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表具之。卿文学高一时，名誉专四海。勇于立事，急于进贤。朕心倚之以安平，士论待之以康济。盖居位之尚浅，或改命之未孚，虽群言之正欢，岂同德之有间？遽求分务，深用骇闻。居就乃功，期副予望。所乞宜不允。

省表具之。朕以卿材高古人，名重当世，召自岩穴，寘诸庙朝。推心委诚，言听计用，人莫能间，众所共知。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远事任，退处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所素望，将以诿谁？祗复官常，无用辞费。所乞宜不允，仍断来章。

元丰五年秋，吾言语涩，疑为中风之候，恐朝夕疾作，猝然不敉，乃豫作《表》，自书之，常置卧内。俟且死，以授范尧夫、范梦得，使上之。八年三月五日，宫车晏驾，此表无用，留以示子孙，欲使知吾事君区区之心耳。

臣光言：臣世受国恩，常思补报，但以性识愚戆，不合圣心。是以比年以来，屏居杜口，不敢复言。今衰疾日侵，将填沟壑，敢以平生忠恳，一达天聪，庶几陛下知臣无求于朝廷，而未尝忘国家也。臣光诚哀诚切，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天纵睿哲，烛物精敏。践阼以来，锐志求治，图任奇杰，恢张洪业。得王安石委而信之，不复疑贰。听其言，从其计，人有沮毁之者，责而逐之。虽周成王之信周公，齐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倚乐毅，蜀先主之托诸葛亮，殆无以及。斯乃不世出之英主，旷千载而难逢者也，不幸所委不得其人，安石既愚且愎，不知择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谋，以启迪聪明，佐佑丕烈。乃足己自是，谓古今之人皆莫己如。有人与之同则喜，与之异则怒。喜则数年之间，援引登青云；怒则黜逐摈弃，终身沉草莱。凡人之情，谁不喜富贵而畏刑祸？于是忠直远屏，奸谀竞进，为之腹心羽翼，以干禄徼利。遂使中外权要之任，非其党与不得处也。深疾谏者，过于仇雠，严禁诽谤，甚于盗贼。然后逞其胸臆，变乱旧章；兴害除利，舍是取非。其尤病民伤国者，略举四条：其一曰青苗钱。分命使者，诱以重赏，强散息钱，脧民求利。取新偿旧，负债岁多，官守空簿，实无所获。货重物轻，公私两困。其二曰免役钱。纵富强应役之人，使家居自逸；征贫弱不役之户，使流离转死。凡农家所有，不过谷、帛与力，自古赋役无出三者。今皆不取，专责以钱。钱非私家所铸，要须贸易外求。丰岁谷贱，已自伤农；又迫于期限，不得半价。尽粜所收，未能充数，家之糇粮，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则又无谷可粜，人人卖田，无往可售。遂至杀牛卖肉，伐桑鬻薪，来年生计，安敢复议？用此雇浮浪之人，以供百役，使缓则为奸，急则逃窜。处事若此，岂非倒置？其三曰保甲。自唐募长征之兵，赋农民谷帛以给其衣粮，农固已困矣。今谷帛税如故，又使舍耕桑、事战阵，一身二任，民何以堪？又罢巡检兵士及尉司弓手，皆易以保甲，半月一代。彼畎亩之民，尚未能操弓挟矢，已复代去。用此擒盗，不亦难乎？夫夺其衣食，使无以为生，是驱民为盗也；使比屋习战，劝以官赏，是教民为盗也；又撤去捕盗之人，是纵民为盗也。谋国如此，果为利乎？四曰市易。遣吏坐列贩卖，与细民争利，下至菜果油面，驵侩所得，皆搉而夺之，使道路怨嗟，远近羞笑。商旅不行，酒税亏损，夺彼与此，得少失多。又称贷于民，恣其所取，使无赖子弟得醉饱之资，在家父兄受督责之苦，倾赀破产，什有五六。凡此四者，皆逆人情、违物理，天下非之，莫之肯从。安石乃以峻法驱之。彼十恶盗贼，累更赦令，犹得宽除，独违新法者，不以赦降去官原免，是其所犯重于十恶盗贼也。安石茍欲遂其很心，无顾治体，此其厉阶，至今为梗也。又有奸诈之臣，如种谔、薛向、王韶、李宪、王中正之徒，行险徼幸，怀谖罔上，轻动干戈，妄扰蛮夷。夫兵者，国之大事，废兴存亡，于是乎在。而谔等茍营一身之官赏，不顾百姓之死亡、国家之利病，轻虑浅谋，发于造次，深入自溃，仅同儿戏。使兵夫数十万，暴骸于旷野；资仗巨亿，弃捐于异域。昔王恢为马邑之谋，单于觉之遁去，时汉军无所失亡，但无功耳。武帝犹以为不诛恢，无以谢天下。今溃败亡失，狼藉如此，而建议行师之人，晏然曾无愧畏，或更蒙宠任。窃见国家至仁，重惜人命，诸州论囚，有法应流而误入死者，举州官吏皆坐停废。柰何使数十万人无罪就死，反无所坐乎？此所以使狂躁贪冒之人竞为常试之说，而无所惩艾者也。若举事屡如此，其于国家岂不可忧乎？臣闻堂上不𡊯，则郊草不赡旷耘。是以古圣王之治天下，必先内而后外，安近以服远。故《书》曰：「帝乃诞敷文德，七旬有苗格」。《诗》云：「王猷允塞，徐方既来」。下至齐桓、晋文，亦先富教其民，然后用之。陛下何不视今日朝廷之政治何如，群臣之智能何如，百姓之富乐何如，士卒之精锐何如，乃遽从事于四夷也？臣所惜者，以陛下之圣明，不师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汉武之所为。借使能踰葱岭，绝大漠，鏖皋兰，焚龙庭，又何足贵哉！自古人主喜于用兵，疲弊百姓，致内盗蜂起，或外寇窥觎者多矣。申屠刚曰：「未至豫言，固常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必若待四方糜沸，如秦、汉、隋、唐之季，然后悔之，固已晚矣。夫谏争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安可一日无之？《书》曰：「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设有人闭目塞耳，跣而疾趋，前遇险阻，安有不颠踬者哉？臣窃见十年以来，天下以言为讳，大臣偷安于禄位，小臣茍免于罪戾。闾阎之民，憔悴困穷，无所控告，宗庙社稷，危于累卵，可为寒心。人无贤愚贵贱，莫不知之，而讫无一人敢发口言者，陛下深居九重，徒日闻谀臣之言，以为天下家给人足，太平之功十已八九成矣。臣是以不胜愤懑，为陛下忍死言之，庶几陛下览其垂尽之辞，察其硕忠之志，廓然发日月之明，毅然奋乾刚之断，悔既往之失，收将来之福。登进忠直，黜远佞邪。审黄发之可任，寤谝言之难信。罢苗役，废保甲，以宽农民；除市易，绝称贷，以惠工商。斥退聚歛之臣，褒显循良之吏。禁约边将，不使贪功而危国；制抑近习，不使握兵而兆乱。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简之政；变刻薄之俗，以复敦朴之化。使众庶安农桑，士卒保首领，宗社永安，传祚无穷。则臣没胜于存，死荣于生，瞑目九泉，无所复恨矣。臣不胜瞻天恋圣之至，谨手书遗表以闻。臣光诚哀诚切，顿首顿首，谨言。年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臣司马光上表。

