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自嘉祐中从先皇帝入居储宫，离濮邸已二十馀年。今日缘奠故伯宗辅，因得趋谒濮安懿王祠堂。顾瞻诸伯叔父，所存者无几，皆齿发衰迟，仪形非往日之比，深用恻然！其议加恩诸父。

臣伏见自古人君临御之始，施为举措必有以厌服天下之心者。或以至公大义，或以深仁厚德，非此二者，不足以得天下之心。汉高祖除秦苛法，与民更始者，深仁厚德也。光武非平帝之亲，以天下思刘氏，乃追继元帝之后，不极尊其父祖者，至公大义也。至如太祖皇帝始即位，则除五代之苛酷，禁从兵之巷市。太宗皇帝始即位，则亲试天下士，补羡官者数百人。真宗皇帝即位，则放天下逋负数十万缗。仁宗皇帝景祐亲政之初，则亦用考士补官之法。四圣相继，率用此法者，盖知天下之心，不可以智巧得，而可以公义结也。伏自陛下临御以来，除禫之始，天下之人颙颙观望，乃陛下结天下之人心之日。而大臣曾不思虑者，欲加濮安懿王非正之号，以惑天下之观听。有识之士远近惊叹，以为大臣上负先帝顾托，而导人君于非义。臣已累状奏陈，备其本末，未蒙施行。臣非不知阿顺陛下圣意，乃为自安之计。然臣荷陛下非次拔擢，置于言路，亲加训奖，形于诰谕。臣若不极于诚，使陛下由此失天下之心，臣复何颜以事陛下？伏惟少留圣意，以社稷为计，以天下人心为念，以四圣亲政之始，皆有以得天下之心为法。特颁手诏，出自圣断，濮安懿王典礼，以两制礼官之义为定，则陛下以至公大义结天下人心，自今日始矣。

先帝起陛下为皇子，馆于宫中，凭几之命，绪言在耳，皇天后土，实知所托。设使先帝万寿，陛下犹为皇子，则安懿之称伯，于理不疑。岂可生以为子，没而背之哉？夫人君临御之始，宜有至公大义厌服天下，以结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号，使陛下顾私恩而违公义，非所以结天下之心也。

臣等累具封章，为濮安懿王典礼，乞依两制臣寮定议。伏睹手诏，再下礼官详求典故。切知太常礼院已具典故奏陈。臣等于今月二十一日同到中书咨议，执政臣寮皆称礼官奏状留中不下。兼臣等曾亲奉德音，且候礼官检讨，至今多日，未闻施行。伏缘陛下临御之初，敦叙皇族，自燕王已下，各加恩礼，更封进国，恩荣兼至。况濮安懿王于陛下有顾复之恩，封国优崇，宜极人臣之典，而不宜在诸王后矣。特以大臣立议太过，礼不时举，致物论不同，中外惊叹，遂使追崇之礼，至今阙然。仰亏陛下孝思之义，而未厌四方颙颙之望，非所以荣亲而广盛德也。臣等愚陋，以为濮安懿王典礼，抑礼而不举，不若屈情而亟行。伏乞礼官所奏典故，早下有司，施行如礼。将使安懿如在之灵，乐于陛下之中礼；太庙降观之鉴，喜于陛下之至公。颙颙之望，四海如一。

