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子）与宋钘俱游稷下（《汉书·艺文志》注引刘向云）。

吏而商也。污吏之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为利也博。污吏以货商资同恶。与之为曹。大率多减耗役佣工费舟车。射时有得失。取货有苦良。盗贼水火杀敚焚溺之为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败禄夺。大者死。次贬废。小者恶终不遂。污吏恶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佣工。不费舟车。无资同恶减耗。时无得失。货无良苦。盗贼不得杀敚。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强。子孙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严洁白以理政。由小吏得为县。由小县得大县。由大县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胜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则其为得也。夫可量哉。虽赭山以为章。涸海以为盐。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举世争为货商。以故贬吏相逐于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谋好迩富而近祸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谋道不谋富。子见孟子之对宋牼乎。何以利为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诚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诚者。利进而害退焉。吾为是言。为利而为之者设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没于利者以乱人而自败也。姑设是。庶由利之小大登进其志。幸而不挠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尔。何暇从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无情。其功缓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荀况死旧矣，其言存于书，亦圣人仁义礼乐之谈也。然其作《非十二子》篇，则它嚣、魏牟首之，陈仲、史䲡次之，墨翟、宋钘又次之，慎到、田骈又次之，惠施、邓析又次之，而子思、孟轲亦末其数，为十二焉，而各序其道于下。谓子思、孟轲则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才极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不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先君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讲师瞀儒嚾嚾然不知其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又序其后，以为道之正者曰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说，如是而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矣。其处子思、孟轲也，何如是之无谓乎！今《礼记·中庸》之篇存者，子思之述也；今《孟子》十四篇者，孟轲之述也。其言道，则孔氏而下未有似之者也。今以荀之书比之，而又出其后，则庶几学之未能似之，微得其具体矣，故唐韩愈但侪之扬子云而已。今反其若是，吾甚见其无谓也。又上十二子为六偶者，咸均道而言之也，则子弓者亦道均于仲尼乎？岂有圣人如仲尼，而独言不垂于后世，事不显于当时乎？何仲尼之徒未尝称之而泯灭若是乎？此又甚无谓也。且夫仲尼之道，孟轲学而行之，吾谓未有能出之者也。而荀亦以学仲尼之道，而反以孟比十子为十二，而复云云。此所谓是尧而非舜者也。荀非舜，则尧亦未足信矣。而曰仲尼、子弓者，吾不知子弓者何如人也，而荀谓仲尼者何如人也。噫！吾观此，吾不信荀也，故作《责荀》，以示来者。

问：唐时岁举进士，至烦矣，然所取不过三四十人。今国家间四岁乃一举进士，至简矣，然取之多，或至五六百人。议者甚疾此，欲放唐制，则恐贤士失职者众，欲仍旧贯，则吏员不可胜纪。夫贤士失职者众，则怨必兴于下；吏员不可胜纪，则力必屈于上。裁此二者，宜奈何？诸生极意尽言焉。

问：学者治仁义之术，皆称孟轲。轲讥宋牼之言利也，曰：「号则不可」。是所慎者莫如号也。然而轲教梁齐之君，则曰「好勇不害」，「好乐不害」，「好货不害」，「好色不害」。夫勇之与乐，货之与色，足为号乎？轲之议人甚详，而自任太略，轲不宜至此者也。试相与辨之。

刘子曰：古者生无字，死无谥。生无字，故名而不讳；死无谥，故上下同之。及至于周，幼而名，冠而字，死而谥。字者所以贵其名也，谥者所以成其德也。盛矣，文哉！

刘子曰：夏商之道不胜其质，两周之道不胜其文，其斯之谓欤？赏罚穷矣。

刘子曰：古之为谥者有取也，取于名，取于号，取于字，贤者取贤称焉，愚者取愚称焉。黄帝，号之崇也。舜、禹，名之隆也。桀、纣，名之隆也。尼父，字之珍也。

刘子曰：爵而不谥，周也。爵而谥之，鲁也。不爵而谥，汉也。由文已哉！由文已哉！嘉鲁哀公诔尼父合于谥，法尧舜禹汤之志，作《续谥》五十，以待后世天爵之君子成德焉耳。

教化无方曰尼，先觉任重曰挚，述而不作曰彭，信而好古曰彭，隐居求志曰夷（伯夷也。），仁义庶几曰渊，不幸短命曰渊，和而不流曰惠（柳下也。），愚知适时曰俞（宁武子。），进退寡过曰瑗（蘧伯玉。），恭俭好礼曰婴（晏子。），清净无为曰聃，耄期适道曰聃，惠而多爱曰侨（子产。），直而不挠曰肸（叔向。），轻爵守节曰札（季子。），居敬行简曰雍，孝友时格曰骞，尚德慎言曰适，善事父母曰参，使能造命曰贡（子贡。），在约思纯曰宪（原宪。），伎之敏给曰求（冉求。），勇而知义曰由（子路。）文学博识曰商（子夏。），容貌庄敬曰张（颛孙师。），信道轻仕曰开（漆雕开。），不得中庸曰皙（曾点。），言合圣人曰若（子有。），敬慎威仪曰华（公西。），有德疾忧曰冉（伯牛。），知德中庸曰伋（子思。），蹈道知言曰轲，隐居放言曰逸（夷逸。），反性敦礼曰况（荀卿。），兼爱尚贤曰翟，上同遵俭曰翟（墨子。），救攻上开曰钘（宋钘。），独善为我曰居（杨子居。），卮言日出曰周（庄子。），洁白不污曰皓（四皓。），言行轨物曰舒（董子。），简易多闻曰向（刘向。），守死善道曰胜（龚胜。），覃思寡欲曰雄（扬子。），审音知化曰旷，巧历绝伦曰衡（张平子。），达数知来曰辂（管辂。），博物多爱曰迁，良史实录曰迁。

