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司检会辖下诸州军近年不住申报盗贼群火极多。盖缘盗贼必先须乡村各有宿食窝藏之处，及所得赃物常有转卖寄附之家，然后方能作贼。所以自来每有群盗惊劫，及至官司捕捉，又却分散不见踪迹，卒难寻觅。盖为乡村不相觉察，致得奸盗之人到处便可容隐。兼检会，准《户令》：「诸户皆以邻聚相保，以相检察，勿造非违。如有远客来过止宿，及保内之人有所行诣，并语同保知」。虽然有此令文，州县多不举行。昨因巡历到通利军，问得旧来常有盗贼逃军为患，近岁黎阳、卫县各将乡村之人五家结为一保，自结保后来，绝无逃军贼盗，公私简静，其利甚博。须议专有施行。右具如前。当司相度邻聚相保之法，是国家见行敕令，于公私甚利。然今既举行，若县令非才，不能制驭公人胥吏，则勾追搔扰，未见其利，先为民害。以此当司未欲一概遍行指挥，今且于辖下诸县柬选知县、县令公明材干可以差委者，先次施行。数内某官见知某县事，须实封专牒某官，候到，请详前项事理施行。当司所录去合保次第，只是大纲，若更有合从彼处民便，别加增损事件，亦请一面增损施行。仍请先具如何施行次第，公文供报，无至张皇卤莽者。白。

修顿首再拜启：急脚至，得七月十九日华州所发书，伏审即日尊体动止万福，卑情不任欣慰之至。戎狄侵边，自古常事，边吏无状，至烦大贤。伏惟执事忠义之节信于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识面者，退誇于人，以为荣耀。至于游谈、布衣之贱，往往窃托门下之名。矧今以大谋小，以顺取逆，济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势。则士之好功名者，于此为时，孰不愿出所长少助万一，得托附以成其名哉？况闻狂虏猖蹶，屡有斥指之词，加之轻侮购募之辱，至于执戮将吏，杀害边民。凡此数事，在于修辈，尤为愤耻，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修无所能，徒以少喜文字，过为世俗见许，此岂足以当大君子之举哉？若夫参决军谋、经画财利、料敌制胜，在于幕府，茍不乏人，则军书奏记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亲为辞。况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此师鲁所见。今废已久，惧无好辞，以辱嘉命。此一端也。某虽儒生，不知兵事，窃惟兵法有勇有怯，必较彼我之利否，事之如何，要在成功，不限迟速。某近至京师，屡于诸公间略闻绪言攻守之计，此实当时之宜，非深思远见者孰能至此？愿不为浮议所移。伏见自至关西，辟士甚众。古人所与成事者，必有国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为难，士虽贫贱，以身许人，固亦未易。欲其尽死，必深相知，知之不尽，士不为用。今奇怪豪俊之士，往往蒙见收择，顾用之如何尔。此在明哲，岂须献言。然尚虑山林草莽，有挺特知义、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于门下也，宜少思焉。若修者，恨无他才以当长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茍且乐安佚也。伏蒙示书，夏公又以见举。某孤贱，素未尝登其门，非执事过见褒称，何以及此？愧畏！然某已以亲老为辞，更无可往之理，惟幸察焉。

修白：人至，辱书及《性诠》三篇，曰以质其果是。夫自信笃者，无所待于人；有质于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谓「夫子与孟、荀、扬、韩复生，不能夺吾言」，其可谓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质于修，使修有过于夫子者，乃可为吾子辩，况修未及孟、荀、扬、韩之一二也。修非知道者，好学而未至者也。世无师久矣，尚赖朋友切磋之益，茍不自满而中止，庶几终身而有成。固常乐与学者论议往来，非敢以益于人，盖求益于人者也。况如吾子之文章论议，岂易得哉？固乐为吾子辩也。茍尚有所疑，敢不尽其所学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虽夫子不能夺，使修何所说焉？人还索书，未知所答，惭惕惭惕。修再拜。

