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圣人以仁守位，以财聚人。故财者，帝王之所以平理万物，养成群生，保邦御世，安民制治之本也。夫生人之用，莫重于谷帛，然圣人立成器以为天下利，作为货币，以通有无。而后养生送死之物备，贵贱之伦别，万物流布而不竭，贸迁而无穷。自燧人氏至于三王，未有不以轻重之法为政者也。「通其变，使民不倦」。明其天时，辨其地利，察其人力，审其物理，执权衡以御天下，而操纵于其不平之间，然后天地百物之情可得而见，而轻重消息制于君上矣。夫至动而不齐者，莫甚乎人心；众趋而起争者，莫急乎财利。故齐动在乎令，息争在乎均。人君者，出令而主均者也。长则萦之，短则伸之，虚则益之，实则损之，裒多益寡，称物必平，示之以予之形，而不见其夺之理，使民由之，不知其故，而后可以制天下之变，成天下之务也。今国家奄四海以为富，笼山泽之所产，毛附之土有税，横目之民有籍。东南之美者，大贝、美珠、羽毛、齿革也；西北之美者，皮罽、名马也；中国之产，三品之金、锦绮、织文、泉刀之利也。夫盐，食肴之将；铁，田农之本；酒，百礼之会；茶，众饮之长，皆管于县官矣。历代所增横率杂调，相循俱在，货物殚竭，生人困瘁，然而储廪不为之实，帑藏不为之积，其故何哉？盖物有贮滞，利有稽伏，开塞无术，敛散不时。有司徒能张其空簿，多设科禁，勾剥奇赢，累年无舍，勘诘毫杪，万里待报，以至令下而诈起，法出而奸生。盖由不知轻重之权，不达盈虚之道，故略大而规小，忘远而图近者矣。或曰：司会之府，实掌国财，赋舆有经，出纳有程，遵常循故，谨守其度，若之何轻重之为也？臣应之曰：今夫民有数金之业者，犹知坐廛行贩，准时趋利，持其缓急，取雄井邑，况于为国乎？况于天下乎？故夫以轻重治食货者，民足而国赡，弱国可以强；其不知轻重之道者，民困而国乏，强国必弱。请试观于唐氏，开元、天宝时，丕冒日出，寰海平宁，国本厚矣，及明皇季年，颇事侈费，而崇礼、慎矜、韦坚、王鉷希意图宠，剥刻百端，不能开通利涂而专取于民，倚法以弄权，敛怨以搆祸，四方骚动，遂用倾危。宝应、永泰中，承大兵之后，民庶凋残，仍岁凶荒，中外艰食，宫厨无兼时之积，禁军绝饷，畿甸百姓挼穗以供之。方岳骄将旅拒傲命，违慢法度，征赋不入，郡县益减。而得刘晏掌租庸，以羡馀相补，人不加赋。自诸道巡院距京师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水旱丰穰之地，不浃日毕知，故食货之轻重，权于掌握，而能通其壅滞，致天下无甚贵甚贱之物，朝廷获美利，国用周济，下无横敛，民不知劳。故唐世识者以为自搉筦之兴，通其术者惟晏一人。故开元得聚敛之臣，不知阜财之术，直取无名，若夺攘剽略，故下困上虚，以强盛而至丧败。宝应得计数之臣，能明轻重之法，以理财通用，民赖其利，以衰陵而获安泰。是知轻重、平准，理国阜民之本也。今国家贤材良佐济济在廷，夷吾、刘晏之比，岂曰无人？意者或任之而不尽其材欤？迁历之速，不暇经久之谋以集功利欤？是何山之麓，海之滨，积货滞利之多，而不知通泄；东有遗秉，西有饿殍，而不知聚散；冗游蟊蠹之害，而不知去也乎！意者，任之而不尽其材，迁历之遽，不暇经久之谋以集功利而然尔。诚朝廷图任贤能，属以大计，使得自选郎官已下至于黄绶，无限卑吏，惟材是用，为之官属，得以轻重用事，而以成效责之，必有管、葛之才出焉。自然和钧齐物，关市不乏，货用足而国力赡，赋敛宽而民生安矣。