世之大患在赏罚焉。赏以微文误贤，罚以定令幸奸，则是国代贤者辞，而法为奸人地也。有吏于此赍伐阅，诣考课曹，曹必曰：「某在斯职事若干年，当迁某官。某在斯课最若干数，当增某秩」。斯人大贤、大不肖，虽朝廷王公不得擅辄议其存舍动摇者。或迹状白著有非常，不在诏令，则以问。故事，与令有所差驳突兀，亦不为举。夫以贤者难进易退，廉耻谦服之心，讵非代之辞者欤！若尔伊尹、太公常齿匹夫，傅说、箕子常编絷囚，冀缺、宁戚常伍耕农，管仲、五羖常没虏获，尚屑与时争盆鼓之逋赋，列时刻之积效，而邀迁次邪？又或以罪付理官曹，曹必曰：「以甲令，当某罚，以乙诏，当某科」。有轻重疑则为奏以请上，上之所进退，亦旁法律尺尔。夫以奸人狡狯，窥幸之备，讵非为之地者欤？且唐虞流共工，放驩兜，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太公诛华仕，管仲诛傅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传孔子诛少正卯，周书有三风十愆，礼经有四诛无赦，孟轲以杨朱、墨翟邪说之无君亲者拒之，荀卿以宋钘、公孙龙众惑之乱名实者禁之，故若晋羊舌鲋以掠美尸，齐阿大夫以虚誉烹，弥子瑕佞幸似忠孝而得罪，郭解豪侠似仁义而蒙戮，皆奸雄桀黠，伤蚀风教之尤者。然以之示有司，则罪无所当矣。非勉宽仁之治也，非保贼乱之党也，徒律令无所处焉也！赏与罚如是，驰步帝皇之涂而未厎者，所以趣之之辙异也。或谓若之所赞者古也，今之所用者时也。若居今时而用古，殆不可与权矣。张选举之程法，补调之品目，犹曰未也，况以尧舜之所病与三代之明哲而责有司哉？又若前主律，后主令，附丽验治，劾谳鍜成，犹曰未也，况以难明之状，可惑之事，而亟致大戮哉？正尔如赏僭及淫人，刑僭及善人，何此大不然？且责君于难谓之恭，吾君不能谓之贼，彼曷独不欲举县官于尧舜三代之隆乎？夫人之辞行技能，号为搜索，而寘朝廷矣。才具器识，号为量度，而縻爵位矣。斯岂他术哉？视必得贤者而后任之有司尔！真贤实廉，不次求索，则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任人大奸，赫然诛殛，亦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岂他术哉？上如不察，有司不贤，虽区区于秩次，事事于律令，顾益资其窥测者，岂有补邪？但古用此亦治，今用此亦治，不能用则皆末如之何也，又安在权不权？使今得一伊尹、太公而赏之，天下非乎不也？得一驩兜、共工而罚之，天下非乎不也？若赏伯夷而问盗蹠，罚穷奇而咨饕餮，恶可？

世之论庄子者不一，而学儒者曰：「庄子之书，务诋孔子以信其邪说，要焚其书、废其徒而后可，其曲直固不足论也」。学儒者之言如此，而好庄子之道者曰：「庄子之德，不以万物干其虑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义也，以为仁义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礼乐也，以为礼乐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后德，德失后仁，仁失后义，义失后礼』。是知庄子非不达于仁义礼乐之意也，彼以为仁义礼乐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尝求庄子之意也；好庄子之言者固知读庄子之书也，然亦未尝求庄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泽，至庄子之时竭矣，天下之俗，谲诈大作，质朴并散，虽世之学士大夫，未有知贵己贱物之道者也。于是弃绝乎礼义之绪，夺攘乎利害之际，趋利而不以为辱，殒身而不以为怨，渐渍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庄子病之，思其说以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也。其心过虑，以为仁义礼乐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齐彼我，一利害，则以足乎心为得，此其所以矫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说矫弊矣，又惧来世之遂实吾说而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于是又伤其心于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观之，庄子岂不知圣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用，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用是以明圣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书于宋钘、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为不该不遍一曲之士，盖欲明吾之言有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则庄子岂非有意于天下之弊而存圣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矫于天下者也，庄子用其心亦二圣人之徒矣。然而庄子之言不得不为邪说比者，盖其矫之过矣。夫矫枉者，欲其直也，矫之过则归于枉矣。庄子亦曰：「墨子之心则是也，墨子之行则非也」。推庄子之心以求其行，则独何异于墨子哉？后之读庄子者，善其为书之心，非其为书之说，则可谓善读矣，此亦庄子之所愿于后世之读其书者也。今之读者，挟庄以谩吾儒曰：「庄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异于儒者为贵，悲夫！

嘉祐四年，仁宗皇帝临轩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而以陈侯令举为第一。方是时，令举已用进士登乙科矣，而复中是选，故令举之文章声名赫然出人上，识与不识莫不愿慕而爱仰之，士大夫之所期望，以为公卿可平步至也。既以光禄丞签书寿州判官事，又移宰越之山阴，秩满，当召试馆职，会朝廷方作新庶务，变更诸法，而令举以议论不合于执政，遂摈不用，乃得以其暇日而驰骋于文字之乐。穴穿古今，抽索秘粹，叽英咀华，揽秀裒芳，日有所为，月有所增，沈涵演迤，卒以大肆，上追古作者为侔，而下顾《骚》赋，不足多也。圣天子图治，自熙宁以迄于元丰之间，修起百王之坠典，补完万世之闳规，占微弊者靡不更，语纤便者罔不兴。凡朝廷之所施行，与令举制策之所开陈，大略相合，然后知令举深识治乱之根柢，博达沿革之源流。使令举一逢时命而措于朝廷之上，推其所闻以辅太平之政，则岂小补而已哉！此余所以惜令举之才不遇也。虽然，令举雅志之所学，昔席之所谈，以谓为道而不为利者，此学者之所当守而不失，仕者之所当遵而不变者也。若夫平日之论高出于夔、禹之上，而至其趋时之事乃卑出于管、晏之下者，此固令举之所鄙也。仲尼在鲁，弦歌道德，而三千弟子未尝言利。子贡货殖，则以为不受命；冉求聚歛以附益季氏之富，则以为可鸣鼓而攻也。梁惠王问利国，而孟子对以仁义；宋牼以利说秦楚之君，孟子以为不若说以仁义为可以王，而何必曰利。则凡令举之志顾岂不善，而卒无以自见于世，且不幸而死，此余所以伤令举之志不就也。传曰：「辞达而已矣」。此言文者所以传道，而辞非所尚也。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其文章可谓至矣，然岂尚辞哉！自建武以还，迄于梁陈之间，缀文之士刻彫纂组，甚者至绣其鞶帨，则辞非不华也，然体制衰落，质干不完，缺然于道，何取焉？令举之文，大者则以经世务、极时变，小者犹足以咏情性、畅幽郁，盖其于道如此，而其辞亦不足道也。令举少从学于安定先生，为高弟，以名称于辈流间。已而自立，卓然如此，可谓不负所学矣。自令举以直言极谏登科，其后此科亦遂废。盖汉之举贤良方正之士，本以延问灾异，使朝廷由此警戒，以恐惧修省，思过而改之，求善而为之，则不为无益。而比年乃先试三千言于秘阁，中者乃得奉对于大廷，则有言之士或不得以自见，此固在所应改；而遂废其科，则朝廷因复不得以闻直言，为可惜也。令举之卒若干年，而其婿周君开祖乃类聚其文为三十卷，属余为序。开祖有学问，通义理，痛令举之不幸，而纂其遗文，欲以传于后世，而顾以见委。以余之不肖，言不足以取信，则岂足以张令举之美，而慰开祖之意哉！特以余少时举进士于有司，而令举适当文衡，见擢为第一，于知奖为最深者。既惜其才之不遇，又伤其志之不就，不可使斯文无述也，故作序以纪其略云。蒋之奇序。

