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汪氏，见于隋末唐初。五季之乱，有自黄墩徙婺源者，以赀雄饶、歙间。数世而至君之高祖讳某，擢进士第，起家为秘书丞，赠光禄少卿。曾祖讳某，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赠中大夫。祖讳某，官至奉议郎，赠少傅。三世踵相蹑登进士第，世有清德，为江南闻家。皇考讳槃，少傅长子也。以少傅春秋高，就养左右不求仕，而纵其弟藻于学。藻复与君连取科第，里人荣之。皇考以君赠大中大夫。君讳恺，字伯强。少奇颖浑厚，甫冠，为有司所推，入太学为诸生，有能文声。绍圣四年，解褐调常州晋陵县主簿，用荐者升通仕郎、为宣州太平县令。坐小法免，授岳州录事参军。丁大中忧，服除监泗州军资库。会盐筴兴，朝廷选君监泰州海安镇盐场。课最，改宣义郎、知淮阳军宿迁、宣州宁国县。丁太硕人王氏忧，服除添差通判饶州，除知常州、汉阳军、吉州，未行，移处州。到官未几，复移知抚州。期年请奉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观。秩满，起知袁州。于是资政殿学士叶梦得、给事中胡交修以十科善治财赋荐君，擢提举两浙东路盐香、江南西路转运判官。莅事两月，除知江州。请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观。久之，起知全州。君之官簿如此。岳州平江民以竞渡斗死。狱上于州，守恶令，欲深探其狱，株连数百人。时大暑，牢户皆满。君止系其当罪者数人，馀悉平反出之。守大怒，君引法力争，守不能屈。太平有为五斗米道者，相传能致雷雨，迕者立死。县檄尉捕，尉辞。君不俟众，躬造其庐，人为君惧，卒禽之置于法。靖康初，朝廷诏令未通，饶州酒官郝升者，出军伍，怙勇挟奸，持郡短长，郡守不能制而深怨之。会盗侵旁郡，举城皆奔，升之子亦佩剑出城，为关吏所录，守即诬以叛，并共械于狱，将斩之。君曰：「急装时以刀剑自卫，人情也，可尽诛乎」？持之数日，升与其子皆免。君之将如处州也，敌已至会稽，人皆劝君毋行，君不听。既而溃兵四集，君求所以绥驭之术，至不解衣而寝者两月。寻移抚州，未行间，王𤫉、马俊兵入属邑，州之南北数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君曰：「此吾心也」。乃调护其众，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月，盗宫仪焚处州，于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抚州民许以女归其邻久矣，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请公署为异日之信。君立械其人于狱，僚属愕然。君笑曰：「女诚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父欲盗吾判耳。请为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为神。绍兴十二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饶州德兴县所居之第，春秋七十有三。积官至左朝请大夫。君刻意学问，欲直造作者之域，而不乐为科举之文。未第时，见秦少游于括苍，少游奇其文，以手书勉之，然未尝引以自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辈为事，循循然有德君子也。及守官临民，则精明刚正，人不能欺，亦不能夺，而卒归于忠厚。方大中无恙时，承数世清德之后，家贫不能自如，君之所以养志周旋者，无所不至。时二妹未行，大中以为忧，君继纳两妇，皆公卿大家，乃尽举其嫁时衣珥分遣之，不名一钱。及官至五品，遇恩当任子，而首任其弟，人以为难。先是君恬于进取，数免稀迁，居閒之日多。洎大中与太硕人弃诸孤，家徒四壁立，无置锥可耕。君合兄弟数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见之，若不堪其忧，而君绝甘分少，于长幼亲疏必均，未尝以一介取诸人。客至，饭蔬相对，清淡终日，出于至诚。乃并其家仆隶儿童，亦怡然无不满之色，可谓贤也已。故卒之日，无不出涕。凡三娶：初室吕氏，次蒋氏，次李氏。朝散郎、赠通奉大夫吕全、宣德郎蒋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观文殿学士蒋之奇、枢密使李咨之孙也，皆封宜人。三子。曰尧举，右迪功郎、铸钱司催纲官。曰舜举，右修职郎、漳州龙岩县尉。曰仲举，未仕。一女，适进士俞允恭。尧举等以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奉君葬饶州德兴县龙溪源少傅墓南三里。藻虽于君为诸父，而少君九岁，少同学，长同仕也，是宜为之铭。铭曰：

呜呼！人皆乐其所忧，而君独忧其所乐；人皆丰其所约，而君独约其所丰。以孝友纯诚懋其本，以康宁寿祺赍其终。故所居人慕之，所莅民思之，无秋毫愧怍于其中。盖古之德人，今之循吏也，尚千万年，勿毁其宫。

大江之东，以郡名者十，而士之慕学，新安为最。新安之属，以县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绩溪为最。绩溪为氏以族名者无虑百馀，而学传子孙，胡氏为最。胡氏有隐君子曰诚甫，其书满家，仰承俯受，皆有师法，又其族之尤者也。君讳咸，字诚甫。曾祖峤、祖筠，皆乐里居，不求仕。至父策，始起家为铅山尉，诲其子必千里求师。长子宏，登进士科，仕至处州司法参军。君其次也。君少刻意于学，自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史书，皆手钞成诵。会熙宁、元丰间，朝廷以经术新天下人材，学者宗王氏。君于诸经自得其指归，而尤邃于《易》。游太学十馀年，率杖策往还，其精如此。方是时，士集京师，岁以千计，君颖然出其间，为之领袖。一旦如有不乐者，谢病归，召诸子出其书授之。不数年，其子舜陟、舜举，踵相蹑取高第，而舜陟遂登法从、典大州，隐然为天子名臣。君享其禄几二十年，自承事郎累官至朝散郎。舜陟又以所当得之服授君，赐绯衣银鱼。绩溪固多士，如君父子得名称章绂而归者无几。而君又慈祥岂弟，有以宜之，长老称焉。方舜陟之为御史也，屡击大臣，大臣欲寘之死而君不以为忧。及守合肥，盗环其疆，禽制有功，州人怀之，为肖像以祠，而君不以为喜。盖君之得于中者又如此。建炎四年八月辛亥，以疾终于家，春秋八十有一。娶闵氏，封安人，前君卒。四男子：曰舜陟，朝请大夫、充徽猷阁待制；曰舜俞、曰舜申，皆嶷然有立；曰舜举，迪功郎。二女子，适士人叶文仲、郑邦彦。五孙，曰称、仔、傅、俊，其一尚幼，而仔亦迪功郎。诸孤将以绍兴元年五月丁未，奉公葬于湖州安吉县管城之原，来求铭纳之圹中。某与君世姻，知君非一日者，宜铭以诏后。铭曰：

君之德，纯明亮直，懿乡而隆戚。修身以亟，动而有则，为国人之式。君之学，得之先觉，闻尊而见卓。不雕其璞，遗其子琢，有连城之瑴。君之荣，世以儒名，道传而志行。有子在庭，吾亦彯缨，飨耄耆之龄。卞山之阳，维水泱泱。虽非其乡，与其山相望。子孙家傍，为万世之藏。

