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京人。）京，今河南京县也（《史记·申韩列传·集解》）。

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黄门郎张子乔正其字（《御览》二百二十一）。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则群臣知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修而名自随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则必伪行要名，而奸臣以伪事应之；一人而受其庆，则举天下应之矣。君以伪化天下，欲贞信敦朴，诚难矣。虽有至聪、至达之主，由无缘见其非而知其伪，况庸主乎！人主之高而处隩，譬犹游云梦而迷惑，当借左右以正东西者也。左曰功巍巍矣，右曰名赫赫乎。今日闻斯论，明日闻斯论，苟不校之以事类，则人主嚣然自以为名齐乎尧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群臣琐琐，皆不足任也；尧舜之君，宜独断者也；不足任之臣，当受成者也。以独断之君，与受成之臣，帅讹伪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

夫圣人之修其身，所以御群臣也，所以化万民也，其法轻而易守，其礼简而易持，其求诸己也诚，其化诸人也深。荀非其人，道不虚行，苟非其道，治不虚应。是以古之圣君之于其臣也。疾则视之无数，死则临其大敛小敛，为撤膳不举荣，岂徒色取仁而实违之者哉？乃惨怛之心，出于自然，形于颜色。世未有不自然则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实违之者，谓之虚；不以诚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诚事己，谓之愚。虚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旧称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期其一体相须而成也。

而险（旧作「俭」，以意改。）伪浅薄之士，有商鞅、韩非、申不害者，专饰巧辩邪伪之术，以荧惑诸侯，著法术之书，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于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奸说，此听受之端，参言之要，不可不慎也。元首已尊矣，而复云尊之，是以君过乎头也；股肱已卑矣，而复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过乎头而臣不及乎手足，是离其体也；君臣体离而望治化之洽，未之前闻也。且夫术家说又云「明主之道，当外御群臣，内疑妻子」，其旨證连类，非不辩且悦也。然不免于利口之覆国家也。何以言之？夫善进，不善无由入；不善进，善亦无由入。故汤举伊尹而不仁者远，何畏乎欢兜？何迁乎有苗？夫奸臣贼子，下愚不移之人，自古及今，未尝不有也。百岁一人，是谓继踵；千里一人，是为比肩。而举以为戒，是犹一噎而禁人（本脱「人」字，依《长短经·是非》引加。）食也。噎者虽少，饿者必多，未知奸臣贼子处之云何。且令人主魁然独立，是无臣子也。又谁为君父乎，是犹髡其枝而欲根之荫，掩其目而欲视之明，袭独立之迹而愿其扶疏也。

夫徇名好术之主，又有惑焉。皆曰为君之道，凡事当密，人主苟密，则群臣无所容其巧，而不敢怠于职，此即赵高之教二世不当听朝之类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机事不密则害成」。易称机事，不谓凡事也。不谓宜共而独之也。不谓释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饰非，而人臣反以之窃宠擅权，疑似之间，可不察欤？

夫设官分职，君之体也；委任责成，君之体也；好谋无倦，君之体也；宽以得众，君之体也；含垢藏疾，君之体也；不动如山，君之体也；难知如渊（《意林》作阴，避唐讳，因改就孙子也。）。君之体也。君有君人之体，其臣畏而爱之，此文王所以戒百辟也。夫何法术之有哉？故善为政者，务在于择人而已，及其求人也。总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则不失贤矣。故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人有大誉，无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能无瑕；隋侯之珠，不能无颖。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故妨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于人也？今之从政者，称贤圣则先乎商、韩，言治道则师乎法术。法术之御世，有似铁辔之御观，非必能制马也，适所以梏其手也。人君之数至少，而人臣之数至众，以至少御众，其势不胜也；人主任术，而欲御其臣无术，其势不禁也；俱任术，则至少者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晏平仲对齐景公：「君若弃礼，则齐国五尺之童，皆能胜婴，又能胜君。所以服者，以有礼也」。今末世弃礼，任术之君之于其身也，得无所不能胜五尺之童子乎？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能以腐索御奔驷；伊尹太公，能以败法御悍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索虽坚，马必败；法虽明，民必叛。奈何乎万乘之主释人而任法哉！

且世未尝无贤也。求贤之务非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去（案：「除去」犹言「且无论」。）汤武圣人之君，任贤之功，近观齐桓，中才之主耳，犹知劳于索人，逸于任之，不疑子纠之亲，不忘射钩之怨，荡然而委政焉，不已明乎？九合诸侯，壹匡天下，不已荣乎？一曰仲父，二曰仲父，不已优乎？孰与秦二世悬石程书，愈密愈乱，为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于弑死？以斯二者观之，优劣之相悬，存亡之相背，不亦昭昭乎？夫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莫不欲荣乐而恶劳辱也。终恒不得其所欲，而不免乎所恶者何？诚失道也。欲宫室之崇丽也。必县重赏而求良匠，内不以阿亲戚，外不以遗疏远，必得其人然后授之，故宫室崇丽，而处之逸乐。至于求其辅佐，独不若是之公也？唯便辟亲近者之用，故图国不如图舍，是人主之大患也。使贤者为之，与不肖者议之；使智者虑之，与愚者断之；使修士履之，与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夫赏贤使能，则民知其方；赏罚明必，则民不偷；兼聪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公道开而私门塞矣。如此，则忠公者进，而佞悦者止；虚伪者退，而贞实者起。自群臣以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其职业，变心易虑，反其端悫，此之谓政化之极。审斯论者，明君之体毕矣（《群书治要》）。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惟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词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耶。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礼》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垒为辱，士以地广大荒而不治为辱，然则仁义不行，礼乐不作，儒者之辱欤？夫仁义礼乐，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舍其本则何所为哉？噫，儒者之辱，始于战国，杨朱、墨翟乱之于前，申不害、韩非杂之于后。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惑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群，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彼则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亲，灭夫妇之义，以之为国则乱矣，以之使人则悖矣。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已，若以为心，则得不鸣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与人争詈，小有所不胜，则尚以为辱，矧彼以夷狄诸子之法乱我圣人之教耶？其为辱也，大哉！噫，圣人不生，怪乱不平，故杨、墨起而孟子辟之，申、韩出而扬雄距之，佛老盛而韩文公排之。微三子，则天下之人，胥而为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馀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则芟夷蕴崇，绝其根本矣。呜呼！后之章甫其冠，缝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从而尊之者多矣，得不为罪人乎？由汉魏而下，迨于兹千馀岁，其源流既深，其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类，其将奈何！其将奈何！故作《儒辱》。

