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丙戌之冬，余筮仕于谢生，卦得南州，盖不利之祥也。越明年，自蜀赴京兆幕。又明年秋八月，会安抚使王襄来守是邦，余方年少气盛，好以正忤物，不能因时致曲，以触小人之忌，竟为王所陷，非意失官。后五年，蒙恩始调文台幕。文为古阴平郡，州在麻关岭之南，圣母祠之北。山去天咫尺，而江自羌中出安昌口，泻两山之间，绕城委蛇东注，俯视若线缕。平地仅置千家。西望雪山，才数舍，而道路崄涩，羌戎错杂，多风早雪。春夏之交，黄云瘴雾。乡土气俗，类非中原士大夫所居者。而山川形势皆环抱南向，《图经》又谓之文南。既久而思之，曰：噫嘻！岂南州之祥乎？于是即廨舍之后，除地作丈室，植果木之实者，花卉之秀者，篁筠之劲者，以为四时朝夕食息之所，而榜之曰南州。无宾友樽酒之欢，而有穷愁自得之趣，盖翛然而忘忧也。呜呼！若造物者之于人，饥寒困折之至，而后报之以其天耶？若余者，其止于斯耶？或者又有所谓南州耶？死生祸福之变，与人无间也，唯有道者能制之。其来也，非麾之所能却；其去也，非挽之所能前。玩其变而顺处之，虽有庙堂之上王公贵人之尊，犹南州也。而余得与于此，何适而不乐也，而况利害得失之能移哉？文南郡县之属七，以罪而降者四，馀皆老病无归之人，而余孰为来哉，孰为来哉？政和三年八月晦日记。

孙坚四男：策、权、翊、匡。策年十馀岁，已交结知名。周瑜与策同年，亦英达夙成，闻策声问，自舒来造焉，便推结分好。及坚死，策年十七，乃徙居江都，结纳豪杰，有复雠之志。袁术以策舅吴景领丹阳太守，以策从兄贲为丹阳都尉。策见术泣涕曰：「亡父昔从长沙入讨董卓，与明使君同盟结好，欲自凭结，愿垂察其诚」。术甚奇之，然未肯还其父兵。后复往见术，术以坚馀兵千馀人还策，表拜怀义校尉。策骑士有罪，逃入术营，隐于内厩。策指使人就斩之讫，诣术谢。术曰：「兵人好叛，当共疾之，何为谢也」？由是军中益畏惮之。后策自将讨祖郎于陵阳，禽之。策谓郎曰：「尔昔袭孤，斫孤马鞍，今创军立事，除弃宿恨，惟取能用，与天下通尔，非但汝，汝勿恐怖」。即破其械，署门下贼曹。又讨太史慈于勇里，禽之，解缚，捉其手曰：「卿有烈义，天下智士也」。署门下督。军还，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导，军人以为荣。会刘繇卒于豫章，众欲奉豫章太守华歆为主，策命慈往安抚之。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还」。慈果如期而归，谓策曰：「华子鱼，良德也。然无它方规，自守而已」。策抚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议曰：自古衰乱之世，纲常既隳，豪俊并起，强凌弱，众暴寡，更胜迭负，不相臣仆，必有兼人之略，可以坐制六合，然后奸雄缩手，不约而附。孙策少有大志，多所结纳，威名盖众，及胜敌擒虏，乃能弃私愤，采公望，破械释缚，收其所长，天下之士倾心焉。观其豁达大度，驾驭豪杰，同符高祖，使天假之年，终始大业，则决机两阵之间，争衡天下，肯与曹、刘并驾而已哉！

太守鲁公牧文之三年，报政有期，邦之军民乐政，先期半年分贾，请诸台投牒借留，未浃日而朝廷已报除代矣。人人咨嗟咏叹，惜其不可挽而驻也，于是相率谋为久其思而不忘者。驻屯军将任喜等就普明精舍立生祠，绘公之像以严事之，且□炳文请记其事。炳文为之言曰，君子欲有立于斯世，惟不苟而已，不苟则尽心，尽心则尽物，而所立卓尔不磨矣。詹何之于钓，弈秋之于棋，□之于□，羿之于矢，造父之于驭，伯乐之于马，是皆潜精于中，不以万物□吾之精，比其成也，实疑于神。此技也，尚不可以苟得，推而上之政事之大，亦莫不然者。子产之为国，管仲之制军，孙吴之谈兵，周孔之立教，虽小大详略之不同，而所谓潜精于中凝神于外则未始异也。故凡有苟心者，平居则碌碌亡奇，久之则湮沦无闻，是虽欲与一技比而不可得，奚暇议其大？文台居万山中，甘僻一隅，犬牙西夷，其地□□，其民朴野，鲁公至，不鄙夷之，凡一政一事必讲究根柢，予其同欲而□其同病。□年亢旱，生物将就槁，公乃约食劝分，并慰群望，甘雨即沛。岁大祲，嗣岁之春，民□，公请于外台，大发廪以赈之，所活以千计，就食氓沾丐。旁郡雨旸顺叙，是秋大穰，民蓄谷支数年，军民父老以为未尝有而□归之□太守之德，则其所以致挽留之勤而严奉事之不忘者，岂势力之所能驱哉！凡以公之所立一出于不苟，而民之德公一出于诚感也。虽然，君子之于名视之为外物，则是绘事之设亦公之所不屑也必矣。虽□公之所不屑而亦民之所不能自已，则绘事之存正以见父母久久不忘之思耳。公讳安仁，字荣升，雄州人，忠孝□敏，嗜义如饮食，恶不义如恶臭，观其所欲立决非苟然者。先是，□骋□命公□步军都候宣州观察使伴射，两发皆破的，□□□□□□□□□□□□赐金带彤弓以旌公之鞍马，赏赉良渥，然则□□□□□□□□公之持心不苟已见弧矢之妙，不特立政为然。自是归环卫，备股肱，推而及太尚，则有所立者必多，实今日为之基本云。绍兴戊寅十月，阆州贡生何炳文撰。

言传国玺者多矣，讫无定说。原其所由，则人主身自服之，非臣下之所常见，道听涂说，未免差误，传记杂录，易以湮没（原注：《旧唐·经籍志》有纪僧真《玉玺谱》一卷，姚察《传国玺》十卷，徐令言《玉玺正录》一卷，而僧真、姚察之书久不传矣，《馆阁书目》中亦无徐令言《正录》，而其说或亦谓之《玉玺谱》，间见诸书。唐章怀太子注《后汉·光武纪》，已用其说。今仅有蜀本《朝士谈》一书，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其叙玉玺事颇详，最无依据。）。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又以徐令言、李石之说参于其间，尤更牴牾（原注：令言信《北齐书》之说，谓永和所得之玺，即秦玺也，与《晋纪》不同。又谓侯景既败，侯子鉴盗其玺，走江东，惧追兵至，投诸佛寺，为栖霞寺僧永所得。陈永定三年，僧永死，弟子普智奉献。陈亡，玺传于隋。不独晋非此玺，而陈隋亦无此玺矣。李石信《晋阳秋》之说，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乃送建业。不独晋不得此玺，而永之崛起，亦无得玺之理。语在《永和玺》注。）。正史所载亦多不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士大夫以纸出之，当职官手自摹之，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原注：郑望之《秦玺跋》云：绍圣四年初献秦玺，诏百官杂识视。时先君为尚书郎，乃请以纸出之，遂得其真。《金石录》云，咸阳所获传国玺，初至京师，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诫手自摹印之，遂传于世。）。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不得而尽考也（原注：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当是据崔浩而言。崔浩《汉书音义》曰：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舒元舆云：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而飞上天矣，则其玺当为白玉。徐令言云：其玉出蓝田山。蔡京等云：其色绿如蓝，则其玺当为绿玉。《石虎别传》曰：武乡长城县韩强，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与玺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虎以为瑞。则又有玄玉者矣。）。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与白色、绿色、玄色并出之异，然后辨史氏之差误，众说之不根，使后之君子有考焉。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秦独天子称玺（原注：出《汉旧仪》），始皇作传国玺，使丞相李斯书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原注：《吴志·孙破虏传》注引旧《吴书》之文如此。应劭《汉官仪》曰：天子有传国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吴志》注云：「且康」、「永昌」二字，未知何者为得。《朝士谈》云：秦玺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上隐起为盘龙文，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是皆未见真玺者也。考正史及众说，未尝有「且康」二字，其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已两至本朝。其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自晋传隋，亦不闻有背文、面文之说也。且既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其背文不应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意同而词不律，非古人之意也。）」。汉高帝入关至灞上，秦王子婴系颈以组，降轵道旁，封上始皇帝玺（原注：出《高帝纪》。）。后诛项籍，即天子位，服御其玺，世世传授，号曰汉传国玺（原注：出《元后传》。《汉官仪》以为子婴上始皇玺，高帝因服御之，恐未必如是之遽也。）。周勃诛诸吕，废少帝，尝手贯皇帝玺（原注：出《史记·世家》应劭注。）。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下廷尉，薄太后谓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耶」？文帝乃出之（原注：出勃本传。）。昭帝时，殿中有怪，一夜群臣皆惊。霍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断，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后光废昌邑王，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乃立皇帝（原注：并光本传。）。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原注：出《王莽传》。《太平御览》载，哀帝将崩，以玺绶付董贤，曰：「无妄以与人。」中常侍王闳者，莽叔父也，白元后，请夺之。即带剑至宣德闼，谓贤曰：「宫车晏驾，国嗣不立。君受恩深重，当俯伏号泣，何事久持玺绶，以待祸至耶？」贤不敢拒，跪授玺绶。按《汉书·董贤》、《王莽传》，哀帝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从容谓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也。