熙宁三年，御史中丞光等累次全台上疏：参知政事王安石不合妄生奸诈，荧惑圣聪，及公亮等各务依违，未曾辨正，乞明其罪。不蒙施行。窃以《易》喻履霜，示为君制臣之术；《书》戒作福，明凶国害家之常。《易》、《书》之义，其知几乎。君子见几，不俟终日，是以自古君无过失，而臣不奸欺。盖知其几而遏其端也。伏遇陛下即位以来，日慎一日，闻过则喜，从谏如流。四方翘企，以望太平；万俗讴谣，而陶美化。其以用安石为相，斯见陛下焦中心而求治，急先务以济时者也。而安石备政府，必当辅国以伊周之道，致时为尧舜之民，发政施仁，俾合舆意。而安石首倡邪术，欲生乱阶，违法易常，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而又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谈，拒塞争臣之正论。加以朋党鳞集，亲旧星攒，式备近畿，或居重任，窥伺神器，专制福威。人心动摇，天下惊骇。茍陛下不遏其端，则安石为祸不小。夫《书》、《易》之戒，正急于斯。且陛下以安石有师保之尊、故旧之恩，俾为相臣，使预政事。昔汉尊桓荣，徒闻设几；燕贵邹衍，惟见筑宫。岂有俾居显重而妄使改为？若不正其罪恶，亦难以顺乎众意。臣职居御史，身为谏官，非不能希意茍合，以求宠荣。盖以立君朝者，当励己以去邪；食君禄者，必轻身而为国。臣之与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是以屡犯天颜，辄陈狂瞽，心既为国，宁复爱身！茍今日蒙鈇钺之诛，胜异日死贼臣之手。伏愿陛下独奋乾刚，专行夬决，一遵祖宪，无用邪谋。诛逐乱臣，延纳正士，上以顺皇太后之意，下以慰亿兆人之心。则臣等退就诛戮，亦所甘心。

右，臣伏自蒙恩差臣同修起居注，已三次奏陈，不敢受敕，更乞择人。今又准中书劄子，奉圣旨，令臣依累降指挥便授敕，更不得辞免。诏旨丁宁，至于三四，而臣偃蹇自遂，是谓不恭。若正典刑，罪死无赦。然臣知而不敢避者，诚以罪有大于此者故也。臣闻《虞书》曰：「无旷庶官」。然则官无钜细，皆分理天职，王者犹不敢私非其人，况人臣而敢叨居其位乎？如是则虽无国讨，必有天刑。臣虽顽愚，粗知自爱，虽日迁九官，所不愿也。臣向辞开封府推官及判三司度支勾院，朝廷一有指挥，不令辞免，臣即时就职，岂以材力为足堪其任哉？窃自惟度，以为朝命已行，必不可移，虽章奏烦多，终无所益，是以黾勉从事，不敢复言。及睹王安石前者差修起居注，力自陈愬，章七八上，然后朝廷许之。臣乃追自悔恨，向者非朝廷不许，由臣请之不坚故也。臣今所以烦渎圣听，不能自已，虽加重诛，所不敢逃。况王安石文辞闳富，世少伦比，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授以此职，犹恳恻固让，终不肯为。如臣空疏，何足称道？比于安石，相去远甚，乃敢不自愧耻，以当非常之命乎！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则臣闻命之日受而不辞。今臣内自省循，一无可取，乃与之同被选擢，比肩并进，岂不玷朝廷之举，为士大夫所羞哉！此臣所以彷徨，尤不敢受者也。伏望圣慈察臣诚心，且令循守旧职，更赐推择当今俊异之人可与安石为比者，使同修起居注。如此，则贤不肖各当其分，能不能各适其宜，下情获安，众望惟允。所有同修起居注敕，臣不敢祗受。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臣窃以为凡议法者当先原立法之意，然后可以断狱。窃详律文：「其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注云：「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所谓「因犯杀伤」者，言因犯他罪，本无杀伤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杀伤，除为盗之外，如劫囚，略卖人之类，皆是也。律意盖以于人损伤既不得首，恐有别因馀罪而杀伤人者，有司执文并其馀罪亦不许首，故特加申明云「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杀伤之中，自有两等，轻重不同：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者，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者，则谓之故。谋者尤重，故者差轻。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杀伤人，他罪虽得首原，杀伤不在首例。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酌中令从故杀伤法也。其直犯杀伤更无他罪者，惟未伤则可首，但系已伤，皆不可首也。今许遵欲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按谋杀、故杀，皆是杀人，若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则故之与杀亦是两事也。且律称「得免所因之罪」，故劫囚、略人皆是已有所犯，因而又杀伤人，故劫略可首，而杀伤不原。若平常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也。若以劫斗与谋皆为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则是斗伤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遵所引苏州洪祚断例，案《律疏》云：「假有因盗故杀伤人而自首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疏既指言故杀伤人，明是因盗谋杀伤人者，自从谋法。当时法官误断，不可用例破条。遵又引《编敕》：「谋杀人伤与不伤，罪不至死者，并奏取敕裁」。以为谋杀已伤而罪不至死者，即是自首之人。案尊长谋杀卑幼之类，皆是已伤而罪不至死，不必因首也。遵又引《律疏问答》条云：「谋杀凡人，乃云是舅」。又云：「谋杀之罪首尽，显是谋杀，许令自首」。案《问》皆谓谋而未伤，方得首免，若其已伤，何由可首？凡议罪制刑，当使重轻有叙。今若使谋杀已伤者得自首，从故伤法，假有甲乙二人，甲因斗殴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犹科杖六十罪；乙有怨雠，欲致其人于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见血，若来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绝殊，而得罪相埒。果然如此，岂不长奸？况阿云嫌夫丑陋，亲执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断其一指，初不陈首，至官司执录将行拷捶，势不获已，方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悯？朝廷贷命编管，已是宽恩，而遵更稽留不断，为之伸理，欲令天下今后有似此之类，并作减二等断遣，窃恐不足劝善，而无以惩恶，开巧伪之路，长贼杀之源，奸邪得志，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也。臣愚以为大理寺、刑部所定已得允当，难从许遵所奏作案问欲举减等而科。今来与王安石各有所见，难以同共定夺，伏乞朝廷特赐裁酌施行。

