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人先生：当世之急有三：一曰急听贤之为事，二曰急裕民之为事，三曰急力行之为事。一曰急听贤之为事。夫主之于贤，知之未可以已也，进之未可以已也。听其言，行其道于天下，然后可以已也。能听其言，行其道于天下，在其心之通且果也。不得其通且果，未可以有为也。苟有为，犹膏肓之不治，譬癃痹之老也。以古今治乱成败之理入告之，不解则极论之，其心既通也，以事之利害是非，请试择之，能择之，试请行之，其心既果也，然后可以有为也。其为计虽迟，其成大效于天下必速。欲其如此，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而不使邪人、庸人近之也。朝夕出入在左右，侍臣之任也，议复之其可也。一不听，则再进而议之，再犹未也，则日进而议之，待其听而后已可也。置此虽有他事，未可以议也。昔汉杀萧望之，是亦有罪焉。宣帝使之傅太子，其不以圣人之道导之邪，则何贤乎望之也；其导之未信而止也，则望之不得无罪焉。为太子责备于师傅，不任其责也，则责备于侍臣而已矣。虽艰而勤，其可以已也欤？今世贤士，上已知而进之矣，然未免于庸人、邪人杂然而处也。于事之益损张弛有戾焉，不辨之则道不明，肆力而与之辨，未必全也，不全，则人之望已矣，是未易可忽也。就其所能而为之，则如勿为而已矣。如是者，非主心通且果，则言未可望听，道未可望行于天下也。寻其本，不如愚人之云尔，不可以有成也。二曰急裕民之为事。夫古以来可质也，未有民富且安而乱者也。其乱者，率常民贫而且不安也。天下为一，殆八、九十年矣，靡靡然食民之食者，兵佛老也。或曰削之则怨且戾，是以执事望风惮言所以救之之策。今募民之集而为兵者，择旷土而使之耕，暇而肄武，递入而为卫，因弛旧兵。佛老也，止今之为者，旧徒之尽也不日矣。是不召怨与戾而易行者也。则又量上之用而去其浮，是大费可从而减也。推而行之，则末利可弛，本务可兴，富且安可几而待也。不然，恐今之民一二岁而为盗者，莫之能禦也，可不为大忧乎？他议纷纷，非救民之务也。求救民之务，莫大于此也。不谋此，能致富且安乎？否也。三曰急力行之为事。夫臣民、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皆不为其所宜乱之道。今之士悖理甚矣。故官之不治不易而使能，则国家虽有善制不行也。欲易而使能，则一之士。以士之如此，而况民之没没，与一有骇而动之者，欲其效死而不为非，不得也。今者更贡举法数十百年弊，可谓盛矣。书下之日，戾夫惧，怠夫自励，近世未有也。然此尚不过强之于耳目而已，未能心化也。不心化，赏罚一不振焉，必解矣。欲洽之于其心，则顾上与大臣之所力行如何尔。不求之本，斯已矣；求之本，斯不可不急也。或曰适时而已耳，是不然。今时谓之耻且格焉，不急其本可也。不如是，未见适于时也。凡此三务，是其最急。又有号令之不一，任责之不明，当亦速变者也。至于学者策之经义当矣。然九经言数十万馀，注义累倍之，旁又贯联他书，学而记之乎，虽明者不能尽也。今欲通策之，责人之所必不能也。茍然，则学者必不精，而得人必滥。欲反之，则莫若使之人占一经也。夫经于天地人事，无不备者也，患不能通，岂患通之而少邪？况诗赋论兼出于他经，世务待子史而后明，是学者亦无所不习也。此数者，近皆为蔡学士道之，蔡君深信，望先生共成之。孟子称：乡邻斗，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然观孟子周行天下，欲以其道及人，至其不从而去，犹曰：王庶几改之，则必召予。此其心汲汲何如也。何独孟子然？孔子亦然也。而云云者，盖以谓颜子既不得位，不可以不任天下之事责之耳。故曰：「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是也，不得位则止乎？不止也。其止者，盖止于极也，非谓士者固若狙猿然，无意于物也。况巩于先生，师仰已久，不宜有间，是以忘其贱而言也。愿赐之采择，以其意少而施焉。巩闲居江南，所为文无愧于四年时，所欲施于事者，亦有待矣。然亲在忧患中，祖母日愈老，细弟妹多，无以资衣食，恐不能就其学，况欲行其他耶？今者欲奉亲数千里而归先生，会须就州学，欲入太学，则日已迫，遂弃而不顾，则望以充父母养者，无所勉从，此岂得已哉？韩吏部云：诚使屈原、孟轲、扬雄、司马迁、相如进于是选，仆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尔，此言可念也。失贤师长之镌切，而与众人处，其不陷于小人也其几矣。早而兴，夜而息，欲须臾惬然于心不能也。先生方用于主上，日入谋议天下，日夜待为相，其无意于巩乎？故附所作通论杂文一编、先祖述文一卷以献。先祖困以殁，其行事非先生传之不显，愿假辞刻之神道碑，敢自抚州佣仆夫往伺于门下。伏惟不罪其愚而许之，以永赉其子孙，则幸甚幸甚。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虽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尝与巩言：「非先生无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傥言焉，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亦书其所为文一编，进左右，幸观之，庶知巩之非妄也。鄙心惓惓，其大抵虽如此，其详可得而具邪。不宣。巩再拜。