天子无戏言。」上默然不悦。哀帝既崩，莽白：「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收贤印绶。则知元后之未央者，收皇帝玺绶；而王莽所白者，董贤印绶也。《御览》本援引《汉书》，而班固、荀悦之书皆不载，不知何书耶？）。平帝既崩，孺子婴未即尊位，玺藏长乐宫。王莽篡汉，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后怒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名思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馀。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亦当自更作玺，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太后涕泣而言，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耶」？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于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灭也（原注：出《元后传》。《玉玺谱》曰，元后投之于地，玺上螭一角缺。而正史不载，至《吴书》乃始见之也。）」。及汉兵诛莽，莽带玺绶避火渐台，商人杜吴杀莽取绶，不知取玺及莽头。公宾就见绶，问绶主所在，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宪得玺，无所送。妻莽后宫，乘其车服。越四日，而李松、邓晔入长安，斩宪，送更始大司马谢禄，而玺归更始矣。赤眉杀更始于高陵，立刘盆子为帝。建武三年，光武征赤眉于宜阳，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乃诏先帝玺绶，归之王府，斯乃祖宗之灵，士人之力。其择吉日，祠高庙，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乃受传国玺（原注：出《光武纪》。）。灵帝既葬，少帝在位，献帝未立，宦者张让、段圭作乱，劫二帝幸北宫，又走小平津。掌玺者奔散，并失其玺。让、圭等既诛，二帝既还，得六玺于阁上，而传国玺独未得也。董卓废少帝，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初平改元，山东州郡起兵讨卓，卓迫帝都长安。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破虏将军孙坚，以袁术之命入洛阳，扫除汉宗庙，平塞诸陵。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坚令人入井，探得传国玺，方圆四寸，纽盘五龙，上一角缺（原注：此《吴志·孙破虏传》注引《吴书》之言也。此玺元后投之于地，旧不言一角缺，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明年，坚死，袁术将僭号，拘坚夫人而夺之（原注：出《山阳公载记》。）。术僭号二年而死，荆州刺史徐璆得玺，还许上之汉（原注：出《朝士谈》，与《山阳公载记》相表里。但《载记》节文见于《吴志》注与杂书，未见全文，恐亦出《载记》也。而《玉玺谱》乃云，袁绍有僭盗意，拘坚妻，逼求之。绍得玺，举兵以向魏武，魏武恶之。绍败，得玺还汉。恐不然也。按坚为破虏将军，乃袁术之意。坚死后，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策载母徙曲阿，继从袁术，其不为袁绍所拘，事理明甚。）。魏文帝将受汉禅，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原注：后，魏武女也。）。后怒，以玺绶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玺（原注：出《穆后传》。《续汉书》云：「天不祚此玺。」其义亦通。按《魏志·贾逵传》；魏太祖崩，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军从长安来，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所宜问也。」是时魏未受禅，所问者魏王玺绶耳，非传国玺绶也。）」。司马师将废齐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玺绶置坐侧。及迎高贵乡公，又请玺绶，后曰：「我见高贵乡公，小时识之，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原注：出《魏略》。）」。自魏传晋，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其后平吴，不过得金玺而已（原注：出《晋书》。《御览》引《拾遗录》曰：晋太康平吴，孙皓送六金玺，云无玉工，故以金为印玺。）。惠帝时，赵王伦篡位，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夺玺绶。伦败，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阿皮，威小字也，于是诛威（原注：出威本传。）。怀帝永嘉五年，岁在辛未，王弥入洛阳，执帝诣刘曜，而传国玺不可考矣（原注：《晋书》载永嘉末，洛京不守，玺为刘聪所得。及石勒灭刘氏，玺入伪赵。冉闵诛石氏，玺又入闵。及是四十二年，而玺复归于晋。然其文乃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文不同。《北齐·辛术传》云：辛术镇广陵，获传国玺，送邺，文宣以玺告于太庙。此玺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纽交盘龙，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且言二汉相传，至魏晋没于刘聪，至穆帝永和中得之，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景败，得于郭元建，而术以进焉。按永和所得玺，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至隋犹在，载于《礼仪志》者甚详。而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寂无闻见，则知《晋史》所载者为是，而《北史》所载者为非也。唐贞观撰《晋史》，其志书最为详备，不应有此玺而不录。《玉玺谱》云：玺属石勒，勒刻一边云：「天命石氏」。此题今不复存。《朝士谈》云：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刻其旁为文曰「天命石氏。」其说既不相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不知所见者为何玺，不敢以为秦玺也。惟永和所得，乃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八字，粗有传授，亦谓之传国玺，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马端临《通考》：梁末侯景之败也，以传国玺自随，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曰：「若我死，宜沈于江。勿令吴儿复得之。」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从者弃之草间，至广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与辛术，术送之至邺。按郭元建，侯景之党，景败，以广陵降王僧辩，既而复降于北齐，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石氏败，玺复南归于晋。历宋齐梁，至侯景之败，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方四寸，厚二寸，文同秦玺，然其色玄也，不知为何代之玺（原注：出《石虎别传》。按石虎即伪位，在晋文咸康乙未，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而得玺之年，不可考也。武乡乃上党属邑，本朝初属潞州，后析为威胜军。）。秦苻坚为姚苌所执，当晋孝武太元十年，岁在乙酉，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苌求传国玺于坚，坚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玺已送晋，不可得矣」。史不书其玺文，又无送晋之事，不知此为何玺（原注：出《载记》坚传。）。又六十一年，岁在丙戌。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魏毁邺城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史不言其玉色、工制与其方广、厚薄，既曰魏受汉玺，或者真传国玺也。不知魏晋之间，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何耶？既有二玺，则传国玺已有其副。自太平真君以后，历东西魏周齐隋唐，而此玺未尝见于史。后魏承平甚久，不知何从失之。本朝绍圣四年，岁在丁丑，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诏尚书礼部、御史台、学士院、秘书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按所献玉玺，其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纽五盘，纽间有小窍，用以贯组。又得玉螭首，其玉白如膏，亦温润。其背亦螭纽五盘，纽间亦有贯组小窍。其面无文，与玺相合。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今考玺文，为秦玺可知。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乃李斯小篆，其文则刻而非隐起，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乃虫鱼鸟迹之法，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非以后所能作明矣。臣等被奉诏旨，得与讨论，黜诸家伪说，而断以正史，所有玉玺，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原注：蔡京等黜诸家伪说，而断以正史，其说是矣。