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向闻开封府司勘盖渐公事，户曹施珣初言干涉臣子弟。缘臣旧曾荐举，欲乞回避。兼士曹王谨术尝与人言，府官本意欲从盖渐及僧奉召求张商英之罪，复从此数人推及臣与蔡京。又司录陈厚亦言「蔡京受渐钱百千」，并言「事连贵要近臣，不可不治」。乃至称说王震亲得圣语，传言吏人郦宝，使人穷究。物论腾播，骇于众闻。今来盖渐等案内，并不见有上件事节，未晓所以。若臣之子弟果于渐事有所干预，则法自贵者始，所当先治，岂以臣故为之隐讳挠法？审或无之，未委施珣何故辄欲回避？恐出于陈厚等。陈厚初时胁致囚语，有中伤臣之心。臣备位宰臣，而为群小结架如此，若不根治，恐小人阴相交通，愈肆奸险，倾摇国事，无所不至。欲望特赐选官，依公尽理，根究施行。

雍王颢、曹王頵乞建外邸，十馀年中已数十奏。虽数以朔望入侍宝慈宫非便，谕止之，而确然坚请不已。皇太后近亦屡以为言。且命如其请，宜依所乞，令学士院降诏宣谕，仍令有司度地以闻。

臣晁补之谨斋戒择日，昧死上书皇帝陛下：臣穷年抱经，志愿局促，绿衣纻絮，多学无益。窃甘野人自曝之温，辄昧广厦重裘之燠。退无尸祝尊俎之位，进干庖人操刀之职。不计僭越，冒言天下之事，陛下赦其狂瞽，而矜其市井草莽有介然之心，一赐察省，天下幸甚！天下之治，莫大于制礼作乐。而臣之愚，以谓二事有在于施设之后者。其所先举者以定，天下晏然，则礼不制而备，乐不作而洽。凡此所缺，特北胡一事而已。臣思之至深，以谓陛下神道设教，纪纲既正，天下大定，燕居而高拱，百工安职，四民乐业矣，而不能无一朝之事，或经圣虑者，庶几在此。乃臣之狂瞽而深思所至，有取万一，则臣区区穷年抱经，志愿局促，犹不为绿衣纻絮、多学无益。夫岂惟天下幸甚，臣之师教臣亦若此也。北胡猖狂，敢冒故疆，使天下百年有为，兵不得藏。今四野肃清，边不告遽，而缙绅先生、四方寒士，或北首愤悱、争道利害者，非愿于太平无为之时生事觅功，特以中国之地、前王之旧，有未复而已。献言陈计者，踵相接于国，陛下优而容之，如假种借耕，久贷不偿，亦不以券责，岂非周慎再思、万举万全，以谓「将欲取之，必固予之」，不欲以所重试所轻哉！内治未具，不遑外忧；心腹既宁，手足当治。以今准昔，莫利此时。置而不念，何以异夫宿雨坳池、科斗所泳，不以时去，设不害事而蛙黾日暄，乃臣之所愿为陛下深思者。特曰：以中国之师，责中国之地，得地而师解，不为无名。如此而已。陛下知兵之道愈于黄帝，复古之功过于宣王，披图在目，长想远虑，则穷发龙堆，蝼蚁藏情，不待前箸。而臣私忧过计、窃不自揆，忘己之愚，不敢胶柱鼓瑟、御马以书。陛下一发天光，使得竭忠，则言而有罪，非臣所敢避也。夫北胡之盛，莫盛汉唐。而所以制胡，亦汉唐为得。三王以前，事则经见，战国之际，人自为防，遍举悉数，则孰与四库之书终始为备，百执之谋同异致详，故臣辄皆置而不论，论汉唐之所以制其彊者。其彊可制，则方其弱时不论可知。汉病匈奴，唐病突厥，至于畿内鸣镝，渭桥按辔，后宫辱于毡裘，宗室降于绝域，其形如此之逼也。然而列五单于，灭两突厥，擒回纥，制延陀，漠南塞北皆汉之赋，卢龙、松漠皆唐之府。臣深思至此，然后知北胡之盛虽莫盛汉唐，而所以制胡，亦汉唐为得也。冒顿、乌维，力足以弊汉，而武帝雄才，数战不倦。匈奴绝幕，自以汉不能至，而汉率二三岁一出，或二千里不见一人，故匈奴至于孕重堕殰，罢极苦之。夫搏鼠当庭，善遁易失；灌垣熏穴，则生无聊赖。故欲战在我，则不欲战在敌，此其情自昔然也。颉利、突利，进如飙风，而太宗知兵善战，虏在其术中而不悟。两阵驰语，二主坐携，六骑临水，群酋夺魄灵朔之境，曰：「我将灭之」！命有司更所与书为诏若敕。思摩孱懦，至感恩流涕，愿为一犬守吠北门，盖五十年无突厥患。臣尝壮二主，以谓得一时之权。置三王之事，则汉唐之事犹在中策，何遽无策乎！今臣又计之：耶律虽桀骜，其彊亦未有以过匈奴、突厥者。陛下神武不杀，高越前世，制之得术，可使绕指，惟上之命，何至越百馀年而不暇营哉！臣请为陛下言契丹可取之形五：古者，北胡无大君长，种落部族不相统摄，捽搏斗击，彊者为制，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胜不相推，败不相爱，尺地一民，不自保而有也。无城郭邑居，故其民迁徙难制；无耕田作业，故其人食足不劳；无文书约束，故其人一而易使；无营阵行伍，故其人战自趋利。彼以其智力之全，不治四者，而一之于鞍马射猎。中国亦以其智力杂治四者，日夜不息，而以应戎狄之至闲，故其自视，常以无法胜中国。利则乌合，噪而从人；不利则云散四去，欲追无所。自冒顿尽有北垂之地，胡人始不安其旧而有侈心，尺地一民，皆欲保而有之，不能去也。其后，卫律教单于穿井筑城，治楼以藏粟，或者以谓胡不能守。降及唐世，尤以合中国之好为重，至佩印绶，服爵命，废一置一，皆决于朝廷。亡虏之在中国者，或乐而忘归，胡人自是益杂中国之俗。乃臣以今料之，则卢龙、范阳中国故地，又非特如此而已。城郭邑居、耕田作业、文书约束、营阵行伍，四者皆因汉俗，而胡无一焉。杂处而交，治欲其胥，而胡不知彊勉之难堪。此其可取之形一也。冒顿、乌维，伊种皆席匈奴之始彊，能以其力为中国患。武帝中年力尽于北胡，而朔方之患无岁无之。然匈奴卒不能踰塞而南，以有汉尺寸之地；而阴山草木茂盛，单于之所依阻者，汉辄夺焉，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颉利、突利、延陀之兵，皆号精悍，数入寇唐。一旦至渭上、薄畿内，唐亦以其南征北伐之馀，力完不弊，日削月剥，至夺之地而隶都护府，不敢辄怨。盖未有坦然肆志，窟宅中国之地、臧获诸夏之民如耶律之侈者。臣尝计之：其君亦非有冒顿、颉利等辈沉毅雄勇之姿，阿保谨特有天命，而德光之暴，以谓晋之立自我，晋亦不胜其德而屈之。骄子不制，日益侈大，割地弗厌，至践中国。此如黔中之驴，土所不产，方其一鸣，虎为远遁，而其技止此，亦足悲也。夫人之情，胜则骄，骄则不自彊。乘秋未霜，则水滨之腐草犹足以争明于阴夜；天寒既至，万物将肃，则莫或使之一夕而零，其理然也。璟与明与贤，皆柔懦不事事。隆绪称多谋，不能复振焉。宗真好乐，两母争权，至内相残。当是时，皆有可乘之隙而中国不取，迄于今四十年。彼其君苟非有过人之才，臣知今日之治与璟、明、宗真未大异也。夫知敌之主、知敌之将，则每战不殆。彼曲我直，我整彼乱，此其可取之形二也。石氏之割地，当其需人之力，制命在外，无以异于晋惠公河外之列城买人而已。无积仁累义之资，一朝而有天下，举天下之大，偲偲然常恐其不能守，何暇重割地哉！穷室之人，骤获千金，不能经营，贩夫孺子皆得以起而制其弊。富家巨室，力足以仁其四邻，则四邻之外所衣食者犹我有也，尚谁得而啬之哉！石氏既亡，京师不守，中国为之一虚。当时人君，内忧其腹心，外病其四邻，中国狼顾自救之不暇，故胡人得以窃计其不及图己，而跳踉虚喝，求以坚中国不动之心。至于柴周，天下小定，以其享国之日浅，乃能用一朝之议，一战而胜，以复三关。由是言之，胡虽彊，中国虽积衰之绪，犹足以胜之，况治朝哉！耶律明时，胡已浸盛。柴周之取三关，盖人有告之者，曰：「此本汉地，何惜之有」？然则彼其平居骜然不顾，跳踉虚喝，岂固敢吝其非己有之分，为所常守之资哉？求以坚中国不动之心而已。今国家百年太平，而陛下神武不杀，高越前古，心有所怀，威动万里。柴周叔世，臣岂敢议？然以今天下言之，运偶圣人，时在千一，富万柴周，力万柴周，将贤则万柴周，士勇则万柴周，断而必行，鬼神且避，以慑小寇，势易破竹。此其可取之形三也。太祖龙兴，不折一矢，不驰一马，而有天下，天下稽颡而称臣，五国委命而下吏。夏商之兴，莫若此之捷也。当是时，举中国之兵十二万而已。太宗皇帝继以神武之资，经营四方，至于大定。并、汾之讨，师久于外，虽迄奏功，然仓廪之羡、士卒之锐，殚惫于河东。太宗为社稷长虑，慨然太息，有恢复心。士不弛弓，马不解勒，倍道兼行，越数百里。一日出塞，金鼓之声如在天上，虏不素备，而燕城遂围，分军收城，所向辄靡，天下以谓遂无胡矣。幽燕之人，老弱登埤而望，乘舆无意复战。虏之计，自谓力不足抗，乃为先声，张言兵至号五十万。太宗重爱民命，不肯以力服虏，欲退脩德以怀之。而师久翱翔，士马南首，亦有怠意，几举而舍。燕既释围，而诸将所下，辄复为胡。盖臣闻之，城中有谋执其帅而降者，王师既还，莫不泣下。虽然，胡人自是始有疑中国之心。四方已定，中国厌兵。景德之役，乘中国不虞，大举来寇。章圣北巡，天意助顺，彍弩窃发，遂陨达览。虏相顾自失，屈首请命，亦无复斗志。当时之议，以谓乘胜席卷，两翼遮前，大军从后，可使无遗噍。而天子嘉其既服，亦弃不戮，虏始痛自惩艾，以谓中国不可得而侮也。夫太宗以收并、汾之馀力，计议无素，仓卒北狩，然而一举几复。章圣以寇出不虞，至犯辅郡，出师逆击，然而一战遂却。况今陛下席祖宗积累之旧，虏不加彊，而中国之盛则倍前日，肉食之谋，刍荛之言，垂数十年，已审已备，计成而动，何虑不获！此其可取之形四也。太祖神武，有希世之谋，御将训兵，临机料敌，出人意表，举天下之众，宰制役使，如视婴儿。尝谓：「胡人之众不过二十万。吾以十缣购一胡，二百万缣足矣」。以太祖神武，左右之将不减卫、霍，灭越、灭吴、灭江南、灭蜀、灭河东。天下已安，四方之金帛充于内府。士卒平居无事，奕博超距，志意无所骋。当是时，中国特不举，设有为，虏孰能禦之者！天下百年无水旱兵革，法度致脩，人物阜安，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山积水委，汉唐所无，则成太祖之志，臣以谓固在于今日。