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圣之先务；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黄帝之御极也，以理身绪馀治天下，坐于明堂之上，临观八极，考建五常。以谓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荡，内有喜怒之交侵，夭昏札瘥，国家代有，将欲敛时五福，以敷锡厥庶民。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于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历代宝之，未有失坠。苍周之兴，秦和述六气之论，具明于左史。厥后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难经》。西汉仓公传其旧学，东汉仲景撰其遗论，晋皇甫谧刺而为《甲乙》，及隋杨上善纂而为《太素》。时则有全元起者始为之训解，阙第七一通。迄唐宝应中，太仆王冰笃好之，得先师所藏之卷，大为次注，由是三皇遗文，烂然可观。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而荐绅先生罕言之。去圣已远，其术晻昧，是以文注纷错，义理浑淆，殊不知三坟之馀，帝王之高致，圣贤之能事。唐尧之授四时，虞舜之齐七政，神禹修六府以兴帝功，文王推六子以叙卦气，伊尹调五味以致君，箕子陈五行以佐世，其致一也。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矣！顷在嘉祐中，仁宗念圣祖之遗事将坠于地，乃诏通知其学者，俾之是正。臣等承乏典校，伏念旬岁，遂乃搜访中外，裒集众本，寖寻其义，正其讹舛，十得其三四，馀不能具。窃谓未足以称明诏、副圣意，而又采汉唐书录，古医经之存于世者，得数十家，叙而考正焉。贯穿错综，磅礴会通，或端本以寻支，或溯流而讨源。定其可知，次以旧目。正缪误者六千馀字，增注义者二千馀条。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舛文疑义，于是详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于有政，可以广生于无穷。恭惟皇帝抚大同之运，拥无疆之休，述先志以奉成，兴微学而永正，则和气可召，灾害不生，陶一世之民，同跻于寿域矣。国子博士臣高保衡，光禄卿、直秘阁臣林亿等谨上。

旧说《本草经》神农所作，而不经见，《汉书·艺文志》亦无录焉。《平帝纪》云：元始五年，举天下通知方术、本草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楼护传》称：护少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本草之名，盖见于此。而英公李世绩等注引班固叙《黄帝内外经》云：「本草石之寒温，原疾病之深浅」。此乃论经方之语，而无本草之名。惟梁《七录》载《神农本草》三卷，推以为始，斯为失矣。或疑其间所载生出郡县有后汉地名者，以为似张仲景、华佗辈所为，是又不然也。《淮南子》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盖上世未著文字，师学相传，谓之本草。两汉以来，名医益众，张机、华佗辈始因古学，附以新说，通为编述，《本草》繇是见于经录。然旧经才三卷，药止三百六十五种。至梁，陶隐居又进《名医别录》，亦三百六十五种，因而注释，分为七卷。唐显庆中，监门卫长史苏恭又摭其差谬，表请刊定。乃命司空英国公李世绩等与恭参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种，分门部类，广为二十卷，世谓之《唐本草》。国朝开宝中，两诏医工刘翰、道士马志等相与撰集，又取医家尝用有效者一百三十三种而附益之，仍命翰林学士卢多逊、李昉、王祜、扈蒙等重为刊定，乃有详定、重定之目，并镂板摹行。由此医者用药，遂知适从。而伪蜀孟昶亦尝命其学士韩保升等，以唐本图经参比为书，稍或增广，世谓之《蜀本草》，今亦传行。是书自汉迄今甫千岁，其间三经撰著，所增药六百馀种，收采弥广，可谓大备。而知医者犹以为传行既久，后来讲求浸多，参校近之所用，颇亦漏略，宜有纂录，以备颐生殴疾之用。嘉祐二年八月，有诏臣禹锡、臣亿、臣颂、臣洞等再加校正。臣等亦既被命，遂更研覈。窃谓前世医工原诊用药，随效辄记，遂至增多，槩见诸书，浩博难究。虽屡加删定，而去取非一。或本经已载，而所述粗略；或俚俗尝用，而大医未闻。向非因事详著，则遗散多矣。乃请因其疏语，更为补注。应诸家医书药谱所载物品功用，并从采掇，惟名近迂僻，类乎怪诞，则所不取。自馀经史百家，虽非方饵之急，其间或有参说药验，较然可据者，亦粗收载，务从该洽，以副诏意。凡名《本草》者非一家，今以开宝重定本为正。其分布卷类，经注杂糅，间以朱墨，并从旧例，不复釐改。凡补注并据诸书所说，其意义与旧文相参者，则从删削，以避重复。其旧已著见，而意有未完，后书复言，亦俱存之，欲详而易晓。仍每条并以朱书其端，云「臣等谨按某书云某事」。其别立条者，则解于其末，云「见某书」。凡所引书，以唐、蜀二《本草》为先，他书则以所著先后为次第。凡书旧名《本草》者，今所引用，但著其所著人名曰某人；惟唐、蜀本则曰「唐本云」、「蜀本云」。凡字朱墨之别：所谓《神农本经》者，以朱字；《名医》因《神农》旧条而有增补者，以墨字间于朱字；馀所增者，皆别立条，并以墨字。凡陶隐居所进者，谓之《名医别录》，并以其注附于末。凡显庆所增者，亦注其末，曰「唐本先附」。凡开宝所增者，亦注其末，曰「今附」。凡今所增补，旧经未有者，于逐条后开列，云「新补」。凡药旧分上、中、下三品，今之新补，难于详辩，但以类附见。如绿矾次于矾石，山姜花次于豆蔻，扶栘次于水杨之类是也。凡药有功用，本经未见，而旧注已曾引据，今之所增，但涉相类，更不立条，并附本注之末，曰「续注」。如地衣附于垣衣，燕覆附于通草，马藻附于海藻之类是也。凡旧注出于陶氏者，曰「陶隐居云」；出于显庆者，曰「唐本注」；出于开宝者，曰「今注」。其开宝考据传记者，别曰「今按」、「今详」、「又按」，皆以朱字别于其端。凡药名，本经已见而功用未备，今有所益者，亦附于本注之末。凡药有今世已尝用，而诸书未见，无所辩證者，如葫芦巴、海带之类，则请从太医众论参议，别立为条，曰「新定」。旧药九百八十三种，新补八十二种，附于注者不预焉，新定一十七种，总新旧一千八十二条。皆随类粗释，推以十五凡，则补注之意可见矣。旧者开宝、英公、陶氏三序，皆有义例，所不可去，仍载于首篇云。