但其奏有云，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迁就欺罔，无所不至。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晋得此玺，如今得秦玺也，岂可谓之晋玺？至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今乃析而二之，以「受命于天」为后魏之玺，以「既寿永昌」为秦玺，其为面谩也甚矣。邵武《后录》：绍圣元年，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得玉玺一，方四寸，篆文如凤鸟之状，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按《玺记》云：秦始得卞氏玉，刻以为玺，元后取玺投之地，故一角缺。验之皆合，唯记云色黄，此青苍色耳。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则无之。有司奏上，廷议以为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金人取去。）。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按《国朝会要》，元日、五月朔、冬至，并行大朝会仪，乞以礼祇受，群臣称贺。从之。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诏词臣撰乐章，付太常寺，应奉朝会之用。丁酉，诏传国宝检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五月戊申朔，行朝会礼。己酉，大赦天下。癸丑甲寅，恭谢景灵宫。戊午，宴于紫宸殿。丙寅，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原注：出《泰陵宝录》。）。徽宗即位，以白玉作受命宝，为八宝之一，其方四寸有奇，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大观元年十一月，诏八宝初成，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尚书省言：受命宝非常用之器，唯封禅则用之。则大观以后，本朝有绿白二玺矣（原注：出《会要》。谨按《御制八宝记》云：受命宝，其玉蓝田，其制秦也。不可以传示将来，贻训后世。方参稽宪度，自我作古，有以宝玉献者，色如截肪，气如吐虹，温润而泽，其声清越。有以古篆进者，龙蟠凤翥，鱼跃鸟飞，奇耦相生，纵横得所。有以善工进者，雕琢众形，如切如磋。分毫析缕，不见其迹。四者毕备，于是揭而玺之，乃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文作受命宝，其方四寸有奇。蔡绦云：得秦玺而无检，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自有玺后，考验甚详，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旧说螭一角缺，未有言其检者，此又绦之凿也。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不得不致疑耳。）。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盖三十年。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又九十四年矣。永和玺者，不知其何时作也，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秦玺不同（原注：《北齐·辛术传》以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误也，已于秦玺辨之。）。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今故以永和名之，谓其以永和至晋，而名始着也。其制度精密，非当时僭伪所能办（原注：《晋阳秋》云：鸟篆隐起，巧丽惊绝，与传国玺不同。《隋志》云：螭兽纽上交五盘螭，鸟篆隐起。）。自洛京失守，南北纷争，假托天命者，皆欲得此玺。变诈百出，无所不至（原注：《晋·载记》，冉闵弑石祗，僭大号，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云玺在襄国，其言信否？」祎曰：「平寇之日，在邺者略无所遗，玺何从而向襄国？」《载记》又曰：冉闵既败，慕容隽欲神其事，诈言历运在己，闵妻得玺以献，号曰奉玺君。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元玺。又《玉玺谱》云：元帝渡江后，数世无玉玺。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或谓元帝大兴三年，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非中国之玺也。）。晋永和虽得之，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原注：《载记》又言：冉闵被执，其子智尚幼，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濮阳太守戴施应之，次于棘津，猗至施止，不听进，责其传国玺。猗归以告干，犹豫不决。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登三台助戍，谲之曰：「今且出玺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涩，亦未敢送。当遣单使驰告天子。天子闻玺已在吾道，当遣重兵相援。」干信之，乃出玺付融，融使赍玺驰还。或谓何融以赏得之，或谓戴施取之以计，乃使何融驰还。或谓冉智以玺付之，非蒋干也。大要是何融、戴施共谋取之，冉智年幼，听命于蒋干，不足深辨。《晋阳秋》云：雍州玺者，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方六寸，厚一寸七分，蟠螭为鼻，合高四寸六分，四面龟文，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云是慕容所制，未详厥始，此则误也。八字载于永和八年《晋纪》，不可泯没。慕容永崛起小丑，草创简陋，寻为慕容垂所杀，安得更自制玺？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父子雄据一方，犹以不得玺为耻，诈封奉玺君，而况于永乎？其言未详厥始，则不根甚矣。）。姑因史氏诸家之说，推本而铺叙之。永嘉五年，王弥陷洛阳，得六玺送刘曜，曜送刘聪，而此玺在其中（原注：洛阳陷时，与秦玺当皆送刘聪，而秦玺不复传授，疑乱兵失之。）。聪死，子粲嗣位，其大司空靳准作乱，自称大将军，执粲杀之。及准为乔泰等所杀，推靳明为盟主，遣卜泰奉玺于曜。曜大悦，谓泰曰：「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闻之怒，增兵攻明。及曜败于石勒，其子熙奔上邽。石虎克上邽，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向所谓六玺者，止有其一，此外特太子金玺耳（原注：已上并杂出《晋书·载记》。按天子有六玺，曰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所用不同。应劭《汉官仪》及诸史皆详言之，与传国玺并行于世。自永嘉以后，每言传国六玺，则是六玺不皆在，与传国玺合为六耳。《前凉录》载，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于青涧中得一玉玺，钳纽，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玺」。《后周书》曰：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至唐贞元二年，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天子之宝」，亦可见矣。赵封送玺于勒，止有一玺，于此可见。）。石勒既死，石虎篡立。虎死，其子世嗣位。石遵、石监、冉闵相继篡立，闵为慕容恪所执，其子智守邺尚幼，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原注：《燕书》曰：元玺六年，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猗负玺行数里，天黄雾四塞，不得进，易取行玺始得去。此事虚诞，全不可信。），永和八年，玺至建业，百寮毕贺（原注：出晋《穆帝纪》。）。自晋传宋，宋元凶劭作乱而败，不见传国玺。问劭，乃云：「在严道育处」。就取得之。孝武即位，拜蔡兴宗为侍中，每言得失，无所顾惮。帝新拜陵，尝使负玺陪乘。宋末，谢朏为侍中，领秘书监。齐高帝将受禅，朏当日在直，百寮陪位，侍中当解玺。朏佯不知曰：「何公事」？传诏云：「解玺授齐王」。朏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乃使称疾，朏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乃登车，仍还宅。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既而武帝请诛朏。高帝曰：「杀之则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原注：并出《宋书》。）」。自齐传梁，至简文帝，为侯景所篡。景败，其玺不知所向。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献于文宣，文宣以告太庙，而此玺居其一也（原注：《辛术传》云：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推原所自，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使督护何融送建业，历宋、齐、梁至侯景败，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而术以进焉。其玺文与《晋纪》不同，疑术传误也。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而辛术自是一玺，特术传引用之误，亦是一说。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而辛术玺所谓「受命于天，即寿永昌」者，齐陈之际，略无所传，知其误也。