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盖闻为治之道，必由于人才，用才之术，莫先于人望，人望所在，民心归焉。昔者晋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而用赵武、祁奚等六官之长，皆民誉也，晋国所以复霸。元帝渡江，王导劝用贺循、顾荣辈以收人心，群才并至，江左以之中兴。岂中兴复霸之功必待是而后立，且其人之事业果有异于人耶，抑用此以为收人心之术也？汉高帝以马上得天下，所用皆丰沛故人，鬻缯屠狗轻滑之徒，有所不择。所过郡邑，询问贤豪，及于麾下骑士，甚者登坛拜大将，而一军皆惊，恶在其为人望也哉？至光武则小异，其所与共起南阳者固多一时亭长县吏，及天下稍定，以厚礼聘严光以三公，起卓茂，特见尊宠，则又或以人望为重，此其故何也？或曰：创业中兴，其事不侔，顾理势不得不然。诸君讲明于人才之说宜有日矣，今圣天子乐闻之，并陈于篇，以俟采择。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则政之所由立也无他道焉，得人而已。是道也，三代共之，莫不皆然。而周公于成王又告戒熟复若是其至者，以用人之际，不容于或失也，国之强弱以之，国之治乱以之，国之兴亡以之。然则如之何？亦曰审择而已。审择之要，必自近始。王左右之臣，其近者也。所谓左右之臣者，常伯也，常任也，准人也，缀衣也，虎贲也。常伯，庶官之长，所谓在位者也。常任，任事之臣，所谓在我者也。准人非伯非任，王所取以为准者也。缀衣则内侍之类皆举矣。虎贲则外卫之类皆举矣。是五者，宜王之所尤审择，而周公之所当先告也。故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抑尝观夏之事矣，「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所谓三宅者是也。抑尝观汤之事矣，「用三有宅，曰三有俊」者是也。以夏商之事为未至也，又以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告焉。所谓三宅者，居常伯、常任、准人之位，而既用者也；三俊者，有常伯、常任、准人之才而将用者也。在夏之君则居之而安矣，故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其商之君则用之而就其事，称之而就其才矣，故曰「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在周文、武则又能克知灼见其心，故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所谓强弱以兹者何？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则以无其人为不竞也，非强弱以之乎？所谓治乱以兹者何？曰「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则以无其人为不能协厥邑也，非治乱以之者乎？所谓兴亡以之者何？于文、武曰「以并受此丕丕基」，则以无其人为不足以共兴起也，非兴亡以之者乎？强弱也，治乱也，兴亡也，其因则人，而其成则天，得天在乎得民，得民在乎得贤。故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钦事，皆以有是三宅三俊而得乎民，得乎民盖所以得天也。非特左右之臣也，自王庭以及乎都邑之臣，自诸侯以及乎夷狄之官，皆以得人为本。自三宅至百司庶府，王庭之官也；自艺人至于尹伯，都邑之官也；司徒、司马、司空、亚旅，诸侯之官也；夷微、卢烝、三亳阪尹，夷狄之官也。内之王庭，外之都邑，远之诸侯，又其远之于夷狄，皆得常事之士，以充其任，此文武所以并受大业之基也。三代之政，皆以得人为本，则为成王以继其后者当何如哉，益求人以自辅而已。故以庶言、庶狱、庶慎，则戒之以思成德之彦；于立政、立事，则戒之以其惟吉士，又戒之以「克用常人」，然后内足以相国家而成文武之业，外足以诘戎兵而陟夏禹之迹也。然既曰成德之彦矣，既曰吉士矣，又终之以「继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何也？是篇语名官之意，皆取其有常德焉。曰常伯、常任、准人，则非有常德之人不可以居是选也。常之为义大矣哉，荀卿论曰：「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馀不敢尽」。皆取诸常也。《恒》卦之《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至于「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则其失见于九三常有之次五曰天地之常，君臣常也，至于月不常，臣失幸也，则其咎见于次曲。《都人士》谓有常以齐其民，《常武》言有常以立武事。《语》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缁衣》曰：「人而无常，不可以为卜筮」。然则取诸人以立政也，其可以无常乎？曰吉士，曰常人，其揆一也。此篇曰「庶常吉士」，《皋陶谟》曰「彰厥有常，吉哉」，则知吉士未始不有常德，而常德所以为吉士焉耳。虽然，得常吉之士矣，有一憸人间之，则政亦无自立焉。是书告戒尤详于君子小人之际，曰「用憸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又曰「其勿以憸人」，又曰「时则勿有间之」，言憸人不容有也。盖君子小人并立于朝廷之上，而小人者以其类至矣。此无他，君子之道刚，小人之道柔，君子未尝谋小人，小人必谋君子也。《夬》之为卦，以五阳决一阴，故曰：「夬，决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夫以五君子决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者，小人之道不得行焉，非无小人也，小人之道消也。在《泰》之时，上下交而志同，虽有小人，恶得行其道哉？若乃君子乘小人衅，则小人之道忧而已矣。惟其有忧，则将谋之，虽以一小人之寡，或能为众君子之害，正复有待焉耳，此所以不容有也，故曰「勿有间之」。