臣伏睹乙未诏书，以水潦之变，责躬恤物，延问得失。禹汤之引咎，汉文之恭己，不过是也。臣伏睹自古人君之失德，必皆有嗜好偏笃难改之行，以害政事。或好征伐，或好田猎，或好声名，或好行幸，或好治宫室，故臣下之言不可入，而君上之过终莫能改，则天为出变异以警惧之。如汉文帝之贤，唐太宗之明，皆不免此累。伏惟陛下纂承大统，三年于兹，勤修虏好，屏弃物玩，减后宫之冗，罢不急之费，早朝晏罢，日谨一日，于前数者，曾无一焉。而天变之大如此之甚，臣窃思殆非出于陛下之圣躬，而率由政事之失，臣得为陛下详布其说。盖以天之告人，不能谆谆然，而常以象类示。今雨水之患至入宫城，坏庐舍，杀人而害物，此阴胜阳之沴也。以人事而言，君弱臣强，阴胜也。夷狄谋中国，盗贼害平民，亦阴胜也。臣虽愚昧，蒙陛下非次拔擢，日夕为陛下讲求，思虑当今之故，与今日之所宜，无出八事之大：一曰主恩不立，二曰臣权太盛，三曰邪议干正，四曰私恩害公，五曰夷狄连谋，六曰盗贼恣行，七曰群情失职，八曰刑法失平。何谓主恩不立？陛下自即位以来，所与日相见者，两府之臣七八人。时与之相见，少接其语言者，两制主判之臣，经筵侍从、谏官、御史辈又数十人。陛下之臣五日一谒于廷下，四五百人，而所与相见，接其语言，日才一二。如此则何以通君臣之情哉？至如馆阁省府之官，皆陛下选择养育以进用之人，而有平生未尝识陛下之龙颜者，此臣所未谕也。窃料陛下非惮其劳而不见，特以故事如此，不能遽改而已。唐之制有待制，本朝建隆、乾德、咸平、天圣皆常行之。又祖宗临御，往往非次宣召臣僚，访以政事，或行幸书林，接见儒臣。臣愚以为宜复转对之制，及许转运判官辞见；并权发遣三司判官授差遣，及委审官择大郡，自来选差知州人，并令上殿；仍乞非时宣召臣寮，以问政事。群臣之情达，则主恩立矣。何谓臣权太盛？进退百执事，皆由宰司进拟，而陛下直可其奏者十则十，百则百。故中外之臣有被任使，当进擢，惟知出执政之门，而罕有归恩于陛下。士大夫相语，以得官为经营有力，以失职为某人不喜。如此，则望宣力尽忠之臣，岂易得哉？臣愚以为小官冗职，不必烦陛下拣择。至于修起居注、集贤史馆修撰、天章阁侍讲、三司副使，此四五职，名仅及十员，皆进用两制之门，陛下茍不以留意，则庸人下才，依托干情，从此而进，遂为陛下侍从之臣；一旦有缓急，须将帅之才，则常患无人，退之则无名，进之则无补，置而不用则位高禄重。陛下试观今日两制之臣如此者有几，即可见其所从来者不谨选也。陛下何尝遍接识？凡今馆阁省府之臣，阴察其可用者记之于籍间，复参问近辅左右之臣，以验其实，乃与大臣议某人堪某官，任某事。假如修注、修撰、侍讲、副使共须十员，则采察二十人以待之。遇一官阙，陛下召而授之，则恩自陛下出矣，无经营驰骋之患矣。至如其他进拟，有不合陛下意者，当退而改之。如此，则臣权不盛矣。何谓邪议干正？昨者朝廷参议濮安懿王典礼，衣冠草茅之士，无贤不肖，上至陛下左右侍从，素所取信之臣，皆以为出继帝统，大义甚重，不宜复顾私亲追荣之礼，当据礼经，而两汉衰世故事，不可援用。然一二奸人，内希陛下追怀之意，外协大臣不正之议，而复结濮宫诸贵人之欢，遂不顾公议，妄进邪说，以白为黑，以是为非，惑乱圣听，中外切齿。臣愚以为应因濮安懿王论奏文字一切付外，委未尝预议近臣覆定可否，宣示四方，则阴邪之人不敢干正矣。何谓私恩害公？自古人君即位，无不有攀附故旧之臣。然贤智之君，待故旧之意，恩宠甚重，而至于议政事，论国体，则必与天下之才共之。汉文帝不访宋昌，而用贾谊、袁盎，以议当世之政，不属景帝以张武，而谓周亚夫为可用。唐太宗之论人物，薄高士廉、唐俭，而引重刘洎、马周，其用王圭、魏徵也，皆仇敌之馀，岂尝计其新旧亲疏哉？陛下比日以来，数引见藩邸之臣，恩礼甚厚，外人不知，皆以为陛下与之议政事，论人物。诚如此，则害圣德多矣。缘此等人材至下，止可待以厚恩，不宜置之显路，则私恩虽厚，不害公议矣。何谓夷狄连谋？元昊晚年，君臣相疑，而父子结隙。谋臣壮士，往往被诛，又累为唂氏所败，遂有休兵愿和之意。而强臣急于进取，徼其成功。议和之初，许与太原，岁遗金帛之直盖三十万缗。戍边之兵，不能大减。比之宝元以前，戍兵增五六万，而岁费约二百馀万。故关中民力乏困，而内帑泄于二敌而益虚。今谅祚少年继袭，多招亡命，与之为谋，有窥关辅、剑南之意。不获其意，则又邀朝廷，乞增赐予而后已。颇闻近岁与北敌交通，使人旁午。狄人则利羌之赂，羌则恃狄之援。唇齿相依，犄角为寇，其可不早为计耶？臣愚以为择将帅，增参佐，则边备可讲；置都护，结唂氏，则分谅、祚之势，绝剑南之患；宽禁约，抚属羌，则防落渐备；久任堡障之戍，得自为政，则夷狄见畏矣。何谓盗贼恣行？今京东之民，日夕为盗之家，往往不敢申举者。盖官不能得盗，复能为害于申举之家，是盗之威势常大于官司矣。久而不禁，则屯聚啸集，以覆州县，如反掌耳。臣愚以为多盗之邑，令监司举县尉，别为改官之格，以激劝之。以捕盗殿最，以课监司守令，则盗贼消矣。何谓群情失职？今审官所差知州、通判，得替而赴阙，久而后差，常在一年半之后，而待次者又常及一百人，知县、监当者略同其比。是常参之官不釐务，而请俸者常及其半。其弊盖由每岁流内转官之类仅及百人，其上簿而待迁者又数百人。凡诸铨未迁者，常及三年而后得，此盖法之敝也。臣愚以为改磨勘之法，量入流之数，则群情不失矣。何谓刑罚失所？今大理、审刑、刑部乃天下所观定法之地，用法不当，立比不一，莫甚于此。盖法官铨择殊为灭裂。臣愚以为更法官之法，则刑罚得中矣。