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而术传只载传国玺，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先是齐受东魏禅，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曰：「尔不及一老妪，背负玺与人，何不打碎之？」事见《魏景穆十二王传》。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八玺之中，亦必有所谓六玺者，特宋齐所传，非西晋之旧也。）。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自六玺之外，止有传国一玺，白玉为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乃是物也（原注：《隋志》载北齐玺，自传国玺、六玺之外，止有木印，则辛术、元韶所进之玺，已不能全矣。）。北齐、西魏皆并于后周，始与神玺并行于世（原注：西魏大统三年，槐里获神玺，大赦，不言其文也。独《隋志》言，神玺、传国玺皆宝而不用，神玺明受之天，传国玺明受之运，则神玺之文，亦有关乎天命者矣。）。开皇三年，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原注：出《隋文帝纪》。《朝士谈》云：开皇九年平江南，得真传国玺，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此又不考本末者也。秦玺失于晋永嘉，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永和玺复归于晋，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犹之可也。况西魏、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非开皇所改明矣。）。隋之亡也，玺没于宇文化及。化及败，为窦建德所得。唐武德四年，克平东夏，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而受命玺实在其中（原注：化及之事，虽出于《朝士谈》，而正史不全载，然新旧史于《建德传》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则炀帝失之于化及，化及失之于建德，其事明矣。）。唐有受命玺，以封禅礼神，即其旧也（原注：《新唐志》载，神玺、受命玺之外，止有天子、皇帝六玺而已，是谓八玺。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岂通传国而为九耶？志言八玺甚备，而传国玺独无所言，是误以受命、传国为二玺矣。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太宗贞观十六年，复刻受命玺，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而受命之名，复自别于传国玺矣。武后长寿二年，尝改玺为宝。中宗神龙元年，又改宝为玺（原注：此三事，皆出《通典》，而本纪不载。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书作七宝而已。）。玄宗天宝十载，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原注：肃宗乾元元年，上皇天帝御宣正殿，授皇帝传国、受命宝，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而旧名不废也。）。五代乱离后，其玺不复存矣（原注：蔡绦《国史后补》云：国初创业艰难，诸宝多阶石为之。元丰中，始诏依古作六玺，有玉而未成也。《会要》云：唐末六玺亡失，国朝铸以金鍮。太宗雍熙三年，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铸以金，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受命宝者，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其一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二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皆有受命之文，而未以受命名之也。隋文帝受周禅，遂有东、西二魏之宝，其名不一，而所谓传国玺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乃永和玺也，其传最远。开皇三年，始表异而出之，名曰受命玺，而受命之名立矣。隋传之唐，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贞观十六年，乃自作受命玺，以白玉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是隋、唐之际，各有是玺，而其文则异。本朝继五代之后，二玺皆不复存。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即位之初，中书门下言：皇帝受命宝，请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诏可，而不言其制度也（原注：《会要》误以膺字为应字，而《长编》不载，旁见于《宏词类编》者，乃作膺字。虽不足据，然累圣皆作「恭膺天命之宝」矣。）。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司详定封禅仪，请以玉牒、玉册并刻字填金，联以金涂银绳，缄以玉匮，置石䃭中。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印以受命宝，宝方一寸二分，文曰「恭膺天命之宝」，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原注：《会要》云：请依旧制，别造玉宝，文同受命宝，则是八字皆同，而《长编》止载「恭膺天命之宝」六字，盖节文也。是时又作「天下同文之宝」，铸以金，以封石䃭。《会要》虽云封匮封䃭之宝，而不言别作，则又略也。）。乾兴元年，仁宗即位，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皇帝登位，所有受命之宝，并缘宝法物，请下文思院少府监。从之。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诏以宫城火，重制皇帝受命宝，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嘉祐八年，英宗即位，六月十三日，翰林学士范镇言：「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欲举而葬之，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其受命宝，乞陛下自宝用之，且示有所传付」。诏检讨检寻典故，及命两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受命宝者，犹昔传国玺也。宜为天子传器，不当改作。谓今宜从省约，以称先帝恭俭之实」。其后别造受命宝，而所议弗用。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门下侍郎章惇言：「奉诏篆皇帝受命宝，请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从之（原注：以上并出《会要》。）。即是以观，本朝皇帝即位，皆作受命宝，而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矣。但前乎真宗，则有太祖、太宗之世，后乎真宗，则神宗居英、哲之间，而受命宝亦不作，岂作辍亦随时耶？将史失之耶？哲宗得秦玺，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是哲宗有两受命宝，而秦玺其一也。徽宗初年，亦作受命宝，因秦玺之旧，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则徽宗之受命宝，不复用「恭膺天命」之旧矣。既作受命宝，又作镇国宝，及天子、皇帝行信六宝。大观元年，八宝皆成，十一月十一日，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原注：镇国、受命本是二宝，而《会要》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又诏八宝之名，一曰镇国神宝，二曰受命之宝，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会要》何为并载耶？）。今皆不存矣（原注：朱丞相《秀水閒居录》云：靖康京城失守，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但八宝既失，而镇国宝独存，其文所谓「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者，则又朱丞相误也。镇国宝文九字，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而「范围天地」以下十六字者，谓之定命宝，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合定命宝言之，谓之九宝。靖康八宝皆失，而定命宝独在。蔡绦《国史后补》载九宝甚详，与《御制八宝记》及《会要》诸书皆相表里，当以绦说为正。）。予讨论玉玺本末，有所谓《云麓漫抄》者，乃赵（原注：彦卫。）景安之所作，予未之见，疑犹有遗论也。讨论粗定，乃于亲戚间见之，顾其说微有差误，不足取信。且如秦玺之为玉，或云和氏，或云蓝田，要当指一物为证。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命李斯篆书，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何也？献帝初虽失玺，后复孙坚得之，再入袁术，而徐璆以上于许。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何也？曹操虽不受汉禅，而子丕实受之，刻玉玺之侧，曰「魏所受汉传国玺」，虽真伪未可知，未尝指言操所刻也。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先取其玺，何也？晋元帝渡江，数世无玉玺，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其后永和得玺，君臣相庆。今云三国鼎立时，有假版天子之语，何也？秦以前为方寸玺，至始皇侈而大之，乃作受命玺。今云方围四寸，其为伪无疑，何也？如此等类，不可胜举，姑举其概以自志焉。

