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某今月二十四日承苑使杨唯传奉圣旨宣谕，臣所用曹彬事与上文「靳使相」之句重复，不若别用一事。臣即已仰遵圣训，欲改末联曰：「李愬破城于大雪，益著威名；鄂公画像于凌烟，远追风烈。往殚忠力，对越龙光」。名将事甚多，文德见知鄂州，所以用尉迟事，未知得稳当否，更乞圣裁。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去春初闻移阃外蜀之报，天下士识与不识，皆曰此乃元载、张延赏欲离间郭汾阳、李西平之故智，相顾拂郁，发上指冠。及读出师之表，一则曰不得面君，二则曰不遑将母，又曰誓求死中之生，虽甚怯懦之夫，传诵此语，莫不泣下。时友人汤簿伯纪自建贻书，嫉相之奸，危公之行。某独答曰：未必乾坤陷吉人！伯纪服。既而茸纛溯峡矣，鞑桥断矣，合围解矣，帝豝归矣。蜀祲甫清，鄂警又至，公不忍闭关自保，身先群帅，投袂疾趋。紫金山、青山峡相距不能三十里，亲擐甲胄，犯矢石，与虏大酋对垒。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虏不能当，舍攻瑕蹀血数州之耕屯内地。虎卧在庭，举国凛凛，下流师老财殚，未奏一捷。大丞相奉诏进师，雪涕誓众，桑荫未徙，露布屡驰。鬯国威灵，捣贼巢穴，除江表腹心之疾，宽陛下宵旰之忧。在昔赤壁、淮淝、瓜步、采石之捷，皆乘其未渡而蹙之，至今号为元功。若夫已越天堑，深入堂奥，奚车毡帐绵亘数百里，彼方且为整居焦穫之计，此乃谈笑折箠而笞之，宸翰所云「吾民赖以更生，王室同于再造」，可谓实录矣。班师入觐，上方托国于公，中使郊劳，百官班迎，独提一笔坐政事堂，为天子建万世之策而开太平之基，某何幸身亲见之！抑小人愿有献焉。立功名易，保功名难，圣如周公，跋疐胡尾；贤如谢傅，挽须流涕。杜陵「功大心转小」之句，曹武惠「江南干当回」之语，大丞相讲之熟矣，某奚所容喙？某两年来奏记丞史，预言俟公当笔，即请挂冠。今前言果验，谨课启事一通贺厦，及申省状一封告老。某三儿一女，婚嫁俱毕，伏腊足以糊口，阶官已转不行，屡沾史赏，悉该回授。若蒙大丞相金口敷陈，许其休致，长学生强甫见忝升朝，今秋禋霈恩许及亲，某便可超转大中之秩，是大丞相自庶官擢之为从官也。况入仕五十馀年，今年事高，老态现，若不趁大丞相造化在手，为某结裹，机会一失，可追悔哉！为鹰解绦，为驴马卸鞍驮，必仁人大君子所乐闻也。冒干钧严，某席藁战惧俟命之至。

臣对：臣闻求道有本原，行道有功用，自本原而达之功用，则天下之治可以不劳而举矣。盖道无近功，惟志趣之高远者为足以极其功；道非小用，惟力量之凝定者为足以大其用。自有天地以来，所以脉络世教、纲维人极于不泯不绝之地者，皆非偶然之故也。太极之理流行散见于万类之殊，常人得之由之而不知者也，故必有待于超出乎亿兆人之上者为之君师焉，以一人之心融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心觉天下之心。帝之所以为帝，王之所以为王，同此心也，亦同此道也，同此学也，亦同此功用也。然则有帝王之心者，斯能有志于帝王之道；有帝王之学者，亦岂不能进于帝王之用哉！恭惟皇帝陛下英姿天挺，圣学日新，自临御以来，孜孜汲汲，既知求此道之用以用其心，则知推此心之用以用天下。其间大震怒、大拂乱，所以撄宵旰之怀、关玉食之抱者，殆非可以一二计也。陛下端居凝邃，加意讲求，所以压万变之纷纭，镇群疑之汹涌，阴以为天下国家之计者，盖陛下求道得力处也。夫求道既有所得，则夫坚始者之念，以就来者之图，勉今日之诚，以为后日之虑，不以仅定为无恐，不以苟安为自足，凡尧舜三代之所以根柢乎盛治者，是政陛下行道用力处也。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天地之眷厚矣，所以答天地之眷者当何如？祖宗之托重矣，所以奉祖宗之托者当奚若？丕绪之承，今九年矣，所以充拓事业者当何修而至？陛下诚能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自身而家，所以正人伦而系风化者，不可不谨其表倡之几；自家而国，所以别贤否而定名义者，不可不致其微渐之虑；自国而天下，所以谨修攘而全爱敬者，不可不极其勉励之诚。其效證于尧舜三代之所已行，其监具于秦汉以下之所并见，其事信于经训史册之所可考。陛下诚于本原之地而极其神，不徒以曰诵曰讲者为常准，则学之为王者事，宜在陛下方寸间耳，臣又何敢容其喙！请以所闻于师者，拜手稽首，以复陛下之问，惟陛下少垂听焉，臣昧死上愚对。臣伏读圣策曰：「盖闻学之为王者事，由尧舜三代至于今日，未之有改也。而或以为古今有殊时，帝王有异治，世道有升降，各因其时以为治，而无一定之论。吁，有是哉」！臣有以见陛下有志于帝王道统之传，而为昧者发道与时异之叹也。臣闻道与心一，帝王之心与万世一。尧之授舜，舜之授禹，三圣授受，相传一道，载之于《书》。人心、道心之分，惟危、惟微之辨，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惟其形气之并生，虽上智不能无人心；惟其性命之各正，虽下愚不能无道心。