门下：灼于四方，盖本明良之会；式是百辟，莫先承弼之图。乃眷宗臣，蚤陪几务。具协民瞻之素，俾居宰揆之崇。涓选刚辰，亶孚列辟。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彭城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七百户、食实封一千三百户刘正夫，直清而惇裕，闳博而醇深。行高儒席之珍，识探圣文之奥。迪九德之美，蔚然蓍蔡之资；挺三俊之休，允矣岩廊之望。历更中外，绰著猷为。顷入辅于文昌，旋进参于政本。夙励致君之节，动昭享上之诚。入告辰猷，其克从先王之烈；肆畴嘉绩，惟简在上帝之心。言辄契于朕谋，人莫渝于汝守。若昔交修之助，维时共政之求。将用绎于天工，知人则哲；宜使熙于帝载，秉国之钧。位班衮职之隆，名亚鼎司之重。克灼知厥若，久坚励翼之怀；率惟兹有陈，用底经纶之蕴。诞扬休命，式副佥俞。载超赐位之联，增贲奋庸之任。剖封爰赋，衍食加田。疏恩渥之便蕃，示延登之简注。于戏！爰立作相，永言考慎之艰；罔不同心，益迈谟明之协。仰惟前代，图任旧人。由成汤至于文王，若伊尹至于闳夭。时乃格天之业，具存经体之勋。尚懋远图，以期予治。可特授特进、少宰、兼中书侍郎，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勋、封如故。

某再拜：昨日抵桂林，方作书欲遣人承问，使至，特辱教赐，开谕周悉，感服无已。承录示《靖康旧语》，读之感慨。方危疑之际，祸患不测，非公力为辩释，此身不能自保久矣。虽公未尝一一见喻，宁不知之？其秋出师，固知堕恪计中，亦尝面道其详；然力辞而卒行者，非特迫于威命，如所谓杜邮之赐，势不得已，亦庶几立尺寸之功，以塞厚赏，然后解兵归印，幅巾柴车，径返田庐，此素志也。不谓事与愿违，驻车河内，未踰月而庙算中变，公既去位，某亦罢归，一切皆如恪策，而人罕知之者。初，某既总师指挥，继命刘韐为副，及其后乃知恪所荐也。解潜初与韐会议于隆德，韐志甚锐，及潜出兵，韐忽中变，按兵不行，故失期会，而潜有南北关之溃。适所遣属官张叔献者自韐军中来，能道其详，乃知韐将出兵而得恪书，遂有缓师之谋，虽书辞不可知，而意则可料也。其后韐之子子羽道其书辞于人，果如所料。此二人者今皆见存，他日可询也。渊圣又御札付韐，而误付宣抚司，其戒敕之语，与本司所禀受不同，亦必恪意。解潜为制置使，折彦质为河东勾当公事，张灏为转运使，折可求为都统制，皆各受御前处分，进退自如。因报公罢相，遂援此为言，以谓节制不专，难以责成功，必致误事。非使节制归一，以谋万全之举，则太原之围必无可解之理，不然愿丐罢去，遂得请。夫恪之意不过欲作相耳，而妨功害国，其巧如此。今恪已死，尤之何益，所可痛者，小人动为身谋，不恤国事，一至于是。故范祖禹以谓用小人必至于家国俱亡而后已，岂不信也哉！前书所谓舞智以御人主者，为恪设也。又承询以天下安危存亡大计，如某迂疏，再奋再踬，进不足以谋夫国，退不足以保身，何敢复议此哉！试陈梗概言之而不怍，恃公之知我耳。夫天下犹一身，及其病也，必有致病之源。靖康之初，所以致寇者，其病源于崇，观以来军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靖康之末所以致寇者，其病源于春初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战。何也？贼以孤军，深入重地，前阻坚城，而后顾邀击之威，初未深知中国之虚实也，而吾之援师日集。当是时不难于议和，其所邀求度可许者许之，不可许者勿许，则约成而和可久。朝廷为其胁制，初不计此，所求一切听从，故使贼得以窥中国之弱，而约不能坚，此失其所以和也。当时力争于榻前者，正谓可以脱一时之急，而贻将来之祸，虽有智者莫能善后，虢射父所谓「期年狄必再至，示之弱矣」者是矣。诸道之兵既集，数倍于贼，福宁会议，正欲用亚夫之策，复畿邑，绝粮道，禁抄掠，困其师以胜之。而姚平仲先期妄发，其议遂格。夫劫寨，小衄也，而因以沮必胜之计；邀击，良策也，而抽回袭逐之兵。故使贼安然捆载而归，无所忌惮，此失其所以战也。如弈棋然，岂能尽杀敌而我无所伤哉？借使以吾兵之二而易敌兵之一，犹为中国之利，深入者覆师，则疆外者破胆矣。失此机会，故贼志日侈，士气日沮，长驱凭陵，至今为梗，先轸所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者是也。今国家变故既尔，宁可追咎既往，然不知其源，何以治病？此二者，安危存亡之源也。或者见靖康之末失守，而以靖康之初坚守为非，亦可谓不知变矣。靖康之初，与夫靖康之末，事势岂可同日语哉！贼初犯阙时，朝廷失于堤防，故使之渡河而至城下；其所以急欲去者，初不为久留计。及再举南牧，则有必取之心，此不同者一也。贼初抵城下，不数日间援师已集，中外音问络绎不绝；及再至，则围城之中，始以蜡书起兵，中外阻隔不通，此不同者二也。渊圣登极之初，士气人心，贾勇百倍，其后稍稍解体，此不同者三也。其他细故，不可胜言。故在靖康之初，有备则当守；在靖康之末，无备则当避，岂可胶柱而鼓瑟耶？今以后而罪前，是犹治病不别脉色，不察證候，以后药之失而咎前药之得，岂理也哉！夫宣和之间，病成而未作；靖康之初，病作而未甚；至靖康末，则病甚矣。故以靖康而视宣和，以建炎而视靖康，国势人心，与夫经营之难易，何啻相什百哉。然建炎之初犹有可为之理者，河北失真定、怀、卫、浚四州，河东失太原、泽、潞、汾、晋六七州，皆靖康末有为失之，其馀皆为朝廷守。兵民之心，戴宋坚甚，而河北东路、京东西、陕西诸路，未受患也。当时料理其两河以为藩篱，因其人而用之，则中原可保；车驾巡幸不去中原，则四方可安。譬犹初病中风者，药石之功犹可及，而复为全人也。既舍此策，以苟目前之安，坐视数路之莫救，河北、河东悉皆陷没，而其京东西、陜右类遭侵掠。去春关中既扰，今则鄜、延、丹、坊又破，环庆诸路数月以来未知复如何？西北如此，则中原岂复为我有哉？辟犹再中风者，遇良医犹不免有偏废之患，医非其人，未可知也。西北之于天下，非特形势便利，乃将帅士马甲兵之所出，兴衰拨乱之具在焉，失之则其具何自而得？欲修大厦之倾，而乏材料，可乎？贼善因兵于敌，非特因粮而已。去春破京东西者，闻多两河之人。使复用京东西、陕右之人，剪发易服，被甲执兵，则遇者皆以为贼，望风奔溃，何往不可，虽东南未得高枕而卧也。正犹大厦之倾，日葺之则有复全之理，不然，风雨之所颓圮而后已，可以数其迁为安耶？今日之策，急料理之可如东晋，然东晋亦未可轻议之也。辅相如王导，人望如顾荣、贺循、纪瞻，经营中原如祖逖、刘琨，方面如温峤、陶侃、郤鉴，强藩重兵，控扼上流，始能抗石勒之徒，保有江左。如奕棋者，一失腹心之势，则虽欲保守一隅，岂易得哉？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术，以进君子退小人为本，君子进则虽微必强，小人进则虽盛必衰，此匡复之象也。理必至此，心术不同而已。今日之事，必其真有勾践枕戈尝胆之志，必能行卫文布衣帛冠之政，任人者体刚明诚一之德，受任者革忌媢偷惰之风，一切以公天下，保国家为心，日引月长，使国势浸彊，庶乎可为此安危存亡之所系也。自经变故以来，尤觉可不可之有时，时不可而为之，犹逆风行舟，用力多而无补；使遇其时，呼吸响应，顺风开帆，一日千里可也。愿公深自蓄养，方燕闲时究观古今之变，而察其机会，异时复膺大任，则宗社生灵之所赖，必有在矣。昔蜀先主劝刘表因曹操在官渡而袭许昌，表不从，其后悔之，先主曰：「天下之事，机会之来岂有穷已，若能应之于后，则此未足为恨」。今敌彊我弱，然安知异时无可乘之机耶？此可为智者道，难与世俗论之也。某久已灰心，今复远屏海外，与中原绝，此志已矣。因诲问所及，故辄发其狂言，死罪死罪。某再拜。