建炎己酉，先兄待制讳舜陟字汝明帅建康，与右丞相杜充不相能。充时领兵驻建康，充自遣将来夺取经制司钱物。待制闻于朝，充往往亦知而后奏，朝廷知二公不合，十月移待制两浙宣抚司参谋。时周望自枢府出为宣抚，望老缪，本由八行举，与论军事率不合。先有旨令坚守平江，所措置初无可守之计，待制有奇谋，皆不用。金人自广德由安吉往钱塘，渡江破明、越。北还，假道平江，所措置初无守禦者，皆知必败矣。待制谓望本司金帛，既尽为虏人所得，曷若为携往昆山而北，庶可存也？望既遣金帛来吾家，始以船附鲁珏辎重中，舣平江齐门，翼日到昆山，依李阎、罗贵，泊于梅里，寻移许浦。未几虏兵犯平江，望走青龙，平江城不战而破。诸将如郭仲威辈，先虏未至，已劫略城中几无遗。望尝不快于韩世忠，是时世忠兵盛权重，驻镇江，闻望窜，遣将董闵邀虏之。闵至许浦，以为望在，适吾家老小在彼，闵来见待制，遂邀以行。始闵将至，兵稍遥望，皆以为虏舟，率弃船而走。吾家船亦留江口，命使臣温宏等守之，老小系道。弟舜举、侄仔径走吴兴，唯予侍家君朝散同待制、令人等，茫无所之地，漫去而已。夜宿野人家，闵遣使臣来追，坚欲吾家还船。予谓若虏人则不可从，若世忠军则中国兵，且此投戈散地之时，往其军中亦自有所托，何为不可？待制以为然，因举家从以还。时已行二三十里，连夜从其使臣以还。偶天晴，及晓才到船，皆无恙，一簪不失。闵乃率待制入其军于镇江。盖闵之意，虏望不及，且取参谋以塞责，而闵欲虏望未已也。始船未行，闵军船阵列于江，唯吾家一船在许浦港口未出江。闵乃率吾家船入其军，趋水而下，往青龙，必欲得望。及至青龙江口，闻望已还军而西，闵遂溯江而上之镇江，吾家船同行。及至镇江，待制欲见世忠，闵遮之不使见。未几，遣一船来换，意欲取吾船中之米。其所谓金帛者，未至梅里，望已追回矣，以诸将不欲令金帛离军去，殆有谋焉，有言于望故也。得所换之船，吾家移过，自留少米，馀皆与之，本有百馀石。所换之船，通州船也，亦能行江海，有篷帆二物，亦足用。小泊于焦山，杂于韩军杂物船中。既至焦山，船中隘不可居，入寺中，占其方丈，老幼悉安堵，但日游戏于焦山而已。时虏已破镇江，日见虏骑驰逐于江岸，坐见其焚甘露寺，但留双铁塔。世忠以江船凿沈于闸口，拒虏人之出，虏船实不可出，以闸口沈船纵横也。世忠军皆海船，阵于江中。中军船最大，处于中，馀四军皆分列以簇之，甚可观。辎重船皆列于山后。予日登焦山顶观之，山前但见作院等船耳。工人为兵器于寺前。又有镇江见任官及寺中之船，皆泊于寺前，太守李汝为亦在焉。汝为亦韩军中人，世忠命为太守者也。三月十七日晚，东北风作，至夜益甚，江中飘水皆成冰。予尝夜独宿船中守行李，时吾家复有一小船同泊，以行李载不尽故也。是晚予上船遣人提空笼相随，欲入船搬移衣物，又移钱百千入大船。已昏黑，风大，船荡不可卧。梢工姓朱，通州人。夜将半，叫问朱梢：「船如何」？朱曰：「风大甚」。夜益深，但闻朱梢焚香于神前，有祷祈护卫者。复问朱云：「如何」？朱曰：「风大，了不得也」。问吾小船安在，曰：「不见久矣，随风以去也」。是日昼，予观大船之碇索，其外似已旧烂，其中一载斩新，予尝语朱：「此船藉此索为命，何不倒索而用之？卷其旧者于里，出其新者于外，庶可恃以牢乎」？朱曰：「此当然」。予曰：「明日潮来水满，可令近岸，倒其索」。朱许之。至是风作之甚，又思其索旧且朽，愈不遑安。是时虏兵在南岸，碇索若断，必随北风至彼，当碎身与船于虏手矣。船为风震，不得睡，思之惶恐无限。及晓，幸吾船无恙，但不能举头，以恶心故也。朱梢寻以面汤来，亦不能用。及伸首船外，视以焦山之前，唯吾一船而已，馀皆不知所在。遥视赵都监者，步履于山上，如神仙中人。点心时，待制以予在船中，遣小舟来，因得登焦山之岸，其去死亡一发耳。予寻跻山顶，望世忠军，极目江中无一船之存。辎重在山后者，亦略不见其一。又一二日，山前之船稍集。先是，世忠既塞闸口之河，虏人乃别开一河出江，焦山初不知之。至是早食时，有虏船两只出在江，但望见其船上黑且光耳，必是其人衣铁甲也。此閒船皆起碇以走。是日世忠家私忌，予入方丈见诸方为佛事，未几诸僧皆在船中。凡在山之人，皆已登舟，府官之属亦然。予家亦皆登舟，随例起碇，以下至垂山，风适顺，乃令朱梢张帆顺流而下。韩军望见吾家船去，有呼住者，予令勿应。时船中有韩军二卒，亦令船住，复勿听。二卒盖世忠令守吾家者也。行稍远，始语二卒：「待吾家至苏湖，却以金帛遣汝回，否则无好到汝也」。二卒顾势不可住，乃俛首从之。船过圌山，风正顺。夜过江阴，晓抵福山，不知其几里。福山别得船，又正北风作。抵常熟，过平江，至平望。入平江，城市并无一屋存者。但见人家宅后林木而已，菜园中间有屋亦止半间许，河岸倒尸则无数。出城，河中更无水可饮，以水皆浮尸。至吴江，止存屋三间，其下横尸无数。垂虹亭、横桥皆已无，止于亭下取得少水堪饮。自吴江而南，有浮尸益多，有桥皆已断，其处尸最多，后问之，云虏骑推人过皆死于水。时燕子已来，岸无屋可巢，吾船用帆，乃衔泥作巢于帆。缘岸皆为灶圈，云虏人缘岸泊故也。所杀牛频频有之，其骨与头足并存，但并无角，必虏人取以去。陈思恭所击虏船沈陷者尚有数只于第四桥之南。思恭，周望军统制官也。待制尝语望云：「枢密必欲守平江，莫若移军吴江，据太湖天险。吾辈以中军扼其前，使诸将以小舟自太湖旁击之，可必胜」。望不主其议，但令召诸将议之。及诸将毕集，望命待制语方略，诸将不从。盖诸将如郭仲威辈皆贼魁，喜乱，志在为贼而已。思恭兵最少，居下，闻此谋，跃而前曰：「待制之言甚善，思恭愿为先锋」。自馀不从，竟已。及虏过吴江，思恭不白望，自以兵出太湖，横击其尾及中军。系虏之民闻兵至，皆为内应，纵火焚舟，几获四太子者。思恭虽胜，望怒其不白，然竟与迁官，所沈虏舟凡半年许尚在河中。吾家船至平望，方欲首西以行，东风又发，又一帆至吴兴，时望军已驻吴兴矣。凡曲折得风，自垂山至吴兴，真天以相吾家也，老幼皆安然而归。始见弟侄，已抵吴兴旬日，待制乃遣使臣以书与信寄谢世忠、董闵辈，因送二卒往，仍取行李告敕之寄于军中者。既取以归，闻世忠舟师取于虏人。始虏在镇江，不可出江，即陆往建康。尝聚吾宋士大夫，令筹所以破世忠军，皆云海船如遇风不可当，船大而止，且使风可四面，卒难制，如风使舟耳，卒难摇动，虏然之。选舟载兵，舟橹七八乘，天晓风未动，急摇近世忠军，以火箭射之，各救火不暇。又无风，船不可动，遂大败，陷前军十数舟，自馀得遁。盖世忠初知虏人往建康，亦溯江以舟师与对垒。时议者固已非之曰：「兵法，勿迎于水内，半济而击之利。今乃迎之于水内，安有利也」？初，予在焦山，见世忠陈兵江中，而镇江江口山上有兀立不动，下视吾军者。世忠船特大，早晚诸将来禀议，络绎不绝，皆用小舟。明知大者为世忠，自馀五军船历历可数。吾尝自念，吾军中事，虏人莫不目见耳闻；而虏人贼中事，吾军略不知之，亦可虑矣。终抵于败，何智术之疏耶？于是虏人安然渡江北归，然世忠进官加恩犹自若也。不数月，待制守钱塘，世忠入觐，时车驾驻会稽。待制所待世忠良厚，世忠大喜，却恨前此失于一见，且詈董闵为之障。闵来谒，亦有惭色。闻世忠将入钱塘界，谓闵曰：「胡待制今却相见，如何」？闵无语，但愧汗而已。世忠所携杭妓吕小小，即以附志。初，小小以有罪系于狱，其家欲脱之，投世忠。世忠偶赴待制饮，因劝酒，启曰：「某有小事告待制，若从所请，当饮巨觥」。待制请言之，即以此妓为恳。待制为破械，世忠欣跃，连饮数觥。会散，携妓以归。妓后易姓茅。

宣和三祀孟冬念六日，县令吴展彦成因暇检视水利，兼监揭府座亭额，拉梁元龄乔年、严诗雅言，煮茶小酌。男舜举、舜陟侍行。谨志。

隐公元年：郑武姜爱叔段，请使居京，庄公许之。祭仲谏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不听。既而叔段使西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公又不听。叔段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厚将得众」。公又不听。叔段缮甲兵，将袭郑，公然后命子封率车二百乘伐京，叔段出奔共。

臣闻制国者必使本大而末小，然后势顺而易制，故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至言也。郑国当是时，可谓危矣。姜氏以国君嫡母主乎内，叔段以好勇得众居乎外，伐君篡国之势已成。庄公若无兵车二百乘，则郑固段之有也。古者用车战，一乘之车当七十有三人，二百乘则一万四千六百人。在《春秋》书法，当名之曰师，非小众也。「克段」者力争而仅胜之词，以一万四千六百人讨不义之叛人，力争而仅胜，则以叔段形势壮盛，不易图也。使庄公早用祭仲之言，不至此矣。绵绵弗绝，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当用斧柯。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卫公子州吁有宠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谏曰：「爱而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故也。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

臣闻骄谓气体傲肆，奢谓奉养侈靡，淫谓情欲纵恣，佚谓心志怠忽。四者有一焉，必入于邪，而况兼有乎？邪者，不由正道之谓也。为子以孝为正，有此则不孝。为臣以恭恪畏慎为正，有此则不恭恪畏慎。原其所由然，则由宠待过厚，爵禄太崇，积日累月，其势必至于此。是故严父于子戒之于初，辨之于早，不致末流之祸。父子天性也，其治尚尔，君臣以人合，尤不可忽也。