陛下建学设科，使为士者知兵；颁教立法，使为兵者知战。十有馀年，墯慢疲软之气既复拯矣，而坚甲利兵羡于四边，偏州小戍不移而具。臣窃以北道三数者言之：通都要路，一库之藏足以衣被十万，况济之以大司马之备也。骠骑西征，艑师南略，河隍六城、交州九郡归命内附，而飞挽之烦不及于边民，此其美，古未有也。举事动众，宜百日之费者，今千日之费不忧乏；宜百金之赏者，今千金之赏不忧匮。盖非徒以厚费重赏为得也，要以为前世之所不为者，知今日之能为之而已。顺流建瓴，如风靡草，以临不加彊之虏，此其可取之形五也。兵法曰：「形，兵之极」。陛下亦既知形，则不图而何待？臣请为陛下言所以入胡之策。夫欲兴大事，所病者兵不众、食不充。天下之言者必曰：「举二十万众，度百日粮，鸣鼓而攻之，以临不加彊之虏，如孟贲之战婴儿，何往而不可入」！而臣独计，以谓非胜之难，所以入虏者实难。以樊哙之骁悍，自意得十万之众，足以横行于匈奴，而或者曰：樊哙可斩。夫使好奇之人不度是非，不量利害，高论而慷慨，其言固甚可喜，然空语无施于实事，则陛下尚谁取之！今臣则不然，举二十万众，度百日粮，非三年经营之不可。借使以国家之盛，一朝而可集，衔枚缚马口，千里奄至，虽计甚秘，而人固有知之者矣。绵十许州，塘水之浸，以彼入非易，故我入亦难。阻塞而阵，燕亦起而拒白沟之南。兵虽众，食虽充，非胜不能入也。臣请为陛下效臣之狂计：盖昔者尉陀畔越，汉兵出豫章，出会稽，而唐蒙独上书发巴蜀罪人下牂柯，以出越人不意，卒擒尉陀。蜀姜维拒剑阁，邓艾乃潜自阴平，驰无人之地七百里，卒降刘禅。两人者若校之以事而索其情，则皆近乎不知迂直之计。而臣则以谓论越与蜀者，不如是则不可得而入。今虏之势，亦何以异此？臣请先为楼船百艘、精甲万人，浮胶东，待渤海而勿发。使大军出次于王畿，声言以十万出瓦桥。瓦桥敌所备，出亦此，入亦此，在兵法则所谓以正合者也。潜军其东以五万，则自沧趋平州，同时而偕发。潜军其西以五万，则自代趋云州，同时而偕发。平、云非敌之所素备，则沧、代之兵宜易入。两翼偕纵，则燕之东西可扰矣。东军入平州，战且诱，以稍西行，附于瓦桥之大军；西军入云州，战且略，翱翔乎蔚、朔之间，而东以牵制敌势。敌必分军以禦云州，然后瓦桥之大军与东军合势而偕入，则涿州、新城不战而可收。东军既弃平州，平州备少懈，然后渤海之精甲可以乘閒入平州。平州下，则营并举矣。乃间使渤海之师通高丽，曰中国责故地，高丽宜以尔兵从。而析渤海之精甲三千，背道绝险以径中京之南，缭古北之后，夺关而守之，谨守勿战。虏狼顾自救，然后云州之西军鼓而东，以取易州，而与大军合。吾兵益张，乃稍乘胜逐北，则燕城可围矣。度燕城之大，二十七里而止，一人而守地六尺三，围之则满卒三万，守地无馀。以二十万众顿燕南，攻而围之，若适三万，则是野战以拒虏之大军者犹十七万也。度虏之大军，亦不过二十万，尽燕城之大，而以五万人实之不能容矣。虏之名统军在燕城者，其所护契丹、奚、渤海兵马数才满三万，而其曰侍卫在燕城者，骑一万、步一万而止。借使臣所闻未实，虏能益之，度燕城之大，不过容五万则既勃蹊矣。而大军相持，伧囊未决，其势不相救。以三万锐师，济以临冲云梯之械，并力而急攻。间使张良、陈平不爱千金，从反间，以啖城中臣虏之子孙，能以祸福喻其众，使内附者许以封侯万户之赏。彼其在虏，或身居将相，而服衣食饮不免于舆皂之贱，一闻德音，宜有发愤内应，如望并、汾之师者。一人有心，则举燕城之内其势摇矣。燕城可图，则山前后之地虽未尽复，可徐致也。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使虏能出上策，中国之师始动，虏无空国逆战，亦以二十万拒大军，而更练奇兵间道他径，反乘我隙。我大军远戍深讨，而虏兵出于不意。释燕而自图，则前功一发而尽废；欲勿释耶，而自治未可，安能治人？然而举塞上十许州言之，大军出瓦桥矣，又五万出沧，五万出代，虏亦以其军三析之而应我。沧翼其右，而霸与信安、保定介其间，使坚壁勿战，则虏虽出奇兵，亦必不能入霸、入信安、入保定。代翼其左，而保与广信、安肃介其间，使坚壁勿战，则虏虽能出奇兵，亦必不能入保、入广信、入安肃。何则？吾为之守者素也。置是数者，自渤海之东言之，操舟于水，固非虏之所宜便。而其所不当忽，万一可虞，意者其西北之疆乎？昔唐安禄山以范阳乱，称兵道胡中，犯京兆，不期月耳。臣尝考之图志，则禄山所行，自燕而西，其迹具存，不可不察也。国家方恢复河湟，全秦之力，河湟之所仰，或者思患而豫防之，益全秦之地，以待虏之出于不意，如此而已。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今单于之才，不闻其沉毅雄勇、敢为难制如冒顿、乌维、颉利、突利等辈比者，其左右贤王谷蠡，亦非有如张说所称阙特勒、暾欲谷之徒超卓过人之才，帖帖然慕中国，学文字，工语言，是口尚乳臭，安知出上策哉！虏计出于数者而皆不能遂，则臣之所料，不过举国兴师、乌合蚁聚而已。使虏先能扼古北口而守之，渤海之舟师无以伺其利，则我东军扼弥老、符家、私亭口之右，以西军扼挑峪、紫荆、金坡口之左，使其东西不能出奇，而后大军鼓行而阵，以挑其南。虏进不能拒，退无所逃，不力战求胜，则必有内顾自保之心。此在兵法，所谓「穷寇」，臣请勿薄勿逼，缓而持之，置曹王、居庸等关而无夺，以开其生路。我亦视白沟之南塘水之浸，所从归者狭，何以异于淮阴泜水之传餐？东西与北三面薄阻，而背阻塘水，则士卒无所往，其心宜固。当是时，陛下得人如韩信，使乘其会，则攘而扼之于井陉，莫利乎此，顾为陛下将者如何耳。临冲云梯，器械致修，士力致完，以中国之善攻，而加不能善守之虏，则二十七里之城而已，何为而不下！燕城下，空其积以赏战士，以臣度之，三年可以无飞挽。自京东西与河朔之列郡，更辇缗谷以实之，临以重臣，列亭障于外，燕可守也。陛下以河湟六城之富，孰与全燕？河湟辽远，城中素空匮，中国且能保而实之，则全燕之富，其易守可知也。惟其城郭邑居、耕田作业、文书约束、营阵行伍，无一不出中国之旧，今以中国之法守之，其民宜易安。燕城既守，则凡石氏之故地犹不尽举者，未之有也。虽然，臣犹有说者，则在乎先胜而后战。夫入人之地，欲其不迷，不可以不知地；索人之情，欲其不匿，不可以不明间。地可知，间可明，而军无选锋，则兵不可以交。有选锋而不较长短，不合外助，则虽多犹寡也。臣请为陛下言所以必胜之道：陛下诚得数十将用之，则何患夫四五者。为今之虑，士已知兵，兵已知战，而臣独过计，以谓今选于班列，以将名官者，患未试而已。夫将欲兴大事，不可以无重臣。重臣，君所信，功业已试，可使士卒素附，可使四夷知畏，可使位重德亦重，可使权重威亦重，可使举一军二十万之众。而重臣得其人，军之命定矣。千夫长、万夫长，才各不同，则举二十万之军，大吏偏裨二百人而后可也。夫安能皆得重臣者而使之？将委之有司之选耶，则天下必有萧何之至明，然后可以知韩信之未试。不然，则赵括之易言不穷，天下几何其不以言而信之？人之才，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不能耘三亩之宅者，持筹挟算，擐甲百万，守地千里，翛然不劳乎其间，忘昔之短也。平居自喜，袒裼而按剑，志如飘风，而闻金鼓之声，失气而死，此人之情也。然则，将其可以不试哉！天下之言兵曰「微妙者祖孙、吴」，然臣以谓是何以异于宋人之遗券，密数其齿，而曰「吾富可待」，岂不误哉！陛下知人能哲，兴大事，选大将帅，既已得其人矣。凡此，臣不敢议。然臣以谓举二十万众而为之吏者二百人，所试者在此而已。子文之治兵，终朝而罢，不戮一人；子玉之治兵，终日而罢，鞭七人，贯三人耳；然而君子与子文。李广之行军，逐水草，不击刁斗；程不识之行军，严斥候，击刁斗自卫；然而士卒乐李广。将之才固不可而一也。孙武之试于吴也，以妇人；孙膑之试于齐也，以上中下马。用之于妇人，用之于驰马，非将之常也。两人者，唯其无所不可用以成功，故卒之武能将吴以入郢，膑能将齐以却魏，岂不用其试哉！骊山之阅，天下擐戎服以令，贤如郭元振，几以失军容而诛；而薛讷、解琬，乃独有不动之军，教使然也。今天下之吏以将名官，握兵柄、习军事者，环列于辅郡，迨数十人。平居无事，大车驷马，洋洋乎国中，与之言兵而不能者几人？若此，臣岂敢以为遂乏才哉！凡所以必待试而后可用者，特不敢以能之于平居无事，而信其用之于仓卒扰攘也。陛下知人则哲，能官人。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勇，去其暴；用人之智，去其诈。皆得其所以用，则向之四王者，凡可以委之夫将而已。以二十万之军，度百日而后罢，厮役在焉。人日糒二升，则率两日而食，非万石不可。百日则百万，千日则千万，边储不足以给，则不可不权而入之于民。今天下之买爵者，缗钱五千，高得一尉，下乃助教极矣。为之说者曰：「商贾之子孙，不可以揭而加之于民上」。此为说者之过也。天下无赖之民，游手不业，计穷力尽者，皆起而为兵，能犯矢石，致头首，有一日之劳则纡朱怀金，美爵厚廪，往往而加之民上者皆是也，何独至于民而疑之？天下之民，不幸而陷于盗贼，白日杀人而夺之财，亦可弃矣。甚者窜山林，晨夜聚啸，州里为之摇动。其中有一人焉，造利而自言，则赏千金而命之官，未始疑也。则夫商贾之子孙，虽其类则贱，矧未至于盗贼哉！臣请为卖爵如汉故事，惟勿为郎而已，其馀皆可易之以他秩。得比朝籍，与京师官，率能入粟于边满三万石者，为之等级以授，事定而止，不过假百人，粟可充也。