修白：前辱示书及《性诠》三篇，见吾子好学善辩，而文能尽其意之详。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与吾子卒其说。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动静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恶是非之实录也；《诗》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兴衰之美刺也；《书》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尧、舜、三代之治乱也；《礼》、《乐》之书虽不完，而杂出于诸儒之记，然其大要，治国修身之法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予之所谓不言者，非谓绝而无言，盖其言者鲜，而又不主于性而言也。《论语》所载七十二子之问于孔子者，问孝、问忠、问仁义、问礼乐、问修身、问为政、问朋友、问鬼神者有矣，未尝有问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数千言，其及于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罕言也。《书》曰「习与性成」，《语》曰「性相近习相远」者，戒人慎所习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明性无常，必有以率之也。《乐记》亦曰「感物而动，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无不至也。然终不言性果善果恶，但戒人慎所习与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尔。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学，知学之难。凡所谓六经之所载，七十二子之所问者，学之终身，有不能达者矣；于其所达，行之终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于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圣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学者，于古圣贤所皇皇汲汲者学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问曰：「性果不足学乎」？予曰：性者，与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恶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书》曰「惟狂克念作圣」是也。治道备，人斯为善矣，《书》曰「黎民于变时雍」是也；治道失，人斯为恶矣，《书》曰「殷顽民」、又曰「旧染污俗」是也。故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问，六经之不主言，或虽言而不究，岂略之哉，盖有意也。或又问曰：「然则三子言性，过欤」？曰：不过也。「其不同何也」？曰：始异而终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则是过也；使荀子曰人性恶矣，遂怠而不教，则是过也；使扬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则是过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诸侯以行其道，或著书累千万言以告于后世，未尝不区区以仁义礼乐为急。盖其意以谓善者一日不教，则失而入于恶；恶者勤而教之，则可使至于善；混者驱而率之，则可使去恶而就善也。其说与《书》之「习与性成」，《语》之「性近习远」，《中庸》之「有以率之」，《乐记》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则殊，察其用心则一，故予以为推其言不过始异而终同也。凡论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则譊譊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说如此，吾子其择焉。

修顿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来，屡辱见过。又辱以所业一编，先之启事，及门而贽。田秀才西来，辱书；其后予家奴自府还县，比又辱书。仆有罪之人，人所共弃，而足下见礼如此，何以当之？当之未暇答，宜遂绝，而再辱书；再而未答，宜绝，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修者，天下穷贱之人尔，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盖足下力学好问，急于自为谋而然也。然蒙索仆所为文字者，此似有所过听也。仆少从进士举于有司，学为诗赋，以备程试，凡三举而得第。与士君子相识者多，故往往能道仆名字；而又以游从相爱之私，或过称其文字。故使足下闻仆虚名，而欲见其所为者，由此也。仆少孤贫，贪禄仕以亲养，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过采，屡以先多士。及得第已来，自以前所为不足以称有司之举而当长者之知，始大改其为，庶几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学成而身辱，为彼则获誉，为此则受祸，此明效也。夫时文虽曰浮巧，然其为功，亦不易也。仆天姿不好而彊为之，故比时人之为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禄仕而窃名誉者，顺时故也。先辈少年志盛，方欲取荣誉于世，则莫若顺时。天圣中，天子下诏书，敕学者去浮华，其后风俗大变。今时之士大夫所为，彬彬有两汉之风矣。先辈往学之，非徒足以顺时取誉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齐肩于两汉之士也。若仆者，其前所为既不足学，其后所为慎不可学，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为者，为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谓夫人方困时，其言不为人所信也。今可谓困矣，安足为足下所取信哉？辱书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修顿首白先辈吴君足下：前辱示书及文三篇，发而读之，浩乎若千万言之多，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非夫辞丰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势，何以至此？然犹自患伥伥莫有开之使前者，此好学之谦言也。修材不足用于时，仕不足荣于世，其毁誉不足轻重，气力不足动人。世之欲假誉以为重，借力而后进者，奚取于修焉？先辈学精文雄，其施于时，又非待修誉而为重、力而后进者也。然而惠然见临，若有所责，得非急于谋道，不择其人而问焉者欤？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先辈之文浩乎霈然，可谓善矣。而又志于为道，犹自以为未广，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难也。修学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于所悦而溺于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励修之少进焉。幸甚幸甚。修白。