故人心每患于难制，而道心每患于难明。难制故危，而安之者常寡；难明故微，而知之者几希。惟精则决择详审，而致知之功深；惟一则主宰坚定，而力行之用久。是以一中之执，万世惟允。成汤传之为昭德建中，文武传之为顺则立极。帝王之治，所以蒸为雍熙，薰为泰和，而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者，皆此道之功用也。夫以功用之散于天下者若是其明著，而根本之敛于一心者犹不敢废夫讲贯之忱。故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号为汲汲于学者，果为何事也？岂非以危微数语肇启其端，故心法之传异世同轨？成汤之礼制，文武之克宅，莫不皆致力于本原之地。虽其时之相去若有不同，而道之相传未尝不一。自世之昧者观之，泥于迹而不求于心，索于治而不求于道。舜、文一也，或疑其劳逸之殊，而不揆其符节之合；商、周一也，或疑其文质之异，而不通夫损益之因。善乎，董仲舒之言曰：「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异」。盖其所以异者，世之治乱而已，所谓道则未尝不同焉。故韩愈亦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即仲舒之所谓继，求韩愈之所谓传，则六七君子之心越宇宙而同神，历千载而一日，又孰谓其世有升降而因时为治，果无一定之论乎？然则能知帝王之无异心，则知帝王之无异道；知帝王之无异道，则知帝王之无异效矣。臣伏读圣策曰：「夫统理民物，为天下君，膺天地之眷顾，蒙祖宗之付托，若是其重，而本原之地无所据依，以善斯世，不可也。是以尧、舜之帝，禹、汤、文、武之王，莫不从事于学。如饥之必食，渴之必饮，未尝外道以出治，舍经以求治也」。臣有以见陛下以天地祖宗之寄为不可忽，以尧舜三王之道为必可行，而欲讲学以求道，即道以求治，而又知所用力之地也。臣闻帝王之心与天地一，祖宗之心与帝王一。帝王，代天地以裁成其化者也；祖宗，法帝王以会通其用者也。故求帝王之治者，当求帝王之道；求帝王之道者，当求帝王之心。心法明则道法著矣，道法立则治法举矣。世去古远，正学不传，生民不见帝王之泽，至治之主盖不世出，而天地之生圣人乃间见于千载之后。艺祖皇帝肇造区夏，拨乱立极，读书而叹后世刑网之密，盖有以契夫天地生育之心矣。仁宗皇帝绍休圣绪，继体守成，讲《易》而得六情六气之说，盖有以契夫天地动静之心矣。夫以祖宗讲明学问，稽式帝王，既无一而不契于天地之心，则夫两间之所眷祐于国家而遗陛下以无疆之休者，要非人力之所倖致也。陛下讲学所以朝夕不倦，寒暑不辍，而必欲与帝王之心同一运量者，盖欲以慰祖宗之托而答天地之眷焉尔。故观乎天地，则见帝王矣；观乎帝王，则见祖宗矣。何则？天地付陛下以此位者也，帝王同陛下以此道者也，祖宗传陛下以此心者也。心得其正，则此道为有宗；道得其正，则此位为无忝。位正而道益可行，道正而心益可制。动息造次，常以天下为忧；安舒暇豫，略不以有位为乐。夫如是也，真知夫天地之所付者至大，而不敢以自小矣；真知夫帝王之所同者至公，而不敢以自私矣；真知夫祖宗之所传者至重，而不敢以自轻矣。自是而充之，以学力所到，日益月新，心术所存，天宽地大，举一世之人济济于雍熙泰和之域，浑浑乎如四时之春，而不见有炎风朔雪之惨者，皆此心之推也。惟陛下益反诸心而用力焉，则功用岂有难致者哉！臣伏读圣策曰：「朕以眇陋，嗣承丕绪，于今九年，昧旦而朝，咨诹辅弼，延纳英隽，日御经筵，曰诵曰讲，咸有常准」。臣有以见陛下统临于上，愈尊而愈谦，问学之勤，愈久而愈不替也。臣闻帝王之学厥有本原，惟谨养乎心术之微，不徒为诵说之务；惟深探夫造端之自，不徒为外饰之求。宫庭深邃，燕佚易失；声色满前，志念易汩。四海九州之大，非空言所能维持；一日万几之繁，非小智所能经理。然所以维持而经理之者，其本会于圣心运量之中，其用形于圣学贯通之后，则是心不可以不尽，学力不可以不充也久矣。故有一念之纵肆，则不足以充此学；有一息之间断，则不足以充此学。外庭固学矣，内庭其可息乎？经筵固学矣，退处其可懈乎？端人正士固与学矣，便嬖使令其可与亵乎？陛下有志于帝王之事，固出于圣心之实然，抑帝王所以兢兢业业，儆戒无虞，孳孳汲汲，悠久不息者，得非陛下之所当深勉，而不徒为言语诵说之末而已者乎？陛下即位固九年矣，然外而疆土之未清，内而奸宄之未靖，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周之克商，九年大勋未集而勉其忧勤乎？陛下每朝，固咨辅弼、延英隽矣，然内而邪正之未明，外而贪廉之未判，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舜之三考黜陟，庶绩咸熙，而为几康之戒乎？不然，以可致之资而不能致，以可为之时而不能为，以可豫备之岁月而自惰于不备不虞之域，若是而曰讲诵有常，臣甚不知陛下讲诵之谓矣。陛下苟能以帝王之心为心，则必深求帝王用力之要。凡六经所载，得之于经筵之所诵讲者，诚非徒以讲诵为也。口以诵之，必反心而载惟；学以讲之，必闻义而力徙。