某顿首。惠赐新作一编，拨忙三四读之，务当求是。论议有馀，佳作也。与足下无一日之雅，而辱不爱珠玉，倾囷倒廪以畀之，知足下好学，绝人远甚矣。士尝苦贫，故从仕之日早，又不得明师畏友琢磨成就之，故暖姝以一得为足，而不免于宋荣子之笑也。观足下学问之气不倦也，故相为言之耳。舍弟仲堪尉衡山，辄有一书，幸指挥寓递达之。

问：圣人既没，诸子坌兴，各骋其智，裂道德之全以自师承而名家焉。其书犹存，其迹可考。杨朱荡而不法，墨翟俭而废礼，韩非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宋钘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到蔽于法而不知贤，申不害蔽于势而不知智，惠施蔽于辞而不知实。其于道德，譬犹紫之于朱，莠之于苗，郑声之于雅乐。世之学者，苟其智不足以判邪正于疑似之间，则未有不读其书，随其所喜，沦胥以败而莫之止也，其害岂胜计哉？朝廷患之，比诏有司严为禁令，以限天下学者之习，过汉武之举远矣。且昔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孟子乃诸君子之所愿学者也。今圣王在上，以道德为学者师，且晓然判其邪正，固非孟子之时所能拟伦。而诸君之于诸子，亦无事乎辟之也。设欲辟之，其以何辞乎？扬子曰「众言殽乱则折诸圣」，以诸子折之于圣人，其失各安在乎？太史公又以谓名家之学，各有不可废者，是果然邪？抑其缪乎？幸并陈之，庶几自比于孟子之意。

惟公之生兮，值战国之纵横，躬道德而周游兮，肯追时而营营？乃所愿则学孔子兮，迹或异以相成。气浩然其刚大兮，肆云为而中程。辟塞路之杨、墨兮，斥并耕之许行。援外义之告子兮，止言利之宋牼。却假馆之曹交兮，辨挟长之滕更。整大伦于既紊兮，如日月之著明。惟成功之逴跞兮，旷千岁而腾声。今天子之神圣兮，博载籍而留情。烛公之所以然兮，参七篇于群经。锡爵邑以褒崇兮，饬肖公之仪形。虽齐梁之弗遇兮，被盛世之显名。顾不动心而自若兮，宜无足以为荣。慰普天之仰止兮，俾矜式乎诸生。且得为孔子徒兮，亦公愿之素诚。祀兹始而永休兮，与宝历而相应。

好义欲利之情，人之所两有也。二情交战于胸中，义尝难持于所守，而利尝易溺于沦胥，此人之情所以轻义而逐利，而争乱之祸自此炽矣。先王以谓人之欲利之情，吾固不能绝其欲也，必将廓义风以耸动之，俾其皆知义之可尊，而利之不足尚，而视不义之得，若纳沟中之污，常恐浼我者，则名节奋而争乱息矣。义之与利，犹阴之与阳也。阴可使佐阳，而不可使胜阳。阳道常饶，阴道常乏，然后万物生也。利可使和义，而不可使胜义。义必常重，利必常轻，然后天下治也。昔之人君所以成极治之隆者，未有不本诸此。以古考之，营国面朝后市，欲其先义而后利也。市师所莅之次谓之思次，欲其见利而思义也。士之所受之田谓之圭田，欲其以义而受利也。而又择其长以相统正，比其人以相纠受，或是其贤，或黜其不肖，凡此皆所以示民以义之为重，利之为轻。是以天下之人知义若是之重，故不敢弃义而逐利；知利若是之轻，故不敢趋利而犯义。闺门之内，子尽其孝，而无好货不顾父母。朝廷之上，臣致其忠，而无好货不顾其君。乡党之间无利合之友，关市之廛无饰伪之为。出而田野无争畔之夫，远而道路无拾遗之人。举天下之大臣，皆趋乎羞恶之端。凡不以义而得者有所不为，故无争夺之患，无祸患之变。中正之俗成，节义之风著，狱自此息，刑自此措。三代之君所以登太平之盛，而后世莫之及者，由此道也。汉武之君不审夫治乱之原存乎义利之间，区区辟地于匈奴，任掊克之吏，头会箕歛，以启天下好利之心。当是时，盗贼并起，直指使者仅能胜之，故史家讥其彫弊。虽其法度文物之盛，而不能谓之治世者，抑有由矣！此董仲舒所以救当时好利之弊，而欲以教化堤防之也。呜呼，义利之心人兼有之。然好义者常寡，而徇利者常多，故孔子贬无骇以塞利之原，孟子讥宋牼以开义之路，凡以救其弊而已。