濮王生育圣躬，人谁不知。若称之为亲，义无可据，名之不正，失莫大焉。愿蔽自宸心，明诏寝罢，以感召和气，安士庙之神灵，是一举而众善随之也。

张洞，字仲通，开封祥符人。曾祖光、祖绪皆不仕。父惟简，太常少卿。洞幼敏悟，卓荦不群，惟简异之，抱以访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再策名，后当以文学政事显」。既诵书，日数千言，为文词甚敏。未冠，晔然有声于同列间。遇事慷慨，自许以有为。时赵元昊叛，扰边，关陇萧然，困于飞挽，且屡丧师。仁宗旰食太息，思闻中外之谋。而洞以布衣求上方略，因得召试舍人院，擢试将作监主簿。寻举进士中第，调涟水军判官。遭亲丧去，再调颍州推官。民刘甲者，彊其弟刘柳二使鞭其妇，既而投杖，夫妇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二再鞭之，妇以无罪死。吏当夫极法，知州事欧阳修欲从之。洞曰：「律以教令者为首，夫为从，且非其意，不当死」。众不听，洞即称疾不出。不得已，谳于朝，果如洞言。修甚重之。晏殊知永兴军，奏管勾机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门皆一时豪俊名士，而尤深敬洞。改大理丞、知巩县事。会殊留守西京，复奏知司录司。殊晚节骤用刑，幕府无敢言。洞平居与殊赋诗饮酒，倾倒无不至，而当事有官责，持议甚坚，殊为沮止，而洞亦自以不负其知。枢密副使高若讷、参知政事吴育荐其文学，宜为馆职，召试学士院，充秘阁校理，判祠部。时天下户口日蕃，民去为浮屠者众。洞奏：「至和元年，敕增岁度僧。旧敕诸路三百人度一人，后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内臣坟墓，得置寺拨放，近岁滋广。若以勋劳宜假之者，当依古给户守冢，禁毋樵采而已。今祠部帐至三十馀万僧，失不裁损，后不胜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减一。知太常礼院。宰相陈执中将葬，洞与同列奏谥执中「荣灵」，其孙诉于朝。诏孙抃等复议，乃改曰「恭」。洞复駮奏：「执中位宰相，无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犹当正名以诛之」。而竟从抃等议。初，仁宗后郭氏忤旨，得罪废，近臣屡以为言。后既没，上亦悔，诏追复其号，二十馀年矣。至是，有司请祔于庙。知制诰刘敞以谓：「《春秋》书『禘于太庙，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当许其号而不许其礼」。洞奏：「后尝母天下，无大过恶，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顺，洗之于既没，犹曰『不许其礼』，于义无当。且废后立后，何嫌于嫡？此当时大臣护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敞复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恶所不忍道，而二传有非嫡之辞，敞议非是。若从变礼，尚当立别庙」。不行。转太常博士，判登闻鼓院。上方向儒术，而洞在馆阁久，数有建明，上以为知经，会覆考进士崇政殿，因赐飞白「善经」字宠之。洞献诗谢，复赐诏奖谕。出知棣州事，转尚书祠部员外郎。河北地当六塔之冲者，岁决溢，病民田。水退还，彊者冒占，弱者耕居无所。洞奏一切官为标给，蠲其租以绥新集。河北东路民富蚕桑，虏中至谓之「绫绢州」，朝廷以为内地不虑。洞奏：「今沧、景，虏可入之道，兵守多缺。虏时以贩盐为名，舟往来境上，此不可不察。愿度形势，置帅、增屯戍，以控扼之」。时天下久安，荐绅崇尚虚名，以宽厚沉默为德，而于事无所补，洞以谓非朝廷福。又尝谓：「谏官持谏以震人主，不数年至显仕，此何为者？当重其任而缓其迁，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绝意」。致书欧阳修极论之。召权开封府推官。英宗即位，转度支员外郎。英宗哀疚，或经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统，岂宜久屈刚健，自比冲幼之主？当躬万机、揽群材，以称先帝付畀之意，厌元元之望」。大臣咸以为言，遂听政。差考试开封进士，既罢，进赋题曰《孝慈则忠》。时方议濮安懿王称皇事，上曰：「张洞意讽朕」。宰相韩琦进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上意解。诏讯祁国公宗说狱，宗说恃近属，贵骄不道。狱具，上以为辱国，不欲暴其恶。洞曰：「宗说罪不宥。虽然，陛下将惩恶而难暴之。独以其坑不辜数人，置诸法可矣」。上喜曰：「卿知大体」。洞因言：「唐宗室多贤宰相、名士，盖其知学问使然。国家本支蕃衍，无亲疏，一切厚廪之，不使知辛苦，婢妾声伎无多寡之限，至灭礼义、极嗜欲。贷之则乱公共之法，刑之则伤骨肉之爱。宜因品秩立制度，更选老成教授之」。宗室缘是痛诋呰，言「陛下亦起藩邸」，赖上察之，不罪也。转司封员外郎，权三司度支判官。对便殿称旨，上欲遂进用，而大臣忌之，出为江西转运使。江西荐饥，民赋至积岁不入，洞奏，尽蠲免。民输䌷绢不中匹者，旧皆成匹输，洞命计尺寸输以钱，民大便之。移淮南转运使，转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麦，民艰于输麦，洞复命以钱输如江西。既籴，不踰时而足。至今江淮人诵之。初在棣州，梦人称敕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顾视旌旗吏卒罗于庭，寤而自惊。逮移淮南，梦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诸子部分家事，无几何而卒，治平四年七月十二日也，年四十九。为人长大，眉目如画，乐义而好施。论事锋起，不能下人，尤精于听断，人不能欺云。论曰：呜呼，仁宗之用人至矣！其大臣中正仁厚而有远谋，其士大夫文学彬彬，皆可与有为。如仲通，固未尝大用也，然以身任朝廷事，居官不苟，遇事敢奋无不言，亦可观已。故英宗初立，有大论议，一时忠贤相与诤辩扶持，建久安之业，仁宗盖遗之也。人臣不患位卑，至百工瞽矇，皆得以所闻辅上。而士大夫喜言长厚，至务以持重不激发似是者为高；慷慨喜别白是非者，则以为招名而近祸，苟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诚如是，天下事将孰与共哉！如仲通，可以不愧矣。