庆历四年五月日，南丰曾巩谨再拜上书谏院学士执事。朝廷自更两府谏官来，言事者皆为天下贺得人而已。贺之诚当也，顾不贺则不可乎？巩尝静思天下之事矣。以天子而行圣贤之道，不古圣贤然者否也。然而古今难之者，岂无异焉？邪人以不己利也，则怨；庸人以己不及也，则忌。怨且忌，则造饰以行其间。人主不寤其然，则贤者必疏而殆矣。故圣贤之道，往往而不行也，东汉之末是已。今主上至圣，虽有庸人、邪人，将不入其间。然今日两府谏官之所陈，上已尽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已尽白而信也，尚惧其造之未深，临事而差也。其未尽白而信也，则当屡进而陈之，待其尽白而信，造之深，临事而不差而后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于谏官乎？古之制善矣。夫天子所尊而听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时，不得数且久矣。惟谏官随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归中书，盖常然矣。至于谏官，出入言动相缀接，蚤暮相亲，未闻其当退也。如此，则事之得失，蚤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谕则极辨之可也。屡进而陈之，宜莫若此之详且实也，虽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间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于谏官乎？今谏官之见也有间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议亦明矣。禁中之与居，女妇而已尔。舍是则寺人而已尔，庸者、邪者而已尔。其于冥冥之间，议论之际，岂不易行其间哉？如此，则巩见今日两府谏官之危，而未见国家天下之安也。度执事亦已念之矣。茍念之，则在使谏官侍臣复其职而已，安有不得其职而在其位者欤？噫！自汉降戾后世，士之盛未有若唐太宗也。自唐降戾后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治功，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则前数百年之弊无不除也，否则后数百年之患，将又兴也，可不为深念乎！巩生于远，厄于无衣食以事亲，今又将集于乡学，当圣贤之时，不得抵京师而一言，故敢布于执事，并书所作通论杂文一编以献。伏惟执事，庄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愿赐观览，以其意少施焉。巩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执事傥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亦书其所为文一编进左右，庶知巩之非妄也。

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书既达，而先生使河北，不复得报，然心未尝忘也。近复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为御史，居京师。安石于京师得而友之，称之曰「有道君子也」，以书来言者三四，犹恨巩之不即见之也，则寓其文以来。巩与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谓无愧负于古之人。览二子之文，而思安石之所称，于是知二子者，必魁闳绝特之人。不待见而信之已至，怀不能隐，辄复闻于执事。三子者卓卓如此，树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苟求闻于人也。而巩汲汲言者，非为三子者计也，盖喜得天下之材，而任圣人之道，与世之务。复思若巩之浅狭滞拙，而先生遇之甚厚。惧己之不称，则欲得天下之材，尽出于先生之门，以为报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还以一言，使之是非有定焉。回、向文三篇，如别录。不宣。巩再拜。

