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皇帝诞膺天眷。光绍帝图。明诚动于三灵。德泽被于四海。方期偃革。遽叹遗弓。自少主之承祧。为奸臣之擅命。离閒骨肉。猜忌盘维。既辄易于藩垣。复骤兴于兵甲。遂至轻离社稷。大挠军民。万世鸿基。将坠于地。皇长子潞王从珂。位居冢嗣。德茂冲年。乃武乃文。惟忠惟孝。前朝廓清多难。有战伐之大功。缵绍丕图。有夹辅之盛业。今以宗祧乏嗣。园寝有期。须委亲贤。俾居监抚。免万几之壅滞。慰兆庶之推崇。可起今月四日知军国事。权以书诏印施行。

先皇帝栉风沐雨。平定华夷。嗣洪业于艰难。致苍生于富庶。鄂王嗣位。奸臣弄权。作福作威。不诚不信。离閒骨肉。猜忌盘维。鄂王轻舍宗祧。不克负荷。洪基大宝。危若缀旒。须立长君。以绍丕构。皇长子潞王从珂。日跻孝敬。天纵聪明。有神武之英姿。有宽仁之伟略。先朝经纶草昧。廓静寰区。辛勤有百战之劳。忠贞赞一统之运。臣诚子道。冠古超今。而又克巳化民。推心抚士。率土之讴歌有属。上苍之眷命攸临。一日万几。不可以暂旷。九州四海。不可以无归。况因山有期。同轨斯至。永言嗣守。属任元良。宜即皇帝位。

太师王公讳彦章，字子明，郓州寿张人也。事梁，为宣义军节度使，以身死国，葬于郑州之管城。晋天福二年，始赠太师。公在梁以智勇闻，梁、晋之争数百战，其为勇将多矣，而晋人独畏彦章。自乾化后，常与晋战，屡困庄宗于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赵岩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将多以谗不见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尽失河北，事势已去。诸将多怀顾望，独公奋然自必，不少屈懈，志虽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时，能不污其身得全其节者鲜矣。公本武人，不知书，其语质，平生尝谓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盖其义勇忠信，出于天性而然。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至于公传，未尝不感愤叹息，惜乎旧史残略，不能备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节度判官来此，求于滑人，得公之孙睿所录家传，颇多于旧史，其记德胜之战尤详。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经于帝前。公因用笏画山川，为御史弹而见废。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节。此皆旧史无之。又云公在滑，以谗自归于京师；而《史》云召之。是时梁兵尽属段凝，京师羸兵不满数千，公得保銮五百人之郓州，以力寡败于中都；而《史》云将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胜也，初受命于帝前，期以三日破敌，梁之将相，闻者皆窃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时庄宗在魏，闻公复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驰马来救，已不及矣。庄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国家罢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败军杀将，连四五年，而攻守之计至今未决。予尝独持用奇取胜之议，而叹边将屡失其机，时人闻予说者，或笑以为狂，或忽若不闻，虽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读公家传，至于德胜之捷，乃知古之名将必出于奇，然后能胜。然非审于为计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伟男子之所为，非拘牵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读其传，未尝不想见其人。后二年，予复来通判州事。岁之正月，过俗所谓铁枪寺者，又得公画像而拜焉。岁久磨灭，隐隐可见，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惧失其真也。公善用枪，当时号王铁枪，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犹以名其寺，童儿牧竖皆知王铁枪之为良将也。一枪之勇，同时岂无？而公独不朽者，岂其忠义之节使然欤？画已百馀年矣，完之复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系乎画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区区如此者，盖其希慕之至焉耳。读其书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识其面目，不忍见其坏也。画既完，因书予所得者于后，而归其人使藏之。

有唐之衰，五代起于藩镇。梁祖始以奸雄窥窃神器，虽天下畏其强盛，而弑逆之祸在于闺门。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于梁氏备之矣，欲永其世，不亦难哉！夫乱臣贼子，人人弃之。乘其所共弃，而动之以言，故末帝得以诛友圭而代之。然唐德深厚，人心未忘，此后唐之所以兴也。武皇征伐屏翰之功，初与梁祖相后先，而梁祖终于取天下，武皇终于藩国；千载而后，梁祖首篡窃之罪，武皇保忠义之名，善恶之致，何其殊如是邪！庄宗克成父志，勇于征讨，平定梁氏，中兴唐祀，议者称之。至于溺惑声伎，吝啬赏赉，此其所以亡也。所谓暴威武者或困于酒色之娱，屯其膏，小正吉，大正凶，庄宗有之矣。庄宗、明宗、闵帝、废帝四世三族，姓异号同，同尊唐室，致有唐庙貌，虽石晋之代，亦宗祀之而不敢废，乃武皇、庄宗之力也。晋高祖利建大号，以君父事契丹。及少主嗣位，欲正名分，召徕寇戎，腥腥中夏，人主后妃，蒙尘异域，皆高祖之罪也。汉高祖有赴难之迹，惜哉不克成其功。当中原无主之际，徇舆议而即位，不尤愈于僭窃者乎？隐帝不能驾驭英豪，潜行诛戮，倾覆宗社，诚自取之尔。周高祖、世宗可谓英武也，已而其享国不永，恭帝冲幼，讴歌不归。斯盖历数在乎真主，非人谋之所及也。五十三年之间，生灵困于涂炭，王道衰而不振，史氏荡而无法，秉笔之士，为之叹息。呜呼！十三主有君天下之势，而无君天下之道。君无其道，则赏罚有所不明；君有其势，故纪元之法以托之也。或曰编年系事，必具四时。在纪元则梁祖不书春，庄宗不书春夏秋冬者，何为也？曰唐历未终，不可以与梁也；梁历未终，不可以与后唐也。不与之，所以正正统也。正统不正，何以正天下哉！治平三年春正月序。