臣窃见近日台谏官言制置三司条例司害民及吕惠卿奸邪者，率被责降，或更加以恶名，如吕公著告辞云：「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中外闻者，无不骇愕。臣窃惟朝廷之意无它，止欲惩戒来者，使不敢复言耳。国家置台谏官，以为天子耳目，唯恐政事有阙失，百姓有疾苦，大臣专恣，左右奸邪，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得闻故也。今台谏官稍有怀刚直之志，畏天下公议，忧念朝廷，哀悯百姓，忤犯大臣，刺议左右者，陛下辄罪而逐之，更使大臣自择所亲，以代其任。万一又为公论，则又逐之。是必得庸懦阿谀，不知廉耻，附下罔上，背公死党之人，然后止耳。若言路皆此等之人，则禁闼之外，陛下耳目之所不及者，虽有至大之事，迫切之祸，陛下何从知之？如此岂宗庙社稷之福也？晏子曰：「君所谓可，臣亦曰可；君所谓否，臣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今陛下使大臣自择台谏官，大臣又取同于己者存之，异于己者去之，然则陛下独与大臣为天下足矣，何必更置台谏官也！且条例司之害民，吕惠卿之奸邪，天下之人谁不知之？独陛下与王安石未之寤耳。岂可更为之黜逐台谏，以长其威福，成其气势？臣窃为陛下寒心。今台谏官已被逐者，臣不敢留。唯愿陛下自择公正刚直者，布之言路，以明四目，达四聪，勿使为群下所欺蔽，则天下幸甚。臣受陛下过分之恩，不敢塞默，虽死怨雠之手，犹贤于窃禄偷生者也。取进止。

右，臣昨在京师，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疏无取，遣使访以得失。岂惟微臣有千载一遇之幸，中外闻之，踊跃相庆，以为言路将开，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当是时，臣未暇备论天下之事，先陈所急，于三月三十日上言，以近岁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茍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致闾阎愁苦，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而下无所诉，公私两困，盗贼已繁。宜下诏书，不以有官无官之人，有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鼓院、检院、州军长吏不得抑退。其义精当者，行其言而显其人；狂愚鄙陋者，报闻罢去，亦不加罪。又于四月二十一日复上言，皇帝陛下初即政，于用人赏罚，尤不可不当。夫谏争之臣，人主之耳目也，不可一日无之。《说命》曰：「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设有人闭目而塞耳，跣足而疾趋，前遇险阻，能无伤乎？贾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况震之以威，压之以重乎」？顷者王安石秉政，欲蔽先帝聪明，专威福，行私意，由是深疾谏者，过于仇雠，严禁诽谤，甚于盗贼。是以天下之人，以言为讳，百姓愁苦无聊，靡所控告，致怨谤之语，上及先帝。臣常痛心泣血，思救其失，是故首乞下诏开言路以通下情。臣谓群臣茍有肯进言者，陛下必加褒擢，以劝来者，此乃古人市骏骨、揖怒蛙之意也。《召诰》曰：「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皇帝陛下新即位，太皇太后陛下初垂帘，天下之人莫不属目倾耳。臣自到西京以来，朝夕伏听朝廷惟新之政，以为必务明四目、达四聪，以发天下积年愤郁之志。今开言路之诏，既不闻颁于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并置三衙管军臣僚，水部员外郎王谔乞令依保马元立条限，均定逐年合买之数，又乞令太学增置《春秋》博士，使诸生肄业。朝廷以非其本职而言，各罚铜三十斤。臣忽闻之，伥然失图，愤邑无已。臣非私于二人，直为朝廷惜治体耳。夫阿意钳口，容身窃禄，此小臣之利也；威福在己，人莫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民怨于下而不闻，国家阽危而不知，于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王谔，臣素不识，不知其人为贤为不肖，但惜陛下临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获罪，臣恐中外闻之，忠臣解体，直士挫气，欲仕者歛冠藏之，欲谏者咋舌相戒，则上之聪明，犹有所不昭，下之情伪，犹有所不达，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宋彭年所言虽不识事体，但当寝而不行，亦不宜加罪。至如孔子作《春秋》为万世法，王安石秉政辄黜之，使不得与诸经并列于学官，学者毋得习以为业，王谔所言未至不当，乃以越职为罪。古者置谏鼓、设谤木，询于刍荛，未闻有位于朝，而以言事为越职者也。若当职之人既不肯言，不当职之人又不得言，则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其政治利病，天子深居九重，何由得闻之哉？昨日进奏院递到告身，差臣知陈州。然则，臣自今于一州之外言及它事，亦为越职，何敢言矣。今二臣之罚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诏不以有官无官、当职不当职之人，皆得进言。择其可取者微加旌赏，使天下之人知朝廷乐闻善言，不恶论事；毋可取者，寝而勿问，庶几愿纳忠之人犹肯源源而来也。臣禀赋愚戆，文学政事皆出人下，惟不识忌讳，不阿权贵，遇事妄言，无所顾避，以此荷知于累朝，见称于众人。若亦不得言，则毋所复用于圣世矣。上孤太皇太后陛下下问之意，下负微臣平生愿忠之心，内自痛悼，死不瞑目。臣久忝便安，今朝廷授以名藩，义不敢辞。见牒本州索远接公人起发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竭疲驽，恪勤本职，茍力所不逮，伏须罪戾而已。