具官修谨斋沐拜书中丞执事：修前伏见举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为主簿，近者闻介以上书论赦被罢，而台中因举他吏代介者。主簿于台职最卑，介一贱士也，用不用，当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举动也。介为人刚果有气节，力学喜辩是非，真好义之士也。始执事举其材，议者咸曰知人之明。今闻其罢，皆谓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疏贱当有说，以此罪介，曰当罢。修独以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传者皆云：「介之所论，谓朱梁、刘汉不当求其后裔尔」。若止此一事，则介不为过也。然又不知执事以介为是为非也。若随以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于台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台中者，必以正直、刚明、不畏避为称职。今介足未履台门之阈，而已用言事见罢，真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执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负执事之知矣。修尝闻长老说，赵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尝为某事择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进，太祖不肯用。他日又问，复以进，又不用。他日又问，复以进，太祖大怒，裂其奏，掷殿阶上。中令色不动，插笏带间，徐拾碎纸，袖归中书。他日又问，则补缀之，复以进。太祖大悟，终用二臣者。彼之敢尔者，盖先审知其人之可用，然后果而不可易也。今执事之举介也，亦先审知其可举邪，是偶举之也？若知而举，则不可遽止；若偶举之，犹宜一请介之所言，辩其是非而后已。若介虽忤上，而言是也，当助以辩；若其言非也，犹宜曰所举者为主簿尔，非言事也，待为主簿不任职，则可罢，请以此辞焉可也。且中丞为天子司直之臣，上虽好之，其人不肖，则当弹而去之；上虽恶之，其人贤，则当举而申之，非谓随时好恶而高下者也。今备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纠举一信于台臣。而执事始举介曰能，朝廷信而将用之，及以为不能，则亦曰不能。是执事自信犹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于执事哉？故曰主簿虽卑，介虽贱士，其可惜者中丞之举动也。况今斥介而他举，必亦择贤而举也。夫贤者固好辩，若举而入台，又有言，则又斥而他举乎？如此，则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后止也。信惟执事如欲举愚者，则岂敢复云；若将举贤也，愿无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与台事，故敢布狂言，窃献门下，伏惟幸察焉（《欧阳文忠公集》卷四七。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七，《皇朝文鉴》卷一一四，《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八八，《古今事文类聚》新集卷一八，《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九，《文编》卷四六，《文章辨体汇选》卷二二五，《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卷五二、铨衡典卷九三，《续资治通鉴》卷四○。）。

原无年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补。

修白：贬所僻远，不与人通，辱遣专人惠书甚勤，岂胜愧也！示及见托撰次碑文事，修于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惧不能称述世德之万一，以满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于氏族尤不明，其迁徙世次多失其序，至于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孙乐，为汉都乡侯，至四世孙据，遭王莽乱，始去都乡而家豫章。考于《史记》，皆不合。盖曾元去汉近二百年，自元至乐，似非曾孙，然亦当仕汉初。则据遭莽世，失侯而徙，盖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诸侯年表》推之，虽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终前汉而国不绝者，亦无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时，侯才四传者。宣帝时，分宗室赵顷王之子景，封为都乡侯。则据之去国，亦不在莽世，而都乡已先别封宗室矣。又乐据姓名，皆不见于《年表》，盖世次久远而难详如此。若曾氏出于鄫者，盖其支庶自别有为曾氏者尔，非鄫子之后皆姓曾也，盖今所谓鄫氏者是也。杨允恭据国史所书，尝以西京作坊使为江浙发运、制置、茶盐使，乃至道之间耳，今云洛苑使者，虽且从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无文字寻究，幸察（《欧阳文忠公集》卷四七。又见《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卷三二一，康熙《西江志》卷一七三，雍正《江西通志》卷一四○，乾隆《建昌府志》卷八五，同治《南丰县志》卷四○。）。