故于至善之所当止，则必如好好色，使之眼明心悦可也；于不善之所当改，则必如恶恶臭，使之影灭迹绝可也。学有如是，则本原正矣。本原既正，则自身而家，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无一政之不立，无一事之不举，功用之著其可以限量既耶？臣伏读圣策曰：「六经之道，所以该贯天人，维持世变者至纤至悉，不可胜穷，而《通鉴》一书又所以著历代之美恶，以劝戒于后者。莫先于修身而齐家，进君子而退小人，严名分而遏乱萌，修政事而靖边疆，恤民隐而惧天变」。臣有以见陛下会经训之精粗，明史册之劝戒，而欲用力于君德治道之大者也。夫经所以载道也，史所以纬经也，人主之学所以讲经与史者，盖欲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者也。臣尝以是观之，六经皆所以言天人，而至于该贯其道，则莫详于《易》与《春秋》之为书；六经皆所以维持世变，而所谓至纤至悉，则莫大于《易》与《春秋》之为用。《易》者，六艺之原也。卦有阴阳，固所以明天道也，而吉凶悔吝未始不以人言之，则《易》之所以维持世变者，宜乎极其所谓变通鼓舞之道，而不可以致诘也。《春秋》者，史记之约也。义有褒贬，固所以明人道也，而灾异所书，未尝不以天言之，则《春秋》之所以维持世变者，宜乎定天下之邪正，而乱臣贼子皆凛乎其知惧也。即《易》与《春秋》之旨而槩之六经之道，则维持世变，至纤至悉而不可胜穷，自修身齐家至于恤民隐而惧天变者，可以类推矣。虽然，此经之所以载道者然也。至于史之所以纬夫经者，则自周之衰以讫五代之季，其间安危理乱之分，成败兴亡之故，上下数千年间，皆若烛照龟卜而不可掩。然以善论世变者观之，汉大纲仅正，而万目则未甚举；唐万目举，而大纲又不能正。则其所以正人伦而系风俗，别贤否而定名义，谨修攘而全爱敬，大槩不可以帝王之功用并言者，要亦有由矣，是乌可不为本原之论哉！空谷而足音，晦冥而日月，绝无仅有之中而求其粗合于古帝王之道，惟文帝一人而已。昔孝宗皇帝与大臣论古今治乱，因曰：「自汉唐以来人君，惟汉文帝粗能知道。自文帝之外人君，非惟不知道，亦不知学」。大哉王言，深于考论夫后世人主之为学者乎！试即文帝之粗知道者观之，虽其礼文之事犹或多缺，然刺取六经，盖亦髣髴于王者之意。故当时之治蔼然，犹有王者气象。非粗知道者，其孰能之？自其躬玄嘿，丽道准仁，而修身之道粗明。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而齐家之道粗立。张武受赂，益愧其心，吴王不朝，赐以几杖，而治国之道又粗审。以至弃细过而绝戎隙，成军礼以张国势，务休息而专德化，警灾异而求直言，凡可以为平天下之道者，亦粗于此而加之意。然则文帝之所以为汉德之盛者，岂非粗知道之效欤？夫惟文帝粗知六经之道，既足以致后世之治，后世考论文帝之史，则当劝其所以为文帝者，而戒其所以不如文帝者；当劝夫文帝之可以到帝王者，而戒夫文帝之终于未到帝王者。则治道功用，又岂容外吾心而求之乎？臣愿陛下反求此心，加意力行，以可到帝王者自勉，以未到帝王者自励。此则在于用力不用力耳，乌患其有难行者哉！臣伏读圣策曰：「朕深惟经训史策日陈于前，文字繁多，途辙迂阔，求其所以寘力者，乃即燕閒，窃有慕古人缉熙光明之义，日就月将，躬履神会。盖以基治道之本，一人心之归，使普天率土，若士与民，悉共由于理义而无本末舛逆之患、上下异向之风，顾不韪欤」！臣有以见陛下加意于缉熙之诚，用力于本原之地，而欲推而达之于治道功用之大也。夫经之与史，虽文字之繁，而关于君德治道者，则未尝无纲领之要。夫「缉熙光明，日就月将」，此诗人之所述，而成王用力为学之实也。至于曰躬履、曰神会，此则陛下心术纯明，义理融贯，能以诗人之所述者究心，而又以成王之所学者用力也。盖躬之所履，皆力行之事；神之所会，皆致知之功。行无不力，则缉熙矣；知无不致，则光明矣。以陛下之躬履神会，求成王之缉熙光明，而又形诸心画，发诸圣制，布尧言于天下，断断然以为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为本，而知夫学之有益于人国矣。举天下之大，家传人诵，皆灼灼然知陛下缉熙光明之懿，殆与成王不可以异观矣。抑成王之所以谨养其心，以为讲学之本也，陛下亦尝实用其力乎？臣考诸《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群臣告成王以用力之大者也。而谆勤恳切之意，又必继之以「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盖欲其知天之监无往而不在，无时而不然，而敬之为敬，无一动之或违，无一息之可弛也。成王于此，灼知用力之要，谦虚挹损，形之于言，曰：「惟予小子，不聪敬止」。必加之以日就月将之诚，懋之以缉熙光明之益，积而至于亿万年天休之敬。以是而论，则知「缉熙光明」乃为学之要，而「敬之敬之」又缉熙光明之要也。今陛下既即燕閒，慨慕于古，其事非不伟也；至于古所以谨处燕閒，无微而不敬者，兹又陛下切身之事，而治道之所由以基，人心之所由以一，义理之所由以克广者也。