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见兰会安抚司奏，今月某日，某人领兵至洮州，击败鬼章军，活捉到鬼章者。天威照赫，师律训齐，罙入妖巢，生致渠首。伏以鬼章裔夷小丑，犷兽为心，蒙被国恩，不知报答，侵犯边圉，数有震惊。遂敢交通种羌，结为党与，解仇合意，伺隙成谋，贼伤属国之人，窃据乘障之地。先朝所不忍贳，圣算尝此留心。至于罪稔祸盈，天弃神怒，偏师才出，元恶就擒。昔商宗鬼方，至于三岁；汉元郅支，远在万里。而皆斩馘血刃之功，率非系颈献囚之事。矧其淹积岁月，劳勚师徒，岂如庙略无遗，虎臣思奋，曾未信宿，已报剪夷。吉语亟闻，戎捷交上。雪边人夙昔之愤，夺诸羌前却之心。追视古先，莫可伦比。伏惟皇帝陛下神武天纵，睿谋日新，任众材而责成，因常德以立事。运陶钧而独化，其易转圜；覃上仁于大同，既思率服。仰繄睿断，迨此成功。臣等叨预弼谐，无裨鸿造，奉承嘉庆，徒切欢愉。

曾祖赠大理评事。祖皇任尚书、工部员外郎、判三司都磨勘司，累赠户部尚书。考皇任益州路转运使、尚书主客郎中，累赠光禄大夫、工部尚书。公字某，尚书中子，天性明彻渊粹，自为童子，有老成人量。初学进士词赋，已为人传诵称道之。至年十五，乃更习为古文。读书心悟理解，志气开发，日增月益，河江委注，不可丈尺斗斛校也。其十七岁所著撰，至今存者尚多。自两汉之后，豪杰之士所为文章，虽皆以理为主，偏局所见，致远则不通。又其论五经，皆欲明王道，而惑于曲说，驳杂瞀乱，不能自解，圣人之道不明。及公为之正德性，别仁智，举中庸，明天命，条达理，遂交贯旁畅，愈深愈远，未尝一踬焉。尝论曰：「荀子不知性，扬子不知命，韩子不知道。荀子言人性恶，则善无所起。扬子畏死而投阁。韩子汲汲求用于时，以不得出王公大人之门为己忧。是三子其盛者也，而其蔽至是，况其下者乎」？至说《春秋》，其所发明尤多。论宋襄公事，或以为文王之战不过，或以讥不能鼓儳杀敌。公以为文王之事，亦当内治其国家，外信于诸侯，何尝不治不信，而强争之。既争而轻弃己民，其犹足谓之仁且智乎？凡公之言，大约反其本，正己而物正者也。书公子季友卒，三《传》皆以为贤。公以谓季友之贤，因其有事而著之。今卒而书季者，盖自是世季氏也。公之论《春秋》如此。自前世钜儒宿学，皆所不至。概举二者，可以类知焉。为《三传权衡》，解驳三家美恶，毫发无得以形遁者。庆历初，有司更正贡士，令士不从学官者，州郡勿举。舅氏王源叔以书招公来太学，公答不可。曰：「焉有伯夷、孟轲、段干木之俦，而自致博士弟子乎」？其后此令亦废阁不用。公举进士，庆历六年三月御试，选为第一。会内兄翰林学士承旨王公尧臣时为编排官，以嫌自列。编排者，用考试官所定等第，受成事而甲乙之耳，诚无预于与夺，可无嫌也，王公固辞之。上不得已，以为第二，拜大理评事、通判蔡州事。吴正肃公育旧闻公之贤，倾迟之。及罢政事守蔡，得公欢甚，事无大小皆听公，州以清静。与公日赋诗饮酒为乐，蔡人传以为盛事。蔡州十县，五居高仰地，转运使符郡，变民诸谷，悉以粳糯充赋，皆市于旁县以输官，民益困急。会诏书问可以宽民力者，公上疏其弊，因言方今用不足，尽如古难，宜敕转运使，必不得已折变，毋变其所无与不可得，则民虽病不困，事颇施行。八年十一月，丁先公忧去官。皇祐三年二月服除，还为大理评事。召试学士院，擢太子中允、直集贤院。是时方议定大乐，天子使中贵人参其事。公谏以谓：「王事莫重于乐，今材学满朝，辩论有馀，足以增朝廷之光，而顾使若赵谈者居间，臣恐为袁盎笑也」。明年，同判登闻鼓院，改判吏部南曹，南曹兼考功事。于是夏丞相薨，将葬，故事考功当请谥太常，集百官议之。上以旧恩，特赐竦谥曰文正，不复关有司。公上奏，请收还诏书，更属有司，得以公议之。因陈：「竦备位将相，无正直声，陛下不当侵臣等官，而假人以宠」。书三上，上嘉公守正，为改谥曰文庄。八月，权判三司开拆司。后徙他部，亦未离南曹也。侬智高乱岭南，枢密副使狄青宣抚四路，而朝议不为置副，或曰使中官副之。公闻，遽上奏曰：「狄青起于行伍而列枢近，权兵而出，宜得正固干略之臣参共其事。今不置副，置副而用中人，皆不可」。秦州与羌人争古渭州，上以问左右，弃之存之孰利。公时从三司奏事，闻之，上奏独请弃之。以谓：「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长无羌人之虞，虽倾国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贼能乘之以扰边圉，虽倾国争之可也。今何所重轻，而糜国财、困民力、捐士卒之命，以贪咫尺之地，而有弃明信、规小利之名，使其有以窥中国，非计也」。时议者不同，竟留之。秦州坐是应接多事，财用匮竭矣。五年四月，迁权三司度支判官，始解南曹，赐绯衣银鱼。至和元年正月，张贵妃薨，追号温成皇后，有献议求为立忌日，礼官请对不许。