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天。

臣谓阻者，恃也。恃兵以为险阻，使人不敢忤犯也。人之良心，本于不忍。忍者，非良心也。安于残忍，非能除害，徒生害耳。人道以慈爱相群，所谓用兵者，去其害人者耳。苟为阻兵、安忍，视平民如禽兽，推而进之，将何有于君父哉！汉光武责其将曰：「观放麑啜羹，二者孰贤」？盖知此道矣。

石碏恶其子从州吁为逆，使从州吁如陈，乃告于陈曰：「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石碏杀之。

臣谓父子主恩，君臣主义。其轻重不二，是谓大伦。当臣之无礼于君，虽慈父不敢私其子，石碏之于石厚，舍慈爱之小，存名分之大，可为万世法矣。虽然，子为叛逆，父则诛之，其割恩为难，何者？以天性故也。臣为叛逆，君则诛之，其正义非难，何者？以人合故也。孔子之《春秋》，为乱臣贼子作以俟后圣也。后世有事伪君从逆臣，而诛讨不加焉，难于行义而易于为不义，孔子之志隐矣。

鲁隐公如棠观鱼，臧僖伯谏曰：「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臣谓孔子教人以克己为要，克己者以义理胜其私意也。凡人志意云为，试以一日之中自加考校，由私意而动者，十有八九，由义理而动者，十无一二，故克己最难。有志之士未有不由此而进德者，而况人君居移气，养移体，所以动其情恣者多乎？不能自克，则其不善之积犹火消膏，亦不自觉，鲁隐是也。僖伯之谏，忠言也。隐公不能自克，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其志荒矣，其不终之兆著矣。厥后虽加礼于僖伯之葬，又复失言，谓僖伯恨己。僖伯，贤人也，岂致憾于其君哉！隐公若曰「叔父有谏于寡人，而弗能从，寡人悔之，葬之加一等」，犹足以昭改往修来之意，而加等之葬为德赏矣，惜其不能及此也。魏郑公谏唐太宗伐高丽，太宗不从，及败绩而归，乃曰：「魏元成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亟使驰驿，祀以少牢，立所制碑，召其妻子劳赐之。若太宗拒魏公之谏与鲁隐同，而悔过出于诚心，非如隐公之伪饰，其致太平宜哉！

隐公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左氏曰：「诸侯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

臣谓兵权者，有国之司命也。古之得天下者，未有不谨持此权者也。以尧、舜、禹三大圣人之宅天下，可谓以德不以力矣。然四凶强族，尧不诛而以俟舜，舜初即位，按其恶而投之四夷，而后天下服。是尧以兵权授舜也。有苗弗率，舜不讨而以俟禹，禹初即位，乃会群后，誓师奉辞伐罪，是舜以兵权授禹也。汤、武之事又可见矣。至周成康之际，天下刑措兵寝，可谓无事。康王以元子即位，名分素定，其谁敢有异志？然成王命仲桓、南宫毛与齐侯吕伋以干戈虎贲之士逆康王于南门之外。干戈虎贲者，亲卫也。于南门之外者，显之于众也。古先帝王制世驭俗之权如此，是以令之无不行，禁之无不服，手麾指顾，动容嚬笑之间，无不如意。所谓兵权者，有国之司命，命者死生所系故也。宋殇公听州吁之邪谋，会诸侯伐郑。隐公辞宋公之命，而拒公子翚之请，义也。翚乃不禀公之义而乐从宋卫之邪谋，固请而行，专己无上，出入自肆，不待钟巫之事而知其为弑君之贼矣。《春秋》简严，不贵辞费，若书曰「翚帅师会，伐郑」，亦可矣，而必曰「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言之重，辞之复，恶之之甚也。隐公自是失权，而兵制于翚。至于十年中丘之会，又不待公而先会齐、郑伐宋，其纵恣跋扈如此。而隐公终弗能治，其及于寪氏之祸，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从来者渐矣。是故伐郑之举因请而行，伐宋之举不待公而先，会其志之所存，正所谓履霜阴凝，圣人之大戒，而隐公智不足以及此，惜哉！仲尼于是去翚公子之称，一以谓翚者，隐之贼，非公子也。二以明讨翚之法，当绝其属籍，不使得为公子也。使隐公于翚固请之际，未及成师而出之时，夺其兵权，改付贤卿，片言而已矣。夫为天下国家者以有法度为要，前王立法度，固为保守基业，消弭祸乱也。而往古握兵之人，其始必请便宜从事，其久则事必出于法度之外。夫便宜从事者施于临敌对阵，机不可失，难从中覆，故择利便权时之宜而行之，岂谓无时不便宜邪？既以便宜自处，则以法度为不便宜于己，乃托为词说，曰法度者承平之所用，若施之乱世，行军用师，则有所碍矣。今日以私欲乞行一事，明日以私怒乞罢一事，往往非法之所当听也。设智计，较胜负，不用之于外而用之于内，人皆知之，独以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从之者多矣。夫事至于不得已而从，则必有欲禁而不能禁之事，其失司命之权不已著乎？其为羽父之固请不已大乎？此智士之所忧，懦夫之所畏，喜因循者之所不顾。非圣人独见于魄兆之端，明霜冰之戒，传笔削之大用，其孰能与于此？

隐公六年：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弗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臣谓人君之德当如天地，无不覆载，何独于恶人而欲去之如此？臣请以农圃者喻之。去稂莠者以其伤禾稼也，除蒿蔓者为其蔽卉木也。若推兼容之量，使稂莠禾稼并生于畎亩，卉木蒿蔓杂毓于园圃，人必指为农圃之病矣，况为国家者乎？此所以发周任之论也。昔武王圣人也，亦曰：「树德务滋，除恶务本」。故舜举十六相则十六族，务滋故也。去四凶则四凶族，务本故也。夫黍稷果蔬养人之物，不种则不生，种而草侵之，亦不能成矣。草之为物，其生不待种，虽芟夷蕴崇，而功或不继，未有不复生者也。是故君子难至，小人易聚，难至则常不得行其道，易聚则每得伸其志，治日以是常少，乱日以是常多。此有国家者之至戒也。或曰：「芟刈也，夷杀也，不亦已甚乎」？臣曰：天下之道二，善与恶而已。自一言之当、一行之是，推而上之，至于圣而不可知，皆善也，有小大耳。惟恶亦然。所谓芟夷者，非举天下之小人而尽杀之，盖谓官使者也。或禁之于未然，或遏之于方萌，或既形而黜除之，或滋蔓而斩绝之，皆去恶之道。大要在于勿使能殖。殖者，深根固蒂牢不可拔之谓也。夫草之初生，毫末之萌耳，与黍稷果蔬之萌未有异也，其壮长条达则为害如此。草之萌犹恶之微也，见著非难，见微为难。自古滔天之恶未有不起于微者，如王莽志在篡逆，曹操窥伺神器，初皆匿情矫饰，终移汉祚。然则，人之善恶皆不易知，知之矣而树德不务滋，除恶不务本，犹无益也。

桓公三年：晋始乱，封桓叔于曲沃，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臣谓人主之尊如天，臣民犹地，地无及天之理，而臣民于君有僭逼易位之道，是何也？本小末大，威权去已。始也欲正之而有所不忍，中也欲治之而有所不敢，终也欲取之有所不能矣。名者实之宾。天子者，名实之极隆也。擅生杀之柄，操庆赏之权，予夺在我，纵舍在我，令之必行，禁之必止。虽总众百万如韩信，虽控制万里如王忠嗣，东西南北，用舍进退，惟君所使，而莫敢或遑，此充名之实也。至于欲取之而不能，则必有其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师服之论，无乃意在此乎？其后沃盛强，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则民不服事而下有觊觎，此言果验。乃后世之戒也。

桓公六年：楚子侵随，楚斗伯比曰：「随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少师得君」。随果用少师之言，追楚师，季梁请止随侯勿追。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其后少师益有宠，斗伯比曰：「可矣」。楚子伐随，季梁请下之，弗许，请攻楚右，弗许，惟少师之言是听，遂至败绩。少师见获而免。

臣谓国有贤材，则邻敌视其用舍为进退，而贤材者固凡愚之所忌疾也。是故齐有管仲，九合诸侯，管仲死则四邻谋其国家。百里奚一也，虞不用而亡，秦穆公用之而伯。上论千古，无不然者。季梁与少师之谋，自今观之，一得一失，易见也。自随侯观之，未免于二三其听矣。夫验成败于事为之后者，众人之见也。辨得失于谋议之初者，非小智所及，惟明主能之。唐宪宗欲伐淮蔡，举朝不可，惟裴度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度之能，乃宪宗用度之难也。武宗欲伐刘稹，诸镇皆有辅车之势，惟李德裕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德裕之能，乃武宗用德裕之不易也。二宗无二臣，其中兴之功未必能立。二臣不遇二宗，则无闻而死耳，后世尚何知？故曰君臣之会，千载一时也。夫楩楠豫章，天付之以栋梁之用；骐骥骅骝，世知其有千里之足。老于空谷，阨于盐车，顾临事而叹人才之难得，何哉？坐使反贼睥睨而无惮，强敌凭陵而不置，彼岂无如斗伯比知少师之可欺，岂无如熊率且比幸季梁之不用者乎？文王立贤无方，言用之之路广，不止一人而已。人君于贤材惟患不知，既知之而不急于用，则大谋无时而决，大险无时而出，大难无时而平也。古人不云乎，「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将伐楚师。莫敖患之，请济师于王，斗廉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遂败郧师，卒盟而还。