盖敬者，主一无适之谓，彻上彻下之道，陛下与成王所谓缉熙光明之实，而二帝三王所以传授心法之准的也。故也䌷绎心思，续续不已，充广心地，恢恢有馀，而后可以言缉熙。清明一有纷汩，志虑一有间断，气象一有褊狭，则不足谓之缉熙矣，而可以为敬乎？必明善诚身，动与理觉，尽心知性，静与理融，而后可以言光明。物欲少有障蔽，血气少有昏蒙，智识少有凝滞，则不足谓之光明矣，又可以为敬乎？陛下之所谓躬履，盖履此敬也；陛下之所谓神会，盖会此敬也。以是而基治道，使天下国家之治如尧舜三代之盛可也；否则规摹弗立，玩愒小康，本末之不能无舛逆者，皆治世之累也。以是而一人心，必使远近风俗之化如尧舜三代之美可也；否则仪刑弗谨，观听莫新，上下不能不异其向者，皆风俗之弊也。陛下能反求此心，常守此敬，内主乎一而不病乎杂，外无所适而不徇乎私，本正而末自随，上倡而下必应，阴消其舛逆之患，潜格其异向之风，则其感动意思，殆与七十子之服孔子者同一机括也。臣愿陛下以真存心，则躬履神会，自不能掩其功用之著。由是而充之，则以成王之学造帝王之道，惟陛下加之意而已。圣策又曰：「若夫商政治之得失，求民俗之利病，论士习之厚薄，则有所未暇。盖以本原既立，则他可以序举也」。臣窃谓陛下之言及此，岂非天下之幸，而天地祖宗之望陛下者乎！盖政治之得失，每系于君道转移之间；民俗之利病，实关于君政修废之顷；士习之厚薄，亦视夫君心之好尚者如何。陛下不屑屑于三者之计，必谆谆于本原之正者，岂非以用力于本原者既善，则三者之效特举而措之耳。故《中庸》论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而曰所以行之者一。《大学》言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亦以脩身在正心者为之本。陛下讲明于此，盖亦熟矣，继今而后，极致知之善，尽力行之诚，因全体之明，求大用之著，必刚以制欲，必勇以力行，必恭俭以约己，必渊静以养心。如是则本原既正，三者之序断断乎其可举。不然，外有讲学之文，内无讲学之实，诿本原之论以盖其事体之失，假脩饬之具以掩其修省之愆，戒酒有箴而无益于制心，缉熙有记而无益于进德，若是而曰政治之未暇问，民俗之未暇问，士习之未暇问，是自置天下国家于圣度之外，又安足以为本原之论哉！昔孝宗皇帝圣训有曰：「朕心未尝放下，一日间天下定行一遭」。孝宗之所以经营于念虑者若是其详且悉，曾谓其以本原之是正而一切付天下之事于未暇问乎？圣谟洋洋，载在国史，皆陛下之所当体而行之者也。臣愿陛下益反之心曲，加其真实无伪之功，广推于外，旁达其运量不穷之妙，则本原在于圣心矣，凡陛下策臣以经史之所当讲者皆可以序而举，况于是三者之务哉！圣策之所以幸教臣者亦已至矣，而陛下谦冲温粹，犹终之曰：「子大夫奉对于庭，其以有得于经史者，䌷绎而毕陈之，朕将亲览」。臣仰见陛下咨访不倦，嘉与草茅之贱求本原之纤悉，非徒为是诹采之文具也。臣窃闻六经之书，致治之成法也；史之为史，亚乎六经者也。夫致治成法既皆具于经，而史又亚乎经之道，则凡天下国家之治，非徒本原之是正而已。至于纤悉节目，所以救习俗之失、防人心之微者，经之与史盖相贯通而互发明也。陛下既俾臣等䌷绎而毕陈之，臣不能罄竭肤浅之万一，以为陛下告，不惟下负所学，抑亦上负陛下之谆诲矣。然臣之所尤拳拳于陛下而不能自已于纳忠者，其说盖有三焉：一曰固民心，二曰肃军心，三曰正士大夫之心。盖民者国之命脉也，兵者国之精神也，士大夫者又国之医师砭剂也。为人上者当使命脉坚强，精神运动，常致谨夫医师砭剂之用，以为元气调养之方，则立国之势，自隐然有安靖和平之功用矣。臣请竭其愚而终言之。《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此言民不可以不固，怨不可以不弭也。今之所以固民者何如耶？田闾困于科率，市井困于征求，商贾困于抽敛，富家大室困于奄没之刑。叠是数困，犹未已焉，远近怨咨不可闻也。乖戾之气上熏于天，激而为江闽之盗，滋而为辅近之奸，涨而为都会之灾，溢而为边陲之警，延而为数千里之旱，岌岌殆哉！国家命脉，一缕千钧，深可虑也。昔光武中兴，邓禹劝之以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先朝范镇亦曰：「欲备契丹，莫若宽天下之民」。此皆所以为命脉计也。陛下亟图之，则其證犹可起也，否则非臣之所敢知矣。《书》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此言卫国以兵，诘之者有其道，则服之者有其机也。今之为兵者何如耶？自核实之不加，而兵益以冗；自训练之不精，而兵益以惰；自豢养之不戒，而兵益以脆；自等级之不严，而兵益以骄；自刻剥纵弛之相蒙，而兵又流于叛且溃矣。夫国家竭民之力以养兵，盖资之以卫吾国也，今乃不冗则惰，不惰则脆，不脆则骄，不骄则叛，不叛则溃，习于纵敌而不习于死敌，利于为寇而不利于禦寇，敢于犯上而不敢于卫上，于是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主帅。闽南之纷乱方迩，而继之以江右之陆梁；西蜀之惊荡方传，而因之以淮东之奔迸。