公奏言：「太祖以来，后庙四室，犹不立忌，奈何以温成私昵之爱，而变古越礼，恐祖宗神灵，不乐于此」。上乃止。八月，同修起居注。居一月，召试超拜右正言、知制诰，赐紫金鱼袋，权同判吏部流内铨。初，陈丞相以公不附己，论议不能右公。唯天子察公忠直，数得公奏议，开纳无疑，故亟用公知制诰。陈丞相以修注未一月为言，上不听，曰：「此岂计官资日月邪」？公谢日，上又面谕曰：「外间事不便，有所闻，当一一语朕矣」。无几何，朝廷从礼院有所询问，礼生擅发印状以报，礼官莫知。知礼院事吴充谪罚礼生，而坐以出官。公奏以为朝廷久安，吏习因循，百司庶府，茍且已甚。稍激厉振职，未知如何而使充以此得罪，岂不伤事害政也！请追止前命。已而修起居注冯京复以言事夺职。公因奏事，上谓公曰：「吴充乃是振职，冯京意亦无他，中书恶其太直，不与含容耳」。公奏言：「自古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窜谪臣下。今则不然，上意慈仁好谏，而中书不务将顺圣德之美，排逐言者，乃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必且感动阴阳，有风雾日食地震之异」。居五日，地果震镇戎军，而都下雪，后累日昏霾，太阳色黄浊，略皆如公言。公又密劝上收揽威权，无使聪明蔽塞，法令不行，以消伏灾变。上深纳之。时亲睦宅方筑神御殿，天寒休役。公建言：「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庙不可设于私家，所以明一统也。今神御若干，礼为可，则不宜以人劳辍作；若不中礼，则遂止之，何权罢也」？庙事遂寝。宦官石全彬缘葬温成皇后，赏劳除宫苑使、领利州观察使。全彬不厌，后三日，复换正除利州观察使。公封还词头，上言：「全彬闺闼之臣，如此姑息，有权势重于全彬者，何以待之」？事竟得止。二年，两制诸公多求补郡者。公上疏论邪臣正臣进退之分：「正臣常难进而易退，邪臣常易进而难退，愿陛下参伍观之。吕溱、蔡襄、欧阳修、贾黯、韩绛，皆有直质，无流心，论议不阿执政，有益当世者，诚不宜许其外补，使四方有以窥朝廷，启奸幸之心」。上悟，乃留欧阳修等不行。八月，假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充北朝皇太后生辰国信使。契丹遣其臣马祐来迓。行自幽州，东北入古北口，更长兴、白隰山路，诘曲缭绕，或折而西南，行千馀里，乃出山，至柳河。公问祐曰：「自松亭直北趋柳河径易，不数日至中京，何不行此」？敌人本欲以山路迂回，使中国信其阻远，常秘讳之，不使汉使知。及得公问，惊谢曰：「实然。然自通好以来，置驿如此，不敢改也」。祐复问：「顺州山中有异兽如马，食虎豹，人以为山神，此何名也」？公曰：「以某所闻，駮也。其状如白马，墨尾锯牙，音如鼓，盘桓迎日而驰」。为诵《山海经》、《管子》书晓之。祐释然相视，喜曰：「真是也」。前此者汉使往，或以轻肆不为敌人所重，又有畏懦，拘守约束，惴惴不敢蹉跌者。独公坦怀，意气自若，敌人畏服加礼焉。二年三月，王文安公迁参知政事，公自列亲嫌，求知扬州，诏许之。初，狄青自南伐归，为枢密使。京城小民闻青骤贵，相与推说，诵咏其材武。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青益为都人所指目，公忧之。会将赴扬州，辞行见上，因言：「陛下爱青，不如出之以全始终。今外说纷纷，虽不足信，要当使无后忧，宁负青，无使负国家」。上颔之，曰：「可语中书」。公过见三丞相，谓曰：「向者天下有可大忧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体复平，大忧去矣，而大疑者尚存」。其以青事告之，丞相应对唯唯。公既至官拜表，又遍遗公卿书曰：「汲黯之忠，不难于淮阳，而眷眷于李息」。朝廷皆知为青发也。至八月，京师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国寺，坐殿上，都下喧然。执政闻之始惧，以熟状出青判陈州。先是有彗星见，青去之夕，而彗没。自皇祐未有日食之变，公尝献《救日论》三篇，备言所以防奸禦变之术。青见而恶之，谓所亲曰：「刘舍人以此洗涤青邪」？公之建言，或以为过计，及后乃大服云。扬州雷塘，即汉江都之雷陂也。旧属民，自唐以来，耕种其中。往数十岁，官取蓄水以备漕运，旧田主二十六家皆夺业失职，官始议以他田偿之，竟无与也。然塘亦破决不修，漕运未尝赖此。发运使因以假扬州种稻，而旧田主二百馀口皆饥寒，县官莫省。及公至，持太和年契书诣府自讼，公即判还之。发运使犹以漕运事动朝廷靳留之，公用种稻事證明其无用，朝廷乃听公。杜公丞相衍致仕，居南都，闻之喜曰：「真良太守矣」。