昔晋祚中绝，中原陷于夷狄，元帝渡江兴于江左，有王导以为腹心，有周顗、刁协、戴若思以为股肱，有贺循、顾荣以从人望，有周访、郗鉴、甘卓以据要地，有刘琨、祖逖以恢远略。及其后也，辅相如谢安，将帅如谢玄，方镇如陶侃、温峤，皆世不乏人，故能缔搆群材，赞襄中兴，祀晋配天，不失旧物，抗石勒之锋，败苻坚之师，折王敦之逆，平苏峻之难，保有东南，垂百馀年，人物之不可无也如是。今宗社艰危，河北、河东之地弃而不保，或遂陷于敌仇，或割据于豪杰，则逼迩畿甸，汴不可都，其势必有巡幸之事，以权一时之宜，而济其急。然而人物之衰，未有甚于此时也。前日失谋败国、妨功害贤之人既不可复用，而名望在人，屈指无几。任方伯连率之职者，率皆妄庸；处州县冗散之中者，未易识拔。则今之人物，所以为辅相帷幄之臣，所以为侍从论思之官，所以充台谏献替之任，所以当师帅抚御之选，所以膺守令牧养之寄，所以将监司按察之权，当何自而取之？以祖宗涵养之久，天下衣冠之众，固不可厚诬以为无人。然而事迫势急，兼收并用，弃瑕录善，舍短求长，欲得真贤实材相与协力而扶持之，使士夫不复事虚名而收实效，官司不复行虚文而施实绩，民庶不复听虚诏而被实惠，夷狄不复侮虚声而畏实威，则求之不可不广，择之不可不精，任之不可不专，信之不可不笃，庶几可以济危图安，拨乱反正，以刷亘古所无之耻，以报不共戴天之雠，诚今日莫急之先务也。姑取平日之所知，及得于众论者人物姓名著之于篇，以备缓急。作《人物志》。