昔武帝用晁错议，卒弱匈奴。乃臣区区意窃在此，陛下幸听焉，则其详，有司可得而讲也。何谓之地？夫四夷之与中国，其土地风俗刚柔险易之不同，犹之城市之与山林，并得其宜，各便其欲，未尝同也。百蛮之地，皆阻山负海，远者去王畿数千里。一隅有故，不得已而应。就其近者调之，则兵少不足以用；欲置大军，则病道里之辽，首尾衡决，仓卒不救。设或遂能致之，其土地风俗皆非国之所习知，萃百万之众而顿绝徼之下，欲深入不可，欲致敌不能，譬之逐兔丛林，遇穴而失，则良鸷逸足，犹翱翔傍徨，虽巧而无所效，其理然也。东南、西南群夷，皆绝远致险，论其近而与中国比者，则莫若北胡。古者北胡则本非与中国近且比也，踰塞而北，至于寒露远野，人迹所不至者，乃稍稍屯聚。盖李牧破林胡，虽斥地千里而胡不能吝。自汉至唐，迄于五代，始侵寻曼衍，寖有中国之地。自王畿而言，则白沟之南千里而近耳，置驿十数，则举朔漠之事，十日而传之可闻。城郭邑居，汉也；耕田作业，汉也；文书约束，汉也；营阵行伍，汉也。举山前后之地而言之，无为而非汉者。臣尝披图而观，起白沟趋燕城，二百里而止，居庸、曹王、大安、黍谷、崆峒之山环抱如箕，而燕城峙其中。自白沟而北，众山而南，燕城之四隅在箕中者，其地如掌。由燕城之三隅，东西与北，众山之塞，川关要害，远者不过四百里，近乃二百里而止。山非不可陟也，水非不可涉也，土地风气水泉百物之产，又非中国之所不习也。徒可徒，骑可骑，车可车，何动而不可图？正可正，奇可奇，伏可伏，何动而不如欲？顾为陛下将者如何耳！何谓明间？夫书生之论，以谓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此臣读《孙子》，至所谓「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臣始不信，今乃知之。夫使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则敌众我寡亦胜，敌彊我弱亦胜，敌实我虚亦胜，敌逸我劳亦胜，敌有备我无备亦胜，而圣人者何事乎「教民七年而后即戎」，而其曰「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者，又何用也？夫仁义，王者所以无敌于天下，不得已而去焉，兵可去，而去仁义则不安。至于不得已而用兵，仁义非可忘。而所谓权焉者，盖圣人亦多有之，而未尝去也。孙武无王佐之才，而其言有用于王者之事。间，非平日之所宜先也，故「非圣智不能用，非仁义不能使，非微妙不能得其实」，如此而已。圣君参之，以获夷狄之心；贤将持之，以制三军之命；士卒获之，以幸封侯之赏；夷狄取之，则四境不能以是一日而安，其理然也。秦得由余而八国宾，燕入秦关而东胡破，汉厚阏氏而冒顿解，唐语突利而颉利疑，此中国之以间胜夷狄者也。韩王信在胡而匈奴入太原，卢绾在胡而匈奴入上谷，中行说在胡而汉不得美币市匈奴。以至于唐，突厥以万荣侍子而寇瀛州，回纥以仆固怀恩而入泾阳，此夷狄之以间胜中国者也。自昔兵家之用间者，一胜一负，不可得而数。姑以中国夷狄之制胜负者言之：在中国则夷狄忧，在夷狄则中国病，此其理易知而其事难成，不可不察也。今臣以北胡之势言之，山前后之民，大概皆思汉并、汾之事。王师在燕，有谋执其帅而降者，诚能得张良、陈平，不爱千金以致内应，犹反掌耳。唐周鼎失沙州，州人胡服而臣虏，岁时祀父母，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龙支城耋老见唐使者，拜且泣曰：「顷从军没于此，朝廷尚念之乎」？臣读史书至此，则慨然知燕之地，士大夫之子孙宜有发愤不辱、饮气南首而望王师者，徒患无以发之耳！以契丹之旧法言之，其得汉人皆仆妾役之，仕宦而显者归见其主如旧礼，杀汉人而以牛马偿之，弗诛也。迨萧氏乃始徙汉人益北居，而以契丹、奚、渤海之民杂处幽蓟，杀汉人者如杀人之罪，自以谓汉人之子孙可怀矣。然臣度之，燕之人皆谨厚朴茂，世汉种也，终不能胥而胡。白沟新城，崎立而相望，汉之俗良美也，不幸而子孙世世为虏。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势不可矣。天下诚不乏张良、陈平之智，不爱千金，仗社稷之神灵，所麾前移，所指前死，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裹幽蓟之城，百日而平，使彼粟实可因而食，使彼粟虚可因而墟也。地可知，间可明，夫然后合三军之士而表其技且勇者，此之谓选锋。越有君子五千人，秦之斗士倍于晋，若此皆选锋也。凡兵，尚义而保气。义之所胜，愚可明；气之所加，柔可彊。人之情非有钝利之殊也，顾上所以表之者何如而已。一夫当死市，袒裼而不呼，则千人为之失色。童子按剑而先登，则七尺之丈夫、全躯保妻子者犹为之却也。然则人之情岂固难知也哉？前有大壑临之，则魄堕而惧，狼顾却踵，则身在平地，夫谁肯举足而蹈其危？使为士卒者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夫然后顾平地不为安，蹈大壑不为惧，则攻何患坚城、战何患坚阵哉！吴起临阵，有一夫不胜其勇，遽前取首而还。吴起曰：「虽勇，非吾法也」。斩之。吐蕃逼奉天，浑瑊进单骑驰之，挟虏一将跃而出，一军皆噪。臣以为若此者皆可赏勿诛，而吴起反之，此用兵之过也。锋可选，然而不校长短，则臣以谓兵不可以交，何则？天下皆以北胡为善用兵，而臣独计胡非能出奇合变，循环无穷也，顾其长在骑射而已。自图志言之，多马之地半出于胡，而其能挽弓骑射，盖亦天性使然。赵武灵王变服从胡骑射，而由是以取中山。此其为策之得者，非以其所长制其长哉？冒顿控弦百万，白登之围，骍駹骊白，各以其方之色，自古以马战，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汉武帝中年锐意马备，阡陌之间，盛或成群，比战数胜，匈奴罢极矣，而其后亦以马少不能复出。则度汉之能以其长弊匈奴，亦在骑不在徒，明矣。唐薛延陀不知以所长抗中国，而自恃其数以徒胜，执马者既收，而徒不能复为，卒以取败。胡人自是益自知其短于徒，而中国亦暴其所长而术制之。比者朝廷置骑射，又教民蕃马，意良而法美矣。而或者民之马虽蕃而未教，故臣以谓置义勇、置保甲，则民马皆可以假而习。夫马生其水土，则人心可知。然而教训之不安，以之当胡马之新羁，朝夕驰骋乎荆棘斥泽之地，体安而心调者，恐非敌也。陛下诚用臣说，则义勇、保甲之籍于民者，方其教时，皆使之习骑，骑不足，则更借之乎民马尝入而藉诸官者，番假之，则民力不劳而马不病。不过三年，天下皆可用之马。以是佐军，则汉之战何以易此！虽然，犹有所需者，则外助而已。自昔为国，未尝不以夷狄制夷狄，其说以谓海滨之蚌鹬，两自毙，而后人能并得之。匈奴方病汉，而乌孙、昆弥亦自以不得与中国通，汉藉乌孙抚诸夷，以孤匈奴之外援。校尉常惠护五将军兵击胡，而昆弥常力战为汉军锋，所杀过当，匈奴遂虚。于是丁令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而匈奴析其兵支三敌国，以南与汉争一旦之命，卒以困弱，至于裂五单于，昆弥与有助也。臣尝譬之乡邑之小盗，三人而为辈，则百不得以力擒一人焉；争财而不平，则二人者不制而自弊。何则？其素相知者审也。陛下南面负扆，冠带而朝百夷，四海之内、八荒之外心有所怀，唯上之所命。乃者高丽折于胡，不敢越辽而西，以效其一日之力于中国。陛下能抚之，至绝海蹈越，绵数千里而入贡阙廷。陛下嘉纳，遣赐报聘，增美于祖宗之礼。臣闻之，其国见使者至，皆欢喜拥道，自庆未始获也。彼其折于胡久矣，宜有以逞其志如乌孙、昆弥者，而臣未敢言焉。凡此数者，陛下得一重臣而委之，与在廷一二之士尝得预闻腹心者，皆可以使之杂而议，然后臣之策庶几乎可效也。兵既定，石氏之故地已复，臣请谨封疆，严斥候，戒边吏，无得以非中国之地而利丝毫以为功，且示圣人以天下为度，而致诚信以结之。虏虽失燕，知其本中国之旧而不以为吝，中国亦与之讲好修聘，欢犹昔时，可使如伯氏之夺邑，没齿而无怨言，此百世之计也。臣身未尝为吏，则凡国中之议，是非利害不知其果何从。姑以臣深思所得，发于畎亩愤悱之忠而不能以自掩者，献之阙下。陛下好问如虞舜，亦幸择焉。韩愈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故臣至此犹愿致其愚者，则曰必行而已。以臣之幼而学、壮而欲行之心，而又幸出于圣人之世、三代之时，以戴非常之治，沐无穷之休，褒衣博带，学古人之事，而名诸生之列。每闻陛下德音，虽在市井草莽，欣喜自幸，如第五伦。其所愿伸喙道说、以求补于万一者，岂特此书之所叙而已！然臣窃以谓礼乐为大，而必其所先举者已定，天下晏然，然后礼不制而备，乐不作而洽。区区之愚，盖在于此。臣身贱迹外，其学甚野，辄敢不避鈇质之诛，而冒言其所不当预之事，怀不能忍，愤悱自致，无以异于传之所谓怒蛙，而幸人君之一式。陛下揭日月之光，而蔀屋之幽得以容，则臣疏远之言庶几乎可采而无罪。若乃安畎亩之贱，而不知圣人之世、三代之时、非常之治、无穷之休、亲逢之会为难遭，则臣之伥伥不出门庭，其失时亦极矣。伏惟陛下万机之閒，一留神听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无任俯伏待诏激切之至。臣补之诚惶诚恐，谨昧死再拜。