「寻究」下原校：「一有『不能周悉』四字」。

修顿首白：州人至，蒙惠书及《补注周易》，甚善。世无孔子久矣，六经之旨失其传，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复出，无以得其真也。儒者之于学博矣，而又苦心劳神于残编朽简之中，以求千岁失传之缪，茫乎前望已远之圣人而不可见，杳乎后顾无穷之来者，欲为未悟决难解之惑，是真所谓劳而少功者哉！然而六经非一世之书也，其传之缪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补缉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学者各极其所见，而明者择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虽未能复六经于无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众人之善以补缉之，庶几不至于大缪，可以俟圣人之复生也。然则学者之于经，其可已乎？足下于经勤矣，凡其所失，无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补缉者众，则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学不敏明，而又无彊力以自济，恐终不能少出所见，以补六经之万一，得足下所为，故尤区区而不能忘也。属奉使出疆，匆匆不具。惟以时自爱。庐陵欧阳修再拜（《欧阳文忠公集》卷四七。又见《黄氏日钞》卷六一，《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卷八九。）。

以时：原无，据原校补。

参白诸足下，闻吾党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见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设其位以夫子师之，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试为诸足下陈夫子之道以为断。诸足下知天之有四时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长也，夏能长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敛也，敛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来，有大圣德，居大圣位，而作法以济世者，类不过八九。三皇经始之，五帝缵明之，禹、汤、文、武该洽之，周公祖述之。经始之者春也，缵明之、该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于衰乱之世。前圣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圣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规圣明，下救沦坏，垂之百王而不变，稽之千古而不疑。虽百周公、百尧舜复出于世，亦无以过夫子也。是夫子于列圣有成岁之功也，是列圣不能敛而夫子敛之也。吾以谓夫子之道，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吾与诸足下奚所识知？幸而生于时，得以登其门，望其堂，而传其道，以光荣其身。吾与诸足下犹众无名之星也，夫子犹日月之明也，以无名之星代日月之明，虽积累万数，吾未见其可，况一焉而已乎！诸足下奈何乃不察于是也？天则有一冬，而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与诸足下趋进于左右，敛衣而立，负墙而请，当是时，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侪有所问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断，哗然而往，默然而来，铿然而叩，寂然而应，当是时，有子能勿惭乎？吾又知彼之必惭也。昔者吾友子渊，实有圣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渊尚在，而设之于夫子之席，吾犹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义，孰与子渊？德明而仁备，孰与子渊？夫子称而叹之，孰与子渊？群弟子服其为人，孰与子渊？达夫子之道而邻夫子之性，孰与子渊？是数者皆无一可，而独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师之席，窃师之位，不亦难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独有子也，阳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则当以阳虎为先，奚先于有子哉？诸足下果欲何耶？复欲睹夫子之容乎？复欲闻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则图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称而悖其位？如必欲闻夫子之道，不可以茍而已也。且吾闻之：师其道，不必师其人；师其人，不必师其形。如欲师其道，则有夫子之六经在，《诗》可以见夫子之心，《书》可以知夫子之断，《礼》可以明夫子之法，《乐》可以达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务，而假设以为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师哉？师尧、舜者也，师文王者也，师周公者也。惟曰师其道而已，未闻其假设而师之，则似尧、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终身而不得见矣。茍不见其人，则亦弗师其道乎？夫麟之于兽也，凤之于鸟也，出乎其类而处乎长者也。不幸而麟以死，凤以亡，则亦假设而为之乎？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万世之后，完口者寡矣。死而无知则已，如其有知，则子渊、子路辈将瞋目流涕而有责于足下也。诸足下其思之！不宣。参白（《欧阳文忠公集》卷五九。又见万历《兖州府志》卷五一，《阙里志》卷二一，《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卷二二四、学行典卷一四六。）。