于潜东距县十五里有山曰皇甫岩，有庙曰皇甫祠。按县旧志，谓后汉皇甫嵩破妖贼许生，尝驻兵于此，有冶铸、郊坛，城寨尚存。许生会稽人，许昭之后也。熹平元年，昭聚众自称大将军，僭号立其父于越，转攻郡国。盖民赖公平贼，于是姓其山曰皇甫岩，又为之立祠也。公安定人，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本传载其讨黄巾贼张角事甚详，□□及许昭，于时公以所灭黄巾封侯，威名震天下，而史官止书其大者耶！汉自灵帝以来，盗所在蜂起，大抵皆公与朱俊共讨平之。赞传者曰：「俊捷陈颍，亦弭于越」。释云：「平许昭也」。乃以为俊之功。公为人不伐善，战功多以归诸将，岂平昭又以逊俊耶？考之汉史，许生之乱则曰三年扬州刺史臧旻、丹阳太守陈夤即会稽斩之，又曰孙坚同州郡讨击斩之，或者公破走昭父子于此，而旻等遂得以斩之，未可知也。要之此土当以百姓亲受其赐者为信。祠初立于顶山，崇宁甲申徙于姚家巷，庆元己未又徙于资圣院左，里者别奉祠者十有一所，水旱疾疫，有祷辄应。岁久，人或讹「皇甫」为「黄杜」、为「黄洞」。咸淳甲戌十月之望，邑士陈君惠道请记其事，将以显刻之。夫吾民之乐治安而恶危乱，是民心最感也。以公一朝却寇之功，既为之因地系姓，以示不忘，且庙而祀之，至于今千有馀年，事之兴坏废革何可胜数，独此祠不绝而益彰，何其盛也！若公之尽忠帝室，尅平祸乱，功德被于海内，声名光于史册，则其施于一方之小者，宜有以得民如此也。

所南翁，福之连江人也，落命吴中，不与世接久矣。夫何天风，吹子来前，与吾相见，问远游观地理之事？而子又谓某家传地理学几二十年，以能问于不能，何邪？终不成味古人之所残，钓吾子之所蓄，倒售于吾子？陈言泛意想不足以新子之听，既有问，只得破口倾出自己胸中之天，以廓吾子之天，勿怪其荒诞无绪，不与地理书同也。今吾六十四岁矣。二十二岁，壬戌二月，我父菊山先生卒于吴中。十一月，葬于长洲县甑山之原，天幸保全四十三年，略无他说。幼尝闻我父曰：「汝祖卒于枝江县主簿，葬于南门外。我一两岁失怙恃，莫知所在。丙午岁游荆州，止望祭于南门外。我祖宗坟墓，俱在吾连江透里，我终天憾恨不消」！今我祖之墓不知何如，我父之墓未知其往，又为无后罪人。惟有终天痛哭于罔极，尚忍言坟墓之事邪？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将以泯之于太朴之天也。刘向言，黄帝时始制棺椁。自是以后，缘情制礼，三代损益，尚从简朴。宁俭宁戚，为礼之本，始得尽子孙之心，又得尽春秋霜露之感，祭于斯，拜于斯也。古人胸中高明，一见便了，所以古法人人皆葬，皆无疑背，罔不合宜；未若后世，唠唠叨叨，支支离离，弃本逐末，侈为乖谬。司马温公《葬论》、伊川先生《葬说》，允为儒者正大之论，终难磨灭。唐吕才救时，《卜宅》、《禄命》、《葬》三篇，其说亦正，才所学则浅陋也。吾每思之，天地间山水奇绝之处，世间富贵之人，各有气数，安得人人俱得吉地葬之？又安得富贵之人复得吉地，世世永享福寿富贵邪？天地亦不肯妄加祸福于人，亦安得使人可弄智术，移易天地气数祸福邪？坚欲厚葬吉地，决动温韬窃发之心。今江南罕有数十年完坟，何独樵儿牧竖、荆棘狐狸之悲乎！凡子孙坚欲上穴为安厝，计有数十年求之不得者，非惟死者不能妥其阴魄，而生者空劳心费财，有累养生送死正理。强留死者未得入土骸骨，却为自己他时富贵之谋，何孝子顺孙之用心哉！抑不思《左传》曰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葬节，书法或书其缓，或书其速，或书其礼、其非礼、其过制厚葬。《春秋》其严乎！与《礼记》葬期微有异，是为古制必有以也。且地理之说，其可考者，自公刘居豳有相其阴阳之意；至十四世周成王有命召公先相洛之事；孔子有「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之语，卜者择其吉也；《礼记·曲礼》已有「前朱鸟、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之说。暨乎《春秋》、《左传》，书葬多主乎大义，不及葬法。《仪礼》、《礼记》丧祭最备，语葬亦多主乎礼，不及葬法。《檀弓》：「县子曰：夫丧不可不深长思也」。至于葬独不深长思之何与？又当思。国子高曰：「葬者，藏也，欲人弗得见也」。孟子曰：「无使土亲肤也，是掩亲之道也」。孔子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礼运》曰：「死者北首」。郑康成注，谓「地藏为葬也，是不可首南、首东、首西而葬也」。此三代之葬法也。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有，毋过制；苟亡矣，还葬，县棺而封（窆同。）」。谓无则便为窆，束棺直下而葬也。孔子曰：「吾见封之如堂，如坊，如夏屋，如斧，马鬣封也」。孔子以延陵季子习礼，观其葬长子于嬴博之间。孔子曰：「其坎，深（去声。）不至于泉」。谓度深得宜曰深。此即孔子之葬法也。孔子合葬于防，封之高四尺，从周制也。有子曰：「夫子制棺四寸，椁五寸」。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椁称之」。则棺椁六向俱当厚也。庄子曰：「卫灵公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数仞，得石椁焉」。则周末已重卜葬之吉凶矣。汉兴，风俗渐繁渐华，正如汉京房辈卜筮之断，不如《左传》载卜筮之断明白简当也。淮阴侯布衣时，贫无以葬母，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者。太史公闻淮阴人言，视其母冢良然。则汉初已尚地理山川之胜矣。至晋，地理之术盛行，如羊祜「犹出折臂三公」，陶侃葬牛眠地，郭璞「葬龙耳，不三年当致天子」等说，久相传为美谈。地理家谓始于赤松子。《青囊书》、《锦囊书》、《狐首经》，樗里子、青乌先生、郭璞、一行师、袁、李、曾、杨辈，俱精其术。郭璞青囊中书，已为火取去，今所存《狐首经》为第一书。迩后其书千百，议论纵横，遇有安厝，咸以此事为重，诚不可废，流至于今，耀为奇术。子毋以是而动心乎！欲以市道网利，则不可；欲以阴骘存心，则可。有足力无眼力，则不可；有足力有眼力，则可。欲之天下四方，观天地造化，观天地气数，观天下山川，观天下人物，观天下风俗，观天下文章，观天下万事，观天下万物，则可。子正少年，锐气英发，宜为古人，宜学儒者，不优于儒者不足以通天地人也。吾其人也，吾之上即天也，吾之下即地也，中其中者吾也。以其中仰乎上，则苍穹高悬，尊不敢望；以其中俯乎下，则大块横陈，近可谛视。足力所到，目力所穷，了不可逃于吾胸中。既不可逃于吾胸中，即今双足之下，尺寸之地，来龙从何发源？若不能见吾双足之下来龙，则不知吾眼底所见八方来龙；若不见吾眼底八方来龙，则不知此县此州众山众水、一丘一壑各各来龙；若不见县州山水丘壑各各来龙，则不知九州五岳万山万水各各来龙，则不知至远八方、遐陬绝域、四大海中一切大小山水、洲潭诸国不与南阎浮提中国接壤之地各各来龙；毕竟毕竟不知渺渺茫茫、无边大地大海全体来龙。欲知茫茫渺渺、无尽无尽大海大地全体来龙，胡不以仰观俯察、近取远譬之理，反覆精思天地人之全体，更反覆精思之，复反覆精思之，求于必悟，以通其太妙！昔者大禹随顺山势，浚导水脉，因其地理支派，别九州以治水本，不论天下地理形势，南扬北冀，东青西雍，中间周围三四万里，为尧之九州天下。《尚书》以积石为河源，苦不远穷于析支、渠搜之外。《周礼》大司徒求地中以建国，周知天下地域广轮之数，远不出于九州之外。唐一行以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其北戒自三危负地络之阴，屈曲入东北，至朝鲜，是为北纪；北纪为胡门，河源为北纪之首。其南戒自岷山负地络之阳，屈曲入东南，至闽中，是为南纪；南纪为越门，江源为南纪之首。两戒乃雍梁以东，两支山势，两支水脉，只是论唐天下十道之形势。更自三危而西北，几万里方至昆崙山，始是黄河之源。汉使张骞穷河源，《续博物志》谓骞至宛夏间，见河水，初示达其潜发处小昆崙山，宛夏间至大昆崙山尚极远。桑钦《水经》谓昆崙山去嵩高山西北五万里，高万一千里，《淮南子》、《博物志》其高如之。司马迁、班固咸赞昆崙山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正是大昆崙山。其上即释氏阿耨达多池，流出四河，黄河居其一。东土之山势，咸自西北大昆崙山迤逦而来，至王屋、太行、飞狐、上党诸山，为东土天下之脊。自大昆崙山更西南几万里，方是天竺国；更几万里以上，方是西海。倘不能尽论南海之南、北海之北、东海之东、西海之西，非大地之全论。不知其大，焉知其微，微者以何为体？不知其近，焉知其远，远者以何为界？知地而不知天，知天地而不知人，知人而不知天地，知天地人而不知万物，非知天地人之全论。天不独为天，亦不自知其所以为天；地不独为地，亦不自知其所以为地；人不独为人，亦不自知其所以为人；万物不独为万物，亦不自知其所以为万物。彻见三才之机，互而万之，则三才之道妙矣。天形圆而完，其体则正，故能范围造化中大全之体，则以日至天顶为午，日入地底为子。地形方而平，其体则偏，仅能函载天运内下半之体，则以极南为午，极北为子。天道虽左旋，天气则下降；地道虽右转，地气则上腾。地势虽散漫，平走八极，而向东向南，最低最弱最薄。地运则在地中，密移东西南北，而不定地外。地之全体，则在大海中，随春夏秋冬，四游而有准。然地之正体以下，以北为正，丙午壬子，正当其正。山亦地也，为阳中之阴而峙；水亦地也，为阴中之阳而流。山以南为阳，以北为阴；水以南为阴，以北为阳。山体虽镇静，其势则活动；水势虽浮动，其体则平静。东土水势虽东流，东海潮势则西上。东土山势皆自西北大昆崙山发源，乾山为山之正位，为先天之艮山，后天寅为艮山，亦为山之正位。大昆崙山西，山皆西向，水皆西流。南海、北海、东海、西海之外诸山，皆深深远远，自海底而来突出，未易评论，决非《山海经》所能尽知。地之阳气尽从地底而上，故纯《坤》之伏卦为《乾》。山之阳气亦自地底而上，由卑而高，阳气直达山顶，故《艮》之阳画居最上爻。冬至后，阳气盛，水土渐重；夏至后，阳气衰，水土渐轻。坤虽柔也，其动也刚；坤虽静也，□□□□。翕则歛而归根，辟则散而生万物。当夏至一阴后，至闭塞成冬时，地气亦上腾，但至深、至微、至密耳。午时后亦如是。以天地间未尝有一息不升降流行之造化也，而人亦未尝有一息不升降流行之气脉也，而坤地之妙用亦未尝有一息顽静而不流动也。潮者，海水还归尾闾之底，为潮落，大海气脉吸而入也；尾闾外之水，涌出大海之上，为潮长，大海气脉呼而出也。良以望夕之月受阳，光正满，则望夕之阳潮，直至子时正盛而正满；晦日之月还阴，魄正满，则晦日之阴潮，直至午时正盛而正满（世传初三、十八为潮大信，如阳极于夏至，而未月之末热愈炽，阴极于冬至，而丑月之末寒愈冽也。）。月与潮、与人身中阳精药物，体虽不同，而同一造化。又日月五星行度，一切星辰，一切风云雷雨等，又阴阳、五行、八卦、八门、九星、太一、十六星等，又劫数、年月、日时、时节、气候、支干、方位，一切吉凶神杀，一切天神地祇，一切诸法，一切造化，妙用无穷无尽，皆一一各各变化不同。又天下无尽世界，地不同，山不同，水不同。一丘一壑，相距不多，步尺凿深，或间寻丈，土性、土脉、土色、土味、土声，水性、水脉、水色、水味、水声，石性、石脉、石色、石味、石声，一一不同。各地所产禽兽，所生草木，以至种种万物，其状其性，一一不同。三才、万物、万事、万法、万变、万异，无穷无尽，一一各各不同。