之士莫不延颈归心，乐为之用，诚不患其无人。然恐万一之中有分毫不如人意，以害为山九仞之功，岂可不深思而熟虑哉！仲友愚无所识，不胜忠愤激切之情，辄贡狂悱，惟相公少加择焉，天下幸甚（《悦斋文钞》卷三。）。

据文意，「镇」字下疑脱一「犹」字。

窃谓士生有道之世，不讳之朝，而不能竭所闻见以裨益上之聪明者，非忠臣也。仲友不佞，蒙被国家长养作成之恩，二十九年矣。再尘末科，职在郡学，叨窃升斗，以仰事俯育，报国之义，较诸在畎亩者实相倍蓰。况当圣贤相逢，共忧民患，广览兼听，以建万世之策，倘于此时目有所睹，耳有所闻，不能发愤懑、吐忠言，以效涓埃之补，仲友诚有罪。故敢冒斧钺之诛，荐其狂瞽，惟执事少加察焉。倘万分之一有益于国，虽九死其无恨。仲友窃惟今日朝廷之忧，岂非专在于北虏乎？北虏之所以可忧者，岂非在于和守之难决乎？此大计也，制之在明主，赞之在执事，非他人之所得言也。将言守乎，□国力之不支与诸将之不足恃；将言和乎，虑虏情之多诈与后日之不可保。必欲知国势之虚实，度诸将之能否，察虏情之诚伪，定后日之规模，孰有详且审于明主与执事者？远臣言焉，将为戮矣。此仲友所不敢易而言之也。仲友之所欲言者，当今之职务，无问和之与守，皆当深知而熟察之者，其患有四：眩于虚数，以兵为足用；惑于间言，以敌为无能；财力屈而妄费，官爵滥而轻与。此皆已失之于前，当察之于今者也。国之所恃在兵，而寡固不可以敌众，古之以少胜众者，非巧拙之甚相远，则一时之侥倖也。学者徒见孟、荀不取强兵之说，遂以为强兵非王者事，殊不知三代之时，兵民未分，民众则兵强矣。孟子欲得民而荀卿欲附民，是不务强兵之末而深得强兵之本者也。今吾则异是矣，不教之民，既不可驱而强，则所恃者，素养之兵耳。仲友顷在田野，闻江上诸军廪于公者，无虑二十万，已而乡闾有官于濒江者，言屯军类多虚籍，私为朝廷忧之，未敢以为信也。及至金陵，见王权之军，始信言者之不妄。当缓急之际，地远兵少，守御不充，东西奔命，颠顿道途，锋刃未接而战士之力疲矣。二年间，四易军帅，交手相付，前后一辙，议者轻为进取，计亦以眩于虚数故也。散亡之后，所存益少，比阅水陆之军咸在，而舟船不踰百，甲士不过万。听诸舆言，五尺之童知其无旧之半；闻诸计司，名籍尚不减数万。若朝廷按以调发，前欲其捍淮泗，后欲其固江左，是可不为寒心乎？又闻之道路，襄蜀、江池、京口、暨阳之屯，亦仍旧弊，例非实数。果如其言，岂不深误朝廷哉？故曰眩于虚数，以兵为足用，一患也。虏自南寇以至于今，计其败亡死丧之数，当不减二十万，其势力之弱于曩日，虽不待于间谍之言，孰不知之？遽谓其无能可乘而取，则未免于过听也。昔赵与秦三战而赵再胜，秦无所失而赵之地半入于秦，强弱之势异也。譬之二人，一壮而一怯，其受病均，其医疗均，及其愈也壮者先而怯者后，此无他，所禀素厚则亏之难而复之易也。以吾平日之土地人民，与虏较之，孰壮孰怯，不必智者而后知也。拿兵以来，胜负略当，是其受病同也。秦陇之师，吾之上驷，符离之役，吾之大举，确山之屯，忠义之巨擘也，二年之间，数与虏角，得未毫毛而丧踰邶山，医疗之方，又孰巧孰拙乎？吾尚能悉力为六月之师，议者料虏不能为患，亦未之思也。果其不来，是夷狄之有谋而吾之大忧也，何足深喜？以冒没轻儳之性宜其易动，乃能隐忍以休息其民，不轻为报怨之举，又未见其真弱之形，此有识者之所甚惧也。遽恃其不来，将堕其术中矣，故曰惑于间言，以敌为无能，二患也。朝廷用兵以来，事从俭约，自乘舆之服御与中都之官吏，裁减并省之令无时不有，而仲友犹以为妄费，何哉？夫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君子皆以为非，诚以得其小而遗其大也。粤自虏死寇奔，朝廷之经营备御无所不用其至，将帅使命络绎旁午，有募兵于山西者，有筑城于两淮者，有招降于山东者，有结援于太行者，或曰造器甲，或曰兴屯田，或曰散旗榜，朝廷皆捐金币以与之，大者数百万缗，其次数十万，下者不减数万。由今观之，得兵若干乎？筑城几所乎？降附有益乎？豪杰响应乎？器械、屯田、旗榜之属，果如建议者所言乎？前日符离之举，与今两淮之郡邑、三军之事力皆可覆按，固不掩众人之议而逃朝廷之鉴也。但不知所捐金币，皆有馀而归之公耶？抑遂虚费而不反耶？归之公犹之可也，若其虚费，不亦尾闾之泄乎？议者必曰：「赵用李牧，以军市租与之，汉用陈平，以四万金给之，皆不问其出入。军旅之事，招纳之计，岂可吝其费乎」？为是说者，奸人之所籍口以盗国财者也。