熙宁创制，元祐复古，绍圣以降，弛张不一，本末前后，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详论。

臣闻万世无弊者道也，随时损益者事也。仁宗皇帝之时，祖宗之法诚有弊处，但当补缉，不当变更。当时大臣，如吕夷简之徒，持之甚坚。范仲淹等，初不然之，议论不合，遂攻夷简，仲淹坐此迁谪。其后，夷简知仲淹之贤，卒擢用之。及仲淹执政，犹欲伸前志，久之自知其不可行，遂已。王安石自任，已见非毁前人，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宗之意。

先臣修《神宗实录》首尾在院，用功颇多，大意止是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后，安石婿蔡卞怨先臣书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皇帝绍述神宗，其实乃蔡卞绍述王安石。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哲宗皇帝实录》，臣未尝见，但闻尽出奸臣私意。

臣顷在政和间，尝闻道君皇帝《六鹤诗》一联云：「网罗今不密，回首不须惊」。宣示蔡京等云：「此两句，专为元祐人设」。以此知道君皇帝非恶元祐臣僚。

昔程颐尝问臣：「安石为害于天下者何事」？臣对以新法。颐曰：「不然，新法之为害未为甚，有一人能改之，即已矣。安石心术不正，为害最大，盖已坏了天下人心术，将不可变」。臣初未以为然，其后乃知安石顺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至于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