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臣闻《诗》云：「毋念尔祖，聿修厥德」。故夏遵禹训，商奉汤典，周守文武之法，汉循高祖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孙享有天禄，咸数百年。国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拨乱返正，混一区夏，规模宏远。子孙承之，百有馀年，四海治安，风尘无警，自生民以来，罕有其比，其法可谓善矣。先帝以睿智之性，切于求治，而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业，闾里怨嗟。陛下深知其弊，即政之初，变其一二，欢呼之声已洋溢于四表，则人情所苦、所愿，灼然可知。陛下何惮而不并其馀悉更张哉？譬如有人误饮毒药，致成大疾，茍知其毒，斯勿饮而已矣，岂可云姑少少减之，俟积以岁月，然后尽舍之哉？臣向曾上言，教阅保甲，公私劳费，而无所用之。歛免役钱，宽富而困贫，以养浮浪之人，使农民失业，穷愁无告。将官专制军政，州县无权，无以备仓猝，万一饥馑，盗贼群起，国家可忧。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众，先宜变更。借令皇帝陛下独览权纲，犹当早发号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国家之危，收万国之欢心，复祖宗之令典。况太皇太后陛下同断国事，舍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于体甚顺，何为而不可？取进止。

臣于今月二十八日，伏蒙圣恩差御药吴靖方宣召臣，令受新除守门下侍郎告身。圣恩重复，惶愧愈深。臣性质愚鲁，学术浅短，徒以素仗忠信，窃慕公直，偶为时俗被以虚名，误蒙累朝甄奖，承乏侍臣。熙宁初，王安石说导先帝置三司条例司，始议新法。臣以为财聚则民散，下怨则上危，力曾开陈，称其不可。言语拙讷，不能感寤。寻蒙圣恩除枢密副使。臣贪爱富贵，无异于人，顾以君无虚授，臣无虚受，先帝用臣，必以为有益国家，茍言无足采，臣何敢叨居其位？是以累上章奏，终辞不拜。既而请补外郡，又乞散官，两任留台，四任崇福。臣区区之心，惟望先帝察其何故辞贵就贱，一赐召对，访以新法于民间果为利害，臣得输肝沥胆，极竭以闻，退就鼎镬，死且不朽。饮食寤寐，不忘此志。幽明难欺，天实知之。不图先帝奄弃天下，臣陨心泣血，谓积年所怀，生死莫伸。及来奔国丧，伏蒙太皇太后特降中使宣谕，令无惜奏章。臣不意愚诚复有所摅发，千载一遇，不胜踊跃。遂首以开言路为请，及其它新法之不便者，略举数条。今蒙恩差知陈州，又诏令过阙入觐。到城之日，蒙降中使以开言路诏书赐示。臣刍荛之言，遽荷采纳，且喜且惧，无地自容。然详读诏书，中间六事有所未安，似名为求谏，其实拒谏，恐士民见者未达圣意，莫敢进言。方欲上殿论列，不意忽奉恩命俾贰左省。臣以非才，未敢祗受，及以言路不通，新法为患，皆当今切务，遂于今早入一劄子，辞免恩命，并所准备上殿劄子二道，同于通进司投下。未审圣意以臣前后所言果为如何？若稍有可采，乞特出神断，力赐施行，则臣可以策励疲驽，少佐万一。若皆无可采，则是臣狂愚无识，不知为政，岂可以污高位、尸重任，使朝廷获旷官之讥，微臣受窃位之责？它日有误国事，罪不容诛。伏望圣慈特寝新命，使得自安其分。取进止。

臣伏见陛下自临政以来，夙夜孜孜，以爱百姓、安国家为事。盖善治疾者，必究其所来，攻其所急，救之欲速，去之欲尽。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财用之蠹，圣人除暴定乱，不得已而用之耳。自有唐中叶，藩镇跋扈，降及五代，群雄角逐，四海九州，瓜分糜溃，兵相吞噬，生民涂炭，二百馀年。太祖受天明命，四征弗庭，光启景祚。太宗继之，克成厥勋，然后大禹之迹，悉为宋有。于是载戢干戈，与民休息，或自生至死，年及期颐，不见兵革。吏守法度，民安生业，鸡鸣狗吠，烟火相望，可谓太平之极致，自古所罕侔矣。及神宗继统，材雄气英，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夏、河西专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完，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窥伺小利，敢肆大言，秪知邀功，不顾国患，争贾馀勇，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披文按图，玩习陈迹，不知合变，竞献奇策，自谓良、平更生；聚歛之臣，捃拾财利，剖析秋毫，以供军费，专务市恩，不恤残民，各陈遗利，自谓孔、桑复出。误惑先帝，自求荣位。于是置提举官，强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货泉；又驱畎亩之人为保甲，使舍耒耜、习弓矢；又置都作院调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养保马，使卖耕牛、市驵骏，而农民始愁苦矣。部分诸军，无间边州内地，各置将官以领之，自知州军、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皆不得关预。舍祖宗教阅旧制，诵射法，效胡服，机械阵图，竞为新奇，朝晡上场，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强市搉取，坐列贩卖，增商税色件及菜果，而商贾始贫困矣。又立赊贷之法，诱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致其子孙邻保籍没赀产，不能备偿。又增茶盐之额，贱买贵卖，强以配民，食用不尽，迫以威刑，破产输钱。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教兵既久，积财既多，然后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战，将帅愚懦，行伍骄惰，加以运筹决胜者乃浮躁巧伪之士，不知彼己，妄动轻举。是以顿兵灵武，力疲食尽，自溃而归，执兵之士，荷粮之夫，暴骨塞外，且数十万。筑堡永乐，怠忽无备，纵寇延敌，阖城之人剪为鱼肉。曾未足以威服戎狄，而中国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厌截截谝言，思番番良士，未及下哀痛之诏，息兵富民，奄弃天下。此臣所为痛心疾首、泣血追伤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绪，太皇太后同听庶政，首戒边吏无得妄出侵掠，俾华夷两安。今契丹继好，秉常纳贡，乾德拜章，征伐开拓之议，皆巳息矣，则此置提举官散青苗，歛免役钱、点教保甲，置都作院，养保马，将官、市易司、封状买坊场、增茶盐额、措置河北籴便司，皆为虚设。