九月，恭谢天地，改元嘉祐，进公朝散大夫，封宣县开国男。天长富人陈乙杀人，捕得，赇县吏脱己，而以诬王甲。甲贫弱不能自明，遂受诬，囚至府。公察之，心知其冤，而囚畏吏，不敢言。公以委户曹杜诱，使精意鞫之。诱不能有所反，而狱益傅致證左，牢不可破。将论囚，公亲讯之。囚得公语言，知其能为己直也，乃敢告冤，果陈氏杀人，远近传以为神。明年四月，迁起居舍人、知郓州、兼京东西路安抚使。公初治扬，前守政苛，吏民不安。公以宽简拊之，而民大和。及至郓，郓比易守，政事不治，市邑攘夺，公行不禁，讼或累月不决。公拨遣簿书，决平狱讼，不数日则已无事。乃更约束，明赏罚，下吏奔走承命。月馀，境内正清，盗贼屏息。使客行寿张道中，遗钱一囊，人不敢取，以告耆长，长为守视，顷之客还，取得之。又有暮遗物市中者，旦往取，故在其所。先是西路久旱，麦不登，郓州尤多蝗虫。公入境而雨至州，数日蝗自出境亡去，岁以有年。居郓五月，召还朝，纠察在京刑狱，充宗正司修玉牒官。四年正月，同权知贡举。是岁始更贡士令，奏名者才二百人。其罢黜者虽多，莫有不服者，至有为赋以颂得人。上例赐近臣墨字，公得「稽古」二字，时论荣之。杨佐判都水监，请凿京北孟阳河，盛冬兴役，死者数百人。又坏民庐舍，发掘丘墓百五十馀所，而河讫不成。百姓遮宰相自诉，执政乃收检计工役官匠属吏，囚呼冤不承，狱久不决。公奏理之曰：「佐始相度此河，使生者劳敝，死者暴露，百姓怨痛，谤议沸腾，皆佐为之。今置佐不问，而专罪馀人，不合人情」。求以佐为首。会有诏疏狱，一概解纵不问。是时士大夫稍矜虚名，每得官辄让，众亦予其恬退之称。让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让端无穷，或四五让，至七八让，天子尝优容之。下至布衣福州陈烈等，初除吏亦让，赐之粟帛亦让。公以为此皆挟伪求名，要上迷众，其渐不可长。乃建言诸让官，或一让，或再让，或不得让，宜一以故事旧典为准，以防未乱。是岁天子将亲大祫于太庙，丞相欲加上尊号。公以礼部兼领名表，丞相请撰表辞。公止之曰：「陛下自宝元以来不受徽号，至今且二十年，天下之人咸知天子持盈好谦。今复加数字，既不足尽圣德，而前美并弃，诚亦可惜，愿加深思」。富丞相不怡，曰：「适已奏闻，乃是上意欲尔，不可止也」。公曰诺。退谓子弟曰：「吾备位近臣，当献可替否，宁得罪权门，岂可使主上受虚名而弃实美耶」？遂上疏曰：「陛下尊号，既已云『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尽善极美矣，复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仓廪不实，风俗未清，贤不肖混淆，狱讼繁多，盗贼群辈，水旱继有，四夷虽粗定，然本以重赂厚利羁縻之，非畏威慕义也，未可谓至治。然则让而不居，于圣德弥高矣。臣谓陛下永执至道，以当天心，必有一谦四益之报。增加数字，未必发扬光辉，而反累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岁以来，颇有灾异，日食地震，雨雷大雪，飞蝗涌水，伤害广远。以理论之，陛下寅畏天命，正当深自抑损，岂可于此时加上尊号？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诚望陛下求诸道而已」。章凡四上。天子得公奏，顾侍臣曰：「我意本谓当如此」。遂断章表不受。于是忤时相。初，郭后既以废薨，天子加恩，追复其号，而不许谥与祔庙，且二十馀年。至是礼官乃倡议，请依礼祔郭后于庙，朝议将许之。公疏争曰：「昔《春秋》之义，夫人不薨于寝，不赴于同盟；不反哭于庙，不言夫人，不称小君。徒以礼不足，故名号阙然。郭后之废，虽云无大罪，然亦既废矣；及其追复也，许其号而不许其礼，且二十馀年。今一旦欲治以嫡后之仪，致之于庙，恐其未安于《春秋》也。《春秋》之夫人，于彼三者一不备，则不正其称。而郭后于三者无一焉，而欲正其礼，恐其未安于义也。且《传》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废兴之间，固必有正不正之礼存焉。今欲扶所废以为正，必将抑所兴以为不正。古者不二嫡，万世之后，宗庙之礼，岂臣子所当擅轻重哉？谨案景祐诏书，本不许郭氏祔庙，议已决矣，无为复纷纷以乱大礼，宜令诸儒极其论难」。有诏并张洞奏状重议。洞论景祐诏书，以谓追复郭后，是人主意，停止庙谥，则执政所为。公以议不同，不连章。已而丞相召太常趣定议，将以祫前升祔。公闻之，又上奏曰：「臣观洞之言，乃是曼辞饰说，茍蔽前失。以追复郭后则出于天子，以停止庙谥则出于大臣。共一诏书也，而论之异同。若不幸而此言传于后，且归过君父，亏损圣德，此其一也。且臣前奏最要切者，以为废兴不两立，而人君无二嫡，备万世之后，礼分不明也。