宋兴百三十年，四方无虞，人物岁滋。盖自秦、汉以来，未有若此之盛者。虽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于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谋之而仁者守之，虽至于无穷可也。契丹自晋天福以来，践有幽、蓟，北鄙之警，略无宁岁，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举国来寇，攻定武，围高阳，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准计，决策亲征，既次澶渊，诸道兵大会行在。虏既震动，兵始接，射杀其骁将顺国王挞览。虏惧，遂请和。时诸将皆请以兵会界河上，邀其归，徐以精甲蹑其后，歼之。虏惧，求哀于上。上曰：「契丹、幽、蓟，皆吾民也，何多以杀为」！遂诏诸将按兵勿伐，纵契丹归国。虏自是通好守约，不复盗边者三十有九年。及赵元昊叛，西方转战连年，兵久不决。契丹之臣有贪而喜功者，以我为怯，且厌兵，遂教其主设词以动我，欲得晋高祖所与关南十县。庆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萧英、刘六符来聘。兵既压境，而使来非时，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国，未可弃也，其有以大镇抚之」。命宰相择报聘者。时虏情不可测，群臣皆莫敢行。宰相举右正言、知制诰富公，公即入对便殿，叩头曰：「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上为动色，乃以公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劳之，英托足疾不拜。公曰：「吾尝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礼也」？英矍然起拜。公闻怀与语，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见公倾盖，亦不复隐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从，从之；不可从，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闻。上命御史中丞贾昌朝馆伴，不许割地，而许增岁币，且命公报聘。既至，六符馆之，反往十数，皆论割地必不可状。及见虏主，问故。虏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请举兵而南，寡人以谓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若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此皆其身谋，非国计也」。虏主惊曰：「何谓也」？公曰：「晋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乱，神人弃之。是时中国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虽虏获金币，充牣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物故太半，此谁任其祸者。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曰：「不能」。公曰：「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虏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雁门者，以备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势不得不增。城隍皆脩旧，民兵亦旧籍，特补其缺耳，非违约也。晋高祖以卢龙一道赂契丹，周世宗复伐取关南，皆异代事。宋兴已九十年，若各欲求异代故地，岂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则有词矣。曰：『朕为祖宗守国，必不敢以其地与人。北朝所欲，不过利其租赋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杀两朝赤子，故屈己增币以代赋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败盟，假此为词耳。朕亦安得独避用兵乎？澶渊之盟，天地鬼神实临之。今北朝首发兵端，过不在朕。天地鬼神，岂可欺也哉』」！虏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岁币之坚久也。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获哉」？虏主曰：「卿且归矣，再来，当择一授之，卿其遂以誓书来」。公归复命，再聘，受书及口传之词于政府，既行次乐寿，谓其副曰：「吾为使者而不见国书，万一书词与口传者异，则吾事败矣」。发书视之，果不同。乃驰还都，以晡入见，宿学士院一夕，易书而行。既至，虏不复求婚，专欲增币，曰：「南朝遗我书当曰献，否则曰纳」。公争不可。虏主曰：「南朝既惧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拥兵而南，得无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爱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锋镝，故屈己增币，何名为惧哉？若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南北敌国，当以曲直为胜负，非使臣之所忧也」。虏主曰：「卿勿固执，自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故臣事之。当时所遗，或称献、纳，则不可知。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复有此礼哉」！公声色俱厉，虏知不可夺，曰：「吾当自遣人议之」。于是留所许增币誓书，复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国誓书来，且求为献、纳。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虏气折矣，可勿复许，虏无能为也」。上从之，增币二十万，而契丹平。北方无事，盖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诵其语，守其约不忍败者，以其心晓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尝窃论之，百馀年间，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准与公之功也。公讳弼，字彦国，河南人。曾大父内黄令讳处谦，大父商州马步使讳令荀，考尚书都官员外郎讳言，皆以公贵，赠太师中书令、尚书令，封邓、韩、秦三国公。曾祖母刘氏，祖母赵氏，母韩氏，封鲁、韩、秦三国太夫人。公幼笃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识之，曰：「此王佐才也」。怀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复制科，仲淹谓公曰：「子当以是进」。天圣八年，公以茂材异等中第，授将作监丞，知河南府长水县。用李迪辟，签书河阳节度判官事。丁秦国公忧，服除，会郭后废，范仲淹等争之，贬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举而获二过，纵不能复后，宜还仲淹，以来忠言」。通判绛州。景祐四年，召试馆职，迁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从王曾辟，通判郓州。