臣闻斗廉之言，古今之至论也。考之往事，无不然者矣。常人之心动于血气之使，好己之胜，不能自克，是以不和。智愚异才而并列，是以不和。能否异功而同其赏，是以不和。不择端方之士以裨赞之，有谗人交斗于其间，是以不和。负才艺者屈于下，而善媚赂者压于上，是以不和。出法违度，不以时制，驯习既久，彼惧于讨而训之，怀疑心以事其上，是以不和。亲之厚之，疏之薄之，系于爱憎之偏，而不协赏刑之正，是以不和。有求则必得，将至于求所不可求，而势不得与也，则怨怒兴焉，是以不和。能者奋其勇而前，不能者忌而疾之，是以不和。疾人之能则必幸其败，胜不相推，败不相救，彼见疾者，又思所以报之，是以不和。官尊禄厚者奉己侈泰，多妖丽，广金帛，夺商贾，侵公家之利莫知厌也，而士卒乃有短褐半菽之叹，非心附之，徒迫于势耳，是以不和。保任功状未必皆有功，而实有功者，或蒙私怒而见黜，鞭笞斩杀未必为军事，而实有罪者或蒙私喜而见贷，人心不服，莫肯为用，因以姑息，不敢役使，是以不和。有一于此，虽廉、蔺并将，韩、彭共军，关公前茅，张飞后劲，未有能成事者也。而况才不逮古人万分之一，而兼有如前之失乎？如是而欲所征克，所战胜，必不能矣。故纣之旅亿兆而心德暌离，武王之臣十人而一德一心。王莽虎豹之师六十万，光武以三千摧之。苻坚之众九十七万，谢安以一将破之。斗廉之论可谓信而有證者也。自古大众难用，而轻军易胜。子玉刚而无礼，不可过三百乘，是能将二万人而已。其后城濮之战，卒以众败。汉高驾驭豪杰，灭秦亡楚，而才之所将不过十万。古之观人者大抵如此。若较实而论之，凡后世以将自任者，上孰与汉高，而其众已中分矣；下孰与子玉，然未尝不以兵少为请也。虽然，兵者诡道也，故虽不能将，而以大众虚声加之敌人犹之可耳。至于实不可犯者，非虚声之足恃也。上下同志，生死同情，劳逸同形，动静同虑，则在于和而已矣。然则，如之何而可以使之和也？惟监前所谓不和之由，处之各当于义，宜赏然后赏，当罚则必罚，予夺抑扬，若权衡于物，不徇乎私情，而行乎公道，当于其心，方且欣畏帖服之不暇，又何不和之敢乎？是故苟和矣，光武可以敌寻邑，谢玄可以劫苻秦。苟不和，则若林之旅无救于曳兵而走，故曰师克在和不在众。不明乎此而曰知兵，不治乎此而欲用兵，臣愚所不信也。

长淮之南，山水平旷。当承平时，民物阜繁，鱼盐之利，甲于他路。而守其土者，狃于故常，初不以城郭为意。狐狸穴其下，商贾径其上，无设险之固，失百雉之规。历年已久，晏如也。建炎间，经戎烬之后，益无疆理。民散而之四方，郡刺史视所治同逆旅，不顾远图，苟偷一时，阅岁月则去，致民不奠居，官无善政。绝有司之贡赋，以供公上，惟官府之省废，墟落阛阓。吁，可叹也。隆兴初，天子以淮东州郡升为边陲，谓合营建郛郭，保有吾民。城池既立，则凿井耕田，稼穑以时，资其赋入，用敷锡于黎庶，两路土疆可坐而定。虽前此守臣经一旦之变，不死于阵，天子亦以任其罪者，非特州郡之吏失职，乃一切贷其不守，而推恩死节，褒赏非命。断然谓城郭不立，器械不具，戍兵无屯泊之地，百姓失经常之业，则何以责其一旦之罪？此城郭所以必立也。岁在乾道戊子，上命臣舜举，训谕曰：「和州为汉唐时佳郡，自再经向来辛巳、甲申之扰，堡障不固，山川陵夷，使淮民无生生之理，江淮失捍禦之卫。可遣马司官兵即其基址，兴版筑之功，严为经理，俾吏民安业，以备非常」。于是诞将天威，遣发军士才六千人，令许赟统率，及主计提振，躬晨夕之役。以是年仲春起功，讫庚寅初夏。崇墉云峙，下临江淮，高阔隐然，环其封畛，光景不耀，山川含滋，跂视耽耽，真可肃遏乱略矣。城之周围凡三千步有奇，水陆十门，顺民出入。楼橹相望，得金汤之势。至守禦之具，亦概存焉。一不资民力，一不求大农。凡厥大费大劳，而兵众效力，咸懋乃绩者，皆圣神经远之画，保圉安民，恃以不恐，而有公私皆济之利。既落成，奏功于上，赐钱三十万，犒师徒畚锸之勤，军士驩呼，仰承德音。郡太守胡昉、张椿，或谋其前，或力于后，宏规远略，各既乃心，无不曲当。噫，自古城郭之修，皆壮都会而保聚生齿，多历年所，亦不至陵夷圮坏者，岂皆坚深也？惟在人以将之，则陴障之限，似非所急。第后世无其具以禦患，乏其材以为守，紊法制而图其存，失人民而保空垒，人无智名勇功，惟利禄之趋。致皇武不竦，云何凭倚，尤可兴叹。此文王城朔方而先得南仲，宣王城东方而必起仲山甫者，盖以此也。方上圣扩孝德以治天下，恢仁政以抚海内，监二臣而作命，睦邻休士，跻斯民于仁寿之域。保乂王室，底于嘉靖，长淮列城，岂不幸欤！于是拜手稽首，直书其略，用以对扬天子之休命。

《世本》及《帝王世纪》、《左氏春秋》悉称高莘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和惠，天下之民谓之八元。舜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此即《书》所云稷、契、朱虎、熊罴之伦也。清江赓君名伯虎，字次元，慕八元之为人也。《传》曰：「言合稷、契谓之忠」。杜子美云：「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盖古人必以稷、契自处，君之慕八元不为过矣。虽然，慕其名不若既其实，他日必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以践八元之实，乃无愧古人。故稷、契非自谓之元也，天下之民谓之八元也。君之慕八元，必天下之人谓之次元可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赓姓未见，疑是「廖」之讹。

问：盖闻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仰惟祖宗以来，立经陈纪，百度著明，细大毕举，皆列圣相授之模，为万世不刊之典。朕缵绍丕图，恪守洪业，凡一号令，一施为，靡不稽诸故实，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然画一之禁、赏刑之具犹昔也，而奸弊未尽革；赋歛之制、经常之度犹昔也，而财用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犹昔也，而人才尚未盛；黜陟之典、训迪之方犹昔也，而官师或未励。其咎安在，岂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邪，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参稽典册之训，讲明推行之要，俾祖宗之治复见于今，其必有道。子大夫学古入官，明于治道，蕴畜以待问久矣。详著于篇，朕将亲览。