李牧北制匈奴，西抗强秦，虽市租未尝会计，而所养士马甚众；陈平离间亚父于期月之间，用金虽多，而成效亦速。今吾捐金币则多矣，李牧、陈平之计何其寂然而未见耶？仲友之始至建康也，闻计司仅有岁月之储，今闻其无旬月之积，公私物力困弊至此，议者尚欲妄以予人，何哉？故曰财力屈而妄费，三患也。爵禄者，天下之砥石，人主所以厉世磨钝，是以明王班爵不惟其人，行赏必计其功。孔明以区区之蜀交吴抗魏，隐然为强国者，其于爵赏，一毫不以妄与也，故得鼓舞一方之豪杰，而深得三军之死力。仲友观今日之于诸将，何其异于孔明乎？兵未交而身已贵，师未出而爵已崇，仅有小捷，几至于无官可赏，摭近事以实之，可缕数也。去岁有以节度为都统者，及用为马帅，遽加以太尉，岂节度不可为马帅乎？有以副使阁职为统制者，及用为都统，遽加之以团练使，岂副使不可以管军乎？及以言罢，官犹如旧，再起为步帅，又命之正任，是无横草之劳而骤迁者二十馀级也。有录其前功，由遥郡为观察使者矣，又以保奏为承宣使；有一战之劳，由遥郡为观察使者矣，又以恩例为承宣使，此又何为者耶？子弟例应入奏锡予褒迁，皆越常等；降附之人，莫考真伪，换授迁补，尤多优异，此又何为者耶？诚使有益于国，虽有过于此者，犹不当惜。今命令一行，徒使侥倖奸诈之流以为得计，而忠义勤劳之士扼腕而太息，岂不为国之害乎？议者曰：「高祖之用韩信，必以为大将，又为之斋戒登坛；李愬之获李祐，既以身任之，又委以六院兵马使。吾将驾驭豪杰，可吝于爵赏哉」？此亦与妄人为地，以窃滥赏者也。高祖之臣如信有几？元济之将如祐有几？得一信遂定天下，得一祐遂入蔡州，今信、祐比肩而惴惴有敌国之忧，何也？符离之役，信、祐何在？去岁朝廷以检校少保赏救朐山之功，而受之者怏怏不平，彼诚见无功而得太尉，是以觖望。使果爵不妄加，孤棘之荣岂易得哉？故曰官爵滥而轻与，四患也。夫眩虚数而以兵为足用，则失于不知己；惑间言而以敌为无能，则近于不知彼；财力屈而妄费，将无以给用；官爵滥而轻与，将无以使人。既无以知彼知己，又无以给用使人，和可得而恃乎，守可得而固乎？若以朝廷之势，去是四患，非甚高难行也。内之兵覈而增之可也，外之敌畏而备之可也；用财不吝费，而必考其绩；出爵不计资，而必当其功。信能行此四者，则知己而不轻，知彼而不怠，财用而事立，赏行而人劝，和则无后患矣，守则可持久矣。虽然，仲友观朝廷二年之间凡所设施，不可谓不当矣。人望所归则用之，论荐所及则用之，请行者付之不疑，来附者纳之不拒，所以图谋恢复、守备边陲、拯济生民之道甚备，然而四患未去者，皆所用之人误朝廷也。兵籍多虚，是将帅误朝廷也；虏情莫测，是间谍误朝廷也；财之妄费，兴事者误朝廷也；爵之轻与，保荐者误朝廷也。抑尝深维其故，盖亦有由来矣。天下惟厚德君子能不轻于从人，而乘隙抵巇者莫甚于功利之士。爰自圣天子赫然奋怒，厉复雠之志，一二大臣同心济谋以赞盛德，盖有速成大功之心，而行险徼倖之徒因得乘间以肆其说，献议则诞谩于咫尺之书，进图则欺罔于一幅之上，奏功则曰前此未有，言败则曰兵家常事，遂使将帅屡犯所短，迄无寸效，反有前之四患。仲友之愚计，以为塞欺蔽之原，定兴复之计，惟在朝廷深谋远虑，匪棘其欲而已。夫一气不顿进，一形不顿亏，虏之衰形虽见，然犬羊之力未竭。今吾欲以单弱之师旅，空虚之府库，一举而经营之，所以事倍古人而功未半也。尝论勾践之灭夫差，燕昭之报齐怨，皆君臣相与计谋，积累十数年之功而收之一日，非不详且熟矣。向使夫差信子胥之言，知所戒惧，湣王不以屡胜而虐用其民，轻弃其邻国，则会稽之怨未易报，五国之师未易合。为勾践、昭王者，又当何如？曰君子能为兴复之计，不能为兴复之时，计定而时至，一发而成功，计定而时未至，君子增修其德以俟之，盖不独在其一身，而亦有在后人者焉。故《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此言非迂阔也。今和之与守，皆随时应敌之方，非吾之实谋至计也。吾之实谋至计，要当君臣至诚，日夜不忘宗社之雠，先为立国之计，以建兴复之基，力行不倦以须可为之时，得时则起而收之，臣子之至愿也。倘时之未至，必使吾君臣之诚心，明足以合于人，幽足以通乎神，上无负于祖宗，下不愧于民庶。在天之时，终亦必至而已矣。以主上之豁达果断而春秋鼎盛，执事之博大高明而蚤膺重任，上下同心协力而为之，近期十年，远期二十年，狂虏灭矣。若欲速而危国剿民，幸安而玩时愒日，事虽不同，失则均耳。仲友至愚无识，不胜忠愤激切之情，惟执事察其忠而赦其愚，仲友之幸也。