荀卿言富国之道曰：「节用裕民，而善藏其馀。节用以礼，裕民以政」。所谓裕民者，取之有制，使之优厚之谓也；所谓节用者，使之出入有度，足以相掩之谓也。善哉！荀卿言富国而先及民者，知本欤！比咸平、景德虽有北警之役，而国用民力上下交足者，其是道哉？今日无向者之警役，而藏于国者或寡，赋于民者或多，何哉？且节用经制、百官谨职皆如向之时，胡为国用民力不加焉？是亦天时之水旱，兵食之多冗，管榷之未通。姑当乘丰而储备，利商而通货，练兵而去冗。昔尧汤水旱而民无捐瘠者，备先具也。唐大历后，国费能给者，刘晏辈利商转货也。兵贵精，昔曹公以五千敌众万，故冗食可省也。如是，其民赋少省，国用少充，庶几民裕国足如荀卿之言也。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状奏。臣闻唐代宗时，刘晏为江淮转运使，始于扬州造转运船，每船载一千石，十船为一纲，扬州差军将押赴河阴，每造一船，破钱一千贯，而实费不及五百贯。或讥其枉费。晏曰：「大国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创置，须谋经久。船场既兴，执事者非一，须有馀剩衣食，养活众人，私用不窘，则官物牢固」。乃于扬子县置十船场，差专知官十人。不数年间，皆致富赡。凡五十馀年，船场既无破败，馈运亦不阙绝。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只，船始败坏。而吴尧卿者，为扬子院官，始勘会每船合用物料，实数估给，其钱无复宽剩，专知官十家即时冻馁，而船场遂破，馈运不继，不久遂有黄巢之乱。刘晏以千贯造船，破五百贯为干系人欺隐之资，以今之君子寡见浅闻者论之，可谓疏缪之极矣。然晏运四十万石，当用船四百只，五年而一更造，是岁造八十只也。每只剩破五百贯，是岁失四万贯也。而吴尧卿不过为朝廷岁宽四万贯耳，得失至微，而馈运不继，以贻天下之大祸。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计，未尝不成于大度之士，而败于寒陋之小人也。国家财用大事，安危所出，愿常不与寒陋小人谋之，则可以经久不败矣。臣窃见嘉祐中，张方平为三司使，上论京师军储云：「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四通八达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险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国耳，兵恃食，食恃漕运，漕运一亏，朝廷无所措手足」。因画十四策，内一项云：「粮纲到京，每岁少欠不下六七万石，皆以折会偿填，发运司不复抱认，非祖宗之旧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岁运六百万石，而以欠折六七万石为多。访闻去岁，止运四百五十馀万石，而欠折之多，约至三十馀万石。运法之坏，一至于此。又臣到任未几，而所断粮纲欠折干系人，徒流不可胜数。衣粮罄于折会，船车尽于折卖，质妻鬻子，饥瘦伶俜，聚为乞丐，散为盗贼。窃计京师及缘河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计，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辈，岂可坐观而不救耶？辄问之于吏。下有缺文。乃金部便敢私意创立此条，不取圣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剥，败坏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废格制敕，监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谁何。此岂小事哉！谨按一纲三十只船，而税务监官不过一员，未委如何随船点检得三十只船一时皆遍，而不勒留住岸，一船点检，即二十九只船皆须住岸伺候，显是违条舞法，析文破敕。茍以随船为名，公然勒留点检，与儿戏无异。访闻得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来始行点检收税，行之数年，其弊乃出。纲梢既皆赤露，妻子流离，性命不保，虽加刀锯，亦不能禁其攘窃。此弊不革，臣恐今后欠折不止三十馀万石，京师军储不继，其患岂可胜言！扬州税务，自元祐三年十月，始行点检收税，至六年终，凡三年间共收粮纲税钱四千七百馀贯。折长补短，每岁不过收钱一千六百贯耳。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扬、高邮、楚、泗、宿六州、军，所得不过万缗，而所在税务专栏因金部、转运司许令点检，缘此为奸，邀难乞取，十倍于官。遂致纲梢皆穷困骨立，亦无复富商大贾肯以物货委令搭载，以此专仰攘取官米，无复限量，拆卖船板，动使净尽，事败入狱，以命偿官。显是金部与转运司违条刻剥，得粮纲税钱一万贯，而令朝廷失陷纲运米三十万馀石，利害皎然。今来仓部并不体访纲运致欠之因，却言缘仓司㪷子乞觅纲梢钱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扬、楚、泗转般仓并行仓法，其逐处㪷子，仍只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扬州转般仓㪷子四十人，皆诣臣陈状，尽乞归农。臣虽且多方抑按晓谕，退还其状，然相度得此法必行，则见今㪷子必致星散，虽别行召募，未必无人，然皆是浮浪轻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钱米，决不能赡养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须重赂轻赍，密行交付。其押纲纲梢等，知专㪷若不受赂，必无宽剩，㪷面决难了纳。即须多方密行重赂，不待求乞而后行用，此必然之理也。臣细观近日仓部所立条约，皆是枝叶小节，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宁以前，中外并无仓法，亦无今来仓部所立条约，而岁运六百万石，欠折不过六七万石。盖是朝廷捐商税之小利，以养活纲梢，而缘路官司，遵守《编敕》法度，不敢违条点检收税，以致纲梢饱暖，爱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责得本州税务状称，随船点检，不过检得一船。其馀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显有违碍。臣寻已备坐《元祐编敕》晓示，今后更不得以随船为名，违条勒令住岸点检去讫。其税务官吏，为准本州及仓部、发运、转运司指挥，非是自擅为条，未敢便行取勘。其诸州、军税务，非臣所管，无由一例行下。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编敕》不得勒令住岸条贯，严赐约束行下。并乞废罢近日仓部起请仓法，仍取问金部官吏不取圣旨擅立随船一法，刻剥兵梢，败坏纲运，以误国计，及发运、转运司官吏，依随情罪施行。庶使今后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害大，得一而丧百。臣闻东南馈运，所系国计至大，故祖宗以来，特置发运司，专任其责。选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时许元辈，皆能约束诸路，主张纲运。其监司州郡及诸场务，岂敢非理刻剥邀难？但发运使得人，稍假事权，东南大计，自然办集，岂假朝廷更行仓法？此事最为简要，独在朝廷留意而已。谨具《元祐编敕》及金部擅行随船点检指挥如左。

一、准《元祐编敕》：「诸纲运船筏到岸检纳税钱，如有违限，如限内无故稽留，及非理搜检，并约喝无名税钱者，各徒二年。诸新钱纲及粮纲，缘路不得勒令住岸点检，虽有透漏违禁之物，其经历处，更不问罪，至京下锁通津门，准此」。

一、准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尚书金部符：「省部看详，监粮纲运，虽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随船点检得委有税物名件，自合依例饶润收纳税钱，即无不许纳税钱事理。若或别无税物，自不得依例喝免税钱，事理甚明」。

右，谨件如前者。若朝廷尽行臣言，必有五利。纲梢饱暖，惜身畏法，运馈不大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亡贼盗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船为家，既免折卖，又常修完，省逐处船场之费，三利也。押纲纲梢，既与客旅附载物货，官不点检，专栏无由乞取，然梢工自须赴务量纳税钱，以防告讦，积少成多，所获未必减于今日，四利也。自元丰之末，罢市易务、导洛司、堆垛场，议者以为商贾必渐通行，而今八年，略无丝毫之效，京师酒税课利皆亏，房廊邸店皆空，何也？盖祖宗以来，通许纲运揽载物货，既免征税，而脚钱又轻，故物货通流，缘路虽失商税，而京师坐获富庶。自导洛司废，而淮南转运司阴收其利，数年以来，官用窘逼，转运司督迫诸路税务日急一日，故商贾全然不行，京师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东南商贾，久闭乍通，其来必倍，则京师公私数年之后，必复旧观。此五利也。臣窃见近日官私例皆轻玩国法，习以成风。若朝廷以臣言为非，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乞赐重行责罚。若以臣言为是，即乞尽理施行，少有违戾，必罚无赦，则所陈五利，可以朝行而夕见也。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本州已具转般仓㪷子二十人，不足于用，必致阙误事理，申乞依旧存留四十人去讫。其㪷子所行仓法。臣又体访得深知纲运次第人，皆云行仓法后，欠折愈多，若㪷子果不取钱，则装发更无㪷面，兵梢未免偷盗，则欠折必甚于今。若㪷子不免取钱，则旧日行用一贯者须取三两贯，方肯收受。然不敢当面乞取，势须宛转托人，减刻隔洛，为害滋深。伏乞朝廷详酌，早赐废罢，且依旧法。

〔又贴黄〕臣今看详，仓部今来起请条约，所行仓法，支用钱米不少。又添差监门小使臣，支与驿券。又许诸色人告捉搆合乞取之人，先支官钱五十贯为赏。又支系省上供钱二万贯，召募纲梢。如此之类，费用浩大。然皆不得利害之要。行之数年，必无所补。臣今所乞，不过减却淮南转运司违条收税钱一万贯，使纲梢饱暖，官物自完，其利甚大（《苏文忠公全集》卷三四。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五，《黄氏日钞》卷六二，《文献通考》卷二五，《文献宋事记》，嘉靖《维扬志》卷三二，《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七七，《渊鉴类函》卷三九，乾隆《江都县志》卷三一，道光《仪徵县志》卷二，光绪《甘泉县志》卷一九。）。

