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奉诏详范仲淹所上攻守之策，及仲淹近遣本州推官张问至，具述延、庆之间合力出兵之议。臣窃惟敌众之举，赍粮不过十日，而利于速战，短于攻城。彼攻我城，则常多死伤，我速与战，则屡成剉衄。若诸城寨有楼橹、矢石、刍粮、水泉之具，即委之使攻，既赍无久粮，野无所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观衅而动，诚得全御戎之体。万一它路力不能支，须至用仲淹之策，然由德靖出师，路缘洛河，涉春泥泞，步骑难进。若久留贼界，人心多摇，川谷之险，皆可以邀击我军，意外之虞，恐不能尽如豫算。或寇深患大，亦不免与仲淹合谋而入，择地而攻也。仲淹所陈守用土兵则安，用东兵则危。今土兵之数无多，而难于招募，东兵亦未可去也。且当抚驭训练，兴营田，减冗费，为持久宽民之计，贼来则力御之，有隙则间谍之，以俟其弊。且西羌之俗，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近年屡有点集，人多失业，每入寇边郡，计其掠获未足偿其所费，人尚不乐。若坚壁清野使无所得，则势必益穷，心必益怨，岁月之间，衅变必生，心危势动，然后招纳之策始可行焉。仰料朝廷固不吝财货以安方隅，但深思积虑，体有大于此者矣。

右，臣伏睹赦书节文：应天下怀材抱器，或淹下位，或滞草莱，委逐处具事由闻奏。臣观国家居安思危，搜罗贤俊，以充庶位，使民受赐，此安邦之正体也。臣窃见试将作监主簿张问，文学履行，有名于时。前应茂材异等科，再考中式，以父丧不得就试。近上封事，贻沾国恩，职不称才，众知沉俊。臣又见兖州仙源县寄居孙复，元是开封府进士，曾到御前，素负词业，深明经术。今退隐泰山，著书不仕。心通圣奥，迹在穷谷。伏望朝廷依赦文采擢。张问乞除一陕西藩镇职事官；孙复乞赐召试，特加甄奖。庶几圣朝涣汗，被于幽滞。

玷斯士之髦，宜从人废；署茂材之等，辄以名闻。抚才表以自惊，刻情涯而罔寘。窃以敛材之重，历代尤难。汉则令计吏而常偕，优其续食。唐则具乡饮而申送，侑以少牢。一再之适贡有差，造秀之序升咸允。若夫王在之邑，天下为枢，本英雄之所躔，视郡国而为首。挹公车之牍，动或三千；盛桥门之观，居然万计。国家丕承圣职，善述先猷，炳乎人文，重我王国，乃至慎咨朝彦，谨司马之辨材；临敕贡条，俾新书而从事。必先所试，冀得其真。或内举之致嫌，许别头而练实。洪惟典制，高出古先。谅非行比师儒，誉推乡曲，敏以求于方策，遂际天人，默而好于深沉，周知统略，则何以言诗后素，用赋升堂？一纵一横，析理而归于正；勿并勿猥，射策而著于篇。自絜矩以不私，膺锡明而为盛。若某者禀生疏闇，累世羁平。幼陶郁郁之风，进服青青之佩。杏花菖叶，早去先畴；铁擿韦编，颛怀典学。曩缘方物之选，获参乡老之书。再试宗司，率见呵于非是；覆求占毕，徒贻诮于无穷。加以多难间缠，病悰无赖。罢归故里，颇同冯衍之扫关；循陟南陔，姑奉诗人之洁膳。奚其为政，是亦素心。顷聆深诏于四方，内迫知亲之一惧，临博而企，未能忘怀，再鼓必衰，犹期决胜。是用赍函乡邮，连襼国游。会执事之避亲，当至公之适可，毫锥若缀，银纻如云。仰异试之谨严，苦措辞之涩讷。逮终削柹，遽迫衔山。已忘之步与行，自知将归；既偾之军语勇，曷足论功。方俟报闻，即谋藏密。敢言断断之技，亦偕济济之英。擢自下流，致之上列。伏况双圃仅存之士，莫匪雅材；中兴第二之流，绰存清议。遽兹忝冒，愈集震惭。此盖某官簧鼓斯文，朱丹至治。乐嘉鱼之与共，劭乃进贤；轸函人之恐伤，兹焉藏疾。因三物宾兴之际，恢四科进擢之规。冰鉴之妍丑洞分，铁炭之低昂无舛。遂令庸懦，亦齿题评。敢不景止前修，倍勤往载。九变贯而知选，罙溯本元；一飞鸣而及辰，寖偕寥廓。庶伸尺寸，上答奖成。

臣伏见去年张问启请里正衙前条贯，第一户充衙前已经五年，许令人户纠决，却充衙前，要得宽纾次第人户，已颁行天下。臣前知泉州、福州，备见乡户衙前旧来敕条，约每州合用人数、存留，上等人排定姓名，逐年勾差，以物产高下为重难分数。只如合用十人，存留百户，是十年一次充役，十贯产钱合差重难十分，七贯只差七分，最为均平，兼绝词讼。若今五年却充衙前，二十年间便充四次，虽有富强，无不破产，于理未安。臣昨离福建，已见民间词讼，妄相纠决，久远不便。臣欲乞下本路转运司相度，如是旧来条贯实利便，乞令转运司便行指挥，依旧排名差遣讫奏。臣今建言，只是福建一路。切缘南北风俗事体不同，别路州军亦乞下转运司相度利害施行。取进止。