宝元初，赵元昊反。公上疏陈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从仪物如契丹，而词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谋臣自请行者。宜出其不意，斩之都市」。又言：「夏守赟，庸人也，平时犹不当用，而况艰难之际，可为枢密乎」！议者以为有宰相气。召还，为开封府推官，擢知谏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请罢燕彻乐，虽虏使在馆，亦宜就赐饮食而已。执政以为不可。公曰：「万一北虏行之，为朝廷羞」。后使虏，还者云：「虏中罢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恶闻忠言，下令禁越职言事。公因论日食，以谓应天变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杀二万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帅范雍、钤辖卢守勤闭门不救，中贵人黄德和引兵先走，刘平、石元孙战死，而雍、守勤归罪于通判计用章、都监李康伯，皆窜岭南，德和诬奏平降贼，诏以兵围守其家。公言：「平自环庆引兵来援，以奸臣不救，故败，竟骂贼不食而死，宜恤其家。守勤、德和皆中官，怙势诬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狱」。枢密院奏方用兵，狱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狱不可不竟」。时守勤男昭序为御药，公奏乞罢之，德和竟坐腰斩。延州民二十人诣阙告急，上召问，具得诸将败亡状。执政恶之，命边郡禁民擅赴阙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恶上知四方有败耳，民有急，不得诉之朝，则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赟为陕西都总管，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都钤辖。公言：「用守赟既为天下笑，而守忠钤辖乃与唐中官监军无异，将吏必怨惧，卢守勤、黄德和覆车之辙，可复蹈乎」？诏罢守忠。时又用观察使魏昭炳为同州，郑守忠为殿前都指挥使，高化为步军都指挥使。公言：「昭炳乳臭儿，必败事；守忠与化故亲事官，皆驽才小人，不可用」。诏遣侍御史陈洎往陕西督脩城，且城潼关。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关，自关以西为弃之耶」？语皆侵执政。自用兵以来，吏民上书者甚众，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诰本中书属官，可选二人置局，中书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学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尽付他人」。乞与廷辩。又言：「边事系国安危，不当专委枢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枢密使，国初范质、王溥亦以宰相参知枢密院事。今兵兴，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领」。仁宗曰：「军国之务，当尽归中书，枢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废，内降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且书其检。宰相以内降纳上前，曰：「恐枢密院谓臣夺权」。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夺权也」。时西夏首领吹同乞砂、吹同乞山各称伪将相来降，补借奉职，羁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当厚赏以劝来者」。上命以所言送中书。公见宰相，论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叹曰：「此岂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极论之，上从公言，以宰相兼枢密使。除盐铁判官，迁太常丞，史馆脩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时有用伪牒为僧者，事觉，乃堂吏为之。开封按馀人而不及吏。公白执政，请以吏付狱。执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无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执政滋不悦，故荐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欧阳脩上书引颜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报。使还，除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恳辞不受。始受命，闻一女卒，再受命，闻一男生，皆不顾而行。得家书，不发而焚之，曰：「徒乱人意」。寻迁翰林学士。公见上力辞，曰：「增岁币，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讨元昊，未暇与虏角，故不敢以死争，其敢受赏乎」！庆历三年三月，遂命公为枢密副使，辞之愈力。改授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七月，复除枢密副使。公言：「虏既通好，议者便谓无事，边备渐弛，虏万一败盟，臣死且有罪。非独臣不敢受，亦愿陛下思夷狄轻侮中原之耻，卧薪尝胆，不忘脩政」。因以告纳上前而罢。逾月，复除前命。时元昊使辞，群臣班紫宸殿门，上俟公缀枢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谕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虏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时晏殊为相，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与公副之，欧阳脩、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皆天下之望。鲁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历颂群臣，皆得其实。曰：「维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为过。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责成于公与仲淹，望太平于期月之间，数以手诏督公等条具其事。又开天章阁召公等，公等坐，且给笔札，使书其所欲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与仲淹各上当世之务十馀条。