遍：郎本作「通」。

伏审光奉命书，近升法从。付兵民之大计，总关陕之奥区。庆典惟行，佥言允协。恭惟某官天资彊敏，行表方严。以才猷结主知，以儒雅饬吏事。优游馀刃，挥发壮图。朝廷倚之以丰财，士论期之于亮采。仲山将命，曾无吐茹之私；孟博登车，漫有澄清之志。暂拥旄于方面，俄易节于外台。吏自不欺，服刘晏精明之智；军无绝饷，推萧何转漕之功。上宽顾忧，时所资仰。未遑修庆，遽辱贻书，瞻令德以惟勤，奉谦光而载惕。其于感颂，曷罄敷宣。

国史侍读内翰阁下：神州浩穰，为天下剧。在元丰时大事剖决立办，小事毛举不失于苛细，而一时最声翕然，于是世知阁下之为贤大尹过于赵、张、三王如此。蜀为坤维，天府、赵、魏号宿兵重镇。在元祐时铜虎竹使，更绾迭佩，至使远氓阜康，天子无北顾忧，于是世知阁下之为贤方伯，恢文翁之治效，得郤縠干戈之方略又如此。户部条疏纲目，视他曹几数倍充斥。一日去因循、得钩考之实，财裕而力不屈，于是世知阁下之为贤地官，蟊螣桑羊，泾渭刘晏，一切经度又如此。史局历代盛选，而玉堂琐闼，儒者之至荣。雷动风行，翰落敏手，日星丽天，揭为成书，于是世知阁下之为贤侍从，蹂常、杨之躔，接班、马之轸，焜耀吾宋又如此。是数者使常人适当其一，将见神扰于前，形疲于后，徘徊踟蹰，日入于委顿，安有奋布衣，瞰然若吾固有，褰裳要津，叠组重规，成功名于从容笑谈之馀，而起高躅于匕箸簪绅之末，如阁下者乎！古语有之：「左执太行之猱，右握铜虎，惟象之末试」。某非直能道阁下凡事功既往而已著者，若方来而效者，固将以试，预期而敢悬断逆料也。窃伏蔡公下风之日旧矣。道完德粹，根柢六经，断以义命之学，则得之王荆公。胸中恢廓洞达，视积财如遗土，譬犹洞庭彭蠡，回澜汪洋，吞细而纳污，有如韩魏公。急公缓私，淹练名理，遇事不择剧易，号有敢言气，有如范文正。此宰相器也。方绍圣天子急治功，阐张先猷，规恢不拔基构，一日使阁下隮黄扉，运枢极，视前效寡多重轻宜如何耶？窃意造物非徒阁下私，殆将福生民，遗吾君太平也。某故俚生，愚不自噤嘿，独妄以文鸣，行二十年，不迁夺于寒暑燥湿。元丰初，适天幸仅脱白丁，一官而得句稽，再官而莅庠序，三官而椽莆之狱事。今又服吏役，当县道，转而为左蜀之行矣。重念一身飘泊万里外，去朝廷声明文物之盛，望王公大人履綦日益加远。方是时，好贤乐士有如阁下者，而曾不得备数九九，拭眦而窥门墙，是为尘埃白首，与盛世荫卿云者长隔矣。故凡前之云云，皆某生平属望而不能自已者，非敢以为谀也。旧所为古律歌诗并杂文一通，谨持以自副，窃亦有意侥倖左右者之教。蚍蜉老马，其智不过知时而识道，冀阁下不以其微而忽之也。齐有好卜者，十而五中，邻人不好卜，常反之，亦十而五中，论者至不能定，止曰：「卜与不卜等尔」。乃若某，则以为卜而不中，不犹愈妄中而不卜者乎？不宣。

误缘公举，既不能引分而终辞；滥俾试言，又不获竭愚而小补。自宜汰斥，尚玷题评。秪有矜惭，安知荣观？窃以校雠之设，始于汉氏之购书；员品之增，盛于唐室之好士。故二代礼乐声明之为备，亦一时衣冠人物之使然。惟麒麟延阁之华，近阊阖钩陈之邃。至谓道家群玉之府，盖象天官东壁之藏。近稽有宋之隆，专号育材之地。故招来于閒暇之日，而官使于成就之时。职非要而地严，欲知其可贵；禄已优而责寡，使得以自修。恭惟治平之初，深有讲求之意。诏四三辅，选二十人，当时彬彬，最号得士，厥后往往奋为名臣。逮神考之末年，起治官之废典，是正兰台之秩，以延虎观之儒。而龙胡莫攀，风御已远。钦文母思齐之圣，当成王求助之初，咨谋大臣，修举故事。繄诏书所以取之之意，则欲其有行义政事，好学而能文；至策问所以考之之方，又欲其知忠厚励精，扶衰而救溢。窃思在上详延之若是，则观异时施设之谓何。宜得誉髦，以副侧席。如补之者，系出簪绂单平之后，才非丘园耿介之良。不意姓名之无闻，乃烦丞弼之过听。昭回地近，英俊朋来。阅九奏于洞庭，徒知神骇；飞双凫于渤海，更觉身微。加以陟岵永悲，卧漳久薾。孤将五千之卒，空有壮心；立解十二之牛，曾无敏手。虽欲自勉，竟不能奇。考古不究其本根，议政终成于迂阔。主父屡困，九事敢期于八收；公孙太疏，十策乃微于一得。正使焦头而烂额，犹足为功；真成毁瓦而画墁，尚容见食。服训辞之甚厚，预刊缉以为荣。非止见黄香未见之书，以资杂博；亦欲正刘晏不正之字，固有愚衷。静言所遭，良出于幸。斯盖伏遇某官几微谋国，忠荩致君，深明致治之原，要在得人之盛（苏公即云：「传百圣道，为一世师，不待文王而兴，自任伊尹之重。」）。大儒之效，吾道方兴。多士以宁，斯文永赖。顾容浅陋，亦误采收。昔班超以秉笔得令史而不惭，阳城以爱书从院吏而自给。彼皆慷慨有志之士，敦朴可用之才，苟得以文墨而效官，则虽为卑贱而可喜。而况加以乐育，借之美名！方朝廷耆艾之具来，与岩穴幽奇之咸在。世逢有道之会，人望太平之期。属当是时，乃在此选。虽复中才之难彊，犹将奋发于有为。补之愿治气养心，修辞居业。粗希前辈，岂惟文字之末流；未负平生，傥以功名而自致。

转般盖得刘晏之遗意，朝廷捐数百缗与为籴本，使总六路之计，通融移用，以给中都之费。六路丰凶更有不常，一路丰稔则增籴以充漕计，饥凶去处则使之输折斛钱而已，故公私俱宽，而中都不乏，最为良法也。自胡师文以籴本为羡馀以献，而制置司拱手无可为者，直达之议所从起也。今欲复转般而籴本取之诸路，漕计犹且不足，而又歛取之，非天降地出，又非出于漕臣之家，取于民而已。二浙兵火夷伤之馀，疮痍未合，民穷无告，则其患有不可测者，前日之事是也，安可不为之虑哉！欲复转般，宜遵旧制，捐数百万缗与为籴本，则其事济矣。不然，徒为纷纷，无益于国也。