陛下幸诏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馀章，未有不言此数事者。足知其为天下公患，众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何所复疑？而群臣犹习常安故，惮于更张，虽颇加裁损，而监司按堵，将官具存，保甲犹教阅，保马犹养饲，边州屯戍不减，军器造作不休，茶盐新额尚在，差役旧法未复。是用兵虽息，而公私劳费犹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辙，数年之后，万一遇水旱大饥，盗贼群起，其为国家忧患，岂敢尽言哉！伏愿陛下断自圣志，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则存之，其馀臣民以为不如旧法之便者，痛加釐革。虽非一日可行之事，欲乞陛下宣谕执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议利害进呈，以圣鉴裁决而行之。昔夏遵禹训，商用汤法，周循文武之典，盖创业垂统之王，贻厥孙谋，后世所宜谨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率由旧章，但使政事悉如熙宁之初，则民物熙熙，海内太平，更无馀事矣。议者必曰「革弊不可仓猝，当徐徐有渐」，此何异使医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原使尽也！其为医者谋，则善矣；其为疾者谋，奚利哉！取进止。

臣闻《书》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时见天圣中诸路止各有转运使一员，亦无提点刑狱，惟河北、陕西以地重事多，置转运使两员。然朝廷必择朝士累任知州有声迹、晓钱谷者，乃得为之，未尝轻以授人。凡一路之事，无所不总，使按察官吏，荐贤发奸，爱养百姓，兴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务未能细知利害者，则委之相度措置。当是之时，官少民安，事无不举，公私饶乐，海内晏清。景祐初始复置提点刑狱，其后或时置转运判官，以其冗长害事，寻复废罢。自王安石执政以来，欲成新法，诸路始置提举常平广惠、农田水利官。其后每事各置提举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权一如监司。又增转运副使、判官等员数，皆选年少资浅轻俊之士为之，或通判、知县、监当官资序及选人以权发遣处之，有未尝历亲民即为监司者。能顺己意则不次迁擢，小有乖违则送审官院，与合入差遣，或更加责降。彼年少则历事未多，资浅则众所不服，轻俊则举措率易。历事未多，故措置百事往往乖方；众所不服，故依势立威以行号令；举措率易，故虑事不熟，坏法害民。又利禄诱于前，罪戾俟于后，由是往往上不顾国家事体，下不恤百姓怨咨，专务希合以图进取，致今日天下籍籍如此，皆由此来也。陛下幸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知元元困穷，于国家非便，欲救而安之，诏青苗钱不得抑配，免役钱宽剩不得过三分。窃闻诸路提举官州县，犹有于春首抑配青苗钱，勒百姓供情愿状，别作名目，占免役宽剩钱，但取文具而已。如此，是朝廷号令废格，不行于臣下，恩泽壅塞，不被于黎民，徒存空文，何以为政？臣闻去草者绝其本，救水者回其源。提举官者，乃病民之本源也。陛下必欲苏息疲瘵，乞尽罢诸路提举官。其转运使，除河北、陕西、河东外，馀路只置使一员、判官一员，提点刑狱分两路者，合为一路，共差文臣两员。凡本路钱谷财用事，悉委转运司；刑狱、常平、兵甲、贼盗事，悉委提点刑狱管句。仍选知州已上资序，累经亲民差遣，所至有政迹聪明公正之人，方得为监司。聪明则知官吏贤不肖，公正则黜陟无私。部下官吏既皆得人，事务安有不干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国家镇抚四方之本也。若以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谷财物不少，恐转运司一旦得之，妄有耗散，即乞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一面交割主管，依常平仓法谨伺谷价贱籴贵粜，及准备灾伤赈贷，其馀不得支用。若转运司委的窘乏，须至兑那常平仓钱物者，必须具数先奏朝廷，得旨乃得移牒支拨。若以监司数少，路分阔远处巡历及管勾不办，即乞只依旧法，每岁遍巡诸州，更不遍巡诸县。自非要切大事，朝廷不令监司亲往干当，只令选差本部官，除司理、司法、县尉、独员监当之类旧条不许差出外，其旧条不得隔州差选人干当，差及被差之人皆有罪，新条诸州管勾官及主簿当给散月分不得差出之类指挥，乞更不施行。所贵监司有官可差，干得事务。若遇有贼盗，乞朝廷只委提点刑狱差官或行移文字，监督捕盗官捉杀。察其不称职及有可以代之者，先令权摄，仍奏乞替换。许一面相度贼盗彊弱，立赏钱数目。其捕盗官若立功，许随功大小保明乞转官及升差遣，或减年磨勘，朝廷更不下刑部磨勘，诘难住滞，临时详酌恩泽，直赐指挥，贼盗自然无不败获。不须令亲出入监逐捉杀，于事无益。如此则监司巡历管勾职事简要，易为办集。取进止。

臣伏睹朝廷改科场制度，第一场试本经义，第二场试诗赋，第三场试论，第四场试策试。新科明法，除断案外，试《论语》、《孝经》义。奉圣旨，令礼部与两省、学士、待制、御史台、国子监司业集议闻奏。臣窃有所见，不敢不以闻。凡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是故《周礼》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宾兴万民，汉以贤良方正孝廉、质朴敦厚取士。中兴以后，取士尤为精慎，至于公府掾属、州从事、郡国计吏、丞史、县功曹、乡啬夫，皆择贤者为之。茍非其人，则为世所讥贬。是以人人思自砥砺，教化兴行，风俗纯厚，乃至后世陵夷，虽政刑紊于上，而节义立于下，有以奸回巧伪致富贵者，不为清议所容。此乃德化之本源，王者所先务，不可忽也。熹平中，诏引诸生能文赋者待制鸿都门下，蔡邕力争，以为辞赋小才，无益于治，不如经术。自魏晋以降，始贵文章而贱经术，以词人为英俊，以儒生为鄙朴。下至隋唐，虽设明经、进士两科，进士日隆，而明经日替矣。所以然者，有司以帖经墨义试明经，专取记诵，不询义理，其弊至于离经析注，务隐争难，多方以误之。是致举人自幼至老，以夜继昼，腐唇烂舌，虚费勤劳，以求应格。诘之以圣人之道，瞢若面墙，或不知句读，或音字乖讹。乃有司之失，非举人之罪也。至于以赋、诗、论、策试进士，及其末流，专用律赋、格诗取舍过落，擿其落韵、失平侧、偏枯不对，蜂腰鹤膝，以进退天下士。不问其贤不肖，虽顽如蹠、蹻，茍程试合格，不废高第；行如渊、骞，程试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举人专尚辞华，不根道德，涉猎钞节，怀挟剿剽，以取科名。