又自上河北安边十三策，大略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倖、去宿弊为本，欲渐易诸路监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悦矣。元昊遣使以书来，称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则契丹为无敌于天下」。不可许。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来告，举兵讨元昊。十二月，诏册元昊为夏国主，使将行而止之，以俟虏使。公曰：「若虏使未至而行，则事自我出，既至，则恩归契丹矣」。从之。是岁契丹受礼云中，且发兵，会元昊伐呆儿族，于河东为近。上问公曰：「虏得无与元昊袭我乎」？公曰：「虏自得幽、蓟，不复由河东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饶，而河东崄瘠，且虞我出镇定，捣燕蓟之虚也。今兵出无名，契丹大国，决不为此。就使妄动，当出我不意，不应先言受礼云中也。元昊本与契丹约，相左右以困中国，今契丹背约，结好于我，独获重币，元昊有怨言，故虏筑威塞州以备之，呆儿屡杀威塞人，虏疑元昊使之，故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请调发为备。公曰：「虏虽不来，犹欲以虚声困我，若调发，正堕其计。臣请任之。虏若入寇，臣为罔上且误国」。上乃止，虏卒不动。公谓契丹异日作难，必于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请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飞语谗公者。上虽不信，公惧，因保州贼平，求为河北宣抚使以避之。使将还，除资政殿学士、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谗者不已，罢安抚使。岁馀，谗不验。加给事中，移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河朔大水，民流京东。公择所部丰稔者五州，劝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贮之。得公私庐舍十馀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阙、寄居者，皆给其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为生者，听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书其劳约为奏请，使他日得以次受赏于朝。率五日，辄遣人以酒肉糗饭劳之，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流民死者，为大冢葬之，谓之丛冢，自为文祭之。明年麦大熟，流民各以远近受粮而归，凡活五十馀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馀人。上闻之，遣使劳公，即拜礼部侍郎。公曰：「救灾，守臣职也」。辞不受。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饥民聚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数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自公立法，简便周至，天下传以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几千万人矣。王则据贝州叛，齐州禁兵马达、张青与奸民张握等得剑印于妖师，欲以其众叛，将屠城以应则。握之婿杨俊诣公告之，齐非公所部，恐事泄变生。时中贵人张从训衔命至青，公度从训可使，即以事付从训，使驰至郡，发吏卒取之，无得脱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礼部侍郎。公又恳辞不受。迁资政殿大学士，以明堂恩，除礼部侍郎，徙知郑州，又徙蔡州，加观文殿学士，知河阳，迁户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东经略安抚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并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庆于朝，仁宗密觇知之。欧阳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语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于梦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岂不贤于梦卜也哉」！脩顿首称贺。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见，中外忧恐。文彦博与公等直入问疾，内侍止之，不可。因以监视禳祷为名，乞留宿内殿，事皆关白而后行，禁中肃然。嘉祐三年，加礼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脩国史。公之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议，无心于其间，故百官任职，天下无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赋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视裁减，谓之宽恤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贾，省刑狱，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国太夫人忧，诏为罢春燕。故事，执政遇丧皆起复，公以谓金革变礼，不可用于平世。仁宗待公而为政，五遣使起之，卒不从命，天下称焉。英宗即位，拜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户部尚书。逾年，以足疾，求解机务，章二十上，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阳，封祁国公。公五上章，辞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轻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执政欲自为地，故开此例。终仁宗之世，宰相枢密使罢者皆除使相，至不称职、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愿立法自臣始」。不从。神宗即位，改镇武宁军，进封郑国公。公又乞罢使相，乃以为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召赴阙。公以足疾，固辞，复判河阳。熙宁元年，移汝州，且诏入觐。以公足疾，许肩舆至殿门，上特为御内东门小殿见之。令男绍隆入扶，且命无拜，坐语从容，至日昃，赐绍隆五品服。