保甲/先王为比闾族党州乡以立军政，居则为力耕之农，出则为敌忾之士。盖当是时，天下无不受田之夫，故均无贫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奸凶不轨之民无所容于其间也。自井田之法废，民无常产久矣，富者餍膏粱，被文绣，酣豢逸乐，未尝知有服劳也。贫者终岁勤动，仅能糊其口，一有失职，则饥殍随之。游惰之民往往应募而为兵，一系军籍，则上下临制，如束湿薪，虽有奸凶，无所逞也。自祖宗以来，讨平祸乱，兼制夷狄，用此而已，未闻有他虞也。今欲什伍其民，以代募兵，则富者安于逸乐，脆软而不可用；贫者更番月阅，则老弱无所赖，转为沟中瘠矣。游惰奸凶无所拘系，则散而为盗贼，皆理之必至也。比户之民既已输赋租以充军食矣，而身又不免焉，岂不重困民乎？若以赋租可减，则自熙宁至元丰十有馀年，未闻有减也。予以谓井田既不可复，而欲一兵农，未见其可也。

三司节略却吕嘉问起请仪鸾司供内中䌽帛文字，却奏请为拟吕嘉问起请，乞指挥。其意欲以内东门要䌽供上元禁中用，而嘉问起请，致妨阙，中伤嘉问，又归咎于中书立法，云云。余曰：「如此等事非陛下躬俭，即人臣岂敢如此立法？臣见陛下于殿槛上盖毡尚御批减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糜费于结络」。上曰：「本朝祖宗皆爱惜天物，不忍横费。如此糜费，图作甚？汉文帝曰：『朕为天下守财耳』」。余曰：「人主若能以尧舜之政泽天下之民，虽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舆，不为过当，守财之言，非天下之正理」。

舜作漆器，群臣咸谏，况竭天下之力以自奉乎？虽庸人知其不可为也。荆公以师臣自任为天下儒宗，而所以导其君如此，百世而下，谀臣得以藉口为天下祸，庸非斯言乎？

余奏：「既立结吴延征，即须处分。王韶招捉木征，然后蕃部无向背专附延征」。云云。潞曰：「夷狄自是夷狄，略近勤远非义。即自已深入险阻，费运馈，不可不计」。下梢曰：「秦汉以后事不足论。如《诗》称高宗奋伐荆楚，深入其阻，『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非是不攻夷狄。如火烈烈，其师必众，师众必用粮食，非是不费运馈。如镇洮，更自是中国地，久为夷狄所陷，今来经略，亦不至劳费」。

先王之于夷狄，至于不得已而用兵，盖有之矣。争城争地而战，则孟子所谓服上刑者，而引《诗》以为證，不亦异乎？

上曰：「市易卖果子烦细，且令罢却，如何」？余曰：「市易司但以细民为官科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困，故自投状，经市易司，乞借官钱出息，行仓法，供纳官果子。自立法以来，贩者比旧皆便，得见钱无留滞云云。陛下为其烦细，以为有伤国体，臣愚窃谓不然。今设官监酒，一升亦沽，设官监税，一钱亦税，岂非细碎？人不以为非，习见故也。臣以为酒税如此，不为非义，何则？自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几钱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货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卖。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烦细为耻者，细大并举，乃为政体。尊者任其大，卑者务其细，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陛下朝夕检察市易务事，乃似烦细，非帝王大体，此乃书所谓元首丛脞也」。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征商古无有也，盖自贱丈夫始，恐无一钱亦税也。先王之时，惟祀兹酒，故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虽纣为人君，数其罪亦不过沈湎于酒耳，必不设法招致使民酣醟，而日较其增亏也。榷酤之法，自桑弘羊为之，当时以谓烹弘羊乃雨，则人情可知矣。以为因袭之久，国计赖之，未能遽已可也，以为三代之法已如此，其欺我哉！《周官》泉府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以其价买之，以待不时之买者，所以与通货贿也。若果子非有不售而滞于民用者，而官皆歛之，此与贱丈夫登龙断而罔市利者何异哉！以是为政体，不亦谬乎？夫柄臣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授之有司，有司不奉法，柄臣察之可也；柄臣议法失其旨，其谁当正之？固人主所当察也。故上无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而民被其泽矣。论道之官，议法罔利，烦细如此，实伤国体，而人主不得问，问之则以为丛脞，果何理哉？

余曰：「陛下正当为天之所为，知天之所为，然后能为天之所为。为天之所为者，乐天也。乐天者，然后能保天下。不知天之所为，则当畏天，畏天者不足以保天下，故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者，为诸侯之孝而已。所谓天之所为者，如河决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决以坏民屋，而天不恤者，任理而无情故也。故祁寒暑雨，人以为怨，而天不为之变，以为非祁寒暑雨不能成岁功故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尧使鲧治水，汩陈其五行九载。以陛下忧恤百姓之心，宜其寝食不甘，而尧晏然不以为虑，此能为天之所为，任理而无情故也」。