太史公论道家之言，而曰：「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守，事少而功多」。至于为《史记》，则以韩非、申不害与老子同传，岂非后世多事，必于有为以至于无为乎？班固所志才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伊尹、太公、辛甲、鬻熊、管子之书在焉。至隋乃分经戒、饵服、房中、符箓凡四种，合三百七十七部，千二百一十六卷，而不著其目。唐有道家类，又合以释氏，而得百三十七家、七十四部、千二百四十卷，以著于录，而管子列于法家，所谓伊尹、太公、辛甲者皆亡不传，独鬻熊之书存。自明皇后，不以著录者又百五十八家、千三百三十八卷，则其溢于汉者千五百八十五卷矣。噫！老子著书五千言，以为尽天地事物之理，后世学者寖广，而其书至于如此其多，岂以其事虚无，其辞难知，必支离而后至于简易，如太史公所谓乎？宋兴，祥符、天禧中，真宗始大崇起其教，而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皆置使典领。又命其徒与诸儒裒其书，是正谬讹，缮写以藏于其处，而以其馀赐天下宫观，以广其传，独剑南一道未皇暇焉。嘉祐初，成都府郫县道士姚若谷、梓州飞乌县道士朱知善慨然欲尽读其书，而莫由得也。于是东走于凤翔府之上清太平宫、庆成军之太宁宫，又东至于亳州之太清宫、洞霄宫、明道宫，凡得书二千馀卷。太清宫者，老子所生，所谓厉乡者也。有九井，有古桧，有丹灶，于是纵观焉。又览唐开元及祥符中行幸故处以归。治平元年，今天子既即位，若谷又与其徒仇宗正、邓自和列言于府曰：释氏书遍满州县，而道家所录独散落不完，愿至京师得官本以足其传。于是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尚书户部侍郎韩公知府事，以其状闻，且言蜀之名山秘洞，胜景为多，而道家书不完，无以奉扬清净之风。有诏即建隆观给官本以足其传。凡得五百帙、四千五百卷，溢于唐者又千九百二十二卷，可谓完且备矣。若谷、宗正、自和且将益其书为五本，藏于成都之天庆观、郫县之崇道观、青城山之丈人观、梓州飞乌县之洞灵观、绵州之洪德观，使学者优游，以求其所谓清虚自然之要，而至于其师之道，如太史公所谓者，顾不伟欤！若谷飞乌人，后徙于郫，宗正青城人，自和绵州人，三人者持操坚至，而皆有功于其教者。后之人观其勤劳，而不轻其守，则其书之传为无穷矣。治平二年十二月日记。