再对，上欲留公为集禧观使，力辞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赐甲第一区，皆辞不受。复拜左仆射、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见。有于上前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闻之，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以无所畏，使辅拂谏诤之臣，无所复施其力，此治乱之机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决不然者。群臣请上尊号及作乐，上以久旱不许。群臣固请作乐，公又言：「故事，有灾变皆彻乐，恐上以同天节虏使当上寿，故未断其请，臣以为此盛德事，正当以示夷狄，乞并罢上寿」。从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愿益畏天戒，远奸佞，近忠良。上亲书答诏曰：「义忠言亲，理正文直。茍非意在爱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老是戒。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则天灾不难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谢，复申戒不已，愿陛下待群臣不以同异为喜怒，不以喜怒为用舍。公始见上，上问边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为戒。八月，以疾辞位，拜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复以公请，改亳州。时方行青苗息钱法。公以谓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且富民不愿请，愿请者皆贫民，后不可复得，故持之不行。而提举常平仓赵济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当自贵近者始，若置而不问，无以令天下。乃除左仆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复治郡，愿归洛养疾」。许之，寻请老，拜司空，复武宁节度及平章事，进封韩国公，致仕。公虽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无不言。交趾叛，诏郭逵等讨之。公言：「海峤崄远，不可以责其必进，愿诏逵等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来争河东地界，上手诏问公。公言：「熙河诸郡，皆不足守，而河东地界，决不可许」。元丰三年，官制行，改授开府仪同三司。是岁，故参知政事王尧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尧臣尝与文彦博、刘沆及公同决大策，乞立储嗣，仁宗许之，会翊日有瘳，故缓其事，人无复知者。以其父尧臣所撰诏草上之。上以问彦博，彦博言与同老合。上嘉公等勋绩如此，而终不自言，下诏以公为司徒，且以其子绍京为閤门祗候。六年闰六月丙申，薨于洛阳私第之正寝，享年八十。手封遗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闻讣，震悼，为辍视朝，内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赙恤其家者甚厚。赠太尉，谥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县金谷乡南张里。公之配曰周国夫人晏氏，后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绍庭，朝奉郎。曰绍京，供备库副使，后公十月卒。曰绍隆，光禄寺丞，早卒。女四人。长适保宁军节度使北京留守冯京，卒，又以其次继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适承议郎范大琮。次适宣德郎范大圭。孙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务郎。公性至孝，恭俭好礼，与人言，虽幼贱必尽敬，气色穆然，终身不见喜愠。然以单车入不测之虏廷，诘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无一语少屈，所谓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恶，盖出于天资。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决不可以同器，若兼收并用，则小人必胜，薰莸杂处，终必为臭」。其为宰相及判河阳，最后请老居家，凡三上章，皆言：「天子无职事，惟辨君子小人而进退之，此天子之职也。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小人复胜，必遂肆毒于善良，无所不为，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其为文章，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圣应诏集》十一卷，《谏垣集》二卷，《制草》五卷，《奏议》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边策》一卷，《奉使录》四卷，《青州振济策》三卷。平生所荐甚众，尤知名者十馀人，如王质与其弟素、余靖、张瑰、石介、孙复、吴奎、韩维、陈襄、王鼎、张温之、杜杞、陈希亮之流，皆有闻于世，世以为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诏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庙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赠太师。绍庭请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愿有以宠绥之」。上为亲篆其首，曰显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轼撰次其事。谨拜手稽首而献言曰：世未尝无贤也。自尧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则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则天畀以人，光明伟杰有如公者。观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则三宗之盛德，可不问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则身危，名重则谤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终始者。臣观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终始，盖可谓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历问近臣孰能为朕使虏者，皆以事辞免。