其不同，一一虽不同，一一莫不皆有伦序。文理支脉，一一各相背而驰，不相统，不相合，不相通，不相同，自生自灭，自始自终，自形自色，自性自命，各为络绎，各为经纬，各具一切，各办乃事。非真不相统，非真不相合，非真不相通，非真不相同。不同者、不通者，形也，事也；通者、同者，理也，气也，数也。莫不皆自宜其宜也，莫不皆自然其然也，皆所以错然倒顺，弥纶宇宙，以立三极也。天地人万物，皆活物也。皆以南北为经，东西为纬也，皆一理也，一一皆以大造化为本。大造化以何为本？以真阳生意为本。天以之散为万象，地以之散为万物，人以之散为万事。其根源，一一杳冥乎至深至深玄微之中；而事业，一一发见于无尽无尽广大之外。其实皆原于真阳生意也。真阳者，体也；生意者，用也，二者本不相离也。不伪于伪曰真，不阴于阴曰阳，不死于死曰生，用之无尽曰意。故曰真阳生意。其天地人之神气乎！其天地人之命蒂乎！不以古今变，不以顷刻停，鼓舞万化，无有终极。其机或焉滞，天地闭，在人则病；其机或焉息，乾坤毁，在人则死。《列子》曰：天地，空中一细物耳；人，又天地中一细物耳。然其理甚妙，其心甚大，其机甚微，其气甚深，其体甚真，其用甚溥，可以与天地并，而参天地之化育者，以此天犹吾身也，地亦犹吾身也。今吾之身，相与生其生者，皆十二经脉、奇经八脉，行乎至深至妙之中，层负万气，支缕万脉，统绪相缠，首尾相衔，次第相轧，玄妙相应，贯顶贯踵，纵横维络，五脏六腑，四肢九窍，周匝循环，呼吸吐纳，灌注井荥，流通荣卫，气血筋骨，精神魂魄，三百六十骨节，八万四千毫窍。以之为身，其妙未尝不相通也；以之为穴，至于种种之事，其妙用又未始相同也。此所以为一身来龙之关键也。其能如是者，乃吾身中下丹田先天、先父母一点真阳生意流衍之妙也。其人之神气乎！其人之命蒂乎！当天地造化、真阳生意动时，人之三焦之原、十二经脉之根本、双肾之间、下丹田至深深至微微之中，一点真阳生意先动，任、督、涌泉一时俱动。天地人万物，咸同此真机而相通焉（双肾之间为下丹田，出《神景内经》，冯玠注《难经》八难下注引之甚详。《黄庭经·脾长章》注引《玉历经》亦然。又道藏别经，处处皆同此说）。人能通真机之妙，得此真阳药物，聚则成丹，不聚则不成丹，乃妙于人者之聚也。粤自判重浊为地之后，柔者为土，刚者为金，顽者为石，英华荣茂者为草木，杂气为物，秀气为人，皆依于地而形其形者也。然皆不识地之所以为地，能博厚无疆，发育万物，何所藉而能如是？孰知夫大地之下，皆一重土、一重泉，相间为九，因而曰九地、九原、九垒、九泉也。层负万气，支缕万脉，柔顺巩固，荡化流跃，斜细其轴，互为钳锁，深运其机，密相橐籥，张布玄网，维络地根，非金非石，非水非土，千千万万，经攒纬织，牢牢不可解，重重不相碍，绵亘持抱，几千万亿里。无边大地，悬浮于茫茫无边大海之上，以之为地，其妙未尝不相通也；以之为穴，至于种种之物，其妙用又未始相同也。此所以为大地来龙之关键也。其能如是者，乃大地底至深至玄，先天先地，一脉真阳生意流行之妙也。其大地之神气乎！其大地之命蒂乎！此下镇地根之大宝也。真阳生意跃为浮散，流溢于浅浅之处，则地气泄而虚耗，不用之犹不足，凡百事皆不宜；真阳生意妙于凝合，反抱乎深深之根，则地气密而柔实，虽费之亦有余，在天下则太平，在人则寿，则为神仙。真阳生意，其天地人万物之福基乎！《淮南子》、《博物志》所载，地下有四柱三千六百轴，非真有其形，聊借譬喻真阳生意有大力量，负荷世界，支撑劫运也。竖亥、大章所步几万几亿之多，非真有其数，不过测量博厚无疆之地势也。又如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亦孔穴之至大者，可以通仙灵出入之路。洞者，空也，通也，洞而为天也。纯是阳气结而为骨，潜自况，分跨海外，洞洞相通，犬牙相错。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只是一洞，外无隙罅，内有光明，不入凡秽，密贮妙暖。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地底真阳生意凝结流衍之妙也。三十六洞天不可葬，如人身上有三十六穴不可针；七十二福地不可葬，如人身上有七十二穴不可灸，俱禁穴也。洞天福地，神仙长生之气，不可以尸气犯生气也。其洞中四通八达之路，为大地来龙之骨，与人脊梁四肢节节相柱、有筋附骨络之、外寔而无穴、中通而有阳髓之意相同。世人肉眼不见身内支脉，节节有条理，竟以此身为块然之肉；世人肉眼亦不见地底支脉，井井有条理，亦竟以大地为块然之土。殊不知天地人万物，皆有文理支脉。烟缕冰澌、壁裂瓦兆，尚有文理；谓之地理，独无文理支脉乎？曷为地之文理支脉？其来龙者，地之根源所自本也；又取其势如龙之来，蜿蜒活健也。势之大者，厚德载物；次则广阔坦平，委蛇坡陀，崄峻崔嵬之状也。支者，势之分也，又外则路之所通，内则脉之所贯也。脉者，真阳生意流行之迹也。穴者，地气山势、来龙支脉真阳生意之妙，毕聚于此，凝结不滞，活动不流之窟也。此穴之能福于人者，真阳生意凝结不滞、活动不流之泽也。穴者，窍眼也。针穴、灸穴非窍眼，曰筋、曰骨、曰肉，不曰穴；葬穴非窍眼，曰土、曰石、曰泉，不曰穴。以其能通不能通内外气脉之机为义。高土为顷，兆域为墓，即宅所兆也。兆，朕也，谓地之一罅微露造化毫芒妙处，即窍眼为穴也，与凿井无窍眼通泉脉则不为井之意同。凿井，横出泉眼来处，近浅而易竭，水味汗泛；直出泉眼来处，深远而不竭，泉味清甘。土实水妙，土虚水滥。方方处处凿井者，见地下土与泉，各各层层，色泽气味，亦难尽其说。泉之正直而上，曰槛泉；县出曰沃泉，谓倒溜而下也；侧出曰氿（音轨。）泉；涌出曰濆泉；所出同、所归异，曰肥泉；所出异、所流同，曰瀵泉；井无水，曰眢井。水一也，以泉来处不同，而名不同，味亦不同也。山地一也，地脉阳气发源不同，有散出者、横出者、直出者、曲出者、半地出者、一脉分众脉者、众脉合一脉者、地气竭有穴无脉如眢井者，其类众泉之各异出而异名也。山势以横走而来，地气当直上而出。横者束之胜则穴深，直者汉之胜则穴浅。地之阳气胜为有余，山之形势胜为不足，山地二脉纽结均平为兼美。其间之脉，山势互横互直，互斜互曲，互正互偏，互相坱圠，种种内异脉、外异状不同，又过于泉脉多多，以是聚而为穴，又一一不同。有山势地脉，相逐相轧，相束相入，回抱真阳之气，倒溜结秀于地中者，此归源之穴也。此最难得难识，发虽迟，葬之久久，子孙终有奇特得道之士。穴之为穴，非千万可悉，议其所以为形势气数者。形者，天生其物之象也；势者，物情前陈之状也；气者，天地万物盛衰之候也；数者，天地万物盛衰之限也。形势乃天地万物之部位，气数乃天地万物之机括。形势外也，气数内也。一切形势，卒难自变，尽是气数逼之换骨。形势虽奇，气数未来，无以发其妙趣。有华丽之屋在焉，无富贵之人居之，纵华丽亦衰冷，其如辜负此华屋何！地乃阴物，乃寒物，乃查滓物，而于阴寒查滓中，得阳和精华之妙，非宝而何？非真阳生意而何？此真阳生意，实自深深地底根源而来，与人之一身十二经脉、奇经八脉远远自下丹田、任、督、维、蹻诸脉根源而来，见于骨节皮肤之上而为穴之势颇同。天地人造化之机，悉不在外，悉在内，悉不可见，悉不可知，故妙故神。世人焉得见之？焉能知之？地理之法又与针法同。不知医脉者则不知病，不知病者则不知正穴。毫釐之差即不得穴，或得其穴，针之无法，浅深不中度，反病于人。不识真来龙者，则不识真形势气脉；不识真形势气脉者，则不识真穴。大地茫茫然，不可尺寸量，或坐向不当，或失于东西南北之微差，或深浅不中度，皆不得气脉之正。形势正而气脉完者，唯一穴，祔葬则分矣。祔葬即合葬也，祔葬亦有离合之分，卫人之祔则离，鲁人之祔则合，谓隔椁别圹之分也。《诗》云「死则同穴」，《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丧大记》曰：「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妇人不死于男子之手」，意不欲死者恋恋于所私乎！子孙附葬于其下者，皆受正穴之福泽也。葬骨殖初无偏正，势又轻矣；葬衣冠杖履，则寄诚也，盍取形势正而气脉完者为善？形势虽正虽完虽妙，气数已过，非吉也。识形势易，识气数难。识穴尚易，定正偏、浅深尤难。才遇形势气数，得其大体，正以主之，众者客也。主为君，客为臣，君居正位，臣伏四方。须当熟视偏正，不必苦泥末节。穴不真，位不正，不可作如是说。若人平日心地不开，眼力不真，临时微差其意，则龙侧虎倚，风击水冲，关系不小。风水有涣散之象，山风有蛊坏之象。风能扇播地气，夏至以后，风自上而下，渐渐吹来，直入地底，曾有为巽风吹侧墓中之棺者。水能冲地气，能泄地气，能截地气，使山地气脉直从水底过地而去，亦能回抱地气，映带地势。凡当要冲处，俗谚戒之。如当风门水口，遂相袭以为看风水。最忌无情之风，无情之水，无情之山，无情之地。内无含蓄，则直，则露，则无情，则不吉，以其不能聚真阳生意而为神气也。或微拱而不聚，或聚而不凝不活者，为虚位，为盲穴。似聚者，暂驻而即去，微有渗漏，便不完实。真聚者，凝结而不滞，活动而不流者，为真穴。其真自千里、百里、十里，从他山分势舞来，至此歛然而止；或自地底发源，深深直上，至此欣然而聚。多有真似种种物象之形者，或平原旷野间，或水底，或石罅，别有奇异，有非人世可窥睨其深邃之妙者。其地之上也，外欲密而内欲敞，欲常见日月，欲不紊阴阳，欲最茂草木，欲不生蛇虺。势欲团簇，气欲疏通，意欲清美，色欲明净，脉络欲雄健深厚而不露，骨肉欲匀实柔净而不枯。骨者，石也；肉者，土也。大体欲左右宛转，拥护环绕，顾恋有情，如朝王者，然后为佳。使其地气支脉涌沸而透为一窍，山势来龙旋折而注为一窟，两宜相入，通而为一，停涵蟠蓄，众妙絪缊，凝结而不滞，活动而不流。其地之下也，外必柔而内必化，土重而体清，纹细而髓深，暖如春，气如云，润如琼，粲如金，流泛甘香，不与土同，群奇杂瑞，丛然相献，内外四方，靡不相宜。其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神气乎！其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主位乎！环视此外，皆奴仆尔。一窟虽密，其上必有瑞气，其下必有灵物；一窟虽微，其余润所及，或数里，或数十里。莫不随其地气支脉、山势来龙、相宜情态、委蛇踊跃、远近大小、清浊浅深、高下轻重、盛衰通塞之势之意，为地为穴之优劣。势之所驻为止，气之所会为聚，止而不聚则非穴，山脉地脉不止则无穴。果能抱真阳生意之妙，止而聚，则为穴。此妙于地者之聚也。人多看山势之止，不识地气之聚。山乃附于地者也，当以地为主。平原旷野间，当独论地下气脉气数。多不喜平原旷野，以为无形势可取，正缘不见地下气脉气数盛衰端的尔。平原旷野间，忽得清暖妙润之地，虽不如山之高峻，而远于应验，因其平坦，极是耐久而平稳，是以古者葬之中野也。先论地气，然后论山势，乃为全论。山势露在外，易见；地气潜在内，难见。止以山言，聚以地言。《易·萃卦》曰：「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聚之义妙矣哉！天者大造化之聚，地者山水土之聚，都邑者人民之聚，山者土石之聚，海者水之聚，圣贤者道德之聚，儒者德行才学之聚，佛者福慧之聚，神仙者纯阳之聚，男女者父母媾精之聚，富贵者福德之聚，一切诸宝货造化秀气之聚。皆聚则妙，不聚则不妙。聚则富贵而有权，不聚则贫贱而无权。大聚则大妙，小聚则小巧。久聚则久耐，暂聚则暂美。大凡阳气聚则暖，暖则生精神，生万物，阳气聚，为生、为吉、为福；阴气聚则寒，寒则不生精神，不生万物，阴气聚，为杀、为凶、为祸，不可不辨。