晋自惠帝以来，主昏于上，政乱于下，藩王拥权，日相诛讨。而王衍之流，以清谈废事，虚旷无心，名重海内，风俗大坏，荡无纲纪。于是刘元海、聪曜、石勒之徒，锋起飙举，陷河洛，覆关辅，而二帝沈于虏廷。唐自开元末，明皇倦于机务，酣适燕安，内蛊嬖艳，外委奸孽，而林甫、国忠相继秉政，挻乱产祸，妒贤嫉能，固宠保身，不复为国家虑。于是禄山、思明踵为叛乱，陷河朔，覆两都，而乘舆蒙尘于蜀。此二者皆夷狄，包藏祸心，乘间窃发，以为中国难。犹之一身，暴得剧疾，而不可支，则必怙康强，蔑调护，耽嗜欲，致耗乏，故邪气得以乘虚深入，而以疾作之日为受病之始，岂理也哉！然五胡乱华，神州天府，鞠为犬羊之区，虽忠臣志士，发愤经略，卒不能复，则以元帝兴于江左故也。安史乱唐，盗据神器，贼势鸱张，而不数年间王师剋复，凶徒逆俦，扫殄几尽，则以肃宗治兵于灵武故也。夫东南卑远，其兵剽轻，而元帝由琅琊闻晋难渡江，王导诸人相与定君臣之分，持弱扶颠，百度草创，纠合诸镇，协智毕力以抗勍敌，仅能保守一隅，虽有刘琨、祖逖驱驰中原，志卒不遂。其后温、裕因时电发，复洛阳，取关中，竟亦不能守也。朔方形胜之地，士马精强，而肃宗起于灵武，有郭子仪、李光弼为之将帅，张巡、许远守睢阳，以扼江淮之冲，其馀方镇之兵，起而讨贼者不可胜数，遂能剪鲸鲵，复故都，以定天下。则虽天时人事不同，亦其所处之势使然。东晋以区区疏属起江表，披荆棘，立朝廷，有王导以为腹心，有顾荣、贺循、纪瞻以从人望，有郗鉴、陶侃、温峤之属以处方镇，保绥东南，捍御西北，其后苻坚以百万之师入寇，而谢安区处将帅，以偏师破之。晋之享国百有馀年，自今观之，亦未易可轻也。

江表自孙氏三世经营之，然后能立国。以权之智勇，因父兄之资，能驾驭豪杰而得士，有周瑜、鲁肃、吕蒙之徒以为腹心，有甘卓、凌统、黄盖之徒以为爪牙，据有荆、楚、闽、粤之地，称帝最后，而享国最久，故能抗魏连蜀，成鼎峙之势，至晋而后亡。其后晋元帝因之，兴于江左，有王导以为谋主，有顾荣、贺循、纪瞻之徒以从民望，有郗鉴、陶侃、温峤之徒以处方镇，凡荆、扬、闽、鄂要害之地悉置重镇，择名帅、屯锐兵以控扼之，故能保有东南。中原虽纷乱，而一方晏然；强臣虽屡叛，而卒以平定。至谢安得政，而区处藩维，授任将帅，各得其所，故能以偏师破苻坚百万之众，而晋室遂安，享国百有馀年，而刘裕取之以为宋。宋亡，而萧道成取之以为齐。齐亡，而萧衍取之以为梁。梁亡，而陈霸先取之以为陈。至隋，然后平陈而定海内，南北混为一区。隋亡，萧铣起于江东，而李靖擒之，唐遂并有天下。及其亡也，杨行密据江淮，而李氏因之，遂以江南为后唐，至周世宗尽取淮南之地，而以江为限，则李氏国已危矣。宋兴，命将帅下江南，如探囊中物。盖自六朝既废，历隋、唐三百馀年，其所以立国控扼之迹，既已荡平，而李氏区区僭窃于乱世，遇真主则折北不支，固其理也。国家奄有四海，垂二百年，东南之民习于治安，不识兵革，而古之所谓重镇要害之地，名城坚垒，悉已隳废，又无宿将重兵以镇之。盖在六朝为边圉，而在国家为腹心，其势不得不然也。今朝廷既舍中原，不复料理，而又不为保东南之计，考按古迹，命帅屯兵以为藩篱，而区区偷取目前之安，缓急则南渡，恃江以为固，及迫则又远徙以避之。以此为策，虽保一隅，未见其可，而欲坐享六朝之利，盖亦难矣，而况大于此者乎！

臣某言：伏奉告命，为臣僚上言，罢臣给事中，差提举江州太平观，任便居住者。弹章亟上，敢意生全；命綍宠颁，姑从黜免。荷恩慈之曲贷，吊形影以深惭。臣某诚惶诚惧，顿首顿首。伏念臣朴遫常材，浮沉半世。深惟薄陋，敢有志于功名；偶幸遭逢，遂寖叨于荣禄。与一时侍从之选，陪两省论议之馀。宠过所期，报将奚称。虽夙宵黾勉，曾莫著于微劳；而过恶暴扬，忽自罹于深谴。退量驽蹇，猥玷简书。适当艰棘之时，上负明扬之意。褫东台之职，孤踪既远于宸严；从真馆之游，百口尚沾于廪稍。顾官閒而身佚，知罪大而责轻。兹盖伏遇皇帝陛下蹈商周之克宽，躬汉高之大度，总览万微之要，灼知三俊之心。怜臣迫于奉亲，屡请去而弗获；察臣忠以事上，欲寡过而未能。特霁隆威，但令省咎。臣敢不洗涤心虑，遵奉训辞。在畎亩不忘益励爱君之志，保桑榆暮景更修行己之方。臣无任。