公独慨然请行。使事既毕，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辞免者，自耻其不行，则惟公之怨，比而谗公，无所不至。及石介为《庆历圣德诗》，天下传诵，则大臣疾公如仇，构以飞语，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尽辨其诬，卒以公为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中国轻重。然一赵济敢摇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虽请老，有大政事必手诏访问。又追论定策之勋，以告天下，宠及其子孙，然后小人不敢复议，雍容进退，卒为宗臣。古人有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岂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庙，宜有颂诗，以昭示来世。其词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丝之棼。以人为嬉，以杀为儇。兵交两河，腥闻于天。上帝厌之，命我祖宗。畀尔炉椎，往销其锋。孰谓民远，我闻其呻。宁尔小忍，无残我民。六圣受命，惟一其心。敕其后人，帝命是承。勿劓刖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讳兵与刑。惟彼北戎，谓帝我骄。帝闻其言，折其萌芽。笃生莱公，尺箠笞之。既服既驯，则扰绥之。堂堂韩公，与莱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宁。景德元祀，始盟契丹。公生是岁，天命则然。公之在母，秦国寤惊。旌旗鹤雁，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启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亿万维生，公手抚摩。水潦荐饥，散流而东。五十万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内，自泉流濒。其在四方，自叶流根。百官维人，百度惟正。相我三宗，重华协明。帝谓公来，陨星其堂。有坟其丘，公岂是藏。维岳降神，今归不留。臣轼作颂，以配崧高。

唐亡而更有天下者五姓，凡五十馀年。其暴虐恣睢，朱梁最盛。朱全忠起于贼军，弑二帝，杀一后，腥闻上下，毒流四方。虽盗大位，而卒以兵死。则天之报施，岂不明哉？末帝仁弱，无应变拨乱之才，而内有魏博之悍，外有太原强敌，必亡之势也。然祸乱之植，其日久矣，岂独末帝之罪耶？

梁末帝以魏兵素骄难制，乃分相、澶、卫三州，建昭德军。魏、博、贝仍为天雄军，以贺德伦为节度使，分牙兵之半入昭德。效节军将张彦执德伦，纵兵大掠。末帝谕以诏书，彦裂诏书抵于地，乃迫德伦降晋。德伦惶恐曰：「惟将军命」。乃奉书庄宗。庄宗入魏，德伦以彦逼己，阴诉于庄宗，庄宗斩彦于临清而后入。徙德伦为大同军节度使。

右《新史》第四十四卷。庄宗所以得入魏，由彦叛梁而降晋也。其迫德伦以降晋，于梁则负矣，而宜无以得罪于晋也。然而德伦诉之庄宗，庄宗终以逼其长为不顺而斩彦。彦死，而魏人之心滋益服。呜呼！庄宗可谓有君天下之度矣。

唐以陵夷蹙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兴，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获暮失，合其世祀，不数十年。自古有国，成败得丧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窃观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梁祖起于宛朐群盗之党，已而挟听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谓一时之奸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业已大，固当气吞而志灭之矣。借使不遂及于子祸，则其后嗣有足以为庄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乎旋踵也。后唐武皇假平雠之忠义，发迹阴山，转战千里，奄践汾、晋。及其子庄宗以兵威霸业，遂夷梁室而王天下，可谓壮矣。然天下略定，强臣骄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顾，而天下遂归于明宗。至于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犹庄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业，而有强臣骄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于天下乎？晋人挟震主之威，乘衅而起，君父夷虏，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虐，而戎人骄功恃强，殚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乃负反之，及其所以蒙祸辱者不可胜言。观其所以自托而起者如此，则晋安得而后亡哉！汉祖承戎虏扰践之馀，生灵无所制命，起视天下，复无英雄慨然投袂而作者，乃建号而应之。而天下之人无所归往，亦皆俛首听役于汉。然一旦委裘，而强臣巨室已不为幼子下矣。故不胜其忿，起而图之，侥倖于一决，而周人抗命，卒无以禦之，而至于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谓一时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当天之眷命，而真人德业日隆，已为天下之所归戴，则其重负安得而不释哉？由是观之，自梁以迄于周，其兴亡得丧、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又尝究之，若唐之庄宗与夫末帝，皆以雄武壮决，转斗无前，摧夷强敌，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变于邺下，晋祖之甲倡于并门，彼二王者，乃低摧悸迫，儿女悲涕，垂颐拱手，以需死期，无复平日万分之一者，何也？有强臣骄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无以自救之也。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强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骄兵。臣非故强也，恃勋赏之积而卒至于强；兵非故骄也，恃战役之勤而卒至于骄。故古者揆乱定倾之主，不忧天下大计之不集，而深虞大臣之或强，战士之或骄，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于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国家安强，举而遗之冲人弱息，而变故不作。彼以乱继乱者则不然。方其图天下之即集也，日责功于将，而责战于士。责功之亟，则凡所以酬将者未尝恤其或至于强；责战之功，则凡所以抚士者未尝病其或至于骄。是以天下略定，强臣倚骄兵而睥睨，骄兵挟强臣而冀望。一旦相与起而迫之，反视其身徬徨孤立，而大事且去，则虽有平日壮决之气，持是而安归哉！此唐之庄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图天下于亟集而不计其既集之利害者，终亦亟亡而已矣。