臣对：臣闻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为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为天下之法。人君之与人臣，虽名分不同，而法有小大之异，至于能世守其法者，则皆曰权而已。人臣能执一家之权，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孙，则必世为名家；人君能执天下之权，守其家法以为天下法，贻厥子孙而施诸罔极，则必世为有道之国。盖法者治家、治天下之大具，而权者又持法之要术也。今陛下亲屈至尊，廷集多士，访治道于清问之中，首以监于先王成宪、恪守祖宗之法为言，是则陛下欲守家法以为天下法者，固已得之矣。臣获以一介草茅，与子大夫之列，仰承圣诏，其敢不展尽底蕴，茂明大对，以为陛下遵祖宗、守成法之献邪？臣之所欲言者无他焉，亦曰揽权而已。尝谓君者天也，天之所以为天者，以其聪明刚健，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昧也。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能宪天聪明，体天刚健，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下移也。天执天之权而为天，君执君之权而为君，故天与君同称大于域中，而君之名号必以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也，则谓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则谓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则谓之天位；享万寿无疆之禄，则谓之天禄；五服五章者谓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谓之天讨，就之如日者谓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谓之天威。居曰天阙，器曰天仗，法曰天宪，诏曰天语。天之大不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咸能司域中之权而已矣。恭惟陛下蕴聪明之德，体刚健之资，躬亲听断，动法祖宗。一诏令之下而万民莫不鼓舞者，如天之雷风；一德泽之布而万民莫不涵泳者，如天之雨露。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而万民莫不悦服者，如天之清明；为政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万民莫不拭目以观者，如天之运行而不息。巍巍乎，荡荡乎，固不可以有加矣。而臣犹以法天揽权为言者，盖陛下之德虽不可以有加，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亡已而望陛下，此臣所以昧死尽言而不知讳也。臣伏读圣策，首以「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为言，次及于祖宗立经陈纪，列圣相授之道，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无四者之弊为问。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宪，遵祖宗，欲革今日之弊也。臣切谓陛下能揽福威之权，率自己出，则成宪有不难守，祖宗有不难法，时弊有不难革，天下有不难治，凡所以策臣者，皆不足为陛下忧矣。不然，陛下虽勤勤问之，臣虽譊譊诵之，无益也。臣观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尝不以揽权为先。「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者，箕子告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至于无道，则自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戒后世之言也。谓「庆赏刑威曰君，君能制命为义」者，左氏记时人之言也。谓「堂陛不可以相陵，首足不可以相反」者，贾谊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谓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三皇官天下者，揽福威之权以官之也；五帝家天下者，揽福威之权以家之也；三王计安天下而历年长且久者，揽福威之权以安之也。汉宣帝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兴之业者，无他焉，以其能革霍光专政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观其总核名实，信赏必罚，斋居决事，听断惟精，而神爵、五凤之治，号为吏称民安，功光祖宗、业垂后裔者，盖本乎此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建中兴之功者，无他焉，以其能鉴西京不竞之祸，躬揽福威之权而已。观其总揽权纲，明慎政体，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建武之政号为止戈之武，系隆我汉，同符高祖者，盖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开元之治者，以其能革前朝权戚干政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初，明皇锐于求治，姚崇设十事以要说之，其大概则劝其揽权也。帝自谓能行，由是励精为治，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宪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和之治者，以其能惩前日沾沾小人窃柄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初，宪宗锐于致治，杜黄裳惧不得其要，劝其操执纲领要得其大者，帝嘉纳之，由是励精为治，纪律设张，赫然号中兴矣。此臣所谓自古善致治之君，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陛下惩前日权臣专政之久，收还福威之柄，运独化于陶钧，裁万机于独断，天下翕然称陛下为英主，凛凛乎汉宣帝、光武、唐明皇、宪宗之上矣。而臣尤劝陛下揽权者，非欲陛下衡石程书，如秦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陛下传餐听政，如隋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强明自任，亲治细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精于吏事，以察为明，无复仁恩，如唐宣宗，而谓之揽权也。盖欲陛下惩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不可一日而少纵之，使福威之柄一出于上，不至于下移而已。臣切谓陛下欲守祖宗之法，莫若躬揽福威之权，欲揽福威之权，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学。五经泛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揽权之书也。陛下圣学高明，缉熙不倦，万机之暇，笃好此书，固尝亲洒宸翰以书经传，刊之琬琰，以诏学者矣。迩者，又命儒学近臣于经筵讲读之，是则夫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书，固已默得于圣心之妙。至于其间可谓揽权之法者，臣请为陛下诵之。《春秋》书王曰「天王」者，所以为人君法天揽权之法；有书「王」不书「天」者，所以为人君不能法天揽权之戒。书朝、书会者，欲朝会之权必出于天子也；书侵、书伐者，欲征伐之权必出于天子也，书僣礼乱乐者，欲其收礼乐之权也；书僣赏滥罚者，欲其收赏罚之权也。权在诸侯，则讥之，如践土之盟之类是也；权在大夫则刺之，如鸡泽之盟之类是也。先王人而后诸侯者，欲权在王人也；内中国而外夷狄者，欲权在中国也。书「盗」一字者，所以戒小人之窃权也；书「阍」一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权也。凡一字之褒重于华衮者，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福；凡一字之贬重于斧钺者，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威。臣愿陛下尊圣人之经，行圣人之言，以是正天下之名分，以是定天下之邪正，以是成天下之事业，则何患乎不能监先王之宪、遵祖宗之法、革今日之弊邪？臣伏读圣策曰：「仰惟祖宗以来，立经陈纪，百度著明，细大毕举，皆列圣相授之模，为万世不刊之典。朕缵绍丕图，恪守洪业，凡一号令，一施为，靡不稽诸故实，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臣有以见陛下谦恭仰畏，不以聪明自居，必欲行祖宗之法，以致中兴之治也。臣以谓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臣谨按《春秋》有变古则讥之之书，有存古则幸之之书，有复古则善之之书。经书「初献六羽」者，讥隐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先王之乐也；书「初税亩」者，讥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成周之彻也。此所谓变古则讥之者也。书「犹三望」者，讥僖公不郊而幸其犹三望；书「犹朝于庙」者，讥文公不告朔而幸其犹朝于庙。此所谓存古则幸之者也。襄公十一年，书「作三军」者，讥其变古也；昭公五年，书「舍中军」者，善其复古也。此所谓复古则善之者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汉惠帝用曹参，守萧何之法，而海内晏然。武帝用张汤，取高皇帝之法纷更之，而盗贼半天下。守祖宗之法者其治如此，变祖宗之法者其乱如彼，为人主者其可自坏其家法耶？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准，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侧闻庆历中仁宗出御书十三轴，凡三十五事，其一曰遵祖宗训。二曰奉真考业。三曰祖宗艰难，不敢有坠。四曰真宗爱民，孝思感噎。故当时君圣臣良，持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间治效卓然者，盖本乎此。又闻熙宁中，先正司马光于经筵进讲，至萧何、曹参事，谓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且言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异日吕惠卿进讲，立说以破之，谓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随而折之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非变也。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谓世轻世重，非变法也」。观二臣之言，亦足以见其人之邪正矣。陛下自即位以来，固未尝不遵守祖宗成法。比年有出于一时申请，权宜而行者，致与成法或相牴牾。迩者陛下面谕群臣，谓国家政事并宜遵守祖宗，今又发于清问，以求致治之效。臣有以见陛下得持盈守成之道，真仁宗之用心矣。然臣复以揽权为言者，盖《春秋》讥时王失揽权之道，故诸侯遂有变法之弊。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宜用《春秋》赏罚之权以御之可也。大臣有清净如曹参者，宜命之持循；忠正如司马光者，宜俾之讨论；变乱如张汤者，则诛之；异议如吕惠卿者，则斥之。如是则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万世而无弊矣，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臣伏读圣策曰：「画一之法，赏刑之具犹昔也，而奸弊未尽革」。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赏刑以革弊也。臣切谓欲奸弊之尽革，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盖《春秋》之法，非孔子之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预曰：「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经有书赏者，如锡命威公、锡命文公、锡命成公之类，皆所以讥时王之滥赏，非周公之赏也。有书刑者，如杀其大夫、放其大夫、杀其公子之类，皆所以讥时君之滥刑，非周公之刑也。时王失周公赏刑之法，不能革当时之奸弊，故仲尼以笔削之权代之，善劝而淫惧焉。我祖宗制赏刑之法，载在有司，画一之章，昭然可睹，创之者如萧，守之者如曹。未尝有滥赏也，而赏必当乎功；未尝有淫刑也，而刑必当乎罪。历世行之，弊无不革者，盖以圣祖神宗能揽权于上，而群臣能奉行于下故也。故司马光自为谏官及为侍从，尝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献之仁宗，又献之英宗，又献之神宗，而其二说则在乎信赏必罚也。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极治矣。光以清德雅望，执政于元祐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时弊，进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数人，天下皆服其赏刑之当，一时之弊亦无不革者。我三宗真盛德之君，而光亦可谓救时贤相也。今者陛下躬亲万机，一新时政，斥逐奸邪，登用耆旧，禁锢者释，告讦者诛，兹赏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大者也。圣策犹以奸弊未革为忧者，岂今日朝廷犹有僭赏滥罚如春秋时乎？臣不敢不陈其大槩。夫人主赏刑之大者，莫若进退天下之人才。今陛下每进一人，必出于陛下素知其贤，亲自识擢可也。不然，则出于大臣侍从公心荐举可也。不然，则采于舆论而天下国人皆曰贤可也。苟不出于三者，而一旦遽进之，则议者必曰：「某人之进也，出于某人阴为之地也」。如是，则一人之滥进，有以损陛下作福之权矣。陛下每退一人，必出于陛下灼知其罪，震怒而赐谴可也。不然，则出于谏官御史公言论列可也。不然，则得于佥言而天下国人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于三者，而一旦遽退之，则议者必曰：「某人之退也，出于某人阴有以中之也」。如是一人之误退，有以损陛下作威之权矣。昔舜举十六相，而天下说其赏之当；去四凶人，而天下服其罚之公。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赏刑为法，以虞舜用赏刑为心，执《春秋》赏刑之权以御之，则何患乎奸弊之不革耶？若夫有某劳进某秩以为赏，犯某事得某罪以为罚，此特有司之职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臣不复为陛下言之也。臣伏读圣策曰：「赋歛之制、经常之度犹昔也，而财用未甚裕」。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裕财用以经邦也。臣切谓欲财用之有裕，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谨按《春秋》书「臧孙辰告籴于齐」者，讥庄公不节国用，一岁不熟而告急于外也；书「初税亩」者，讥宣公不节国用，变成周什一之法至于履亩而税也。书「作丘甲」者，讥成公不节国用，至于以丘而出甲也；书「用田赋」者，讥哀公不节国用，至于用亩而出军赋也。《春秋》书「告」者不宜告，书「初」者不宜初，书「作」者不宜作，书「用」者不宜用。臣由是知《春秋》赋税之书，为人君节用裕财之训明矣。昔孔子对齐景公之问政，不曰「政在生财」，而曰「政在节财」；有若对鲁哀公之问年饥，不告之以生财之术，而告之以「盍彻」。臣又知裕国之术实在乎节用也。侧闻太祖皇帝有言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呜呼，大哉言乎！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又闻仁宗圣性尤务俭约，器用止于漆素，衾褥止用黄絁。嘉祐间临轩策士，出《富民之要在节俭》以为御题，时吕溱赋曰：「国用既节，民财乃丰」。仁宗悦之，擢为第一。观仁宗取士命题之意，又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又闻熙宁初，司马光、王安石同对，论及救灾节用事，安石曰：「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万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武帝不明耳」。司马光之名言，真可谓节用理财之法、聚歛毒民者之深戒也。陛下自和戎以来，兵革不用二十年矣，是宜仓廪富实，贯朽粟陈，如成、康、文、景时可也，而圣策乃以财用未裕为忧。虽臣亦切疑之，岂国家用度之际，有所未节乎，奢侈之风有所未革乎，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尚繁乎？今赋入不及祖宗全盛之日，而用度不减祖宗全盛之时。三年郊祀之礼所不可免者，而臣下赏赐之费有可得而省也。不得已之岁币所不可免者，而使命往来之费可得而省也。百官之俸所不可免者，而冗官可得而省也。六军之养所不可免者，而冗兵可得而省也。臣所谓用度之际有所未节者如此之类，不止乎此也。朝廷往尝屡有禁销金之令矣，而妇人以销金为衣服者，今犹自若也。又尝有禁铺翠之令矣，而妇人以翠羽为首饰者，今犹自若也。是岂法令之不可禁乎，岂宫中服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风未形于外乎？臣所谓奢侈之风有所未革者，盖在乎此也。臣又闻之道路，谓远夷外国有以无益之奇玩，易我有用之资财者。池台、苑囿、车骑、服御有未能无所增益者，中贵外戚、便嬖使令、倡优伶官之徒有未能无非时赏赐者，臣所谓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尚繁者，盖在乎此也。昔汉文帝躬行节俭以化民，而海内至于富庶。臣愿陛下揽权于上而革众弊，以文帝及我太祖、仁宗恭俭为法，以《春秋》所书为戒，则何患乎财用之不裕乎？若夫自同于聚歛之臣，献生财之术，则臣不敢也。臣伏读圣策曰：「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犹昔也，而人才犹未盛」。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士，而欲人才之盛如祖宗时也。臣切谓陛下欲人才之盛，宜揽育才取士之权。臣谨按《春秋》书「作丘甲」，《谷梁》因论古者有四民，而以士民为首。范宁释之曰：「士者，治道艺者也」。又按经书「单伯送王姬」，《谷梁》曰：「单伯者，我之命大夫也」。范宁释之曰：「古者诸侯贡士于夫子，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又按《公羊春秋》曰：「什一行而颂声作」。何休因论及成周之时，井田校室之制、大学小学之法、养士取士之说为甚详。又按经赦许止之罪，《谷梁》曰：子生三月，「不免水火，母之罪也。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就师傅学问无方，心志不通，己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彰，朋友之罪也。名誉既彰而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春秋》伤时王失育才取士之权，而默寓其意于笔削之际。《公羊》、《谷梁》、范宁、何休之徒，从而发明之，亦可谓有功于风教矣。我祖宗以来，取士于科举，是古者诸侯贡士之法也，养士于太学，是古者校庠序之法也。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是有取于汉唐盛世之法也。进士科或用诗赋，或用经义，虽更变不同，而未尝不得人也。大学之士或出于舍选，或出于科举，虽作成不同，而亦未尝不得人也。二百年间，名臣钜儒，建勋立业，背项相望，莫不由此涂出，可谓盛矣。陛下往者虽在干戈日不暇给之中，而亦未尝废俎豆之事。自偃兵以来，复兴太学以养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一遵祖宗之旧，恩甚渥也。而圣策犹以人才未甚盛为忧者，臣辄献揽权之说焉。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虽曰犹昔，而人才非昔者，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岁权臣子孙、门客省闱殿试，类皆窃巍科，而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朝廷比因外台之言，例行驳放，士论莫不称快。臣愿陛下常揽福威之权以御之，严诏有司，谨取士之公法，而无蹈往年之覆辙可也。至所谓作成者，盖欲作成其器，如鸢飞鱼跃，涵养其平日之刚方，而成就其异时之远大者耳，非取其能絺章绘句，以媒青紫也。自权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养谀成风，科举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时务，欲士气之振可乎？臣闻嘉祐间，仁宗以制科取士，时应诏者数人，眉山苏辙之言最为切直，考官以上无失德而辙妄言，欲黜之，独司马光慨然主其事。仁宗曰：「朕以直言求士，其可以直言弃之邪」？擢寘异等。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命庠序去谤讪之规，科举革忌讳之禁，有司取忠谠之论。将见贤良方正、茂才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济济而出，如仁宗时矣，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臣伏读圣策曰：「黜陟之典、训迪之方犹昔也，而官师或未励」。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师之励如祖宗时也。臣切谓欲官师之励，宜揽黜陟贤否之权。谨按《春秋》隐十一年书「滕侯」，至威二年别书「滕子」，范宁曰：「前称侯今称子者，盖时王所黜」。隐二年书「纪子」，至威二年则书「纪侯」，范宁曰：「前称子今称侯者，盖时王所进」。臣切谓《春秋》时王不能黜陟诸侯，是必夫子以赏罚之权因其贤否而黜陟之也。又按经书，楚曰「荆」，《公羊》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释之曰：「圣人因周有夺爵之法，故备七等之科以进退之」。臣是以知《春秋》实夫子黜陟之公法也。故为臣而知《春秋》者则必为忠臣，盖《春秋》以责忠臣之至，训迪天下之为人臣者也。为子而知《春秋》者则必为孝子，盖《春秋》以责孝子之至，训迪天下之为人子者也。我国家任官之法，上自公卿百执事，下至一郡一县之吏，无非以公道黜陟之，固无异虞舜三载考绩之法也。有学以教之于未仕之前，有法以禁之于筮仕之后，无非以公道训迪之，固无异乎成周训迪厥官之方也。故当时为官师者罔不勉励厥职。坐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是宰相之励其职也；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是谏官之励其职也；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者，是御史之励其职也。百官励其职于朝，守令励其职于郡县，是以祖宗之世，内外多任职之臣，故其致治之效远出汉唐之上。今陛下任贤使能，以建中兴之治，黜陟之法、训迪之方无非遵祖宗之时，而圣策乃以官师未励为忧者，臣辄献揽权之说焉。今黜陟之法、训迪之方虽曰犹昔，而治效非昔者，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而治乱之所系者莫重乎官师。曩者内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权门之亲戚故旧朋党，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郡县之吏，其浊如泥，是皆官曹澄清时可堪一笑者。至于一言忤意，虽无罪而亦斥，睚眦之怨，虽忠贤而必诛。其一时黜陟皆出乎喜怒爱憎之私，无复有唐虞考绩、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求欲其尽瘁励职，可乎？若夫所谓训迪者，盖将以忠义训迪之，使其忘身徇国而已，非欲训迪其巧进取、善造请以事权势也。当权门炙手可热之时，搢绅相率为佞之不暇，孰有以忠义相训迪者乎？至于今日而官师犹未励者，以其承积习之后，而馀弊未革故也。陛下必欲官师咸励厥职，莫若大明黜陟于上，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监司可也。昔庆历中，仁宗黜夏竦等，用杜、韩、范、富以为执政，以欧阳脩、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皆天下之望，鲁人石介作《圣德颂》以揄扬之。此陛下黜陟之家法也。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执福威之大柄以为黜陟之法，明忠孝之大节以为训迪之方。如是，则尚何患乎官师之不励职如祖宗时乎？臣伏读圣策，谓：「奸弊未尽革，财用未甚裕，人才尚未盛，官师或未励，其咎安在，岂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邪，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邪？朕欲参稽典策之训，讲明推行之要，俾祖宗致治之效复见于今，其必有道」。臣仰见陛下愿治之切，思慕祖宗之深，欲聿追其盛德大业者，可谓勤且至矣。然臣已陈揽权之说于前，且以《春秋》，为献。抑尝闻先儒曾参有言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春秋》之学，陛下既已深得之，复能尊其所闻，行其所知，揽福威之权以守祖宗之家法，则赏刑当而天下悦矣，奸弊不患乎不革；节俭行而天下化矣，财用不患乎不裕；取士公而贤能出矣，人才不患乎不盛；黜陟明而邪正分矣，官师不患乎不励。祖宗致治之效，又何患乎不复见于今邪？若夫所谓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按先儒释《春秋》有变周之文、从周之质之说，又有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之说。臣以谓《春秋》未尝变周也，特因时而救弊耳。又尝闻董仲舒之言曰：「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救其偏者，所以补其弊而已矣」。我祖宗之法譬犹大厦，弊则修之，不可更造。苟不知遵守而轻务改更，臣恐风雨之不芘也，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愿以仲舒补弊之说为献，可乎？若夫所谓「推而行之，有非其人」者，臣按《春秋》书「乃」一字，如「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之类，《谷梁》释之曰：「乃者，亡乎人之辞也」。盖言任用不得其人耳。又尝闻荀卿之言曰：「有治人无治法」。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监于成宪常如傅说之言，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率由旧章常如诗人之言，则夏商周虽至今存可也。汉唐之法亦非不善也，苟得其人常如曹参之守法，宋景之守文，魏相、李绛之奉行故事，则汉唐虽至今存可也。祖宗之法非不甚善也，苟得其人常如司马光之徒持守成之论，则垂之万世与天地并久可也。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之非其人矣，则今日又不可不慎择焉。臣愿以荀卿有治人之言为献，可乎？若夫参稽典策之训，则有历朝之国典在焉，祖宗之宝训政要在焉，有司之成法在焉，朝廷之故事在焉。陛下宜诏执政与百执事之人参稽而奉行之可也。若夫讲明推行之要，则无若乎揽权。陛下提纲振领，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陛下终策臣曰：「子大夫学古入官，明于治道，蕴畜以待问久矣。详著于篇，朕得亲览」。此陛下导臣使言，臣不敢不尽言也。臣闻人主开求言之路，必将有听言之实。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无献言之诚。盖求言之路不常开，而得言之秋不易遇。今陛下开求言之路，而臣遇得言之秋，陛下有听言之实，臣其可无献言之诚乎！臣复有一言以为陛下献者，欲陛下正身以为揽权之本也。按《春秋》书正者，杜预谓欲其体元而居正。《公羊》又有「君子大居正」之说。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者，董仲舒之论正也。谓人君所行必正道，所发必正言，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者，刘蕡之论正也。臣观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周文王，不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汉武帝。文王宅心于正道之中，其勤劳则日昃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万民惟正之供，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见于《思齐》之诗。在位之臣皆节俭正直，见于《羔羊》之诗。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其化，又见于《驺虞》之诗。文王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化之如此。若夫武帝则不然，其所以自治其身与其下应之者，皆不正也。帝好谀也，故公孙弘曲学以应之；帝好刑也，故张汤曲法以应之；帝好利也，故孔仅、桑弘羊以剥下益上应之；帝好兵也，故卫青、霍去病以拓土开疆应之；帝好夸大也，故司马相如作《封禅书》以应之；帝好神仙也，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应之。武帝不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应之如彼。臣愿陛下以文王为法，以武帝为戒，端厥心居以为化本，非正勿视，非正非听，非正勿言，非正勿动。其用人也不必问其才不才，而先察其正不正。是果正人也，其进则为治之表，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与之进乎？是果不正人也，其进则为乱之机，其可以其才有馀而使之进乎？其听言也必观其言之是与非，斯可以见其人之邪与正。有逊志之言必将察之，曰：彼何为而投吾之所好哉，是必不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害于我者也，其可以其逊吾志而受之邪？有逆耳之言必将察之，曰：彼何为而犯吾之所恶哉，是必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益于我也，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邪？左右誉言日闻必察之，曰：是必不正人也，是必阿大夫之类也，是必善结吾左右以求誉者也，退之可矣。左右毁言日闻必察之，曰：是未必非正人也，是必即墨大夫之类也，是必不善结吾左右以致毁者也，进之可矣。如是则一念虑无非正心，一云为无非正道，左右前后侍御仆从罔匪正人，殆见四方万里，风行草偃，莫不一于正矣。臣愿陛下以是为揽权之本，而又任贤以为揽权之助，广览兼听以尽揽权之美。权在陛下之手则所求无不得，所欲皆如意，虽社稷之大计、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动声色而为之，况区区四者之弊，尚何足以轸渊衷之念哉！臣闻主圣臣直，惟陛下赦其狂愚，不胜幸甚，臣昧死，臣谨对。

