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十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历观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人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朕少小以来经营多难，备知天下之事，犹恐有所不逮。至于荆王诸弟生自深宫，识不及远，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穑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绩之辛苦，诸弟何能学朕乎？选良佐以为藩弼，庶其习近善人，得免于愆过耳」。

某闻商之高宗，周之文王，或旧劳于外，爰暨小人，或卑服即康功田功，惠鲜鳏寡，是以享国长久，号称贤君。在后之人，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不知稼穑之艰难，而惟耽乐之从，是以基业浸衰，贻笑后世。周公作《无逸》，表而出之，凡所以为帝王之龟鉴也。唐太宗之心，其有得于此乎！尝谓左庶子于志宁、杜正伦曰：「卿等辅导太子，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又谓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不解亲君子远小人」。又谓荆王元昌、吴王恪、魏王泰曰：「自汉以来，帝弟、帝子覆亡非一，并由生长富贵，好自骄逸所致，汝宜鉴戒熟思之，简择贤才为汝师友，受其谏诤，勿得自专」。其说谆谆，于再于三，今复以是语房玄龄，可谓深得周公《无逸》之意矣。《诗》曰：「贻厥孙谋，以燕翼子」。太宗其有焉。

大学/（臣熹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小子之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诗、书、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是也。大人之学，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记皆大人之学，故以「大学」名之。）臣又尝窃谓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叙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则天下之理，固已无不具于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气之身，则不能无气质之偏以拘之于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于后，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于乱其伦理而陷于邪僻也。是以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岁而入小学，十有五岁而入大学，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一人之不学，而天下国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乱日常少也。及周之衰，圣贤不作，于是小学之教废而人之行艺不脩，大学之教废而世之道德不明。其书虽有存者，皆不过为世儒诵说口耳之资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实，必求其理而责之于身者也。是以风俗败坏，人才衰乏，为君者不知君之道，为臣者不知臣之道，为父者不知父之道，为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皆由此学不讲之故也。至于我朝，天运开泰，于是河南程颢及其弟颐始得孔、孟以来不传之绪，而其所以开示学者，则于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又曰：「《大学》乃初学入德之门，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赖有此篇尚存，其他则莫如《论》、《孟」》。其可谓知言之要矣。后之君子欲修己以治人而及于天下国家者，岂可以舍是而他求哉？臣以无能，获奉明诏，使以此篇进讲，谨诵所闻，释其名义如右，惟圣明之留意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臣熹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故当有以明之而复其初也。亲，程氏以为字当作「新」，是也，其义则去其旧而新之云尔。言既能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人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臣窃谓天道流行，发育万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为此身者，则又不能无所资乎阴阳五行之气。而气之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浊，有纯有驳。以生之类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以人之类而言之，则得其清且纯者为圣、为贤，得其浊且驳者为愚、为不肖。其得夫气之偏且塞而为物者，固无以全其所得以生之全体矣，惟得其正且通而为人，则其所以生之全体无不皆备于我，而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粲然，有以应乎事物之变而不昧，是所谓明德者也。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参天地、赞化育者，亦不外乎此也。然又以其所得之气有清浊纯驳之不齐也，是以极清且纯者，气与理一，而自无物欲之蔽，自其次者而下，则皆已不无气禀之拘矣。又以拘于气禀之心，接乎事物无穷之变，则其目之欲色，耳之欲声，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岂可胜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灵，其所知者不过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则虽曰有人之形，而实何以远于禽兽？虽曰可以为尧舜而参天地，然亦不能有以自知矣。是以圣人施教，既已养之于小学之中，而后开之以大学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说者，所以使之即其所养之中而发其明之之端也。继之以诚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则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实也。夫既有以发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实，则吾之所得于天而未尝不明者，岂不超然无有气质物欲之累，而复得其本然之明哉？是则所谓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为于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谓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为物欲之所蔽，则其贤愚之分固无以大相远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则视彼众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没溺于卑污苟贱之中而不自知也，岂不为之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于齐家，中于治国，而终及于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旧染之污焉。是则所谓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当明，与其在民而当新者，则又皆非人力之所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为也。是其所以得之于天而见于日用之间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则矣。以其义理精微之极，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传所谓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与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众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学者虽或知之，而亦鲜能必至于是而不去。此为大学之教者所以虑其理虽复而有不纯，欲虽克而有不尽，将无以尽夫修己治人之道，而必以是为明德新民之标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诚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过不及之差焉，则其所以去人欲而复天理者，无毫发之遗恨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臣熹曰：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外驰，安谓所处而安，虑谓思无不审，得谓得其所止。）。

臣谨按，此一节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于至善之由也。盖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于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当止之地，则不能有以得其所当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然不先有以知其所当中之地，则不能有以得其所当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则吾所当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则方寸之间，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则无以动其心而能静矣。心既能静，则无所择于地而能安矣。能安则日用之间从容闲暇，事至物来，有以揆之而能虑矣。能虑则随事观理，极深研几，无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臣熹曰：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此结上文两节之意。）。

臣窃谓明德、新民两物而内外相对，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终始。诚知先其本而后其末，先其始而后其终也，则其进为有序而至于道也不远矣。盖欲治人者不可不先于治己，欲体道者不可不先于知道。此则天下国家之达道通义，而为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审。是以臣愚窃愿陛下深留圣意，伏乞睿照。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臣熹曰：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

臣谨按，此言大学之序，其详如此，盖纲领之条目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齐家、治国、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诚意以至于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谓明明德于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则各诚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亲其亲，各长其长，而天下无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国，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国。国之本在家，故欲治国者，必先有以齐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齐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于身之主，则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则身无所主，虽欲勉彊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发则意也。不能纯一于善而不免为自欺，则心为所累，虽欲勉彊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诚其意。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不能推而致之，使其内外昭融，无所不尽，则隐微之际，私欲萌焉。虽欲勉彊以诚之，亦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谓，如丧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于尽也。至于物，则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无者也。不能即而穷之，使其精粗隐显究极无馀，则理所未穷，知固不尽，虽欲勉彊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之而至其极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臣熹曰：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

臣谨按，此覆说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而无馀之谓也。理之在物者，既诣其极而无馀；则知之在我者，亦随所诣而无不尽矣。知无不尽，则心之所发可一于善而无不实矣。意不自欺，则心之本体可致其虚而无不正矣。心得其正，则身之所处可不陷于其所偏而无不修矣。身无不修，则推之天下国家亦举而措之耳，岂外此而求之智谋功利之末哉？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臣熹曰：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齐家以下，则举此而措之耳。）。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臣熹曰：本，谓身也。所厚，谓家也。此两节结上文两节之意。）。

臣窃谓以身对天下、国家而言，则身为本而天下、国家为末。以家对国与天下而言，则其理虽未尝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无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诚意正心而修其身，则本必乱而末不可治。不亲其亲，不长其长，则所厚者薄而无以及人之亲长。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谓天下国家皆本于身，又谓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其言皆本于此。盖君犹表也，民犹影也，表正则影无不正矣。君犹源也，民犹流也，源清则流无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则有亲有疏，有近有远，而心之应物则有重有轻，有长有短。亲者重而疏者轻，近者长而远者短，重而长者在所先，轻而短者在所后，亦理势之必然，非人之所能为也。是以此章详陈《大学》之条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诚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齐家，曰治国，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于章末独以修身、齐家二事结之，亦犹前章知所先后之云，而其旨益以深矣。臣愿陛下清闲之燕从容讽味，常存于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则必反而思之曰，此于修身得无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则必反而思之曰，此于修身得无有所害乎？小而嚬笑念虑之间，大而号令黜陟之际，无一不反而思之，必无害也然后从之，有害则不敢也。则又夙兴而思之曰，吾于吾亲得无有未厚乎？夜寐而思之曰，吾于吾亲得无有未厚乎？以至于出入起居、造次食息，无时不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后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则又恐惧而益加厚焉。念念如此，无少间断，则庶乎身修亲悦，举而措诸天下无难矣。惟陛下深留圣意。

臣又谨按，自此以上皆《大学》经文，自「则近道矣」以上为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以下为后章。前章略提纲领，后章细分条目，钜细相涵，首尾相应，极为详备。盖夫子所诵古经之言而曾子记之。自此以下，传文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当俟异日详究其说。然必先读经文，使之习熟而纲领条目罗列胸中，如指诸掌，然后博考传文，随事体察而实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无不止于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见其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效，则大学之道不在于书而在于我矣。伏惟陛下深留圣意，则天下幸甚！

《康诰》曰：「克明德（臣熹曰：克，能也，又有胜义。言文王能明其明德也。）」。《太甲》曰：「顾諟天之明命（臣熹曰：顾，目在之也。諟，古「是」字通用。天之明命，即人之明德也。言先王之心常欲明其明德，如目在夫物，不敢忘也。）」。《帝典》曰：「克明峻德（臣熹曰：峻，《书》作「俊」，大也。大德即明德也。言尧能明其大德也。）」。皆自明也（臣熹曰：结所引《书》以释明明德之意，皆谓自明己之明德也。）。

臣谨按，此传之首章，释经文明明德之义。旧本脱误，今移在此。其曰「克明德」者，见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唯文王能明之也。夫人之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气禀物欲害之也。盖气偏而失之太刚，则有所不克；气偏而失之太柔，则有所不克；声色之欲蔽之，则有所不克；货利之欲蔽之，则有所不克。不独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则皆有所不克。唯文王无气禀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胜之而无难也。其曰「顾諟天之明命」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体大用盖无时而不发见于日用之间，事亲事长，饮食起居，其所当然，各有明法。人唯不察于此，是以气禀物欲得以蔽之而不能自明。常目在之，无少间断，真若见其参于前、倚于衡也，则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其曰「克明峻德」者，人之为德，未尝不明，而其明之为体，亦未尝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于一物之小。唯尧为能明其大德而无昏暗狭小之累，是则所谓止于至善也。「皆自明也」者，言此上所引三句，皆言人当有以自明其明德也。能自明其明德，则能治其天下国家而有以新民矣。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臣熹曰：盘，沐浴之盘也。铭，铭其器以自戒之辞也。苟，诚也。汤以为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康诰》曰：「作新民（臣熹曰：鼓之舞之之谓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臣熹曰：言周国虽旧，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臣熹曰：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也。）。