诘之以圣人之道，未必皆知。其中或游处放荡，容止轻儇，言行丑恶，靡所不至者，不能无之。其为弊亦极矣！神宗皇帝深鉴其失，于是悉罢赋、诗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乃革历代之积弊，复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己者取，异己者黜。使圣人坦明之言，转而陷于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于异端。若己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又黜《春秋》而进《孟子》，废六艺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学，不勉励德行，此其失也。凡谋度国事，当守公论，不可希时，又不可徇俗。宜校是非之小大，利害之多少，使质诸圣人而不谬，酌于人情而皆通，稽于上古而克合，施之当世而可行，然后为善也。今国家大议科场之法，欲尽善尽美，以臣所见，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经、进士为一科，立《周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令天下学官依注疏讲说，学士博观诸家，自择短长，各从所好。《春秋》止用《左氏传》，其《公羊》、《谷梁》、陆淳等说，并为诸家。《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皆须习《孝经》、《论语》。于家状前开坐习某经某经。又每岁委升朝文官保举一人，不拘见在任不在任，是本部非本部，各举所知。若系亲戚，亦于举状内声说。其举状称：「臣窃见某州某县人某甲，有何行能，臣今举堪应经明行修科。于后不如所举，臣甘当连坐不辞」。候奏状到，朝廷下礼部贡院置簿，各分逐路抄录本人姓名，注举主官位姓名于其下。仍下本州出给公据，付本人收执，及令本州亦如贡院置簿抄录，准备开科场日考验公据。其举状既上之后，若所举之人犯赃私罪，至徒以上、情理重，及违犯名教，候断讫，仍收坐举主，奏乞朝廷取勘施行。其人未及第者，减五等，已及第者，减三等坐之，一如举选人充京官法。臣窃料此法初行，其奔竞属请固不能免，若朝廷必坐举主，无有所赦，行三五人后，自皆慎择其人，不敢妄举。如此，则士之居乡、居家，独处闇室，立身行己，不敢不慎，惟惧玷缺有闻于外矣。所谓不言之教，不肃而成，不待学官日训月察，立赏告讦，而士行自美矣。每遇开科场，其有举主者，自称应经明行修举，仍于所投家状前开坐举主官位姓名。有司检会簿上合同，方许收接。其无举主者，只称应乡贡进士举，如常法。每举人三人以上，自相结为一保，止保委是正身，及是本贯，不曾犯真刑，无隐忧匿服，此外皆不保。其本州及贡院考试，并依旧法差封弥、誊录，监门、巡铺官，程试之日，严加检察，如旧试经学诸科法，各令求己，毋得移坐位、相从托商量、相聚传义、传本、怀挟、代笔，违者扶出。第一场先试《孝经》、《论语》大义五道，内《孝经》一道、《论语》四道。先须备载正文，次述注疏大意，次引诸家异义，次以己见评其是非。以援据精详、理长文优者为通，其次为粗，援据疏略、理短文拙者为否。三通以上为合格，不合格者先次駮放，合格者榜引次场就试，如旧试经学诸科法。或合格人数太少，则委试官临时短中求长，详酌放过。次场试《尚书》，次场试《周礼》，次场试《仪礼》，次场试《礼记》，次场试《春秋》，次场试《周易》大义，各五道，令举人各随所习经书就试，考校过落如《孝经》、《论语》法。次场试论二道，一道于儒家诸子书内出题，一道于历代正史内出题。次场试策三道，皆问时务。考策之日，方依解额及奏名人数定去留，编排高下。以经数多者在上；经数均，以论、策理长文优者在上。其经明行修举人，并于进士前别作一项出榜解发。及奏名至御前，试时务策一道，千字以上。封弥官于号上题所明经数及举主人数，候考校详定毕，编排之时，亦以经数多者在上；经数均，以策理长文优者在上；文理均，以举主多者在上。其经明行修举人，亦于进士前别作一项编排，先放及第；其推恩注官，比进士特加优异。它时选择清要官馆阁、台谏等，并须先取经明行修人；其举主姓名，常于官告前声说。如此，则举人皆务尊尚经术，穷圣人指趣不敢不精，旁览子史不敢不博，又不流放入于异端小说，讲求时务，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义，又能明道，又能博学，又知从政，其为国家之用，岂不贤于今日之所取乎？所有今来乞复诗赋者，皆向日老举人，止习诗赋，不习经义，应举不得，故为此说。欲以动摇科场制度，为己私便。朝廷若不欲弃捐旧人，候将来科场进士有特奏名者，令试诗赋，随其优劣，等第推恩，亦无伤也。不可以此轻改成法，复从弊俗，误惑后生。若以为文章之士，国家所不可无，即乞许人于试本经合格日，投状乞试杂文，于试论次场引试。或律诗、或歌行、或古赋、或颂、或铭、或赞、或四六表启，临时委试官出题目试某文，定篇数、字数共须及五百字以上，取辞采高者为合格。候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编排姓名高下，各在数经同等人之上。如此，则文章之士亦不乏矣。至于律令敕式，皆当官者所须，何必置明法一科，使为士者豫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鍊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朝廷若不欲废弃已习之人，其明法曾得解者，依旧应举；未曾得解者，不得更应，则收拾无遗矣。臣愚所见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礼部等官所议，榜国子监门及遍下诸州，有州学处榜州学门，令举人限一月内投状，指定何法为善，仰本州附递以闻。候到京齐足，更委其他执政看详参酌，从长施行。取进止。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知政事之时，已言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谓安石止于不晓事与很愎尔，不至如诲所言。今观安石引援亲党，盘据津要，摈排异己，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廷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纯仁与颢皆与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寮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尝同寮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预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臣承乏两制，逮事三朝，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害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荧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茍或不然，是为盗窃。