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青光禄大夫、守右散骑常侍、上柱国、东海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臣徐铉，奉直郎、守秘书省著作郎、直史馆臣句中正，翰林书学臣葛湍、臣王惟恭等，奉诏校定许慎《说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万六百馀字，圣人之旨盖云备矣。稽夫八卦既画，万象既分，则文字为之大辂，载籍为之六辔，先王教化所以行于百代，及物之功，与造化均，不可忽也。虽复五帝之后，改易殊体，六国之世，文字异形，然犹存篆籀之迹，不失形类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隶聿兴，便于末俗，人竞师法，古文既绝，讹伪日滋。至汉宣帝时，始命诸儒修仓颉之法，亦不能复。故光武时马援上疏，论文字之讹谬，其言详矣。及和帝时，申命贾逵修理旧文，于是许慎采史籀、李斯、扬雄之书，博访通人，考之于贾逵，作《说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隶书行之已久，习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纷然间出，返以篆籀为奇怪之迹，不复经心。至于六籍旧文，相承传写，多求便俗，渐失本原。《尔雅》所载草木鱼鸟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观矣。诸儒传释，亦非精究；小学之徒，莫能矫正。唐大历中，李阳冰篆迹殊绝，独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此言为不妄矣。于是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篆籀中兴。然颇排斥许氏，自为臆说。夫以师心之见，破先儒之祖述，岂圣人之意乎？今之为字学者，亦多从阳冰之新义，所谓贵耳贱目也。自唐末丧乱，经籍道息。皇宋膺运，二圣继明，人文国典，粲然光被，兴崇学校，登进群才。以为文字者六艺之本，固当率由古法，乃诏取许慎《说文解字》，精加详校，垂宪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闻。盖篆书堙替，为日已久，凡传写《说文》者皆非其人，故错乱遗脱不可尽究。今以集书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备加详考。有许慎注义、序例中所载而诸部不见者，审知漏落，悉从补录。复有经典相承传写及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承诏皆附益之，以广篆籀之路。亦皆形声相从，不违六书之义者。其间《说文》具有正体而时俗讹变者，则具于注中。其有义理乖舛，违戾六书者，并序列于后，俾夫学者无或致疑。大抵此书务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违古。若乃高文大册，则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于常行简牍，则草隶足矣。又许慎注解，词简义奥，不可周知。阳冰之后，诸儒笺述，有可取者，亦从附益。犹有未尽，则臣等粗为训释，以成一家之书。《说文》之时，未有反切，后人附益，互有异同，孙愐《唐韵》，行之已久，今并以孙愐音切为定，庶夫学者有所适从。食时而成，既异淮南之敏；县金于市，曾非吕氏之精。尘渎圣明，若临冰谷。谨上。