姑息养祸，浸以成风，蔓草难图，忧未歇也。昔晋文公城濮之战，见其师少长有礼，而知其可用。艺祖皇帝始明军法，使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咸伏鈇锧，是以上下有序，无征不服。此皆所以为精神计也。陛下其亟图之，则其患犹可弭也，否则非臣之所敢言矣。夫固国以民，卫国以兵，二者命脉之所关，精神之所系，一日不可忽焉者也。然所以护养其民、调伏其兵者，惟有士大夫以为医砭尔。夫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而命将遣帅以卫中国者，亦以重戍役车徒之责。今之为士大夫者，臣又不知其果何如邪？陛下以培固邦本为心，而监司守令则行之以朘削膏血之政；陛下以运动国势为心，而曰将曰帅则乘之以消沮士卒之私；陛下以兴利除害、信赏必罚为心，而内外大小之臣则应之以虚诞苟且、偷安旦暮之计。是无怪乎上之真德实意不能宣达于其下，下之吞声隐气不能通达于其上。上下隔绝于势分之交违，则夫民怨而思乱，兵怨而思叛，亦其理之所必至也。昔汉宣帝欲安渤海之警，得一龚遂，单车至府，宣布教令，慰安牧养，盗为之悉平，而民不患其不安者，以得人而安之也。唐马燧之在河东，驭马厮役教以骑射，比及二年，得精兵二万，而兵不患其不强者，以得人而制之也。是以国朝开基之初，藩侯不抚百姓，则有断不容之之戒，至于南征北伐，战胜攻取，兵不过二十万者，亦惟以曹彬、潘美为将耳。此其于国家砭剂之用，明效大验，彰彰然足以为后人嘉赖维持之地，盖汉唐之美独盛于一代者也。今陛下所慕者帝王之道，所鉴者汉唐之言，所取者祖宗贻谋之善，则其所谓一军民之心者，要莫先于正士大夫之心；而其所以正士大夫之心者，又不过先正陛下之心而已。董仲舒有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极而至于四方远近之一于正」。此又自本原而达之功用，古今不易之至论也。惟陛下于此而实用力焉，则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无任，昧死谨对。

臣尝观殽陵既战，秦伯犹用孟明，孟明增修国政，重施于民，故秦虽败而犹可以自强。街亭既战，诸葛亮上疏自贬，蜀主以为右将军，亮于是引咎责躬，希所失于境内，故蜀虽败而犹足以有立。盖败军之将，虽不可语勇，苟因其败而痛自惩创，则转祸为福，易危为安，英明之主犹不忍尽弃也。迩者王师既出，版图渐归，褒诏方颁，衄音继至。折北奔溃者固所当罚，发纵指示者亦岂容逃？陛下悉从轻典，复取其任大责重如赵范者，湔洗而委之。臣知圣恩宽大，恕之于今日，将以望之于后日也。抑不知范果能如孟明之所以报秦、诸葛之所以佐蜀乎？臣切惟范有所当戒者三：一曰去私，二曰禁暴，三曰惩忿。能持此三戒，则陛下所以责任之意，庶乎其无负矣。范之在黄也，大建弘宇，日役万夫，片瓦寸钉，竹头木屑，皆索之列郡，号曰军需。先世之祠堂、后庭之燕寝，无一不备，千仞之楼且巍然插空。于倥偬不暇给之时，直为是骚动不遑安之举。古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似不作此等举措也。今易临岘首，号袭世官，傥不封蔽芾之甘棠，而惟爱纷奢之丽屋，则民将不敢言而敢怒，今而后皆失望矣。此所当戒者一也。范之在合淝也，以一万五千之夫数而责之一县，以数百里之远地而限以三日。臣曩尝言之，闻其以军法从事而死于锋镝，以军期穷迫而毙于道路者，又不知其几也。今之淮非昔之淮矣，仓廪竭府库空，而郡县不如昔，户口减耗，鸡犬寂寥，而乡井不如昔，富者憔悴，贫者转徙，而百姓不如昔，身丧于接战，气丧于奔溃，而壮士健马亦不如昔。此皆范实为之，傥复移其所以用淮甸者用京襄，则国之元气愈耗矣。此所当戒者二也。范垂涎襄阃久矣，向欲藉襄兵取关陕，而史嵩之各执其说，近欲移随将过樊城，而杨恢弗从其令，志虽愤闷，犹未容发也。今事任既正，诛戮自由，城池虽昔日之旧游，蕃汉乃今时之杂处，御得其道，狙诈作使，御失其道，狙诈作敌。况主帅新易，人情怀疑，倘不开诚心布公道，而或以私忿临之，则士气摧挫，意外之变不能保其不作矣。此所当戒者三也。臣于范无纤芥之隙，向者鞑寇犯蜀，蜀之仕于朝者日扣政府乞以范为襄帅，藉襄之力以纾蜀之难，于时臣实与焉。继为武部贰卿，臣复以列属事之，见其抚掌谈兵，捐躯许国，未始不击节嘉叹也。今范建牙帅阃，而臣偶待罪台端。为所当为以无负陛下之临遣者，范之责；言所当言以无负陛下之擢任者，臣之责。臣之所论，非但忧国，亦所以爱范也。愿陛下下臣此章以示范，范果以臣言为戒，修政恤民如秦孟明，引咎责躬如蜀诸葛，则京湖一面，可宽陛下宵旰矣，否则未也。惟陛下加察。