上问：「唐太宗如何主」？对曰：「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为不尽合法度。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

夫道止于中而已矣，圣人经世立法，非固贬损以中人为制，道固然也。故尧舜禹三圣相授，皆曰「允执厥中」而已。盖立法失中，其过与不及，皆非圣人之道也。

上问：「周公用天子礼乐，有之乎」？对曰：「于传有之」。「然则人臣固可僭天子」？曰：「周公之功，众人之所不能为；天子礼乐，众人所不得用。若众人不能为之功，报之众人所不得用之礼乐，此所以为称也。然周用骍而祭，周公以白牡，虽用天子礼乐，亦不嫌于无别」。

周公之所为，皆人臣之所当为也；为人臣之所当为，是尽其职而已。若人臣所不当为而为之，是过也，岂足为周公哉！使人臣皆能为众人之所不能，即报之以众人所不得用之礼乐，则朝廷无复有等威矣。故《记》曰：「鲁之郊也，周公其衰矣」。又曰：周用骍，周公白牡，虽用天子之礼乐，不嫌于无别。是犹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为有礼，非通论也。然周公用白牡，见于《明堂位》，所载凡四代之服器，鲁兼用之。白牡，商礼也，夏尚黑，周骍，则鲁兼用也，以是为有别，亦疏矣。

上问张端河北盐议，对曰：「亦恐未可为上言」。韩琦亦有文字，曰：「此事恐须少待，今且当以变通财利为先」。上曰：「但理财节用，亦足以富，如此事不为可也」。曰：「今诸路皆用刑辟榷盐，河北虽榷，似未有妨」。因言：「理财诚方今所先，然人主当以礼义成廉耻之俗为急。凡利者，阴也，阴当隐伏；义者，阳也，阳当宣著。此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也。若宣著为利之实，而礼义廉耻之俗坏，则天下不胜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终于逸乐无为而治也」。

取之有艺，用之有节，先王所以理财也。故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取其所当取，则利即义矣。故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则义利初无二致焉，何宣著隐伏之有？若夫宣著为善之名，而阴收为利之实，此五霸假仁义之术，王者不为也。故青苗意在于取息，而以补助为名，市易欲尽笼商贾之利，而以均济贫苦为说，皆此意也。昔哀公问年饥用不足，而有若对曰：「盍彻乎」？孔子之徒其理财盖如此，使后世之士言之，人必以为迂也，非深知先王之道者，何足以语此！

上问如何得陕西钱重，可积边谷。对曰：「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歛散之法」。因为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于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盖经费则有常赋以待之，至于国有事，则财用取具于泉府。后世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自秦汉以来，学者不能推明其法，以为人主不当与百姓争利」。又因请内藏可出几何，以为均输之本。上曰：「三二百万，或三五百万可出也」。

桑弘羊为均输之法，置大司农丞数十人分主郡国，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是将擅天下商贾之利而取之也。先王以九职任万民，与通货财，商贾之职也。今为法尽笼天下之货而居之，商贾岂不失职乎？余尝考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以其价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夫物货之有无，民用之赢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盖将使行者无滞货，非以其贱故买之也。不时买者有以待之，盖将使居者无乏用，非以其贵故卖之也，此商贾所以愿藏于王之市，而有无赢乏皆济矣，其法岂与桑弘羊同日议哉！然泉府所以歛货者，以市之征布而已；市之征布，廛人所歛者是也，其歛能几何？以市之征布与市人交易，乃其宜耳。今乃欲借内藏之钱，何也？夫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此经费也。邦之大用，内府待之；小用，外府待之。大用，谓大故大事也。泉府所谓国事之待用者，特内外府之所待，与夫经费之外者耳。其所用而取具，盖亦可知矣。而谓以是通变天下之用，皆饰说也。

王氏云：「陛下诚能慎察义理，而左右不循理之人，敢为妄言以沮乱政事，诚宜示之以好恶。经或言知、仁、勇，或言仁、智、勇，未有先言勇者，独称汤曰『天乃锡王勇知』者何也？《书》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汤以七十里起于衰乱之中，其初为流俗小人不悦，艰难如此，若非勇知，何能自济？所以能自济，尤在于勇。陛下救今日之弊，诚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异议纷纷，小有才而不便于朝廷任事之人者不过数人，亦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不识理者众，合为异论，则举朝为所惑」。

汤之克宽克仁，彰信兆民，故能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非有流俗小人不悦也。为其一怒安天下之民，故以勇知言之。「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盖言肇邦于有夏如此。若夫立法造事，不为众论所与，一以力胜之，而能成天下之务，未之有也。

上问：「程颢言不可卖祠部添常平本钱事，如何」？余曰：「颢所言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万，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性命。今欲为凶年计，当以凶岁为之，而国用有所不暇，故卖祠部所剃三千人头，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

鬻祠部三千，盖六十馀万缗，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取之于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蚕而衣，不耕而食，亦取赀于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则其害益甚，是未及赈饥，而先困吾民，以资游手也。先王之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积，故凶年饥岁民免于死亡，以其豫备故也。不知为政，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赀，以为赈饥之术，正孟子所谓「虽得禽若丘陵弗为也」。以是为王道之权，岂不谬哉（《诗》云：「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上因问：「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何谓也」？余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诚也。诚则于物无所蔽，于物无所蔽则明矣。能学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则外物不能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心则诚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为利欲所昏，则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诚者，天之道也，非外物不能累其心者所能尽也。告子之不动心，岂利欲能昏之哉！然而未尝知义也，未尝知义，非明也。然则所谓明者，非物格知至，乌足与此哉！荆公自谓能不以外物累其心，故其言每以是为至，盖以其未尝知天道故也。

前一日陈升之言：「制置三司条例司，升之难为更签书，只总领商量」。余曰：「如此，则合令谁签书」？升之曰：「只谏议与押」。余不答，既起与之同行归厅，余曰：「相公不欲签书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体不便」。余曰：「参知政事恐非参知宰相政事，参知天子政事」。于是升之欲令孙莘老、吕吉甫领局，余与升之提举。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时陛下使辅臣领此局，今亦只是辅臣领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难称司」。余曰：「于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称司，何害于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领一职之名，非执政所称」。余曰：「古六卿即今执政，故有司徒、司马、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曾公曰：「今执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今六尚书」。余曰：「三公无官，只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只以三公为冢宰，盖其他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古之三公，犹今之三师。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宰相虽无不统，然亦不过如古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条例岂是卑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云：「制置条例是人主职业，所谓制度也。《礼记》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条例使宰相领之，有何不可」？

《周官》六卿皆以上大夫为之，而冢宰掌邦之六典。虽掌邦治，实兼总六职，盖教、礼、政、刑、事，皆治之具故也。故冢宰施法于官府，而小宰以六职辨邦治，则其兼总可知矣。故周公以三公为之，盖宰相之任也。未闻有三公为司徒、司马、司寇、司空者，舜曰「畴咨若予采」，盖天下之事无非王事也。故舜自谓「予采」，则凡所以成天下之事，皆天子之职业矣。今之敕令所以诛赏废置，人主之大柄也，亦以有司为之，何止三司一司条例独为天子职业，而使宰相专领之乎？以宰相为有司，于体诚非宜，此但以口给禦人，取胜同列，非笃论也。