因人以为书，必即人以名其书。夫圣贤之书，所以达圣贤之心也。伊尹之适夏，尹之本心也，而其复归于亳，非尹之得已也。尹之此心孰知之，而犹幸有贤者之可语也。鸠、方之贤，即尹之俦匹欤。而尹之入也，适然遇之，于是作书以贻二人，名之曰《鸠》、《方》焉，或者鸠、方有以明尹此心也。「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尝谓圣贤之心惟圣贤能知之，惟其知心者各以类而合，故相与以论心者亦各以类而见也。是故稷、契之志不以语朱、鲧，夷、齐之怀不以语蹻、蹠，以其心之不相孚也。然孟明之遇叔向，涤器而语；伍举之遇声子，班荆而言：以其心之胥契也。然则圣贤蕴不得已之志，卒然遇夫知心之人，安得不为之倾写耶？苟惟气类之不侔，意向之不合，则遇阳货于途，且将逊辞以却之矣，遇宋牼于石丘，且将昌言以排之矣，尚何至于作书以相告焉？且伊尹遇鸠、方于北门也，果何所见？而作《鸠》、《方》之书也，又果何意耶？盖道行于天下，伊尹之本心也，尹事天子而不事诸侯也。方其从容莘野之中，固有望于桀之来聘也；而汤币至焉，其所以幡然于三顾之馀者，非有意于汤，有意于桀也。汤之进尹于桀也，礼也；尹因汤以进于桀也，亦尹之素志也。尹去亳而适夏，则汤无负于桀，而亦无负于伊尹；无愧于心，而亦无愧于君。是行也，尹固真足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矣，真足以易狂作圣而存夏祀于垂泯矣。独奈何存亡有定数，而桀之心终不可回；天运有废兴，而夏之政终于可丑。桀既无心，尹亦莫进，归与归与，行与子旋。与千里而见王，是尹所欲也，不遇故去，岂所欲哉！昔也烝然而来，今也怅然而返，则夫尹之入北门也，其心宜何如耶？「行道迟迟，中心有违」。焉得君子，以写我悲！而不意鸠、方之适相遇也。于斯时也，则作《鸠》、《方》之书以述自夏归亳之意，尹岂能以自已哉！想夫拳拳王室之忠，恻然于议论之馀，忧深思远之虑，隐然于辞意之表，意其必曰「夏其沦丧，我罔为臣仆也」；不然必曰「诲之谆谆，听我藐藐也」；不然必曰「嘉遁之吉，违之一邦也」。是心也，人虽未必知，而汝鸠、汝方必知之，众人虽未必察，而汝鸠、汝方必察之矣。言旋言归，固将所以事桀者事汤，移所以许桀者许汤。夫既不能为有夏计，当为天下计耳。其书不可见，其心犹可想。惜乎有其义而亡其辞，汝鸠、汝方之贤不可考矣。意者伊尹之适夏，鸠、方亦同此心也。今自夏而返，知夏之不足与有为也，则尹之心安得不于鸠、方而言之？吾是以知鸠、方者，亦尹之流亚也。嗟夫！世之盛也，贤者以身载道，相与作书以鸣治道之懿，伊陟之赞于巫咸、周公之告于君奭是也，谈笑以道之者也。世之衰也，贤者以道载身，相与作书以述其不得已之怀，微子之告于父师、伊尹之告于鸠、方是也，涕泣以道之者也。故曰《咸乂》、《君奭》之书，所以处贤者之常；鸠方、微子之书，所以处贤者之变。观书至此，可为三叹也。

刑赏为用尚矣，自尧舜时已有是说。今《夏书》有之，《商书》亦有之，至《周礼》为最详，而孔子、孟子无取焉，以为上意所向，天下靡然而从，唯患其过，不患其不及，故为人主者，示以好恶荣辱足矣，何至用刑赏哉？天下无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夏启伐国之举，盘庚涉河之役，而重赏以募善，痛劾以惧恶，此骇民乱俗之本，王者之所深恶也。扬子曰：「民可使觌德，不可使觌刑。觌德则纯，觌刑则乱」。以吾观之，宁独刑哉？刑赏皆不可觌，而赏为甚。秦法：斩一首赐爵一级。而秦人赐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时，宗室非此者不得附属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华。故闾阎以公乘侮其乡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世知觌刑之弊至于亡秦，而不知秦俗之败正坐觌赏尔。高祖以金钱爵邑收天下豪俊，此可与创业矣，而不可与守成；可与立事矣，而不可与善俗。何则？利者，君子之所讳也。宋牼一言及之，孟子恐惧变色，以为不可训。而况以利诱天下，得乎？汉道之杂，盖始于此。是术也，施之众庶，犹若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则过矣。古之誓师，必以赏戮为言。至告群臣，则曰用罪罚厥死，用德彰厥善。谓之德者，盖有恩礼存焉，不指谓赏而已。不言戮者，以士可杀不可辱故也。德近义，所以待君子；赏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故有间矣。世称伯夷、叔齐适周，使叔旦往见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视而笑，此固虚语也。武王、周公岂至是哉？使诚有此，则其见笑也固宜。何则？贪夫徇利，烈士徇名，不察其所徇为如何，而一切以利啖之，岂其志哉？是术也，施之士大夫犹有理焉，施之大臣则又过矣。昔平原君用魏无忌兵解邯郸之围，虞卿为之请封，公孙龙曰：「不可。王举君相赵，封君东城，非以有功也，以亲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辞割地，不言无功，亦自以亲戚故也。今有功而求益封，是以亲戚受城，而以国人计功也。而可乎」？世以龙为知言。吾闻留侯晚节决策都关中、出奇策、取马邑，皆不复益封。其所以自持者重矣，而朝廷所以处之者，亦复有体。汉世君臣，唯此为近古哉。

《庄子》之为书，既已小天地、遗万物、薄尧舜、累周孔，其于扫除名教之迹，荡然无馀矣。以谓吾之所言则近乎弃实有、著虚空，茫然无町畦，泊然绝物者，于此而无述焉，则天下后世几何而不惊且惑也。故终之以《天下》之篇，而道术之所以辨也。其曰古之道术有在是者，墨翟、禽滑釐之枯槁也。古之道术有在是者，宋钘、尹文之救世也。古之道术有在是者，彭蒙、田慎之去己也。古之道术有在是者，关尹、老聃之博大也。古之道术有在是者，庄周之寂漠变化也。五者小大不同，其为一偏一也。老庄之道既自列于一偏，而孔子之道独不列于其间，呜呼！此以见庄子之深知孔氏也。非知孔氏也，深于道故也。孔子之道包是五者，施于天下，或藏之以神其用，或裁之以见于事，故迹虽遍于天下，人为之敝，有时而极，然关百王、贯万世而终莫能违之者，道备故也。此庄子所以不列于道术之一偏也。尝窃譬之，水之在天下，合而为海，放而为江、河、淮、济，衍而为百川，潴而为陂泽，酾而为沟浍。道术之在天下亦犹是也。海之于沟浍，小大有间矣，其为水之一偏一也。孔子之道，水也，蒸为云气，升为雨露，以济以溉，以滋以濯，盖取于河海、百川、陂浍而用之耳矣。谁谓庄子非孔氏而绝中道哉！

申之以孝悌之义。

谨庠序之教为何事哉？为孝悌而已。孝悌之心，自孩提以至壮长，固自行之，第未有人发明之，使之知其义以见于用也。所谓义者何也？事亲时爱恋眷慕，则孝心见矣；孝心见，仁之实也。从兄时恭谨唯诺，则悌心见矣；悌心见，义之实也。孟子以谓「智，知此二者；礼，节文此二者；乐，乐此二者」，其义岂不深哉！然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得天下也。行孝悌而不知其义，安能见于天下国家哉！夫「申」有举起之义，精神全在此字上，学者不可忽也。

今之乐犹古之乐。

孟子于孔子所行，一切反之。孔子雅言《诗》、《书》，执礼，其谨如此，而孟子则黜《云汉》孑遗之诗，至斥「武成漂杵」之书，谓礼有非礼之礼，谓今之乐犹古之乐，则与孔子放郑声之意大相反矣。呜呼！此孟子所以为学孔子也。昔鲁人学柳下惠者，雨夜不纳嫠妇，曰，在柳下惠则可，吾则不可，以吾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闻之曰：「是真学柳下惠者也」。夫学贵乎能用，鲁人学柳下惠，其见于用也，乃为不可之节。孟子学孔子，其见于用也，乃一切反之，此盖所谓「观时会通，以行典礼」，而黄帝、尧、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之理也。学不能用，则终身为腐儒而已矣，故学者尚论古人，在论其世也。