臣契勘臣在河北、塞上守官岁久，目睹金人与契丹相持二十年，今岁战，次年和，次年复战。而契丹主天祚不悟其诈，卒致颠覆。仰惟陛下天性圣孝，痛北狩之未还，悼生灵之荼毒，屡遣信使，卑辞屈己，祈请讲和，以纾父兄之阨，以救生民之命。而敌性贪婪，吞噬不已。自王伦之回，迄四年矣，岁岁举兵侵掠川口。去年虽不曾出兵，而移师南来，大入淮甸。又与刘豫同恶相济，其志岂小哉？今幸金人已退，若不用兵，则五月间必传箭于国中（原注：金人五月间传箭于国中，令乡民备战，八月点集。），秋冬间复举兵至淮甸。在我支吾赋歛，终至财力困竭，此不可不用兵也。况不用兵，则二圣必不得还，中原之地必不可复，伪齐资粮必不可焚。或曰：如此遂废讲和一事耶？臣对曰：不然。古者兵交，使在其间。既不可因战而废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战。间遣使命再贻书以骄之，复示弱以绐之。而我急为备，出其不意，乘时北伐（原注：乘时一事，开具在后。）。此用兵之利也。

臣本东北人，自中原沦陷以来，传闻京西路残破为甚，京畿次之。惟京东路、河北东路不曾经兵火，百姓按堵如旧。然苦于刘豫苛虐，思望本朝之心至今未泯，兹盖祖宗德泽感民之所致。若乘斯民徯望之深，出敌人不意之际，举兵北伐，必有大功。纵未能尽有其地，亦可以收人心，慰民望也。臣已条具今年四月举兵之策矣。臣欲乞于即今所有战兵数内，差拨五万人，选大将一员统之，由泗州捣南京至汴京（原注：其粮运开具在后篇。）。仍差大将一员，统兵二万人，驻泗州为应援。又别选大将一员，统舟师二万人，由明州趁今年四月内便风泛海，前去攻沂、密，至青、潍州（原注：密州到潍州，陆路一百六十里，又一百二十里到青州。）。京东之民企望王师日久，所至必望风而下。又遣大将一员，提兵二万驻濠州，以张声势。此兵不可深入，以粮运艰阻。但时遣奇兵渡淮捣顺昌府、陈州，则京西北路诸郡，传檄亦可下。惟是申敕大将，所至不得杀人，不得劫掠。务要宣谕朝廷德意，蠲除刘豫一切之政。明出黄榜，除二税之外，更不行青苗、预买之法。所下州县，选差逐处豪杰为众推伏者，主管事务。七八月间，且班师过淮，次年复出。臣已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奏「兵法所谓『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不二三年间，中原之地，黄河以南，必先为我有」者，盖谓是也。乞赐睿察。

臣契勘臣已条具分三路进兵以窥中原事，其粮食亦合分项应副。一项自明州由海道趍沂、密州，兵二万人，每人日支米二升，二万人每日合支米四百石，一月合支米一万二千石。臣乞于明州支上件米充一月之粮，令海舡附带前去，到密州板桥镇左右住岸，则有粮可因矣（原注：密州界乡民不曾废耕种，米粮易得。）。一项驻军濠州，策应入界大兵，所有军粮由淮河水运可到濠州岸下，则此项人马不患乏粮也（原注：臣尝任蔡河拨发，自承楚州运粮至濠州城门下卸。）。惟是自泗州趋汴京之兵五万人，缘泗州以北汴水不通，诸军合赍十日之粮至有粮地分。乞委江浙漕臣拣选净米五万石，前期运至泗州，准备诸军附带入界（原注：兼准备应副为声援军二万人口食。）。南京以北乡民稍有耕种，则可以因粮矣。仍乞申敕大将，军兵所至，晓谕乡村，使民通知王师吊伐，除粮食必藉乡村百姓供应外，一行军士如敢攘夺财物，劫掠妇女，并行军法及处分大将。凡王师所至，搜索刘豫父子所聚粮料准备资给金人者，并行焚毁。绍兴二年，臣在政府日，已定计北伐，尝请韩世忠到都堂，谕以焚毁刘豫粮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合具奏知。

臣在陕西缘边，见中国与夏人相持前后五十年，每出兵接战，胜负各相半。惟自金人侵轶以来，中国之兵未尝交锋，望尘奔溃者，是岂金人真不可敌哉？我之兵不精耳。故自宣和七年以来，金人一举而围汴京，再举而破京城，又再举而入扬州，又再举而渡大江，并陕西亦失之。数年以来，朝廷深究其弊，修军政，备器械。又金人过江之时，战士屡经得捷，胆气不怯，人人皆敢迎敌，则金人岂复能强梁横行如往年哉？以近事言之，吴玠初击退于和尚原，再禦退于饶风岭，又大捷于仙人关。去岁九月，直趋淮甸，我师累捷。金人顿兵百馀日，师老粮匮，无所得而遁，则情见势屈可知矣。夫侵陵中国如此之久，侮嫚如此之甚，今王师已振，敌众向衰，若不发兵攻击，则终无讨伐之期矣。或曰：得汴京而未能守，何益于事？臣对曰：不然。昔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除秦烦苛之令，民心归之。项羽虽以其地析为三秦，徙高祖于汉中，然关中之地终为汉有，因之以取天下。况此举必可以擒刘豫，平僣伪，使中原之民知神器不可以非望得，又可以示我宋不忘中国土地、人民之意。兼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无大悔吝乎？臣尝考宣和年间，国家以富有四海之事力，而户部支费，每月不过九十五万贯（原注：臣是时任太府少卿。）。绍兴三年，臣在政府日，会计户部经费，每月一百一十万贯。臣闲退以来，切料户部经费必有增添之数（原注：臣尝考每月支用，十分中八分系五军下费耗。）。夫养兵二十万，不能北向争天下，则东南民力何可支吾？岂不寒心哉？况中原之人彊悍壮实，东南之人柔脆怯弱。数年之后，见管战兵渐次衰老，消磨既尽，虽欲北向争天下，亦难矣。臣冒死为陛下喋喋言之，乞赐睿察。

臣尝观晁错论兵，以谓中国之长技五，匈奴之长技三，未尝不叹服错之知兵也。以今日论之，金人便鞍马，每以骑兵取胜。国家驻跸东南，当以舟楫取胜。盖舟楫者，非金人之长技，乃今日我之长技。弃而不用，可胜惜哉！臣已乞舟师二万照应北伐之兵矣。臣尝广行询问海上北来之人，皆云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与水不相宜，海水咸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禦风涛，往往有覆溺之患。今者国家与金人相持之际，天以舟楫之利赐我，助中兴之大业，朝廷当访询。臣自少壮时遍走两浙、京东、河北及敌中沿海地分，通知海道可往去处，是宜大讲海船之利，以扰伪齐、京东诸郡（原注：潍、密、登、莱、青州，皆海道地分，自来客旅载南货至密州板桥镇下卸。）、河北诸郡（原注：滨、沧州乃海道地分，自来商旅贩盐行径。）及敌中诸郡（原注：契丹营、平州地分，唐太宗伐高丽，自营州登船。昨赵良嗣、马政初使女真时，径由此道，至女真国苏州界出陆。）。今当聚集福建等路海船于明州岸下，先补船主梢工一官（原注：非承信郎不可。），依臣所论，赍一月之粮前去沂、密州（原注：京东、河北界边海去处，亦如浙东海岸边有居民市井，既赍一月粮食到京东界，则所在皆有粮。）。仍选差曾在京东界与人接战将兵，授以全装铁甲，使之北去。范温者，本京东界不肯臣刘豫之人，在海山间聚众，屡与豫贼相抗，可遣也。崔邦弼在青州为将官数年，间与金人于青、潍州界交兵，一方之人极喜之，可遣也。王进本系登州界递铺兵士，后来为兵官，尝屠戮金人留在青州者，人亦喜之，可遣也。臣自离朝廷，不知诸将下见管人兵之数，遥计崔邦弼下有兵约三千人，王进下约二千人。范温初到时有兵六千人，后来并入中军或汰往诸州军充厢军。若尽行刬刷，归范温处，约得五千人。已一万人矣。又于诸军中补足二万人之数遣行。所至去处，遇伪齐海船，可用者即留之，其不可用者即焚之。趁南风而去，得北风乃归。金人虽有铁骑百万，必不能禦。夫此行在我无浩瀚之费，到彼资东北之粮，万全之计，岂可缓哉？乞赐睿察。