「凡兴事造业，振救衰弊，诚须临事而惧，若顾恤流俗人情，畏其不安，即不能为周公所为。商人与三监畔，征之三年，若畏人情不安，则必大赦以安之。及事平，乃更迁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彰善瘅恶，以教训之，初无畏众之意。此所以能制礼乐而成周之太平也。柴世宗一日斩大将樊爱能以下二十七人，以能者代之，当时人情岂得帖然无不安者？古之有为者，上如周公，下如柴世宗，皆不苟畏人情，而但务因循，所以能各随其材分，兴起功业」。

周公东征三年，而东人欲其留，西人欲其归，迁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使密迩王室以教训之，非厉之也，人情何为而有不安者？柴世宗方用兵讨伐，斩二十七人以正军律，故能有功，非安平无事之时可为也。夫兴造事业，不稽乎众，而欲以辨给胜之，一有异己，则指为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之事以惑圣听，不亦异乎？

上患内藏、三司见钱少，余曰：「纳绢差多而不知变转见钱，则积日月至于不可胜多。去年三司以斛斗合纳见钱，乃令变转金银匹帛上京。在京已患金银匹帛多于见钱，乃更令送金银匹帛。外方既折纳到见钱，却须要金银匹帛，诸路不免科买；民被科买，至买银一两用钱千七八。此皆有司不知开阖歛散轻重之权所致。鲁公曰：「只为人人皆言诸路若般却见钱，则钱荒不便」。又曰：「王安石常以为今钱不少，然人皆患钱少」。余曰：「假令钱少亦无可患，在唐贞观中米斗数钱，可谓钱少。然其时更为乐岁，人无所苦。唯唐中世用两税法，令百姓以钱为税，然后人始苦钱少。此由责人必变粟帛为钱输官，则人人皆当以粟帛易钱，则不得不以钱少为患。此乃上设法为患，非钱少为患也。今二税令人输粟帛，至今令输钱则取情愿，何由能致人患」？阳叔曰：「于古输诚然，今如官中给赐用钱不少，若斗米五钱，则斗米可折得五钱，官中合用钱，何由办给？则钱少亦不得不以为患」。余曰：「今官司用钱为多者，莫如粮草。若钱少而重，则粮草更不费钱。今近边百万贯，不能籴得百万石米。若斗米五钱，则五万贯足致百万石。至于其他用见钱，亦岂能多于粮草？就令用见钱处多，若钱重自可。如今合赐钱处折以他物，此乃人主轻重之权，何至更以钱少为患」？

二税用钱，故民间以钱少为患。三司以斛斗折钱，何异二税，而不以钱少为患，此何理也？今两税输粟帛皆有常数，若输钱取其情愿，则斗米五钱，所输无几矣，官司岂得不以钱少为患乎？若必令输粟，则是不取情愿，非法也。若不以时直输钱，则民受弊矣，皆不可也。夫钱重则物轻，若用处折以他物，则用物亦多矣。用物多则他物亦恐不足以给也。民之所有，粟帛而已，而钱者，官中所积也。终岁勤动，而斗粟尺帛不过数钱，虽边储百万石可致，其伤农甚矣，而谓钱少不足患，尤非理也。

呈程颢奏：王广渊不当妄意迎合俵粟，乞俵丝钱及折税绢作纳钱，云云。呈孙觉劄子，至「周公时天下已无兼并，又公私富实，故为此法阴相之，不专用此为治」，余曰：「无兼并，又公私富实，尚须此相；民兼并多，民乏绝者众，则此法岂可少？且觉言周公不专用此为治，今岂全废馀事，专行此法」？又读至「周公所以取息者，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故也」，余曰：「觉言今法则以为掊利，言周公之法则以为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若说今法之意如说周法，则今法何由致人异论」？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之说，以为今法虽未有害，及至后世，必有剥肤椎髓者，余曰：「此周公所不以为虑，而孙觉虑后世乃过于周公，此可谓私忧过计也」。觉所言无理至多，读不至终而止。

《周官》「平颁其兴积」，《新义》曰：「无问其欲否，概与之也，故谓之平」。则俵粟不取情愿，盖其本旨也。故台谏言广渊，不惟不以广渊为罪，乃更以为尽力。夫《周官》所谓平者，岂概与之谓哉？谓无偏陂而已。为是说者，特矫诬先王之法以为己资耳。泉府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法为之息。盖贷民所以助不给，田不耕，宅不毛，犹使之出农粟里布，则游惰之民自致困乏。与夫实非不给而妄冒称贷者，有司辨之，宜若弗授也。又以国法为之息，则民不轻贷矣。莘老所谓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未为过论也。今兼并之家能以其资困细民者，初非能抑勒使之称贷也，皆其自愿耳。然而其求之艰，其出息重，非迫于其急不得已，则人孰肯贷也？今比户之民槩与之，岂尽迫于甚急不得已哉！细民无远虑，率多愿贷者，以其易得而息轻故也。以易贷之金，资不急之用，至期而无以偿，则荷校束手为囚虏矣。乃复举贷于兼并之家，出倍称之息，以偿官逋；明年复贷于官，以还私债，岁岁转易，无穷已也。欲摧兼并，其实助之，兴利之源，盖自兹始，而莘老之比作俑者，亦不为过论也。余以谓青苗利害不在愿与不愿，正在官司以轻息诱致之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青苗其意乃在取息而已，行周公之法而无仁心仁闻，是谓徒法，然则周公法、今法，安得不为异？

呈朱越乞小郡，上问朱越，佥取实对，又问越何处人，因甚人说他。余曰：「朱越是江宁人，臣久居江宁，与之相识。言者或以为臣欲差此人知建州，建州地远事繁，无职田，无锡赐，无酬奖。朱越素廉洁有行，居官无败事。又是大卿，比巩申、王秉彝辈只有过之，即无不及。理须与一郡如建州者」。上曰：「闻亦廉介，可惜年老」。佥言其不老，上曰：「若在京，好一见之」。余曰：「虽在京，陛下亦何须见？建州知州自来只是中书差，何足挂圣念。如臣者忠信诞谩之实，陛下乃当审察。若臣诞谩不足信任，便改命忠信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之大，岂无忠信可任以差除建州知州者」。上曰：「非为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实」。余曰：「陛下每事欲考实，甚善，然所当考实乃有急于建州者」。又曰：「人主防人臣为奸，当博见人，穷理道，考事实。穷理道，考事实，则虽见奸人，无害。博见人，则人臣不能为朋党蔽欺。人臣为奸，尤恶人主博见人。故李逢吉之党相与谋，以为人主即位，当深防次对官上说」。