洞既不以此为辞，若不幸朝廷过听之，是虽自以能讦上起废为功，而犹且阴逼母后，妄渎正礼，此其二也。愿并下臣章，令两制详议」。有诏是公，议者乃止。于是祫祭有日，礼官建白，请以孝章皇后以下四主享于别庙，不升合食。上重其事，有诏两制集议。公与胡宿等共上议曰：「案《春秋传》曰：『大祫，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国朝事宗庙，且百有馀年，至祫之日，别庙后主，皆升合食，遵用以为典制。此皆祖宗制节，垂法以贻子孙者也，未易轻改。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既守以为常，一旦轻议损益，恐神灵不安，亦未必当先帝意也。《传》曰『祭从先祖』，如其故便」。公以论列未尽，又特上奏曰：「九经所载祫祭制度，最明备者莫如《春秋公羊传》。自汉以下，皆引为證。所谓未毁庙者，岂有帝后之限哉？此乃国朝所以依缘循守，行之且百年者也。今群臣不务推原《春秋》之法，而独引后儒疑近之说，不务讲求本朝之故，而专倡异代难通之制，不务将顺主上广孝之心，而轻议宗庙久行之仪，欲摈隔四后，使亿万斯年，永不得合食于先帝，臣窃恨之。昔贡禹议罢园庙，匡衡议迁郊兆，群臣和之者非一，自以为周公、孔子复生，不可得变。元帝、成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为当。既而皆悔之，则无及矣。夫宗庙之礼，神灵之位，岂可使举措数有后悔哉？此自陛下所当留圣思也」。初，上春秋高，朝议或有恐上劳拜起者，而礼官承旨，遂造此议。上微闻之，又得公章，谓近臣曰：「朕初谓礼当然，茍以拜起为烦，吾犹能之，何惮也」？遂手诏罢议。蜀人龙昌期者，著书传经，以诡僻炫众，至诋毁周公，杂用佛说。拥弟子十数人至都，文丞相荐诸朝，以所著书示两制。公与同列并奏昌期非圣不经，请下益州毁弃板本。事未行而昌期用荐赐五品服，帛百匹，中外疑骇。公拜疏曰：「臣按昌期之书，违古畔道，所谓言伪而辩，学非而博，是王制之不听而诛者也。陛下哀其衰老，未使服少正卯之刑，则幸矣，又何赏焉？昔孔子作《孝经》，非圣人者无法，而朝廷顾多昌期之毁周公，臣所不晓也。且陛下使臣等议之，臣等不敢不尽忠。今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纵昌期之妄而不诛，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币，是非贸乱，沮劝颠倒，使迷国之计行于侧，而非圣人之俗倡于下，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伏乞追还诏书，毋使有识之士窥朝廷浅深」。词极切直，昌期亦惶惧不敢受赐。装卸营卒桑达等数十人酗酒斗呼，指斥乘舆，有司不之觉，皇城使以旨捕送开封府推鞫。案成，弃达市。公移府问所以不经审讯之由，府报曰：「近例，凡圣旨、中书门下、枢密院所鞫狱，皆不虑问」。公曰：「此岂可行耶」！遂奏请自今一准定格。枢密使以开封府有例，不复论可否进呈，报公不行。公争之曰：「先帝仁圣钦恤，以京师刑狱最烦，故建纠察一司，證审真伪。自迩以来，每有大辟，倍加精慎。此则先帝不敢兼于庶狱庶慎，惟有司之任。今乃曲忤圣旨，中书门下、枢密院所鞫公事，不复审察，未见所以尊朝廷、慎刑罚，而适足启府县弛慢狱卒、侵侮罪人、衔冤不得告诉之弊。又朝廷旧法，不许用例破条。今顾于刑狱极慎，人命至重之际，而废条用例，此臣所不喻也」。天子乃以公章下开封府，著为令。翰林学士韩绛上言：「国朝官制未立，如中书门下为宰相职号令，乃以近臣兼判两省，例已重。诸如此类，宜加裁定，正其名体，他官典领，一用旧例。百司常务，多关二府，请择重轻，移付于下。走吏章服与公卿不殊，宜著为等级。台阁省寺无所传录，可依仿《周礼》、《唐六典》，著为一书」。天子以为可行，召公与翰林胡宿受诏同详定。公以谓：「此帝王能事，朝廷大务，必将损益沿革，成一朝之制，不独空言而已。当得其人，乃能成事。前日朝廷欲正大乐，先定律吕，自景祐至今近三十年，而功不就。今之所为，又重于乐，自非周召管萧之才，恐虽三十年亦未可望也」。凡再辞，不许。既受命，公乃奏请，未置局，先条可改正裁损申明数事，送中书门下参详可否，然后删定。诏许焉。未及上，明年三月，韩再奏趣行之。公乃与胡公诣政事堂，略条一二事，咨丞相曰：「国家必欲兴修官制，勒成一经，为后世法，则宜先简别条贯，澄清流品，使事事有法。不然者，虚列官府，徒作空文，无用也。今且以数事言之。如枢密院，五代以来，始与中书对掌机务。名体不正，无甚于此。尚书二十四司，今为虚名，官冗员众，蠹财害政。即欲改正官制，则当罢枢密院，废三司省郎官不治事者，以前资散官处之，可乎？审刑院、审官院、群牧司、提举司、纠察司，骈衍于官，皆当省，还属尚书九卿，此裁损者也，可乎？