月日，具官谨斋沐拜书司谏学士执事：前月中得进奏吏报，云自陈州召至阙拜司谏，即欲为一书以贺，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执事，外至一郡县吏，非无贵官大职可以行其道也。然县越其封，郡逾其境，虽贤守长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鸿胪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计，惟所见闻而不系职司者，独宰相可行之，谏官可言之尔。故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言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县之吏守一职者，任一职之责，宰相、谏官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责。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职者，受责于有司；谏官之失职也，取讥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时，君子之讥著之简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惧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责，惧百世之讥，岂不重邪！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近执事始被召于陈州，洛之士大夫相与语曰：「我识范君，知其材也。其来不为御史，必为谏官」。及命下，果然，则又相与语曰：「我识范君，知其贤也。他日闻有立天子陛下，直辞正色面争庭论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来，翘首企足，伫乎有闻，而卒未也，窃惑之。岂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不能料于后也，将执事有待而为也？昔韩退之作《争臣论》，以讥阳城不能极谏，卒以谏显。人皆谓城之不谏盖有待而然，退之不识其意而妄讥，修独以谓不然。当退之作论时，城为谏议大夫已五年，后又二年，始庭论陆贽，及沮裴延龄作相，欲裂其麻，才两事尔。当德宗时，可谓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将强臣罗列天下，又多猜忌，进任小人。于此之时，岂无一事可言，而须七年耶？当时之事，岂无急于沮延龄、论陆贽两事也？谓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为谏官七年，适遇延龄、陆贽事，一谏而罢，以塞其责。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迁司业，是终无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岁而一迁，或一二岁，甚者半岁而迁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亲庶政，化理清明，虽为无事，然自千里诏执事而拜是官者，岂不欲闻正议而乐谠言乎？然今未闻有所言说，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纳谏之明也。夫布衣韦带之士，穷居草茅，坐诵书史，常恨不见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职，不敢言；或曰我位犹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终无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执事思天子所以见用之意，惧君子百世之讥，一陈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则幸甚幸甚。

仆昨以吏事至汉东，秀才见仆于叔父家，以启事二篇偕门刺先进。自宾阶拜起旋辟，甚有仪。坐而语诺甚谨。读其辞，温密华富，甚可爱。视秀才待仆之意，甚勤而礼也。古人之相见，必有欢欣交接之诚而不能达，乃取羔羊雉鹜之类致其意为贽。而先既致其意，又耻其无文，则以虎豹之皮、缋画之布以饰之，然后意达情接。客既贽，而主人必礼以答之，为陈酒殽、币篚、壶矢、燕乐之具将其意，又为赋诗以陈其情。今秀才好学甚精，博记书史，务为文辞，不以羔禽皮布为饰，独以言文其身，而其贽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责仆之答厚也。仆既无主人之具以为礼，独为秀才赋《诗·女曰鸡鸣》之卒章曰：「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取其知客之来，豫储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虽无此物，犹言之以致其意厚也。仆诚无此物，可谓空言之尔。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扬，志锐学敏，因进其业，修其辞，暴练缉织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润泽炳郁。若贽以见当世公卿大人，非惟若仆空言以赠也，必有分庭而礼，加笾豆，实币篚，延为上宾者。惟勉之不已！《欧阳文忠公集》卷六六。又见《八代文钞》第二六册，《文编》卷五○，《文章辨体汇选》卷二二五，《古今图书集成》交谊典卷三八。

修顿首致书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诗、赋、杂文、启事为贽，披读三四，不能辄休。足下家籍河中，为乡进士，精学励行，尝已选于里、升于府、而试于有司矣，诚可谓彼邦之秀者欤。然士之居也，游必有友，学必有师。其乡必有先生长者，府县必有贤守长、佐吏，彼能为足下称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数百里，犯风霜，干大国，望官府，下首于阍谒者以道姓名，趋走拜伏于人之阶庑间，何其勤劳乎！岂由心负其所有，而思以一发之邪？将顾视其乡之狭陋不足自广，而谓夫大国多贤士君子，可以奋扬而光远之邪？则足下之来也，其志岂近而求岂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计之熟，卜之吉，而后勇决以来邪？今市之门旦而启，商者趋焉，贾者坐焉，持宝而欲价者之焉，赍金而求宝者亦之焉，閒民无资攘臂以游者亦之焉。洛阳，天下之大市也，来而欲价者有矣，坐而为之轻重者有矣。子居其间，其官位学行无动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无资而攘臂以游者也。今足下之来，试其价，既就于可以轻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无资者当求价之责，虽知贪于所得，而不知有以为价也。故辱赐以来，且惭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报厚意，姑道此以为谢。