臣历官四朝，蒙国厚恩，仰荷陛下眷遇之深，虽糜骨粉身，无以论报。臣自闻豫贼与金人入边以来，缘不知探报之详，无由条具备禦之计。而数日来收宰相赵鼎书云：「敌骑尚留淮甸，诈不可测」。又得右军统制张俊及一二掌兵官书云：「将士之心，皆愿悉兵过江，与金人接战」。缘事关利害，辄有愚见，冒昧尘述。夫王师才渡江，便有大祸福，何以言之？盖淮南之地，金之骑兵可前可却，而我师易进难退，不可不审也。窃料敌人二三月间粮尽，必势窘。何以知之？盖京西及徐、亳诸郡，全未有耕凿。粮运所出，自来止藉东平、济南府及淄、青、德、博等数州而已。今伪齐漕运由北清河溯流至济州山口镇（原注：上水约一千里。），自山口镇入黄河，经由徐州、淮阳军转漕入淮，极为艰阻。兼黄河自来难行舟船，则齐人所储粮食必不广。数年以来，刘豫父子虽于南京、淮阳军、陈、颍数州积聚资储，然供给敌军，今已数月，非久军食必尽。粮食既尽，必谋退去。但明遣探报，候其欲退，分遣精锐追袭掩击，必获大捷。兵法所谓「料兵算食」，古之善为将者，常以兵食相须。豫贼不知用兵之策，而金人狃于常胜，不知虑敌深入吾境，此天亡之时也。愿陛下于此冱寒之时，金人弓健马壮之际，且敕诸大将谨守江岸，俟其粮尽欲退，并力追袭，此万全之策也。金人大帅如洛索、扎木、国王斡喇布皆已物故，今次南来者达赍郎君、四太子。臣在燕山府，皆闻之达赉有谋而怯战，四太子乏谋而粗勇。然四太子所统部曲，比之达赉极众且精锐。四太子所向，尤宜堤防也。臣蝼蚁之情，不胜忧愤之至。仰乞照察。

臣契勘禦敌之计，臣已条具其略。臣所谓王师才过江，便有大祸福者，盖用兵之法，要在知彼知此。金人因大辽及中国太平日久，民不知战，遂致纵横。又外国之性，惟知附彊。昨金人既得志于此地，诸羌附之，乃驱率诸国人民，使之先登，冒犯锋镝，何尝有爱惜兵民之意哉？国家自渡江之后，数年以来，陛下宵衣旰食，竭力养兵。近方聚得战兵十五万，器甲粗足，岂可容易渡江与不顾危亡之众决一旦之胜负哉？自有万全之策，望陛下熟计之。今已岁尽，但乞谨守长江。俟来年金人欲退之时，须明遣探报，选差大将，拣择精锐，急急追袭。若乘胜可前，引兵至南京、亳州界，以撼汴京，则刘豫父子必震恐北走。惟不可杀人，不可劫掠。续观兵势相去远近，若王师尚可北去，即长驱至汴京。既到汴京，选差土豪守之。来年七月间我乃班师过淮，以待次年再出。兵法所谓「彼出我入，彼入我出」，不过三数年间，中原之地，黄河以南，必先为我有矣。臣所谓万全之策，汉高祖所谓「吾宁斗智，不能斗力」者此也。臣年老衰病，识见蹇浅。忧国之心，不能自已。乞赐睿察。

人事可为者二，天时可为者三，乞为陛下陈之。昨自车驾渡江以来，初经扬州之变，兵甲器械十失八九，未容喘息，而金人分遣重兵，三路入寇，二浙江东焚劫殆遍。正兵或散而为盗，或器甲不全，虽欲战不能也。陛下愤金人侵侮之甚，连年宵旰，专意军政，拣汰冗兵，修饬器械，今张俊军有众三万，全装甲万馀副，刀枪弓箭皆足用。韩世忠有众四万，岳飞军有众二万三千人，王𤫉有众一万三千人，虽不如张俊军尽皆精锐，亦非前日怯懦之比。刘光世有众四万，虽老弱冗散者众，亦可得精锐二万人。神武中军杨沂中统领以来有兵万人，铠甲亦足用。此外又有神武后军陈思恭，不下万人。御前忠锐如崔增、张守忠、赵琦、徐文、姚端等军亦二万人。上考太祖皇帝取天下，正兵不过十万人，况今日有兵十六七万，器械足用，何惮而不为？臣所谓人事可为者一也。建炎三年、四年、绍兴元年，大盗纵横，邓庆寇广东，李敦仁犯虔、吉，邵清扰通、泰，张琪劫徽、饶，李成破江、端，范汝为据建、剑，马友、李横、孔彦舟、曹成、张用、刘超等散处大江之南，为害于荆湖等路。朝廷枝梧不暇，力不能事外。今则悉为王师扑灭，民得安业矣。臣所谓人事可为者二也。尝观自金人南牧以来，我师望尘奔溃，莫敢婴其锋。近年以来，张俊获捷于明州，韩世忠扼贼于镇江，陈思恭邀击于长桥，张荣大捷于淮甸。良由金人贪残太甚，逆天悖道，人人有战心，天意殆将悔祸。臣所谓天时可为者一也。金人命刘豫僣位以来，尽以中原付之，不欲南来。而豫烦碎不知为国之体，重敛以失百姓之心。豫之所为，虽三尺童子决知不能立国。况兵不如我精，将不如我能，胜负固可料矣。观宇文虚中密奏，虽未能尽信，然敌骑连年不至淮甸，岂无牵制之故哉？天意槩可见，臣所谓天时可为者二也。江浙等路连年失耕殖，又苦水旱，米价翔涌，每㪷一贯至二贯。今年丰熟，米㪷不及五六百，江上诸州米㪷三四百。天时可为者三也。今韩世忠到行在，臣愿圣心奋发睿断，令世忠、张俊与臣等商议，决策北向。明年三月半令韩世忠由宿州南京路以入，令刘光世由徐曹诸州路以入。又于明州留海船三百只，令范温、阎皋乘四月间南风北去，径取登、莱州。凡此数路，皆有粮可因，不必调发吾民，以资馈运，而登莱尤有积蓄可因也。大兵既集，刘豫必北走，所得州郡，择逐州豪杰守之，初则示以羁縻之义，过则续为后图。虽金人来年秋冬间必举兵争其地，然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兵法也。扰之数年，中原必可复。贾谊曰：「日中必𤑒，操刀必割」。舍此机会而不乘，后欲追悔，何可及耶？今有兵十六七万，费用不赀，朝廷竭力经营钱粮，常若不办。旷日持久，必取于民。民怨众离，乃自困之道。祸乱之所起，可不畏哉！今日战兵，其精锐者皆中原之人，数年之后消磨必寖少，异时虽欲举事，势必不能，可为深惜者也。

近日探报金人与刘豫举大兵以窥川陕，若于来年三月间举兵北向，必可牵制川陕之意。万一川陕参差，而王师既逐刘豫，川陕间闻之必震恐，因遣韩世忠就近由西京入关，此亦一奇也。