荆公每言：「人主博见人，则人臣不能为朋党蔽欺」。至除朱越建州，则固拒人主，使不得见，此何意也？朱越果材耶，见之何害？果不材，则固拒人主不得见，非蔽欺而何？观其言之彊悖，虽同列不可堪也，况君臣乎？夫君子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故暴慢之气不设于身体。于君臣之间狠愎如此，其所养盖可知矣。

上论不尚贤，余曰：「尊尊亲亲贤贤，并用先王之政事也。老子不尚贤，是道德之言」。

《书》曰：「德惟善政」。孔子曰：「为政以德」。离道德而为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

上曰：「用兵须有名，如何」？余以为无名则不可用兵。上曰：「恐但顾力如何，不计有名无名」。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无名，非兼弱攻昧，则取乱侮亡，欲加兵于弱昧乱亡之国，岂患无名？但患德与力不足耳」。

弱昧乱亡之国不足以有其民，而上无政刑，废诛不加焉，而后兼取之，则有名矣，此《书》称汤于桀之时为然也。乃曰「用兵不患无名」，此乃管仲责包茅不入之说耳，王佐不为也。

上曰：「使释老之说行，则人不务为功名，一切偷惰，则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言道德，乃人主所以运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则相率乱俗，陷为偷惰，如西晋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运天下，非所以训示众人者也」。余曰：「诚如此。若夫功名爵禄，乃先王所以役使群众，使人人薄功名爵禄，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运天下，必有出于功名爵禄之外者，而未尝示人以薄功名爵禄也」。

圣人，人伦之至也。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各尽其道，所谓至也，至于其身，为天下用，岂为功名爵禄哉！盖君臣者，人伦之大，为臣义当如此也，故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人伦明于上，则人知自尽，虽有高明超卓之士出于功名爵禄之外者，亦孰敢不为用也哉！先王所以运天下，用此道而已，外是皆谬悠荒唐之说也。夫名位爵禄，天之所以待有德，人主不得而私焉者也。故《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欲以是役使群众，非所以奉天也，盖其学不足以知天，其论每如此。

上曰：「商鞅何尝变诈」？余曰：「鞅为国不失于变诈，失于不能以礼义廉耻成民而已」。

商鞅狭持浮说，以帝王之道干孝公，其术盖本于变诈，尚何礼义廉耻成民之有哉！谓其失不在于变诈，盖亦不究其本矣，故其操术每以鞅为是。

上闻酸枣有升下户入上户，手敕：「如此，则是有免第四等役钱之名，而无其实」云云。于是司农有状乞约束升降，并须约见今等第物力，如或敢将物力不及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务要足约定之数，则官吏并科违制，不在去官赦降原减之限。上以为然，从司农所奏。余曰：「治百姓当知其情伪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骄之使纷纷妄经中书御史台，或打鼓截驾，恃众为侥倖，则亦非所以为政。天下事大计已定，其馀责之有司，有不当则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辄再三敕质问，臣恐此体伤于丛脞，则股肱倚辨于上，不得不惰也」。

升降等第最为役法利害之要，平时差役不到下户，今升下户为上户，使之输钱，则贫弱受弊，而上户免役，为法之害，孰大于此？而人主不得质问，质问则以为丛脞，此何理也？尧之时，天下大计已定矣，然而设谤木，询刍荛，岂固示之姑息耶？盖上下之情不通而能审知其情伪利害者，未之有也。必使斯民无所赴愬而后可以为政，则误国多矣。

「吕公著正所谓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又云：「如陈襄奸邪，附下罔上，虽放流窜殛，自其常分」。又云：欧阳永叔乞致仕，冯固留之，上弗许。余论永叔：「以韩琦为社稷臣，则修为忠良，否则修不免为附丽邪人。故如修辈，尤恶纲纪立，风俗变」。又云：「如此人与一州即坏一州，留在朝廷则专附流俗，坏朝廷政令，留之何所用」？又云：「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富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诚为未尽法」。

自韩、富而下，皆元勋世臣、名儒硕德，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有异己，则指为奸邪，待以四凶，诋诬大臣，颠倒邪正，盖自此始也。作俑之祸，抑又甚焉（《杨龟山先生集》卷六。）。

「白」上原衍「别」字，据四库本删。

某窃尝观自古治乱之势，皆本其风俗之所趋；而风俗所趋，系其当世士大夫之所养。盖三代忠质文之变穷而王泽微，小道私智，各得乘其时以骋其所欲。至于民之迷溺已深，则后世兴者，虽有善教，不能合其已散。况五方土物之异尚，山川风气之异产者哉！是故荡然高谈，放形遗世，率天下而矫之者，庄周、列禦寇也。严刑名，械礼法，刻核太至，以生天下不肖之心者，韩非、申不害也。谲辞诡辩，扼诸侯祸福之权，制其纵横之命，以市己欲者，苏秦、张仪也。激昂感概，许死不顾，以报一日之恩，而反速人以灭亡者，荆轲、聂政也。荣虚名，尚高节，深遁远举，以邀王侯之执鞭，而终无益于世乱者，此东汉之学士儒生也。清谈终日，守虚无淡薄以当天下兵甲之冲，而卒抵败亡者，晋之公卿大夫也。失先王道德行以待后，而至于此风，亦已极矣。欲其风俗之不弊，其可得乎？是故魏以褊而趋俭啬，曹以奢而近机巧，鲁以弱而少文，燕以健而少虑，齐之险诈，晋之危乱，荆之诬，楚之剽，亦无所不至矣。自新政流行，惇允儒旧，以辅世化，先生君子敦大明伟之光相映于天下，长厚和乐之风一乎四海，而明公尤以长厚文雅独称于此时，其选任宜有天下之先望也。故二蜀惟西南，外险而内平，其名山豪重而秀发，其流水清宛而渊明，其俗文而仁，柔而近奢，然壤狄而民繁，情文厚而地产殚，故其民思深而虑危，利胜而竞智；及其弊也，浮巧而多偷。此朝廷所以属二川之使于明公也。然自台节按蜀以来将期年，未尝责人骄竞，而日教之以敦厚也。然蜀之士民无贤愚，皆曰晏公今世长厚君子也，相率而化之，不敢犯其所不欲焉。夫明公独何为而至此哉？盖传曰「惟有德者能以宽服人」，则柳下惠得圣人之和，虽百世之后，闻其风者，薄夫敦，鄙夫宽，然后知君子所以不劳而服天下后世者，贵其有德也。且昔刘晏制天下财利以佐军兴，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数十年间，唐室再造，晏与有力焉，此其功非不伟也。然至于致封山绝道之贡以争奉朝廷之私，厚赂多口以沽一时之誉，人或讥其任小数，故后世清议亦多其功而略其德焉。然则德之能胜于世亦久矣。某西南之鄙人，世绪羁苦，无所赖以为生，自信力学，守区区之义以俟有德者而归，年逾强仕而无所遇，居未有家，扶老携幼以寓僧舍者，逮今十有五年矣。然忽忽自思古之人，盖有处乱世而无所依，叹大臣之不用仁心，而不得饮食教载以安其生，至有思得君子以事之而不可见者。较于今太平假乐之盛，而复会仁者在高位，既与蜀人饮醇酒，咏清风，歛其馀溢以传之子孙，而它日复得备趋走于庭下，此孟子所谓，况亲炙之者，其幸于古人亦已多矣。然尚冀明公怜其生平而录之。