巩启：近托彦弼、黄九各奉书，当致矣。巩至金陵后，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今从泗上出，及舟船侍从以西。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盖古之学者有，或气力不足动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于世，吾徒可耻也。其重之如此。又尝编《文林》者，悉时人之文佳者，此文与足下文多编入矣。至此论人事甚众，恨不与足下共讲评之，其恨无量，虽欧公亦然也。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胸中事万万，非面不可道。巩此行至春，方应得至京师也，时乞寓书慰区区。疾病尚如黄九见时，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与足下论者，想虽未相见，足下之心潜有同者矣。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摸拟前人，请相度示及。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馀俟到京作书去，不宣。巩再拜。

巩顿首介甫足下：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为于世，则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乃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盖先之以教化，则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于迁善而远罪，虽有不肖，不能违也。待之以久，则人之功罪善恶之实自见，虽有幽隐，不能掩也。故有渐磨陶冶之易，而无按致操切之难；有恺悌忠笃之纯，而无偏听摘抉之苛。己之用力也简，而人之从化也博。虽有不从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悦而恐不得归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见之，而岂至于谤且怒哉？今为吏于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诚有所不得为也。以吾之无所于归，而不得不有负冒于此，则姑汲汲乎于其厚者，徐徐乎于其薄者，其亦庶几乎其可也。顾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责善于人；不待之以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恶之必见。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违倍之情生；偏听摘抉之势行，而谮诉告讦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烦，而人之违己也愈甚。况今之士非有素厉之行，而为吏者又非素择之材也。一日卒然除去，遂欲齐之以法，岂非左右者之误而不为无害也哉？则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顾吾之职而急于奉法，则志在于去恶，务于达人言而广视听，以谓为治者当如此。故事至于已察，曾不思夫志于去恶者，俟之之道已尽矣，则为恶者不得不去也。务于达人言而广视听者，己之治乱得失，则吾将于此而观之，人之短长之私，则吾无所任意于此也。故曰思之不审而已矣。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为善，而比闻有相晓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夺足下之见也。巩比懒作书，既离南康，相见尚远，故因书及此，足下以为如何？不宣。巩顿首。

巩启：八月中，承太夫人大祥，于邮中寓书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又寓书，不审皆到否？昨日忽被来问，良慰积日之思。深父殂背，痛毒同之，前书已具道矣。示及志铭，反复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父而有合乎彼，则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过千岁以来，至于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与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过三数人尔，则于深父之殁，尤为可痛。而介甫于此，独能发明其志，读之满足人心，可谓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顾犹见使商榷所未安，观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寿，不得成其材，使或可以泽今，或可以觉后，是介甫之意也。而其首则云「深父书足以致其言」，是乃称深父以未成之材而著书，与夫本意违矣，愿更详之。《孟子》之书，韩愈以谓非轲自作，理恐当然。则所云「幸能著书者」，亦惟更详之也。如何？幸复见谕。所云「读《礼》，因欲有所论著」，顷尝为介甫言，亦有此意，顾不能自强，又无所考质，故莫能就。今介甫既意及于此，愿遂成之，就令未可为书，亦可因得商榷矣。相别数年，巩在此全纯愚以静俟，庶无大悔。顾苟禄以弃时日，为可怅惜，未知何日得相从讲学，以勖其所未及，尽其所可乐于衰莫之岁乎？此日夜所惓惓往来于心也。示谕溲血，比良已否？即日不审寝食如何？上奏当称前某官，十数日前，见刘琮言已报去，承见问，故更此及之尔。今介甫果以何时此来乎？不惜见谕。子进弟奄丧，已易三时矣，悲苦何可以堪！二侄年可教者，近已随老亲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尚且留在怀仁，视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甫有女弟之悲，亦已屡更时序，窃计哀戚何以自胜，馀惟强食自爱，不惜时以一二字见及。不宣。巩启上。