淮夫等本贯应天府，昨缘郊地之后，归省乡坟，寻复隔绝。自念家世仕宦，久被国恩，不忍自弃于左衽，间关来归本朝，窃有管窥所见，辄敢冒闻，庶几一得之虑，少裨朝廷采择之万一。淮夫等伏睹金人有可攻之势三，有不可不攻之势三。就其可攻之中，又有二策。何谓可攻之势？一曰上天悔祸，二曰民心归往，三曰战具有备。所谓上天悔祸者，金人自顷以来所不可与敌者，正以一时用事将兵之臣，智勇有以过人故也。自金酋篡位，前此功臣诛锄已尽。向使此曹尚存，本朝虽以百万之兵，苦战数十年，岂能尽除之哉？及先所掠京师宝货法物，今皆送至京师，此乃天意欲还中国也。所谓民心归往者，虏主若不大兴土木，牛羊用人，则中国遗民亦且安之矣。本朝虽欲恢复，既已人心不摇，亦何以求功？所谓战具有备者，本朝讲和之后二十馀年，得以生养训练。虏人所射弓不过五斗，本朝战士所射弓多是一石或二石者，铠甲戈矛之类，又皆坚利。比见刘两府之兵渡江，人人贾勇，皆有死敌之志。咸相谓曰：我辈父母亲戚往往不为金所掠则为所杀戮，今正当报怨之时。此可攻者三也。何为不可不攻？曰恐失天时也，恐变民心也，恐豪杰出于意外也。所谓恐失天时者，今日虏主暴虐，在彼为不幸，而我之幸也。军民既离心矣，我兵一动，彼必内应。尚乃迟疑不决，万一此虏死，则别立新君，或土木毕工，稍革暴政，民人息肩，则难动也。所谓恐变民心者，彼中百姓所以延颈本朝兵至，甚于时雨者，科役诛求，竭其膏血故也。彼民见本朝不动，或再讲和议，疑为弃我，此后无复有望。谓如海州东海县徐元始，因不堪其苦虐，杀其县令，称兵愿归正本朝，欲用本朝年号者一年有馀，而本朝不诱以来之；及其死也，又不旌褒以劝之。其败也，海州之民指以为患，转以为戒。今滕阳军、沂州之间有来二郎，亦苦北军侵扰，聚众为乱。今则其徒虽散，而其人尚在蒙山，无所归，亦深悔之。若久而不问，失民心必矣。所谓豪杰出于不意者，今河北有任郎君、李川辈，虽号为贼，而不侵扰百姓，客旅缺用者厚与之金，但入城取官物而已，由是往往百姓安之。万一此徒一炽，且假仁义而行之，民或归心，则为患不在金人之下矣。此不可不攻者三也。何谓就其可攻之中又有二策？兵出淮甸、襄汉，今日辟百里而不守，明日辟百里而复归之，不过一胜一负，又似昔日将帅，各握重兵，养寇患以自丰也。若以正兵守淮甸以示弱，使游骑侵陕西以下关中，檄中原，彼必以精兵锐将尽赴关中之急也。后以奇兵由滨州分二路以趋燕、晋，断其归路。明告其军人，有能以百人来归及民间不附金人、自保山寨者，各以次第旌赏，将见彼来归之人不暇也。又当告谕渤海、契丹之人，令明知祸福。若能相与共灭金人，各为立君，兴复其宗社，约以白沟为界，不复相侵。设二国不肯相听，则虏亦必疑此二国之人，上下相疑，则成内溃也。况数年前，彼丞相萧裕已尝结西元帅，欲举兵作乱，欲立契丹之后祁王之子、豫王之孙，既而败事。今若约以各兴其国，必以豪杰为应。于二策之中，此为上策，伏乞钧览。淮夫等今具在北闻见事宜，备列下项：

一、金之初甚微，本一杨哥孛堇，有二三千人，无城郭宫室之居，无珠玉金帛货财之积。当时为大辽市海东青于海上，道由其国，使命往来不绝，金人不堪其扰，乘怒发兵。当时止知杀敌，不知畏死，战胜则财物子女玉帛尽均分之，其所以每战辄胜也。今则久居南地，识上下之分，知有妻奴亲戚之爱，视去就死生甚重，无复昔时轻锐果敢之气。故前日罢榷场之后，沿淮置巡铺，每两月一替。当其出军，其金人与亲戚泣别，自谓极边，有往而不返之虑，其军畏怯如此。

一、自虏主亮纂位之后，前日良将大臣如西元帅挞懒、三路都统将军韩常、秉德，国师乌陵衍，参政鲁国王宗盘，虏主亲弟太傅、兖州知州、东平府总管、海州知州独姑奶，丞相萧裕、枢密使张通古、平章萧玉，皆称雄杰勇果之士，尽已杀戮。当时北人，莫不泣涕咨嗟，言今后用兵，无人可将，即自南路投木鲁契丹。虏主即迁陀满、俄里衍主军，其主管修造军器及战船，即是前日归附人赤心军韩哥，马钦专主事，见任左拾遗。

一、金人往日战马甚多，自去年十月缘军下马耗尽，括民间私马，所有京东、山东、关西尽起发，逐路径送往益都府牧养。于六月初间又有天使起发赴以北州府外，河北、河东路及燕山以北马，却发遣往天德云内府路牧养外，自括马之后，大约马耗八分，目即南京路正军皆阙马。今年三月二十五日降下银铤，令军人逐牌子差人往咸州地分自行收买。

一、金人所造战船，系是福建人、北人谓之倪蛮子等三人指教打造七百只，皆是通州样，各人补忠翊校尉。虏主云候将来成功，以节度使待之。其所统主将皆南官靳赛、徐文、孟彬、王大刀等主管，然所括水手皆灌园种稻取鱼之人，实不谙江海水性。其官吏往往通贿赂，谓如实曾驾舟之人，有钱则得免，其不谙水性者无以为赂，则反被差委。其宿州水手无处声冤，众人共殴杀本州同知（如本朝通判。）奴婢而行，可见人心是胁从。所谓舟船，已发在滨州蒲台县，伺候阅习。

一、金人正军目即京师虽号一万，宿州、陈州、许州皆号千户，然每一万止是三个千户，每一千户止是甲兵三百人，每一甲兵各有两人或一人阿里憙（本朝所谓傔人。）。即马步人共九百人为一千户，每二千七百为一万户。即是京师屯驻军兵二千七百馀人，南京二千七百人，宿州止九百馀人，陈、许二州乃韩将军弟韩定远九百馀人。昔日从军系是汉儿军，于前年并已放散归国。止东平府及沧、景沿海诸州有自来被虏人分屯山东，每人给以官田二顷、荒地一段，令自给用，共二十万户，号为民军外，新签山东、河北、河东、关西有数十万，见各逐州府点集区处外，有契丹、渤海汉儿军号七十万，见在天德云中府路牧马。然所签人皆不均，其间实有武艺好身手，行贿赂者皆免，贫者虽单丁亦皆签发。见签人曾经上司陈状理会，终不理会，可见人皆胁从，无有斗志者也。但有燕京北至蒙国斯排顿，称准备迎接，山东路策应，选锋北军。

一、淮北陷番百姓昨在东昏时，抚存颇厚。小民无知，偷生苟活，久而且化，其心未易动摇。今则虏主专行暴虐，百姓日夜不能聊生，是以思慕本朝，如出一口。去岁十二月间，唐、蔡州关报沿边有人马甚众，旗帜甚盛，不委便是南兵。移文诸州，各加严备。百姓闻之，往往递相庆贺，至有出郊或私之他郡迎问南兵。至期久而无托，皆怏怏怅望。

一、中间金人复取河南之后，张七郡王军至南京，各属县往往虏掠良人妻妾，夺取财物，其酷无异金贼，百姓之心皆失所望。今若不预先严加约束，则有前日之患。要令官军所到处秋毫无犯，使远近闻之，莫不开关以待，最为切要。

一、金人所造新军器已毕，尽将往日京城所得军器焚毁了当。其所造甲太沈重，披戴艰难；所造手刀各样长，出鞘亦甚艰难。见在东平府、沂州、滕阳军、京北府处顿放，已差官监管，伺候新兵支散。

一、金人粮草如景州、滨州、东平府、青州、密州、济州、兖州等处，皆有米草。东平府嘉祥县、景州将陵县及南州诸州，各不下五六十万，然官中积之虽富，民间往往阙食。

一、虏主纂位以来，新修燕京大内，将复创修京师大内，其委任丞相张浩，弹压官统军陀满、俄里衍，其专一提点官系内官梁大使者。其所用军民夫工匠每四月一替，近者不下千百里，远者不下数千里。近者北归，往往半岁；远者得回，动是踰年。到家不月馀，又复起发。其河北人夫死损大半，其岭北西京路夫七八千人，得归者无千馀人，可见人民冤苦。

一、往日本朝庄农经刘豫之后，赋税已重，又近日修内，夫役频并。每中人之家止敢置地六十亩，已该作夫头，一顷以上作队首，有莳地稍多者则为了事户，科配诛求，谓如修内颜色、胶漆、金翠、珠玉、布麻、铜铁、鹞子、鹌鹑之类，皆出民间。其金人北军一家莳地不下数顷，既无税赋，春则借农以种，夏则借人以耘，秋则借人以收。遇岁小歉，则输纳税赋，民且不能给，何暇计糊口之有无？遇岁大熟，北库所收甚多，尽行货籴，其价必贱，则庄农供官科配愈难支持。是岁之丰凶，民皆被困，衣食不给，往往颙望圣朝，甚于时雨。

一、虏主不听大臣谏官议论，专以威强自作聪明，日欲迁都京师，意欲窥伺两淮。主其事者惟长安所得女妃花不如及马钦二人，然其意未可测度。见万户及正军，皆为本朝与之结盟以来，待之甚厚，予之甚优，岂可贪而不知足，言今之世界比之在他时国里面已是十倍好过。正军动是四五个月不支钱粮，虽遇支给之时，往往被本军官吏瞒昧，北军亦自时出怨言。

一、曩者朝廷讲和之后，发遣赤心军及归朝官归北。彼中金人相指，谓其人本一奴婢，或本一下军，今大者建节，小者授显官，各富有金帛。其被发遣人亦相谓，说此中一身请俸，一身从军，兼领他职。自是彼之军心往往怀思向慕。