唐制，谏官、史官随宰相入立仗下。唐制，中书出制敕，门下审之，而后尚书出告身。唐制，学士下领外职，舍人分判六曹，皆美政也。必欲申明官制，无先于此者，可乎？当开元时，官有定员，职有常守，故李林甫之为《六典》也易，然犹仅成一书耳，卒之不能行也。本朝随事建官，取便事而已，有司奉法守职可矣。茍不能尔，恐虽成书，犹且复废。宇文之《周官》，唐之《六典》是也」。丞相久之度不能行，曰：「然。此诚难事，业已行，姑徐徐为之」。居月馀，韩以中丞言事，出知蔡州。又数月，公帅长安，然胡公犹在朝，而朝廷亦不复问官制云。十月，上亲祫祭太庙，礼毕，公以加恩上骑都尉，进封开国子。初，翰林侍读学士吕溱自真定府召还，监司积与溱不平，捕溱亲吏，按验穷治，得溱尝借官曲作酒，及以私货往河东交易二罪。溱先谪知舒州，而后狱具。大理寺约法，溱乃未尝受推，法不当蔽罪。自溱事起，外议纷纷，言溱有死罪十。独天子素知溱薄过，不致于理，夺溱侍读，分司南京而已。公行制书，具道上所以待溱意，许溱自新。上恩如此，诏词理当尔，非有所左右也。而自中丞、知杂、谏官、御史，争上言溱罪大责轻，公制词不直。天子察公无过，以其章示公。既而言溱者终不息，上厌甚，不得已为不用赦，再削一官。他舍人命词，与公无异，言者乃止。御史吴中复尝荐文学郑叔熊于朝。故事，御史荐士，无特授官者。前数年，观文殿学士王公举正尝荐叔熊，既不行矣。已而执政以中复故，乃更追用举正前章，除叔熊以官。叔熊实以医自名，为中复治嬖妾有功，中复故称之。公刺讥中复，中复闻之，恨甚，又憾前诋欺不遂。而公洁廉无私，无可加诬者。公前议郭后庙，有语云：「上之废郭后，虑在宗庙社稷之际，不得不然耳」。中复即深文排诋，析言搆语，云此欲开导人主废后，是许敬宗之伦。中复既唱其端，随者翕然。执政诸公虽知其不直，然亦恶公数正言异己，欲因事挤之。以御史章上，将开陈其端绪，冀人主意动，则挻之矣。而上辄曰：「此岂可行」？敕封去之。每上辄然，至十馀章。后日有御史复上殿，上逆谓之曰：「是又将言刘某耶」？此御史实自欲言他事，皇惧甚，退更相告言。谏官、御史本亦承望上旨，虽数妄作，不能不反顾己患，既揣知上意，即噤齰不复言。当是时，非人主素知公，公几不免。公为人亮直正固，其处己明甚，循理蹈义，志之所充，乃形于言，不以纤毫异内外也。又以为德性茍充，则功名可遗，学问茍明，则文章不足事也。其以待人，亦推己意而同之。然世俗方以夸严无实为成名，虚誉崇饰为尚贤，内不能自知则高自期待，外以悦人则复以才能许人。士之浮薄慕名者喜乐之，与公异操，故与世多不合。其夫人尝谓公曰：「人以君为傲，宜有以接俗弭谤」。公曰：「吾何傲也哉？老者吾尊之，少者吾宾之，贵者吾严之，贱者吾安之，自谓宜矣。世俗之人，又欲其足之随之，谄之狎之，然则是乡原已，吾不为也」。是时执政为上兴太平，复行王化，取其文致与周汉等隆而已。士大夫知旨者，趋欢附和，咸得显仕。公乃介然独立，上下交忤，谤言益多，执政滋不悦。公在西垣七年，诏诰典重，褒贬有体，不可增损一字。为上尊号表，时凡五请一谢，不移时即具。又尝一日有诏，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宰相得旨，即日待进，公将上马，遂不解带，援笔书之，凡数千言，词意皆不同，吏誊白不暇。往反才食顷，执政皆惊视，以为所未尝见。吏有窃言曰：「公乃以此见忌耳」。故事，舍人迁翰林者，皆以久次。执政不欲公在内，每有阙，辄置不用。会永兴军阙守，公自请治之。执政喜公之去，疏奏，即除翰林侍读学士、知永兴军府事。公谢曰：「臣本求永兴，不望侍读，不敢受」。诏不许。既行六日，学士阙，遂越用范镇，众人为公惘然。公之辞行，面陈用将之术，且言：「顷来边吏颇以饮食佣役得罪，即今武吏，多不愿临边。如孙沔、吕溱，贵重有功名，犹以此见废，设复有孟舒、魏尚之徒，臣固知议者之不能容。此乃冯唐所以疑汉文帝不能用颇、牧也。臣愿陛下容边臣，阔略细过，无督以微法」。又言：「马军都指挥使张茂实，本周王乳母子，尝养宫中。往年市人以狂言动茂实，近者御史中丞韩绛又以倾宰相，重摇人心。臣谓要令两善，莫若解茂实兵权，处以外郡，于茂实不失富贵，而朝廷得远嫌疑」。上皆然之，是后边将遂无以酒食坐者，茂实顷之亦出知曹州。公以十二月至雍部。先是关中比岁不登，百姓流移，长安尤甚。公开仓廪，赈乏绝，宽赋敛，止逋责，省徭役，缓期会，约束豪右，毋敢固粜。民苦大钱数变法疑惑，公使官吏俸钱，一皆中给，民因知官不复变法矣。事必当请者，请而行之，其馀则皆以便宜厝置。视事三日，大雪盈尺。雍人喜曰：「此公赐我」。数月，流民稍自归。明年大丰熟。是时，朝廷遣使均田，欲以等贫富，以致颂声。上因公之西，敕至部徐访利害以闻。于是孙琳主均河中府及耀州，召聚吏民，暴露田间。百姓相传县官且增赋税，所在斫伐桑柘，关中嚣然。公遽上言：「方今灾伤流移，恐未可以均田。