巩顿首世弼足下：辱书说介甫事，或有以为矫者，而叹自信独立之难，因以教巩，以谓不仕未为非得计者。非足下爱我之深，处我之重，不至于此。虽亲戚之于我，未有过此者。然介甫者，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为矫不矫，彼必不顾之，不足论也。至于仕进之说，则以巩所考于书，常谓古之仕者，皆道德明备，己有馀力，而可以治人，非茍以治人而不足于己。故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然世不讲此久矣。故当孔子之时，独颜子者未尝仕，而孔子称之曰「好学」。其馀弟子见于书者，独开之言如此。若巩之愚，固己不足者，方自勉于学，岂可以言仕不仕邪？就使异日有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自有时。古之君子，法度备于身，而有仕有不仕者是也，岂为呶呶者邪？然巩不敢便自许不应举者，巩贫不得已也。亦不敢与古之所谓为贫者比，何则？彼固所谓道德明备而不遇于世者，非若巩之鄙，遽舍其学而欲谋食也，此其心愧于古人。然巩之家茍能自足，便可以处而一意于学。巩非好进而不知止者，此其心固无愧于古人。辱足下爱之深，处之重，不敢不报答。所示诗序及答杨生书，甚善甚善。不宣。巩顿首。

巩再拜：与深父别四年矣，向往之心，固不可以书道。而比得深父书，辄反覆累纸示谕，相存之勤，相语之深，无不尽者。读之累日，不能释手，故亦欲委曲自叙己意以报。而怠惰因循，经涉岁月，遂使其意欲周而反略，其好欲密而反疏，以迄于今。顾深父所相与者，诚不在于书之疏数。然向往之心，非书则无以自解，而乖谬若此，不能不欿然也。不审幸见察否？比得介甫书，知数到京师，比已还亳，即日不审动止如何？计太夫人在颍，子直代归，与诸令弟应举，皆在京师，各万福。巩此侍亲幸无恙。宜和日得书，四弟应举，今亦在京师。去年第二妹嫁王补之者，不幸疾不起。以二女甥之失其所依，而补之欲继旧好，遂以第七妹归之，此月初亦已成姻。巩质薄，去朋友远且久，其过失日积，而思虑日昏，其不免于小人之归者，将若之何？在官折节于奔走，悉力于米盐之末务，此固任小者之常，无不自安之意。顾初至时，遇在势者横逆，又议法数不合，常恐不免于构陷。方其险阻艰难之时，常欲求脱去，而卒无由。今于势者已更，幸自免于悔咎。而巩至此，亦已二年矣。比承谕及介甫所作王令志文，以为扬子不过，恐不然也。夫学者，其心笃于仁，其视听言动由于礼，则无常产而有常心，乃所履之一事耳。何则？使其心笃于仁，其视听言动由于礼，然而无常产也，则其于亲也，生事之以礼，故啜菽饮水之养，与养以天下一也；死葬之以礼，故敛手足形旋葬之葬，与葬以天下一也。而况于身乎？况于妻子乎？然其心笃于仁，其视听言动由于礼者，非尽于此也。故曰乃所履之一事耳。而孟子亦以谓无常产而有常心者，唯士为然，则为圣贤者不止于然也。介甫又谓士诚有常心，以操群圣人之说而力行之，此孔、孟以下，所以有功于世也。夫学者茍不能其心笃于仁，其视听言动由于礼，则必不能不失其常心，此后之学者之患也。茍能其心笃于仁，其视听言动由于礼，则必不失其常心，且既已皆中于礼矣，而复操何说而力行之哉？此学者治心修身，本末先后自然之理也。所以始乎为士，而终乎为圣人也。颜子三月不违仁，盖谓此也。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盖乐此也。凡介甫之所言，似不与孔子之所言者合，故曰以为扬子不过，恐不然也。此吾徒所学之要义，以相去远，故略及之，不审以为如何？其他未及子细。剧寒自重，书至幸报答。不宣，巩再拜。