臣谨按，此传之二章，释新民之义也。盖沐浴之盘者，常用之器，而铭者，自警之辞也。古之圣贤兢兢业业，固无时而不戒谨恐惧，然犹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以于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铭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于忽忘也。其辞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则取沐浴之事而言之。盖人之有是德，犹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犹其身之本洁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犹身之洁而尘垢污之也。一旦存养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则亦犹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尘垢之污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继，则利欲之交将复有如前日之昏；犹既洁矣，而所以洁之之功不继，则尘垢之集将复有如前日之污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养省察之功无少间断，则明德常明而不复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无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无少间断，则身常洁清而不复为旧染之污也。昔成汤所以反之而至于圣者，正惟学于伊尹而有得于此，故有感乎沐浴之事而刻铭于盘以自戒焉。而称其德者，亦曰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又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又曰从谏弗咈，改过不吝，又曰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谓也。至《诗》所谓「圣敬日跻」者，则其语意于日新为尤近，而「敬」之一字，又见其所以日新之本。盖不如是，则亦何地可据而能日继其功哉？其后伊尹复政太甲，复以「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为丁宁之戒。盖于是时，太甲方且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而归，是亦所谓苟日新者。故复推其尝以告于汤者告之，欲其日进乎此，无所间断，而有以继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至周武王践祚之初，受师尚父丹书之戒，而于几席、觞豆、刀剑、户牖、盥槃莫不铭焉，则亦闻汤之风而兴起者，皆可以为万世帝王之法矣。传者释新民之义而及于此，盖以是为自明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者，武王之封康叔，以商之馀民染纣污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诰》之书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兴之，使之振奋踊跃，以去其恶而迁于善，舍其旧而进乎新也。然此岂声色号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其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来，千有馀年，至于文王，圣德日新而民亦丕变，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虽旧而命则新也。盖民之视效在君，而天之视听在民。若君之德昏蔽秽浊而无以日新，则民德随之，亦为昏蔽秽浊而日入于乱。民俗既坏，则天命去之，而国势衰弊，无复光华。如人向老，如日将暮，日凋日瘁，日昏日暗，不觉灭亡之将至。若其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无不新，则天命之新将不旋日而至矣。其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者，盘铭言自新也，《康诰》言新民也，《文王》之诗自新新民之极也。故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极，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极者，求其止于是而已矣。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臣熹曰：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臣熹曰：缗蛮，鸟声。丘隅，岑蔚之处。「子曰」以下，孔子说《诗》之辞，言人当知所当止之处也。）」？《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臣熹曰：穆穆，深远之意。于，叹美辞。缉，继续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无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圣人之止无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诗》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知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吓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臣熹曰：淇，水名。奥，隈也。菉，《诗》作「绿」。猗猗，美盛貌。斐，文貌。切，以刀锯。琢，以椎凿，皆裁物使成形质也。磋以铝铴，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泽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复嗟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复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绪而进进不已也。瑟，严密之貌。僩，武毅之貌。喧，《诗》作「新」。吓喧，宣著盛大之貌。諠，《诗》作「谖」，忘也。道，言也。学，谓讲习讨论之事。自明者，省察克治之功。恂，郑氏读作「峻」，恂慄，战惧也。威，可畏也。仪，可象也。引《诗》而释之，以见能得至善之所由，而又以赞其德容之盛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臣熹曰：于戏，叹词。前王，谓文、武也。君子，谓其后贤后王。小人，谓后民也。此言前王盛德至善之馀泽，使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所以虽已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两节咏叹淫泆，其味深长，当熟玩之。）。

臣谨按，此传之三章，释经文「止于至善」之义。其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者，以民止于邦畿，明物之各有所止也。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者，言鸟于其欲止之时犹知其当止之处，岂可人为万物之灵，而反不如鸟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也？其引「穆穆文王」以下一节，则以圣人之止而明至善之所在也。盖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是以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当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则所止之善不一。故为人君，则其所当止者在于仁，为人臣，则其所当止者在于敬，为人子，则其所当止者在于孝，为人父，则其所当止者在于慈，与国人交，则其所当止者在于信。是皆天理人伦之极致，发于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者，亦不能加毫末于是焉。但众人类为气禀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圣人之心表里洞然，无有一毫之蔽，故连续光明，自无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后得所止也。故传引此诗而历陈所止之实，使天下后世得以取法焉。学者于此诚有以见其发于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缉熙之，则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诗》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正此意也。然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能为也。但能因事推穷以至其极，而又推类以尽其馀，则天下之物皆有以见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矣。其引「瞻彼淇澳」以下，旧本脱误，今移在此。其意则以明夫所以得其至善而止之之方，与其得止之验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讲于学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于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择善固执，日就月将而得止于至善之由也。恂慄者，严敬之存乎中也。威仪者，辉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晬面盎背，施于四体，而为止于至善之验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盖人心之所同然，圣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极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于是而已矣。其引「于戏！前王不忘」以下一节，则因上文民不能忘而言也。盖贤其贤者，闻而知之，仰其德业之盛也。亲其亲者，子孙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乐其乐者，含哺鼓腹而安其乐也。利其利者，耕田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馀泽，故虽已没世，而人犹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臣熹曰：犹人，不异于人也。情，实也。引夫子之言，而言圣人能使无实之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辞，盖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讼不待听而自无也。观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后矣。）。

臣谨按，此传之四章，释经文「物有本末」之义也。旧本脱误，今移在此。盖言圣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极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尽其无实之辞。是以虽其听讼无以异于众人，而自无讼之可听。盖己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则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区区于分争辩讼之间，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

臣又谨按，自此以上《大学》之传，以释正经前章之义者也。其言「克明德」者，欲学者自彊其志，以胜其气禀之偏、物欲之蔽而能明其明德也。其言「顾諟天之明命」者，欲学者之于天理心存目在而不可以顷刻忘也。其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欲学者深自省察，一日沛然有以去恶而迁善，则又如是日日加功而无间断也。其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欲学者之不以小善自足，而益进其功，以求止于至善，亦日新之意也。凡此数者，其言虽殊，其意则一。臣愿陛下深留圣意而实致其功，必使一日之间晓然有以见夫气禀物欲之为己害，脱然有以去之而无难，则天理之明瞭然在目，而有以为日新之地矣。然后日日新之又日新之，如既切而复磋之，如既琢而复磨之，以至于至善在我而无所不用其极，则宋虽旧邦，而天之所以命陛下者则新矣。如其不然，则臣恐天下之势将有如前章所谓向老而将暮者。臣不胜大惧，惟陛下之留意焉！

此谓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谓知之至也（臣熹曰：此句之上当有阙文。）。

臣谨按，此传之五章，其次当释物格知至之义，今亡其辞，而独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结语也。臣尝窃考此篇之旨，其纲领有三，其条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为先务。今乃独遗其本传之文，不知其所以发明此旨者果为何说，甚可惜也。然而尚赖程氏之言，有可以补其亡者。如曰：「学莫先于正心诚意，然欲正心诚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尽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穷而至之，所谓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读书讲明道义，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又曰：「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当脱然有悟处」。又曰：「格物非欲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至于言孝，则当求其所以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浅深。譬如千蹊万径，皆可以适国，但得一道而入，则可以推类而通其馀矣」。盖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至于论其所以用力之本，则其言又曰：「学道以知为先，致知以敬为本」。又曰：「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养，养知莫过于寡欲」。论其所以为敬之方，则其言又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又曰：「但庄整齐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非僻之干，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门人谢良佐之言，则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焞之言则曰：「人能收歛其心，不容一物，则可以谓之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圣经之旨。传文虽亡，然于此可以得其梗概矣。故臣又拾遗意而论之曰：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貌象而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当然之则，具于人心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则心之为物，实主于身，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浑然在中，随感而应，各有攸主而不可乱也。次而及于身之所具，则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又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则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所谓理也。外而至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也。远而至于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也。是乃《书》所谓降衷，《诗》所谓秉彝，刘子所谓天地之中，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仁义之心，程氏所谓天然自有之中，张载所谓万物之一原，邵雍所谓道之形体者。但其气质有清浊偏正之殊，物欲有浅深厚薄之异，是以圣之与愚，人之与物，相与殊绝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于天下万物之理无不能知。以其禀之异，故于其理或有所不能穷也。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知有不尽，则其心之所发必不能纯于义理而无杂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诚，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国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圣人盖有忧之，是以于其始教，为之小学，而使人习于诚敬，则所以养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无所不用其至矣。及其进乎大学，则所谓格物致知云者，又欲其于此有以穷究天下万物之理而致其知识，使之周遍精切而无不尽也。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自不容已者。而又从容反覆而日从事乎其间，以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里精粗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知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凡此推演，虽出管窥，然实皆圣经贤传之意，造道入德之方也。抑臣闻之，治古之世，天下无不学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为尤密。盖自其为赤子之时，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傅，则又有小学之学。及其齿于胄子，则又有大学之学。凡所以涵养其本原、开导其知识之具，已先熟于为臣为子之时，故其内外凝肃，思虑通明之效，有以见于君临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执要，酬酢从容，取是舍非，赏善罚恶，而奸言邪说无足以乱其心术也。降及后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学，而尊且贵者为尤甚。盖幼而不知小学之教，故其长也无以进乎大学之道。凡平日所以涵养其本原，开导其知识者，既已一切卤莽而无法，则其一旦居尊而临下，决无所恃以应事物之变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后，始欲学于小学，以为大学之基，则已过时而不暇矣。夫手握天下之图，身据兆民之上，可谓安且荣矣。而其心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术，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于前，骋其拟议窥觎于后，是则岂不反为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为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于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励，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从今日从事于敬，以求放心，则犹可以涵养本原而致其精明，以为穷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圣意，实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应故事而已也。臣义切爱君，不觉烦渎，下情无任恐惧恳激之至。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臣熹曰：毋者，禁止之辞也。人心本善，故其所发亦无不善。但以物欲之私杂乎其间，是以为善之意有所不实而为自欺耳。能去其欲，则无自欺而意无不诚矣。）。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臣熹曰：如恶恶臭，恶之深也。如好好色，好之切也。慊，快也，足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之地也。好善恶恶，深切如此，则是意常快足而无自欺矣。必慎其独者，所以察之于隐微之间，不使其有物欲之杂而为自欺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臣熹曰：閒居，独处也。厌然，销沮闭藏之貌。小人为恶于隐微之中，而诈善于显明之地，则自欺之甚也。然既实有是恶于中，则其證必见于外，徒尔自欺而不足以欺人也。君子之谨独，不待监此而后能，然亦不敢不监此而加勉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臣熹曰：言虽幽隐之中，吾所独知之地，而众所共见，有如此者，可畏之甚也。）。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臣熹曰：胖，安舒也。言富则能润屋矣，德则能润身矣，故心无愧怍，则体常舒泰，德之润身者然也。盖善之实于中而形于外者如此，又君子之所以不可不谨独而诚其意也。）。