臣闻忠臣虽在畎亩，不忘于君。而况备员近缀，名为谏官，虽居谴谪之地，犹分寄委之任，与夫畎亩疏远之人，岂不异哉？萧望之身虽补外，心在王室，亦微臣区区之志也。臣自夏得疾，久而未愈，因有陈奏，请就闲官，不俟引年，亦愿还政。盖不量力而忧国，徒一心而爱君，进不得用其言，退不得辞其禄，愤懑忧积，诚有所发。愿因邮入奏，少纾愚忠之万一。上动宸听，死生惟命。臣每闻中外论议，道路流传，朝政日务更张，圣躬鲜闻安静。人情不悦，致此者其必有以。臣闻政者君之所以藏身，本于天也。天有常道，殽以降命，日月星辰辉光于外，阴阳寒暑生杀以时。不见天之运动声气，而岁功自成，圣人所以藏于形迹，法天之常也。虞舜高拱岩廊，无为而民自化，得此之道也。周文翼翼小心，日中不食，隆杀之异者，劳佚之殊也。至于衡石量书，劳心或过，岂帝王之事哉？恭惟陛下性禀生知，才高天纵，识足以造几微，明足以洞幽隐，帝王之事业，古今之成败，宜得其要。而劳心焦思，常恐不及，似未臻于要道，岂圣功独运，而赞襄之力有所未至耶？臣闻开基之主，践履艰危，下顺人心，上当天意，建一事，立一法，传之子孙，期于无穷。思虑之宜，必得其详。守文之君，享其安佚，继志绍述之事，光昭丕承之业，日谨一日，此其务也。所以成王嗣位，述文武之道，休功盛烈，不敢专有其名。故《周颂》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思念先王之德，奉而行之，上天歆享，鬼神祐之。陛下求治诚切，运心太过。论议者不闻显扬先帝之盛事，争言制度不可用，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则士民无所信，相与是非，群情扰扰，莫之安也。陛下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诚可惜也。臣闻治天下者，审所尚而已。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今大臣不能遵守法度，以尊崇王室，小臣得以智计谋身，迎合时务。比来新进之人，朝奏暮召，小言一发，遂要大利。歙歙奔竞，唯恐其后。皆自谓不同世俗，乃曰贤人举事必立异，是非相反。谈兵者以起事攘夺为禦戎之策，言利者以牟歛朘削为惠民之术，罔上之论，率皆此类。一有攻其利害，随即黜逐，是特峻法，以固新令。将使士人，不敢公议。亏损盛德，莫大于此。甚者东南均输，昔张林尝献此术于汉朝，比下尚书通议，皆云非便。武帝不听，穷兵黩武，算及舟车，筦榷之禁，从而生焉。时值亢旱，下民皆曰烹桑弘羊天必雨，其怨可知尔。孝昭即位，霍光秉政，一切宽弛，群心翕然，史策书之，千古为是。自青苗息钱散行诸路，贷之甚重，取之甚薄，但施与未当，公私两损，徒起怨咨，万口一同。今又以五等民籍与坊郭户等第，僧道官户，例均役钱。废衙前，夺酒坊，以雇庸钱为名，其实笼利以入公府。诏令既下，人心震摇，以其会歛，殆无生意。诸路监司与提举官分行州郡，虽曰商量，盖示必行。官吏畏威惕息而不暇，谁复公言以究其利害？交相疑议，递成纷扰。平时十户之内，一二应役，则七八遂其休息。今徭役不得减省，阙空者助其资费，劳则均而未见其逸也。我朝著令一百馀年，富彊者供其力役，则贫寠者遂其安息。损有馀补不足者，正得术矣。生民悦戴，仁惠沦于骨髓。一旦更变，莫知所措。繇是言之，旧法无弊，新法未安。主议者不究利害，自未知信，欲下民悦从，不亦难乎？岂特妄作以生事，其实贾怨于天下也。孟子所谓国君欲利吾国，大夫欲利吾家，士庶人欲利吾身，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必图治，在仁义而已。董仲舒曰：「皇皇求仁义，而惟恐不足者君子也。皇皇求财利，而惟恐不足者小人也。未有仁而忘其亲者，未有义而不爱其君者」。小人见利忘义，焉有爱君之心哉？浅识者虑非及远，锐于改作，以要己利。古语曰：「利不十不变常，利不百不易业」。庶人犹戒其轻举，况天下之重乎？在《易》之《革》卦曰：「已日乃孚」，「利贞，悔亡」。言已日不孚，革不当也，悔吝生乎动，革而当，则其悔乃亡。又《恒》卦曰：「浚恒凶言，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处其初而浚恒求深，物无馀蕴，害正而无攸利也。且如总人谷者，莫重于三司；制国用者，必仰于冢宰。今一二大臣，制置三司条例，小官十数员，参议立法，三司主判，唯知奉行宰相，不言得失，脂韦于其间。书黄札而恬不为意，制令每下，人必惊骇。士议于朝，民怨于市，商贾谤于路。流于四夷，得无轻汉之意焉？比闻除司马光枢密副使，邹何御史里行，皆言条例害公之事固辞，乃罢成命。言职相继亦左迁，或居家去职，阖门待罪。臣寮言之甚众，陛下持之益坚。古人有云，臣专于君谓之不忠，子专于父谓之不孝。又如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人之主，不阿一人。今有专君之臣，如是中外忧愁。望陛下开悟，与正人讲图康济之术，不害饥啼而待哺，执热而俟濯也。臣切思之，专君必有制君之谋，用己必有利己之术。前世何尝无之，安危在所用尔。臣请以战国时前人事迹明之，以为祸乱之监。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恣雎命之，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勤俭，桎梏其身，可谓大缪」。韩非曰：「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陈说论理之臣开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王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明其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商鞅说秦变法，孝公恐天下议己，鞅曰：「民不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圣人茍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惑之，遂变秦法。李斯曰：「明申韩之术，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此谓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也」？四人者尚权诈，薄仁义，峻刑罚，重督责。厚歛以毒民，肆威以彊国。逢君之恶，唯利是视，当时亦自谓有功于国家。爱君纳忠，随而是者，非谄谀则畏惧，使庸主信惑，甘心所制，卒至于丧邦。奸谋若是，谓之无才，可乎？然本以周孔之道立身，攘取卿辅。及其得君，反用严酷申韩之法驭世，生灵忿怨，不免夷戮，家国并灭，其愚可知矣。且如汉平之世，王莽专事，外示谦恭，招延贤士，中藏深险，窥玩神器。以王寻、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典枢机，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并以才能置在显要。莽色厉而言方，每欲有为，讽其党而言之，终至倾覆。繇惑于偏听，不寤机诈，事权之重，朋党分挈，尾大不掉，势不得不然也。有以知大奸乘时，盗名器而至于窃国者，可胜数哉？履霜之坚，诚有渐也。且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处即安，置诸危处即危。陛下今当审措置之得失，奸邪盗弄威福，不可不察。如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阴阳，内正百执，外威四夷，岂一日可虚其位哉？一陈升之去元台，遂亦不补，是奸人有所觊觎。自青苗钱规利以来，言者相继得罪，主议者岂不知罪轻而谪重？乃固其法尔。弃灰于道，绳以深文，乃商君立法之意。今复见矣。向者御史一出，淮浙路二狱追扰，延累者不啻千人，又提举小使数十人，分布于外，名曰提举常平仓廪，其实廉察之职也。将恐狱讼由此而长，必使群臣百姓救过不给，则善人解体，忠臣结舌，人主孤立于上，而天下危矣。借若山泽之利，锥刀之末，笼之得术，取之无遗，宝货委积，府库充实，陛下不过营宫室，广嫔御，事燕游，丰赐予，锐甲兵，轻戎虏，适心快志而已，诚为乐也。顾尧禹勤俭，桎梏其身宜矣。与其藏于天下，孰为广乎？然天下之民尽利以遗之，未必束手而赴沟壑。一有怨起，啸聚山谷，悔将安及？且民犹水也，能载舟亦能覆舟，宁可忽耶？臣不识陛下信用险诈之言，力沮忠谠之议，虽小过而惮改，将遂非而不复，必以为帝王之举无过于此，而不当悛易，则仲虺戒成汤，不曰「用人惟己，改过不吝」。秦穆悔过自誓，孔子亦为称美。《易》曰「乾德不可为首」。盖不可更有尊刚故也。臣向忝风宪，尝奉顾问，谓之才者将欲大用，臣但举其艺能之优，未见其经济之略也。及朋党之势太盛，条例之权太重，以至得罪补外，经年以来，但闻朝廷议论纷纷，颇合前奏，陛下应亦记之。《书》云：「知人之难，尧舜其犹病诸」。翼奉曰：「治道之要，在知人之邪正。人诚向正，虽愚为用；若乃怀邪，智益为害」。夫人情莫不爱己，莫知爱己者，不知自爱也。今与之图治者，皆未试之人，为谋身希旨者过半。贾天下之怨，尽归圣躬，岂爱己之谓欤？臣窃以忠臣不避诛戮，故敢直谏。岂独恶生而欲死，异于人哉？盖遂其死，则足以成己之名；得其生，则成君纳善之美。是生死两得，断于前矣。所以区区敢言，不忘于君者，诚也。尚冀千虑之得，或有回天之幸。臣伏望陛下详览统业之事，洞究几深之理，法天所以成岁之功，为政所以藏身之固，高拱岩廊，广虞舜无为之化，念我皇祖推周成在疚之心，号令戒于未孚，言动谨乎过举，赏不及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图任老成之人，摈斥浮诡之论，罢制置条例之司，废诸路提举之职，明诏天下，厌慰群情，置器审安危之处，结民以忠信之实，薰陶庶汇，自然洽和，凝神清净，岂不休哉！经云：「富贵不利其身，所以能保其社稷」。盖守谨之至也，惟聪明察焉。臣迂阔之言，固不足取，敢冀周爰咨诹，识其当否？身膏斧钺，乃其分矣。冒犯宸扆，臣无任陨越。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于为文，是以未尝立论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归于至当，斯以为圣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议。此其不争为区区之论，以开是非之端，是以独得不废，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礼乐之主。夫子既没，诸子之欲为书以传于后世者，其意皆存乎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没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论。论立而争起。自孟子之后，至于荀卿、扬雄，皆务为相攻之说，其馀不足数者纷纭于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各持其私说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将惑之，而未知其所适从。奈何其弟子门人，又内自相攻而不决。千载之后，学者愈众，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欤？昔三子之争，起于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恶」。而扬子又曰：「人之性，善恶混」。孟子既已据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恶。人之性有善恶而已，二子既已据之，是以扬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恶混也。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则纷纷之说，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尝言性也，盖亦尝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论也。孟子之所谓性善者，皆出于其师子思之书。子思之书，皆圣人之微言笃论，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为言之名，举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论，昭昭乎自以为的于天下，使天下之过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为异论者，皆孟子之过也。若夫子思之论则不然，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圣人之道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是以天下无不可学。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学者不知其所穷。夫如是，则恻隐足以为仁，而仁不止于恻隐；羞恶足以为义，而义不止于羞恶。此不亦孟子之所以为性善之论欤？子思论圣人之道出于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论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此无以异者。而子思取必于圣人之道，孟子取必于天下之人。故夫后世之异议皆出于孟子。而子思之论，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后知子思之善为论也。