缪膺使指，方愧无功，宠畀漕权，复叨重寄。自顾才能之谫薄，猥当金谷之转输。迁徙有无，乏桑羊之心计；重轻殖货，愧刘晏之钱流。偶缘岁月之劳，遂玷云天之泽。迹其忝冒，实自吹嘘。某官名重󲦤绅，望隆朝野。器藏清庙之瑚琏，材并豫章之楩楠。治行已著于龚、黄，人物独高于许、郭。借其馀论，得被甄收。愧驰谢之未遑，辱赐书之先及。莫报琼瑶之赠，但为箧笥之珍。

伏审光膺宸制，荣总漕权。李合占星，万里快披云之睹；范滂揽辔，百城争拥彗之迎。凡属帡幪，举深鼓舞。恭惟都运、中大夫天球毓质，国栋呈材。腹笥道家之蓬瀛，量陂楚泽之云梦。凤姿英伟，宜摛李揆之文章；犀脑瑰奇，足验马周之富贵。妙龄警悟，逸韵掀腾。亨路自期，锥处囊而立见；盘根历试，刃发硎而益新。公忠上结于主知，眷遇特隆于朝列。践更华要，蔼著声猷。持节外台，擅激浊扬清之誉；剖符巨镇，有承流宣化之能。屡捧褒书，趣还入觐。金銮赐对，瞻咫尺之天颜；玉陛拜恩，奉丁宁之圣诏。暂辞魏阙，出按全闽。除目初颁，远民胥抃。运关中之粟，汉方委于萧何；流地上之钱，唐正资于刘晏。伫观奏课，即见追锋。某铅椠寒儒，尘埃冗吏。负丞无状，曾微一日之长；佐邑奚功，幸托二天之庇。侧聆新命，深激懦衷。负弩矢以前驱，简书匏系；瞻旌麾而尚远，燕雀心倾。欣跃之怀，敷陈罔既。

敕：朕丕承基绪，思济艰难。无竞惟人，方急贤能之举；不懈于位，宁忘岂弟之宜。俾入赞于国均，庶有孚于舆望。具官忱诚许国，才业应辰。宣力四方，更外台之赋政；元戎十乘，司留钥于陪京。益既乃心，咸有成绩。遂升华于延阁，旋分职于司徒。肆予肇祀之成，繄尔丰财之助。陟明斯在，方鸣玉以造庭；经体是宜，用出纶而敷命。方今国势未振，民力既疲，共惟置器之安，以佐涉川之济。唯德称而乂厥辟，毋面从而有后言。卜式膺二府之求，盖朴忠之是赖；刘晏辅中兴之业，亦食货之周知。尚奋尔庸，以起予治。可。

臣伏睹二月二十六日手诏，陛下以国难未平，寇贼滋炽，慨然以四事询于侍从台谏之臣，诚急务也。然国家之患，在于论事者不敢尽情，当事者不敢任责，使之含糊前却，坐失岁月，而恨功业之不成者，良以此也。其故安在？夫言必有用否，事必有成败，必然之理也。言不合则见排于当时，事不谐则追咎于始议，则人皆莫敢尽情而任责矣。且以近事言之。时方主战，则主和者为罪人；时方主和，则主战者以远贬。以南渡为非是，则执政以请移跸而赐能；避狄有定议，则宰士以请驻跸而外迁。欲理财而资军食者则或被聚敛之名，欲治兵而厉威武者则或负不爱君之谤。时有未至，势有未便，其言不用，容之可也；而因以斥废，使负大罪而被恶名，此有志者所以解体而忧国者所以寒心也。如是，陛下之臣虽有智如陈平，不敢请金以行间；勇如兰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善将如韩信，不敢言去汉中而下三秦；通才如刘晏，不敢言理财以赡军食矣。时有用舍，事有成否，战有胜负，一有不至，则将负不可解之罪于无穷，此臣下之所惧也。臣愿陛下采狂瞽之言，下丁宁之诏，俾论事者得以尽情，任事者无悼后害，容之以大度，示之以大信，揆之以道而采用焉。方今陛下焦劳于上，臣庶忧愤于下，盖惜分阴、救焚溺之时也。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况席祖宗之成业，因天下之思戴，厉精尝胆，览群策以兴事功，则亦何为而不成，何敌而不服，何功而不立哉！取进止。