臣谨按，此传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释经文诚意之义者也。臣又详说之曰：民之秉彝本无不善，故人心之发，莫不知善之当为而欲为之。惟其气禀之杂、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以为善之意有所不实而不免为自欺也。所谓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隐微之间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内也。外有恶恶之状，而其隐微之间常有不恶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虽公而中则私，其形常是而心则否，是皆自欺之类也。所谓诚其意者，亦禁乎此而已矣。能禁乎此，则其心之所发在于好善，则表里皆好，而隐微之间无一毫之不好；心之所发在于恶恶，则表里皆恶，而隐微之间无一毫之不恶。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恶恶也如恶恶臭，而方寸之间无有纤芥不快不足之处，是则所谓自慊而意之诚也。能自慊而意诚，则其隐微之间无非善之实者。君子于此亦致其谨，而不使一毫之私得以介乎其间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则不惟形于念虑之间，而必见于事为之际。此知其为恶而掩之，则既不足以自欺，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则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为戒而必谨其独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则所以明夫隐微之间实有不善，则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视，十手之所同指，无不见之，甚可畏也。隐微之间，实无不善，则其形于外也亦然。盖多财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修，其心广大，则其体必安舒。此又以著理之必然，而见君子所以必诚其意之指也。然考之于经，则所以能诚其意者，乃在夫知至。盖知无不至，则其于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于毫釐之间，而心之所发必无外善内恶之弊。所以有主于中，有地可据，而致谨于隐微之间也。若知有不至，则其不至之处恶必藏焉，以为自欺之主，虽欲致其谨独之功，亦且无主之能为而无地之可据矣。此又传文之所未发，而其理已具于经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犹为众人言之耳。若夫人君，则以一身托乎兆民之上，念虑之间一有不实，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议其后，而祸乱乘之，又将有不可遏者。其为可畏，又不止于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已。愿陛下于此深加省察，实用功夫，则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则今日区区之讲读，亦徒为观听之美而已，何益于治道有无之实，以窒夫祸乱之原哉？