昔唐虞君臣，赓载作歌；商周之代，《颂》、《雅》参列。则声韵经见，此焉为始。后世属文之士，比音择字，类别部居，乃有四声。若周研、李登、吕静、沈约之流，皆有编著，近世小学寖废，六书亡缺，临文用字，不给所求。隋陆法言，唐李舟、孙愐各加裒撰，以裨其阙。先帝时，令陈彭年、丘雍因法言旧说为刊益。景祐四年，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太常丞、直史馆郑戬建言：「彭年、雍所定，多用旧文，繁略失当」。因诏祁、戬与国子监直讲贾昌朝、王洙，同加修定；刑部郎中、知制诰丁度，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李淑为之典领。今所撰集，务从该广，经史诸子及小学书更相参定。凡字训悉本许慎《说文》。慎所不载，则引它书为解。凡古文，见经史诸书可辨识者取之，不然则否。凡经典字有数读，先儒传授，各欲名家，今并论著，以稡群说。凡通用韵中同音再出者，既为冗长，止见一音。凡经史用字，类多假借，今字各著义，则假借难同，故但言「通作某」。凡旧韵字有别体，悉入子注，使奇文异画，湮晦难寻；今先摽本字，馀皆并出，启卷求义，烂然易晓。凡字有形义并同，转写或异，如坪𡊞、叴㕤、心忄、水氵之类，今但注曰「或书作某字」。凡一字之左，旧注兼载它切，既不该尽，徒酿细文，况字各有训，不烦悉箸，凡姓望之出，旧皆广陈名系，既乖字训，复类谱牒；今之所书，但曰「某姓」，惟不显者则略著其人。凡字有成文，相因不释者，今但曰「阙」，以示传疑。凡流俗用字，附意生文，既无可取，徒乱真伪，今于正文之左直释曰：「俗作某，非是」。凡字之翻切，旧以武代某、以亡代茫，谓之类隔，今皆用本字。述夫宫羽清重，篆籀后先，总括包并，种别汇联，列十二凡，著于篇端云。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分十卷。

右，仙人吴彩鸾书孙愐《唐韵》凡三十七叶，此唐人所谓叶子者也。按彩鸾隐居在钟陵西山下，所书《唐韵》，民间多有，余所见凡六本，此一本二十九叶彩鸾书，其八叶后人所补，气韵肥浊，不相入也。

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许叔重始为《说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后二十一年，当安帝建光元年，叔重子冲乃具以献。晋东莱惤令吕忱继作《字林》五卷，以补叔重所阙遗者，于叔重部叙初无移徙。忱书甚简，顾为它说揉乱，且传写讹脱，学者鲜通，今往往附见《说文》，盖莫知自谁氏始（古文、籀文疑是吕忱始增入，今或以附见《说文》，或在阳冰以前。若《说文》原自有此，则林罕不应谓忱补许氏遗阙也。戍字当是增入，上字则《说文》元自有矣。更详之。）。陈左将军顾野王更因《说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同末献之。其部叙既有所升降损益，其文又增多于叔重。唐上元末，处士孙强复修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于俗间者，强所修也。叔重专为篆学而野王杂于隶书，用世既久，故篆学愈微。野王虽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非复叔重之旧。自强以下，固无讥焉。大历间李阳冰独以篆学得名，时称中兴，更刊定《说文》，仍祖叔重，然颇出私意，诋诃许氏，学者恨之。南唐二徐兄弟实相与反正由旧，故锴所著书四十篇，总名《系传》，盖尊许氏若经也，惜其书未布而锴亡。