臣窃观自古国家有急或政事有疑，必询于廷臣，使各尽其说。甲之言可用，乙之言不可用，虽用甲言而不罪乙。如真宗皇帝时，契丹大入，陈尧佐蜀人，请幸蜀；王钦若江南人，请幸建康。唯寇准请亲征以幸澶渊，而虏以败衄。向使用钦若、尧佐之言，则大事去矣。及凯旋，社稷再安，然终不罪钦若、尧佐者，以谓宁失二人之罪，而不可杜天下议臣之口故也。国家有急，臣下献计，苟可以纾祸难、安国家者，盖将无不为也。使用之而中，足以解纷；用之不中，或因致不虞，谋之不臧，固可罪也，然其心岂有它哉，亦思所以排难救急而然耳。如太祖皇帝时，方伐江南，有得江南张洎以蜡书结太原以缓师者。会洎以使至，太祖面诘，将杀之。洎视书曰：「此实臣所为也。臣国方危急，苟可以纾祸者无不为。臣所作蜡书甚多，此其一耳」。太祖虽赦之，时亦必举此以为问罪之端也。然为李氏者，不闻罪张洎以蜡书致讨也。何则？知其将以排难救急而然耳，不幸事泄。臣观自顷以来，谋议成败，以计画异同为终身不解之罪者有矣。故后来者虽身在庙堂，事方危急，而终莫敢披心腹、尽底蕴，必回互含糊，莫以身任成败者，其心以此为戒故也。臣尝窃忧之，以谓此非社稷之福也。夫事之大者，莫若敌国之和战，车驾之行留。方李纲主战，则李邦彦等以主和为罪人；及耿南仲主和，则李纲以主战而远贬。黄潜善以南渡为非是，则许景衡以请移跸而罢斥；迩日以迁避为良图，则论事者以请驻跸而外迁。然则人安得不务回互含糊以苟目前之利也？且以李纲、邢倞之结余睹，谓之疏率可也；因以致敌人之怒，谓谋之不臧可也；其谋遽泄而适不中耳。使其谋遂行，世必以为奇计也。虽然，使无是，虏人之凭陵迫胁亦极其力而后已也。然固以谓二圣北狩，职此之由，则臣愚不识也。然则虽有智如陈平者，不敢行金以反间；勇如蔺相如者，不敢全璧以抗秦；将如周亚夫，不敢不受命而坚壁以挫吴；相如李德裕，不敢违众论而起兵以伐泽潞。何则？事有成败，战有胜负，一有不至，则将负不可解之罪于无穷矣。陛下欲废李纲，默废之可也。若声其罪于天下，而其说不当于人心，则人不信伏而有后言矣。不唯非号令刑政之美，而又使横身任事、开口献计者不敢谋，此国之大患也。车驾之在扬州，有为翰林学士者方侍讲读、被圣知，为彼计者，保身缄默，不失主眷，则高爵重位亦可致矣。而乃刺口论天下财计，慕刘晏之为，欲以纾民力、资军食、富国而强兵者。会孙觌论常平之法，诏俾讨论，其追积久青苗本钱，此一事不可行也。然比降诏旨，因以为聚敛之臣，朕知其奸而罢黜，以此播告，臣窃以谓沮赴功立事者之心也。财利，臣所不晓。方讨论常平法时，行在士大夫以为非者大半。臣以舆言问之，主议者为臣言，财赋之出于民，多取诚不如寡取，寡取诚不如勿取。然今国家艰急，方欲西向复中原，非兵食不济也。与其无名横敛于民，如卖官告、责免夫，曷若因旧法而损益之，取之微而积之多，于国计有补而民力不困者，亦足以纾目前之急。恢复既定，虽常赋犹当时一复之，其所以为聚敛之臣具为奸者，臣愚不识也。然则虽有李悝，不敢尽地力；虽有刘晏，不敢议平准，盖聚敛之名为可耻也。使人人不敢当事，人人不敢尽谋，人人先求自安，人人恐忤上意，则艰危之时，谁与图回而恢复乎？此亦臣之所谓非社稷之福者也。臣既忘躯昧死以尽忠矣，请遂毕其说。如近者奋不顾身、惟力是视、思赴国家之急者如宗泽，亦少矣。然而沮挫诘责之，曾不得举首；虽以老病尽年，而不知者至以为朝廷沮死，岂不伤忠义赴功者之心哉！至使论者以谓位高望隆、奋不顾死者，朝廷辄疑而惮之，此言尤不可使天下闻也，圣主岂有是哉？日者杜充守东都，威望日著，提兵来朝，远方之人虽不知其所设施，然闻之者若隐然可恃而增气者，此何理也？然或以谓朝士已有论而攻之者，果有是乎？不幸有之，是宗泽之疑复生于舆论也。夫国之成败在事之立不立，事之立不立在士气之锐惰，士气之锐惰在黜陟好恶之是非。使禄食之人皆解体而叹息，则何事又能立乎？狂愚，惟陛下裁赦。

敕具官某：朕念荆湖之北，长淮之东，民食尚艰，兵储未广。惟时漕计之臣，非有机智绝人，彷佛刘晏之流者，岂足以当是任哉？尔邡通于吏道，誉处甚休；尔伦清才高识明，动有可纪。是用命尔分行一道，其庶几悉乃心力，体朕至怀，俾民不病敛，士无饥色，则惟尔能，嗣有褒宠。可。

臣契勘本州自军兴以来，偶免残破，前后过军万数浩瀚，皆臣竭力应副，不敢毫发仰干朝廷。今来巨师古、刘晏、岳飞大兵屯泊境上，应副钱粮，需索犒设，臣不敢辞避。窃缘官军与戚贼相持，虽已出境，缘建平、溧水县、广德军诸处，并无官吏人民，臣不免出界应副。臣见差官三员在广德界上，及岳飞军前专切运粮，委是费力，其本路漕臣亦合移檄傍近州县，同共那移应副钱粮及犒设金银等。况建康府已收复了毕，自合前来管干职事。望圣慈悯察本州系是小郡，前后被害非一，速赐行下本路漕臣，应副岳飞一项人兵。

臣闻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然则善为国者，安可不务理财以足用度乎？故周室之兴，厚生民之本，则有如公刘；齐桓之霸，富国强兵之术，则有如管仲。李悝之平籴、耿寿昌之常平、刘晏之平准，皆能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其经理财用必有术矣。至于后世聚敛之臣，盖非有生财之道，不过掊克生灵，割剥百姓，以欺惑人主，冒一旦之宠禄而已，岂真能为人主兴利除害，使上下给足乎？今军兴之际，固宜讲究利源以佐国用，而自冬春及今，朝廷用议者之说，巧为名目以敛民财，户帖、鬻爵、交引、给换等法，中外骚然，远近疑惑，上下愁怨。臣恐邦本一摇，其祸有不可胜言者！伏望圣慈深诏大臣，访求通知财用之士，别议生财之术，量入为出，以制国用，如前世数人遗法，尚有可施行者。古人有言：「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盖自古乱离，社稷忧危，未有甚于今日者。皇天后土眷顾陛下，故十年之间，强敌伪廷，稍稍沮却，东南年谷屡登，兵力渐振。中原赤子矫首望幸，庶几复睹汉衣冠者，恃陛下德泽有以得人心也。昔范祖禹论奉天之难，其略曰：「德宗以饥羸之卒守一县之地，而当朱泚十万之师，备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复宗社，不失旧物。而况以天下之大、亿兆之众，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义，其孰能敌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则不在地之广狭、兵之众寡，王天下犹反掌也。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岂不信哉」！臣每每戒陛下以不可行苛刻之政、无名之赋，务存大体者，深虑此声一出，远近传播，人心动摇也。惟陛下察之。

昔萧何之调关中，寇恂之实河内，诸葛武侯之漕斜谷，刘晏之转江淮，皆于艰难之时，足兵足食，国用彊富，一时赖之。朕比因时巡，越在南服，岁大费二，悉非经常之规。而卿深究利源，夙宵尽瘁，从容济办，无愧古人。端右之除，姑旌心计，进协公议，卿何辞焉？所请宜不允。

朕惟周官以司徒致天下之财，而冢宰均节之，其权可谓重矣。后世惟盐铁领于丞相，而出纳之要，实总地官。自军兴以来，调度百出，则户部盖兼萧何、刘晏之任。乃者官缺，颇难其人。以卿详练精明，神无滞用，通于世务，所至可称，悉付利权，佥言惟允。亟供尔职，何以辞为？

楚汉相距荥阳，百战不殆，而萧何独全关中，为汉开基之冠。安、史攻陷河洛，赤地千里，而刘晏营制东都，佐唐中兴之业。肆朕纂承之始，未堪多难之忧。选建臣工，鼎新邦命，必有中外文武之选，副予励精宵旰之怀。具官某智术疏通，风力强锐。爰整勤王之旅，益肩卫上之忠。进升内阁之华，益壮大邦之翰。庀徒作室，揆日相方。毋从乾没之奸，以蠹邦财；毋容聚敛之吏，以耗民力。毋张空最以衒虚名，毋急近功以遗后患。益思刻励，追配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