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大国反事小国，可见其涵容矣，此所以谓之仁者；小国事大国，可谓识利害矣，此所以谓之智者。如此则处小处大，无所不可矣，此天理也。大国不能容小国，小国不能下大国，皆私意也，皆逆天也。仁者乐天，智者畏天，以天意耳。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圣人无私心，以天下为心，天下之心忧，即圣人之忧也。此禹所以思天下之溺犹己之溺也。天下之心乐，即圣人之乐也。此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武王所以垂拱也。使主有私心，则忘天下矣，忧乐在一己，而不知有天下，桀、纣所以败亡如此。

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

君子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敝。观孟子所对，是启齐王一国货色之心也。一国好货好色，此何等风俗哉？如《葛屦》之诗，《桑中》之刺一国好货好色，熟考上下文，不敢撮取一语以罔圣贤也。孟子所谓好货者，谓使民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此太平之事也，岂谓机巧趋利乎？所谓好色者，爱厥妃也，谓使民嫁娶以时，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也，亦太平之事也，岂谓相窃妻妾乎？余恐小人借此以济其奸，而君子罪其言之不谨也，故表而出之，使学者于圣贤有所考焉。

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学校之设，本为何设？为明人伦而已。夫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皆有天理在其间。日用之中，天理每于此而发见，第以人欲所汩，无自而识之耳。《大学》之道，以格物为主，格物则能穷尽天下之理。人伦之理，惟格物者能识之。识者明也，惟能识之，则能用之以为天下国家。舍人伦而曰学，此异端邪说，先王之所诛者也，学者不可不谨。

「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篚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

自「有攸不惟臣」至「附于大邑周」，此《武成》之文也。其语增减不同者，岂《古文尚书》如此哉？自「其君子实玄黄于篚」至「取其残而已矣」，此孟子述武王之意也。其言简古，有不可晓者，辄以意解之：「有攸不惟臣」，谓纣无道，其臣下见于所行不臣之节，君臣紊乱，纪纲大坏。武王所以东征者，亦非富天下也，安厥士女而已。天下素闻武王之德，知其师来，皆篚玄黄以昭我周可以王天下。「绍」当作「昭」。一见武王，皆心归武王而美之，民之美乃王之美也。民皆有鼓舞之意。孟子因万章问宋行仁政，齐、楚恶而伐之，故引此篇以断之曰：武王行王政以伐纣，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君子小人，各以其类，寓诚意于物，以迎王者救民之师，想见当时归仰之意矣。以武王之师非为虐也，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王偃果有武王之心乎？使王偃果有武王之心，则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讵畏齐、楚乎？此孟子以偃之行诈，故以此言辟之也，其意深矣。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生者，理也。天下之理久矣，治或生乱，乱或生治，此自然之理也。泰者，通也，治也，然《泰》之极曰「城复于隍」，孔子系之曰「其命乱也」，岂非治或生乱乎？否者，闭也，乱也，然《否》之极曰「倾否」，孔子系之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岂非乱或生治乎？是一治一乱，其理久矣。且洪水作乱，禹掘地而注之海，驱龙蛇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此乱或生治也。尧舜既没，暴君代作，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此治或生乱也。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驱飞廉虎豹，天下大悦，乱又生治矣。及世衰道微，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治又生乱矣。一治一乱，天下之理，如是久矣，岂有它哉，惟赖圣贤为之扶持耳。孟子之论，岂特为一时而然哉？六国乱极而为秦，秦并六国似治矣，而二世亡之。陈胜、项籍作乱，汉高祖定之，至文帝而大治。数传而王莽作乱，光武定之，至章帝又大治。数传而董卓、曹操又作乱，至其子丕奄有神器，似若治矣，而五胡乱华，中原陆沉。过江而元帝，为宋、为齐、为梁、为陈、为隋、为唐、为五代。治乱相乘，岂有已哉！非孟子深极物理，岂能断然为此论于千载之上哉！

《春秋》，天子之事。

天子之事，明三纲以正人伦而已矣。春秋之世，上无令王，三纲隳坏，人伦颠倒，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一人之身而子弑父，臣弑君，兼有其恶，乃俨然南面以临其臣，天子不行残灭之诛，诸侯不闻问罪之请，是三纲人伦于此亡矣，中国将为夷狄，人类将为禽兽。夫子不得已而作《春秋》，诛乱臣贼子，以遏人欲于横流，扶天理于将灭，使时有明王以《春秋》之意见之行事，则天子之事备矣。

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杨氏为我，壅遏为义之路，至于使天下无君；墨氏兼爱，壅遏为仁之路，至于使天下无父。天下无君父，非人类也，禽兽而已矣。仁义行，则君父之道明，此圣王之道法当如是也。仁义壅遏，则君父之道不明，此异端邪说也。邪说一行，则人类殄灭，禽兽得志，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而蛇龙居之，见于洚水，禽兽至焉，见于沛泽，此亦邪气所感而然也。仁义明，正气盛，故禽兽不得以横行于中国也。此理深矣，浅陋之士岂能知哉？孟子之辟杨、墨，意有在是尔。

安宅正路。

仁则觉，觉则神闲气定，岂非安宅乎？不仁则昏，昏则念虑纷乱，不得须臾宁矣。义则理，理则言忠信，行笃敬，岂非正路乎？不义则乱，乱则邪僻与魑魅为邻矣。仁义岂它物哉，吾心而已矣！

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校人形容放鱼之状，此亦仆夫中铮铮佼佼者也。始舍之圉圉，言虽得水，尚困弱未能游泳也。少则洋洋，言精神稍复舒肆之貌也。攸然而逝，言精神还复旧观，喜而超脱之貌也。其形容妙入鱼之情性，亦可喜矣。乃为口腹之快，为欺罔，亦可惜也。子产闻之，乃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其仁惠慈爱之心，可于此而见矣。余于「得其所哉」两语，想见子产之为人。如此贤人，而校人欺之，乃复不耻，出而自逞。其窃盗之能尽言语之妙而不自好者，大率皆校人类也。

不能尽其才也。

仁义礼智，人人所有，是人之才地，皆可以为尧、舜。然而至于至愚极陋，与圣人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地耳，非天之降才尔殊也。何谓尽？极恻隐之心，溯而上之，以求其所谓仁。既得此，则傍徨周浃于其间，使置之则塞乎天地，溥之则横乎四海，无有丝毫不用其才力者，此之谓尽也。于义、礼、智亦复如此，其为尧也、舜也必矣。孟子开尽之一门，以谓止在思耳，学者试思之。