本朝雍熙三年，锴兄铉初承诏与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详校《说文》，今三十卷内《系传》往往错见，岂其家学同源，果无异派欤！锴亡恙时，铉苦许氏偏旁奥密，不可意知，因令锴以切韵谱其四声，庶几检阅力省功倍。又为锴篆名曰《说文韵谱》，其书当与《系传》并传。今《韵谱》或刻诸学官而《系传》迄莫光显，余蒐访岁久，仅得其七八，阙卷误字，无所是正，每用太息。盖尝谓小学放绝久矣，欲崇起之，必以许氏为宗，而铉、锴兄弟最其亲近者，如阳冰、林罕、郭忠恕等辈，俱当收拾采掇，聚为一书，使学者复睹纯全，似非小补，顾力有所不及耳。《韵谱》仍便于检阅，然局以四声则偏旁要未易见，乃因司马光所上《类篇》，依五音先后，悉取《说文》次第安排，使若鱼贯然，开编即可了也。《说文》所无而《类编》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则但取其先而略其后，虽许氏本在上、去、入声而《类篇》在平声，亦移载平声，大抵皆以《类篇》为定。《类篇》者，司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郑戬建言，见行《广韵》乃陈彭年、丘雍等景德末重修，繁省失当，有误科试，乞别刊定。即诏祁、戬与贾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领之。宝元二年书成，赐名《集韵》。度等复奏《集韵》添字极多，与彭年、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参协，乞别为《类篇》，即以命洙。洙寻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锡、张次立同加校雠。宿迁，又命范镇代之，镇出而光代之，乃上其书。自《集韵》、《类篇》列于学官，而《广韵》、《玉篇》微矣。然小学放绝，讲习者寡，独幸其书具存耳。所谓《广韵》则隋仁寿初陆法言等所共纂次，而唐仪凤后郭知玄等又附益之，时号《切韵》。天宝末，陈州司法孙愐者以《切韵》为谬略，复加刊正，别为《唐韵》之名。在本朝太平兴国及雍熙、景德，皆尝命官讨论，大中祥符元年，改赐新名曰《广韵》。今号《集韵》，则又宝元改赐也。《切韵》、《广韵》皆不如《集韵》之最详，故司马光因以修《类篇》。《集韵》部叙或与《广韵》不同，锴修《韵谱》尚因之。今五音先后并改从《集韵》，盖《类篇》亦以《集韵》为定故也。呜呼！学无小而古则谓字书之学为小，何哉？亦志乎学当由此始尔。凡物虽微，必有理存，何况斯文幼而讲习磨砻，浸灌之久，逮其长也，于穷理乎何有！不则躐等陵节，君子不贵也。今学者以利禄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弃捐不省，喜字书者求其心尽端方已绝不可得，但肆笔趁姿媚耳，偏旁横竖且昏不知，矧其文之理邪？先儒解经固未始不用此，匪独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说文》，覃思颇有所悟，故其解经合处亦不为少，独恨求之太凿，所失更多，不幸骤贵，附和者益众而凿愈甚。盖字有六义而彼乃一之，虽欲不凿得乎？科试竞用其说，元祐尝禁之，学官导谀，绍圣复用，嗜利禄者靡然风从，凿说横流，汩丧道真，此吾苏氏所以力攻王氏而不肯置也。若一切置此弗道则又非是，今国家既不以此试士，为士者可以自学矣，乃未尝过而问焉，余窃哀之。虽老矣，犹欲与后生共讲习此，故先为此《五音韵谱》，且叙其指意云。