新旧药合一千八十二种：三百六十种《神农本经》，一百八十二种《名医别录》，一百一十四种唐本先附，一百三十三种今附，一百九十四种有名未用，八十二种新补，一十七种新定。

夫《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论拟。故晋皇甫谧序《甲乙针经》云：「伊尹以玄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自仲景于今八百馀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其间如葛洪、陶弘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辈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修明之。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舛错，未尝考正。历代虽藏之书府，亦阙于雠校，是使治病之流，举天下无或知者。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续被其选，以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今先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复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请颁行。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尚书屯田员外郎臣孙奇，尚书司封郎中、秘阁校理臣林亿等谨上《注解〈伤寒论〉》序（《伤寒论注释》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今：原误作「金」，据文意改。

张仲景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辩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士流，才数家耳。尝以对方證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證而无方，或有方而无證，救疾治病，其有未备。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先校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仍以逐方次于證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取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臣奇尝读《魏志·华佗传》云：「出书一卷，曰：『此书可以活人』」。每观华佗，凡所疗病，多尚奇怪，不合圣人之经，臣奇谓活人者必仲景之书也。大哉！炎农圣法，属我盛旦。恭惟主上丕承大统，抚育元元，颁行方书，拯济疾苦，使和气盈溢，而万物莫不尽和矣。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尚书都官员外郎臣孙奇，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谨上。

臣闻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技。斯医者虽曰方技，其实儒者之事乎。班固序《艺文志》称：「儒者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此亦通天地人之理也。又云：「方技者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非能通三才之奥，安能及国之政哉！晋皇甫谧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有高尚之志。得风痹，因而学医，习览经方，遂臻至妙。取黄帝《素问》、《针经》、《明堂》三部之书，撰为《针灸经》十二卷，历古儒者之不能及也。或曰：《素问》、《针经》、《明堂》三部之书，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曰：人生天地之间，八尺之躯，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十二经之血气大数，皮肤包络其外，可剖而视之乎？非大圣上知，孰能知之，战国之人何与焉？大哉，《黄帝内经》十八卷，《针经》三卷，最出远古，皇甫士安能撰而集之。惜简编脱落者已多，是使文字错乱，义理颠倒，世失其传，学之者鲜矣。唐甄权但修《明堂图》，孙思邈从而和之，其馀篇第亦不能尽言之。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今取《素问》、《九墟》、《灵枢》、《太素经》、《千金方》及《翼》、《外台秘要》诸家善书，校对玉成缮写，将备亲览。恭惟主上圣哲文明，光辉上下，孝慈仁德，蒙被众庶。大颁岐黄，远及方外，使皇化兆于无穷，和气浃而充塞，兹亦助人灵、顺阴阳、明教化之一端云。国子博士臣高保衡，尚书屯田郎中臣孙奇，光禄卿、直秘阁臣林亿等上。