伏睹具官某，性质通明，敏于为学，论议精辨，达古今事情。治《周易》，穷析微眇，至其所得，或以为王弼之徒有所未到。三举方正，几售矣，卒不用，为识者所惜。观绎之志，诚负其所学，不轻炫于世，未尝以资考迟速为计也。故登□□□□□选人，去年之官吴兴，道会新制诸以□□□□者罢不得上，盘桓江淮，穷无所归。□□□□□老，殆无以供朝夕，此又人情可恻□□□□□公道德文章天下宗，幸开奖士类，□所□□□如绎者诚不易得，傥举而置之幕下，□□□□必有以副大君子乐育之意。某于门□□□□之春，辄冒言之，惟执事留意，卒其（下阙）。

伏以陛下聪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谓有不世出之资。自在籓邸，入承颜色，出奉朝请，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极孝，闻于天下。及践大位，内事两宫，外严七庙。仁被公族，德形闺门。嫔御备官，不淫于色；音乐备数，不溺于声。食菲衣绨，务遵节俭。台卑囿小，无所增饰。近习无便嬖，左右无私谒。未尝出游幸，未尝从畋渔。其于忧悯元元，勤劳庶政，则念虑先于兆朕，祗慎尽于纤芥。昼而访问，至于日昃；夕而省览，至于夜分。每群臣进见，接之礼笃而情通；凡四方奉事，莫不朝入而暮报。虽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不暇食，无以加此。其渊谋远略，必中事几，善训嘉谟，可为世则者，传闻下土，虽仅得其一二，已足以度越众虑，非可窥测，可谓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宏远，则悯自晚周秦汉以来，世主不能独见于众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袭卑陋，因于世俗而已。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绝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为其任在己，可谓有出于数千载之大志。变革因循，号令必信，使海内观听莫不震动，群下遵职惟恐在后，可谓有能行之效。盖刻意尚行，不差毫发，缙绅之士，有所不能及。忧劳惕励，无懈须臾，又非群臣之所能望。可谓特起于三代之后非常之主也。愚臣孤陋，熙宁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转对幸得论事，敢据经之说，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家天下之道必本于学为献。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别白前说而终之。臣以谓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与出于数千载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起于三代之后。然顾以治国家天下之道必本于学为献于陛下，何也？盖古之圣人，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学。故尧舜性之也，而见于传记，则皆有师，其史官识其行事，则皆曰「若稽古」。至于汤武身之也，则汤学于伊尹，武王学于太公，见于《诗》、《礼》、《孟子》。在商，高宗得傅说作相，其命说之辞曰：「予小子旧学于甘盘」。而傅说告之，则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又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又曰：「惟敩学半，念终始典于学」。盖高宗既已学于甘盘矣，及傅说相之，乃更丁宁反复，勉之以学。其要归，则以谓当终始常念于学，明学盖不可一日而废也。至于孔子之自叙，则自十有五而志于学，至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夫以孔子之圣，必志于学，其学之渐，每十年而一进，至于七十矣，其从心也，盖不逾矩。则傅说所称当终始常念于学者，虽孔子之圣，不能易也。故扬子曰：「学之为王者事久矣」。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圣贤之笃于学至于如此者。盖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道也；测之而益深，穷之而益远者，圣人之言也；知不足与困者，学也。方其始也，求之贵博，畜之贵多。及其得之，则于言也在知其要，于德也在知其奥。能至于是矣，则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谓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则未有于言也能知其要，未有于德也能知其奥，所谓寡闻则无约，寡见则无卓也。子贡称孔子之学，识其远者大者，则于言也能知其要，于德也能知其奥，然后能当于孔子之所谓学也。审能是，则存于心者，有以为主于内，天下之事，虽其变无穷，而吾所以待之者，其应无方，古之大有为于天下者，未有不出于此也。尧、舜、汤、武所以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从心而不逾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谓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在是而已矣。陛下万几之馀，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讲明其意，陈六艺载籍之文而䌷绎其说，博考深思，无有懈倦。其折衷是非，独见之明，老师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闻也。有不世出之姿与君人之大德，又有出于数千载之大志，特起于三代之后，此臣之所知也。则陛下之学，已可谓至矣。然臣区区敢诵经之陈言以进于左右者，诚将顺陛下之圣志，采傅说始终典学之言，观孔子少长进学之渐，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奥，皆陛下之所素畜。诚以陛下之乐道，而继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稽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于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万事无穷之变而应之以无方，天下之人，必将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尧、舜、汤、武所以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从心而不逾矩，孟子所谓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不在于陛下，而孰在哉？由是歛五福之庆以大赉庶民，享万年之休以永绥方夏，德厚于天地，名昭于日月，惟圣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赐对，不敢毛举丛细之常务，而于国家之体，冒言其远且大者，此臣所以爱君区区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臣闻基厚者势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锡祚，舄奕繁衍，久而弥昌者，盖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绩大矣，而其孙太康，乃坠厥绪。汤之烈盛矣，而其孙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统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难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于荒服，暨于幽、厉，陵夷尽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汉定其乱，而诸吕、七国之祸，相寻以起。建武中兴，然冲、质以后，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为三。晋、宋之患，天下为南北。隋文始一海内，然传子而失。唐之治在于贞观、开元之际，而女娲世出，天宝以还，纲纪微矣。至于五代，盖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废兴之故甚矣。宋兴，太祖皇帝为民去大残，致更生，兵不再试，而粤、蜀、吴、楚五国之君，生致阙下，九州来同，复禹之迹。内辑师旅，而齐以节制；外卑藩服，而纳以绳墨。所以安百姓，御四夷，纲理万事之具，虽创始经营，而弥纶已悉。莫贵于为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舍子传弟，为万世策，造邦受命之勤，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宁，既定晋疆，钱俶自归，作则垂宪，克绍克类，保世靖民，丕丕之烈，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继统遵业，以涵煦生养，蕃息齐民，以并容遍覆，扰服异类。盖自天宝之末，宇内板荡，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虏，犹间入窥边，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馀年，契丹始讲和好，德明亦受约束，而天下销锋灌燧，无鸡鸣犬吠之惊，以迄于今。故于是时，遂封泰山，禅社首，荐告功德，以明示万世不祧之庙，所以为帝真宗。仁宗皇帝宽仁慈恕，虚心纳谏，慎注措，谨规矩，早朝晏退，无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于群臣之贤不肖忠邪，选用政事之臣，委任责成。然公听并观，以周知其情伪，其用舍之际，一稽于众，故任事者亦皆警惧，否辄罢免，世以谓得驭臣之体。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传付惟允，故传天下之日，不陈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岂弟之行，足以附众者，非家施而人悦之也。积之以诚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亲，故弃群臣之日，天下闻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动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由然者，故皇祖之庙，为帝仁宗。英宗皇帝聪明睿知，言动以礼，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称疾逊避，至于累月。自践东朝，渊默恭慎，无所言议施为，而天下传颂称说，德号彰闻。及正南面，勤劳庶政，每延见三事，省决万机，必咨询旧章，考求古义，闻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为。虽早遗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识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庙，为帝英宗。陛下神圣文武，可谓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俭，可谓有君人之大德。悯自晚周、秦汉以来，世主率皆不能独见于众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袭卑近，因于世俗而已。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绝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为其任在己，可谓有出于数千载之大志。变易因循，号令必信，使海内观听，莫不奋起，群下遵职，以后为羞，可谓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损益，革弊兴坏，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备，非因陋就寡，拘牵常见之世所能及也。继一祖四宗之绪，推而大之，可谓至矣。盖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与赋役之政暴也。宋兴以来，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犹详审反复，至于缓故纵之诛，重误入之辟，盖未尝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税一，然岁时省察，数议宽减之宜，下蠲除之令，盖未尝加一暴赋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犹忧怜恻怛，常谨复除之科，急擅兴之禁，盖未常兴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势或在于外戚，或在于近习，或在于大臣。宋兴以来，戚里宦臣，曰将曰相，未尝得以擅事也。所以谨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辑师旅于内，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于外，天下不得专尺土一民之力。其自处之势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爱物之际，未尝有须臾懈也。其忧劳者又如此。盖不能附其民，而至于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乱也。民附于下，操柄谨于上，处势甚便，而加之以忧劳，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谕色授，而六服震动；言传号涣，而万里奔走。山岩窟穴之氓，不待期会，而时输岁送以供其职者，惟恐在后；航浮索引之国，非有发召，而籯赍橐负以致其贽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纵马，相与袨服而戏豫；东南之夷，正冠束衽，相与挟册而吟诵。至于六府顺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气之属，皆裕如也。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馀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枹击柝之戒接于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窃观于《诗》，其在《风》《雅》，陈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与武王之所以继代，而成王之兴，则美有《假乐》《凫鹥》，戒有《公刘》《泂酌》。其所言者，盖农夫女工筑室治田，师旅祭祀饮尸受福，委曲之常务。至于《兔罝》之武夫，行修于隐；牛羊之牧人，爱及微物，无不称纪。所以论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详如此。后嗣所以昭先人之功，当世之臣子所以归美其上，非徒荐告鬼神、觉寤黎庶而已也。《书》称「劝之以九歌，俾勿坏」，盖歌其善者，所以兴其向慕兴起之意，防其怠废难久之情，养之于听而成之于心。其于劝帝者之功美，昭法戒于将来，圣人所以列之于经，垂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兴造功业，犹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犹武王、成王。而群臣之于考次论撰，列之简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阙而不图，此学士大夫之过也。盖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颂》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时考之，则祖宗神灵固有待于陛下。臣诚不自揆，辄冒言其大体。至于寻类取称，本隐以之显，使莫不究悉，则今文学之臣，充于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积仁累善，至成王、周公为最盛之时，而《泂酌》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所以为成王之戒。盖履极盛之势，而动之以戒惧者，明之至，智之尽也。如此者，非周独然，唐虞至治之极也，其君臣相饬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则处至治之极，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亲有德、飨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万几之不可以不察，而处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实，日新岁益，闳远崇侈，循之无穷，至千万世永有法则，此陛下之素所蓄积。臣愚区区爱君之心，诚不自揆，欲以庶几诗人之义也，惟陛下之所择。