蒙疏示巩，谓扬雄处王莽之际，合于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谓纣为继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与雄不同。又谓《美新》之文，恐箕子不为也。又谓雄非有求于莽，特于义命有所未尽。巩思之恐皆不然。方纣之乱，微子、箕子、比干三子者，盖皆谏而不从，则相与谋，以谓去之可也，任其难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献于先王，不必同也。此见于《书》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难，乃人臣不易之大义，非同姓独然者也。于是微子去之，比干谏而死，箕子谏而不从，至辱于囚奴。夫任其难者，箕子之志也，其谏而不从，至辱于囚奴，盖尽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谓各以其所守自献于先王，不必同也。当其辱于囚奴而就之，乃所谓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怀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囚奴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内难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见于《书》、《易》、《论语》，其说不同，而其终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际，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于仕莽而就之，固所谓明夷也。然雄之言著于书，行著于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怀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仕莽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谓与箕子合。吾之所谓与箕子合者如此，非谓合其事纣之初也。至于《美新》之文，则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则乡里自好者不为也，况若雄者乎？且较其轻重，辱于仕莽为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则于其轻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于囚奴而就之，则于《美新》，安知其不为？而为之亦岂有累哉？「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顾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于南子，非所欲见也；于阳虎，非所欲敬也。见所不见，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谓诎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则非雄所以自见者欤？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二者皆天地，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见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则雄于义命，岂有不尽哉？又云：介甫以谓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夷甫以谓无不可者，圣人微妙之处，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圣人，强学力行，而于义命有所未尽，故于仕莽之际，不能无差。又谓以《美新》考之，则投阁之事，不可谓之无也。夫孔子所谓无不可者，则孟子所谓圣之时也。而孟子历叙伯夷以降，终曰「乃所愿则学孔子」。雄亦为《太玄赋》，称夷齐之徒，而亦曰：「我异于是，执太玄兮。荡然肆志，不拘挛兮」。以二子之志，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则无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学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则宜有可有不可，以学孔子之无可无不可，然后为善学孔子。此言有以寤学者，然不得施于雄也。前世之传者，以谓伊尹以割烹要汤，孔子主痈疽瘠环，孟子皆断以为非伊尹、孔子之事。盖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观雄之所自立，故介甫以谓世传其投阁者妄，岂不亦犹孟子之意哉？巩自度学每有所进，则于雄书每有所得。介甫亦以为然。则雄之言，不几于测之而愈深、穷之而愈远者乎？故于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况若雄处莽之际，考之于经而不缪，质之于圣人而无疑，固不待议论而后明者也。为告夷甫，或以为未尽，愿更疏示。