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汎滥于中国。孟子谓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而安石乃曰「尧晏然不以为虑」，不知何所据而然也？以忧恤百姓为不知天之所为，则文王视民如伤，其不知天甚矣。夫民穷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盖土溃之势也。保丁卖袄以置弓箭，甚者断指以免丁，其致怨可知矣。而导其君以为不必恤，不亦误乎？

余曰：「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纷纭？三代以前盛王，未有无征诛而治也。文王侵阮徂共，以至伐崇，乃能成王业。用凶器，行危事，尚不得已，何况流俗议论」？

周之王业肇基太王，然太王避狄去豳，未闻有征诛也。先王用凶器行危事，盖有不得已。若以谓必有征诛，乃能成王业，此何理？必使后世希功要利之臣藉斯言为兴王之本，以欺其君，其祸天下岂浅哉！

呈内藏库䌷绢许人户情愿纳见钱事，因曰上：「今岁两浙被三司令，人户情愿纳见钱折税䌷绢。薛向近奏添俵预买䌷绢钱，乃得平准轻重之意」。

预买䌷绢每匹俵钱一千，三司以纳绢折纳见钱，必高其估，此与王广渊俵丝钱折纳税䌷绢一体。聚歛之臣罔民取利以欺朝廷，故民间常以折变为患。今乃以折纳见钱、添俵预买为得平准轻重之意，恐非先王裕民之道也。

鲁公曰：「议者以为提举官将先催常平，如王广渊义仓事」。余曰：「先催常平物固无害，与义仓事不同。义仓是朝廷令劝诱，岂可先以百姓税物充？常平是出官本贷与，先催有何不可？若不许先催，则是令税足之后，方以枷棒催常平贷物，则自然致人议论」。又云：「枷棒亦不可废。今和买䌷绢若不纳，可不决否？今民间赊贷亦须以枷棒理之。若明示百姓不可以枷棒理，即一散之后，何由可歛？既情愿贷官物，又收息少纵，使枷棒催之，亦何所妨」？

先催足常平而后催税，则税必欠，虽不用枷棒催贷物，必用枷棒催税矣。此乃朝三暮四之说，而民受其弊则一也。私债于法不受理，而兼并之家初非有枷棒催贷物也，已足以困细民，则此固可知矣。夫和买用枷棒，盖州县之过，非法意也，常平歛散自谓先王补助之法，窃意先王补助必无取息用枷棒追索之理。不务出此，乃引州县之过以自况，不亦异乎？

谕常平，陈曰：「此只是财利事，不行得有何所妨？臣在政府，日夕纷纷校计财利，臣实耻之」。余曰：「理财用者乃所谓政事，真宰相之职也，何可以为耻？若为大臣而畏流俗浮沉，不能为人主守法者，臣亦耻之」。

《周官》太宰以九赋歛财用，以九式疏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则理财真宰相之职也。盖古之制国用者，量入以为出，故以九赋歛之而后以九式均节之，使用财无偏重不足之处，所谓均节也。取之有艺，用之有节，然后足以服邦国，以致其用。致犹致人之致，使其自至也，若夫王求车则非致也。然则先王所谓理财者，亦均节之使当理而已，徒纷纷较其赢馀以为宰相之职，则非其义也。

濮王不称皇，乃御史之力。上曰：「称皇是不得耶」？余曰：「无臣而为有臣，孔子以为欺天。濮王以人臣终而称皇，是无臣而为有臣之类。且孝子慈孙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推濮王之心，岂敢当褒崇？然则如此褒崇，非事死亡如生存之道也」。

濮庙非帝业所基，与太王、王季异，故褒崇之礼不宜称皇，得礼之正也。荆公谓濮王以人臣终而称皇，是无臣而为有臣之类，盖未尝深知周公追王之意也，周公岂欺天乎？

陕西诸帅稍探得西人欲作过，即勾下番兵马。余以为当约束勿使其然。庆历中西事所陷杀不过十万人，计天下一岁饥馑疾疫，所死何啻十万人，于天下未觉有损也；而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穷者，妄费粮饷，最方今所宜戒。

边吏不能捍敌，致陷杀无辜之民，而以饥馑疾疫死亡者为比，又以一路杀伤之数与合天下较其多寡，此尤为无理。夫以十万之众，合天下之广言之，宜未觉有损也；以陕西一路言之，安得不以为多乎？昔者太王之避狄也，以为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故去之。今乃以妄费粮饷为宜戒，而十万无辜之民肝脑涂地为无所损，非谋国者之所宜言也。

上召两府对资政殿，出庆州军变文字。潞言「朝廷多所变更，人不安」云云。冯言「府界淤田，又修差役，又作保甲，人极劳弊不易」云云。余曰：云云，「更张事诚非得已，但更张去人害则为之，更张而更害人则不可为。又有事诚可为，而时势之宜未可以为者，亦未可以为。如讨夷狄，招边境，于今时事之宜，是未可为者（《礼记》以为事前定则不给，今天下事要须前定，不临时为人议论所移。」）。

用王韶日以开边招生羌、团结蕃户为功，乃曰「讨夷狄，招边境，于今时事之宜，是未可为者」，此言果何为也？方子华之西也，荆公尝自请往，未尝一言及此，因一败衄，辄出此言以自盖，然则咎将焉归乎？是欲以人主自任也。平时与同列争议，虽小事必胜而后已，兴师动众，安危所系，心知未可为而不言，尤非理也。