右，臣去冬再蒙圣恩赐对。臣愚浅薄，无轶伦之行、绝众之材。徒于辈流，粗识文字。至于讲求天下之务，非敢谓能，盖尝有志。遇陛下绍天开迹，大修治具，一言片善，人人得以自效。而臣流离漂泊，藐在外服。有深忌积毁之莫测，无游谈私党之可因。转徙八州，推移一纪。无侧行之一迹，得参于御隶之间；无尝试之半词，得彻于岩廊之上。心思消缩，齿发凋耗，常恐卒填沟壑，独遗恨于无穷也。陛下体生知之质，起日新之政。揆之以道，以易汉唐五代之卑；本之于身，以追尧舜三代之盛。臣虽欲奋驽钝，愿备驱驰，而处疏贱之中，无可致之势。伏遇陛下明无不照，察臣滞迹之不容；圣无不通，采臣孤学之有得。出自睿断，接之便朝。所以询谋抚纳，勉慰称扬之殊，皆非素望所及。臣虽草茅之陋，顾非木石之顽。盖士穷且老，身孤立于天下，而独为圣主所知如此，燔躯沈族，岂足论报？其于剖心析肝，以效其区区之忠，固臣之所不敢不尽也。是以窃不自揆，冒言当世之事。陛下宽其不敏之诛，而收其臆出之见，谓有可以当圣意者。臣愚蹇钝，分岂称此！盖由陛下神圣文武，度越千载，而虚心纳下，无伐善之意、徇己之情。故兼听广览，小能薄技，无所不录。而臣愚遭遇，得以及此。今臣备数毂下，虽日得造朝，而身不迩法坐之凝严，耳不接德音之温厚，涉四时矣。其毕忠愿知之心，惓惓之义，岂须臾废哉！伏念臣尝言天下之经费，以谓皇祐、治平，庶官之员倍于景德；议今之兵，以谓西北之宜在择将帅。待罪三班，获因职事，考于载籍。盖官日益众，而守塞之臣有未称其任者。得以推其事实，审其源流。其于裁处之宜，亦尝略窥其要。窃欲饰其所闻，敢终前日之说以献。陛下方日孜孜，大有为于天下。内则更张庶事，外则经营四方。如臣之说有可采者，庶几制天下之用以养财，御天下之材以经武，有助圣政之万一。臣于受恩，非敢谓报，庶以明臣犬马之志，未尝不向上之所为也。臣又尝言，陛下方上稽《周礼》，旁参《六典》，以更定官制。臣于经营之体，损益之数，愿有毛发之补。伏闻百度已成，万务已定，而臣曾不能吐一言，陈一策，庶得因国大典，托名不泯。今条分类别，宣布有期，臣诚不自揆，以谓更制之日，新旧革易之初，弥纶之术，固不可不有所素具。窃欲自效，少裨圣画之绪馀。臣于三者，或万有一得。然事有本末，理之详悉，宜得口陈。伏望特出圣慈，许臣上殿敷奏。干冒宸严，臣不任。