阳气浮于浅，则为暖；阳气极其深，则为热。人之水脏之下极热，不热不足以化诸食，不足以运诸世事；地之水轮之下极热，不热不足以缩诸水，不足以消诸阴气。万物之生，其受气虽偏而杂，只是藉此一点暖气，以生其生。真火，即真阳生意也，为三才万物立深深之寿根也。深深者，不外其外，而内其内也。世人不论内论外，高人不论外论内。外富内贫，外强内弱，外胜内不胜，非福非寿，非根本之论。有能一觑直透数万丈波涛之底者，方见龙宫海藏分明，可唾手取第一颗镇海明珠。有类如是之地，不生奇特之人，必生奇特之宝。所以佛仙胜迹、鬼神灵宅，多据山水秀异所聚之地，可以赫其灵，可以尊其神，葬者可以妥其魄，可以昌厥后，皆天地山水、真阳生意气脉凝结不滞，活动不流之妙所致。其地人神气之流庆乎！缅想《周易》圣人为棺椁治葬之法，翻《巽》初六为《兑》上六，是为《大过》卦，《大过》乃始乎《巽》阴、终乎《兑》阴之卦。虽始终乎阴也，包乎外初六上六之阴画，包乎内二三四五阳体，是拱其阳而聚之于内也。始于入《巽》之阴，终于悦《兑》之阴，《巽》开阴卦之始爻，《兑》了八卦之终事，始可以终乾父坤母之大事，能了父母送死之大事。当以外拱其阴以包之、内聚其阳而实之之地而葬焉，则死者入而悦矣。有归根还源意，孰曰游魂？上古葬之中野者何？中野者非独指一处，凡一山一水、一丘一壑所在，莫不有天地正中之位，天地正中之气，外而得地势之正，内而得地脉之正，其真阳生意之机之聚，宁不在是？宜东不东，宜西不西，宜南不南，宜北不北，宜高不高，宜低不低，宜深不深，宜浅不浅，如盖覆函，分毫不差。微有参差，即不相应，皆非中也；气数已过，气数尚远，亦非中也。中则和，不中则不和。和则真阳生意聚矣。古者葬之中野，圣人以棺椁取《大过》，皆寓葬法于言外，诸葬书尽不议及此。若地理四面形势似乎潮落，吸其真阳生意归歛地中，密拘于内，是为葬者之穴；若地理四面形势似乎潮长，嘘其真阳生意浮漾地上，流润于外，是为生人之居。此阴宅、阳宅之分也。若倒用之，力则减矣。开辟初心，发而为真阳生意，以溥大化。天地尊位，山泽通气，本不为葬而设，本为生民立极，鼓三才万物生死之机，开斯世兴衰无疆之运。先古气清，后劫气昏，此意玄赜，存于不论。一郡有一郡之形势气数，一县有一县之形势气数。坐向，前欲正而朗，后欲实而厚、高而不陷，左欲昂而长，右欲低而短。分而相向，捧盘献珠，怪其光明灿烂，见者颜面亦生红润。地欲厚，土欲重，古人每称土轻重，验地冈厚薄，立郡治、县治，宜于坐镇四方，润泽生民。地下气脉所聚者，大则为郡、为县，人物所聚必繁盛。阳气不聚，则土弱而地无力，不宜胜载世事；阳气聚，则土实而地有力，则地与人相宜而生福。聚之小者为穴，而为穴之形势气脉，则欲歛束。山之与地，数里、数十丈之形势气脉，聚于或一二丈、或数丈之余，愈密愈妙。捅地藏宝货于不露形像，葬者冥窃天地真阳生意一罅之暖，自然宜其后人，吉无不利。地亦欲厚，土亦欲重。一郡一县之间，可居者多，可井者亦多，居而奇则少，井而奇更少，欲求穴，万或一二。真阳生意散而流行天下，无往不在，无往不生草木万物，然气聚处少。聚而为穴者，真阳生意之小小至微一芽尔！其大本则垂荫十方无尽众生世界。《抱朴子》云：「天下一郡、一县、一乡、一里、一宅、一房，各有生地，各有死地」。又兵家兵书多论天下战守形势，其说应机出处，便宜行事，难拘其说。如荆州、永州息壤，不可犯之，《淮南子》谓之「息土」，又地形之小异也。广南之地，颇有恶戾之土，葬及一年，骨与棺尽朽为土；四裔远域，更有粗硬恶戾之土，非正气也。《易》曰：「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坤》以柔道为正，土柔而细润则吉，土刚而粗硬则恶。山气多刚，地气多柔，柔胜于刚乃吉。唐末远方或以五色帛，或以器贮活鱼埋之，一年，发视其鱼生死，五色变不变，验其地美恶，其痴殊甚。昔有至人教人待大雪中，看雪不积处，是穴。又有至人教人执火把走，遇火灭处，是穴，乃阳气散漫而出，不容火燃也。又有至人教人燃灯于所指之地，看灯不灭处是穴，乃一缕阳气劲紧直出，随一缕灯焰而上，不为风雨所灭也。如数里、数十里之间，山地四向皆砂砾冷瘦之土，忽其中一围，或一二丈，或数丈，乃清暖柔腻之土，至吉地也。此皆讑地下造化也，皆真阳生意之聚之妙也。水圆折者有珠，水方折者有玉，此其似也。不止于此，地运、山运将兴，素有虎狼，尽尽自去，却与人相宜，而生欢爱心，如增如涨，如地下蔼蔼有情于生春；地运、山运将衰，曩无蛇虺，戢戢乱生，却与人不相宜，而有损害意，似偷似陷，似地下索索有声而走气。非有高明之人，见以见外之见，即古山水，开新气象，剖其精玄，则失之矣。唯是世间万事，年改月换，日变时化，山山别、水水别、处处别、方方别、气数别、变化别、兴衰别，久近别、一别、众别、别别无尽。祇将别以益别，竟莫别其为别。以何别别之法，别其不别之别？应笑尽走于不容不别之万别世竟，不识别有非别、非非别之地，在乎山阿。一天之妙无尽，四时之气常和，八方之风寒莫入，数亩之土宜最多。乐哉斯丘，绝无偏颇。宜以菟裘，遁世婆娑；宜以窀穸，瘗壳嵯峨。过于铁函，牢不可磨。纵有万别，其如之何？不遇至人，意终不决；至人开眼一照，洞见天外，天地俱新，山水俱活。一指指定，不劳再指，更不求其契合于一切法，而自然契合。天上阴阳、五星、九星、四时，地下五行、八卦、八门、九宫、二十四局、三十六将，一切造化，何用安盘下针，拟议来龙，定主宾，分拱按形势诸事？又何须移路避冲，改水换势，种树补缺，培土为照粉饰诸事？世率以五行之山各二十四局，才遇一山一水，若差一步十步，又各有二十四局，互换作数山数水之用，互换为主为宾、为龙为虎、为风为水，互飞天星，互移八卦，互开八门，互飞三白，互为六仪。人各出奇术，人各出奇见，展转发明，各各曲折山水形势，归于轮盘格局之中，为千千万万山水妙用。此为移尺寸之差，尽换山水之势，顿别祸福之应，乃人为之穴也，实非山水自然真穴也。此意相袭已久，难可遽改。若用坐东坐西，则阴阳相差；坐南向北，则位置颠倒，阴寒极重。后人以枕所坐之山即为北首，非北首也，非天地正位也。纵别有至奇特处，不得已而用之，终减分数。何况不深忖细论分金轮盘诸格局法，只推测得世上寻常五行生旺格局，未足以见地下真正自然气数。大地广博，气脉纷错纠缠，潜走地下，自然变化，自然奇特，一一处处，各各自然不同。讵可以世间奇见活法移换拘束自然造化，以三年一步、十步一世种种诸法移易气数，勒为定验？山山水水，处处方方，气脉气数，有时迟，有时速，有时进，有时退，有时然而不然，有时不然而然，又一一各各皆不同。于不同果可以轮盘筹策，算以活法，局以定验，推测之乎？天静无风，一铃独鸣。天津桥上闻杜鹃声，以心通知之，亦似以风角鸟占知之，不以寻常推测法知之。而乃写为山形，板成死本，纂为格诗，钉作死句，争知天下事尽在一毫上错过好事。勿泥死法，当开活眼；勿执外境，当察内情；勿拘小局，当观大体。千丈为形，百尺为势，其见亦狭矣。目前之所谓葬者，不过取山水微有格局处，不问无真来龙，不问无真穴，不能细论主山，妄诞指东画西，诬合迁就立说。只怕地下有石有水，深凿不过按天星九尺为例，却令多增新土培高为势，终是客土，气不相合。江南坟墓，棺椁去土多止三四尺，岂治葬良法？夫子封墓，谓不可弗识，非为培势。从古封墓讑爵，焉敢过制欤？忍闻江南之人，子孙零落，掘焚取物卖地，风俗恶薄可叹，反不如杨王孙立于裸葬也！古者葬法，俱不用石椁塼椁，亦不用柏梁椁板，四围并不甃砌，但以周围厚木棺椁，深深悬棺下葬，不用椁亦可，最以深为妙，不留影迹与后人知始佳。古今天下处处葬法各不同，独此法最简最妙，只恐父母无治命，子孙决不肯用此法。旧以历青和油煎，遍刷棺外；又黄泥石灰或查和捣，却周围实之，久则如铁，极可取。谋葬者当薄葬，棺内无物，棺外葬不华饰；又当漫山无迹，只可遥望拜扫，庶或其可。世人竭目力，继心思，略见地上分毫气数，不能彻见地下本体造化。犹相人之形貌、医人之疾病者，不能彻见人之灵台五脏，岂善相也！岂神医也！世人既见不分明，不得不再四为避凶就吉谋。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释名》曰：「宅，择也」。择吉地而营之也。圣贤教人择地而居之道也。若夫橘踰淮而北为枳，鸲鹆不踰济，貊？汶则死，及蚁迁穴、鹊巢避风、避太岁之类，万物各有所宜，万物各有所不宜。《禹贡》任土作贡，职方氏九州所宜，历代贡各州所产，皆土地所生、风气所宜者。《易》亦论及天地之宜，象物之宜，与地之宜，使民宜之。《月令》亦讑来岁时令之宜，大司徒以土宜相民宅。与夫《七月》豳俗，皆论天时、地气、人事之宜与不宜。阴阳家诸法诸卜，皆论与此事宜与不宜。《考工记》论天时人事，独归重于此地气。然也真的确论，本乎地者亲下故尔。地气非独能变物之美恶，然颇能移人之性情。其地宜佛、宜仙、宜儒、宜富贵、宜豪杰、宜人民、宜于清粹重厚者，吉；宜于浊恶顽脆者，不吉。种种人事所宜不同，由于地土清浊刚柔变化之气种种不同而然。司马头陀识骨人不宜住肉山，而识沩山主之奇验是已。或宜于此，或不宜于彼，或宜于古，或不宜于今，皆地气使然也。山势地气宜于葬者，则宜于存者。论地之外，山地却要分明，一依风俗古例。存者立阳券，问人买地；又立阴券，问土神买亡者葬地，明示疆界，幽告神明。苟不宜，客鬼争之，土神诃之，官讼阴谴，缠绵子孙。乃存亡事理财物不正直分明所招，非山地风水神杀之咎。偷葬者有福无争无咎。葬之不宜，则为僵尸，地寒气滞，骨槁肉坚之故。肉软者非僵尸，暖则化，化则吉。况葬以藏为义，人之藏物，必藏于深密完固之处，不为人窃鼠偷，则物永久；葬之藏骸，当藏于暖密完固之处，复藉山环水拱，则墓永安。更亡者在生，德行精神，完固无失，宜潜阴神，暝如入定，归宿深密，鞠育灵活，一窝暖云，渍醒冷骨，寂以养幽独，妙于游冥漠，何当跃滞爽于玄夜，开生颜于尸解？次则爪甲缠身，笑面如生，此大不易得，否亦过于南面王乐也。非此暖意，则太阴何以炼形？真阳生意之妙，一至于是。于以宜后人，以安以寿，以富以贵，父母子孙，一气潜通，幽明孰能间之？人之欲安欲寿，欲富欲贵者，固天下所同欲也。抑又当思天有时，地有运，气有盛衰，世有古今。天上劫运，世间莫测，而三元甲子，一周一百八十年，天运一小变，地运亦一小变，一丘一壑，一纪十二年亦一小变。小则地脉山脉或移，风路水路或转，土有增有陷，石有长有泐，又或掘凿、烧毁、坍崩；又甚则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又甚则万方易俗，万化易位；又甚则桑田变海，海变桑田。大则复混沌，复开辟，混沌开辟，无有尽期。造化气数一回，天溥真阳生意以福于人，则地气通，一方之水土俱甘香暖润，人物亦清正贤慧，鬼神鸟兽亦咸若，万物亦盛多，一切色、一切声、一切气亦俱清。造化气数一去，地收真阳生意以还于天，则地气塞，一方之水土俱苦涩枯寒，人物亦愚陋恶逆，鬼神鸟兽亦不宁，万物亦衰乏，一切色、一切声、一切气亦俱浊。祯祥妖孽，可以前知；人生无慧目、慧耳、慧性，则不能见一切先变之色，不能闻一切先变之声，不能察一切先变之气，不能辨一切先变之味。以至一切处、一切事、一切物、一切俗、一切人、一切心，种种先变之兆，外虽如然未变，内已隐然先变。小则数月、数年前，大则数十年、数百年前已兆之矣。如《史记》秦樗里子已先知葬章台东，后百年有天子宫夹我墓，所言奇中。非独此一人一事，亦非独一丘一壑、一物一事、一家一郡消长之理如是，天地气数大体消长之理亦如是。人与万物尚未变，独地气先变，盖地为万物之母也。真阳生意盛，则地气盛，万物壮实而耐；真阳生意衰，则地气衰，万物槁弱而不耐。或消或长，难以定论。如海中沙渚，或东涌，或西没；如空里云雾，或雨出，或晴收。又地水之外，浑是金刚之气，乘而为轮，自然天下八方地底，无往不当生金银。时未至，气未完，体未坚，物未出，彼长此消，古无今有，各有气数，悉难以定论。