五代之乱极矣，凡八姓十有二君，历四十馀年，干戈战伐，殆无宁岁。其间悖逆祸败，自古未有若是其烈，而兴灭起废，亦未有若是其亟者也。周世宗以英伟之资，为圣人驱除，固无得而议者，其馀则皆可以为覆辙之戒。盖梁由强藩以取唐，故梁臣多跋扈，末帝尚姑息，将帅相残贼，而梁以亡矣。唐庄宗之取梁，与明帝之取汴，皆石敬瑭力也，其势不得不忌，忌则石氏兵起，而唐以亡矣。晋之取唐，资契丹为援，虏固贪惏而无厌，则必有所不忍，德光入寇，而晋以亡矣。郭威之于汉，犹石氏之于唐也，则隐帝亦不得不忌，忌则邺兵渡河，而汉以亡矣。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而其所以起废之亟者，无忠臣义士以维持之也。方晋之未灭梁也，晋大臣多不欲庄宗即尊位，而梁臣苏循乃先以臣礼谒见，蹈舞为呼万岁。及晋兵入汴，诏赦梁群臣，李振喜曰：「有诏洗涤，将朝新君」。呜呼，有臣如此，梁安得不亡乎？冯道相庄宗，又相明帝，又相悯帝，及潞王反，则迎潞王，及晋灭唐，则又事晋，契丹灭晋，则又事契丹，汉高祖立，则又事汉，及周灭汉，则又事周，方且著书自陈更事四姓与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呜呼，有臣如此，唐与晋、汉安得不亡乎？盖自朱温图受唐禅，士以朋党见杀者虽未必尽贤，要之不与梁而与唐，亦忠节也。方昭宗时，天下贤士大夫，或杀或去，留班列者无几矣，而裴枢、陆扆辈与它缙绅坐贬死，凡数百人，朝廷为空。则腼颜于梁、于唐、于晋、汉、周者，皆倾巧乱人，谋身卖国，如振、循、道者也。呜呼，以一旦朋党之祸，使四十馀年遂无一忠臣义士出于缙绅，至于天下大坏极乱，元元涂地，而莫之救。是朱温以朋党贼虐当时之士，岂惟杀数百人哉？实举天下生民，纳之涂炭，縻烂于数十年间也。彼其洞胸流肠，岂足以偿白马之祸哉？

臣窃闻祖宗兵制之精者。盖能深鉴唐末五代之弊也。唐自盗起幽陵，藩镇窃据，外抗王命，内擅一方。其末流至于朱温，以编户残寇，挟宣武之师，睥睨王室，必俟天子禁卫神策之兵屠戮俱尽，却迁洛阳，乃可得志。如李克用、王建、杨行密，非不忠义，旋以遐方孤镇同盟，欲救王室，皆悲叱愤懑，坐视凶逆，终不能出一兵内向者。昭宗亲兵既尽，朱温羽翼已就，行密辈崎岖于一邦，初务养练，不能遽成。此内外俱轻，盗臣得志之患也。后唐庄宗萃名将，握精兵，父子转战二十馀年，仅能灭梁。功成而骄，兵制不立，弗虞之患，一夫夜呼，内外瓦解。故李嗣源以老将养痾私第，起提大兵，与赵在礼合于甘陵，返用庄宗直捣大梁之术，径袭洛阳，乘内轻外重之势，数日而济大事。其后甘陵旧卒恃功狂肆，邀求无穷，至一军尽诛，血膏原野，而明宗为治少定。如李从珂、晋高祖、刘知远、郭威皆提本镇之兵，直入中原，而内外拱手听命者，循用庄宗、明宗之意也。周世宗知其弊，始募天下亡命寘于帐下，立亲卫之兵，为腹心肘腋之用。未及期年，兵威大振，败泽潞，取淮南，内外兼济，莫之能禦。当是时，艺祖皇帝历试诸难，亲总师旅，应天顺人，历数有归，则躬定军制，纪律详尽。其军制亲卫殿禁之名，其营立龙虎日月之号。功臣勋爵，优视公师，至检校官皆令仆台宪之长。封叙父母妻子，荣名崇品，悉以与之。郊祀赦宥，先务赡军飨士，金币缗钱无所爱惜。然令以威驾，峻其等差，为一阶一级之法，动如行师，俾各伏其长，待之尽矣。为出戍法，使更出迭入无顾恋家室之意，殊方异邦不能萌其非心，仅及三年，已复更戍。为卒长转员之例，定其功实，超转资级，以彼易此，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又其下懔懔每有事新之惧。枢府大臣侍便殿，专主簿员，限三日毕事，命出之后，一日迁陟，不得少留。此祖宗制兵垂法作则大指也。器甲精坚，日课其艺而无怠惰者矣。选为教首，严其军号，精其服饰，而骁锐出矣。中都二坊，制造兵器，旬一进视，谓之旬课，列置武库，故械器精劲，盈牣充积，前世所无。至纤至悉，举自宸断，臣下奉行，惟恐不及。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镇大臣，一日而列于环卫，皆俯伏骇汗，听命不暇。更用侍从、馆殿、郎官、拾遗、补阙代为守臣，销累朝跋扈偃蹇之患于呼吸俄顷之际。每召藩臣，朝令夕至。破百年难制之弊，使民享安泰于无穷者，宸心已定，利害素分，刚断必行故也。其定荆湖、取巴蜀、浮二广、平江南者，前后精兵不过三十馀万。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京师、天下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京师之内有亲卫诸兵，而四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师内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营云屯数十万之众，其将副视三路者，以虞京城与天下之兵，此府畿内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兵皆内外相制也。以勇悍忠实之臣分控西北边孔道，何继筠守沧景，李汉超守关南以拒虏，郭进在邢州以禦太原，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守通远军以捍西戎。倾心委之，谗谤不入，来朝必升殿赐坐，对御饮食，锡赉殊渥，事事精丰。使边境无事，得以尽力，削平东南僭伪诸国者，得猛士以守四方，而边境夷狄无内外之患者此也。州郡节、察、防、团、刺史，虽召居京师，谓之遥授，至于一郡，则尽行军制。守臣、通判名衔必带军州，其佐曰签书军事，及节度、观察、军事推官、判官之名，虽曹掾悉曰参军。一州税赋民财出纳之所，独曰军资库者，盖税赋本以赡军。著其实于一州官吏与帑库者，使知一州以兵为本，咸知所先也。置转运使于逐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不务科敛，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税赋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兵卒安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闾，外之租税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以护民，城郭与乡村相资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钱斛之出入、士卒之役使，令委贰郡者当其事；一兵之寡，一米之微，守臣不得而独预，其防微杜渐深矣。出铜虎符契以发兵，验其机括，不得擅兴，以革伪冒。节度州有三印：节度印随本使，在阙则纳于有司；观察印则长吏用之；州印则昼付录事掌用，至莫归于长吏。凡节度使在镇，兵杖之属则观察属官用本使印判状焉；田赋之属，则观察属官用本使印签状焉；刺属县，则用州印，本使判状焉。故命师必曰某军节度、某州管内观察等使、某州刺史。必具此三者，言军则专制兵旅，言管内则专总察风俗，言刺史则治其州军。此祖宗损益唐制，军民之务、职守之分，俾各归其实也。逐县置尉，专捕盗贼，济以县巡检之兵；不足，则会合数州巡检使之兵；又不足，则资诸守臣兼提举兵甲贼盗公事，与一路帅臣兼兵马钤辖者。