〔贴黄〕臣观马谡，诸葛亮密友也。祁山之役，督诸军为先锋，一败街亭，论罪至死。蒋琬以为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可惜？亮曰：「孙武所以能制于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列，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亮之见远识高如此。比者杨义弃军而走，徐敏子弃军而溃，此犹为鞑骑所迫也。汴距战场二百馀里，且有一郡之隔，赵葵、全子才各拥数万兵，建大将旗鼓，正当整阵以援诸将，一闻风声鹤唳，皆奉头鼠窜矣，此何等举措？闻诸敌境，谓中国有人乎？范于无罪之民则用其惨，于有罪之将则用其恕，按章来上，此殆具文耳。以折北不支为歼贼精锐，以狼狈反国为归护根本，以望风先溃为急于全师，彼固谓朝廷为可欺，安知天下公论不可欺乎？昔太祖以南方之事委曹彬，且授以匣剑，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潘美等失色，不敢仰视。范何足以语此？此臣所以深为国家惜也。

昔人谓积金莫如积德，求富贵于子孙，不若求贤才为嗣，信矣哉。我朝初平江南，惟曹武惠王彬不妄诛一命，归舟惟载图籍。寇莱公成澶渊之役，朱兵部贯首以不杀为请，得降人皆宥之。时朱公以僚属从行，及旋，迁驾部，转兵部，即退老睢阳，训戒子孙，惟读书，勿居高官。与贾魏公世为姻联，曹氏为亲娅。今诸公子孙俱登朝列，以清白传家，不其伟欤！盖亦天之报施者不偶也。观五老人翛然达人，俨然德容，真后世仪表，贤矣哉。淮南旧治有堂存焉，缙云谢觌拜书。

公卿大夫士可祠三：道一、德一、功一。金陵帝王州，上下数千年间，有道、有德、有功者相望，何吴、晋之臣此皆有祠而他代阙焉？开庆元年秋，资政殿学士大制帅马公昉祠先贤青溪最胜处，凡生于斯，任于斯，居且游于斯，而道、德、功可祠于斯者，自我朝上溯汉周列位四十有一，取于吴、晋仅十有一，选亦遴矣。先是宝祐丁巳，公以太常伯任留钥，建江阃，政通俗阜，教民靡不勤，章往劝来，是祠所繇作，属前宗学谕冯君去非定其可祠者而为之赞。会上谋荆帅，趣公易镇，祠事迄未备。越一年，进视四辅，拊甘棠而临之。凡前志未毕者是究是图，祠乃成。八月壬辰，舍菜成礼，会弁如星。列古先民，洋洋如在，景行行止，克广德心。客有赋者曰：「吴凿青溪，千二百年。九曲萦纡，七桥蜿蜒。鸣鸡射雉，荒亡流连。䚕昭明之宫，衒乐游之苑。宣尾庙改，青衣祠蒇。此溪之所以堙而流之尼于远也。今揭虔妥灵，圣贤其居。令闻广誉，黼黻其书。俎豆革管弦之靡，声教涤宴游之娱。此溪之所以浚而泽万年之留都也」。公谓客曰：「子徒识青溪之改视易听，而不知我朝之度越前代也。盍观之是祠乎？清莫如子陵，而隐之、致尧其流也。忠莫如清臣，而子布、子羽其俦也。休徵之孝，望之之节，子隐之勇，内史之介，逸少之雅，仲伦、子圭、德施、太白、东野之文，皆可以言德，而未若太伯之为至。明哲则陶朱公，整暇则茂弘、安石，英迈则士行、公瑾、幼度，皆可以言功，未若孔明之为盛。我宋诸贤功德兼之。武惠，士行也；忠献，茂弘也；忠襄，望之也；忠定、孝肃，清臣也；介公，荥阳之邻也；忠宣，其谢安乎；正肃，其子羽乎；恭惠，致尧之俦乎；庄简、忠肃，公瑾之亚乎。至若河南纯公、龟山文靖公、南轩宣公、紫阳文公、西山文忠公，皆以道鸣者，则汉而下所未有也，而皆萃于吾宋。孔孟而后，道不在兹乎？有道者必有德，必有功。而功之不究，或系乎时。苟不至德，无以为道本也。重道德而轻功业，人将知体而不知用。崇功业而遗道德，人将知流而不知源。吴祠所重在功，而道德之意薄。晋祠或功或德，道则未闻也。古今并祠，三者始备。大学之道在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曾子发至善之传曰：「君子贤其贤，亲其亲；小人乐其乐，利其利，所以没世不忘也」。是祠之作，因其不可忘而思其所可学，某也道，某也德，某也功，勉而进之。三者全则至，二则次，一亦不失于令名。社稷生民终将赖之，二三子其有志于斯乎」？客曰：「大哉！新民之赐，抑以得公尚友之志」。公命记之，并刻迎享送神之辞，使民歌之。其辞曰：

长江兮淙淙，踞虎兮蟠龙。秀群英兮礼乐，览千古兮焉穷？蹇谁留兮青溪？穆将愉兮寿宫。思至德兮肇苍姬，避圣嗣兮兴句吴。竟长干兮游五湖，耀客星兮隐东庐。坐狼石兮定吴都，怀仲父兮秦淮隅。燎赤壁兮伟壮图，忆尚书兮西明居。孝感兮冰鱼，鹿苑兮儒书。起乌衣兮见夷吾，运百甓兮恢宏模。忠孝兮父子，将相兮叔侄。登冶城兮想高世，酌贪泉兮徒四壁。兴文兮雷刘，著书兮陶萧。大节兮霜凛凛，谪仙兮风飘飘。云龙上下兮东野，桃花流水兮致尧。肆荥阳兮忠愤，相先民兮迢迢。天昌宋兮将有曹，平江南兮斧不膏。德乖崖兮桑本，褒美中丞兮蓉幕高。神明兮待制，忠恕兮肤使。春风兮寿元气，图绘兮回天意。出师门兮道与南，建留都兮垂万世。仗征钺兮江无波，死封疆兮人知义。采石兮功之奇，紫阳兮道之继。佐乃翁兮南轩，开厥后兮壹是。泽斯民兮西山，俨元凯兮是似。庀管钥兮北门，思尚友兮古人。建芳馨兮堂庑，合荃芷兮盈庭。袅秋风兮桂枝，缭荷屋兮杜蘅。荐菊兮寒泉，采藻兮落成。浴兰汤兮沐华，望美人兮并迎。芳菲菲兮满堂，灵之来兮如云。聊逍遥兮容与，集琳琅兮锵鸣。吉日兮辰良，蕙蒸兮椒浆。元勋兮钜德，日月兮齐光。介民兮景福，昭昭兮未央。高山兮景行，千秋兮难忘。

诸氏名行事，各具本赞，不复书。公名光祖，字实夫，金华人。受道西山，后学称裕斋先生云。承直郎、宜差充江南东路安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明道书院山长周应合记。文林郎、宜差充江南东路安抚使司干办公事赵与辀书。从事郎、特差充沿江制置大使司主管机宜文字徐道隆篆额。