乾道八年春，侍卫典步军臣吴挺一日奏事殿上，泣且言曰：「臣之先臣璘奋身边部，自太上光尧皇帝朝都车之事，率先请行。肆我陛下即位，一心事君，匪躬宣力，积劳西南，荐被褒厚，而臣无似，不能显大先臣远业，乃墓碑至今无辞以勒，后世将泯而无闻。惟陛下矜念假宠于吴氏而锡之无穷」。天子曰：「呜呼！惟汝父璘勤劳王家，积四十年，英风义声，燀耀显明，九命二伯，淑旗绥章，高其名器，崇其物采矣。尔挺其以是勒于阡」。君锡之名曰「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挺拜稽首，悲感若无所容。异日诏翰墨之臣王曮曰：「尔其为之铭」。曮承诏辞不获命，乃论次而书之。谨按，故太师、奉国军节度使、新安郡王、追封信王、谥武顺吴璘，字唐卿，德顺陇干人也。曾大父谦追封魏国公，大父遂追封楚国公，考扆追封鲁国公，皆累赠太师。曾祖母李氏、祖妣齐氏、妣刘氏，封魏、楚、鲁三国夫人。王在娠甫七月而生，意象异常儿，鲁国公奇之，曰：「是必大吾门」。少长负气节，善骑射，年十八以良家子从泾原军，战西边。宣和三年，从统制杨可世入燕，道河北，宿逆旅，梦妇人告曰：「妾家被劫于路，露胔水滨，幸相公哀之，移封高原」。寤以语其徒，视之信然，因感而葬之。战歙蒲口，行而饥甚，老人有饷食者，王食已，视之则不见，闻者异之。靖康初，力战破夏人，补官。既而败金人于下邽，战三原，斩千户兀讷耶。从兄武安公玠复华州，破贼史斌。咸以有功迁秩，充永兴军路书写机宜文字，移辟秦凤路，兼统领五军军马。名贼号王札手者，胁溃卒寇暴鄠、杜间，连破官军，执永兴假守张公辅，妄立名字，势张甚，武安公檄王讨之。王先以书系箭上，遍射贼中曰：「明日破贼，立旗为表，先降旗下者除其罪」。贼卒得之心动，时王所部不满千人，贼几万众，骑数千。夜半进师，迟明相遇，贼将战，阵动，奔降旗下者果无数，乘势搏之。贼据高阜，王遣骁将敛旗鼓，轻兵斮其后，贼遂大溃，斩王札手以报，俘其党千人，迁武翼郎、阁门宣赞舍人。时金人乘富平之胜，尽陷陕右，蜀甚危，武安公与王招散亡数千人保散关之东曰和尚原，练兵积粟，以扼敌冲。绍兴元年，我孤军栖于原上，朝廷音问隔绝，兵单食匮，将士家往往陷敌人，无固志。有谋劫王兄弟北去者，幕府陈远猷夜入告，武安公与王遽召诸将，励以忠义，歃血而誓，诸将感泣，禦虏益力，遂败敌将没立于原下。没立遣二将乌噜、折合自阶、成出散关，又趋和尚原，没立身自犯箭筈关，期将夹攻必破我。王击退二将，生获首领蕴逋，斩千户泼察胡。乌噜、折合再合兵直抵原下，王奋击之，斩其将乌噜，虏败走，乘势进击，二将皆遁。没立亦败，竟不得相合。时武安公以弱卒抗坚虏，军政尚严，卒伍逃散，往往有全队诛之者，王则厚抚摩之，如家人亲爱，以辅成武安公之志，故士卒不敢犯武安公之法，而乐王之恩，战无不克。丁鲁国夫人忧，乞终丧，不许。以破乌噜等功超迁武德大夫、康州团练使，赐带，擢秦凤路兵马都钤辖，统制和尚原军马。虏愤其连败也，兀术合诸道兵十馀万，期必取原而后入蜀，自宝鸡而南列栅三十里。武安公严兵待之，王率师拒战数日，率以劲弓彊弩扼其冲，以奇兵邀其傍，间绝其粮道，虏不得休。伺夜虏将饭，然火营中，复选精兵更射其火处，虏不得食，叠石城以自保，复瞰其城射之。虏度必败，遂以死决，兀术亲拥战，王亦身督将士，虏分为三十馀阵以拒我，迭以次出战，王独当其冲，随辄破之。虏虽困而犹整，至神岔道狭，伏发，遂大乱，王手杀数十百人，俘万户羊哥孛堇及首领三百馀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兀术身中流矢二，获铠仗万计。再以奇功除康州团练使，升权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时陇州移治方山原，二年虏围之且陷，败之于百查岭，力战解围，五战皆捷，迁官二等，权知凤翔府兼安抚事。三年，虏必欲以奇取蜀，乃捣金洋，战饶风，犯汉中。王时驻兵和尚原，敌惧掎其后也，乃阳以兵趣蜀，而反自褒谷入凤州，犯保安，程甘合凤翔诸路军欲道和尚原下。王先以兵迎击保安程虏，复身督诸军拒凤翔虏于百家村，以正兵合以奇兵，捣其腹心，皆败而走。迁荣州防禦使，升权副都总管，知秦州，节制阶、文。时买马路久未通，王首开之，贸以茶䌽，抚以恩信，招致小部族首领四十二，国马通行，至今赖焉。武安公与王度虏既屡败不得志，必大举以与我力争，乃预设垒仙人关旁曰杀金平。四年春二月，兀术、撒离合等果极其兵力十馀万众，正告由仙人关进取蜀，列栅三十里，弥亘不断。王前在武阶，以书抵武安公，以杀金平之地去原上远，前阵散漫，谓须第二阵作隘，牢其限隔，期必死战，则可取胜。至是王驰驿会原上，金人已与我对垒，武安公如王策，益治第二隘，多列炮，积石如山。王乃令诸将曰：「金人倾国而来，吾辈报国，正其时也」。因慷慨以刀画地，申令曰：「死则此死，敢退者斩」。诸将股慄，遂与虏战，分为东西以搏我，东则四太子等，西则韩将军等军也。虏极其狡悍，东西相望，遥相犄角以持久，必死困我，王左右援翼，唯急是应。迨暮，虏杀伤彊半而气犹锐，我军苦战久，遂敛第二隘以致虏。时军中颇有异议，欲别择形胜守者，王奋曰：「方交而退，是不战而却也。且吾度此虏走不久矣」。请于武安公，夜布火鼓，易旗帜，迨晓，军阵精采一变，乐声震山谷，于是人自励，有死志。洎虏再傅我第二隘，则人被两铠，铁勾相连，鱼贯而上，攻具变化若神。王督士死战，且射其两腋，随殪随上，几百馀战，而虏攻垒兵殆尽，遂走入壁，阳为备战而宵遁。前后斩首俘获不可胜计，虏自是不复窥蜀矣。第功迁定国军承宣使，升熙河兰廓路经略安抚使，知熙州，统制关外军马，仍节制阶、文。五年春围秦州，下之。六年，创军名行营右护军，为行营右护军统制军马。七年，升陕西诸路都统制。九年春，改行营右护军都统制，节制阶岷文龙州。金人已废刘豫，归我河南地，幕府拟表称贺，王读之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诚天下庆。璘等叨窃，不能宣国威灵，亦可愧矣，何贺之有？但当待罪称谢则可」。幕府谢不及。秋七月，除秦凤路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知秦州。是年，武安公薨，除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朝廷遣签书枢密院事楼炤出使陕西，会诸将议移诸军分屯陕右，王不可，曰：「虏反覆难信，惧有他变。今我移军陕右，蜀口空虚，虏若自南山捣蜀，要我陕右军，则我不战自屈矣。当且依山为屯，控虏要害，逮虏情见力疲，渐可进据」。遂但以牙校三队赴秦州，且饬阶州等山寨以备之。十年，兀术杀挞辣，金人再寇河南，复以王为行营右护军都统制，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其夏，撒离合果直趋凤翔，入石壁寨，以要我陕右军，陕右皆陷，而王独全师驻蜀口扼虏。川陕宣抚使胡公世将仓卒召诸将计事，皆曰：「虏掩我无备，而我分屯之师未集，宜退守青野原，少避其锋」。王后至，惊曰：「谁为此者，可斩也。虏人所以轻犯我者，闻先兄之薨，且谓我无备。今若少退，堕其计中矣。璘请以身任责」。胡壮之，遂与公檄彼，责其弃信轻举，率师即日出凤翔，分遣诸将姚仲等败折合于石壁，李永琪、向起等破鹘眼张太师于扶风。虏馀兵保扶风城，又攻破之，连战皆捷，折合仅以身免。驻大军大虫岭，阵次有法，步骑相参，气象雄壮。撒离合自上西平原觇曰：「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此安可角」？于是撒离合舍蜀口而北向矣。秋九月，制授镇西军节度使，充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十一年，朝廷出师渡淮，宣抚司亦被旨乘机进讨，乃以攻取之事属王。王受命出秦陇，往别宣抚使胡公，胡问方略安出。王曰：「璘当以三阵破虏」。人皆莫测所谓，盖王袭虏之策已素定，而诸军莫有知者。攻秦州，州将武谊以众降。时金人统军胡盏、习不祝合军五万，营丁刘圈，胡盏善战，习不祝善谋，二人皆虏之老于兵者，且据险自固，前临峻岭，后控腊家城，必谓我军不敢轻犯。王揣知其情，因直告曰：「明日请战」。虏闻之笑。是夜，王率诸军衔枚涉渭，令曰：「近贼营方得举火」。未至里所，万炬齐发，出虏不意，虏震骇，仓卒备战，我军已成列。有闻虏酋以马挝敲镫曰：「吾事败矣」。王犹策习不祝有谋，必谓我趣战欲速，不肯径出，胡盏恃其勇，宜可挑取。乃遣轻兵尝之，胡盏果勒兵与我军鏖击数十，更休迭战，适及我三阵。战急，大将有请曰：「虏居高临下，我战地不利，宜少就平旷，以致其师，可胜」。王叱曰：「如此则我走而虏乘我矣。虏今溃，毋自怯」。王轻裘驻马阵前，麾军殊死战三阵而虏力果惫，卒如王言。时陕右久隔王化，王一战而声振关中，三秦父老企望官军不日东下，往往擒虏溃兵缚致之。王亦经略，且将大举进围腊家城，将破，陕右州郡亦以次纳书降，而讲和之诏下，遂班师。胡闻王之捷，喜曰：「真能践言矣」。十二年，上赐褒诏，召王赴在所，拜检校少师，改充阶成岷凤经略使，还镇。十四年，始析利州路为东西，改利州西路安抚使，以阶、成、岷、凤、兴、文、龙七州隶焉。十七年，移节奉国军，改行营右护军为御前诸军都统制，依旧安抚使，知兴州。时和议方坚，王独严备，日为虏至之虞。当是时，西路兵为天下最。二十一年，太上皇帝亲御宸翰，赐王以守边安静，加拜太慰。二十六年，拜开府仪同三司，升领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判兴州。二十九年，册拜少保。王策虏将叛，整备益严。三十一年，虏果败盟，就拜四川宣抚使。秋九月，虏主亮渡淮，巨酋合喜号西元帅，以兵扼散关，游骑犯黄牛堡，羽檄交至。王方病在告，适拜宣抚使，即肩舆就道，止以牙校自随，驻青野原。既而游骑退，王曰：「虏自守之兵，不足虑也」。益调内郡兵，分道而进，面授诸将方略，所至皆捷，尅秦州，擒伪守萧济及其属来，王即呼前置食，宣上德意，谕无忧死，皆感泣。列城未下者闻之，争欲归附。破陇州，复洮州、兰州，护伪兰州守安远大将军温都乌页及州戍将明威将军完颜宗臣等八人，加拜陕西河东路招讨使。王之子挺与虏连战治平寨，破其众万馀人，馘千户二。十一月虏主亮被戕，十二月明堂礼成，进封成国公。三十二年春，复取散关及和尚原，赐敕书褒谕，册拜少傅。王遣都统制姚仲与挺率东西两路之军攻德顺，金人左都监自熙河以兵由张义堡驻摧沙，会平凉之师来援。挺率兵战于瓦亭，大破之。虏畏我军，号曰天兵。别将复原州、环州。三月，诸将攻德顺久未下，王知士有惰志且虏将尽发西兵内外合以拒我，即单骑自秦州昼夜疾驰视师。身拥数十骑，驰达四城传呼。南北之人服王威名，思识颜面以快先睹，一闻相公之来，士气自倍，登埤咨嗟，不忍发一矢，城中虏已不战而气索矣。于是按行营垒，别栅要害，且治夹河战地以预处我师于便而致虏于不便。虽随军负贩奴隶，莫不区别有地。暨战，先以数百骑尝虏，虏一鸣鼓，锐士跃出，驰突我军，遂空壁与我合。我军得先治战地，骑士无不一当十，凡回旋曲折相搏于高下之间者以百数。王初若无所指顾，逮苦战久，忽传呼某将战不力，其人即殊死斗。时降帅有觇者，曰：「自吾从虏百战，未尝见如此，吴公可谓神矣」。翌日，我再出兵，虏坚壁不战，既又天大风雨雪，虏幸休止而力实已穷，是夕遂遁去。复德顺军，市不易肆，王入城，父老迎拜，拥马首几不能行。时朝廷遣兵部尚书虞公允文宣谕川陕，赍诏劳王，且议军事。夏五月，遣兵攻破熙州，获伪都总管刘嗣初、副统石列，继破巩州。王之复三路也，惟巩最坚守，王遣挺率诸将破之，斩万户一，获两千户。六月，皇帝受内禅，赐亲札曰：「昔在旧邸，每共定省，侧闻太上皇帝圣训，谓今日元勋旧德同国休戚，无如卿者」。且曰：「偏师之出，曾不淹时，三路土疆，悉归版籍。朕闻此事，欣赞慕用，盖非一日」。王捧诏感泪，曰：「臣无横草功，已蒙太上皇帝不凡之遇。今皇帝所以待臣者益宠，臣何敢爱死」？复遣中使赐御府细铠弓矢。秋八月，除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王策虏必再争德顺，乃亟驰赴城下。德顺之东曰东山，北曰北岭，东山小而可守，下瞰城中，北岭形势延接，实控扼之地。王至则连营北岭，掘重壕，筑垒，开战道，益为不可犯之计以待虏，且指视诸将以虏他日所营。已而虏果大至，合元颜悉列等兵十馀万，正营王所指之地。有酋先引数千骑轻出，视东山去巢穴稍远，击之，狼狈趋营。既乃大开壁出师，苦战自旦及晡，虏败先退入壁，自是遂坚守不动。悍酋豁豁万户复领精兵自凤翔来援，初我一军当北岭下，傅城下寨，虏骑可以驰突。王至是下令夜移入城，将士不知所谓，颇有口语。既旦虏果合兵大出，直至其处，已无所得，则数万骑欢噪城下，意甚自得。王命偃旗卧鼓，士无敢哗，诸将请战不应。迨日昃敌气已惰，令诸军忽鸣鼓，若将趣其营，虏大骇复亟走壁，遣诸将追袭败之。当时非王徙城下之营，则虏几得志。时虏既坚守不轻出，挺请以轻兵挑虏战而以奇兵捣其虚。王采其言，令列阵城下调虏，虏闭营，王则就以其阵移上东山，筑堡以守。时雨雪天大寒，地冻不可入，则烧土而掘之，连夜堡成。甫筑毕，而虏兵大至，极力争之，杀伤几半而不可得，诸将益叹王之多算不可及也。虏自是失三路形胜，粮运迁险，虽合喜亲提河南陕右兵而连败，亡失益众，尺寸不能进，我斩馘筑为京观者弥望，而又东山横其冲，北岭窣其后，三路粮食皆我有，我出兵要虏粮道，虏遂艰食。失东山堡，时猾酋有终夕怅恨者，王策虏虽众，无能为矣。冬十月，调王彦诸军将益出兵至秦州，因会宣谕使虞公，虞公抗章，以王之勋劳绩效闻，上赐亲札曰：「览虞允文奏，知卿智勇兼济，力抗丑虏。卿历世忠劳，国家是赖」。王降拜曰：「臣何足以当此」？虏既技穷，度不可与我争，则潜军水洛，开道陇山，以示我出奇，实亦自便归计。王乃部置诸将，分屯要害，且益出蜀口之师，分德顺兵，整阵内外相合以蹙虏。时虏中亦相惊曰：「东南天兵至矣」。十一月，上遣带御器械梁珂赐御札并玉带。十二月，閤门宣赞舍人郭升赐宸翰，并宣旨问疾。隆兴元年，拜少师，有旨恩礼视枢密使。利州防禦使李邦杰来劳，就以告赐，继有诏退师矣。是时议者遥度形势，以谓兵久在外，虽得三路，恐去川口远，声援辽绝，共以其语言之执政，执政力言于上，乞下诏旋军捍蜀。诏至，王即驰檄诸军，谕以朝廷欲重根本之意，俾择利而退。继上表待罪曰：「蜀门虽固，三路难保。归师死战，不无损伤」。闻者惜之。未几，上复诏出兵，与张丞相浚淮上之师相掎角，赐王亲札曰：「前日德顺回师，道远不知卿筹画，朝廷过虑，致失机会」。以此知退师本非上意也。初得是旨，幕府请覆奏曰：「茍利社稷，专之可也。此举所系甚重，兵不可遽退」。王愀然曰：「璘岂不知此？且三路士马所出，粮食所聚，吾旧兵已老，非假三路兵未易与虏角。今新附之众几十馀万，仰给三路，圭勺不取外府，而西民乐输，此诚恢复之基也。议者忧虏捣蜀口之虚，璘百战从军，岂不知虏情？且虏持重，必顾虑而后进。方和尚原时，我内外至危急，虏以璘兄弟扼其后，终不敢轻向蜀。况今逆亮死，虏内讧未久，合喜尽西兵顿德顺城下，犹不能抗我，岂暇他谋？但主上即位之初，璘握重兵在远，朝廷俾以诏书从事，璘敢违诏耶」？幕府语塞。隆兴二年冬十月，虏人犯天水，侵岷州，王病未愈，径趋成州，分麾下击之。虏小郤，列营茅城谷，王力疾，亲提兵至祁山。虏闻之，退师三十里，据黄家街，深沟高垒以守。王曰：「虏深涉吾地，而乃坚壁自固。且黄家街背巩州，去巢穴近，虏必遁」。未几，果使来告曰：「我国中已与大朝讲和矣」。继被诏命，即抗章请朝。乾道元年，上以亲札报可，即以族行。未半道，奏疏乞解宣抚使，优诏不允。乞致仕，复不许。四月到阙，上遣中使郑邦美劳问，赐赉加等。即召对便殿，上慰谕隆渥，面得旨，许朝德寿宫。太上见王，慨念畴昔，谕王曰：「朕与卿老君臣也。自今可数入见」。王顿首谢。两宫存劳之使相踵，御府异馔赐无虚日。初，隆兴元年许立家庙祭五室，及是就颁祭器，有旨许皇子复谒，示异礼也。观者叹息，以为前此未有。五月，册拜太傅，进封新安郡王，三上章恳辞，遣中使诏谕不允。后数日，制诏仍领宣抚使，改判兴元府。诸子侍王入见，皆蒙异数，恩礼赫奕，宠绝一时。六月，诏还镇，两宫燕饯，礼均家人。王入辞德寿宫，奏曰：「臣年近七十，衰病日侵，违离阙庭且万里，恐不复再瞻天日」。因泣下，太上亦为垂涕，亲解所佩刀赐王，曰：「异时思朕，视此可矣」。王之行也，两宫别赐珍器玉带甚宠。秋八月，至汉中，时息兵已踰年，王专留意民事，问民所疾苦。汉中先是夏秋籴以供军储，吏多取于民而啬出以规赢，民甚病之。褒城诸县各有古堰，分水溉田，岁料民田以多寡赋竹木增修，吏沿为奸。又光道渠久废，水不下溉，利废而赋仍在。王以次釐革，籴则使民自槩，督诸军复渠，宣淤筑坏，开田数千顷，民甚利之。惩奸吏，核健讼，以防其病民。外台以治状闻，上降诏嘉奖。踰年，改镇武兴。三年夏，复移汉中，开府未几得疾，遂请老。先旬日有大星殒，以五月十七日薨于位，春秋六十有六。军民号哭失声，至于罢市。请老之奏闻，以太师致仕，遗表上，封信王，上震悼，辍视朝二日，赙银两绢匹各千，钱五百万，太上赐银千两。王之未病也，呼其幕客曰：「为我草遗表」。客曰：「郡王安宁如此，何遽出不祥语」？王曰：「死生之机默存吾胸中，人安得知？君第为之，止直书其事」。且曰：「愿陛下无弃四州，无轻出兵」。又先数日，封遗事付其家，令毋启之。薨之数日启封，则家庙等数事，语不及他。呜呼！可谓死不忘君，孝于其亲者矣。王雄姿正志，刚毅静深，喜大节，略苛细，不严于刑而人自畏之。读史传晓大义，幕府文书轻重之间亦时自窜定。其爱君忧国之诚得之于天，虽造次不能忘也。其在阙下，诸子有授美官者，王曰：「上以我故加汝等以官，我日念无功可报上。汝若不廉勤以自效，吾虽死地下，亦不汝佑」。故其在官皆兢畏自力。其治军如其治家，而恩威兼之。爱将犯法，泣涕而斩之，厚抚其孤，不敢以私徇法。士卒有过，必再三语之，不戒而后罚，改过则释然无芥蒂心。待僚佐以宽，不忍言人过，往往为覆护之，而亦潜分优劣。士之耿介，虽干犯其意，久而敬之，便辟侧媚，中心薄其为人。知人之明尤为当世所重，四川制置使王刚中尝谈刘锜之美，王曰：「信叔有雅量而无英槩，今天下雷同誉之，恐不能当逆亮，璘窃忧之」。刚中未领其语，既而锜果以忧愤卒，刚中始叹服。选诸将多以功，或告以荐才者，王曰：「兵官非尝试难知其才。今以小善进之，则侥倖者将得志，而边人宿将之心怠矣」。以故其用王彦、姚仲、李师颜、向起，皆以功显，为时名将。平居军旅之外，家事一不问，舍俸入不营一钱。镇武兴二十年，民安之如一日。暨至汉中，凡前政与民榷易争利者悉除去，蠲逋欠无虑百万缗。尝自著兵法二篇，上篇《兵要》，下篇《阵图》，大略以谓虏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虏之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甲重，曰弓矢力，集番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制其骑则有分阵分队之法，制其坚忍则有更休迭战之法，制其甲曰劲兵彊弩，制其弓矢曰以远尅近、以彊胜弱。其说甚备，其法循环用之可至于无穷。阵有图无书。王每出师，指麾诸将，风采凛然，不敢仰视，士宁死敌无敢犯令，故用兵未尝败。尤长于持胜，方金人之归河南，议移屯陕右，王独乞留兵不出，且益修阶州等山寨，其后息兵二十馀年，未尝一日弛兵备。德顺班师，首筑皂郊等堡，多掘地网，祁山之战赖焉。娶王氏，封吴国夫人，先八年卒。男十二人：曰援，曰掖，曰扩，曰揔，曰挺，曰拭，曰拯，曰掞，曰秉，曰扬，曰揆，曰撙。孙男九人：󰀐、旰、炜、㬢、晦，其五尚幼。子孙凡二十馀人，持麾典兵，出入禁闼，克绍前修，是以似之，近者言盛者鲜俪也。臣既书其事，辄申之言曰：蜀之为国岩僻而固，有天下者所必争也。汉高祖起南郑，举兵而东，收三秦如破竹，不数年间遂成帝业，而以蜀汉之地为关辅心腹，不以封建，盖其敛迹垂翅，有以窥天下之变。间中州之有事，因河渭之上流，裹粮卷甲，起而乘之，足以得志。兹太上皇帝选将励兵之夙心，而皇上宅中图大之本指也。故王之在蜀，上实诏之曰：「异时扫清中原，勒功帝籍，以垂光亿世」。又诏之曰：「宜即提锐旅，直出汉中，吊秦晋之遗民，抚唐虞之都会」。又诏之曰：「关陇之事，一以付卿。三路士多材勇，不患无人，惟卿驾驭激使之耳」。呜呼！圣天子以保蜀之事属于王，其注意如此。王能任之，是以蜀安之后，定秦，定陇、洮、兰、熙、巩，十有六州，束手来归，委命下吏。虏失形胜势恧技穷，詟我威灵，乡风慕义，于是退师通好之令行矣。一日皇上拥乾休，正坤仪，指咸阳而会龙首，作上都而观万国，则王之馀勇遗烈、凛凛生气，尚可想而知也。然则，保蜀之功其可既乎？吾天子其知之矣。谨为之铭曰：