修顿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后，复取前所贶古今杂文十数篇，反复读之，若《大节赋》、《乐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极大。寻足下之意，岂非闵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复之古，而剪剥齐整凡今之纷殽駮冗者欤？然后益知足下之好学，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诞者言之，乃以混蒙虚无为道，洪荒广略为古，其道难法，其言难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远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谓道」，又曰「可离非道也」。《春秋》之为书也，以成、隐让而不正之，传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谓隐未能蹈道。齐侯迁卫，书「城楚丘」，与其仁不与其专封，传者曰「仁不胜道」。凡此所谓道者，乃圣人之道也，此履之于身、施之于事而可得者也，岂如诞者之言者耶！尧、禹之《书》皆曰「若稽古」。傅说曰「事不师古」，「匪说攸闻」。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谓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又岂如诞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学也。夫所谓舍近而取远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尧、舜远，孰与今去尧舜远也？孔子删《书》，断自《尧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谓学，则曰「祖述尧舜」。如孔子之圣且勤，而弗道其前者，岂不能邪？盖以其渐远而难彰，不可以信后世也。今生于孔子之绝后，而反欲求尧、舜之已前，世所谓务高言而鲜事实者也。唐、虞之道为百王首，仲尼之叹曰「荡荡乎」，谓高深闳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后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严若天，然则《书》之言岂不高邪？然其事不过于亲九族，平百姓，忧水患，问臣下谁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见诸侯，齐律度，谨权衡，使臣下诛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岂不为文？孟轲之言道，岂不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今学者不深本之，乃乐诞者之言，思混沌于古初，以无形为至道者，无有高下远近。使贤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无过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万世，可行而不变也。今以谓不足为，而务高远之为胜，以广诞者无用之说，是非学者之所尽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远，以及乎中，则庶乎至矣。凡仆之所论者，皆陈言浅语，如足下之多闻博学，不宜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损足下高远而俯就之，则安敢务为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欧阳文忠公集》卷六六。又见《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四，《圣宋文选》卷二，《文编》卷五○，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一○。

修顿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岁于洛阳，得在郓州时所寄书，卒然不能即报，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书之怠，而独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来京师已一岁也，宋州临汴水，公操之誉日与南方之舟至京师。修少与时人相接尤寡，而誉者无日不闻，若幸使尽识舟上人，则公操之美可胜道哉！凡人之相亲者，居则握手共席，道欢欣，既别则问疾病起居，以相为忧者，常人之情尔。若闻如足下之誉者，何必问其他乎？闻之欣然，亦不减握手之乐也。夫不以相见为欢乐，不以疾病为忧问，是岂无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于道尔。其或有过而不至于道者，乃可为忧也。近于京师频得足下所为文，读之甚善，其好古闵世之意，皆公操自得于古人，不待修之赞也。然有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语，须相见乃能尽。然有一事，今详而说，此计公操可朝闻而暮改者，试先陈之〔一〕。君贶家有足下手作书一通，及有二像记石本，始见之，骇然不可识，徐而视定，辨其点画，乃可渐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问人，曰：「是不能乎书者邪」？曰：「非不能也」。「书之法当尔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无」。「今有之乎」？亦曰：「无也」。「然则何谓而若是」？曰：「特欲与世异而已」。修闻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好学莫如扬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称独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过乎君子，但与世之庸人不合尔。行非异世，盖人不及而反弃之，举世斥以为异者欤。及其过，圣人犹欲就之于中庸。况今书前不师乎古，后不足以为来者法。虽天下皆好之，犹不可为。况天下皆非之，乃独为之，何也？是果好异以取高欤？然向谓公操能使人誉者，岂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欤，抑亦昂然自异以惊世人而得之欤？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听不倾，常视之毋诳，勤谨乎其始，惟恐其见异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学舍，以教人为师，而反率然以自异，顾学者何所法哉？不幸学者皆从而效之，足下又果为独异乎！今不急止，则惧他日有责后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归，此修所以为忧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欧阳某顿首。