臣伏见大河为中国之患旧矣。今有旨下执政议复故道，兹事甚大，执论多所异同。向自元丰四年小吴埽决，乃成新河，继决大吴，北流逾汛，逮今八年，沛然莫回。议者争言利害，未有底止。往岁王令图始欲挑澶州旧河塞大吴，故朝廷除令图知澶州以经画其宜。既而上议复欲就孙村口入故道，遂命李常、冯宗道行视其地，以为不可，寻即报罢。复诏张问遍行河上，复言自第四铺塞北流，东开二十里，趋孙村口为便，事亦不行。未几以顾临为河北路都转运使，覆按其地，临乃不用孙村口而欲凿鱼池，东行百里入故河，议亦寝格。今日水官遂持孙村口之说，而直云分减北流，以杀水势，并计开修所用无虑梢木二千馀万，役夫三十万人，所费浩大，而河未可决回。河决已久，终无定论，而遽兴工力，大集物料，臣窃忧之。累同执政论此，乃议当先聚买梢草，积于合用之地，岁科常夫，渐次开治，限之三年，足用即并力凿口，因塞正流，使趋故道，则民力不乏，堤防有备，亦免下流垫溺之患。又欲自中差两制、中官与河北都转运使遍行诸岸，不独执用孙村口一处，虑实详矣。如此累年为之，尚恐河流未顺，不如人意之所度，盖亦无如之何。兹外未有上策也。或者谓兴作大利，不计民力及国费，则非臣之所敢闻也。王者之用民，视之如伤，畏之如覆，惟微惟危。尚惧颠沛，夫岂易言哉？河北、京东西累岁灾伤，大为赈济。比日流民方复，而暴然驱役，一户工作，数人饷助，郊野草莽之外，聚数十万众，饥死逃亡，声闻不接。茍或不幸雨雪风沙，无所蔽舍，则何可量耶！所谓远防未及而近忧先至矣。且夫役固亦常事，然常岁未有若是之大也。臣故愿圣慈深察民隐，虑后患，姑从臣等已讲之义，天下幸甚。