愿且召还孙琳，别俟丰岁，以安民心」。初，琳以方田法步地，千步为方。以方度之，诚使其覈实无颇，然但为能知田亩高下耳。至于均税之法，以地肥瘠为差。其勤力从事，田亩修治者，则赋重自若；其惰窳不事事，而田亩荒瘠者，因获减赋。然此当以肥瘠言也。吏非廉明，用心不一，或不能尽知田事，或挟私与夺，上无由察也。故均田之害，人皆知之，独言事者乐其名。公所以求待丰岁者，恶斥言之耳。琳之度田，起自万泉、龙门。此两邑皆山田，崎岖二三百里间。人以谓审如琳法，非旬岁不可周遍也。琳皆不出一月而奏毕功，论者惊笑其谩。会公奏至，中书犹信琳言，以公为不晓，用琳章报公，敕榜告民毋得残桑柘而已。顷之，河中民果诉增减田税不平，凡数百户。七年四月，迁礼部郎中。九月，大飨明堂，进封彭城郡开国侯。公与欧阳公永叔相厚，及欧阳参知政事，尝为丞相韩公言公所为，不如谤者之言也。久之，韩公谢曰：「虽失之东隅，可以收之桑榆乎」？欧阳曰：「公能如是，大善」。将还公为翰林学士，会上不豫，事且寝。八年四月，英宗皇帝即位，进吏部郎中。公治长安，豪猾敛手，良民得职。大姓范伟积产数巨万，冒武功县令范祚为其祖。伟所取信者，持祚为令时黄敕耳。伟家不徭役者五十年，更西事调发，下户困蔽，而伟自若。盗相祚墓，以己祖母合葬之，谩云祚继室也。雷简夫以处士登用，能为文辞，伟赂简夫，使为墓碑，以信其伪。伟因此出入公卿间，持府县短长。数犯法，至徒流，辄以赎去。长安人皆知伟罔冒，畏伟不敢言。吏受赇者，辄为伟蔽匿。公因事发之，穷治，伟伏罪，长安中欢呼称神明。会大赦，未断而公去雍，伟因谋反变前状，自后连五狱，證逮四五百人，展转二年。朝廷以委御史，乃不得变，而伟亦以更大赦，杖之而已，长安人恨之。公在雍三年，治声四出，巴蜀人皆愿得公为守，引领冀望，或相与至界上，问使客刘公何时来。是年，公以疾自请。八月，召赴阙，勾当三班院，徙判太常寺、兼礼仪事。上初即位，有疾，皇太后尝临朝。上疾愈，乃归政。适有小人言二宫不欢，谏者或讦而过直。公以谓当以义理从容感讽，不可以口舌争也。是时方进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公因陈前说，曰：「舜至侧微也，尧越四岳，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何谓孝友？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辞气明畅，上竦体改容，知其以讽谏也。左右属听者，无不嗟喜动色，即日传其语于外。既退，王翰林谓公曰：「公直言至此乎」？慈寿闻之，亦大喜。治平元年四月，公得惊眩疾，数月不朝告，且满百日，公求便郡养疾。上谓执政曰：「刘某器识才学，朝廷未见其比者，虽病，固当留」。乃复赐告。尝一日讲毕，上谓学士诸公曰：「曾见刘某否，病今何如？可往省之」。于是，王、范两学士来见公，道上语。会内苑橙实初熟，上使中贵人以五十枚赐公，面问公起居，所以慰抚甚厚。公拜表谢，而病亦少间，因自陈家贫，复求补外，上怆然许之。九月，除知卫州，换汝州。郡久废不治，公召曹吏谓曰：「吾以病来此，汝无以吾病故，习前态。谩欺分毫，黥罚汝」。吏人素闻威名，战栗不敢犯。已而更以吏事委属僚，时时更改判画，举大纲而已。其所以赈饥穷，省徭役，诛锄黠恶，方略如旧。吏皆窃言：「公病犹尔，况不病耶」！二年十一月上郊，进封开国公。三年四月，迁右谏议大夫。公谢曰：「臣久病茍禄，已无愧耻，诚不敢复望迁秩，重招讥议」。诏不许。公前后拜官，未尝辄让，唯初拜侍读及除谏议辞之。其诚心以谓所不宜处，则不欲茍受之，非以邀名也。居无何，召还阙。公自陈病笃，不能朝，愿罢学士，治南台。许焉。十一月，改集贤院学士、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四年正月，今上嗣位，改给事中。明年四月八日，薨于位，享年五十。所著《春秋传》十五卷、《春秋权衡》十七卷、《春秋说例》二卷、《春秋文权》二卷、《春秋意林》五卷、《弟子记》五卷、《七经小传》五卷，皆成书。《易外传》二十卷、《元滋》九篇、《通古》五卷、《古风》五卷，皆未就。文集若干卷。公学问广博，无书不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经、地志、阴阳、卜筮、医药、天文，略皆究知大略，求其意义合于圣人者。而世人所谓善者，亦不废也。尝与吕溱济叔同在礼部，夜视填星，指曰：「此于法当得土，不然乃得女」。居数日，使者来，因言宫中两夫人皆当就馆，吕相视笑。数月，果生两公主。又尝斋太乙宫，与内弟王钦臣夜语曰：「岁星往来虚危间，危甚明盛，以吾观之，当有兴于齐者」。岁馀，英宗以齐州防禦使入继大统，遂登大位云。在长安时，得三代时钟鼎器皿数十，皆有篆刻铭识，文字奇古。