辙读书至于诸子百家纷纭同异之辩，后世工巧组绣钻研离析之学，盖尝喟然太息，以为圣人之道譬如山海薮泽之奥，人之入于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饱满，各自以为有馀，而无慕乎其外。今夫班输、共工旦而操斧斤以游其丛林，取其大者以为楹，小者以为桷，圆者以为轮，挺者以为轴，长者扰云霓，短者蔽牛马，大者拥丘陵，小者伏蓁莽，芟夷蹶取，皆自以为尽山林之奇怪矣。而猎夫鱼师结网聚饵，左强弓，右毒矢，陆攻则毙象犀，水伐则执鲛鮀，熊罴虎豹之皮毛，鼋龟犀兕之骨革，上尽飞鸟，下及走兽昆虫之类，纷纷籍籍，折翅捩足，鳞鬣委顿，纵横满前，肉登鼎俎，膏润砧几，皮革齿骨，披裂四出，被于器用。求珠之工，随侯夜光，间以颣玭，磊落的皪，充满其家。求金之工，辉赫晃荡，铿锵交戛，遍为天下冠冕佩带饮食之饰。此数者皆自以为能尽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终满而莫见其尽。昔者，夫子及其生而从之游者，盖三千馀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于其师。是以从之周旋奔走，逐于宋、鲁，饥饿于陈、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诚有得乎尔也。盖颜渊见于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贡、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于邽巽、孔忠、公西舆、公西箴，此数子者门人之下第者也，窃窥于道德之光华，而有闻于议论之末，皆以自得于一世。其后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讲之不详，乃窃以为虚无淡泊之说。而吴起、禽滑氂之类又以猖狂于战国。盖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后之人得其遗波馀泽者，至于如此。而杨朱、墨翟、庄周、邹衍、田骈、慎到、韩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见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乱，譬如陷于大泽之陂，荆榛棘茨，蹊𨆏灭绝，求以自致于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蒺藜，蹈崖谷，崎岖缭绕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为己之得之也。辙尝怪古之圣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经。六经之说皆微见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见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纷纷至此而不可执也。今夫《易》者，圣人之所以尽天下刚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惧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际，以教天下之趋利避害，盖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说者，王氏、韩氏至以老子之虚无，京房、焦贡至以阴阳灾异之数。言《诗》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乐之际，极欢极戚而不违于道，而言五际子午卯酉之事。言《书》者不言其君臣之欢，吁俞嗟叹，有以深感天下，而论其《费誓》、《秦誓》之不当作也。夫孔子岂不知后世之至此极欤？其意以为后之学者无所据依感发以自尽其才，是以设为六经而使之求之，盖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为明著其说，使天下各以其所长而求之，故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而子贡亦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智，大者推明其大而不遗其小，小者乐致其小以自附于大，各因其才而尽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则天下将有终身于其说而无倦者矣。至于后世不明其意，患乎异说之多而学者之难明也，于是举圣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传疏之学横放于天下，由是学者愈怠而圣人之说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说者之异同，得以纵观博览而辨其是非，论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后至于微密之际，则讲之当益深，守之当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辙之始学也，得一书伏而读之，不求其传，而惟其书之知。求之而莫得，则反覆而思之。至于终日而莫见，而后退而求其传。何者？惧其入于心之易，而守之不坚也。及既长，乃观百家之书，从横颠倒，可喜可愕，无所不读，泛然无所适从。盖晚而读《孟子》，而后遍观乎百家而不乱也。而世之言者曰：学者不可以读天下之杂说，不幸而见之，则小道异术将乘间而入于其中。虽杨雄尚然，曰吾不观非圣之书。以为世之贤人所以自养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当出而置之于纷华杂扰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谓知道者，邪词入之而不能荡，诐词犯之而不能诈，爵禄不能使之骄，贫贱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闭于闺闼之中，兀然颓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谓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是君子之所不为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连降志而辱身，言中伦，行中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而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为，而不弃于孔子，此孟子所谓孔子集大成者也。至于孟子恶乡原之败俗，而知于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于天下，而知颜氏子自乐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诸侯其所取之为盗，而知王者之不必尽诛也；知贤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为义也。故士之言学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今辙山林之匹夫，其才术技艺无以大过于中人，而何敢自附于孟子？然其所以泛观天下之异说，三代以来兴亡治乱之际，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盖其学出于孟子而不可诬也。今年春，天子将求直言之士，而辙适来调官京师，舍人杨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荐之，俾与明诏之末。伏惟执事方今之伟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业之所服，声华之所耀，孰不欲一见以效薄技于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从中而下，则执事亦既见之矣，是以不敢复以为献。姑述其所以为学之道，而执事试观焉（《栾城集》卷二二。又见《文编》卷四八，《文章辨体汇选》卷二二八，《文翰类选大成》卷一二一，《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卷二八八。）。