府君讳保雍，字粹之。景德二年举进士，中甲科。授山阴主簿，有能名。提点刑狱皇甫选上其状，拜大理评事，监尉氏酒。逾年，知三泉，用故事，得假五品服专达。既至，叹曰：「吾常所欲为此，几可试也」。县以治闻，就改寺丞。久之，通判齐州。李丞相迪镇永兴，扳府君自赞，遂通判其军府。李公去，寇莱公代之。诏易府君凤翔，莱公雅知其贤，因奏留之。事有利害，未尝不争，听乃止。玺书奖之，迁殿中丞。钱思公惟演、李三司士衡荐任佐益州，避亲嫌不拜。授鄜州，迁太常博士，寻换晋州。今上即位，以屯田员外郎、绯衣银鱼知汉州。夜中四卒叩府，告禁兵两营变。佐吏骇，辈入府，府君徐出，独械四卒掠之，趋作诬状，徇两营以安之。至明，鞫得实，乃四卒与伍中谋，幸受己甲，捕两营，因自以为叛。遂弃之市，及谋者九人。因奏言：蜀戍兵久合，往往叛，可因使臣去来番代之，行之至今。擢拜都官，还朝，庄献太后面嘉之。联拜职方度支判官、契丹国信使、荆湖北路转运，章服金紫。有冯异以化黄金干太后，得奉职监鄂州税，知州欧阳颖事之曲恭。武昌置场中市民炭，常时吏先署入抄文为足，而实尚留民家不入，比漕发，乃直取载之，以为故。颖暴，又欲资异谋，使按之，坐盗死者十八人，当论，府君自荆南乘单船，六日夜入鄂，直之，笞守吏数人而已。同时，汉阳俚民贩茶，得知军骆与京诬民忤巡检，应首死者二十人，随者百馀人，与京暴甚颖，人莫敢相曲直，府君遂乱江往虑之，二十人者得不死，随者皆贳。汉阳距江为城，潦至堤辄毁，岁调薪石，发民完之，工四千人，两县以病，府君身自护作，省工费半，堤完至今。迁祠部郎中，满岁，更两浙转运使，加刑部，行部至婺，刺得其守罪，留治之。未既，疾作，遂不起，明道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五十九岁，以景祐二年八月壬申葬汝南宣猷乡之先茔。张氏世为显姓，府君先居齐之禹城，及考讳制，官至库部员外郎，赠吏部侍郎，过蔡州，乐之，家焉。府君娶彭城刘氏，枢密直学士师道之侄，封本县君。子定、察、彦博，仕有治声。最少彦辅未仕。府君之丧，朝廷以察为鄂州推官。府君甚爱考城刘待制，刘亦厚结之，子娶府君女。庆历三年，彦博为抚州司法，为予言：府君平生端重不忲，燕閒未尝见其懈容，为治威严，不擿细事。为汉州，民赵昌以画名，府君迄代不问。至剑门，昌追献画二幅曰：「前太守举从昌取，又应朝贵人求汲汲，昌以技尝自苦，德公不扰，敢献」。府君强受之而归之直。其使吴越，吴越匠巧天下，未尝致一器一物。历问其治己，虽小者如此。又称其官次施设状如前，而曰今史馆修撰王质铭其德于圹中，校书郎王安石又序其诗，惟所以显章于墓道之左者，其辞不立，惧无以畀四方人视听，请予文张之于碑。予不让，铭曰：

为天下之道，本诸得人。公卿内庸，诸侯部使者外治，其体两重也，易知矣。今常患材难，不足布此位，故不能推其功惠及民，岂世所谓贤，天固啬邪？抑其求弗切耶？盖宜放而登，当取而遗，其施为缪然也。如府君钟材甚美，而进也得其时，自守及使，绪行既卓矣，使极其设修，可胜言耶？而止于斯，其可嗟也已。方今敝郡彫部相望，如府君其又可思也已。则凡蔡里之耋龀，恶得不严其墓耶？

黟县之孙氏有起进士、为尚书工部郎中、广南西路转运使以卒者，讳抗，以文学见于世，其葬在黟之上林。有子亦起进士，为永州推官以卒，卒时年二十有八者，讳适，亦以文学见称，葬在其父之左。将葬，其弟邈以告，而乞铭于南丰曾巩。其序曰：孙氏世家富春，唐有徙歙之黟县者，讳师睦，始自别为黟县之孙氏。师睦生延绪，延绪生旦，旦生遂良，以子恩为尚书职方员外郎，职方生工部，工部实生君。君年十有四，辞亲学问江东，已有闻于人。往从临川王安石受学，安石称之。后主越州上虞簿，去，以父恩得永州。父卒，万里致丧，疾不忍废事。既葬，携扶幼老，将就食淮南，疾益革，遂卒于池州大安镇，实至和二年。始，工部为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仆且起，遽卒。君尤自力学行，谓蕴必发，其在君，又止此。君于学问，好其治乱得失之说，不狃近卑；于为文，以古为归，不夸以浮。虽素羸不废书，虽进不怠以止。既肆而通矣，而不得极其至。其铭曰：

孙世来黟，拔身艰故。为世闻家，始自工部。工部孰有？有书百篇。永州之学，自其父传。其果以力，其敏以明。内有其质，外以华英。再以不就，其后当侈。君不有子，君多兄弟。

制举诚取士之要，国朝尤为得人。王安石用事，讳人诋訾新政，遂废其科。今方搜罗俊贤，廓通言路，宜复六科之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