公按读之，因以考知前代制度，用匜敦簠簋，与前世学者所说不同。其所言齐黄同冕，亦书传所不载也。公珍惜之，尝曰：「我死，子孙以此烝尝我」。及病累年，尝使子弟诵书其侧，时阅古器以自适。尝叹曰：「我所著书，皆圣人微旨，而不及尽有成，岂非天哉」！公与人交，不求其备，得一善则称道之。其推进者甚众，而与江休复邻几最善。尝曰：「邻几和而不流，柔而不犯，当求之古人，阮籍、陶潜之伦也」。荐之于朝。邻几所以骤用修起居注，公有力焉。又尝称贾直孺，人或讥贾者，公曰：「贾何必全美，居今之世，而劲直有守，不阿贵位，此其足以过人远矣」。凡公论交如此。及邻几死，哭之恸曰：「唯君知我」。时欧阳永叔为志墓石，公为书之，以致意焉。梅尧臣圣俞与公亲且旧，既卒，其家不能自存，公哀之，未有以助也。圣俞尝欲书程丞相神道碑，病不果，公为成之。程氏喜饷白金五百两，公不发封，尽以赙梅氏。公平生未尝轻为人书铭，特此二事，以经营二友云。公两娶武威伦氏，皆侍御史赠某官程之女。前夫人先公十七年卒。继以女妹，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长定国，郊社掌座，早死。次奉世，进士及第，大理寺丞。次当时，大理评事。少子安上，太常寺太祝。女子三人，长嫁大理评事韩宗直，二尚幼。公于宗族，赒给甚厚，家事未尝问有无。岁时朝廷行礼，得以推恩，辄以旁逮疏族。先人有田在苏州，公未尝取一粒，皆以畀内外亲属。及其终，家无馀财。公既殁，朝廷推恩，以两子孙望、旦皆为将作监主簿，又除族子安世试将作监主簿。安世父敦，坐法堕官，公常怜之，雅意欲官其子。故诸孤以安世名闻，所以成公意也。某年少公四岁，及某能读书，则公学问成立矣。故某所学所闻，资取于公，而公志之所存，某窃预焉。公于某友爱天至，尝曰：「唯得兄弟，可以忘我病」。公不幸至于大故，哀痛感慕，无心以处，岂复能详记其徽美耶！日月有期，将以来岁某月，从祔于先公。诚冀自托于大贤君子，垂名无疆，而惧他人闻见之不详，且世俗之多诸恶，不敢尽也。故自抑推割，而纂述其大概，唯执事悯怜而赐纂述焉。谨状。

臣某言：伏睹熙河经略司奏，今月十九日，洮东安抚种谊领兵至洮州，击败鬼章军，活捉到鬼章者。天威昭赫，师律训齐。罙入妖巢，生致渠首（中贺。）。窃以裔夷小丑，犷兽为心，蒙被国恩，不加报复，侵犯边圉，数有震惊。遂敢交通种羌，结为党与，解仇合意，伺隍成谋。贼伤属国之人，窃据乘障之地。先朝所不忍贳，圣算尝此留心。至于罪稔祸盈，天弃神怒。偏师才出，元恶就擒。昔高宗鬼方，至于三年；汉元郅支，远在万里。而皆斩馘血刃之功，率非系颈献囚之事。矧其稽积岁月，劳勚师徒。岂如庙略无遗，虎臣思奋，曾未旬浃，已报剪夷。吉语亟闻，戎捷交上。雪边人夙昔之愤，夺诸羌前却之心。追视古先，莫可伦比。伏惟皇帝陛下神武天纵，睿谋日新。任众材而责成，因常德以立事。运陶钧而独化，其易转圜；覃上仁以大同，既思率服。仰繄睿算，逮此成功。臣等叨预弼谐，无裨洪造，奉承嘉庆，徒切欢愉。臣某等无任。

臣闻天下之政皆愿致治，而不能无敝；天下之言皆好成文，而未必可以适用；天下之情皆有爱，而莫切于爱君；天下之心皆有忧，而莫大于忧国。此明王睿主所以广览博听而求其阙失，忠臣志士所以危辞直论而竭其恳诚也。茍以不足适用之言，陈不能无敝之政，则辞旨浮略而意不迫切，于爱君忧国之心有所未尽，安能补于世哉？譬如施干戚之舞以解重围，讲乡饮之礼以治军旅，多见其无益也。昔贡禹为汉元力言治道，以为尽如太古则难，宜少放古以自节；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上嘉其质直之意，多所听纳，深自约损，匪彝过制，大半罢之。至于崔寔著论，根极时要，则亦以为济时拯世之术，期于补绽决坏，枝柱倾邪，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四牡横奔，皇路险倾，宜以钳勒鞬󲨁为救，岂暇及于和鸾节奏哉？夫二子之言，皆不泥一隅，该通事变，质之前世而不缪，验之来今而可以为鉴，臣窃慕焉。恭惟国家承百王之敝，当天下文治之极，法度废而不立，威令委而不行，上下偷沮，风俗雕薄，四海之势，如乘敝舟以涉长河而无所维御，泛泛焉日就其深而不为坏败之计，甚可痛也。陛下天资神圣，享有宝命，一日纂承大业，而四海之人欢然向顺，无有毫发之警者，岂独天命然哉？乃仁宗皇帝之德泽至深至厚，结于人心之坚也。为人之子，治人之天下，而坐视若此，于持盈守成之道何如哉？臣资识狂愚，闇于长虑，第闻忠谠可以死节，昔尝考六经之微言，览百氏之异论，推迹近事，得其大端。至于安危治乱之几，是非邪正之渐，得失兴亡之际，未尝不为陛下反覆而究之。中夜三思，继之以日，欲一发愤懑，指陈要极，以感悟天听，扶救国体，茍人主从而警惧回心，于社稷之计，睿明之德，无所亏损。天下之大忧日渐销散，则臣退就鼎镬，其甘如饴。