伏被中除，进颛内职。优解七兵之务，冒游三俊之躔。顾大册高文，宁有相如之丽；而深谋密虑，更惭陆贽之筹。得宠若惊，当荣知惧。重念自天之厚渥，岂无为地之先容。属制谒以攸拘，望宾闳而莫进。其为感愧，难罄敷陈。

伏审光奉宸恩，褒升右辖。出圣神之独断，符朝野之公言，一札播闻，多士交庆。尝谓经远者实本乎器识，垂后者莫大乎文章。寓量宏深，于以临大节而不夺；词章超迈，用能扬伟绩之无前。尝历考其兼全，盖绝无而仅有。绛侯勃能任大事，特病其少文；公孙弘号为名儒，或讥其多诈。全才之士固不易得，有道之时亦为难逢。间自负其所长，辄每悲于不遇。佐佑六经如韩愈，未免流离；度越诸子如扬雄，终甘寂寞。上方讲求久逸永宁之计，时乃登用协谋一德之人，宜有卓尔不群之才，庶几旷然大变其俗。恭惟某官气钟英伟，道极醇深，硕学通乎九流，懿德备乎三俊。绝世之器识，汪乎万顷之陂；华国之文章，沛然三峡之水。身既兼于数器，会复际于千年。自膺密勿之知，浸发经纶之蕴。便蕃三接，清切九迁。凤阁摛华，复见坦明之制；乌台执法，共高謇谔之风。汲长孺之忠，谓贲育不能夺；董仲舒之道，虽伊吕无以加。亟召登于禁林，继入承于密命，发挥典册，焜耀搢绅。蔚矣邦家之光，伟哉廊庙之具。果由内相，进辖中台。盖将力振宏纲，大明清论，上以告嘉猷于后，下以施实德于民。若砺若舟，即正鼎司之重；如纶如綍，伫闻廷告之颁。某江湖孤踪，口耳末学。抗尘走俗，自悲流落之馀；舐笔和铅，尚泥平生之好。比窃名于英彀，实借重于文衡。缅怀赠衮之言，妄起弹冠之志。然而间关一命，荏苒再期，谋生无负郭之资，望禄有倚门之切。自笑守株而待兔，可谓迂愚；念尝披雾而睹天，实为幸会。逖闻新命，犹激懦衷。雌霓连蜷，故喜知音之误辱；大钧坱圠，端如播物之无遗。恨阻川途之修，莫预门阑之庆，静言抃蹈，倍越等夷。

伏审祗承严召，亟被峻除。显陟中台之端，荣居上宰之属。音腾邮置，驩动搢绅。窃以尚书会万事之本元，左司贰六曹之纲辖。所以抗议轩陛，参谋庙堂。因唐建官，始重都公之号；迨宋稽古，实为法从之储。惟慎柬求，岂轻除授。恭以某官气压万象，心潜九流。本师友之渊源，发文章之光燄。出符国瑞，同威凤之九苞；居协地灵，配元龟之五总。爰自早岁，朅来上都。勃焉起三俊之名，凛然归四海之望。既横翔于雄构，遂独步于英躔。绛帐谈经，咸忘鼎来之学；赤裳赋命，遽咏遄归之诗。方追台妙之游，复领使华之寄。虽登车之志远，念侧席之恩深。是宜趣还，庸副虚伫。欲知相业，试观省闼之弥纶；行庆帝俞，即步禁涂之清切。自顾门阑之下客，曾尘衡石之上游。寅缘芜辞，窃取英眄。喜乐正之好善，亦既有为；谓公叔之为文，岂能无望。

晋元帝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馀，士庶莫有至者。王导为司马，患之。会王敦来朝，导谓之曰：「琅琊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

议曰：元帝当怀、悯之祸，国势凌夷，方以琅琊王徙镇建康，而欲恢复海宇，成中兴之图，存亡之几，间不容发。唯帝能虚心以听导，导能倾身下贤，收一方之望，以结人心。故不期月，王业遂定。维天未厌晋德，实启帝谟，而导之功，不可诬也。夫得天下在得民，得民在得贤。二老归而周室兴，四皓起而汉嗣定，必然之理也。后世贪功固位之臣，方且忌贤嫉能，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欲持危扶颠，吾未之信也。

参宰士之联，愧乏丝毫之补；拜天官之贰，忽膺纶綍之褒。冒宠若惊，抚躬自惧（中谢。）。伏念臣昧道懵学，绵力薄才。榆枋第窘于小知，瓶罂岂容于大受。早年抗志，妄伯仲于时髦；末路多艰，每参辰于世态。贝锦虚织，钧天梦遥。甘心麋鹿之群，绝意鸳鸿之缀。会圣明之躬断，招贤哲以汇征，误令鲰腐之踪，获预官施之列。握兰未久，遽叨省闼之弥纶；持节方还，俄宠甘泉之侍从。昧冒若此，报称谓何！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大振宏纲，兼收众智。钦识百辟之享，灼见三俊之心。谓老马初能识涂，特加衔策；而焦桐或为良木，谐以宫商。猥加驭爵之私，更贲章身之宠。臣敢不益坚素履，更诡后图。恩重如山，永佩生成之赐；命轻如发，未知糜殒之期。