「不为明著其说」，宋戊本作「不为明言，而意之所向」。

古之世，有不去商纣之虐君，以从周武之圣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称为仁，孟子称为圣，不在乎学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爱刳身戮尸之患，以求尽忠极节于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称为仁，孟子称为贤，不在乎学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爱将军之印，不愿万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义，而求自附于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无孔子、孟子之称，而其名亦不获自附于伯夷、比干焉，学者亦不可不道也。当燕人之破齐，齐王走莒也，临菑之地，汶篁之疆，为齐者无几也。齐之臣，平居腰黄金，结紫绶，论议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顾鸟窜，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则屈而降，无一人为其君出身抗贼，以全齐者。方是时，王蠋，齐之布衣也，积德累行，退耕于野，口未尝食君之粟，身未尝衣君之帛，独以谓生于齐国，世为齐民，则当死于齐君。乃奋身守大节，守区区之画邑，以待燕人。燕人亦为之却三十里，不敢近。其后燕将畏蠋之贤，念蠋之在而齐之卒不灭也，数为甘言啖之曰：「我将以子为将，封子以万家。不者屠尽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国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诱之以将，是助桀为虐也。与其无义而生，固不若烹」。乃经其头于木枝，自奋绝脰而死。士大夫闻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义不北面于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于是乃相与迎襄王于莒，而齐之残民始感义奋发，闭城坚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数战不亡。而田单卒能因其民心，奋其智谋，却数万之众，复七十馀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读《史记》至此，未尝不为蠋废书而泣，以谓推蠋之志，足以无憾于天，无怍于人，无歉于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当特书之，屡书之，以破万世乱臣贼子之心，奈何反不为蠋立传？其当时事迹，乃微见于田单之传尾，使蠋之名仅存以不失。传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聂政、荆轲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奋然不顾，以报一言一饭之德，非有君臣之雠，而怀匕首，袖铁椎，白日杀人，以丧七尺之躯者，太史公犹以其有义也，而为之立传，以见后世，后世亦从而服之，曰「壮士」。苏秦、张仪、陈轸、犀首，左右卖国以取容，非有死国死君之行，朝为楚卿，暮为秦相，不以慊于心，太史公犹以其善说也，而为之立传，以见后世，后世亦从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韩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学也，犹以原道德而附之《老聃》。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环渊、驺奭之徒，迂阔之士也，犹以为多学而附之《孟子》。然则世有杀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独不当传之，以附于《伯夷》之后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于正君臣，严父子。使当时君臣正，父子严，则《春秋》不作矣。后世愚夫庸妇，一言一行近似者，皆当笔之《春秋》，况夫卓然有补世教者，得无特书之，屡书之乎？此予所以为太史公惜也。