需章得请，涣号疏荣。位亚维师，益峻南山之节；秩仍真馆，俯从绿野之游。身名俱高，中外胥庆。切以事君不难于进而难于退，论德毋取其偏而取其全。锡焉而昼接者固多，衣锦而夜行者岂免？孰谓甘盘之旧学，已同伊尹之告归。诞保七年，既擅作恭作孚之美；咸有一德，宁忘为上为下之心。优游出处之间，终始明良之遇。恭惟某官直方道大，忠孝天全，夙由羽翼之功，深契风云之会。裴中令之神观，曾莫状于丹青；卫武公之文章，又能听其规谏。屡罄经帷之启沃，再更鼎铉之燮调。非道不陈于王，坐底隆平之治；有猷则告尔后，初无远近之殊。上崇体貌之恩，朝倚仪刑之重。顾念功成而名遂，将使懦立而贪廉。明诏挽留，弥厉伯夷之操；故乡遄返，荐散疏广之金。冠孤棘以通班，燕祠庭而佚老。黔首愈瞻于岩石，清风更激于颓波。萃英俊于翘才，奉从容于别墅。中书校考，已几星纪之再周；九十犹箴，伫见衮衣之三入。某猥缘乘障，阻预扫门。人物衣冠，徒想洛中之事；金锡圭璧，愿赓《淇澳》之诗。

严宸降诏，会府登贤。董饷军门，已奏辇输之效；贰司国计，更观鞭算之才。从橐有辉，儒绅交庆。窃惟总赋财于天下，民部尤繁；与讽议于朝廷，贰卿为重。矧羽檄尚驰之际，正繁缨不假之时。非实含章，曷膺锡命？恭惟某官清襟迈往，雅量测深。参轨前英，咏《羔羊》而励德；策鞭夷路，瞻黄鹄之凌空。久总军储，浸腾物望。盖云屯于万旅，亦日费于千金。川实则谷虚，乃两得兵民之誉；云升斯雨施，盍一专贡赋之权？伫钱流比迹于昔人，即柄用蹑踪于近日。某去违兹久，窃芘为深。屡凭泚笔以贡诚，每屈典签而裁报。忽闻新命，喜溢私心。稽民数而周知九州，素熟旧封之敝；考野赋而废置群吏，谅垂故意之仁。

宸纶改命，使节按刑。五月尚迟，政敏太公之报；百城未肃，民须贾父之来。邮置一传，搢绅交庆。恭惟某官气养刚大，德依中庸。惟其资深而居安，是以用明而宿壮。渊乎似道，孰测汪汪之陂；砉然奏刀，但见恢恢之地。一自乌台之结绶，荐更熊轼之颁条。辩是与非，曾何刚吐而柔茹；兴利除害，固已吏畏而民怀。偶潢池鼠窃之区，籍岭峤犬牙之制。爰膺衣绣持斧之选，往变带牛佩犊之风。然三接方锡于康侯，必一言深悟于上意。不辞揽辔，固君子急病而逊夷；如欲折冲，当帷幄运筹而决胜。众论如此，俞意必然。某曩共文衡，今承郡绂，无小无大，愿闻楚令尹之告新；或异或同，当勉鲁男子之善学。燕贺方深于成涣，鲤书尤荷于撝谦。尚苦炎蒸，谅绥福履，敢致精调之祝，用迎滋至之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