臣伏奉圣旨同议河事。然执政诸人皆未尝亲见河流地势深浅高下，故不敢决执其可回故道与不可回者。虽有议论，亦但是遥度，非有实据也。故今遣范百禄、赵君锡专往河上行视其地，至则朝廷方决施行。臣议有五，敢预言之：若百禄等所定合行回河，既得的确，朝廷必当信行，更不别听议论，即须依元计所用旧岸新开物料都数作三年限，渐次收买。既是和买，即当严饬州县勿令配民，盖不遽行收买，则价不翔贵，故必缓期。又所兴工役，以河北连年灾伤，止可只科年例夫数接续开掘，修治有绪，故限之三年，乃可以成。欲速则民力不胜，必致逃亡，别起事端，不可不虑。昔祥符中议滑州河事，亦先开减水河口，尚历数岁，至天禧三年方书毕工，足明大役难以遽兴，此其一也。京东、河北累岁饥歉，民多流移，近兖州称，民有夫妻相食，而村野新殡率被发掘，啖其尸肉。使天下生灵有至于此，而议者犹欲配夫出钱，州县且将敛率鞭箠，驱索于门。臣遽闻之，痛切骨髓。以陛下慈仁，必当为之深恤，尚肯迫其货物耶？谨按《周礼》，荒政之聚万民，则曰薄征弛力。今乃重之，故臣望朝廷宽其夫役，三数年后，俟得岁丰家给，则民和而事集，此乃臣子所不敢避谴谪而深言之者，此其二也。若百禄等相度到孙村及上下并无回河去处，即亦须不惑前议，遂当速罢兴修及收买物料，则不损国用，不疲民力。况朝廷内外，经度可谓至矣，盖亦无如之何矣。虽有设险之意，无险可设，则险非可造之物也。止可疏导下流，自乾宁军，由大禹所治徒骇、鬲津见行河道，勿使壅遏，东入大海，接连界河，塘泺亦足以为边境之巨防矣。议者惟虑他日河更北徙而失中国之险者，兹未易量，当俟河徙而议之可也，此其三也。议者谓黄河为中国之险，今入北界则失限隔，以为机事之极大，国论之最远者，非臣浅智之能识，而謏闻之敢议也。然臣窃疑之，虽尝有所辩而未得其确论，辄愿粗陈于前者。尧、舜都蒲、冀，周、汉都咸、镐，历年皆数百，而不闻以黄河障外国，盖王者恃德不恃险也。今谓前日澶渊之役，若非大河，则敌南抵都城矣，此又不然也。澶渊之役，盖以庙社之灵，章圣之德，寇准之谋，威震北人，射中大帅挞兰，北人乃请和而退，岂独云河之力邪？如晋时河固在澶渊，而匈奴入塞，安能抗之哉？朝廷若内用贤辅，外有名将，则燕、蓟非其所有，岂便窥中国耶？就如能为限隔，使北人外扰河北，旁连河东，则京师可得安居乎？臣之此论特为按河者，以为河不可回而言之。深虑圣意骇闻失险之言，虚积宵旰之忧，故极言之，此其四也。朝廷始以王令图之说，欲开澶州旧河及孙村口，遣李常按视，以为不可而止。后张问往行，又请开孙村，而韩绛极言其害，遂亦报罢。去岁以顾临为河北都转运使，专主河议，乃欲开鱼池埽，闻者骇之，悉谓难行。王孝先又乞治孙村以回河，即召谢卿材、张景先会议，意又异同。今更敕百禄、君锡同行相度上下口岸，要须开决河流于近南州军回使趋海。固哉议也，自李常至谢卿材凡四议矣，一使相度不可，而再使人往，再言不可，则三使人往，三言不可而四矣，四又言不可，及今则五矣，若又不可，则遣使无已，是必得一人顺此意而后乃止尔。历观前代国家议事，未有如此之固也，如此，乃是皆不用使人之言，而回河计已决矣，不可止矣，违遣使之本意也，此其五也。臣惟邦计民力是念，伏望陛下留神详览焉。

昔白乐天在洛，与高年者八人游，时人慕之，为《九老图》，传于世。宋兴，洛中诸公继而为之者凡再矣，皆图形普明僧舍，普明，乐天之故第也。元丰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韩国富公纳政在里第，自馀士大夫以老自逸于洛者，于时为多。潞公谓韩公曰：「凡所为慕于乐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数与地之袭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贤者于韩公之第，置酒相乐。宾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图形妙觉僧舍，时人谓之洛阳耆英会。孔子曰：「好贤如缁衣，取其敝又改为，乐善无厌也」。二公寅亮三朝，为国元老，入赞万机，出绥四方。上则固社稷，尊宗庙，下则熙百工，和万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勋业闳大显融，岂乐天所能庶几？然犹慕效乐天所为，汲汲如恐不及，岂非乐善无厌者与？又洛中旧俗，燕私相聚，尚齿不尚官。自乐天之会已然，是日复行之，斯乃风化之本，可颂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闻之，以书请于潞公曰：「某亦家洛，位与年不居数客之后，顾以官守不得执卮酒在坐席，良以为恨。愿寓名其间，幸无我遗」。其为诸公嘉羡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监、卢尹故事，亦预于会。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辞。时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司马光序。

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武宁军节度使致仕、韩国公富弼，字彦国，年七十九。

河东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国公文彦博，字宽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从，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赵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秘书监致仕刘几，字伯寿，年七十五。

卫州防御使致仕冯行己，字肃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阁待制、提举崇福宫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农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张问，字昌言。年七十。