井络坤隅，时惟蜀都。蚕丛鱼凫，开国有初。岷峨为望，犍牂为障。峻塍巨防，天下孰尚？重险积货，是猍臬鲵。有伟将臣，于时保之。将臣伊谁，惟武顺王。喋血转战，莫我敢当。因山据原，和尚是名。昼斮其栅，夜披其营。束马缒车，攀天蹈空。原不可得，蜀不可攻。虏以愤来，合兵作威。扼冲发覆，倏其纷披。虏以奇来，指陵趣谷。择利鼓儳，捣其心腹。其来以正，椎锋直进。束隘设险，以死申令。来以多方，有东西军。左顾右跽，察其嚬呻。烈烈惟王，洪棱无前。如飞如翰，如冲如援。奋其虎貔，厉其熊罴。虏曰罢矣，蜀不可窥。蜀不可窥，厥惟安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婪婪大酋，去不复留。三阵定谋，一言必酬。乃窥咸秦，于山于川。乃归三路，我陵我泉。有所失平，将顺指令。挈户率舆，争还国经。皇帝曰嗟，岩岩蜀土，六十二州，以固吾圉。同德之碑，保蜀为正。民其以安，功其以定。倬彼云章，尚福吴氏。申锡恩腴，昌大而炽。翼子肥家，孝能扬名。千载而下，于昭厥声。

臣观自古帝王求尽天下之言，孜孜恳恳，若恐不我告者，世以为圣德事，非也，盖势之不得不然。帝王之德不在是也。帝王能审天下之势，以为非尽天下之虑不足以为天下，故常不自有其圣智，而使天下皆毕其见于我，合天下之虑以应天下之务，何向不济？衢室之问，总章之访，善旌谤木，传言箴谏，天下休戚何所不闻，而下情宁复有壅蔽之患？天下安矣，人君乃可以优游无为，与天下享其治，其势不得不尔。后世自圣之心炽，恶闻其过，人不敢言，似若无所拂其意，而不知情有所不通，弊有所不闻，则迕意劳虑之事时乎不能免。此虽由不能恢廓兼容则然，然亦不审天下之势甚矣。陛下即位以来，大度无我，容纳直言，远谀佞，乐忠谏，真得帝王用心。汉高祖、唐太宗有不足道，是宜天下情皆无所不达，利兴害除，无不如意，而今日闻见犹间有未副者，无乃求言之诚尚有未尽，而能言之心尚有所郁乎？陛下之公卿近臣，固天下之选，知无不言，言无不听，顷又诏朝臣使言阙失，则其在列之臣，咸得展尽，固无遗恨，然臣窃谓陛下宜推好言之诚，下及海内，使天下草茅之鄙人，一介之贱士，皆得以纳忠九重，使其言达于天听焉，知不有肉食所不及之虑乎？陛下求言之意切矣，求之宰辅，求之台谏侍从，求之百执至矣，特求之天下者似犹未至。曩者如星异，如旱饥，如疆事之兴，皆求言于下之时，圣虑偶不及此。臣愿陛下少留睿意，一下此诏，使天下若吏若民，举得指陈阙失。陛下择其忠鲠忧时的然可用者，旌赏三数人，不惟作天下怠惰之气，抑使万世之下，知陛下圣德之盛如此，犹复切切焉，求尽天下一得之见，实垂裕之道。且圣人所为，岂直计一时，动为后世子孙。以禹、汤、文、武之圣而佐之以伯益、伊尹、周、召之徒，岂不足以为天下，而其心常不自足者，凡以为后世计则然。盛德美政，圣人为之，后世有不为；圣人不为，后世孰为之？不特此也，近者士气不振有萌矣，率以软熟无忤为贤，而指好言者为生事，不静不怒则笑之，此风寖长，非国家之福。明者见于未形，是岂可不有以振起之？臣非不知上一求言，下纷然而应，荒唐谬悠委巷之言，必且不少，然此于陛下圣德初无所损，适足以彰盛德恢洪无所不容尔。万有一焉，其言关宗社国家之计，则陛下所得多矣。

春间便中伏蒙答赐钧翰，如侍函席，忻如之何！然惟丹丘请违，忽复六岁，引领墙仞，有同川流百折而未尝不在东也。窃闻士夫之论，谓所以治宣城者，威而不猛，和而不流。今吏之良，已不易见，大臣出镇永有誉者尤为希有，孰知政所自出？盖非众人拟议所到，大贤居之固裕如尔，非徒下吏私喜，社稷为有望焉，甚幸甚幸！即日仲秋乡凉，共惟黄阁燕清，宜民岂弟，天相神佑，钧候动止万福。某樗散之质，曾无毫发所长，固已绝意改官，梦魂亦所不到。蒙恩召对，冒荣京秩，顾惟学术浅陋，而于应对进退尤非所能，无以感悟天聪，秪增愧惕。实王枢公明之举，其为眷怜推挽之赐，有所自来矣。中心铭感，何日忘之！然而待次六年，典质以济，之官就道，承命于行，欲进趑趄，退固不可，不免走介情告政府，求终金华之任。遂自富春舍舟，问道馀杭，寄家延陵，以就亲戚。辞不见听，黾勉此来。叨窃腼颜，厚如重甲。蒙恩补县，诸公虽以阙许之，然殊无阙可填，又须数年之待。幸脱选调，言之如无厌足，久贫失禄，亦茫然未知糊口之计。前此精力尽于作县，其可再乎？冒昧居之，旷败无疑矣。夙蒙爱怜，敢诉胸臆。某是来皆荷诸公前席，察其人物，极一时之选也。天下重任，要须擎天之力而后可办。王枢虽有大志，朝中号为得君，以某观之，未必然也。王能奋然拨去常俗偷安之计，颇及边防备禦，群吠所怪，至以用兵迎合非之。微扣其端，不为无意于战。某尝谓以中原为不可复者，不明乎古之道；以为便可复者，不明乎今之势。纪纲未振，人才未富，孑然孤立，人主未相倾信而能勋业成就，古未之有。国力如是，其能济乎？某虽尝告之，言轻终恐无益。枢相宾主道洽，能为天下发一言乎？某比者窃闻力请真祠，喜于进退有礼，章不再上，当有说也。衮衣不归，而久居辅郡，虽未害于君子之度，不若以义命为断，使天下有睹焉。仰知道德之存心，故敢赞以决也。道途之说旧相以忧去者，殆将有夺情之命。惟今中鼎虚位，负物望者无踰枢相，乃眷在彼，似非人力。待命相而后请，必恐涉于浮议，期于必得而去，自无嫌也。狂瞽之言，惟所财择（云云）。