问：宰相之职，所以代天秩物也，自非才德之全，渠可膺是选耶？昔舜举十六相，其相与致无为之治者才五人。周家最号多士，其可称者九人而已。信乎，其才难也！三代而下，莫盛于汉唐，宰相为不少矣。独萧、曹为开基之冠，丙、魏有声于中兴，房、杜称于前，姚、宋称于后，他皆不足以预是列也。切意八人者必才全德备之君子，及考二史，乃或不然。萧何止于定画一之法，曹参止于守清净之治，魏相尚威严，丙吉务宽大，房玄龄善谋，杜如晦能断，姚崇长于应变，宋璟长于守文。各以偏长而致相位，卒能处才难之极选，为天下之名臣，使万世想慕其风采，常若不可及者，何耶？我宋二百年间，大臣辈出，殊勋盛烈，皆远誇汉唐数子，而与虞周之臣相揖于千载之上，一何盛也！主上自中兴以来，断然不惟群议之惑，专任一相以致治，虚右揆以待贤者，几数年矣。岂非遴代天之选，必求才德兼全之人而后用，不容碌碌辈伴食于其间耶？然舜得五而武王得九，汉唐创业中兴之主亦各得其二。主上圣德之盛，文治之美，不在舜、武之下，其得人之多反汉唐不及，何耶？汉唐八人非全才，不害其为致治，主上必欲择兼全之士而遴选如是，抑又何耶？愿与诸君论之，将献其说于上。