潞言：「人多言仁义，鲜能行」。上曰：「实能言仁义者不为多。仁义之实，亦自难知」。余曰：「杨朱不知义，墨翟不知仁，惟孟子乃能知仁义」。

杨氏为我不知仁也，墨氏兼爱不知义也，至于无父无君，乃其末流耳，非其本也。仁义之实难知，其信矣乎？

上曰：「朝廷亦无阿蔽，但外方亦未免有用意不均事，如何」？上勘河事官员，乃独遗却程昉，云云。余曰：云云，「今秉常幼，国人饥馑困弱已甚，陛下不能使之即叙，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察于小事，乃不明于帝王之大略故也。陛下以今日所为，不知终能调一天下，兼制夷狄否，臣愚窃恐终不能也。陛下若谓方今人材不足，臣又以为不然。臣蒙陛下知奖拔擢在群臣之右，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为陛下自竭，臣实未敢」。

荆公行一事，立一法，朝廷必从乃肯已，于君臣之际殆不可矶也。至或比神考为元帝，为桓、灵，论一程昉用意不均事，则以为不明帝王之大略，终不能调一天下，兼制夷狄，亦可谓尽言矣。其言之悖，虽敌己以下有不能堪者，犹以为未敢自竭，不知何如乃可以自竭也？盖其得君如彼其专，行乎国政如彼其久，而功烈乃无足称者，故增为此言以自盖耳，恐非当时之言也。

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询之后。询裔孙万，为吉州安福令，其子孙因家焉，至修父观始徙居永丰。修四岁而孤，母郑氏力教以读书为文。及冠，举进士，翕然有声，补西京留守推官，召试学士院，迁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时范仲淹以陈时政得失不顾避，忤宰相意，贬知饶州，论救者甚众，而谏官高若讷独含胡不言。修以书质责若讷，至以为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大愤，连其书以闻，坐贬峡州夷陵令。徙光化军乾德令，改武成军节度判官，迁太子中允、馆阁校勘，预修《崇文总目》。书成，改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出通判滑州。庆历初吕夷简以老病在相位，主断既久，天下事积成抏弊，不思所以振治，而最后元昊盗边陕右，师老兵顿，天子忧之，未知所出。一日夷简罢相，夏竦为枢密使，既除复罢，而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擢执政，收揽一时名士，增谏官员，而修首在选中，擢太常丞，知谏院。修极力左右时事，屡请召对，执政责以时所可为，于是仁宗开天章阁，给二府笔札，令具所以施行条上。其后下诏劝农桑，兴学校，于侥倖多所裁革，修之发明居多。是时执政皆修素所厚善，而修所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亦卒无怀利附会之实；天下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末，质行正直，颇推许之。于是小人自此侧目，而党人之论作矣。初，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其指以美杜衍等进而竦见黜也。竦既怀不满，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仲淹、衍及修为党人。修乃上《朋党论》，其大略言：「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如《书》曰：『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亿万人各异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俄擢同修起居注，阅月，拜右正言、知制诰。于是为「党论」者恶修，擿语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雠，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机至重，何由察知」？然仁宗终不之信也。会被旨使河东，河东自陕西兵兴，刍粮久不继，言者屡请废麟州。修请移兵就食滨河诸堡，使缓急不失应援，平时可省馈运，麟州以故不废。又建言：「忻、代州、岢岚、火山军故时并边皆民田，潘美患虏入寇，乃使民内徙，空其地，号禁地，自后虏人岁盗耕不已。请益募民赋田入租，岁可得谷数百万斛给边，仍计顷出丁为兵。不者，他日尽为虏所有矣」。朝廷从之。会保州兵叛，出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仁宗面谕曰：「勿为久居计，有事第言之」。修对以：「谏官乃得风闻。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职罪也」。仁宗曰：「事苟宜闻，岂可以中外为辞耶」？尝上疏言：「今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相继罢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败事，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专权者，盖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以一一求瑕，唯是指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方可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之也」。于是为「党论」者愈益忌之。初，修妹适张龟正。龟正卒，无子，而有女。女实前妻所生，甫四岁，以无所归，其母携养于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会张氏在晟所，与奴奸，事下开封狱。狱吏因附致其言，以及修，诏以户部判官苏安世、内侍王昭明杂治之，卒无状，乃坐用张氏奁中物置田，立欧阳氏券，左迁知制诰、知滁州。久之，迁起居舍人、知扬州，徙颍州，复龙图阁直学士、知应天府。以母忧去。既免丧，入见，仁宗恻然怪修发白，问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内铨。小人恐修复用，乃伪为修奏，乞汰内侍挟威令为奸利者。宦者人人忿怨，杨永德者阴以言中修，出知同州。外议不平，仁宗复悟，留刊修《唐书》，为翰林学士，加史馆修撰、勾当三班院，改侍读学士、知蔡州。未行，复为翰林学士，判太常寺。时文士以磔裂怪僻相尚，文体大坏。及是，修知贡举，深革其弊，前在高第者尽黜之，务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骂讥，已而文格卒变。拜右谏议大夫，判尚书礼部，又判秘阁秘书省，加兼侍读，辞不受。同修玉牒，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以给事中罢，同提举诸司库务，改群牧使。