一、往日虏人止以射猎打围便为战阵，骑射打毬，阅习轻锐。自虏主纂位之后，往往猜忌，恐军人聚集议论，将打围射猎打毬尽行禁断，且军兵但令屯田，亦不敢习艺。

一、金人及故民百姓深畏慕刘两府锜声名，关西人亦畏李四厢，名世辅改名显忠，闻其风者莫不竦惧。

一、金人极边往往无兵，都在近里州县屯驻，遇一州或有急难，邻州虽有兵亦不辄便救援。且如去年十二月间，寿州有贼，寿州关报南京告急，其南京千户候月馀，承东京都统文字摘那二三百，方始起发。

一、虏主纂位之初，尝对诸大臣言：若赵宋如东昏时，依旧通和煞好。方一月馀，刘麟作右丞，上章乞签乡军攻江南，虏主出刘麟作上京转运使，继而身死。

一、金贼未修内已前米麦极贱，米不过二百一石，小麦一百五十一石。自修内，连年水旱，螟蝗间作，官中税赋之外，以和籴为名，强取民间者，如带籴、借籴、帖籴之类，二年之间，不下七八次。民间有米，尽数为之括拘，无即以户口大小拟定数目，勒令申纳。以此官中积蓄常多富庶，民间由是乏食。

臣前所献说，姑备一时之急，非经久之策也。窃惟国家艰难，至于今日，亦云极矣。物极则反，厥惟振旧图新之时。若虏骑未动，已为颠沛不支之状，则人心皇骇，士气沮丧，将谁保陛下于孔安之地乎？此殆怵于利害之大，初未尝论天理尔。夫天之向背，实在人情，自古未有人心不离而失天下者。圣人因人心以求天心，因天心以求人事，是故不畏敌人之强，而畏民心之离，不恃山川之险，而恃邦本之固。臣窃验之前事，若虏帐之弗留，济阳之罔测，乃遂至阽危于维扬，遭变于武林。更晦蚀而盛德弥光，天之于陛下，可谓眷顾弗释矣。上体天意，修人事以应之，乃所以承天之休。若夫徒以寡弱自居，以作为为戒，惟务趋避，以苟朝夕，岂惟兴复无期，臣恐四方观望，爱戴之心稍异于前日矣。可不畏哉，可不谨哉！臣以为会稽诚非久驻之地，则经营建康，殆不可缓，庙堂当亦有定议矣。岁晚固宜未暇，俟有可进之会，便当亲拥六师，往建宗社，直为固守不迁之计。彼虏虽黠，亦讵能妄意吾之虚实，而辄窥我哉。有识之士莫不以此望于陛下，非独臣之愚也。若曰：「天命难谌，人心难保，维扬之事，痛犹未定，虽有筹策千万，要必保陛下于远险之地，不当在军旅中」。斯言固善矣，将以爱君，而实非所以谋国，乌在其能爱君耶？昔者澶渊之役，真宗皇帝独用寇准亲征之策，卒成大功。今日之事，正当取法，宗社至计，亦在陛下自强而已。说者必曰景德全盛之时，与今事体不同。臣窃以为不然。全盛之时，犹不免与虏决战者，事势有不得已耳。今日事势，谓之得已可乎？以全盛之时，犹不能使六军自奋，必待銮辂渡河登城，然后士气百倍。今陛下引避而南，独能使将士力战而北乎？且东南建国，无易金陵，前代讲之熟矣。臣闻刘豫在齐、魏间，省徭薄赋，专务姑息，招徕人士，诱以为官，日以倾我为事，安知其不图吾根本地乎？要当出其不意而径徙焉，是亦先事豫患之道，将为主而不为客，制人而不制于人者也。后时虽悔，亦将何及！臣愚不胜区区激切之情，惟陛下留神裁择。

臣窃谓逆臣刘豫藉黠虏之兵，驱胁从之众，自以为功在漏刻。逆天不祥，叛国不义，虽不烦干戈，鬼神雷霆犹得诛之，而况陛下神武，亲御戎辂以作王旅之气，献馘受俘，月馀三捷，凶徒败北，奉头鼠窜，可谓策贵庙堂，功高帷幄，无复遗虑矣。陛下降诏，遵祖宗故事，以四大议博询旧弼之臣。臣窃仰陛下明目达聪，比德虞舜，好谋能听，同符汉高，臣虽固陋，不足以与大计，然荷陛下深恩，虽身在外，日夜惟念国家利害至熟也，其敢敛默以辜明问！臣不识比日寇淮并江之虏，其亦合从诸国，如靖康元年再犯东都之师乎？悉起精锐，如建炎三年再犯维扬之师乎？无乃虏情不及于用兵，徇逆豫之请，姑遣偏师以侥倖万一也。其合从诸国，悉起精锐，如建炎三年以前之大举，则今者盛气而来，禠魄而去，非其兵力衰堕，则虏中必有大变。豫虽欲恃虏久安，虏且不足恃。方其退遁之时，当遣精兵分道追蹑，俟虏远去，度其已疲，不能还救，则亟进擒豫，尽俘其雏孽党类，中原之人，必洒然自归矣。臣以为计策若当出于贼虏初退，陛下必已断而行之，岂复俟于数千里之外！若曰虏徇逆豫为国之请，姑遣偏师以侥倖万一，则近日之事可知也。臣常策逆豫伪为国家，求成于虏，其谋有三。方国家建议遣大臣，豫欲藉虏制和以款我师，其谋一也。虏若不与国家接，则其忿几息矣，而受之安然，非豫之利也。故欲使二国通使而和成，则豫偷安其间，和不成，则豫乃得奋其诈，怵虏用兵，名曰合交，实欲激怒之也。虏虽为豫怒，非其真情，故不汲汲于用兵。而其来者非全兵，然不如所欲而去，则必图再来，再举必大发兵，则战守之计诚如明诏，不可缓也。臣尝深思，为今之计已烂熟，不足为而甚有新意者，屯田是也。江之南岸并江之民甚少，旷土甚多，皆可措为屯田。沿江大将各见分地而分屯，而其军士旧尝为农者十计五六，择其非甚精锐可为田者使各受地，凡为田者聚屯于所屯之旁，有形势之地，农隙则各教以所习之技，岁成则多分以所种之麦禾，至于刍藁薪蒸之用，鸡豚狗彘之养，家择荒地给之。如此，则士之不预选为田者，亦皆望耒耜而兴起矣。军士所田必不能尽遍长江之南岸，则募江北流徙之人给之，又有馀则募江南无业愿迁之人给之，其分给部勒训习皆如军士之法。然屯田之始，必有耕牛农具谷种营屯之费，不惮以图久长之利者，国家所当急务也。凡置营田，皆占形势之地，则应江上之势可备禦处，遂皆因田以成营屯。于众屯之中，择其甚要害处，又加以重兵为大寨，一年之后，大寨之粮食可稍取于屯田之谷，则漕运之费省，大寨之军，止则可以保江而固守，出则可以度江而攻讨。屯田之事，常为根本，则备禦之计成。昔人有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其言诚有理。然今与古异，虏人用兵非有古人按节钤制之理，不择可否，视利辄进，如间者泛海之师覆亡相继，计犹不悔，则不止险要必争之地为可守也，凡沿江之地皆当守。今若大江南岸营屯相望，传烽数号千里不绝，则敌人之情畏矣。江北士民流离失职，江南士民多忌且恶之，若无所容者，今若使得耕并江之田，是生死而肉骨也。荷戴深恩，民力之馀，将出死卫生，以备捍禦，则绥怀之略成矣。津岸有可绝江处，当预设险固，使不得渡；浦溆有可泊舟处，当素备舟师，使不得入。险固非一日可设也，舟师非一日可习也，因屯兵使为之，日积有功，贼至可战则战，战守之道尽矣。臣谓此策非止为保固守禦之计，至复中原区宇，抚定四夷，皆由此为之，是贵谋贱战万全之道也。虽然，有一于此。臣向者叨侍帷幄，日闻天语，退而考诸行事，知陛下爱民之意，至优厚也，至诚悫也。间者兵兴，有司或不得已为一切弊政，预买借税之类，期限颇急，事少定矣，当有以休息之。献言者于谋国多为目前之务，而不计利害之实，万一过听而尽行之，民力不胜其任，背于陛下平日之圣意，甚至使民未喻而怨咨者，非细事也。逆豫固非陛下敌也，豫专为虐，陛下专为德，使安静之化刑于四海，宽厚之气袭于殊俗，则胁从之众皆慕之，以为君心愈坚决矣。臣谓攻战备禦、措置绥怀，惟是为本，陛下虽圣心得之，愿加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