问：世之语治者必曰尧、舜，二帝之事业备见于《典》、《谟》，粲若日星，千载之所同仰也。然后世有断简出于枯冢，异论起于弄笔生，诬盛德而惑信书，庸可以不辩？尧授舜，舜授禹，逊位传贤，最为帝王之美事。而《琐语》有舜放尧之说，大戾于孔氏之书。论者遂援囚尧之地，疑重华之不臣；因苍梧之巡，疑文命之异志。果如其言，则「将逊于位」、「逊德弗嗣」、「稽首固辞」，皆当时之饰伪乎？帝王之圣，莫大于知人，尧、舜俱以聪明称者，盖在于此。然左氏载季文子之言，谓「尧有元恺不能举，有四凶不能去」，《语》称「舜举皋陶，不仁者远」，说者遂谓君子小人比肩同列于尧世，皋陶未举之前而不仁者甚多。果如其言，则「克明俊德」与夫「明目达聪」又皆虚语乎？不特此也。夫子尝称「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及其序《书》，则不见其无为之迹。于《尧典》则载其亲九族，和万邦于其始；命羲和，授人时于其中；咨四岳，治洪水于其终。于《舜典》又载其齐七政，类上帝，命九官，五载一巡守于受命之后。尧、舜之时亦多事矣，垂衣而治，果如是乎？《书》经圣人之手，而言迹犹不同，况责后世之异论乎！以尧、舜之圣，断无可疑之实如汲书之诬、唐人之疑者，然不可无说以破之。至如《系辞》之称与《书》矛盾，必有深辞奥旨，又不可以不究也。

绍兴戊寅春二月甲辰，知军事新安胡公劝农于从姑山灵峰寺，毕，率僚属探索幽境，登石屋，观定应泉，窥虎穴，四顾丘壑秀整，度其间必有奇胜。步自西庑，出穿支径，盘纡而上，得高坡焉。列位小憩，矫首遐观，万山崔崔，若跂若伏，冈阜林麓，呈巧竞秀，旴水东注，岛屿洲渚交于其中，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城市楼观，层叠于掌握指顾之内；云烟杳霭，出没乎空旷有无之间。阖坐喜愕，徜徉弗忍去，桑阴渐徙，清飙倏来，发快哉之叹。佥曰：去郡郛不数里，有胜地环绝若此，而游亭未立，诚阙典也，敢以为请。公顾南城尹曰：「与民同乐，繄君是赖，亭成，即以『快哉』名之」。尹曰：「唯」。既反旆，公又赋诗，简别乘督其事。翼日招官之馀材，假吏之馀力，片瓦尺木不徵于民，梓匠翕然，剞劂纷若，越十有七日庚申告成，间以楹计一十有二，广以尺计二十有五，平之以瓴甓，周之以涂塈，窗牖四辟，饔饩有所，吞光挹濑，耳目增爽。于是士庶耋老杂然而至，曰：「吾侪生是邦，艺是野，头童齿豁，未尝知此，岂天畀地涌，设兹奇观以彰我公之德欤」？既贺而请名，公曰：「『快哉』命名，吾既言之矣」。耋老又请曰：「懿夫公之名号也，岂专为景物而已哉？公爱斯民如良子弟，扬仁风以厚其生；民爱公如慈父母，欲永久以美其成。公来治郡，一稔馀四朏矣，课最上闻。擢镇延平，此邦士民叩阍借留，虽欲而未果。是亭之作，适当膏车之时，愿易名『遗爱』，以慰邦人去思之念，可乎」？公辞至于三，耋老请益固，乃相与榜之曰「遗爱」，请宗说识其事。宗说尝闻东坡先生有言曰，何武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元丰中东海徐君猷守齐安，有美政，既去，东坡以「遗爱」名其亭。历时滋久，未有继其美者。公为治本于忠恕，谨守三尺而以儒术缘饰之，宽猛适中，教化兴行，彬彬乎有古循吏之风。今又于憩茇之所经创新亭，以称阖郡游观之美。德风所被，山若增而高，水若浚而秀，不待饰而已奂矣。伊夕匪朝，公自大郡入侍清光，则是亭也，为南国之甘棠，岂特徐齐安之比而已哉！人皆以斯言为然，敢刻诸石。公名舜举，字汝士。