臣晃言：臣闻言出诸口，贯以清浊者谓之声；声成诸文，第其轻重者谓之韵。声韵之作，其来久矣。自有天地，乃有人声；自有书契，乃有文字。世谓苍颉制字，孙炎作音，沈约撰韵，以为椎轮之始，而不知书契既造，字生其间，文字既生，音傅其内，声音既出，韵存其中，颉也、炎也、约也，岂能外三才之理而自为也哉？尝观「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之辞，则尧之时固有声韵也；观「日月光华，洪于一人」之辞，则舜之时固有声韵也。不然舜命夔典乐，何以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也邪？古诗三千馀篇，孔子被之弦歌，定为三百十一篇，其不合乎弦歌者去之，则字音声韵未出之前，所以为声韵者固自若也。擢本探先，始而终之，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不有作也，后何以述？颉也、炎也、约也，亦可谓有功于名教矣。增而修之，理若有待。臣晃诚惶诚惧，顿首顿首。恭惟皇帝陛下以上圣之资，抚重熙之运。出震接统，系天下之民心；乘乾有为，主域中之大宝。继宋之初，厉精图治，招徕俊乂，开纳谠言。一日三朝，已极尊亲之至养；继志述事，将成卒伐之大功，诚帝王之大有为也。臣晃生陛下淳庬之俗三十有九年矣，自结发受在三之教，始学箕裘，沐浴膏泽，左右图史，力学不倦，穷而益坚，期于有成，以无负圣朝涵育之意。目此光华盛旦，窃思孔伋之言，曰「至治之世，车同轨，书同文」，今陛下以圣继圣，方将混一区宇，海内喁喁，咸仰同文之治。臣在草茅畎亩中，茍有涓尘以裨助同文之万一，则臣之志愿足矣。故于萤窗雪案，博考载籍。窃见方今国子监刊行《礼部韵略》，自元祐五年博士孙谔，陈乞添收，仅得一二。至绍兴十一年进士黄启宗随韵补辑，所增不广，尚多阙遗，音切谬误，圈注脱略。如群之为群，效之为效（《韵略》不收群、效二字。），三复三思（三音息暂反，又如字。），纯帛（《礼》纯音缁。），纯束（《诗》纯束音，徒本反。），无所收附。以至𩟷饩之𩟷（于容反。），终辟之辟（频弥反。），采荠之荠（才资反。），唯几之唯（夷佳反。），脊令之令（卢经反。），渠搜之搜（疏鸠反。），抠衣之抠（驱侯反。），总统之统（他总反。），鼓击之鼓（钟鼓之鼓从支，鼓击之鼓从攴。），迨及之迨（荡亥反，又徒耐反。），饼饵之饼（必郢反。），仁知之知（知义反。），会计之会（古外反。），寀地之寀（仓代反，又此宰反，《韵略》有上声，不收去声。），脍轩之轩（许建反。），孙顺之孙（苏困反。），美目之盻（匹裥反。），六凿之凿（在到反。），表貉之貉（莫驾反。），重穋之穋（力竹反。），催趋之趋（趋玉反。），鞸琫之鞸（补鼎反。），蔡放之蔡（桑葛反。），撤去之撤（直列反。），足躩之躩（丘缚反，又驱碧反。），什佰之佰（博白反，又莫白反。），血脉之脉（莫获反。），敕天之敕（耻力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韵》既不收，人不敢用。或此有而彼无，或此圈而彼否，或收一而遗二，或略要而泛存，或同出一韵而不圈者，若痿（儒佳切。）痿（于危切。）、杻（敕九切。）杻（女九切。）之类是也。或各傅两韵而不圈者，若藣（班麋切。）藣（彼义切。）、祁（翘移切。）祁（渠希切。）之类是也。或本有其字，弃此而收彼者，若铁（古铁字。）为嵎峓之峓，欹（于宜切。）为倾敧之敧，欧（乌侯切。欧，刀，又姓。于口切，吐也。）为击驱之驱，禬（黄外切。）为衣襘之襘（古外切。），执锐（徒外切。）之为执鈗是也，如此类亦不一而足。重以言语有五方之异，呼吸有轻重之殊，吴楚伤于轻浮，燕冀失于重浊，秦陇去声为入，梁益平声似去，江东、河北，取韵尤远，鲁鱼一惑，泾渭同流。点画偏旁，尤多讹舛。若乃釐𨤲、宜宜、仓𫝉、番畨、韱韱、富富、堇之差，俗所常用，其失未远。至如支（章移切。）攴、（普卜切。）毋（微夫切。）母（莫后切。）、殳（慵朱切。）𠬛（莫勃切。）、羙（与羔同。）美（美恶之美。）、夲（他刀切。）本、（根本之本。）商（宫商之商。）啇（都敌切。）