臣虽无似，尝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为盗窃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陛下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范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惶恐再拜介甫参政谏议阁下。光居常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春暖，伏惟机政馀裕，台候万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馀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虽愧多闻，至于直谅，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则固不敢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处语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向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馀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窃意门下之士，方日誉盛德而赞功业，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于左右者也。非门下之士则皆曰，彼方得君而专政，无为触之以取祸，不若坐而待之，不过二三年，彼将自败。若是者不唯不忠于介甫，亦不忠于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则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则不然，忝备交游之末，不敢茍避谴怒，不为介甫一一陈之。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知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末利乎？使彼诚君子邪，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邪，则固民是尽，以饫上之欲，又可从乎？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衒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又置提举句当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馀人，使行新法于四方。先散青苗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故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伊尹为阿衡，有一夫不获其所，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孔子曰：「君子求诸己」。介甫亦当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专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极之道，施之于天地，人皆不可须臾离。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与贤皆过人，及其失也，乃与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谓用心太过者也。自古人臣之圣者，无过周公与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尝无过，未尝无师。介甫虽大贤，于周公、孔子则有间矣，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善之，与我不合则恶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进？谄谀之士何由远？方正日疏，谄谀日亲，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远，难矣。夫从谏纳善，不独人君为美也，于人臣亦然。昔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或谓子产毁乡校，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薳子冯为楚令尹，有宠于薳子者八人，皆无禄而多马。申叔豫以子南观起之事警之，薳子惧，辞八人者，而后王安之。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周舍死，简子临朝而叹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吾是以忧也」。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酂文终侯相汉，有书过之史。诸葛孔明相蜀，发教与群下曰：「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蹻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颙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知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孔明谢之。及颙卒，孔明垂泣三日。