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提举崇福宫张寿，字景元，年七十。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幸甚。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馀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虽然，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沈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茍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谓乎？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罝之人，犹莫不好德，《兔罝》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诗人叹之曰：「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盖闵人士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脩政事，外讨不庭，而复有文、武之境土。故诗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茍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茍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矣，不帅教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约之以礼矣，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亦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所须士大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考试其行能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茍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僇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谗谄、争进之人乎？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卒、两、师、旅之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茍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茍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当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祀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宿卫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阵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不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出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茍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茍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亲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凡此所谓不能约之以礼也。方今陛下躬行俭约，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贵之臣所亲见。然而其闺门之内，奢靡无节，犯上之所恶，以伤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闻朝廷有所放绌，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饮而被之以杀刑者，以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众矣，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重禁祸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极省，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此所谓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识者，以为方今官冗，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诚冗矣，然而前世置员盖甚少，而赋禄又如此之薄，则财用之所不足，盖亦有说矣，吏禄岂足计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方今法严令具，所以罗天下之士，可谓密矣。然而亦尝教之以道艺，而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尝约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尝任之以职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艺，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不先约之以制度，诚不可以诛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职事，诚不可以诛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诛。而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不同，为吏者至于不可胜记，又况能一二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谓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茍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物，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岂足恃哉？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之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其次则恩泽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数纣之罪，则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顾属之以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岂所谓以贤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其奸者，皆是也。盖古者有贤不肖之分，而无流品之别。故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盖虽为吏，而亦不害其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自虽士大夫之才，势足以进取，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晚节末路，往往怵而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无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限其进取者乎？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边疆、宿卫之选，则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之，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以其所难为，则人之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不为。故使之典礼，未尝以不知礼为忧，以今之典礼者，未尝学礼故也。使之典狱，未尝以不知狱为耻，以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议而讪之。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数徙，则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簿书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而后可以责其有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数日辄迁之矣。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则又不专，而又一二以法束缚之，使不得行其意。臣故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权，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则放恣而无不为。虽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专，而一二之以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茍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茍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虽退之，士犹不服也。彼诚不肖无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谓贤能者任其事，与不肖而无能者，亦无以异故也。臣前以谓不能任人以职事，而无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盖谓此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茍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此之谓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盖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脑涂地，幸而不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夫人才不足，其患盖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窃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茍容，而风俗荡然，以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馀年。伏惟三庙祖宗神灵所以付属陛下，固将为万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无穷也。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茍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读《孟子》，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则以为诚然。及见与慎子论齐、鲁之地，以为先王之制国，大抵不过百里者，以为今有王者起，则凡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将损之至于数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虽贤，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数百千里之强国，一旦肯损其地之十八九，比于先王之诸侯？至其后，观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汉亲临定其号名，辄别属汉。于是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后知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倾骇变乱败伤之衅。孟子之言不为过。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势非若孟子所为之难也。臣故曰：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其为甚易也。然先王之为天下，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谓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临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则悉以其所愿得者以与之。士不能则已矣，茍能，则孰肯舍其所愿得，而不自勉以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为，患人之不能。何谓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应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熟也，顾一有流俗侥倖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为。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弊坏之后，侥倖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以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倖之人亦顺说以趋之，无有龃龉，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倖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以为不如是，不可以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倖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然而一有流俗侥倖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则以为当世所不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之际，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一有及此，则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于刀笔之间，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观矣。则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贞观之初，人人异论，如封德彝之徒，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足以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文贞公一人尔。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文贞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然其效如此。贾谊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汉以观之」？然则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观矣。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驽下无以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释此一言，而毛举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义也。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又见《圣宋文选》卷一一，《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六九，《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八，《历代名贤确论》卷一○、四三，《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

使：原无，据龙舒本补。

臣蒙恩奉使，归报陛下，敢因边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臣窃见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顾内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患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穷困，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愢愢然常恐天下之不久安，此其故何也？患在无法度故也。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于先王之法度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人不被其泽者，为政不法先王之道故也」。非此之谓乎？以今之时方先王之时，远矣。所遭之时、所遇之变不同，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而臣以谓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五帝、三王相去盖千有馀岁，一治一乱，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虽然，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未必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知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而臣固以谓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未必能者，何也？方今天下之吏才少故也。朝廷之人才，固尝简在陛下之聪明，以臣使事之所及，则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茍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世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之众，孰能一二推行之，使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未必能也。然则方今之急，在乎人才而已。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材尝众矣，盖其所以陶冶而成之者有道。所谓陶冶以成之者，《诗》、《书》、传记之所载，其大略可见矣。陛下尝试详延大臣左右及天下智能才谞之士，使其论先王所以成天下之才者，其设施之方如何？今之所以异于先王而人才不足者，其咎安在？其欲变而通之以合于先王之意而成天下之才，宜何施为而可？陛下因择其言之近于理者，使之相与上下反覆为论焉，因取其宜于时者施焉，则人才宜众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难。人所愿得者尊爵厚禄，而所荣者善行，所耻者恶名也。今操利势以临天下之士，劝之以其所荣，而予之以其所愿，则孰肯背而不为者？特患不能尔。而吾所以责之者，又中人之所能为，则不能者又少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难，而自古往往不能成人之才，何也？以人主之才不足故也。盖人主无恭俭之德，无聪明睿智之才，无仁民爱物之意，则嬖倖谄谀、奸罔蔽欺、残贼放恣之人，皆得志于时，而推其类以乱天下，虽有良法，不能成天下之才矣。今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而又因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公听并观，以进退天下之士，则所以成天下之才，特患无良法。而陛下推至诚恻怛之心以行之，则臣虽愚，固知人之才不难成也。人才既众，则陛下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夫然后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乎先王之意甚易也。陛下不能如此，茍于积敝之末流，因不足任之才，而修不足为之法，臣恐在军者日以劳，而士民愈以穷困污滥，而于天下国家愈其无补也。臣幸以使事归报，徒举利害之一二，而无补于世，非臣之所以事陛下惓惓之义也。辄不自知其驽下，而敢言国家之大体，伏惟陛下详择其中，天下幸甚也。

左右侍从之臣，率皆谠直辅上者也，而给事中复以驳正违失为职。夫识非通达，则观物无节；器非宏厚，则守善不固。居是选者，其亦艰矣。具官某学术渊通，干力强济，历职中外，敏懋不怠。其誉已试，所至可纪，白首壹节，诚心无贰。宜其备顾问于青琐，谨献纳于东台，庶几羔羊素丝之美，直谅多闻之益，副吾旁求。尔其慎哉。