舀（夷周切。）臽、（乎韽切。）少（他达切）。（多少之少）、疋（山于切。）𤴓（僻吉切。）臼（巨九切。）⺽（居六切。）、玊（须玉切。）玉（鱼欲切。）之异，阖户辟户之为酉（古酉字。）卯（古夘字。），左戾右戾之为丿（曳，又音瞥。），㇏（音弗，右戾。），󱌻（与丹同。）、⺼（与舟同。）、月（与肉同。）、月（日月之月。）之不同，戍（屯戍之戍。）、戊（戊己之戊。）、戌（戌亥之戌。）、钺（斧钺之钺。）之不类，毫釐小误，其义遂殊。《广韵》以武移反渺㳽之㳽，当民卑切。以房脂反辅毗之毗，当频弥切。以符羁反皮革之皮（当蒲麋切。）。陆德明以武巾反旻天之旻（当弥邻切。），以丁丈反长幼之长（当展两切。），以布内反悖礼之悖（当蒲昧切。），以丁角反朴斲之斲（当侧角切。）。至于音训差误，未易槩举。士不精考，雷同从之，或迁就傅会，易以佗字。如礼部贡院所差试官员数较多，尚可讨论。即方州小郡，秋举试官不过三四人，员既不多，书亦罕备，至有文理优长，援引深邃者，或以疑似暗行黜落，以谓与其取之有疑，宁若黜之无罪。臣每观此，为之太息。故以十年之力，增修四声之谱，䌷其端绪，贯穿经传，贰以古今字书，诸儒音释，互加考證。凡九经子史，《苍》、《雅》、《方言》中遗漏要字，定其可否，参入逐韵。凡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圈一千六百九十一字，正四百八十五字，笔画有害于义者悉正之（所正字画，惟传写经史，镌刻金石，不可不正。若官府文书及科举场屋，寸晷之下，难以遽行釐改。如俗书东为东，俞为俞，宜为宜，为州，为羽，󲮋为履，𭻌为留之类，皆从其便，庶使官吏士子不至疑惑。诸韵内逐字下俗作某，并同。），反切有碍于音者悉易之。或一字数音，傍韵失收者，亦皆增入，元不圈者悉圈之。有字同义同，同在通用之内，其音虽异而不可双押者，或举其重（谓两音各自有出处，虽不可双押，亦不可去其一者，皆两存之。），或存其一（谓同一出处，不可双押，故去其一，仍注二音于其下。），有同音互用字异而元有圈者去之（谓音义虽同而字不同，不在当圈之例，如肢与肢、跗与趺之类，皆去旧圈。）。仍于字下互注音切及诸义训，辩释疑似，订正是非，庶令新学士子开卷晓然，不至误用，主司考校，亦更无有所疑云。更有圣祖名、庙讳、旧讳、御名字同音异，准式不为碍者，随韵收入，陈乞许用，伏取进止。臣之精力，尽在此书，剖析毫釐，分别黍累。鲁鱼晋豕，敢祛学者之疑；周鼓秦山，不失古人之意。昔孙愐为陈州司法，尚能勒成一书，名曰《唐韵》；吴鈗为馀杭进士，亦能重定《切韵》，亲献临轩。以今观之，随珠多颣，虹玉仍瑕，杂以吴音，加之俗字，其抵捂可知也。曾谓黎明盛旦，无其人邪！臣所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平上去入四声，共计五卷，谨缮写新本，装成五册，随表昧死诣登闻检院投进以闻。如蒙可采，乞颁下国子监雕印施行。冒渎邦刑，仰干天听。奏篇称善，傥垂乙夜之观；教学为先，庶共九州之贯。臣黩犯宸严，无任惶惧战汗激切屏营之至。臣晃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日，衢州免解进士臣毛晃上表。

程得姓以国，休父则其始著者也。《诗》曰：「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程，国也；伯，爵也。休父食采于程，其爵伯也。《国语》曰：「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然则司马氏者，程之别也。而程者，重黎之别也。司马以官氏，而程以国姓，古制然也。由汉以后，应劭始曰：「休父封于程国」。孙愐亦曰：「休父封程，后遂为氏」。信如二子之言，则启封于程者，休父也。