古之世，有不去商纣之虐君以从周武之圣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称为仁，孟子称为圣，不在乎学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爱刳身戮尸之患，以求尽忠极节于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称为仁，孟子称为贤，不在乎学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爱将军之印，不顾万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义，而求自附于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无孔子、孟子之称，而其名亦不获自附于伯夷、比干焉，学者不可不道也。当燕之破齐，齐王走莒也，临菑之地，汶篁之疆，为齐者无几也。齐之臣平居腰黄金、结紫绶，论议人主之前者，一日狼顾鸟视，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则屈而降，无一人为其君出身抗贼以全齐者。方是时，王蠋齐之布衣也，积仁洁行，退耕于野，口未尝食君之粟，身未尝衣君之帛，独以谓生于齐国，世为齐民，则当死于齐君，乃奋身守大义，以区区之画邑以待燕人，燕人亦为之却三十里，不敢迎。其后燕将军畏蠋之贤，念蠋之在而齐之不灭也，数为甘言啖之，曰：「我将以子为将，封子以万家，不者，屠画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国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诱之以将，是助桀为虐也。与其无义而生，故不若烹」。乃经其头于木枝，自奋绝脰而死。士大夫闻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义不北面于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于是，乃相与迎襄王于莒，而齐之残民始感义奋发，闭城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数战不亡，而田单卒能因其民心，奋其智谋，却数万之众，复七十馀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读《史记》，至此未尝不为蠋废书而泣，以谓推蠋之志，足以无憾于天，无怍于人，无歉于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当特书之、屡书之，以破万世乱臣贼子之心，奈何反不为蠋立传？其当时事迹，乃微见于田单之传尾，使蠋之名仅足以不失传，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聂政、荆卿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奋然不顾，以报一言一饭之德，非有君臣之雠，而怀匕首、袖铁椎，白日杀人，以丧七尺之躯者，太史公犹以其有义也，而为之立传，以见后世，后世亦从而服之，曰「壮士」。苏秦、张仪、陈轸、犀首左右卖国以取容，非有死国死君之行，朝为楚卿，暮为秦相，不以慊于心，太史公犹以其辩智也，而为之立传，以见后世，后世亦从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韩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学也，犹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驺衍、田骈、慎到、接子环、驺奭之徒，迂阔之士也，犹以为多学而附之孟子。然则世有杀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独不当传之以附于伯夷之后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于正君臣、严父子。使当时君臣正、父子严，则《春秋》不作矣！后世愚夫庸妇，一言一行近似者，皆当笔之《春秋》，况夫卓然有补世教者，得无特书之、屡书之乎！此予所以为太史公惜也。

说之启：老罢尝谓学而不思者，不足以为学，而适足以为罔；彼思而不学者，亦不足以思称，而徒殆耳。二者何不兼修并进乎？如不得已，二者孰重？盖学为重，则善学者必精思，如不已于行者，必图所济。苟徒思而幸得之，则不顾学矣。如世富贵，动如所欲，岂服稼穑艰难哉？夫子固以身为众人率也，其言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可谓勤矣，而卒无益，不如学之益我也。有思涉者，当益之以舟航。若曰一岁之思不如一日之学也。其后子夏得此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之，曰仁。又其后子思得此道，博学之则审问之。而后慎思之则明辨之，终以笃行之。或曰：尧之文思奈何？曰：子以尧之思真与凡厥庶民五事之思同乎？先儒不曰尧道德纯备而谓之思乎？盖即其巍巍荡荡而云尔。足下不鄙，袖书屈临，辞彩焜耀，驰骛出入，若止而不止，有馀力焉。疑《论语》四科不当遗子游，斥子我之预祸，子贡之构乱，因小乎太史公。足下有思则劳矣，然足下未劳乎学也。四科之疑，柳子厚辩之矣。上无「子曰」二字，下于弟子字而不名，远遗乎曾子、有子、南宫括、宓子贱之类多矣，其他可置而不言也。阚止子我，乱乎宰予子我，则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辩之矣。子贡一出，而五国有变，则本朝诸公辩之者多矣。足下何不于斯以学焉？足下于太史公书尤似未之学也。大抵怀大德者不知有小怨，太史公首变编年之制，创为帝纪、表、书、世家、列传，后之作者莫之或改。世家首之以吴太伯，列传首之以伯夷，贵让也。《书》首乎尧舜，《春秋》首乎鲁隐公，《诗》首乎二南，皆以让德倡天下，万世之治道也。夫子旅人，而参乎诸侯之世家。老子之学，自汉兴之初，先乎儒学以兴，乃与庄周、申不害、韩非，传于管、晏之后。项羽与汉不并立者，乃不没其实，与汉同纪而先之。其大德如此，而藁草未成就，参差抵牾之小怨，可恕不恕乎？又乌睹所谓先黄老而后六经乎？敢并为足下谢。羁旅无聊，旧学素不深，况又荒落于胡尘中，足下幸察。二月十六日，说之启上。

甚哉，义之与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备，而或毫发之愆者，亦不足以为义焉。故君子以是为质，和顺道德之后，乃可与言先儒之训曰「宜」，以视凿枘之不相为用，而须臾必守也。或曰：义者制也，以忍为义德，是申不害鼻大可小之论，将流而入于刑，近于利矣。

问：圣人既没，诸子坌兴，各骋其智，裂道德之全以自师承而名家焉。其书犹存，其迹可考。杨朱荡而不法，墨翟俭而废礼，韩非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宋钘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到蔽于法而不知贤，申不害蔽于势而不知智，惠施蔽于辞而不知实。其于道德，譬犹紫之于朱，莠之于苗，郑声之于雅乐。世之学者，苟其智不足以判邪正于疑似之间，则未有不读其书，随其所喜，沦胥以败而莫之止也，其害岂胜计哉？朝廷患之，比诏有司严为禁令，以限天下学者之习，过汉武之举远矣。且昔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孟子乃诸君子之所愿学者也。今圣王在上，以道德为学者师，且晓然判其邪正，固非孟子之时所能拟伦。而诸君之于诸子，亦无事乎辟之也。设欲辟之，其以何辞乎？扬子曰「众言殽乱则折诸圣」，以诸子折之于圣人，其失各安在乎？太史公又以谓名家之学，各有不可废者，是果然邪？抑其缪乎？幸并陈之，庶几自比于孟子之意。