熙宁四年秋，钱塘蔡子难将葬其亲中允君，请铭于彭城刘某。某与子难为同年进士，又同省郎官，又同守海陵，其于子难哀丧恤忧，所宜述也。孝子之事，莫重于葬，葬而垂名后世者，莫重于志铭。是其深长思，勿之有悔焉尔，某其何辞？虽然，中允君潜德遁时，不显其光，功不于人，于其家，吾将何言以表之？尚书屯田郎吴君君平以状告曰：「君孝友惠和人也，旷远有识虑。幼而好学，家贫无以自给，乃始勤力治生，十馀年间，家事给足，赡及乡里，施予不倦。族人与君别籍，既复求分财，君亦推与。族人后贫不能自存，又收养之。君之家疏远而聚居者百馀人，存抚教导，凡五十馀年，始卒如一，乡里宗族于君无怨尤，而更称誉君」。殿中丞卢君中甫曰：「凡富而多怨者，专利而不顾也。愈富则愈纤啬，剥刻徼射，人与为仇。蔡君则不然，其于乡里，视贫下者愈矜之，厚施而薄责，故远近归心。秉常为钱塘官，终三年，中允君未尝以毫发见求，可谓善人矣。秉常为君拜，乡里之仕宦者莫不屈下之。君凡二子，长则子难。君教子难读书，恣其与贤士游，费用不计。子难成名，才学干力见称于时，有位于朝，出为郡守，及君存见之，善人报施之效欤」！某曰：「二贤士之言，可以信后世，吾其何辞」？蔡氏本望陈留，自司徒谟过江，子孙散居吴。钱塘之蔡，未有显者，盖自君父子始。君讳某，字某。子难初登朝，英宗即位推恩，君始命为大理评事。其后郊祀，及今天子即位郊祀，三迁至太子中允。子难当赐五品服，又推以授。君享年七十二，以葬前一年十一月某甲子卒。子难时为职方员外郎、知泰州事。次子曰诜，亦举进士。君四女子，皆嫁名家，京兆宋缜、颍川陈惟亿、太常博士叶昌言、馀姚县主簿钱尧卿，其婿也。君娶余氏，追封钱塘县君，先三十岁卒。君卜葬于吴山乡吴山里，斥广其地，众为兆域，曰：「兄弟子孙，葬而相从，死生之义备矣」。有告曰：「是于阴阳之说为不利，请徙之」。君不许，刻石墓门，戒子孙毋以妄求福。及君之葬祔之，某日某甲子也。铭曰：

蔡君不仕，而家事治。宗族归之，疏远不弃。乡里亲之，愈下愈施。克生贤子，以振其世。郎官郡守，实显实遂。天祐君年，宿留待迟。命官四迁，于朝有位。朱衣鱼符，帝以更赐。古云五福，获以备四。黄发归全，靡悔靡愧。卜葬吴山，君往戒誓。宜于后人，是固是利。