《周官》六典，周公经治之法也。秦人秉竹简以畀炎火。汉兴，诸儒传于煨烬之馀，藏于岩穴之间，其书已亡而幸存。汉既除挟书之律，武帝时六典始出，帝不以为善，作十论、七难以排之，藏于秘府，不立于学官，其书虽存而如亡。天下之治不可无法，犹之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六典之备也，武帝之志欲驰骛于规矩准绳之外，虽四代之书且以为朴学而弗好，其于《周礼》何有，立论排之宜矣。东都诸儒知有《周礼》，而其说不同。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者，何休也；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郑康成也。六官所掌，纲正而目举，井井有条，而诋之以为战国之阴谋，休谬矣。而康成以为致太平之迹，其说亦未然也。治法至太平而大备，而所以致太平者不专系于法之详也。周公辅政，管、蔡流言，不安于朝，而之于东都。及其《鸱鸮》之诗作、《金縢》之书启，然后成王逆公以归。既归之后，伐管、蔡，作洛邑，迁殷民。管蔡既平，殷民既迁，洛邑既成，公则归政于成王矣。当公归政之时，成王莅政之初，淮夷犹未定也，而况公未归政，管、蔡未平，殷民未迁，洛邑未成，虽有六典，安得尽举而行之？成王即政，巡侯甸，伐淮夷，中外无事，还归在丰，作《周官》之书以戒饬卿士大夫，则周公之经制，盖施行于此时。吾是以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后备，非用六典而能致太平也。夫为治有定法，天下无定时，时异则法异，虽尧舜禹相授一道，法亦不能无损益也。分画九州，尧之制也，至舜则析而为十有二州。分命羲、和，尧之制也，至夏则羲、和合为一官。圣人察人情，观世变，立法经治，虽不可变，亦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而读《周礼》者至今不能无疑：王畿不可以方千里也，五服不可以分为九服也，三等之国不可斥之以为五等也，井田之制积同为成，积丘为县都，内外不容异制也。或者见其可疑，则曰《周礼》非周公之全书也，盖汉儒以意易之者多矣。汉儒之言《周礼》，诚不能无失，然亦不敢遽变其意也。考之于经，见其可疑，举而归罪于汉儒，岂得为至论哉？且夫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一面言之，故东西相距而为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则以其方广言之，东西相距其地亦止于五千，又何斥大封域之有？且梁州之地，职方所无，周公岂不能复先王之故土而治之？然而不在封域之内者，务广德不务广地可知矣。言其斥大封域而为九服，考之不详之故也。周之洛邑，虽曰天地之中，北近大河，东西长而南北狭，不可以规方千里。然温在今之河北，下阳在今之河东，皆畿内地，不以河为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规方千里，则商人之都在河北涯，「邦畿千里」，何以见于《商颂》？则言千里王畿之非实者，亦考之不详之故也。井田之法，凡九夫为井，皆以成田言之，沟洫道涂不与焉。内而乡遂，外而县都，其法一也。然在乡遂则自一井积之，方十里为成，又自一成积之，方百里为同，所以定乡遂授田之数也。在家邑则自一井积而为邑，为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郑康成不察内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积之，见其广狭不同，而以为井田异制。又为之说曰：「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为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为同」。此康成之误，有以汩经之文，而遂谓先王井地之制不应内外异法，此又考之不详之过也。若夫三等之国分为五等，则周公之意盖逆虑世变而求有以制之也。唐虞之世，天下号为万国，然强则肆，弱则屈，敌则争，于是迭相兼并。至周之初，宇内不过千八百国，则向之万国，社稷丘墟十七八矣。周公于是欲分而为五等，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国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事大，庶几可以小大相维。然必建邦国之时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经制之国，尽从而更张之也。盖周公虽定六官之制，亦度时措之宜而行之，盖有定其制而未行者矣，亦有已行之，后世随时而变者矣。定鼎郏鄏，谓之建国以为民极，然成康未尝都洛，幽王之败，周始东徙，此所谓定其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国分为五等，法虽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五刑之罪二千五百，穆王变为祥刑凡三千条。穆王去成王未远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吕刑》一书，夫子盖有取焉。此所谓后世随时而变者也。若曰徙封数大国，则诸侯尽扰司徒之制，言封国不言徙国，以封为徙，此又考之不详之过也。虽然，前辈之所疑者吾固推经意而辨之矣。《周礼》犹有可疑者，先儒盖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于南至服裘为宜，祀黄帝于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王搢大圭，又执镇圭以朝日。《考工记》谓之大圭其长三尺，杼上葵首。郑康成谓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长三尺，设若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则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搢之乎？王乘玉辂，建太常，维者六人，服皆衮冕。夫衮冕，王与上公之服也，维太常者徒行于车后，乃亦衣龙衮，与王同服，不几于尊卑无辨乎？太宰，六官之长也，其属六十，而内小臣、寺人、九嫔、世妇、女御之职皆与焉。以天子之正卿，而宦寺宫妾悉为之属，不已亵乎？天官既有世妇，春官又有世妇，且曰每宫卿二人。谓之妇，则不得以为卿。郑康成乃曰如汉有长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为卿，则又不得谓之妇矣。且王后六宫，而天子六卿，若宫有二卿，则卿十有二人，何其数之多耶？《周礼》一书，今学者所传，康成之训释也，则康成可谓有功于《周礼》矣。虽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传，亦以康成而晦。盖康成之于经，一则以纬说汩之，一则以臆说汩之，是以周公之典，其意不得不晦也。周公之典既晦，是以学者不得不疑也。前辈之所疑者，不揆其僣而释之。而吾之所疑，则世未有辨之者，后必有能辨之者矣。故表其说以待来者考正焉。

古今之士，能以口舌轻重安危人之国者，无甚于战国；君之求士急而礼之卑，士之得利速、挟势重者，亦无甚于战国。六国不相振而至于亡，而始皇、李斯迁怒，禽灭其人，烧除其书，盖天地之大变，更数千年而未复，天下以其祸福之报归罪于士大夫。六国土地最大，而其为国之政，天时、人事、农桑、地力、祠祀、亲宾之节，皆无所见，独其游士以策干其君，辨兴亡之效于反掌，使之立致重宝尊位，割先人之地以中其欲者，具之于书，其饰辞成理，有可观听。以此知六国之君，劫于游士之说，合天下之兵以剡之而不暇计其国家，而士之不义无行所以致此极者，亦其流靡使然欤！夫因其流靡之使然而罪之者，为世俗之论可也，若天下何赖焉！先王知天下者，一人之所能有而非一人之所能为也，是故以天下而为天下。夫以天下而为天下者，隆民之所尊，教民之所贤，用之以时而不使壅，养之有源而不使息，故其要在士。周之盛时，其论士之法详矣。盖其比、闾、族、党、乡、遂之民，莫不有学，而京师之学，天子亲临视之，农、商、工、贾之髦异者，皆进之于学而教之礼、乐、射、御之事；京师有三岁之宾兴，而诸侯之君又皆以贡士为贤否；会其祭而为之赏罚。夫士进得事于天子，退得臣于诸侯，为善于家者，知其必显于朝也；修身于私者，知其必用于公也；是故自重难进而不为干世之行。故有秀士、进士、俊士、造士之目，有贤、圣、君子之德，而宣为大夫、为公、为卿之官。故周人之治所以称为太平之世者，以其得士之多而为用者众也，夫士何尝负国家哉？其后周衰而取士之法坏，独一宣王能修之。未几奔遁于戎，人主自救不给，不知起天下之士以自辅，而取士之法废不复讲，京师之学先废，而周人反皆去为商贾负贩之业。诸侯不复贡士，而下国之才绝望于王都，其豪杰皆屈意俛首而为陪臣。然则周之不振，非诸侯之罪也。虽然，诸侯犹知自用其士，则士犹各自贵于其国。其后诸侯失政，则虽其一国取士之法亦废矣。天下之士望望焉而无归，则皆自附于大夫之家，食其斗升之粟，则为之屏首受戮而不敢悔。若孔子弟子，皆天下之高才异能者也。犹未免去为家臣，独公皙哀季次未尝仕，而颜渊、闵子骞不及仕，见称于门人。呜呼！士之不遇，至此极矣。孰知兼并之祸吞灭无馀，故家旧俗亡失世次，则天下之士盖有愿为家臣而不得者耶！夫三百馀年之间，天下不复有论士之法，以至于天子、诸侯、大夫，皆不得为之臣矣，然后及于战国之时。则士何以自业于世而不恣睢四出，奋口舌之能以要其君之位而自快于一时者哉？孟子谓宋句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然则游于战国者，乃其士之业。游说也，游侠也，游行也，皆以其术游。而椎鲁之人释耒耜，阡陌之人弃质剂，相与并游于世。子不难于诈其父，臣不难于胁其君，士不难于卖其友，黄金横带，从车粱肉，以偷乐焉而已矣，而尚奚择哉！故曰其流靡使然也。夫因其流靡之使然而遂罪之，则禽灭其人而烧除其书，岂独始皇、李斯有是心欤？噫！后世之士，当其盛满之际，举选之道阙，去家捐亲而游于天下，其流靡以至于不义者凛凛矣，非惟战国之时为然也。而遂从而罪之，则天下何赖焉！然则举而措之而已矣。