对：天下有常势，非人之所能为也。自古恢复大业之君，虽其凭藉积累之基有厚有薄，祖宗德泽之在民者有浅有深，然皆徒手扫地，无尺寸可挟之资，而卒能有所立，惟能因天下之势，审择至计而固执之，以求合夫当世之变，而皆不足以为难也。是以奸人矫诬，窃弄神器，国命移夺，大统中微而不足以为难；干戈之衅起于骨肉，裔夷投隙，荡摇中夏而不足以为难；五大在边，尾大中乾，强藩阻兵，提戈内指而不足以为难。此汉、晋、有唐中兴之君所以趣时合变而各有所立。考其行事而质确其成功，虽未易与创业之君同条而语，亦各因其一时之势如此而不可诬也。昔之君子，盖尝有以少康为贤于汉高帝，而评创业中兴之难者矣。世徒见夫草昧之初，四方之奸豪圜视而起，必有挟智勇绝人之资者，与之驱驰角逐于矢石干戈之间，崎岖百战，次第削平而后定于一，则曰此创业之难也。承奕世之弊，先王之泽微矣。猝然有非常之变发于智虑之所不及，乃欲徐起而振其弊，疏剔荒秽，支柱倾摇以求趋于安全顺治之地，则曰此中兴之难也。盖尝论之，谋国有得失，而成功无难易。方经营纂集之初，其势如洪河巨川，横流于中原，突荡冲击，分裂四出。自常人观之，虽欲拱手终日以求遏其势之万一而不可得。智者因其势而利道之，积之于其所当止，投之于其所欲趋，孰不靡然以听吾之所为者？曾何难易之足云哉。方新莽之盗汉也，汉之遗臣屈首屏息以听命之不暇，一时英豪不胜其愤，投袂而起，举恢复之师者，曾未及有为，而奔走折北，一败涂地。光武与南阳故人因下江之众，屠寻邑百万之师于昆阳之下，遂夷大憝，不失旧物而汉中兴。方群胡之乱华也，刘元海起晋阳，石勒起上党，苻、姚、慕容次第争奋。元帝东渡，总其隽乂以为耳目股肱心膂，内则王导、周顗立经陈纪以安辑邦家，外则贺循、顾荣喻德宣誉以镇服同异，卒以襟凭江汉，垂裕来世而晋中兴。天宝幽陵之变，河南北沦没，二京不守。肃宗起灵武，以羽檄召勤王之师。李光弼、郭子仪以朔方之兵徇三河以收赵、魏，张巡、许远合豪杰之力婴睢阳以蔽江淮，卒以芟夷安史，汛扫九庙而唐中兴。是三君者，虽功烈之崇卑不同，其本末始终可考如此，是宜明问以谓「所遇之时、所因之势有所不同，不可以一槩论也」。迹夫生民以来，天下之变备矣。积功累仁，享国长久，莫如周，而宣王号中兴。本末终始，见于《诗》之二《雅》。然核左氏之语，则南国有败绩之师；验范晔之论，则克戎淹历岁之久。盖虽未能纯于文武之序，而岂后世遭变之君所能及哉。诵《云汉》之诗，其辞忧迫勤恳，则有以见其侧身修行，恻然有应天感民之实，百姓所以爱戴归往而不忍忘也。诵南征北伐之诗，其词切直而奋厉，则有以见其将卒协心，卒乘辑睦。此蛮荆、猃狁所以莫敢不震动叠息而华夏乂安也。诵「侯谁在矣，张仲孝友」之章，则有以见在人主之左右者，咸怀忠良以善王心，而无沮挠事机、妨功害能之行也。诵「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之章，则有以见谋谟帷幄之臣莫不相与协和，精白以图事功，而无权利相轧、冒疾谗惎之行也。以至民不安其居，大夫为之还定安集，劬劳于野而不怨，则见于《诗》之《鸿雁》；君臣相与爱日待旦以乐事劝功，而无玩岁愒日之意，则见于《诗》之《庭燎》。此其所以承厉王之烈，而文武之业未坠于地，赫然中兴，播于咏歌。其所以致之之道，焯乎其不可诬盖如此也。若夫择其善而惩其违，察其始以要其终，盖有不纯于文武之序者。后之君子，将酌古以施今，不可以不论也。是以不知以佚道使民，而使爪牙之士不得养其父母，而有「转予于恤」之叹，有如《祈父》之所刺；不知建德以保民，病其离散，料于太原，有如仲山甫之所讥。以至怠于千亩之籍，不知务农以敦本，而挠败及之，然则淹日持久而功烈不终，无怪乎如左氏、范晔之所记。历观古者中兴之君臣，将以大有为也，必相与忧勤惕厉，戮力一心，抚事机之会，日计其进而岁计其成。将欲图是功也，则必有是事，事立矣而功随之，未有泰然无事而听其自为者也。譬如筑室，自始基以至于成；譬如稼穑，自始耕以至于穫，理之必至，不愆于素。筑室而草创，则必有震风凌雨之忧；耕稼而卤莽，则必有凶年饥岁之患。如周宣王，其合于先王之道也足以致中兴，其不纯于文武之序也亦足以致克戎之不易。后之承前绪而当危乱之后者，可以不鉴哉！恭惟国家祖功宗德，涵育区夏，仅二百年。方将系隆复振于夷狄侵陵之馀，收遗民于锋镝煨烬之中，与之竭力以图恢复，明问乃谓「欲因今之势而图回之，何剧何易？孰后孰先？搜拔贤能之方，设施政事之统，必有卓至之论，悉之究之，以备采择」。尝谓自古天下国家兴亡有至计，而国势之强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开蹙不与焉。一曰顺民心，二曰任贤才，三曰正纲纪。非以国势、兵力、土地之三者为无与于兴亡之数，盖非兴亡之所系故也。卫之孱微而季子知其后亡，楚之败亡而逢滑知其必复，则国势之强弱非所论也。吴克齐师而子胥有天禄亟至之忧，越栖会稽而范蠡决定倾与人之计，则兵力盛衰非所论也。天宝之功，拓地至广，而无救潼关之败；奉天之守，无地寄足，而终摧长安之寇，则土地之开蹙非所论也。然则天下国家兴亡之至计，盖有在矣。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大哉，斯民之心乎！自古兴王所籍以为立国之基本而无敢轻犯焉者也。是故思祖宗之所以得其心者而纂述其志，鉴往事之所以失其心者而毋践其辙，以至发政揆事，制令出法，必皆求合于所谓至愚而神者，是以可以使之蹈白刃、赴汤火而不可与为乱，夫谁与之敌？所谓顺民心者，此也。天下未尝无贤才也，失所以任之之道，则汉唐之季，举天下之贤才而锢废剪弃之，王室亦衰。得所以任之之道，则百里之国而强邻暴国莫敢肆不义于其君，是以兼听博采而务其并进，委任责实而要其成功，然后举天下之事唯吾之所欲为，无不如意。所谓任贤才者，此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等级相承，以建邦家，盖有纲纪以维持联属于其间，是以长久而不乱。若夫风宪之威振而朝廷清明，邪枉之门塞而朋党销伏，严刺举之责，使奸凶者不得以病民；申纪律之威，使骄惰者不得以冗食；夫何患天下之不治，寇雠之不灭哉？所谓正纲纪者，此也。历考前世兴复之君，谋国膺变之方，虽不可毛举，其要不出于此三者。是以我有卓然可恃之备，然后察其四方之变，徐起而应之，扶衰而错之盛，补坏而复于全，其必由此矣。传曰「君子爱日」，语有之「时难得而易失」，惟上之人实图之。谨对。