修顿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书论足下书之怪。时仆有妹居襄城，丧其夫，匍匐将往视之，故不能尽其所以云者，而略陈焉。足下虽不以仆为狂愚而绝之，复之以书，然果未能谕仆之意。非足下之不谕，由仆听之不审而论之之略之过也。仆见足下书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见之，疑乎不能书，又疑乎忽而不学。夫书，一艺尔，人或不能，与忽不学时，不必论，是以默默然。及来京师，见二像石本，及闻说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为之，如前所陈者，是诚可诤矣，然后一进其说。及得足下书，自谓不能，与前所闻者异，然后知所听之不审也。然足下于仆之言，亦似未审者。足下谓世之善书者，能钟、王、虞、柳，不过一艺，己之所学乃尧、舜、周、孔之道，不必善书，又云因仆之言欲勉学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谓钟、王、虞、柳之书者，非独足下薄之，仆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学其书而悦之者，与嗜饮茗、阅画图无异，但其性之一僻尔，岂君子之所务乎？然至于书，则不可无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务乎记事，而因物取类为其象。故《周礼》六艺有六书之学，其点画曲直皆有其说。扬子曰「断木为棋，梡革为鞠，亦皆有法焉」，而况书乎？今虽隶字已变于古，而变古为隶者非圣人，不足师法，然其点画曲直犹有准则，如母毋、彳亻之相近，易之则乱而不可读矣。今足下以其直者为斜，以其方者为圆，而曰我第行尧、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设馔于案，加帽于首、正襟而坐然后食者，此世人常尔。若其纳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饭实酒卮而食，曰我行尧、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于世可乎？不可也。则书虽末事，而当从常法，不可以为怪，亦犹是矣。然足下了不省仆之意，凡仆之所陈者，非论书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异以惑后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学，仆岂区区劝足下以学书者乎！足下又云「我实有独异于世者，以疾释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释老，惑者之所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为。足下安知世无明诚质厚君子之不为乎？足下自以为异，是待天下无君子之与己同也。仲尼曰：「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是则仲尼一言，不敢遗天下之后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无君子。此故所谓大不可也。夫士之不为释老与不雕刻文章者，譬如为吏而不受货财，盖道当尔，不足恃以为贤也。属久苦小疾，无意思。不宣。某顿首。

月日，某谨斋沐顿首，复书于相公阁下：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许州，获赐书一通，伏读周复，且惭且悸。修幸得备下吏，承宠光，日趋走于前，窃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献，思有所陈，而恨愚无识，不足自效，徒抱区区之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辄因奏记，陈己疏浅，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为离去眷恋之辞既有次第，临治以来施政之善者，顾寮吏宜有助，而闇懦独无能之过以为谢；因又妄思一言之献，以毕曩时区区之心，以为忠恳；又辄赞德美，愿广功业、益休问以为祷。其诚虽勤，其言狂惑，犹即蓍龟之神而再三黩，宜其拒以不应。伏蒙相公不即弃绝，犹辱以书，条陈晓谕以为宠，若其为赐也厚矣。然伏读求绎，似有未察其诚者，敢一终其说，以逃责焉。某闻古之为政者，必视年之丰凶。年凶则节国用，振民穷，奸盗生、争讼多，而其政繁。年丰民乐，然后休息而简安之，以复其常。此善为政者之术，而礼典之所载也。凡某前所陈者，亦不过如是而已。其意谓夫乘凶年之后，灾沴消息，风雨既时，耕种既得，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关西之运既重至而军不乏，不旱不蝗，下民乐利，天子不忧虑。能如是，然后务大体，简细事而已，岂有直以镇俗救民愁、无为置军食之说邪？伏惟详而察之。昔者孔子尝为委吏，必曰称其职而已。盖茍守其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赐之书，有居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见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陈，非谓略一邦之小而不为，须四海之广而后施，以弃职而越思也。盖愿乎进德广业，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既祷且劝之辞也。噫！士之至贱，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轻重之势，不度贵贱之位，必争以理而后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报，不计善否，务罄其诚而言者，此知义之士也；其言乖谬，不合道理，问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也。然直士之言虽逆意，宜思而择；报德之言虽善，原其心之所来，宜容而纳；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与之辨。某，士之贱者，敢有干而云者，于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择之纳之，不足与之辨而绝之，惟所赐焉。