某窃尝观自古治乱之势，皆本其风俗之所趋；而风俗所趋，系其当世士大夫之所养。盖三代忠质文之变穷而王泽微，小道私智，各得乘其时以骋其所欲。至于民之迷溺已深，则后世兴者，虽有善教，不能合其已散。况五方土物之异尚，山川风气之异产者哉！是故荡然高谈，放形遗世，率天下而矫之者，庄周、列禦寇也。严刑名，械礼法，刻核太至，以生天下不肖之心者，韩非、申不害也。谲辞诡辩，扼诸侯祸福之权，制其纵横之命，以市己欲者，苏秦、张仪也。激昂感概，许死不顾，以报一日之恩，而反速人以灭亡者，荆轲、聂政也。荣虚名，尚高节，深遁远举，以邀王侯之执鞭，而终无益于世乱者，此东汉之学士儒生也。清谈终日，守虚无淡薄以当天下兵甲之冲，而卒抵败亡者，晋之公卿大夫也。失先王道德行以待后，而至于此风，亦已极矣。欲其风俗之不弊，其可得乎？是故魏以褊而趋俭啬，曹以奢而近机巧，鲁以弱而少文，燕以健而少虑，齐之险诈，晋之危乱，荆之诬，楚之剽，亦无所不至矣。自新政流行，惇允儒旧，以辅世化，先生君子敦大明伟之光相映于天下，长厚和乐之风一乎四海，而明公尤以长厚文雅独称于此时，其选任宜有天下之先望也。故二蜀惟西南，外险而内平，其名山豪重而秀发，其流水清宛而渊明，其俗文而仁，柔而近奢，然壤狄而民繁，情文厚而地产殚，故其民思深而虑危，利胜而竞智；及其弊也，浮巧而多偷。此朝廷所以属二川之使于明公也。然自台节按蜀以来将期年，未尝责人骄竞，而日教之以敦厚也。然蜀之士民无贤愚，皆曰晏公今世长厚君子也，相率而化之，不敢犯其所不欲焉。夫明公独何为而至此哉？盖传曰「惟有德者能以宽服人」，则柳下惠得圣人之和，虽百世之后，闻其风者，薄夫敦，鄙夫宽，然后知君子所以不劳而服天下后世者，贵其有德也。且昔刘晏制天下财利以佐军兴，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数十年间，唐室再造，晏与有力焉，此其功非不伟也。然至于致封山绝道之贡以争奉朝廷之私，厚赂多口以沽一时之誉，人或讥其任小数，故后世清议亦多其功而略其德焉。然则德之能胜于世亦久矣。某西南之鄙人，世绪羁苦，无所赖以为生，自信力学，守区区之义以俟有德者而归，年逾强仕而无所遇，居未有家，扶老携幼以寓僧舍者，逮今十有五年矣。然忽忽自思古之人，盖有处乱世而无所依，叹大臣之不用仁心，而不得饮食教载以安其生，至有思得君子以事之而不可见者。较于今太平假乐之盛，而复会仁者在高位，既与蜀人饮醇酒，咏清风，歛其馀溢以传之子孙，而它日复得备趋走于庭下，此孟子所谓，况亲炙之者，其幸于古人亦已多矣。然尚冀明公怜其生平而录之。

周室衰，中国有圣人焉，体道而在下，穷神尽变，莫知所终。盖尝著书九九篇，以贻后世，其指远，其意微，世之人罕能知。况其所以官天地，府万物，澹然独与神明居，岂得而窥之？自汉司马迁、班固号称大儒，皆小智自私，溺于流俗蹇浅之见。迁作传则同于韩非、申不害之徒；固叙《古今人表》，以为第四等，列于游、夏之后，盖历岁千数百矣。朕万机之暇，既读其书，赜其指意之所归，为之训解；间阅史氏，尤惜其序次之不伦，慨然于怀。岂天之将兴斯文欤！表而扬之，实在今日。《史记·老子传》升于列传之首，自为一帙；《前汉·古今表》叙列于上圣，其旧本并行改正。昨所注《道德经》，可规仿唐制，命大臣分章句书写，刻石于在京神霄玉清万寿宫，以垂无穷。究观老氏深原道德之本，而黜太甚繁饰之华，盖将救文之弊，使天下毋失其朴，举复于无为恬淡之真。帝皇之治，何以越此？朕甚慕之。注经尊教，设科作宫，所以示钦崇之旨。布告天下，咸谕兹意。

问：太史公作《史记》，采古今名臣贤士列而传者凡七十焉。其共列之人，必臭味之同者，如管仲、晏子以佐主之迹同，孙武、吴起以论兵之术同，樗里、甘茂以智略同，范睢、蔡泽以其谈辩同，仲尼弟子学术同也，屈原、贾生风骚同也，万石、张叔谨厚同也。凡传而同之者，必其类之相近焉。然亦有不宜同而同者，使学者不能无惑。其为老子传也，与庄周同宜矣，而乃列申不害、韩非于其中。申、韩之术至残忍惨酷也，其可与深于道德者同耶？其为孟子传也，与荀卿同宜矣，而乃列邹衍、淳于髡于其间。以衍之迂诞、髡之滑稽，正儒者之罪人也，其可与主盟仁义者同耶？谓迁不精于选择，则彼之同者何是？谓迁不妄于条例，则此之同者何乖？岂偶得于彼而有失于此耶，抑识见不明，曾珷玞美玉之不辩耶？不然，其不同而同之，必有深意乎？其间不可不熟究而详辩也。