君吴姓，讳圭，字子琳，婺之金华人。曾祖藻，祖善，父权，世隐约。君幼谨顺，壮滋有立，父知可倚，俾卜别墅理家生事。君亦念世业汩振，惕焉遵命，度地得灵岳林泉之胜，结庐以居，为裕蛊计。常鄙世俗嗜利子，沓贪无艺，以子贷豪取，牟息倍称，我则不为。第务以信实得人和，赈悯单穷，率本业之，不立券牍；或负约，将剔田帖屋以偿，则笑谢曰：「以逋负利人田庐，岂吾心哉」？卒弃责弗取。凡其意气阔达类此。越四十年，储义甚富，而日积月衍，资亦高矣。会睦之剧贼充斥不制，四掠比郡，婺浸为盗区，君徙家集族，壁险自固，距所居十里馀，日营支计费，恃无仇怨，常出归自如。间逢凶众方屠剔人，皆掷刃敛衽，疾言开慰；「我不敢暴，其无恐」。他盗过者，亦相戒无窥吴氏，每望屋引去。兄子炳家乌孝，尽室前已归君，久之，炳方挺身来自间道，为恶少遮止，问为谁，将安往？炳对以实，恶少愧谢，炊黍供待，护送归之君。时姻旧逃乱，相依倚凡数十族，经给资用药物，均惠有终始。邻曲附贼者，持米肉来饷，君因以祸福镌晓其人：「盍即效顺，无久迷缪，为此不祥，徒以身膏官军锐锋」。众感悟，释柴械而还民伍者十九。逮贼平，向藉君全济者多负不知报，人谓自是有以缓急告君，当戒门以绝矣。后成皋挟溃卒攻婺，郊郭草扰，依君者愈众。君益开纳，厚相劳苦，必于我乎馆，意顾倍蓰于昔，人始咨叹，以为难及。君性和裕，于昆弟友睦，方议别籍，悉所有均析，不名其私一铢。于游从，未尝以贵胜寒品生轻重心。于细人，务为并容，谩欺玩靳，一不之诘；至或挟豪佩势临之，则毅然不受。里中人推为长者，皆慕赖，或他适，往往丁老丛集候门，若待哺然。有斗诤，君一言曲直，各厌悦解去，盖其平居立然诺，故素信喻乎人如此。绍兴十有八年六月己未以疾卒，年七十有三。娶郭氏，生男三人：曰昶，曰昴，曰晟。女五人：长适进士邵汝能，次适进士何溟，次适左奉议郎、湖州州学教授唐尧封，次适右迪功郎、宜州河池县主簿俞允恭，次适进士何洌。孙男八人，曰三锡、三益、三畏、三省、三思、三复、三俊、三英。孙女六人，长许嫁唐仲义，馀在幼。君雅知慕善，开馆贮书，延良师硕友，使子姓禀学，故昶等皆竞爽尅厉，昴以艺业登名于荐书，士友称之。君方疾剧，顾昶等与诸孙戒曰：「始吾至灵岳，未有温饱计，今服食两馀，非智得也，有命焉。若等当益殖学，无务殖货，力行勤、俭、谦、厚四者，如吾平生示训足矣」。言既，奄然以瞑。嗟夫，今人爱子男，遗之积著，恨不百钜万，失学无教，或不能记姓名；女嫁之甲门右族，无复择对，多与凡子。君独能以诗书儒其子孙，将终之言，犹婉勉以义，其得婿又皆郡邑彦士，可谓知所以爱子矣。二十年正月丙午，葬于县之东溪古寺山之原。前期，昶使谒铭于香溪范浚，昴且来属。浚顾同乡壤，又得君行实状，稽所闻为信。或益以状之遗事诿浚曰：「是宜传载」。因知君为人称思，没且不忘，铭其可辞？铭曰：