某不佞，疲软不能强筋骨与工人、田夫坐市区、服畎亩，为力役之劳，独好取古书文字，考寻前世以来圣贤君子之所为，与古之车旗、服器、名色等数，以求国家之治、贤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时亦穿蠹盗取，饰为文辞，以自欣喜。然其为道闳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劳反甚于市区畎亩，而其所得，较之诚有不及焉。岂劳力而役业者成功易，勤心而为道者至之难欤？欲悔其所难而反就其易，则复惭圣人为山一篑止焉之言，不敢叛弃。故退失其小人之事，进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识所向，若弃车川游，漫于中流，不克攸济，回视陆者，顾瞻徨徨。然复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怀智虑，而可自肆于世者，虽圣与贤未尝不无不幸焉。禹之偏祜，却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关系柝，恓惶奔走，孟子之战国，扬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时者矣。少焉而材，学焉而不回，贾谊之毁，仲舒之禁锢，虽有其时，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躯，生太平有道之世，无进身毁罪之惧，是其身、时、偶三者，皆幸于古人之所有者。独不至焉，岂天之所予不两足欤，亦勉之未臻欤？伏惟明公履道怀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计，下以理公卿百职之宜，贤者任之以能，不贤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于工商贱技，皆适其分而收其长。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于学也。今幸以文字试于有司，因自顾其身、时、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谨以所业杂文五轴贽阍人，以俟进退之命焉。

修顿首再拜知郡学士希文足下：自去岁在洛阳，闻以言事出睦州，及来京师，又知移常州，寻复得苏州，迁延南方，岁且终矣。南方美江山，水国富鱼与稻，世之仕宦者举善地，称东南。然窃惟希文登朝廷，与国论，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若夫登高以望远，饮旨而食嘉，所以宣辅神明，亦君子起居寝食之宜也。为别久矣，所怀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当复用。远方久处，省思虑，节动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为天下士君子重也。谢希深学士丁家艰，将谋南归。有少私事须托营办，因通区区之诚以问左右。

某月日，具位某谨斋沐献书枢密相公阁下：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荀卿、孟轲之徒亦善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书或传或不传，犹系于时之好恶而兴废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讴歌以传。汉之盛时，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文其文辞以传。由此以来，去圣益远，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间亦时时有善文其言以传者，然皆纷杂灭裂不纯信，故百不传一。幸而一传，传亦不显，不能若前数家之焯然暴见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难行也！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书》载尧、舜，《诗》载商、周，《易》载九圣，《春秋》载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载《诗》、《书》、《易》、《春秋》者，楚之辞载《风》、《雅》，汉之徒各载其时主声名、文物之盛以为辞。后之学者荡然无所载，则其言之不纯信，其传之不久远，势使然也。至唐之兴，若太宗之政、开元之治、宪宗之功，其臣下又争载之以文，其词或播乐歌，或刻金石。故其间钜人硕德闳言高论流铄前后者，恃其所载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绪馀。先人在太宗时，以文辞为名进士，以对策为贤良方正，既而守道纯正，为贤待制，逢时太平，奋身扬名，宜其言之所载，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传也。然未能甚行于世者，岂其嗣续不肖，不能继守而泯没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虽系其所载，犹有待焉。《诗》、《书》、《易》、《春秋》，待仲尼之删正。荀、孟、屈原无所待，犹待其弟子而传焉。汉之徒，亦得其史臣之书。其始出也，或待其时之有名者而后发；其既殁也，或待其后之纪次者而传。其为之纪次也，非其门人故吏，则其亲戚朋友，如梦得之序子厚，李汉之序退之也。伏惟阁下学老文钜，为时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辉、接步武者，惟先君为旧，则亦先君之所待也，岂小子之敢有请焉。谨以家集若干卷数，写献门下，惟哀其诚而幸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