故兵威强盛，鼠偷草窃，寻即除荡。盖内外相维，上下相制，若臂运指，如尾应首，靡不相资也。凡统驭施设，制度号令，人不敢慢者，功过必行，明于赏罚而已。明于赏罚，则上下奋励，知所耸动，而奸宄不敢少踰绳墨之外，事必立就也。怒蜀大将之贪暴也，曹彬独无所污，自客省使、随军都监超授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以赏之。御便殿阅武，第其艺能，连营俱令转资。至于荆罕儒战死，责部将不效命，斩石进等二十九人。雄武兵白昼掠人于市，至斩百辈乃止。川班直诉赏，则尽戮其将校而废其班。太祖尝曰：「抚养士卒，不吝爵赏。苟犯吾法，惟有剑耳」。然神机所照，及物无遗，察人之心而人尽死力。班太原之师，则谓将士曰：「尔辈皆吾腹心爪牙，吾宁不得太原，岂忍令害尔辈也」？或诉郭进修第用筒瓦如诸王制，则曰：「吾于郭进，岂减儿女耶」？祖宗赏罚虽明，有诚心以及物，故天下用命，兵虽少而至精也。逮咸平西北边警之后，兵增至六十万，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万矣。故翰林学士孙洙号善论本朝兵者，其言古者兵一而已，今内外之兵百馀万而别为三四，又离为六七也。别而为三四，禁兵也，厢兵也，蕃兵也；离而为六七者，谓之兵而不知战者也，给漕挽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缮河防者兵也，供寝庙者兵也，养国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于今日者也。盖常率计天下之户口千有馀万，自皇祐一岁之入一倍二千六百馀万，而耗于兵者常十八，而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也。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亩而给一散卒矣。其兵职卫士之给，又浮费数倍，何得而不大蹙也？况积习刓弊，又数十年，教习不精，士气不振。拣兵则点数而已，宣借则重叠妄滥，逃亡已久而衣粮自如，疲癃无堪而虚名具数。元丰中，神宗谓宰臣吴充曰：祖宗以来，制军有意，凡领在京殿前马步军司所统诸指挥，置都指挥使、都虞候分领之，凡军中之事，止责分领节度之人，则军众自齐。责之既严，则遇之亦优，故军校转员，有由行伍不久已转至团练使者。王者之众，不得不然。若诸路，则军校不过各领一营耳。周室虽盛，至康之后寖已衰微。本朝太平百馀年，由祖宗法度具在，岂可轻改也？自昔夷狄横而窥中国者，先观兵之盛衰，然则兵备可一日忘哉？盖祖宗相承，其爱民之实，若出一心，谓民之作兵者多，与兵之仰民者众，而民不可重困也。故张齐贤欲益民兵，吕蒙正曰：「兵非取于民不可」。而真宗以深念扰动边人，遂止。河东河北既置义勇军，以韩琦忠亮，急于备边，犹欲刺陕西民为义勇，谏官司马光抗章数十万言，论其不可。熙宁中命天下教阅保甲，盛于元丰，本《周官》寓兵于农之意，联什伍之民，族党相保。举三路言之，凡有百万人，天下称是。旋亦废置。盖兵虽可练，而民不可重扰也。本朝既以民作军矣，又求之畎亩，则州郡内外皆兵，前世所未有也。此祖宗重以民为兵也。臣谨列自建国已来兵制沿革，与夫祖宗禦戎备边，又诸军兴废所因，详著于篇者，凡二百卷。又原祖宗圣意之不见于文字者，为之序。然窃尝谓后世诵帝尧之德，惟知茅茨不剪、土阶三尺而已。至史谓「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则尧及物之功，与天地等矣。惟《书》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具是四者，尧德乃备，则固由所见浅深欤！共惟祖宗以圣神文武，斡运六合，鞭笞四夷，悉本于兵。其精神心术之微，盖不在迹。然效神宗重规叠矩之盛，在本圣心，而其迹顾岂能尽？今臣之浅拙，虽欲䌷绎传载，有所不能知也（《挥麈馀话》卷一。又见《古今图书集成》戎政典卷六三，道光《阜阳县志》卷一八。）。

「指挥使都」四字原作一「使」字，据右引补。

论曰：梁、晋之交雠久矣。方朱全忠之盛也，虽李克用之雄勇善战，盖尝屡蹙而不振。克用之末年，全忠乘百斗百胜之威，略汾、潞，卷慈，隰，不旋踵而至太原，晋于是时盖骎骎有亡徵矣。克用既死而庄宗兴，收殚残之馀，而震厉提挈之，削弱之气化为精强，梁于是时其势反又稍稍下晋，而其后卒以丧亡。盖其成败强弱相反如此。世之说者曰：「以克用而遇全忠之强，故克用不支，以庄宗而乘末帝之弱，故庄宗得志，由此之故也」。亦尝详观其势，而至于成败强弱相反之变，则以为梁晋之所以为成败强弱者，不在梁晋，而在河北。自梁而言，则汴为腹心而河北为手足；自晋而言，则太原为腹心而河北为手足。是二国者立国之同不同，而手足均系于河北，则其利害岂不甚重矣哉？全忠挟天子而暴诸侯，举天下之诸镇，盖无有不被殃者，而独区区自结于魏，全忠岂畏一罗绍威哉，畏克用也。彼全忠之谋，度天下之可以害己者莫如晋，度天下之可以限晋者莫如魏。晋之攻我也，必不越魏而渡河，我之攻晋也，所隔者魏也，魏不我梗，而土门飞狐可以平步而入矣。故曰全忠之所以厚魏者为晋也。末帝患魏博之骄，析而分之以杀其强，而梁人遂以失魏。当是之时，梁之限晋者一水之隔耳，于是乎梁之失计，未有若是其谬者也。魏博天下之精兵处也，不得重臣无以制，魏博不能制，魏博无以禦晋，此其势虽童儿知之。方克用之相抗，其初未有以相制也，既得魏，则梁遂以张，晋遂以微。独幸晋之君臣上下一心，戮力相守，然而不亡者幸也。庄宗徘徊境上，竭力而不能有梁尺寸之地，既得魏而拓地遂至于洛阳。杨刘德胜之军与汴相望也，当是之时汴之国都固已在其股掌中矣，虽欲不亡，得乎？夫汴之为国，无高山大川扼险控带之势，平原广陆，汗漫千里，所谓四通五达之地。有河北则汴重，无河北则汴轻。是故梁之兴也得魏而兴，其亡也裂魏而亡；晋之弱也魏在梁，而其强也魏在晋。嗟夫，此所以为梁晋之成败也！

道家有所谓洞天福地者，其说不知所从起，往往所在而有。然余观世人之奔驰于耳目口腹之欲，而颠倒于是非得丧、利害荣辱之涂，大之为天下，浅至于锱铢，率若蚁斗于穴中，生死而不自觉，宜其必有超世而绝去者，当于何所居之？则洞天福地亦理之所宜有。大较清邃窈深，与人异趣，非可骤至而卒究，故君子常置而弗论。余居之南凡二十五里，而得洞灵源福地焉。川野平衍，居民错杂，又近在驿道之旁，非有所谓窈深不可寻究者。中有观曰紫霄，茂林脩竹，大抵皆道士手植以自蔽，亦非其地本然也。考其图志，皆缺裂不全。其说以为梁氏望此山有王气，掘其地，盖双鹤腾飞而去。山川深长袤远，犹惧其气之不足王，是区区者亦足以劳有国者之思虑乎！又言：「其傍有仙人炼丹之所，大同间始为观依焉。而钱氏有国时尝崇奉而脩起之」。水部员外郎陈矩记其事，曰「清泰三年」者，后唐废帝之年号也。五代之际，天下分裂，钱氏据两浙自王，然犹倚中国以为重。当是时，货财干戈，一日不自整齐，则四邻争得窥伺其国。两浙本非宽广閒暇，而道家方脩土木之工于其间，晏然无异于平时，岂真有所谓灵异足以动人耶？何其地之不称也！本朝混一区宇，是观因以不废，而焚毁于宣和庚子微细之盗。盗平，无尺椽片瓦可为庇依，道士结茅以居，相与敞三门于其前，使人有所观仰，而三清未有殿也。知观事刘居靖自初得度时，以殿之役为最大而经始焉。其后乃建堂说法，为殿以崇奉圣祖，翼以两庑。而斋堂、库宇、钟台、藏室、庖湢之所，及若道家所宜有者，无不略备。殿之西偏，则有明窗净几以自启处，道经儒书更阅不休，而文墨琴棋皆所不废。客至，萧然终日，忘其为驿道居民之为可厌也。方山川未通，居民未多，林木阴翳，禽兽麋鹿出没于其间之时，其静深当不止今日。而超世绝去者，岂必其不乐此！所谓洞灵源者其几耶！地之变迁，观之兴废，与其人之勤劳相望，居靖愿得文以纪，而余不足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