或问：六经之说，诸儒穿凿害之也，而《春秋》为尤甚。前公、谷、左氏，后之诸儒又从而羽翼之，横生意见，各立一说。夫彼此一事，彼以为是，此以为非，彼此互相矛盾；前后一人，前以为褒，后以为贬，前后自相牴牾。然其大端不过有二：一以日月为褒贬，二以爵号为褒贬。以日月为褒贬之说，彼徒见夫盟一也，有日者，有月者，盟宜书日，而或书时，入宜书日，而或书月，若是其不同也。以爵号为褒贬之说，又见夫国君一也，而或书子、书侯，或书名、书字，或书州、书国，书人一人，而前氏后名又若是其不同也。愚请得而析之。蔑之盟不日则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则曰信之也，将以渝之者为是乎？信之者为是乎？柯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则日书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将以危之者为是乎？美之者为是乎？公子益师卒不日，左氏曰公不与小敛也。然公孙敖卒于外，而公在内，叔孙婼卒于内，而公在外，其不与小敛明矣，又何以书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师不日，远也」。然公子貙远矣，又何以日乎？《谷梁》曰：「不日，恶也」。然公子牙、公孙意如亦恶矣，又何以书日乎？葬必书月日，而有不书月日者，则曰不及时日而得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正也；过时而日，危不得葬也。然过时而日，直指齐桓公言。当是时，诸公子争国，危之隐可也。卫穆公、宋文公无齐桓公之才，无争国之患，过时而日，有何可隐之乎？宋缪公之日葬，又何危乎？凡此者，疑误而难通也，孰谓《春秋》必以日月为褒贬乎！至于来归仲子之赗，而宰书名，则曰贬之也；使荣叔归成风之含赙，而王不称天，亦曰贬之也。岂归仲子之赗，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归成风之含赙，罪在天王，而不在荣叔乎？《春秋》书王，本以正名分也，若归赗含赙而称王，将以为正名分，可乎？谷伯、邓侯称名，说者以为朝弑君之贼而名之，滕子、纪侯独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称爵，说者以为能修朝礼而与之朝，隐公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滕、薛称爵而与之朝，是亦谬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君之贼而黜称子，以滕有可贬也。终春秋之世不复侯，岂皆有可贬之罪而黜之乎？或曰：为时王之所黜。使时王而能黜诸侯，则纪纲法度之施，礼乐赏罚之权，天王能执之矣，安得谓《春秋》为天子之事乎？荆书楚，已而书楚子，说者曰进夷狄也。夫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国，则亦中国之乎？圣人作经，本以辩夷夏之分，顾乃进夷狄而退中国乎？若此之类，不可以一二数，要皆可疑而难通者也，孰谓《春秋》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乎？大抵《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事成于日者书日，事成于月者书月，事成于时者书时。若夫水旱、雨雹、霜雪、日食、星变、山崩、地震、火灾、螽螟、彗孛之类，凡若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朝觐、蒐狩、会遇、平和、来至、侵伐、围取、迁戍、袭奔、城筑、作毁，凡若此者皆以月成也。崩、薨、卒、葬、弑、逆、叛、放、败、入、灭、获、擒、斩，凡若此者皆以时成也。或宜日而不日，宜月而不月，皆史之所载者失之也，假如其事当书月而鲁史但书时，其事当书日而鲁史但书月，则圣人安得虚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为例也。《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名称、爵号从其名称、爵号，而是非善恶则系乎其文，非书名者皆贬，而书字者皆褒也。某与某在所褒而旧史只着其名，某与某在所贬而旧史只着其字，则圣人之褒贬岂在求其名与字而笔之于经乎！是《春秋》不以名字为褒贬也。若夫因其所书日月之前后而知其是非，因其所书爵次之名字而知其优劣，则有之矣，非圣人故以是而为褒贬也。庄公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又筑台于秦，是阅三时而土功屡兴，国政荒废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而下民怨咨，是历二时而五谷不登，饥馑荐臻也。庄公八年春，师次于郎；夏，师及齐，师围郕；冬，师始还也。是阅三时之久，劳民动众，以伤匮财谷，邦国其不受害乎？若此之类，盖于书时见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九月入杞，见其于来朝之国，未几遂兴师以入之也，不以交邻为重，而以利欲为必，是以强大侵侮乎弱小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见其朝夷狄之国，不能自强于政治，受制于人，阅七月之久，往来跋涉而劳于行也。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乃雨，见其阅年而后雨，则万物焦枯而饥馑交至，道殣相望也。若此之类，盖于书月见之。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其于八日之中，再见天变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于旬之日间而取二邑，以瘠人肥己，是其人欲一动，不明乎天理之可否，视诸王制百里之封，在所益乎？在所损乎？壬申，御廪灾，乙亥，尝又灾，见尝于天变无恐惧脩省之意，于灾沴之不敬也。己丑，葬敬嬴，庚寅，乃克葬，延二日之久，见不能事亡如事存，葬礼之无备也。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有以见鲁先晋而后卫也。己未，同盟于鸡泽，戊寅，及陈袁侨盟，见晋人先盟诸侯而后及大夫也。若此之类，盖于书日见之，以是为圣人日月之书不书，寓乎褒贬则误也。若夫名称、爵号之异同，政事之大小，辞目之详略，有蒙上文而杀其辞者，固难一二尽也。时变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见者。楚，一也，始书荆，再书楚，已而书楚子；吴，一也，始书人，再书吴，已而书吴子，于以见夷狄之势浸盛而难制。鲁以大夫而会诸侯，大夫犹不氏于后，则大夫无有不氏者。诸侯大夫而弑君者名之于后，虽弑君之贼亦有书氏者。小国大夫皆以名与人也，曹、莒无大夫，于后则曹、莒皆有大夫矣，此见大夫皆为政而犯分也。始也吴、楚君、大夫皆书人，终也吴、楚君、大夫皆以爵、氏，以见夷狄之大夫皆往来于中国，而无夷夏之别矣。列国诸侯之子皆称世子，而预会预伐者，于以见居丧而称子也。入春秋以来，薛侯爵也，而书伯，滕，侯爵也，而书子，于以见诸侯之爵次皆以大小为差等，会于曹则蔡先卫，得其少长之序，而天秩不乱也。蔡乃武王之所封，而伐乎郑，则卫先蔡，失乎名分之宜，而天叙无章也。卫其成王之所封乎？是爵次之先后，皆以目前强弱为崇卑，而不复用周制为品第也。淮之会，许以男而先邢侯，是几微弗谨，而上下之位失。戚之会，邾以子而先曹伯，是大小无序，而尊卑之次紊。萧鱼之会，以世子而先邾莒之君，于以见霸者之为政，皆以私意为轻重，无复以礼文为仪则也。垂龙之盟，内之则公孙敖会诸侯召陵侵楚之师，外之则齐桓主盟于中夏，于以见大夫敌于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若此者，名称从其名称，爵号从其爵号，而是非善恶乃因之而见，初非圣人特以是为褒贬也。学者必欲于名称爵号之间，而求非圣人褒贬之意，窒碍而不通矣。泥于名数，务于新奇，恐非圣人明白正大之心尔。学者之观《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为例之说，与夫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而后《春秋》之旨可得而论矣。

臣闻赏罚军国之纪纲也，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尧舜不能以化天下。况世变已降，人心寖不如古，法出而奸生，令行而诈起，苟无赏罚以振肃之，则为善者何所劝？为恶者何所惩？是以圣明之君必以赏罚为先务，而不敢有一毫轻重之私。善所当赏，虽贱必录，使为善者之无有不赏也；恶所当罚，虽贵不贷，使为恶者之无有不罚也。夫如是，则何禁不止，何法不行！苟执之不坚，所当得者或悭忍而不予，而不当得者乃侥求而滥授，所当罪者或经营而苟免，而不当罪者反牵联而并及，劝沮不明，善恶无别，故作之而不应，率之而不从，因循苟且，亦终于委靡而已。呜呼！烹阿而封即墨，威王能审左右之毁誉而群臣莫敢饰，齐国大治。矧尊为天子，居得致之位，有能致之资，苟于刑赏之际断在必行，则人心振起，何事之不可为哉！昔我艺祖肇开洪业，虽以仁厚为立国之本，而信赏必罚，凛乎其不可犯。清谨可任，擢升宣徽；贪墨不法，径置极典；守边有功，厚加赏赐；出班妄诉，悉行诛戮。恩威并用，使天下竦然而畏慕，故纪纲为之振肃，国势至于尊安。成宪昭垂，真万世之龟鉴也。恭惟陛下仰绍丕基，恪遵祖训，励精思治，宵旰忘劳。为官择人，将以宣德意而结民心；选将练兵，将以壮皇威而销外患。然今之官吏，果能究心于恤下乎？今之将士，果能用命以决胜乎？窃观州县之间，循良者固不乏，而暴征横敛、峻法严刑者未免为民之害；中外之兵骁勇者固可用，而遇敌则逡巡而不前，少挫则仓皇而先遁者未免为敌所轻。为弊若此，岂倡率之无术耶？抑法令之不明耶？然廉吏之举荐颁于诏令，贪墨之罚屡形于奏疏，严私役之禁，戒升差之私，若是之类，日加申训，而玩习者如故，何与？盖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推原其端，无亦赏罚之间犹有未信必者乎？节俭正直当赏以劝善也，而单寒寡援则谁为荐引？贪冒苛刻当罚以惩恶也，而稍有牵制则莫敢发擿。恩赏自有成法，或攀例而放行，镌黜犹未及期，已经营而希进，陷阵者或隐蔽而不申，寄名者反侥冒而受赏，掊克有禁而曷尝施行，奔溃当刑而随复招集。故人心玩狎，虽令不从，此吏治之所以未振而军政之所以未举也。转而移之，其势甚易，惟于劝惩之间力加之意而已。盖不以亲疏贵贱为轻重，则可以行赏罚；不阔略于其大而纤悉于其小，则可以行赏罚；无功同而赏异、罪均而罚殊，则可以行赏罚。执此之政如金石，行此之令如四时，则以之驭臣当化贪而为廉，以之驭军当变怯而为勇，成效大验，特一指麾之顷耳。然按察郡县则在监司，激励将士则在主帅，监司茍贤则不吐茹于刚柔，不转移于势要，贪暴者必刺，循良者必举，闻风知惧，当有解印绶而去者矣。主帅茍公则纪律之必严，拣阅之必精，用命者赏之，犯法者诛之，则畏威怀德虽蹈水火而不避矣。至于监司主帅则又不可无激扬之术，茍贤否不分，听其旷弛，则委靡者可托于宽厚，而振作者反几于生事，容贷者自可以逃责，而廉按者或至于召祸。如此则人心疑畏，孰肯以国事为念哉！臣愿陛下明目达聪，详考熟察，能举其职者莫不陟，不胜其任者莫不黜，则孰不激昂奋励，求以自见？登揽澄清，号令精明，当有如范滂、光弼者出矣。此又操执纲领之要术也，惟陛下与大臣亟图之。

臣恭惟《乐毅论》乃楷法所从出，其本有至「海」字止者，有终篇者。世云止「海」字者善本也，人多宝藏而惜其不全。故直龙图阁陈宓用五百钱得都下常卖人篮中别本，无一字缺，自以为复见古人大全，什袭以为珍玩，然不知元祐《续阁帖》已有此全本矣。陈号能书，乃不能别，惟思陵八法冠古，一览识真。所临非一本，赐韩枢肖胄者止「海」字，赐允升者终篇。绍兴间，又尝别临本赐诸郡国。故参知政事龚公茂良代莆守作《谢表》云：「夏侯尚论于古人，乐毅号称于名将。当七国战争之际，士竞尚于权谋；观二城取舍之间，兵殆几于仁义。夷考精微之论，默符恻怛之心。爰以燕间，为之亲洒」。呜呼！思陵之字，天下之神笔也；龚公之表，天下之雅言也（临《乐毅论》）。

臣窃谓字至《兰亭》毫发无遗憾矣。然艺不习则不工，虽右军犹不免于临池；辨才年八十馀，日临数本。能积勤然后能绝妙，非偶然得名也。光尧以万机之馀闲，备八法之能事，前人名笔鲜不摹拟，而所临《禊帖》尤多，宰臣出督视者、从臣除宣抚者、近戚左珰侍燕间者，往往皆拜此赐。诸本散在人间，各有恣态，此本尤清丽秀杰，得茧纸须笔之意。时大将韩蕲王高价得硬黄本，以为逸少真迹，驰献，不知其为椒房所书也。故相周必大在翰苑，作《太皇阁帖子》，云「笔法似慈皇」，信哉（临《兰亭》）！

臣恭惟高宗皇帝躬擐甲胄，栉风沐雨，实开一马渡江之业。于时跸无定居，戎务倥偬，而今日临《禊帖》，明日临陆柬之所书五言《兰亭诗》，岂真有觞咏兴寄、游目骋怀之乐哉！臣尝窃窥宸翰，盖取羲之登冶城答谢安数语，可以针砭晋人清谈废务、浮文妨要之病，且将以倡率南渡诸臣戮力王室、尅复神州之气。呜呼，圣谟远矣！否则晋多名胜，何独卷卷于羲之也哉（临陆柬之五言《兰亭诗》）！