荐才报国，仰窥大贤之盛心；与郡起家，俯拜公朝之成命。有为之地，震闻自天。安敢控辞，虚负吹送！窃谓方今事功之未立，意者考绩名实之少差。忌者畏人脩，此庸夫之通患；浩然养吾性，真守道者安行。故不结左右，如即墨大夫者希；而弗辜任使，惟曹彬一人而已。使当时毁誉之莫察，则有司黜陟之非公。彼齐王奚自而兴邦，我艺祖于何而立极？度居中有大主宰，故于物无一偏枯。与其密赞严凝总核之精，曾又未若坚定明扬之切。赵韩王拾碎纸以进，终悟上心；狄梁公叠荐墨不移，果堪大任。寥寥此意，寂寂无闻。乃亲见之，何可当也！伏念某菰蒲冷地，樗栎凡资。欲寡其过而未能，多上于人则不敢。草木同味，屡蒙当世名公之见推；薰莸异居，忽有达巷党人之相值。孟轲欲行道而子敖以为简，充国愿息兵而武贤独不然。顾是非未有久而不明，然行藏安于悠然顺适。不谓蹶熟涂之马，可偕护大泽之龙。褒衮虽荣，负山为惧。馁刚大之气，安能塞天地之间？非卓异之才，岂足备江淮之选。风寒凛凛，冰履兢兢，当勉驽庸，以称鹗表。兹盖恭遇某官先生任天之付，得圣之清。抱姬公六典之遗编，志怀中古；续元祐诸儒之正脉，力振斯文。急流孤航，震风巨栋。进则谋王断国，退则足饷安邦。粹然诚明，可以对越。窃闻开藩之措置，无非折冲之便宜。马勇腾槽，鸿归得所。然且广收忠益，深虑逸遗。去阙孤忠，拔茅十士，自惭无毛遂一颖之可取，乃亦预孔门四科之并收。苐切凌兢，莫图报称。开未能信何以仕，忽忝分符；虎帅以听孰不从，钦承推毂。莫难知己，岂易酬恩。

国之修短当观其治体，治乱当观其制度，强弱当观其国势。殷周治安皆千岁，而汉唐享国不及三四百年者，治体之有纯驳也。汉四百年治多而乱少，唐三百年乱多而治少者，制度之有疏密也。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者，国势之有强弱也。盖我朝有唐虞三代之治体制度，而无汉唐之国势。自昔惟患人主之不讲学也，而我朝列圣则无一日而不学。自昔惟患人主之不好言也，而我朝臣子则无一人之不可谏。自汉五日一朝长乐宫，祖宗以来母后皆朝夕见，则有事亲之法。汉朝女主临朝，姻党专擅，我朝高、曹、向、孟之贤，皆为社稷计，则有齐家之法。母后之族不预政，则有待外戚之法。宫殿无华侈之饰，则有尚俭之法。宫中宴居冠服必以礼，则有尚礼之法。臣下有黜无诛，则有宽仁之法。此治体之所以多纯而少驳，制度之所以似疏而实密，盖其根本之地有可言者。而国势之所以不若汉唐者，则有由矣。盖我朝北不得幽冀，则河北不可都。西不得灵夏，则关中不可都。不得已而都汴梁之地，恃兵以为强，通漕以为利，此国势之弱一也。诸镇皆束手请命，归老宿卫，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郡县太轻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尽关于上而迟重不易举，此国势之弱二也。以科举程度而取士，以铨选资格而任官。将帅知畏法而已，不敢法外以立功。士大夫知守法而已，不敢法外以荐士。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此古今儒者之所同病，而以文墨为法，以议论为政，又本朝规模所独病，此国势之弱三也。故其始也虽足以戢天下之异志，终也不足以弭外国嫚侮之骄心。譬之长江大河，无鼋鼍蛟龙奋翅鼓鬣以激其冲突溃荡之势，帖然安静之久，人亦得狎而玩之。五尺之童且操舟其上矣，然太祖规模宏远，谋虑周防，虽都四平无险之地，而欲都西京，欲都长安，置内库以赎山后之地，积缣帛以靖边塞之烽，其志未尝忘也。虽收诸道藩镇之权，而久任边将，付以重柄。以郭进守西山二十年，而西戎不敢犯；以董遵诲守北边十馀年，而北狄不敢侮，又未尝不重藩镇也。于文法之中未尝抑天下之富商大贾，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天下之豪杰，是盖有以助我立国之势，转移阖辟之机，又非常法之所能拟议者。自太祖以来，外权愈困，内法愈密，以阵法图授诸将，而边庭亦如内地。支郡各自达于京师，而列郡无复重镇。加以河东之后，王师已罢，故虽以曹彬名将，而亦不能收一战之功。自是而后，偃兵息民，天下稍知有太平之乐，喜无事而畏生事，求无过而不求有功。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人气日惰，人才日弱，举为懦弛之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故虽以景德亲政之后，天下以为美谈，而不能不纳赂以为盟。虽以仁宗庆历之治，至今景仰以为甚盛，而不能不屈己以讲好。然景德之约盟，非寇准之志也。契丹之增币，非富弼之志也。元昊之增岁赐，亦非韩、范之本心也。观寇准数年后戎复生心之言，至庆历而始验。观弼请备河北，琦请都洛阳，仲淹请修京城之计，至靖康而皆验。诸公方慨然为社稷远虑，更理弊政，而不一二年间，其身已不能安于朝廷之上矣。呜呼，使雍熙无轻动之举，则中国有可畏之形，而景德之师必不敢寇于河北。