臣闻《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繇伏羲以来，治天下者，未有不以仁守位，以财聚人、以义理财者也。知非仁不可以守位，则凡法度之设、号令之施，苟不仁不可用矣。知非财不可以聚民，则夫家之众、鳏寡之穷，食不足不可保矣。知非义不可以理财，则租赋之入、歛散之方，失其宜不可行矣。自设网罟，作耒耜，至井牧田野，十一而税之，其为法必本于仁，其养民必厚于财，其理财必主于义，上下交足而治道成矣。故《孟子》言：「为国必曰信仁贤，有礼义然后有政事，有政事则财用足」。然则政事不佥谋于仁贤，不悉由于理义，则不可以行也。理财用而不由仁与义，则上匮而下穷矣。故古之人曰：「王人者将道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后世圣人不作，仁泽灭息，暴君污吏，知厚上而刻下，剥民以纵欲，赋歛已重，徭役已极，不思公上用财之道，日广以自节损，巧歛以求适志。故自幽、厉以来，《诗》、《书》所载，莫不讥重赋、惩过取、主爱民以为言，不患其不能益上，而患其刻下也。故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又曰：「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又冉求赋粟倍他日，则孔子欲鸣鼓而攻之，曰：「与其有聚歛之臣，宁有盗臣」。昔者夏桀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后世言暴歛者，必稽之曰大桀小桀。商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财、盈钜桥之粟。周厉王用荣夷公专天下之利，秦收太半之赋，竭天下之资，以奉其政。其后汉桓、灵下至隋、唐，其恶政弊法，尚足道哉！此皆法度号令不本于仁，租赋税歛不要于义，而不能散利保民，以取灭亡败乱之明效也。臣实至愚，粗分义理，但知阜俗厚下，恤鳏寡、助乏绝为先王之道，不知罔民欺世、事刻剥、困生灵为治世之策。而又愚昏不敏，不敢以非义逆诈。初不谓王安石以文学名世，行义得君，乃不本仁以出号令，考义以理财赋而佐陛下，为此病民歛怨之术。诏命之始，尚谓其诚有意于恻怛斯民，稽古立法。及其党援掊克，小人宣言，取利分数，方悟其略假先王之遗迹而志在聚歛。臣始以朝廷好恶为忧，而直议其法必不可行。既而小大惊疑，远近腾沸，日见其弊，人得非之。方是之时，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皆位冠百寮，身辅大政，首主厥议，曾无执守，台谏官或以职事隔绝，或阴窃符同，而四海万里，蒙毒莫诉。陛下不以臣为不才，寘之谏争之列，不识欲其雷同结舌，姑以备位耶？抑亦使其竭诚毕虑，救正阙失也。臣于安石，虽有故旧之义，茍怀私而不言，谁肯为朝廷言者？今安石不思诗人刺掊克所以歛怨，《易》象著益下所以民悦，与夫强恕改过、舍己从人之为君子之道，而日与其徒吕惠卿等阴筹窃计，欲文厥过，思以颊舌取胜公议，宁复以社稷安危为虑者！切闻以正论者为同乎流俗，忧国者为震惊朕师，以百姓愁叹为出自兼并之言，以卿士佥论为生乎怨嫉之口，而又妄取经据，傅会其说。谓周人国事之财用，取具于息钱，而不知泉府实受廛人之五布。臣考之《周官》，凡周所以佐国用者有九赋，歛财贿有九贡，致邦国之用，又以九式均节之，太府以关市之赋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馀之赋以待赐予，而不言贷民之息待邦用者。今曰周之国事取具息钱，亦已罔矣。上以惑陛下之聪明，下以欺天下之耳目，而贻笑后世，可为痛悼，可为太息！抑臣观《周礼》所以必贷民者，盖先王推至仁爱物回旋曲折之深意也。所以使出息者，不使其幸得而惰于业也。周人井牧其田野，其六乡使五家为比，则有比长；五比为闾，则有闾胥；四闾为族，则有族师；五族为党，则有党正；五党为州，则有州长；五州为乡，则有乡士大夫，六遂亦然。其小大相临，上下相察，使相保爱，使相葬埋，匹夫匹妇，受田百亩，鳏寡孤独，复有常饩。又十一而税之，宜无一人不足者矣。唯死丧、疾病、冠昏之类，乃其不幸而不得济者，间有贫不能周于用，于是命泉府之官掌其祭祀，丧纪者有赊，而服田者有贷。方是之时，民日被上之仁爱，上悉知民之有无，下如子之怙其父，上如父之育其子，乡遂闾井之间，不足而贷者，岁亦无几人。呜呼！先王之于民，回旋曲折之意，可谓尽矣。此所谓保民若赤子，所谓无一夫不获者也。故孟子能具道平治时之事曰：「春省耕以补不足，秋省歛以助不给」。又称夏之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又知补助之仁，不独周为然也。今则不然，田无多少之限，民无贫富之常，吏不识其民，民不信其上。租税之入，非贿赂不可输也；催科之严，非鞭笞不能办也。税歛重数，民畏公家，如鸟兽之避网罟；政令不一，吏残其民，犹弋猎之待鸟兽。离居散处，非有比闾族党之相伍也，非有胥长师正之相统也。而又愚瞽顽嚣，不能远计，其贫下无赖，习为逋逃之人，知千百为群，十五为保，执一纸之券，而空手得钱，则不愿者亦寡矣。及其出贿赂、赍粮食与市廛博易，妄用之外，实能持钱至其家而致力于畎亩之间者，亦无几矣。迨其偿也，百亩之收，二税徭役之外，有支移、有折变、有配买、有和市、有贷粮、有麦本，今又出青苗之本利，至时不足则卖其衣食之资，又不足则卖牛具，又不足则卖田畴，又不足则卖妻孥。或逃去乡井，或群起为盗贼矣。此臣前日劄子所以言，虽一切取民便，不免使其易于得财，侈于妄费，不计后日输官之难，而临时迫蹙者也。今取其愿，犹且如是，况希合小人与畏罪之吏、措置乖方者，其为患百十倍于是，与其贷于兼并者异也。凡百姓所以贷于兼并者，盖皆其邻里近村之人。其来贷也，诚皆穷乏饥饿，不得已者也。茍可以适朝昏、备农事，则不往贷矣。其贷与之家，亦皆日见其实为乏绝，素有诚信，真以赡妻孥资耕穫者也。茍欲以侈口腹、事饮博为利，陷法之事，则不贷之矣。以是观之，岁贷于人者，亦无几也。然则青苗之法，适所以误妄费不思之穷民尔，今法言利之卒所以病之也。昔者子产以乘舆济人于溱洧之上，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以其人人而悦之也。今为法不免于人人而病之，可乎？又况志在于蓄积者乎？今党蔽掊克，小人公言，利息纷如，而欲天下之吏，不希合而强民，臣不信也。王广渊者，昔条例司，称以为公干才明之人也，前日使试义仓之法，乃至邀遮齐州输税之民，使先诣义仓，然后纳税，于是冒言民便其法。臣恐天下官吏，上畏朝廷，下畏使者，或事希合，置二税而督青苗，然后以鞭笞督其租赋，蚩蚩之众，何以堪之？臣恐不一再贷而天下溃矣。古之人曰：「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犹鲜矣」。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诗》曰：「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又曰：「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方今税役苛重，百姓空匮，虽官廪有未充之忧，公帑有不足之虑，不思节用爱人，重本抑末，而欲矫诬以射利，譬犹割肤体以啖口腹，其不可明矣。昔魏文侯租赋倍于常日，或有以贺者，文侯曰：「今户不加多而租赋岁倍，譬之反裘而负薪者，徒惜其毛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附矣」。此善谕也。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可不畏哉」？今陛下欲劝农桑、兴水利、省徭役、复常平，此先王不忍之心也。而献议之臣，直以此扰扰蔽惑天听，茍有志于朝廷社稷者，莫不以为忧勤也。《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臣愿陛下诏天下悉罢青苗法，谨择转运使而久天下县令之任，俾诸路各上十数年之间为县而有绩状在民者，稍易今不才之令，而授所谓农田、水利、徭役、常平之法，使各讲求施设而宽假之，淹以岁月而考课其绩，则四海万里，无不被陛下之德泽者。抑臣闻之，昔鲁欲用田赋，季孙使冉有访诸孔子，孔子曰：「若欲行其法，则周公之典在，若茍而行之，又何访焉」？臣之至愚，其惓惓之义，深冀陛下鉴观先哲之言，究察受敝之俗，决以独断，罢于一朝，别讲治道，垂福黔首。傥姑取其聚歛之意，茍而行之，则臣言为迂疏僻滞之甚者，而妄讥时政，擅废朝参，数违圣旨，罪衅大矣。岂宜更使居位，早行窜逐，不胜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