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有君臣、父子、朋友、兄弟、夫妇之物，则仁义礼智信之则见，此因外以卜其才也。以其秉君臣、父子、朋友、兄弟、夫妇之常性也，故好仁义礼智信之懿德，此因内以卜其才也。然则人性之善，复何疑乎？

先生之号则不可。

吴侵陈，斩祀杀厉，太宰嚭问于干木曰：「师必有名，人之称斯师也，则谓之何」？曰：「斩祀与，杀厉与，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曰：「反尔地，归尔子，则谓之何」？曰：「君王讨敝邑之罪，乃矜而赦之。师与，其无名乎」？古人重名如此。夫谓之杀厉之师，此何名也，谓之讨敝邑之罪，则其名美矣。宋牼事在于息兵，其德可谓大矣，然以不利为号，是使秦、楚求所谓利。以利为号，则天下相率而为利，而商鞅、孙膑、陈轸、沈同、陈、贾、苏、张之说行矣，是其志虽大，而其号则不可也。以仁义为号，则天下相率而为仁义，而商鞅诸子之说败矣。呜呼，名号之际，其可忽乎！昔汉高祖下三秦，出师攻项籍，董公教高祖三军缟素，以诛杀义帝者为名，其号之美，孰有过于此者，此所以五年而成帝业也。士大夫所学，其于名号可不谨乎？

务引其君于当道。

臣子用心，要当曲尽其巧，观人君意用所在而转之。所好偏奇，即就其所好引之，使归于当道而不自知可也。如齐宣好今之乐，即以犹古乐引之，使与百姓同乐；好勇，即以文、武好勇引之，使安天下之民；好货，即以公刘好货引之，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好色，即以太王好色引之，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岂非归于当道乎？若夫薛广德谏元帝御楼船，至云「以颈血污车轮」；韩愈谏宪宗迎佛骨，即云「事佛者必夭折」；张墀谏敬宗幸骊山，至云「往者必有大凶」。此大失孟子之意矣，学者不可不考。

动心忍性。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穷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者，所以动其心而忍其性，以成就之也。动其心者，所以惊惕之也；忍其性者，所以抑遏之也。心舍则亡，非有以惊惕之，则不知存。目性欲色，耳性欲声，鼻性欲臭，四支欲安佚，非有以抑遏之，则流荡而不知反。夫动之忍之，或惊惕于放逸之微，或抑遏于流荡之外，先后左右，假之于物，害之于事，皆天意念念欲成就之也。虽圣贤之资，不如是不激发耳。金经百鍊，其色愈明，玉煆三日，其色愈粹，烈火猛燄中，乃金玉成就之处也。天意厚于圣贤，故以不可意事困厄之。吾侪于急难，其可沮丧乎，庸讵知非天意所临也？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孟子之意，非薄襄王也，余固论之矣。盖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况君乎？故入公门，则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又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学者事君，当如孔子之法。

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其语蕴藉，直而不倨，婉而不伤，此君子长者之言也。孔子喜之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其比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之言，似太劲矣，学者不可不谨。

告梁惠王曰：「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告齐宣王曰：「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

司马子鱼谏宋襄王用兵，其言曰：「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其辞如春风醇酎，使人心醉，如「无乃犹有」之辞，「若之何」之辞，「盍姑内省」之辞，皆若有所避就，而无直辞劲气以伤人。比夫直指君为非民父母，与夫匹夫之勇之言，大相远矣！士君子诚味之，自可见也。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

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又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又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深详圣人之意，是富贵以道义得之，圣人将处之矣，初不与富贵立敌也。曾子之言，岂有为而言欤？学者当置曾子之说而从孔子，庶几不堕于客气，以失曾子之意。

成覸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

公明仪之言与成覸相类，皆有奋然作为之意，不似颜子之言安妥也。圣人以仁义为家常事，非欲以压众也。学者于此微处当细考。

贵戚之卿。

齐景公舍太子阳生而立子荼，其乱端已见矣。及问政于孔子，孔子止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虽切于景公，而略不见圭角，使景公感寤，遽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如此进对，正为人臣之法也。孟子对贵戚之卿，乃曰「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使齐王勃然变乎色。呜呼，其危哉！学者无孟子阖辟之用，而欲效直言劲辞如孟子，恐非所以为臣子计也。要当以圣人为法。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

昔子贡问孔子曰：「鲁大夫练而杖，礼欤」？夫子不答。他日置大夫而问：「练而杖，礼欤」？孔子曰：「非礼也」。子游问：「鲁大夫羔裘玄冠以吊，礼欤」？夫子又不答。他日置大夫而问：「羔裘玄冠以吊，礼欤」？夫子曰：「易之而已」。夫以鲁大夫为问，则皆在所不答，岂非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义乎？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岂非善则称君之义乎？今孟子以今之良臣为民贼，富君辅君为富桀，岂亦有说乎？其详已见于《孟子说》矣。要之不非其大夫，善则称君，此孔子家法也。学孔子者虽未见道，而力行此二说，亦足以养忠厚之心。道或未见，而以孟子之说为辞，非特受祸而召辱，而刻薄之态，恐马伏波尚能论之，吾徒安得不痛以为戒？

仁，人心也。人皆有是心，而不能至于仁者，失其本心故也。故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知所求则得其心，得其心斯得仁矣。寂然不动，感而后应。其应也，因物而已，初无一毫之私也。无私故能合并以为公，公则仁在其中矣。孟子又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故商之三仁，同谓之仁者，亦以得其本心而已。不然，一于私而已，此之谓失其本心。

人臣之事君，义所当然，而其志或不同。上焉者为道术，其次为功名，又其次为爵禄而已。苟志在爵禄而已，固不足道。若未能舍爵禄，而喜功名，盖数千百人而不一遇也。至于资功名以行道术，又其卓然不群，希世间出者耳。故人主用人，不可不察也。夫惟知爵禄之士为可轻，则必知道术之美为可重。与之重则信之笃，信之笃则言听计从，而治效见矣。虽然，君臣以义合者也。必欲重与之，笃信之，相期于皋、夔、稷、契之间，适然相值，亦何从而察之耶？唯其学同，然后有道术者得行其志；其志同，然后立功名者得尽其术。故志同而学不同者，人或得而间之；学同而志不同者，始虽或离，而终必合。盖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皆学焉而后臣之，此其所以终始如一，而天下国家可得而理也。古者君臣之际，如石投水，何有不合？若乃以水投石，而冀其同心同德，以济世务，是犹相索于形骸之内，而望其精神之默契，何可得耶？