使寇准得尽谋于景德，则外国必有称藩之礼，尚敢议关南之地乎！使韩、富、范之计得尽行于庆历，则中国必无增币之耻，而宣和间必不召女真以雪愤矣。至此而后，知太祖之为虑，其深且远哉！虽然，庆历以前此一时也，熙宁以后又一时也。庆历以前在外之国势似弱，而在内之国势实强。熙宁以后在外之国势似强，而在内之国势已弱。盖安石不能改弱势而为强势，乃欲因弱势而为强势。观其上书于嘉祐之末，谓本朝不任人而任法是矣。然安石之法其果与贤人君子共事乎？谓今之教士，大抵诵说课试是矣。其新经、《字说》其果能出于文墨之外乎？其入对于熙宁之初，谓本朝徇有司之细故，而安石所为愈烦碎而不足言矣。谓君子小人正论邪说之杂用，而安石所为则纯用小人邪说矣。谓理财大抵无法，而安石所理之财愈竭下以事上矣。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财之政，使本末俱弱而已。方且外张国势，启衅于交趾，兴兵于熙河，拓境于海山，竭中国有用之物以事空虚无用之地。夫安石初意不过欲变法耳，未敢言兴利也。迨青苗既行，始兴利矣。然种谔绥州之议，安石犹未主之也。韩绛庆州之役，安石犹以为未习边事也。迨熙宁四年以后，始主王韶、章子厚、沈起之说矣。安石变法之罪小，而兴利之罪大。兴利之情犹可恕，而开边之罪为可诛矣。何者？元丰小人不过图禄位耳，及其患失，则兵困于灵武。绍圣小人不过反元祐耳，及其得志，则兵兴于隍鄯。蔡京始谋亦不过钳制上下耳，及其求悦，则荐童贯以帅西师。王黼始谋又不过倾蔡京尔，及其势利相轧，则必复燕蓟以邀功名。是皆安石有以启之也。吁，靖边塞之烽，图山后之郡，此艺祖皇帝之宏规也，而熙宁用之则疏。取熙河横山，剪西人手足，此韩、范之本谋也，而元丰、绍圣、宣和用之则舛。盖祖宗之国势外形虽羸弱，而元气强壮于内，则外邪有所不能动。熙宁以后之国势，枝叶虽茂盛，而本根槁瘁矣。谋国者当以是参之。或曰：子之三篇皆不满于熙宁，毋乃已甚之论乎？曰：古今治乱之机皆决于君子小人之进退。熙宁以前非尽无小人也，然祖宗所培植之君子为甚多，故维持治体，遵守制度，振起国势。自建隆一阳之复，积而至于庆历，则为三阳之泰矣。熙宁以后非尽无君子也，然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来而未艾，故治体以坏，制度以变，国势以衰。自熙宁一阴之遇，极而至于宣和，则为三阴之否矣。此愚因论本朝之事，尤于君子小人进退之际而有感焉。

创业易，守成难，古有是言也。然人知守成之难，而未知世守之为尤难也。曷为其难于守也？物成之难，而坏之易也。其守之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矣。守孰为大？守家为大。诸侯以守社稷，卿大夫以守宗庙，士以守其家。家一也，守之一世者有之，盖再世希不失矣；再世而守者有之，盖三世希不失矣。一世而守，守成者也；再世、三世而守，世守者也。守成而勿失者固难矣，世守而勿失者为尤难也。华亭曹氏为东南望姓，盖武惠王之世家也。提干府君号守斋先生，又东南望人也。厥考省仓府君，克昌厥家者也。子府尸由太学登甲戌第，蚤下世，有孙曰和甫，字仲达，扁其家之堂曰「嗣守」。嗣之为言似也，嗣守，盖将以似守斋也。守斋守之于其前，以子而守成者也；嗣守守之于其后，以孙而世守者也。以守斋而有是父，故守斋之难也难为子；以嗣守而有是祖，故嗣守之难也难为孙。东汉名族为累世相门，惟杨与袁，然当时舆论则谓袁氏子弟奢僭，不如杨氏之能守其家风，是袁氏无后而杨氏有子矣。汉陈仲弓、荀季和父子以德望聚一时，当时指为德星。至陈之孙群仕魏为司空，荀之孙彧为魏尚书令，由他人观之亦荣矣，文公朱子评之若犹不满，而叹其嗣守之难，则不能不减于乃祖之风烈也。尚论曹氏世胄，固不逊于彼四家者，至其一门四世相望，有子得如守斋，有孙复如嗣守，则其善守莫大于是，兹固君子之所深嘉而乐道之也。夫富贵固人之所同欲也，然世之富贵，其即人也无常，而其去人也甚易。即人无常，故其成之也若累土而为山也；去人甚易，故其坏之也犹溃堤而决水也。一家以一人成，以一人坏，其要系乎人而已矣。古今名门右族，其成也莫不由于其人之勤俭积累也，其坏也莫不由于其人之骄奢纵肆也。故善观人之家者，观于其人斯可矣。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盖善守者所以为长守计也，守之时义大矣哉！譬之牧然，人之子若孙受其祖父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日荷箠而随之，约其群，以时适饮食，使之岁月肥息，归而复命于其祖父，而后牧之责始塞。前人付于有家，以望其后之善守者，亦若牧而已。全而付之，受之而全归之，然后为孝子、为慈孙，不然则否。兹盖吾守斋翁之所以深望其孙之能嗣守也。使翁起九原，必曰幸哉，有孙如此。人亦曰，武惠王之胤也固宜，殆将世守于无穷也。堂既落成，介玄同先生邵君远徵余记。仲达，玄同内弟，玄同，余外兄弟也。遂为记。大德庚子四月既望，何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