臣尝疑《千字文》，世以为梁散骑常侍周兴嗣所作，然法帖中汉章帝已尝书此文，殆非梁人作也。光尧所临不止为智永体。此轴名为临孙过庭，实青于蓝。按唐初人多善书，欧、虞、褚、薛各工真行而已，草字唯张长史，后有素、闲二僧，然去长史远矣。过庭草圣精密妙巧，字字有右军法，所谓范我驱驰者，非若长史以颠得名也。此匹夫名世之绝艺，而光尧以万乘帝王能之，圣矣哉！《书谱》《千字》皆过庭得意书，而米芾抑《千文》而扬《书谱》，臣谓此论未公（临孙过庭《千字文》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又见《后村题跋》卷五。）。

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先儒之确论乎！王君次点作《周礼订义》，予犹不获尽睹全书，且未见次点所述《诗说》。噫！说《关雎》、《麟趾》之诗易耳，《关雎》、《麟趾》之化，惟三代圣王能之。后世之汉高皇、唐太宗，尚不足进此。然则《周官》将何时而可行乎？曰：圣经与天地并，世有否泰，道无终极。有王者作，克己以正本，齐家以范物，宫府一体，朝廷邦国为一人，左右𥊍御皆良士，后妃嫔妇无私谒，废置诛赏，尽出于一人，而奇邪不正之习，无纤介奸乎其间，此《关雎》、《麟趾》之化，而即《周官》法度之所由行也。余虽未见《诗说》，固可以心会矣。孟子谈井地爵禄之制，而大本在格君心。闻次点著经说甚富，格心之要，傥在乎是，其许我尽观否乎？

某伏以甘雨既足，薰其以风，共惟以周姬公之亲，为汉宗室之表，有赫王社，泰山四维，天其笃棐我家。某生于穹林长谷之间，长于穷櫩败瓦之下，盖鱼虾之与侣，麋鹿之与游而已耳。不自意乃岁得授经于朱邸，讲道于绛帷。其迂阔之谈可厌也而王不之厌，其鄙朴之状可憎也而王不之憎。楚元之诗、河间之书，固亦不专美于前人矣。潜观嘿察，则《易》之谦撝，贫贱者所不能也；《诗》之温恭，富贵者所未有也。以故每进其狂瞽之说，尽殚其爱助之忠，望大王为史册英贤，为国家盘石，为天下之镇公子，不但曰《汉表》之诸侯王，徒以上贵介弟为刘氏祭酒而止也。切磋之心虽至，讲习之乐几何。而裴晋公督九节度之师，择以自从，于是诗书而戎行，俎豆而军旅，远藩房不九万里翅矣。方是时，大王出饯于杨柳桥之驿，谓载于水云乡之舟，道傍咨嗟，观者骇动。故其心事之磊落、胸次之崔嵬，不能不一二吐之，独不知大王能记忆否也。盖其翔而后集，不可以莫之行；色斯举矣，不可以莫之逝。言犹在耳，而屠羊说返吾肆矣。拾堕樵而煮瀑布，驾觳觫而耕荒烟，若将终焉，岂意其真在庐山也！瞻望太息，书不尽言，惟钧慈垂亮。

臣尝读《书》，见周、召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周公至作书以告之，称「小子旦」者二，称「君奭」者四，无非寓其勤拳之意，达其恳切之情。谓有殷多历年所，则由伊尹至甘盘，原其所以为殷之辅者凡七；谓文王能集大命，则由虢叔至南宫括，推其所以为周之佐者凡五。曰若游大川，暨汝奭其济，所以望召公者，惟惧其不至；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所以勉召公者，惟恐其不尽。不说者在奭，开释其疑而使之说者在旦。乌乎！此周之所由盛欤！且夫大厦之建，非一木之能支，大器之安，岂一力之能置，使当轴处中者先有迭相疑忌之私，则见之施设注措，必有龃龉而不遂者。周家忠厚之治，著于分陕，歌于二《南》，传而至于历世三十，历年八百，实自二相成之。此可为万世法也。陛下总揽权纲，举数十年久废之典，并建二相。窃窥庙谟雄断，意者见夫更化已久，而治效未著。欲使谋王体，断国论者，各得展尽底里，相与协济耳，为二臣者，其何以仰酬圣意？臣尝妄谓郑清之有宰相之度而才不足，乔行简有宰相之才而力不逮，合二长以共成事功，其庶几乎！然臣窃有忧焉。盖自后世克己之学不明，而执要权者皆不免私情之徇。权合而为一，则过于自用，而同列不得以行其志；权分而为二，则终于相忌，而小人因得以乘其危。浚、鼎并命，间隙忽开，蚌鹬相持，卒堕桧手。此分任之弊也。权桧独相，虐焰薰灼，忠臣义士，饮气吞声。此专任之弊也。今天下可谓多事矣，合众人之智以为智，兼众人之勇以为勇，犹惧不给，顾可二三其德哉！臣愿陛下下臣此疏，宣谕二大臣，以周、召为法，以浚、鼎为戒，毋使复有如桧者持刺虎之术以售其奸。不胜宗社之幸，生灵之幸。

六经之不明，诸儒穿凿害之也，而《春秋》为尤甚。《春秋》穿凿之患，其原起于三传，而后之诸儒又从而羽翼之，横生意见，巧出义理。有一事而或以为褒，或以为贬，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为袖，后以为贬，前后自相牴牾者矣。纷纷聚讼，而圣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过有二：一曰以日月为袖贬之说，二曰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彼徒见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奔宜书日也，而或书时；入宜书日也，而或书月。若是其不同也，于是有以日月为袖贬之说。又见夫国君一也，而或书子，或书侯，或书伯。外裔一也，而或书州，或书国，或书人，或一人而前氏后名，又若是其异也，于是有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愚请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则曰其盟渝之也；柯之盟不日，则曰信之也。将以渝之者为是乎，信之者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则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将以危之者为是乎，美之者为是乎？公子益师卒不日，左氏曰公不与小敛也，然公孙敖卒于外而公在内，叔孙婼卒于内而公在外，公不与小敛也明矣，又何以书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师，远也。然公子彄亦远矣，又何以书日乎？《谷梁》曰：不日，恶也。然公子牙、季孙意如亦恶矣，又何以书日乎？葬必书月日，而有不书月日者，则曰不及时而日，渴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当时而日，危不得葬也。然过时而日，直指齐桓公而言，当是时公子争国，危之隐也可也。卫穆公、宋文公无齐桓之贤，无争国之患，过时而日，有何可隐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误而难通者也，孰谓《春秋》必以日月为褒贬乎？至于来归仲子之赗，而宰书名，则曰贬之也，使荣叔归成风之含赗，而王不书天，亦曰贬之也。岂归仲子之赗，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归成风之含赗，咎在天王，而不在荣叔乎？《春秋》书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贬王而去其天，则将以是为正名分，可乎？谷伯、邓侯称名，说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贬之。滕子、杞侯独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薜来朝称侯，说者曰滕、薜微国也，以其先朝隐公，故褒之。朝隐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隐为始受命之君，则尤缪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贬而称子，朝桓可贬也。终春秋之世不复称侯，岂皆以朝桓之故而贬之乎？或曰为时王所黜也，夫使时王而能升黜诸侯之爵，则是礼乐赏罚之权，天王能自执矣，安得为春秋之世乎？先书荆，继书楚，已而书楚子，说者曰渐进之也。夫楚本鬻熊之后，《春秋》以其僭王肆暴而遂黜之，且既列南荒，圣人作经，本以辨内外之分，而顾乃进楚而退中国乎？若此之类，不可以一二数，要有疑误而难通者也，孰谓《春秋》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乎？大抵《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事成于日者书日，事成于月者书月，事成于时者书时。故凡朝觐、蒐狩、城筑、作毁，凡如此者，皆以时成者也。会、遇、平、如、来、至、侵、伐、围、取、救、次、迁、成、袭、奔、叛、执、放、水、旱、雨、雹、冰、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弑、葬，郊庙之祭，盟、狩、败、入、灭、获，日食星变、山崩、地震、水灾，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当书月，而鲁史但书其时；某事当书日，而鲁史但书其月，圣人安得虚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为例也。《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名称爵号从其名称爵号，而是非善恶则系乎其文，非书名者皆贬，而书字者皆褒也。假令某与某在所褒，而旧史但著其名；某与某在所贬，而旧史只著其字，则圣人将奔走列国以求其名与字，而后著之于经乎？是《春秋》不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也。若夫因其所书月日之前后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称爵号之异同而知其事实，则固有之矣，非圣人因以是为褒贬也。有如庄三十一年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谷，则有以见才阅三时，而大工屡兴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则有以见连历二时，而灾害荐作也。庄八年春，师次于郎：夏，师及齐，师围郕；秋，师还，则有以见阅三时而劳兵于外也。若此之类，盖于书时见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九月入杞，则有以见来朝方阅一月，而遽兴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则有以见其朝夷狄之国，阅七月之久，而劳于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则有以见其阅九月而后雨也。若此之类，盖于书月见之。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则有以见八日之间而再见天变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则有以见旬日之间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廪灾，乙亥尝，则有以见其尝于灾馀之为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则有以见明日乃葬之为无备。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则有以见鲁人之先晋而后卫。己未同盟于鸡泽，戊寅及陈，袁侨盟，则有以见晋人之先盟诸侯而后盟大夫。若此之类，盖于书日见之。然以是谓圣人以日月之书不书寓褒贬，则误矣。若夫名称爵号之异同，则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辞因之以详略者，亦有前日而后月者，有蒙上文而杀其辞者，固难以一例尽。而时变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见者。楚一也，始书荆，再书楚，已而书楚子。吴一也，始书吴，再书人，已而书吴子。于以见吴楚之浸盛矣。鲁翚柔、郑宛詹，始也大夫犹不氏，于后则大夫无有不氏者。郑段、陈陀、卫州吁，始也皆名之，于后则虽弑君之贼亦有书氏者，于以见大夫之浸强矣。始也曹、莒无大夫，于后则曹、莒皆有大夫，于以见小国之大夫皆为政矣。始也吴楚君大夫皆书人，于后则吴楚之臣亦书名，于以见荆蛮之大夫皆往来于中国矣。诸侯在丧称子，有书子而预会预伐者，于以见居丧而会伐之为非礼也。杞，公爵也而书伯，滕，侯爵也而书子，于以见其不用周爵，而以国之大小为强弱也。会于曹，蔡先卫，伐郑则卫先蔡，于以见当时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复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会，男先侯，戚之会，子先伯，萧鱼之会，世子长于小国之君，于以见伯者为政，皆以私意为轻重，而无复礼文也。垂陇之盟，内之则公孙敖会诸侯，召陵侵楚之师，外之则齐国夏会伯主，于以见大夫敌于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称从其名称，爵号从其爵号，而是非善恶乃因之而见之，初非圣人特以是为袖贬也。学者必欲于名称爵号之间而求圣人褒贬之意，则窒碍而不通矣。于其不通也而强为之说，则务为新巧，何所不至，甚非圣人明白正大之心尔。学者之观《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为例之说，与夫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而后《春秋》之旨可得而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