为善无近名，默而修之，不求人之知可也。为恶无近刑，恶其可为乎？为是说者，盖不知人性本善而未尝有恶也。孟子之言性善，盖本于孔子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说，故性之本善而已矣。离乎善，斯入于恶矣。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可见乎！此为善之诚也，何贵于近名乎？若夫为恶而不恃人之知，且以不近于刑为贵，此奸人之所为也，又可进耶？庄周之学，出于老氏，老氏同善恶，而以翕张彊弱为微明之术，且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庄周见而悦之，因发此论。扬雄遂以善恶混为人之性，至言「人伪特系乎作辍之间而已」。其说盖有取于老氏言道德之意，此为不知善恶之所以分也。孟子教人为善而去利，为利未必皆恶，然志在于利，而不明乎义，此恶所由起也。故曰：「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又对梁惠王曰：「何必曰利」。又语宋牼曰：「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使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终至父子兄弟怀利以相接，以亡其国」。其恶利如此，盖以恶之所由起，不可不禁耳。然则孟子所谓性善之说，实本于孔子，夫岂不察？而王氏乃曰：「扬子之言性，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盖有取于「善恶混」之说也。其曰：「义者阳也，利者阴也，阴当隐匿，阳当宣著。利非不可为也，特不当宣著为利之实而已」。此不知利之为害，将使善恶两行，如庄周之所谓也。其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义，实出于孔子，而非孔子之本意。盖其源流如此，故其为天下，假借六艺之言，变乱事实，傅会先王之法，阴夺民财，虽能苟安于目前，而后用其术者，卒至大乱，抑有由矣。孟子曰：「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又曰：「人不可以为善，善固未易择也」。吾故非庄周而是孟子，反之于正，以明王氏之不知道云。

五霸，假之也。夫假之者，外也。圣人亦许其假乎？曰：此罪五霸之辞也，非许之也。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又曰：「春秋无义战」。而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也，其不许明矣。然则其说云何？曰：所谓久假而不归者，不归于帝王之诚也。乌知其非有，则以五霸终不知其非己有也。不知其非己有也者，以窃其名，乐其利，不由乎中而为之也。故曰：五霸，假之也，罪五霸之辞也。若夫尧舜性之也，此由仁义行，得之自然而然也；汤武身之也，此行仁义，有心于为之也。「性之」为自诚而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身之」为自明而诚，勉而后中，思而后得。诚无浅深，皆由中而出也。既谓之假，则亦伪而已。诚与伪，相去远矣。此五霸之所以分也。

或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从之为言，无所要而自至也，与要之者异矣。曰：修天爵以俟人爵，犹未能忘乎人爵也。然则如之何？曰：从之者，任其自尔之谓也。在我者徒知修天爵而已，人爵何有焉！「从」之字与「从其白于外也」之「从」同。

孟子之称柳下惠曰：「油油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唯不自失，此下惠所以为介直道而事人，三黜于士师而不去，推而之于三公，一也。夫如是，其和足称也。

子思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而孟子则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或以义为尊贤，或以义为从兄，何以不同？曰：子思之言，自家以及国，孟子之言，修身以及家，此其所以异也。夫义因仁而广之，唯所施之宜而已。施之于家，由事亲别而为从兄，宜也；施之于国，由亲亲别而为尊贤，亦宜也。合而为仁，离而为义，无二道也。以其言修身以及家，故终之以「乐斯二者」；以其言齐家以及国，故始之以「为政在人」。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特恶不仁者之事也。若夫好仁，则为己有矣。

「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何也？劳者，抚人以恩，为上之道也；诲者，教人以善，为师之道也。非其所当劳而劳之，非其所得诲而诲之，则人斯不服矣。爱而不已，则疑于劳；忠而不已，则疑于诲。为爱为忠，而入于劳与诲者，君子之所当戒。然受其劳与诲，亦宜察也。

楼仲辉云：「从来解《书》义，谁解得好」？余曰：「若论注解，莫无出荆公。由汉以来，专门之学，各有所长，唯荆公取其所长，绚发于文字之间，故荆公为最」。仲辉云：「穿凿奈何」？余曰：「穿凿固荆公之过，然荆公之所以失，不在注解，在乎道术之不正，遂生穿凿。穿凿之害小，道术之害大」。仲辉曰：「荆公之说本于先儒，先儒亦有害乎」？曰：「先儒只是训诂而已，不以己意附会正经，于道术初无损益也。只如荆公引『擅生杀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此申、商、韩非之所为，岂是先王之道？而彼不悟，反以證经」。曰：「此自荀子之说，何为不善」？曰：「若论道，则荀卿容有不知者，其说亦何足取！荀卿之门出李斯，斯之术卒以乱秦，源流有所自矣」。「然则《书》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非耶」？余曰：「今人劝人主揽权，多用此说，而不知圣人之言，意有所主。其下文云：『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盖曰威福之作，唯人主当尔。人臣如此，必致凶害，所以戒也。岂生杀由我之谓哉」！曰：「『用人惟己』之义又如何」？曰：「用人惟己，见贤焉然后用之，不以左右、大夫、国人之誉而用人也。人主深居九重，人之贤否，何自而知之？必有以闻于我者。其用不用，则在我矣。是之谓『用人惟己』。如今之特旨，识者不以为然。岂有有司定罪不至于此，而人主固欲重行，此何理哉！故凡人主欲揽权柄者，必为臣下所夺矣。赵韩王再相太宗，既罢，对于便殿，太宗问：『人主如何得威柄在己』？对曰：『若事事付之有司，则威柄在己；若事事要出于己，则威柄归宰相矣』。天下以为名言。或曰，普自以不复用，故言于太宗。不然，亦普之所秘也」。

曾天游云：「人须是躬行，说得不济事」？余曰：「此极是。然不独行之艰，知之亦难。只为不知，知岂不能行」！曰：「人非下愚，谁不知者。只为不能行，若日中见沟堑，终不到陷在其中，唯夜间则不可知」。余曰：「只为日中见得分明。且非独夜间，如盲人，虽日中亦有时乎为沟堑所陷，不见故也。此所以贵乎知，知之则能行之矣」。

吕居仁云：「曾问杨丈舍生受生事，杨丈答书云：『俟他日面见，说子细』。后来杨丈有事，至今不得其说，如何」？余曰：「来无所从，去无所止，不知舍是何人，受是何物」。

曾天游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己，尽其在我者而已。此甚分明，不知为人如何说」？又谓子韶云：「为人乃求人之知，恐不然」。余曰：「为人，如有人则作、无人则辍之类是也。为己，何干人事！此圣人发明古今学者之所以不同，大率后世作事，都是为人。如五霸假仁义以尊周室，徒说其名，其诚安在？诚是为己，伪是为人」。