自古帝王建都，下而小邦外化立国，往往不同，原于天时、地利、人和，各各与其主盛衰，气数之所感召；三者有一不完，则王气衰歇。古今天下三才万物盛衰生死之运，处处亦各各不同。天地日月尚终归于坏，特岁月劫运久近不同耳，安有一定不易之人事，亦安有一定不易之乾坤邪！亘古不坏者，理也，真阳生生之意也。欲知地理之脉络，又当知地运之盛衰，又当合天地人万物之全体，逆参其机括，而擒纵观之，或得其枢要焉。岂可独委之地理，而不究天人之理也？固是天下山水颇多吉地，率皆天秘地隐，神藏鬼匿，不使世人窥见其处；其出也自有气数，决待吉人与之，非天地私与之，吉人自与之也。太公五世反葬于周，礼不忘其本，狐死正丘首，仁也。成子高不肯以死害于人，择不食之地而葬焉。郁郁佳城，有主久矣，当时盗眼，岂不欲窃滕公吉地，似定数也。孙钟感三官下教，其葬不亦重乎！非设瓜也，二人皆阴骘也。君子有是心，葬之不吉，未之有也。是以为恶人葬吉地，上天有禁。天地鬼神，断不许无德行、无福之人，私窃天地之宝，以寿不仁之富贵。至人未尝不见之，未尝不知之，决不轻易漏泄示人。况无先事而知、隔物而见之术，又无透空破地、蓝碧方瞳之人，曷能源流天地人万物一脉真造化乎！其不能溯乎真造化者，以举世之人纷纭万学，一一尽走于不相同之域，而示造于未始不相同之天。同其不同，不同其同，同其同，不同其不同，则不堕于同不同之偏。不同者，三才万物纷然妙用；同者，三才万物本然真体。初未尝同，未尝不同也。恶可以天道、地道、人道、物理，一一一切之不同者，惑乱其胸中之天耶！庶几不泥于天地人之迹，而通乎天地人之赜也。此匪术也，理也。三才万物之理本一致也。欲造一致之妙，必推其精粗而格致焉。譬如乳出酥，酥出醍醐，至醍醐则极妙矣。阳气者，一切有形中之至精者也，是犹酥也；真阳生意者，又阳气中之至精至精者也，是犹醍醐也，道家谓之水中金药物也。天、地、人、万物、万事、万法之各各变化不同也，果谁为之？全论其全体，全然同是一真阳生意，千变万化而为之，其先天、先地、先父母者也。真阳生意果谁为之？超此难言也。按图索骏，泥形取像，真死汉，宁足以语此道？世之所传所学，只是世间法，纵得真传妙用奇诀，亦世间法；不涉于世间法而得之，始为高眼。苦学三十年，不如点化数语，又不如一双乖觉之眼，又不如一片玲珑之心。犹未也，难哉！又况一切世法，上听上天所行，又随国法所转，又审世道污隆，又逐人心正邪，尚之则灵，不尚之则不灵，又当识其时宜也。断以不疑为上，通达之人皆可，不通达之人多忌讳。此阴阳家诸法，不容不存，第人卤莽，难闯其妙，又不可苦溺其说，又当观人力量、见识、德行、福德为何如。遇其地或太过，而其人不足以当之，亦不可。天地至大，万物至多，惟一至公之理行乎其中，天且弗违，安有私心？然彼一一各有分剂，一一各有法缘，当以真情实行，尽力行我之正大，契彼之气数，忽然眼开，见奇特造化。欲加一毫人为，不可得，奚特地理云乎哉！道家谓，五岳之外有别五岳；邹衍谓，九州之外有大九州；列子谓，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于天地者乎；释氏谓，南阎浮提为四大部洲之一，娑婆世界为华藏二十重世界中第十三重诸世界中之一。此其大槩也。恣情澜翻，何有涯涘！是诚不可以圣智测度。然天地依风，风依虚空，虚空无形，无所依。天地虚空，根蒂安在？必有剖破天地、虚空、根蒂者，视之而笑，且置此说。尚有一则语，颇费分疏；昔迦叶示灭窣堵波，至今在天竺国鸡足山中，迦叶亲抱释迦佛金缕袈裟，直待弥勒佛下生而付焉。其事极远极远，当时止是何穴？又如何不随天地、山川、气数迁变邪？理邪，非理邪？数邪，非数邪？子当努力行四方，子当努力行四方。一旦铁鞋根断，会遇无舌大丈夫，历历明以告子，何止三教九流、万方万法要旨。大地山水来龙，天地人万物阴阳，虚空根蒂而已，子终身之事毕矣。子当牢记其语，待归以告我！

后世之论古今天下正统者，议率多端，自《春秋》后，史笔不知大伦所在，不过纪事耳。纪事而不明正理，是者非，伪者正，后世无以明其得失，诸史之通弊也。中国之事，系乎正统；正统之治，出于圣人。中国正统之史，乃后世中国正统帝王之取法者，亦以教后世天下之人所以为臣为子也。岂宜列之以嬴政、王莽、曹操、孙坚、拓拔圭、十六夷国等，与中国正统互相夷虏之语，杂附于正史之间？且书其秦、新室、魏、吴、元魏、十六夷国名年号，及某祖、某帝、朕、诏、太子、封禅等事，竟无以别其大伦？先主为中山之后，本称汉，陈寿作史，降之曰蜀；于逆操史中乃称「蜀丞相诸葛亮入寇」，若此等类，岂不冤哉！臣行君事，夷狄行中国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于是。夷狄行中国事，非夷狄之福，实夷狄之妖孽。譬如牛马，一旦忽解人语，衣其毛尾，裳其四蹄，三尺之童见之，但曰「牛马之妖」，不敢称之曰「人」，实大怪也。《中庸》曰：「素夷狄行乎夷狄」。此一语盖断古今夷狄之经也。拓拔圭、十六夷国，不素行夷狄之事，纵如拓拔圭（伪称元魏，伪谥文帝。）之礼乐文物，僭行中国之事以乱大伦，是衣裳牛马而称曰人也，实为夷狄之大妖，宁若即夷狄而行夷狄之事以天其天也。君臣华夷，古今天下之大分也，宁可紊哉！若夫夷狄风俗兴亡之事，许存于本史，如国号类中国之号（所谓僭号，元魏是也。），及年号某祖、某帝、某皇后、太子、朕、诏、封禅、郊祀、太庙等事，应犯天子行事等语，苟不削之，果与中国正统班乎？若国名素其猃狁、单于之号，及官职、州县并从之，犹古之列国，亦犹古者要荒之外，夷狄之地。古者圣人得柔远之道，所以不致其犯分，御之失道，则猖獗四驰矣。或曰：「拓拔氏及今极北部落，皆黄帝后，姑假之亦可」。曰，譬如公卿大夫之子孙，弃堕诗礼，或悦为皂隶，或流为盗贼，岂可复语先世之事，而列于君子等耶！况四裔之外，素有一种孽气，生为夷狄，如毛人国、猩猩国、狗国、女人国等，其类极异，决非中国人之种类，开辟以后即有之，谓黄帝之后、夏后氏之后则非也。《孟子》曰：舜、文，东夷、西夷之人也。《史记》曰：舜，冀州人也，黄帝之子昌意七世孙。且文王之先尝避狄难矣，未可遽以东夷、西夷之说而论舜、文也。舜、文，大圣人，岂可执东夷、西夷之语例论后世夷狄也哉？其曰《北史》，是与中国抗衡之称，宜黜曰「胡史」，仍修改其书，夺其僭用天子制度等语。其曰《南史》，实以偏方小之，然中国一脉系焉，宜崇曰「四朝正史（《南史》但载宋、齐、梁、陈，故曰「四朝」。）」，不亦宜乎？嬴政不道，王莽篡逆，刘玄降赤眉，刘盆子为赤眉所挟，五代篡逆尤甚，冥冥长夜，皆不当与之。普六茹坚小字那罗延（僭称隋，僭谥文帝，普六茹译姓曰杨。），夺伪周宇文辟之土，而并僭陈之天下，本夷狄也，魏證犹引「杨震十四世孙」书之，此必普六茹坚援引前贤以华族谱云，并宜黜其国名、年号，惟直书其姓名及甲子焉。如遇某祖、某帝、朕、诏、封禅、郊祀、太庙等事，宜书曰：「普六茹某僭行某事」。吕后称制八年，武后称制廿一年，牝鸡之晨，俱恶逆事，书法同前，但仍书曰吕后；但武后本非高宗后，其名不正，亦不当以后书之。如自古以来，诸国之名仍存之，盖出于天子之所封也。若论古今正统，则三皇、五帝、三代、西汉、东汉、蜀汉、大宋而已。司马绝无善治，或谓后化为牛氏矣。宋、齐、梁、陈，藐然缀中国之一脉，四姓廿四帝，通不过百七十年，俱无善治，俱未足多议，故两晋、宋、齐、梁、陈，可以中国与之，不可列之于正统。李唐为《晋载记》凉武昭王李皓七世孙，实夷狄之裔，况其诸君家法甚缪戾，特以其并包天下颇久，贞观、开元太平气象，东汉而下未之有也，姑列之于中国，特不可以正统言。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斯二者天理必诛。王莽、曹操为汉臣，逆也；普六茹坚乃夷狄，吕后、武后乃妇人，五代八姓乃夷狄盗贼之徒，俱僭也，非天明命也。以正而得国，则篡之者逆也，如逆莽、逆操篡汉之类是也；不以正而得国，则夺之者非逆也，汉取嬴政之国、唐取普六茹坚之国、大宋取柴宗训之国是也。善乎僭唐李亶（僭谥明宗。）露祷于天曰：「臣本夷狄，愿天早生圣人，吊民伐罪，如汤武则可」。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汤武忧天下无君，伯夷忧后世无君，断之固有理，后世必藉汤武之事，以长无君之恶。李觏曰：「汤武非圣人亦宜」。圣人、正统、中国，本一也，今析而论之，实不得已。是故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国；得中国者，未可以言正统；得正统者，未可以言圣人。唯圣人始可以合天下、中国、正统而一之。子路问：「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大哉「正名」一语乎！其断古今之史法乎！名既不正，何足以言正统与？正统者，配天地、立人极，所以教天下以至正之道。彼不正，欲天下正者，未之有也，此其所以不得谓之正统。或者以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之语，以论正统，及得地势之正者为正统，俱未尽善。古之人君有天下而不与，以天下为忧；后之人君执天下为己物，以天下为乐。夫以天下为忧，则君子道行；以天下为乐，则小人道行。此古今治乱之由分也。治则天下如泰山之安，不可摇动；一或不然，朵颐神器者至矣。此天下不容长一统也，有天下者可不敬欤！夫《春秋》一书，天子之事，夫子无位，即鲁史之名，书天下之事，不独为周作史，实为天下万世作史。尊天王，抑夷狄，诛乱臣贼子，素王之权，万世作史标准也。邵尧夫历始于尧甲辰，极有理。或谓神农传至榆冈，共八代，五百馀年，盖尧而上实难之考。有穷氏绝夏祀四十载，南轩以甲子书之，尤得史法。晦庵《通鉴纲目》曰莽大夫、晋贞士之类，固得之，然犹有未尽也。欧阳永叔《正统论》辨秦非闰位，亦未然。朱晦庵取范祖禹《唐鉴》，良善，其中尚当定数字。此我犹有志于作《正统通鉴》之书。大抵古今之事，成者未必皆是，败者未必皆非。史书犹讼款，经书犹法令。凭史断史，亦流于史；视经断史，庶合于理。谬例、失实、泛书，史之通弊，最不可不察。或曰：「数千载事，今约以一篇之文断之，不亦太简乎」！曰，古今一理耳，千古之下，论正统决不易于是。惟识大体者，必以我言为当，庶几正统永不坠绪。我经大乱后，烛人事之变，遂通古今上下而定之，确然以正统、僭逆之事为论，思之三年然后定，参错前辈议论，断以己见，惟主于理，以为权衡。厥今统绪坠地，斯民怅怅然盲行，可痛可伤！深欲即诸史通鉴之文，痛辨大义，悉删繁务，考證得失，纂定书法，以明正统、僭逆之事，为第一义。并削僭逆之号、用天子事例之类，宜直书姓某名某、僭行某事，目之曰《正统通鉴》。仍自三皇始，肇其正统之源；至尧始书甲辰，然亦不过统论尧时事；自夏以后，渐用编年，其大不可考者，决不可以意补，宜如「夏五」法。或谓予曰：「《正统通鉴》理宜只载正统之事，君所谓三皇、五帝、三代、两汉、蜀汉、大宋而已，其他如两晋、宋、齐、梁、陈，虽曰中国，恐不可书，以紊《正统通鉴》之名」。曰，当知「正统通鉴」四字，是举大纲目之名，两晋以下，其实附之以续编年，至于嬴政、王莽、普六茹坚、五代，则直书其名，亦以附编年，不如此则上下不贯续也。若曰《正统通鉴》全书，我心绪凋瘵，家事凄薄，绝无书籍可为凭藉；况其间毫发予夺之权，费订正者甚多，实非一二十年不足以办此书。况先人有未毕之遗书在，为人子者未能足其文，乃私成己见之书，实犯不韪。且万世赏罚之权，实为大事，非忠烈明敏者不能辨察于毫末之间，揆我之才，实恐有所不及焉，尚有赖于后之识正统大义之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