程之地在长安北三十五里，于汉为安陵，盖隶右扶风也。《帝王世纪》曰：「文王居程，徙都丰」。孟子云：「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说者谓郢即程也。《后汉郡国志》：「河南有上程聚」。刘昭曰：「古程国也。关中更有程地，故加此为上程。比如已有新郑，又有南郑，已有内黄，又有外黄也」。后世姓各望郡，则以其时所寓之郡为定，故程姓既望广平，又望安定，则非所封之地矣。广平也者，于战国为赵，在今为洺州也。赵有社稷臣曰婴，尝冒必死，立奇节，以存君孤。本朝元丰间，追录其忠，而访得其墓在绛州太平县之赵村，遂封诚信侯，列祀典而庙享之。绛与洺近，则吾姓之望广平者，其殆诚信侯之族派与？晋有侍御史卫，不以人主意挠其法守，是为广平曲周人。曲周，赵地也。名振父子相继有功于隋、唐间，亦洺州平恩人也。此自可明程姓之为婴族也已。自馀程姓著史者，如邈，如不识，皆无邑里。如郑、曾、昱、秉、骏、异、知节、务挺、千里、日华，皆未尝逾江而南。则吾宗之来此者，其东晋元谭公乎？梁有开府仪同三司灵洗，效节于梁而著功于陈，谥忠壮公，传在《南史》，曰新安海宁人也。海宁即今邑，东南偏可五十里，有溪潭号相公湖，湖之漘有村曰黄墩，墩有故屋址曰相公宅，亦曰相公庙。址之旁有墓，墓有石柱，出地可高尺许，其围七八寸，有刻饰，无款识，土人名其地为相公墓也。凡相公云者，谓忠壮也，以其尝为仪同三司也。黄墩今隶歙县，海宁与歙屡分屡合，史谓忠壮海宁人也者，殆其时黄墩版籍正隶海宁也。大昌家海宁之会里，东距黄墩不满一舍。凡程姓自黄墩而他徙者，皆扳忠壮公以名其所自出。而大昌祖居最迩，世传以为忠壮之族，则不敢不据矣。而其传云忠壮之裔者，初无的證，不敢主信也。且以一事验之，黄墩惟其尝有显者如忠壮父子也，则程其姓而曰出于黄墩，尚有依并。至江、浙士大夫非程氏族姓，而自言系出黄墩者甚多，大抵州州有之。由其族派四出者而想其未徙之初，必也居舍井邑略可敌一壮县，乃与前所闻相当。大昌自少及长，因尝往来其地，以所见揆所闻，乃大不然。路旁居室仅可一二十家，稍北有草市，甍栋差多，亦不能与之兼倍。馀尽稻田蔬圃，而又两山夹亘，不至恢广。若谓尝有数十百家居之，则其地决不能容也。古今虽殊，而度土论居，其方广可算也。且铜雀台之废，距今已近千载，而魏世陶瓦尚未为土。若此地诚尝居数十百家，其瓴甓之类，何以全无一存也？是故大昌疑旧传之溢于实也。夫惟尝有此疑，凡遇人辄以举问，积久有老人言曰：「黄巢乱天下，所过杀戮无噍类，宣、歙十五州亦残破焉。独以黄者己姓也，故凡姓氏州里山川，但尝系黄为名，辄敛兵不犯。此时衣冠有避地于此而得全其族者，乱定他徙，不敢忘本，则曰吾之系实出黄墩也」。以是知他姓之望黄墩者，皆其暂寓，而非土著也。予得此说，而质诸史，知其可据可信也。盖巢素尊谶，当其入关，凡人自名为孺者，巢党皆不杀。又尝离合广明字画，谓去丑口著黄者，实为代唐之谶。其信谶可以类推矣。所谓讳黄不犯者，其说不为无本矣。是知巢之为乱，上距梁、陈且四百年；则他族之自黄墩而徙者，皆其暂寓，而不得命为黄墩人也。独忠壮世居其地，远在梁、陈之前，而程姓之著海宁为最久，故大昌之于世系，信其所出之为黄墩也。夫自疑其疑，乃所以信其信也。先君正议尝叹世系至重而纪录不具，因广求宗谱，命大昌䌷之。大昌试加考阅，见其叙载官名世次，全然谬戾。如仕在周世，而有侯于广平者；官乎三代以前，遂有职为刺史者。此岂可信也邪？大昌因此立为之说曰：姓有谱，为奠世系，辩昭穆，使人知祖姓之所自来耳，非以夸衒阀阅也。自魏、晋而下，用人门取士，士志于得，不耻不韪，凡古昔同姓而尝有闻者，皆叙载以为己祖。匹夫贽颂行券，无以效佞，则又取所佞之人与古同姓者，借以为辞，而受此之语者，亦自忻惬慰满。呜呼！举世习焉而不察，则已矣。世系，至重也；引他人为祖，至逆也。张汤之与留侯，皆生而都，冯商尝谓二人同祖。以班固亲在汉世，亦自无据以诘其误，特曰司马迁不言，故缺而不著焉耳。古人于他人世系尚审重如此，今人乃从千百世后，辄用无所考承之同姓，安然命之曰是真吾祖也，其陋恶可胜讳邪？用是以权轻重，大昌宁缺其疑，而不敢从信也。虽然，世系不可以无载，今日以前失载者缺也，已缺无如之何也。若从其信者而载之，往者不可补，而来者尚可稽也。故大昌著谱，近自五世祖始，上此辄不敢书，以明今谱之可信也。凡子若孙，尚其毋忘所欲传著者，勉之哉！