《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其济人之心，不亦深乎！细考前后，乃王叔和撰次之书。缘仲景有《金匮录》，故以「金匮玉函」名，取宝而藏之之义也。王叔和，西晋人，为太医令。虽博好经方，其学专于仲景，是以独出于诸家之右。仲景之书，及今八百馀年不坠于地者，皆其力也。但此经自晋以来，传之既久，方證讹谬不伦，历代名医虽学之，皆不得彷佛，惟孙思邈粗晓其旨，亦不能修正之，况其下者乎！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等先校定《伤寒论》，次校成此经。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凡八卷，依次旧目，总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恭惟主上大明抚运，视民如伤，广颁其书，为天下生生之具，直欲跻斯民于寿域者矣。治平三年正月十八日，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尚书员外郎臣孙奇，尚书司封郎中、秘阁校理臣林亿等谨上。

臣等承诏典校古医经方书，所校雠中《脉经》一部，乃王叔和之所撰集也。叔和，西晋高平人。性度沈靖，尤好著述，博通经方，精意诊处，洞识修养之道，其行事具唐甘伯宗《名医传》中。臣等观其书，叙阴阳表里，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气口、神门，条十二经、二十四气、奇经八脉，以举五藏、六府、三焦、四时之痾，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使人占外以知内，视死而别生，为至详悉，咸可按用。其文约、其事详者，独何哉？盖其为书，一本《黄帝内经》，间有疏略未尽处，而又辅以扁鹊、仲景、元化之法，自馀奇怪异端不经之说，一切不取。不如是，何以历数千百年，而传用无毫发之失乎？又其大较，以为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兼有数候俱见、异病同脉之惑，专之指下，不可以尽隐伏，而乃广述形證虚实，详明声色王相，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故得十全无一失之谬，为果不疑。然而自晋室东渡，南北限隔，天下多事，于养生之书，实未遑暇，虽好事之家，仅有传者，而承疑习非，将丧道真。非夫圣人，曷为釐正？恭惟主上体大舜好生之德，玩神禹叙极之文，推锡福之良心，鉴慎疾之深意，出是古书，俾从新定。臣等各殚所学，博求众本，据经为断，去取非私。大抵世之传授不一，其别有三：有以隋巢元方《时行病源》为第十卷者，考其时而缪自破。有以第五分上下卷，而撮诸篇之文，别增篇目者，推其本文，而义无取稽。是二者均之未睹厥真，各秘其所藏尔。今则考以《素问》、《九墟》、《灵枢》《、太素》、《难经》、《甲乙》、仲景之书，并《千金方》及《翼》说脉之篇以校之，除去重复，补其脱漏。其篇第亦颇为改易，使以类相从，仍旧为一十卷，总九十七篇。施之于人，俾披卷者足以占外而知内，视死而别生，无待饮上池之水矣。国子博士高保衡，尚书屯田郎中孙奇，光禄卿、直秘阁林亿等谨上。

昔神农遍尝百药，以辨五苦六辛之味，逮伊挚而汤液之剂备；黄帝欲创九针，以治三阴三阳之疾，得岐伯而砭艾之法精。虽大圣人有意于拯民之瘼，必待贤明博通之臣或为之先，或为之后，然后圣人之所为得行于永久也。医家之务，经是二圣二贤，而能事毕矣。后之留意于方术者，茍知药而不知灸，未足以尽治疗之体；知灸而不知针，未足以极表里之变。如能兼是圣贤之蕴者，其名医之良乎！有唐真人孙思邈者乃其人也。以上智之材，抱康时之志，当太宗治平之际，思所以佐乃后庇民之事。以谓上医之道，真圣人之政，而王官之一守也。而乃祖述农、黄之旨，发明岐、挚之学，经掇扁鹊之难，方采仓公之禁。仲景黄素，元化绿帙，葛仙翁之必效，胡居士之经验，张苗之药对，叔和之脉法，皇甫谧之三部，陶隐居之百一，自馀郭玉、范汪、僧垣、阮炳，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成书一部，总三十卷，目录一通。脏腑之论，针艾之法，脉證之辨，食治之宜，始妇人而次婴孺，先脚气而后中风，伤寒、痈疽，消渴、水肿，七窍之痾，五石之毒，备急之方，养性之术，总篇二百三十二门，合方论五千三百首，莫不十全可验，四种兼包。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使二圣二贤之美不坠于地，而世之人得以阶近而至远，上识于三皇之奥者，孙真人善述之功也。然以俗尚险怪，我道纯正，不述刳腹易心之异；世务径省，我书浩博，不可道听涂说而知。是以学寡其人，寖以纷靡；贤不继世，简编断缺。不知者以异端见黜，好之者以阙疑辍功。恭惟我朝以好生为德，以广爱为仁，乃诏儒臣，正是坠学。臣等术谢多通，职专典校，于是请内府之秘书，探道藏之别录，公私众本，搜访几遍，得以正其讹谬，补其遗佚。文之重复者削之，事之不伦者缉之。编次类聚，期月功至。纲领虽有所立，文义犹或疑阻，是用端本以正末。如《素问》、《九墟》、《灵枢》《、甲乙》、《太素》、巢《源》，诸家本草、前古脉书、《金匮玉函》、《肘后备急》、谢士秦《删繁方》、刘涓子《鬼遗论》之类，事关所出，无不研核。尚有所阙，而又溯流以讨源，如《五鉴经》、《千金翼》、《崔氏纂要》、《延年秘录》《、正元广利》、《外台秘要》、兵部《手集》、梦得《传信》之类，凡所派别，无不考理，互相质正，反覆稽参。然后遗文疑义，焕然悉明。书虽是旧，用之惟新。可以济含灵，裨明圣好生之治；可以传不朽，副主上广爱之心。非徒为太平之文致，实可佐皇极之锡福。校雠既成，缮写伊始，恭以上进，庶备亲览。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尚书都官员外郎臣孙奇，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臣林亿，尚书工部侍郎、兼侍讲臣钱象先等谨上。