公讳十朋，字龟龄，姓王氏，温州乐清人。曾祖信，祖格，父辅。父以公贵，赠左朝散郎。母万氏，赠硕人。其先自钱塘徙，至朝散公始业儒，有声。公少颖悟，强记博览，为文顷刻数千言。事亲尽孝。其居乡进止取予必以义，后学师尊之。既入太学，多士皆推敬焉。太上皇帝躬揽权纲，更新政事，绍兴二十七年策进士于廷，诏：「对策中有指陈时事鲠亮切直者，并置上列，无失忠谠，无尚谄谀，称朕取士之意」。既而考官以公所对进，上临定其文，以为「经学淹通，议论纯正，可第一」。及唱名则公也，士论翕然称惬。诏益严销金铺翠之禁，且以交阯所贡翠羽焚于通衢，实自公发之。授左承事郎，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又诏：「王十朋系朕亲擢第一人，欲试以民事，尚待远缺，可特添差绍兴府签判」。秩满，除秘省校书郎，寻兼建王府小学教授。时北人且背盟，朝廷疑之，犹未敢诵言为备。公因轮对，力陈其不可无备者。且曰：「禦戎之策，莫急于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于人望。今若内若外，士大夫军民咸谓有天资忠义、才兼文武、可为将相者，有长于用兵、士卒乐为用、可为大帅者，或寘散地，或守远郡。愿陛下起而用之，可以作士气，寝敌谋」。又言：「三衙管军，或久而不代，兵柄在手，利权财赂又皆入其门。且其官至三公、枢密，所以节制诸将者，乃班其下，倒置如此，其能节制之乎」？并及诸军承受、皇城逻卒之弊，其他指陈，率人所难言者。公之将有言也，人皆危之，而上特开纳焉。既而罢诸军承受，逻卒亦加戢，更定枢密与管军班次，管军亦引去，边备益严，旧人相继复用。自昔人臣论一事，或章十数上，或合众力争不能回，公以一言悟意而事皆次第罢行，于是天下仰上之聪明大度，虚怀从谏，非徒优容之而已。然大臣有不乐者，公亦数求去，除著作佐郎，罢其兼职。公以求去得迁，力辞不许，久之除大宗正丞，仍待次。寻得请主管台州崇道观。今上即位，除知严州。未赴间，召对，公奏言：「太上皇帝非耄期倦勤之时，而以天下授之陛下，贤于尧舜远矣。陛下所以仰副太上付托者当何如？舜重华协于帝，然八元八恺，尧未及举而舜举之，四凶，尧未及去而舜去之。今社稷之大安危，民生之大休戚，人材之大进退，朝廷之大刑赏，其所当行者，宜若舜之所以协于尧而行之，以彰太上知子之明，以尽陛下继述之道」。又言：「今和戎与战守之议未决，臣谓或战或守，当相时进退，而和决不可议也」。又言：「右相虚位，天下拭目观陛下此举。必诸大夫、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可也，不可非其人以失天下望」。除司封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又兼崇政殿说书，除国子司业。诸生固已迎服矣，而公于学校事，其细微曲折皆粲然前知，所举措无不当人心者。会诏百官言事，公上疏以为「百官进退者，大臣之职；论思献纳者，侍从之职；正朝廷纪纲者，台谏之职。今居其位者，往往不举其职，宜有以董正之。虽然，此特人臣之职也，而人主有大职事，曰任贤、曰纳谏、曰赏罚」。其言反覆详尽，切于时务。上览而嘉之，即召公与工部侍郎张阐对便殿，从容论天下事甚众。请退，复留者再，赐坐，赐酒，又赐御书。隆兴元年四月，除起居舍人，改兼侍读。公与左史同奏史职之废坏者，其一曰起居注录本进呈非古，欲勿进；其二曰虽侍立而在殿东南隅，未尝闻天子德音，如二府自有《时政记》，其馀臣僚登对，欲许令史官侍立；其三曰后殿侍立而前殿则否，于义无据，欲前殿侍立；其四曰直前奏事，欲不必豫牒閤门及候班次。皆从之。越月，除侍御史。公素以刚毅正直称天下，至是人皆曰真御史矣。公益自任以当世之重，大抵以定国论、正人心为本而去其害治者，不屑屑于细故也。江淮都督府出师进取宿州，敌悉众来争，我师退守淮，都督张公浚上表自劾。公奏曰：「臣自总角在草茅间，闻强敌入中国，痛心疾首，义不戴天。臣素不识张浚，闻其天姿忠义，誓不与敌俱生，实敬慕之。顷以馆职轮对，首言敌情不测，乞用浚等。既而敌果大入，太上皇帝亲征，遣浚知建康府。陛下即位，因以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为当。臣去冬被召至阙，前后进对，皆以为恢复大计，仰赞圣断，又乞陛下勿贰，以济大业。浚遣二将取灵壁、虹县、宿州，降三大将，一月三捷，议者皆服陛下任浚为难。及王师不利，横议蜂起。臣尝奏陛下用兵，为祖宗陵寝而举，为二百年境土而举，为中原吊民伐罪而举，与古帝王好大喜功、开边生事不同。投机而进，知难而退。益当内修政事，俟时而动。陛下刚明果断，规模固已素定，然异论纷纷，不肯置浚。今浚既待罪，臣岂可尚居风宪之职？欲望正臣妄言之罪，特加窜殛」。诏以公权吏部侍郎，辞不拜，乃以集英殿修撰知饶州。乾道元年七月，移知夔州，寻除敷文阁待制。三年七月，移知湖州。未几，得请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才数月，起知泉州，进直学士，又移知台州。公以病力辞，且乞致仕，乃复提举太平兴国宫。七年三月，除太子詹事，召旨敦趣。公力疾造朝，上特御选德殿，而公足弱不能趋，召给扶减拜，且赐坐。又诏权免朝参，又遣使以告，及金带就赐。公三上章乞致仕，乃诏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命下而公薨矣，寔七月丙子也，享年六十。上闻嗟悼，赙恤有加，令两浙路转运司给葬事。公积阶至左朝奉郎，封乐清县开国男，至是赠左朝散大夫。遗戒丧事毋得用佛老教，诸孤行之。以十有二月丙午，葬公于县之左原白阡。硕人贾氏，有贤行，先公二年卒，至是合祔焉。男三人，闻诗、闻礼，皆太学生，孟丙早卒。公两遇郊祀恩，皆奏其弟，故二子皆未仕。女二人，长嫁进士钱万全，次许嫁贾梓。孙男四人。公立朝议论，出处大节，既如此矣。初公以文学先天下，人谓其于吏事未必数数然也。而自为郡佐，遇事不茍，民有讼久不决，多走诸司乞委公。虽文书填委，公一一翻阅，不以付吏，审核情伪，参用经律，所与夺人皆厌伏。其治郡既以廉洁公正率其下，间有为不善者，则反复告戒，诚意笃至，人亦有耻，故未尝按吏。为文劝导百姓，以迁善远罪之意，有争讼则晓以义理，多退听者。故鞭扑罕用，事至立断。其甚不得已乃推鞫，亦不淹系，故狱屡空。未尝遣官吏至县而人素信服，事亦举。利有可以予民者予之，输租使自操概，而用度有节，故财亦足。月率两诣学宫，延见诸生，从容诲诱，且以询究郡政。饶久旱，公下车即雨。湖久雨伤稼，公入境即霁。每罢郡，士民涕泣遮拥不容去，或借留于部使者既不得，则奔走道路，或越境不忍别者。泉人闻公丧，会哭于开元僧舍，又立祠堂以事之。近世为政得人心，未有如公比者。公有《梅溪》前后集五十卷，《尚书》《春秋》《论语》《孟子》讲义，皆指授学者，未成书也。公于文专尚理致，不为浮虚靡丽之词。其论事章疏，意之所至，展发倾尽，无所回隐，尤条鬯明白。盖自汉氏尊用儒术而士或饰诈，或阿谀取容，至于守节死义，能为国重，则未必以儒名者，世遂以儒相靳。若公之学问粹然，一出于正，谨守而力行之，义之所在，疾趋径前，未尝以利害毫发顾避。更阅夷险，特立不回，施于政事，左右具宜。信乎其有本如是也，呜呼，此真所谓儒者耶！铭曰：

汉廷用儒，黯独戆朴。淮南惮之，谋不敢作。谓公孙辈，发蒙振落。儒岂不用，其效奚若。孰知其故，鼠腊非璞。公之节义，视黯无怍。屹然立朝，作世郛郭。正色凛凛，危言谔谔。招之不前，麾之不却。猛虎在山，卫及藜藿。出守四郡，治行皆卓。问胡为然，非智之凿。圣有谟训，守约施博。惟其躬行，粹美无驳。道固如是，不由外铄。于彼汲直，如玉而琢。我为铭诗，以表儒学。人虽云亡，尚有矩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