己未十一月十七日夜，梦邵康节论数，手持一卷纸，纵横界如棋局，其上有字，不依窠眼翻卷之，示余云：「天地之数，不可干他，阳生自至」。余尝论命，以谓上圣至于下愚，莫不有分。分既定矣，不能乘之以往，而欲致力于其间，非赘则亏，故人为非命也。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周公告君奭曰：「在亶乘兹大命，所以处之」。其说尽矣。由是言之，数既已定，又岂可干乎？待其自至可也。世之不知命者，谓人力可以必为。纵其欲利之心，无所不至，而终无所成者多矣。或者推之荒忽，一切不为，怠惰委靡，使天之所赋，莫或助之，其亦自暴自弃而已。二者胥失也。故命于人无不定，圣人安之，君子信之，至于下愚，则役于阴阳而不自知矣。

称侄固未安，称犹子亦不典。按《礼》有从祖从父之名，则亦当有从子从孙之目矣。以此为称，似稍稳当。虑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复议改先生之文也。与富公及谢帅书，全篇反复，无非义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义理之效，感应之常。如《易》六十四卦，无非言吉凶祸福。《书》四十八篇，无非言灾祥成败。《诗》之《雅》《颂》，极陈福禄寿考之盛，以歆动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为少。《卷阿》尤著。《孟子》最不言利，然对梁王亦曰「未有仁义而遗后其君亲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岂以利害动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计之，便以为利，故不肖者则起贪欲之心，贤者则有嫌避之意，所趣虽殊，然其处心之私则一也。若夫圣贤，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终，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意专用此说，则诚害理矣（向所见教同行异情之说，于此亦可见矣。）。《春秋序》两处，观其语脉文势，似熹所据之本为是。「先天」二字，卷中论之已详，莫无害于理否？理既无害，文意又协，何为而不可从也？「圣人之用」下著「心」字，语意方足，尤见亲切主宰处。下文所谓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窥其用心，则其用岂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后能法其用，语序然也。其精微曲折，盖有不苟然者矣。若谓用心非所以言圣人，则《孟子》《易传》中言圣人之用心者多矣。盖人之用处无不是心，自圣人至于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圣贤下愚之别，不可谓圣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谓圣人无心可用，但其用也妙异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须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

问：《语》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夫彼重则此轻，天下必然之势也。孟子之拒杨、墨，荀氏之诎孙、吴，与韩氏之辟佛、老，凡以此也。夷考其事，乃若有大可疑者。老子与孔子同时，庄子与孟子同时。老子之书推提仁义，绝灭礼乐，宜得罪于圣人者，而夫子从之问礼，至欲窃比老彭。孟子当战国之时，尊圣人之道，杨、墨之外，虽若神农之言、桓文之事，尚皆辨其非是，庄周诋訾孔氏，曾无一语及之。至若荀卿论诎孙、吴，而躬未免于谈兵；韩愈深辟佛、老，而与大颠弥明之徒游从，多所假借。西方之教，盖百家之晚出者，其清静类庄、老，其自了类杨、朱，其慈悲、明鬼、非乐、不丧，又甚夫墨者之言；一二三柏子之机，乃其极至语也，然实本于宋钘、惠施、公孙龙坚白异同之辨，宜儒者之所不予。王通祖述六经之学，断然以圣人许之，先正司马公作偈破禅，犹是说也。学者疑之久矣，必有能辨者焉。

义利之说，相资以为用，不患其并立而患利之偏胜，此圣贤之立言所以不同也。《易》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文言》释之曰：「利者，义之和也」。义、利岂可以相无哉！至孟子游于战国，始专以义为言，凡及于利者必深诋之，非恶于利而好为甚高之论也，因时救弊，不得不然也。昔者尧不以天下利丹朱，而以舜利天下，舜不以天下利商均，而以禹利天下，当时信之，后世仰之，灼知尧舜以天下之大义兴天下之大利也。故义利之说并立而不害，不辨而自明。至于禹之传子，非以为利也，将以息天下之争也，后世已疑其德衰。汤之放桀，非以为利也，将以除天下之虐也，后世果以为口实。禹、汤皆圣人也，时非唐、虞，不得已而为夏、商。天下之君子固知其心，而众人或未之知也，于是义利之说始交相胜而不明矣。武王之克商，无以异乎汤，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则义士固非周矣。商民之心，亦不能无疑于周，周公作书谆复谕之，若曰：「非我小国，敢弋商命」。又曰：「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又曰：「非予罪，时惟天命」。其言武王则曰：「不敢替厥义德」。其命康叔，则曰：「用其义刑义杀」。深欲天下知周之伐纣，非利而为之，皆义而已矣。至于周衰，王者不作，齐桓、晋文始假义以济其利，伐楚以责贡，纳王以示民，夫岂出于诚心哉！吾夫子盖悯之，乃判为义利之说，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曰：「放于利而行，多怨」。门弟子知之，故曰：「子罕言利」。夫子之言，已有心于救世矣。逮至战国，先王之道丧，天下始专于趋利，而不知有义，为君者好利而忘其民，为臣者见利而遗其上，游说之士朝纵而暮衡，捭阖之徒俯贺而仰吊。若孙、吴、申、商、苏、张、公孙衍之属，既甘心于为利，杨、墨之说，又乘间而入之。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贼义以利其身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是贼仁以利于人也。孟子以一身扶持王道，倘不深斥为利之说，以专明吾义，不几于推波助澜、抱薪救火乎？是故答梁王则曰：「王何必曰利」？辟宋牼则曰：「何必曰利」？不从陈代枉尺直寻之请，力辨万章割烹食牛之问，鄙仪衍为妾妇之道，斥杨、墨于禽兽之域。至于汤、武放伐之事，往复论之，尤为详明。夫岂好辩哉？将以存吾义也。虽时君谓之迂阔，终莫能听，然使万世之下知有仁义之说，不相胥而为夷狄者，孟子之力居多也。世之论者，谓夫子以周为至德，言武为未尽善，而孟子告诸侯，则每言汤武之事，殊不知春秋之际，诸侯犹有畏义之心，而王室之衰微，未若战国之甚，故夫子不忍言汤武之事，而每有为东周之心；至于孟子之世，天下合为六，皆国富兵强，侈然有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之志，故孟子每言汤武而要之仁义，使诸侯知有仁义之说，则征伐之事敢轻为之乎？是乃孟子之所以存周也。然则义利之道，得尧、舜而行；义利之说，得孔、孟而明。圣人之有功于后世，岂不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