臣闻方伎之学，其来远矣。上古神农播谷尝药，以养其生；黄帝、岐伯君臣问对，垂于不刊，为万世法。中古有长桑、扁鹊，汉有阳庆、仓公、张机、华佗。晋、宋如王叔和、葛稚川、皇甫谧、范汪、胡洽、深师、陶景之流，凡数十家，皆祖述农、黄，著为经方。迨及唐世，孙思邈出，诚一代之良医也，其行事见诸史传。撰《千金方》三十卷，辨论精博，囊括众家，高出于前辈。犹虑或有所遗，又撰《千金翼方》以辅之，一家之书，可谓大备矣。其书之传于今，讹舛尤甚，虽洪儒硕学，不能辨之。仁宗皇帝诏儒臣校正医书。臣等今校定《千金翼方》，谓乎物之繁，必先得其要，故首之以药录纂要。凡治病者，宜别药之性味，故次之以本草。人之生育，由母无疾，故次之以妇人。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故次之以伤寒。然后养其少小，故次之以小儿。人身既立，必知所以自养，故次之以养性。养性者莫善于养气，故次之以辟谷。气之盈乃可安閒，故次之以退居。退居者当事补养，故次之以补益。若补益失宜，则风疢乃作，故次之以中风。风者百病之长也，邪气缘而毕至，故次之以杂病，又次之以万病。愈诸疾者必资乎大药，故次之以飞鍊。乳石性坚，久服生热，故次之以疮痈。众多之疾，源于脉證，故次之以色脉。色脉既明，乃通腧穴，故次之以针灸。而禁经终焉。总三十卷，目录一卷。臣以为，晋有人欲刊正《周易》及诸药方，与祖讷论，祖云：「辨释经典，纵有异同，不足以伤风教；至于汤药，小小不达，则后人受弊不少，是医方不可以轻议也」。臣等不敢肆臆见妄加涂窜，取自神农以来书行于世者而质之，有所未至，以俟来者。书成缮写，将预圣览，恭惟皇帝陛下天纵深仁，孝述前烈，刊行方论，拯治生类，俾天下家藏其书，人知其学，皆得为忠孝，亦皇风之高致焉。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尚书都官员外郎臣孙奇，太常少卿、充秘阁校理臣林亿等谨上。

夫疾病之至急者有三：一曰伤寒，二曰中风，三曰疮痈。是三种者，疗之不早，或治不对病，皆死不旋踵。孙氏撰《千金方》，其中风、疮痈，可谓精至，而伤寒一门，皆以汤散膏丸，类聚成篇，疑未得其详矣。又著《千金翼》三十卷，辨论方法，见于《千金》者十五六。惟伤寒谓太医汤药虽行，百无一效，乃专取仲景之论，以太阳方證比类相附，三阴三阳宜忌，霍乱发汗吐下后，阴易劳复病，为十六篇，分上下两卷，亦一时之新意，比于《千金》，为辅翼之深者也。从而著之论曰：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浚哲，多所防禦。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有以见孙氏尊而神之之心也。是二书者，表里相明，至纤至悉，无不该备。世又传《千金髓》者，观其文意，殊非孙氏所作，乃好事者为之耳。王焘集《外台秘要方》，各载所出，亦未之见，似出于唐之末代博雅者，勿谓其一家书也。至于合药生熟之宜，炮灸之制，分两升斗之齐，并载《千金》凡例中，此不著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