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司照得所理人户白契税钱，系自绍兴三十一年立限拘收，至今首尾已经五周年，其间官司或催或放，或理或还，以致文簿交错，民间疑惑。其初本路一路共合理民间钱三百四十万馀贯，今来所馀三十七万馀贯，并系畸零残欠，乞权住催理。

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等使，公为行军司马，蔡平，随度还朝，诏撰《平淮西碑》。公以吴元济之平，由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卒擒之，多归度功。而李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诉碑不实，帝诏斲其文，更命翰林学士段文昌为之，见《旧史》公传及《新史》吴元济传。罗隐乃为《石烈士说》，言石孝忠者事李愬为前驱，韩侍郎撰《平蔡碑》，孝忠熟视恚怒，因推去其碑，仅倾者再三。吏执诣狱，又以枷尾拉杀一吏。事闻，天子怒，诏械送阙下，孝忠顿首明愬功，请就刑，上赦之。刘公《嘉话》云：韩碑石本《吴少诚德政碑》，与《狄梁公碑》对立，其韩文忽流汗成泥，不十日，中使磨韩之作而刊改制焉。至《嘉话》涉怪，而隐所书与史异，其书改命文昌为之则一也。呜呼！史臣以任度为难，而帝能之，至是功成，反欲归之愬，其学汉高喻指踪以明萧何之功者有间矣，予是以知帝之不终也。文昌之文，见姚铉《文粹》，其与公作不待较而明。苏内翰录《临江驿小诗》云：「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尽之矣！

《旧史》公《传》云：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别撰《顺宗实录》三卷。且公《进实录表状》所云，乃监修李吉甫以韦处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修，而旧传反谓所撰不当，处厚别撰三卷，误矣。《新史》又云：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鬨然不息，卒窜定无全篇。按《路隋传》，文宗嗣位，隋以宰相监修国史。初，韩愈撰《顺宗实录》，书禁中事太切直，宦寺不喜，訾其非实，帝诏隋刊正。隋建言：「卫尉卿周君巢、谏议大夫王彦威、给事中李固言、史官苏景胤皆言改修非是。夫史册者褒贬所在，匹夫善恶尚不可诬，况人君乎？议者至引隽不疑、第五伦为比，以蔽聪明。臣宗敏、臣僧孺谓史官李汉、蒋系皆愈之婿，不可参撰，俾臣得下笔，臣谓不然。且愈所书已非自出，元和以来相循逮今，虽汉等以嫌，无害公议，请条示甚谬误者，付史官刊定」。有诏摘贞元、永贞间数事为失实，馀不复改，汉等亦不罢。由是观之，则公于元和十年夏进此《实录》后，才一刊正，是文宗朝所特改者，贞元、永贞间数事耳，《旧史》以为韦处厚别撰者固非，而《新史》又谓卒窜定无全篇者，亦非也。司马温公《考异》云：「景祐中编次《崇文总目》，《顺宗皇帝实录》有七本，皆五卷，题云韩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详，编次者两存之，其中多异同」。然则是非取舍，后世安所折衷耶？终之，唯公之信而已，此《新史》所以采摭无遗，且以公为知言也欤！

予既集公《行状》、《墓志》、《神道碑》、新、旧《传》、《祭文》、《诗》《、配飨书》、《辩谤文》、《潮州庙记》、《文录序》、《集序》、《后序》、欧、吕所书与夫汲公所谱，分为五卷，目曰《韩文公志》。其谱所未尽也，则为此《年谱》于其后，證据甚明，览者其详之。绍兴壬戌年五月初吉，樊汝霖泽之跋。

子美有《文集》十卷行世，欧阳文忠公序之，谓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消蚀，其见遗于一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今考其集不载《家传》，惟宝元二年尝志其先公墓，其叙司马侍郎大略与《传》同，至乃祖则云赠太师、尚书令。意《传》当作于《志》前，作《传》时犹赠特进、中书令，至宝元则累赠太师、尚书令，此必然者。然《传》不见录于《集》，何哉？岂所谓弃掷埋没、不见录于当时，遂为所逸欤？按《盐泉三学院碑》，元丰二年泌以殿中丞通守益，昌国院僧法懿，其宗从也，往见之，遂授以此传。泌，子美之子，父子间足以證矣。

吾友沈居中为新繁，以暇日访繁上故事，则得贤者三人焉。其一唐宰相李卫公德裕文饶，其一我宋故赠太师王公益舜良，其一龙图阁直学士梅公挚公仪。三贤者，李卫公、王公尝为是邑，而梅公则邑人也。居中于是即县署之东创为堂，绘三公像其上，榜之曰「三贤堂」。既成，以书抵予曰：「其为我记之」。呜呼！卫公之事业文章，世传之、史载之详矣，而不书其为繁，岂以公勋烈如彼其崇，一县之政不足为公道欤？观其节度西川所以治蜀，相武宗所以治天下，而所以治繁者可见矣。逮今馀三百年，父老思之不忘。以县署最大一楠四柏为公手所植，此与周人指甘棠以怀召伯何异？前任人为此作「文饶堂」，后更名「卫公」，盖得之矣。而堂宇褊小不称，及是居中彻而大之，并与王、梅祠焉。王公始字损之，年十七，以文谒张公咏，奇之，改今字，祥符八年进士，后以殿中丞来为邑。始至，有犯法者，乡所素嫉也，公条其奸上府，流恶处，自后一待以恩信，迄其去不更笞一人。去而为韶州，终江宁府通判，位不满其德，则有子荆国文公，熙宁间相裕陵，以经术为天下学者宗师。梅公天圣五年第进士甲科，历台谏，言事有体，仁宗嘉之。嘉祐二年，与欧、王、韩、范司贡举，得人甚盛，时苏内翰在得中，以笺谢诸公，而谓公为大臣元老。其秋出守杭，天子赐诗宠其行，后徙金陵、河中府以卒。甚矣！三人者之贤，天下所共知忻慕也，而居中独拳拳于繁，其于李卫公、王公不特取以励己思齐焉，盖以励来者也，乃若梅公则将为一邑劝焉。或谓繁于成都为剧邑，自梅公以来，擢巍科、跻显仕者不乏贤。在熙宁为御史、元祐初自考功郎中知今潼川，吕丞相、苏公皆贤之，则有若周公尹正孺；在今中兴为给事中，羽仪朝廷，蜀之仕者视为领袖，则有若勾公涛景山；何独一公仪氏哉！居中曰：「然。吾固知不可一二数，特取其所自始者尔。而况梅居乡时，实与王相值，凡以诗往来者八十六，和易而思深，平淡而旨远，读之使人一唱三叹，大雅君子也。吾喜其有补于风化，为刻石其祠矣。有能登堂而瞻其像、读其诗，虽暴悍者，吾知其易直子谅之心，莫不油然为之生矣，以美化厚俗，未有捷乎此也，是岂小补哉」！居中之论如此，诚有味其言也，予是以书之。居中名卣予，金堂人，建炎二年进士第三人。时以左奉议郎知县事，清慎强敏，县学、县南门一新，徵科以时，庭无留讼，逾二岁，人安之，唯恐其去也。有不予信，视所作堂，亦足以知其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