某启乐君足下：古者居是邦，其所事之也，必其贤者焉。其有问也，或曰孝，或曰仁，或曰政，外于是而问则未之有矣。嗟乎？仆不得而见于斯也。凡有求谒仆者，非知仆果为贤而事之也；其有问者，亦不于孝于仁于政之及也。其意若曰：「其势力足援也，将从之而求所欲焉」。故地大则附者众，位高则誉者来。足下今日独怀其所论毛公诗者以见于仆，足下抑有志于古者欤？何其与今戾也？仆既嘉其志，将因其志以论其学，谓亦好古者欤？披其卷而读之，乃自谓「其少也惟古之学。目穷于所见，耳屈于所闻，心悸于所知，而无所得。已而弃所学以求诸己，若有知焉。殆如从诸影而后形得，从诸响而后声得，从诸梦而后觉得，从诸幻而后真得」。仆于是置卷而叹，足下何为斯言也？因恨魏以来一经之师与博士之家法始亡，士乃不知所承，而自以其意求之也。夫世所谓老聃、庄周之书，在汉时，学者不传。太史公顾比之韩非、申不害之徒，同诸刑名家立传尔。始自王辅嗣好其书，既自为解说于《道德经》者，而又取之以汩吾圣人之《易》。其流风被于司马氏之晋，而支道林辈出，复附益其浮屠氏之言，则益漫澜矣。后之学者遂陷溺于其中，非止足下也。《易》、《诗》、《书》《、春秋》、《礼》、《乐》云者，率性之具也，舍是而能率其性者，非吾所谓性也。吾夫子盖尝问礼于老聃，聃之学本亦自是而入者也。足下谓风雅颂之为别，季札能知之，孔子岂不圣矣乎？其官名必待于郯子、商羊之辩，必得于童子之谣，季札于诗，岂无所自而知之哉？风雅颂所以为风雅颂，前乎国史以著之，后乎孔子以次之，宜亦考其得失，与夫政之所由废兴，不必更议夫何以为风、为雅、为颂于其间可也。如论诗之作，其志有浅深，有小大，有高卑，有远近，则不若蔽之曰「思无邪」。凡三百五篇，其箴而刺者可以戒，美而颂者可以法矣。今日顿尔寒甚，其风直使人悽憯，勉强作此答，不究一二。不宣。

修德之说，但云主上忧勤恭俭，非不修德，然而上而天心未豫，下而人心未和，凡所欲为，多不响应，疑于修德之实有未至焉。盖修德之实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声色货利之娱，宫室观游之侈也，但存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祗惧之心以畏天，扩宽宏之度以尽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己同，不徇偏见而谓众无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于近利而昧于远猷，出入起居，发号施令，念兹在兹，不敢忘怠，而又择端人正士刚明忠直、能尽言极谏者，朝夕与居左右，不使近习便利捷给之人得以窥伺间隙，承迎指意，污染气习，惑乱聪明，务使此心虚明广大，平正中和，表里洞然，无一豪私意之累，然后为德之修，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为，无不如志。陛下自省于是数者，其心有得于中乎？其方从事于此而有未至乎？其无乃谓此无益而正背驰乎？一有不合乎此，则臣恐所谓修德之实者有所未至也。

恢复之形一段，切中今日之病。前日签帖更定数语，非是欲苟全正论，盖只此豪釐之间，便是人欲、天理同行异情处，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也。夫内修自治，本是吾事所当为，非欲与人为敌然后为之。而为之之道，必急其实而缓其名，必以深厚渊塞为务，而不为浮薄浅露之态，然后可以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为畏泄其机而固为是不可测也。若谓姑为纯正之论，而其实必用机心、扶阴谋然后可，则是心迹乖离，内外判析，孔子读而仪秦行矣。彼管仲、商君、吴起、申不害非无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于圣人之门者，正在于此。愿明者之熟察之也。

王政之坏，非一人之力；及其复之也，亦非一人之功。夫暑者，阳之盛也；寒者，阴之极也；阳之复也，不能为暑而能听于寒。几死之能生也，其于平日之膏粱，非恶之也，苟欲生之，曾不如淖糜药石之为美也。天下之士，理经援古，皆欲一举而尽复三代之治，其意非不善也；其言之也遽，其为之也略，不植其本而求艺其末，上不为时君之所信，下不为愚民之所安，此其所以久而无成者也。王政之坏久矣，其始出于管仲。管仲非好变先王之法也，以诸侯之资而欲为天子，无辅周之义而欲收天下之功，则其势不得不变先王之法而自为。然而礼义廉耻足以维其国家，出令顺于民心，而信之所在不以利易，是亦何以异于先王之意者！惟其取必于民而不取必于身，求详于法而不求详于道，以利为实，以义为名，人主之行虽若桀、纣，操得其要而伯王可致。此其大较而已矣。昔者先王畏兵之为祸也，是故多其节目而为之法制，使之可以自卫而无以求胜，繁重委曲而不能深晓其义。盖以为吾之仁义行于其间，而讨除天下不仁不义之人，而何忧知利之为患也，是故放绝屏远而不言。其言者，明之以不齿之罚，使虽酒食之微而皆不得以自肆。故其上下习为辞逊而不可争，以为如是而天下之大利何求而不成。夫此二者，先王治天下之大权也。故凡为管仲之术者，导利之端，启兵之源，济之以贪，行之以诈，而天下之乱益起而不息。若咎犯、先轸之于晋，范蠡、大夫种之于越，孙武、吴起、申不害各于其所辅相之国，讲明其说而增益其意。数百年之间，先王之政，隳坏亡灭，至于商鞅破井田，立槩量，李斯废封建，燔诗书，而后荡极而无遗。盖王政之坏，始于管仲而成于鞅、斯。悲夫！天下之才，未有过于管仲者也，皆不若仲而已矣；皆不若仲，则皆师其故智而拾其遗说。然其所以使后世廓然大变于三代者，岂其一人之力也？治变而世变，世变而俗成。然则后世之事，有望管仲而不可及者矣，而况于三代乎！若桑弘羊之于汉，直聚敛而已耳，此则管仲、商鞅之所不忍为也。盖至于唐之衰，取民之具无所不尽，则又有弘羊之所不忍为者焉。然则居今之世，理经援古，欲一举而尽复三代之治者，以寒致暑而进病者于膏粱，不知其不能食而继之以死也，而何以为之哉！其欲为之者，植之有本，复之有渐，因今之弊政而行之，足以为之兆也。其继益久，其变益狎，将有待于后，则其复者固非一人之功也。虽然，可谓难矣。圣人不千岁而一起，圣人不继世而皆遇，夫安得而俟焉！以陋俗而激高论，指王政而为迂学，终不合矣。故具论其意，使学者得详焉。噫！其毋以为空言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