吕定公有亲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荐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定公时有得失，原辄谏争，又公论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尽哀，曰：「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于何闻过哉」！此数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乐闻直谏，不讳过失故也。若其馀骄亢自用，不受忠谏而亡者，不可胜数。介甫多识前世之载，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言以其所愿乎上交乎下，以其所愿乎下事乎上，不远求也。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辨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昔王子雍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光昔从介甫游，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成王戒君陈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孔子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专欲违众而能有济者也。使《诗》、《书》、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则已，若犹可信，则岂得尽弃而不顾哉？今介甫独信数人之言，而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人之心，将以致治，不亦难乎？近者，藩镇大臣有言散青苗钱不便者，天子出其议以示执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乐，引疾卧家。光被旨为批答，见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辞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义责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视事，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以福天下。其辞虽朴拙，然无一字不得其实者。窃闻介甫不相识察，颇督过之，上书自辩，至使天子自为手诏以逊谢。又使吕学士再三谕意，然后乃出视事。出视事诚是也，然当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报天子之盛德。今则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钱不便，诘责使之分析。吕司封传语祥符知县未散青苗钱，劾奏乞行取勘。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不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光窃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圣恩过听，欲使之副贰枢府。光窃惟居高位者，不可以无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报。故辄敢申明去岁之论，进当今之急务，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主上以介甫为心，未肯俯从。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谁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损于明？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请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前日矣。于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于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矣。《诗》云：「周爰咨谋」。介甫得光书，傥未赐弃掷，幸与忠信之士，谋其可否，不可以示谄谀之人，必不肯以光言为然也。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或龃龉可憎，及失势之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将何择焉？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之过，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虽然，于善人亦何忧之有？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属以辞避恩命，未得请，且病膝疮，不可出，不获亲侍言于左右，而布陈以书，悚惧尤深。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诟詈而辱之，与言于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不宣。光惶恐再拜。

光惶恐再拜。光以荷眷之久，诚不忍视天下之议论恟恟，是敢辄献尽言于左右。意谓纵未弃绝，其取诟辱必矣，不谓介甫乃更赐之诲笔，存慰温厚。虽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绝之，足见君子宽大之德，过人远甚也。光虽未甚晓《孟子》，至于义利之说，至为明白。介甫或更有它解，亦恐似用心太过也。《传》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后。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家家于常赋之外，更增息钱、役钱。又言利者见前人以聚歛得好官，后来者必竞生新意，以朘民之膏泽，日甚一日。民产既竭，小值水旱，则光所言者，介甫且亲见之，知其不为过论也。当是之时，毋罪岁而已。感发而言，重有喋喋，负罪益深。不宣。光惶恐再拜介甫参政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