《唐书》成，拜礼部侍郎，为枢密副使。尝因水灾，凡再上疏，请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几，参知政事，与韩琦等协定大议，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辞宗正之命，修进曰：「宗室不领职事，今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将以为嗣也，则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诰敕付閤门，故得不受。若立为皇子，则止降一诏书，大事定矣，不可辞也」。仁宗以为然，遂下诏。及英宗以疾未亲政事，慈圣光献太后垂帘，修与二三大臣主国论。每帘前奏事，或执政聚议，事有未可，修未尝不抗是非力争。台谏官至政事堂论事，事虽非己出，同列未及启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请，前此执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数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诽者益多。英宗尝面称修曰：「性直，不避众怨」。修亦尝称诵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及上即位，御史蒋之奇言修帷箔事，事连其长子妇吴氏。修杜门请付有司案治。先是，修妻之从弟薛宗孺坐举官被劾，内冀会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坐免官，而怨修切齿。因构为无根之言，苟欲以污辱修。会刘瑾亦素仇家，乃腾其谤以语中丞彭思永，思永间以语之奇。之奇始以私议濮王事与修合，而修特荐为御史，时方患众论指目为奸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于是诏诘语所从来，之奇言得之思永，思永以与瑾同乡里，且相习熟，故力抵以为风闻。天子为其辞穷，降思永知黄州，之奇监道州酒，遣中使手诏慰安修。修遂称疾，力乞解机务。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时修年六十，乃连六表乞致仕，不从。迁兵部尚书，知青州，以擅止散青苗钱，诏特放罪。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辞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数上，乃为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卒，年六十六，赠太子太师。太常初谥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请加以忠」。乃谥曰「文忠」。初，英宗即位，按祖宗故事，追赠宗室尊属，至濮安懿王，中书以本朝未有故事，请付有司详议。英宗谦恭重其事，诏须大祥后议之。后乃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详议，而有司以为王当称伯，改封大国。朝廷以典礼未正，再下尚书省集议，而皇太后手书以议事诘责执政，于是手诏权罢议，令有司博求典故以闻。御史吕诲等弹奏修首开邪议，琦、公亮、槩附会不正，请如有司所议。修论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书曰：「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皇，三夫人并称后。是日手诏，欲遵太后手书称亲，而不敢当追崇之典，诲及范纯仁、傅尧俞、赵瞻、赵鼎论列不已。英宗问执政当如何，修对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无罪，则惟圣旨是听」。英宗犹豫良久，乃令出御史。其后修著《濮议》，引《丧服记》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报者齐衰期也，谓之降服。亲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尔，丧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为之屈尔，屈于此以伸于彼也。生莫重于父母，而为之屈者，以见承大宗者亦重也。此以义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临之以大义，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于至仁，则不可绝其天性。绝人道而灭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为也。故圣人制服为降，三年为期，而不没其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曰：「今议者欲以为人后之故，使一旦反视父母若未尝生我者，其绝之已甚矣。使其真绝之欤？是非人情也。迫于义而伪绝之欤？是仁义者教人为伪者也」。所议大略如此。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如杨亿、刘筠辈，其学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于流俗，反吹波扬澜，助其气势，一时慕效，谓其文为昆体，时韩愈文，人尚未知读也。修始年十五、六，于邻家壁角破簏中得本学之，后独能摆弃时俗故步，与司马迁、贾谊、扬雄、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争驰逐侵，寻乎其相及矣。是时尹洙亦以古文倡率学者，然洙材下，人莫之与。至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字大变从古，庶几乎西汉之盛者，由修发之。然至论《易》则以《系辞》非孔子之言，论《周礼》则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爱其文者，犹叹息于斯焉。修性刚直，处善恶黑白分明，于当路有权势者虽知其设机阱见待，必直前触发之不顾。其放逐流离，至数年者屡矣，而复振起志气，故自若也。修虽以文雄一时，然无忌前好胜之气，喜推毂贤士而身下之，一时闻人多出其门。嘉祐间，朝廷进人之路狭，修建言以馆阁多蓄人材。后诏韩琦、曾公亮各举六人，欧阳修、赵槩各五人，一时得士为多。修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颇是正讹谬。所著《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内外制、奏议、四六集又四十馀卷。子发、奕、棐、辩。