人当畏涂，身窘不容。君逢艰危，克亢厥宗。惠于乡州，长者之风。恩或我孤，我益有终。儒其子孙，庆则自躬。有铭幽墟，刻示不穷。

学士之职，古无定员，贞观以来，时多兼领。在明皇世常置者六人，于穆宗朝并用者三俊。资卿才德，典朕训辞。于国有光，视唐无愧。得一二文翰之士，虽曰朋来；岂咫尺对扬之英，遽先引去？正藉耆儒之重，方欣君子之多。勿复固辞，往□厥位。

敕朱震：乞除在外宫观事具悉。卿学高诸儒，名映一代。从朕艰难之际，实惟旧人；蔼然德义之风，信于多士。契阔累岁，登崇近班。大册高文，佐时戡难；博物彊记，益朕多闻。国有老成，众无异论。朕方知九德之行，灼见三俊之心，庶无遗材，用齐多故。虽山林隐居之士，尚当结绶而来；顾朝廷领袖之贤，乃欲奉身而去。况神明之克壮，何疾病之可言？览观来章，殊咈朕眷，勉安厥位，毋复有云。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士有负高世独见之明，介然自守以表于世者，不俟招而来、麾而去。能此者非学也，气也；非气也，识也。故识非学之所可致，亦非气之所能使。其始禀之于天，渟涵静默，烛万物之理而不昧，平居固已凌厉清浮，俯仰宇宙，视一世富贵显荣若将浼我，凡随所遭而暂遇之，岂复以丝发许留方寸哉！予尝论疏广、受皆傅皇太子，一日俱上疏乞骸骨，挥手乐身于宣帝之时；而龚胜、薛方乃以哀鸣就死，欲全节于新室摄居之世。管宁抱道怀宝，投迹海表，终身不见曹氏父子；而张翰、顾荣乃以秋风莼羹酣饮谢事，欲求吏于太安四王用事之日，其识相去辽邈矣。盖自汉、晋以来至唐得二人，曰贺季真、李太白。世惟以至博之学、迈往之气知之，而不知其识之绝人远甚。太白天宝初召见金銮殿，供奉翰林，尝醉，诗赋无留意，帝爱其才。忤高力士，擿其诗激杨贵妃，不得官。恳求还山，帝赐金许之，益放傲江湖间终其身。季真开元十三年为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宰相源乾曜、张说夸其两命之荣，明皇自为赞赐之。肃宗为太子，迁宾客，授秘书监。天宝初，一病，遂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赐剡州以居。初，二子为帝所知，时李林甫为相，罗钳吉网，毒满天下，以太白之风标清粹，顾不减卢绚，季真风流文章，岂在李邕、裴敦复之下，几何不遭其诛锄乎！凤凰翔乎千仞，览德辉而下之；云鹏已游乎寥廓，罗者犹视乎薮泽。二子之识，所以绝人远甚者也。季真于长安一见太白，呼为谪仙人；而太白在金陵送权昭夷，亦曰：「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予为谪仙人，盖实录尔」。则二子之相与，当有神交于窈冥者矣。世称中州清淑之气所穷，则盛而不过，必蜿蟺扶舆、磅礴积郁，其间当生魁奇才识之民。四明，按东汉《地理志》，乃越之鄮县地，有句章城及古鄞城，皆汉废城也。唐武德初，鄞复为州，与嵊、姚、严、婺并总于越；八年，废鄞为鄮县。开元二十六年，析会稽之鄮置明州，取四明山为名。实并东海真淑气，蜿蟺扶舆、磅礴积郁之地，宜有魁奇才识之士，必季真乃当之。而四明之人，初不以季真为乡人。予为明州一年，得湖上茀地为堂，以太白所称季真之名，榜之曰「逸老」，并绘季真之像于堂上，尚友千载，凤藻霞觞，而想其遗风焉。昔通和先生祖贯子元，元和己亥年尝遇季真，授以至诀，言季真得摄生之妙，近数百岁不死，负笈货药如韩康伯，近于天台上升，遍于人听。则季真果仙去无疑。予闻仙人左元放、许宣平每往来九仙城阳山中；蔡经去，亦十二年一至其家。得道者或未能忘其乡里，安知季真不时来还此间耶！绍兴十四年八月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