巽岩先生初作《五音谱》，以许叔重部叙为之。后在遂宁出视虞仲房，仲房乃改用徐楚金《韵谱》。老先生虽勉从之，终弗惬也。故后序及跋语既云要自别行，又云要须各行，大抵始一终亥其形也，始东终法其声也。许氏元无反切，后人渐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孙愐《唐韵》音切为定。自音切行，人以为便于检阅，而不知字之本乎偏旁。故老先生谓偏旁一切都置，则字之有形无声者，岂不愈难检阅？盖不以《韵谱》为然也。闻《韵谱》今已不存，或使府别为刊元本《五音谱（贾端修所定者。）》，置之学中，以广其传，亦是一事，不知台意以为如何？

《韵略》之得名，盖谓音韵各有畛略也。韵字从音从员，略字从田从各，皆一形一声，兹其大端矣。是书号《唐韵》，与今世所谓《韵略》，皆后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叙于一东下注云：「德红反，浊，满口声」。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于二十八删、二十九山之后，继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声去声亦然。则其声音之道，区分之方，隐然见于述作之表也。今之为韵者既不载声调之清浊，而平声辄分上下，自以一先二仙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盖自真字而来，学者由之不知而随声雷同，古人造端立意之本失矣。此书别出移臡二字为一部，注云：「陆与齐同，今别」。然则今韵从陆本，疑此本为是。今韵降覃谈于侵后，升蒸登于青后，以古语三字叶今，男字叶音，徵字叶桢，冰字叶兵，疑今书为是。今书又升药铎于麦陌昔之前，置职德于锡缉之间，古语白为薄，宅为度，舄焉鹊，石为勺，锡缉与职德声为最近。盖创始者多阔疏而因仍者易精密，此皆为学者之所当知，而举世不之问也。余得此本于巴州使君王清父，相传以为吴彩鸾所书，虽无明据，然结字茂美，编帙用叶子样，此为唐人所书无疑。其音韵虽与《易》《书》《诗》《左氏传》及二汉以前不尽合，然世俗承用既久，姑就其间而详其是否焉。若夫孙愐叔文较之今本，亦有增加书字处，要皆以此本为正。

绍定庚寅，兟亲迎于靖，先师鹤山魏先生讲席之暇，授以李君肩吾所类《字通》一编，其义则见于先生叙所以作矣。末学后进，敢复赘词？因惟先生尝谓字书始一终亥，其形也；始东终法，其声也。许叔重元无反切，后人渐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孙愐《唐韵》切为定。自音切行，人以为便于检阅，而不知字之本乎偏旁。故李巽岩初作《五音谱》，以许叔重部叙为之。后以示虞仲房，仲房乃攴用徐楚金《韵谱》。巽岩谓若偏旁一切都置，则字之有形无声者，岂不愈难检阅？虽从仲房，而巽岩实不以《韵谱》为然，故后叙要自别行，其《五音韵谱》乃贾端修所定。蜀前辈如巽岩留意字学不茍若此，兟虽不敏，常事斯语而愿学焉。幸宝藏此编，得逃劫烬，用锓诸梓，以寿其传。并记所闻，将与承学之士共之。宝祐甲寅秋八月丁丑，雍国虞兟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