契勘濮安懿王园庙，庙系在永安军，每遇四仲飨应干事件，并系本军依条应副，恭诣行礼。昨被旨迎奉濮安懿王神主神貌至行在，于仲湜私第权行安奉，太常寺排办。是致臣僚陈请以宗庙在远，而濮园在迩，人情未顺，有所未安，遂申明朝廷，欲乞迁徙。未施行间，继缘扰攘，蒙朝廷指挥，令迎奉神主神貌往稳便州军，今来已迎奉至绍兴府，未曾起发。若复令迎奉前来，依前有司排办，即未应礼例。今欲乞且就本处权行奉安。今绍兴府量行擗截，每遇四仲飨，仲湜依条恭诣致斋行事，所有合用礼料乞依近例省简，不用牲牢，令绍兴府止排办酒脯香币蜡烛祭器等，差礼生祗应。

夫人世本皇族，乃太宗皇帝三世之孙南康郡王宗博之女，濮安懿王允让盖其大父，商恭靖王元份盖其曾大父也。□封仁寿县君。南康郡王之殁，神宗皇帝鸾舆幸奠，以近属之尊，故于诸子各特进封，夫人授遂宁郡君，盖异恩也。自其少时，孝友聪明，温慈令淑，言动有法，谨循姆训，故父母所偏爱，为之慎选其归。及长，适文思副使苻世表，即魏王彦卿六世之孙。夫人为妇则端顺无爱憎之嫌，为母则齐一无彼己之异。自归其夫，舅已殁矣，常以不获事为恨。事姑至孝，温凊定省，曾不少懈。性好慈惠，戒勿残忍，喜诵佛书，乐训诸子，庄而有仁，俭而有礼，天资温厚，平居有喜怒未尝形声气。宗族亲戚有幼而无归则怀而育之，有贫而不赡则赒而恤之。左右媵侍，驱令指使，无事威责，故人人莫不尽心，而一家之内不严而治，不肃而整。由是，宗族亲戚为妇为母者，莫不咸愿效之以为法式。子四人，其生者三，其庶者一。长曰佾，次曰杰，又次曰备，盖其生也；季幼而未名，盖其庶也。女二人，长适右骐骥副使仲楫，次适左侍禁令薇，□□之族也。次子杰为所尤爱而怜者，一日，夫之弟世祚曰：「世祚齿既壮矣，而未有嗣，欲求杰为过房」。夫人闻而喜之曰：「以其为予之子与为夫弟之子，亦奚以异」？遂与之而不辞，其亦人之所难能，闻之者莫不服其贤德。崇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以疾终于家，享年四十七。其年十月初二日，附葬于河南府河清县陶村先茔之侧。铭曰：

温慈顺惠，齐庄恭肃。恪事其姑，妇德之淑。心绝残忍，志在于仁。亲族向慕，徽音不泯。喜闻释训，乐教诸子。祉福之施，庆流无已。嵩山之阳，洛川之湄，百世盛代，夫人之基。

门下：夫克明其德，尧睦族而变时雍；慎修其身，舜惇宗而明励翼。盖正其家者必先诸己，笃其爱者必始于亲。朕眷礼庶工，推先同姓。永惟安懿之后，实嗣濮阳之封。藐焉诸孤，存者无几。矧密联于宗属，独未建于高牙。载恻予怀，肆颁显命。皇叔祖、保宁军节度观察留后、持节婺州诸军事、婺州刺史、上柱国、东阳郡王、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一千户宗汉，温恭而迪德，庄重而秉彝。为宗室之表仪，阅天下之义理。本支孙子，系神明之胄而无骄；室家君王，席富贵之资而不溢。爰畴硕望，申锡殊荣。越从留务之崇，躐拜元戎之重。班于冢弼，秩以真王。衍食敦封，加地进律。并推渥洽，增涣宠光。以慰文考优异近族之心，以称冲人追崇先烈之意。是循彝训，允穆师言。于戏！磐石之宗，子弟有犬牙之地；《关雎》之应，公族如《麟趾》之时。尚迪令猷，永绥吉禄。可。

兴德禅院，乃英宗、神考诞育之宫。粤自熙宁营建，迨兹告成，亲临谒款。追惟曩昔，言念兹德，惕然感怀。孝思之报，宜有褒显。其祠，濮安懿王子孙可特与推恩，疾速具合推恩人取旨。

濮安懿王诸子袭封濮国公，主奉祀事，仍候濮安懿王诸子承袭遍，即传长孙。

濮安懿王子赠镇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国公宗治云亡，诸子不曾推恩，长子右监门卫大将军仲忽可领文州刺史。

濮安懿王园寝，山川气象，得地之胜，近接陵庙，形势相连。而其子孙，祔者不已，穿泄地脉，已踰十数，甚非尊祖奉先之意。宗室今后更不祔葬濮园，改祔柏谷之原，选差太史局官前去相度可与不可增广。

去岁受宝赦恩，濮王孙「士」字依「仲」字，「不」字及「不」字之子并依「士」字恩数，宗女随其字行等第，可作一时指挥。

比览宗籍，濮王子皆英宗昆仲之列，并已沦亡，而未封王爵者尚众。念祖追往，恻然兴怀。故宗谊等八人可追封王爵，上以慰祖考在天之灵，下以昭隆亲报本之意。

故宗室仲的，濮安懿王孙，年高官卑，未尝求进，聚族百馀人，无所依赖，殊可矜悯。其见居室宇可特拨赐本位子孙，永充己业。其妻滕氏可特封国夫人，恩例、请给并依仲绾新妇例倍给。

门下：盛德垂百世之祀，斯继世以象贤；同姓厚二等之封，式因心而教爱。朕惇叙九族，祗奉先王。祭谨十伦，俾洁烝尝之馈；驭严八柄，进疏贵富之荣。扬于大廷，锡是定命。皇叔、检校少师、奉宁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江夏郡王、食邑一万三千户、食实封三千九百户仲爰，持心乐易，毓德粹温。学洪诗礼之闻，庆广神明之胄。兼隆爵齿，处天下之达尊；久殿藩垣，壮周王之封国。再总司于近属，兹表迪以淳风。钦惟安懿之休，浚发英皇之祚。子□次袭，深形宁考之圣言，盥荐时修，具载诸贤之故实。昭穆有序，后先不踰。绵系谱以迭居，衍流泽而弥远。克昌厥休，于昭积累之传；永建乃家，丕显宠光之渥。升孤传之典礼，祚濮国之山川。王土苴茅，贲身章于盭绶；双旌导节，更将律于戎容。仍参相绂之华，增重宗盟之势。陪其采赋，示乃眷私。于戏！后嗣以广亲亲，既笃统承之举；有国以明善善，宜思济美之规。益迈令猷，勉祗予训。可特授检校少傅、定武军节度使、依前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进封嗣濮王，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宋大诏令集》卷四九。）。

年月原无，据《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