而藏伏幽贱，厥路无繇。幸今明诏申谕，虽岩穴草茅之人皆得以直言上达，乃臣之志愿，庶几适于今日矣。敢沿科举，以毕其愚。臣窃以为王道之端，万化之本，莫大于身正以率天下，故有《贵始》。天下之大务，惮而不为，则德堕功丧，无以光绍祖宗之休烈；徇名而昧其实，则习尚虚旷，风化颓坠而不可振起，故有《究治》。君臣之交，必亲之以至诚，然后可以毕天下之能事；大臣之分，莫若尽道以致主，故有《明任》。设官授职者，所以与天子共理；法制大坏，贤不肖失其别，则生民安所蒙赖？故有《议官》。人君能结天下之心，则邦本坚固而莫能动；农夫重困，国费浮冗，力役不蠲，疾病无养，皆世之大蠹，故有《重民》。民力之耗，莫甚于养兵。军政不立，则骄惰日长；将材不任，则举无成功。推类以胜，则渐不可长；教民以战，则法不可失，故有《制兵》。二虏之患，日甚一日，而制禦之道，未可以经远，故有《虑边》。总其大归，以尽夫终始，故有《策原》。求之于文则不足，推之以用则有馀，臣之区区不敢默于此也。

今天下之势，内无彊臣跋扈之渐，外无僭国割裂之危，朝廷之上，早夜深忧切计，孜孜而不已者，惟二寇之患。臣尝论辽人而奏于前篇矣。及西戎逆顺之情状，臣亦窃觇其大略焉。夫以五州之地，数万之众，而敢肆其豺狼之心，求犯天子之威怒而不知惧者，其故何哉？盖彼之部族日以盛大，而我之制禦失其策也。灵武之地，方广千里，表里山河，草木肥茂，足为放牧耕战之所，而一旦舍之，以资彼寇，使西域诸羌坦无隘碍，合而为一，则其类益广，其势益彊，不足怪也。昔之制匈奴者必通西域，以弱其助。今之所以不能通者，由弃灵武而夏人安处其间为之障蔽也。西域不能通，则契丹有以连结，而夏人之彊梗，岂可量哉？且自国初而来，逆顺固非一也。太平兴国之际，继捧既奉朝贡，而继迁为寇，故端拱之诏，赐国姓，受节钺，以羁縻之。至淳化之初，侵掠不已，是以太宗皇帝奋扬武怒，锐意诛剪，王师一举而俘其酋领，蕃汉之户来归者八十馀族，因隳夏城，徙民于内。及至道之始，则又有五路之伐，然而诸将缓期不援，遂丧大功，资养馀孳，以贻害于后世，至今天下深惜之。洎乎章圣嗣位，遽请蕃任，朝廷虽察变诈，姑务宁息，乃有刺史功臣之拜，其后清远、灵武之役起于咸平而二垒陷。德明幼弱，则有景德之归向；元昊狂悖，则有宝元之僭叛，此始终顺逆，其情状可见者也。赐之以国姓，授之以节钺，封之以功臣，加之以王爵，朝廷之恩信极于此矣，皆不足以悦来其心而屈服其志，于是赂之厚币，以固结盟好，幸其不犯边吏而免用师之劳，岂惠中国，绥四方，不战而屈人兵之长计乎？臣故曰：彼之部族，日以盛大，而我之制禦失其策也。况比岁以来，服容官号，不复循习旧俗，皆窃取朝廷之制而仿用之；多遣介使，以伸难塞之请；屡传阅集，以惊近塞之耳目；招致逋逃，与之谋议。叛衅之萌，已数年矣，而朝廷不为虑，从而养之，甚可痛也。臣计其逆戾之意，不过两端而已，大则欲举众犯塞，徼倖于一胜之利，而徐图所向；小则欲益吾之岁赂，而饱其贪心。就两端而窥之，则所谓举众犯塞者，亦未必能尔；惟求益岁赂，则固其心焉。兵说有之：「词卑者进，词彊者退」。昔冒顿匿壮士健马，不以示汉使，盖有攻汉之心也。誇人以形声者，岂必有其实哉？由此而言，则夏人为彼不庭之态者，欲求益岁赂而已也。彼以形声誇我而遂益其赂，为彼逆计则得矣，无厌之求，何时而息乎？此天下之公议，而庙堂之所宜慎也。就使举入寇，则胜败之际，亦有两端而已。战而胜邪，则谓吾畏之而必益其赂；战而败邪，则必曰近塞诸羌擅用兵尔。为此说者，欲吾岁赐之不绝也。彼之得失，两获其利，而吾可以不计哉？内府之财，群生之力，舍之以啖寇，则贻害益甚，孰若取之以养兵而彊威也？事之施设，必有先后，而利亦有大小。今之所先者，莫若精武备、谨边略，不为形声之所骇动，而遂自处于柔弱恐惧之地，来则禦之，去则守之，毋畏其兵，毋继以赂，使之不测国家临制之术。夫然则其利虽小，可弭数十年边鄙之患，而无旦夕之忧。茍欲谋其大者而涤除本根之害，则必复灵武而后可也。朝廷之弃灵武凡几十年矣，议者以为殊方绝塞，无用之地，昔汉武以英才雄略征伐天下，举造阳之地九百里而弃之；元帝以捐之一言，遂罢珠崖，不复讨击，皆足以垂裕后世，然则何必疲敝中国之力而兴事于彼哉？臣虽狂愚，辄谓不尔。今西边诸郡多与蕃戎接迹，旦夕惴惴，常有侵掠之虞者，盖失灵武而致其境土迫于我也。况西域不能通，而北鄙无以弱乎？昔东汉之世，西羌屡扰，邓骘欲弃凉州，虞诩以为不可，其议乃曰：「今羌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锋无反顾之心者，为其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众，必生异志，虽太公、白起为将，恐不足禦」。今灵武久弃而西羌甚大，二鄙连结而中国之忧不已，何以异此？故臣愚以为必复之，则本根之患庶几可以除也。然而臣所谓复之之策者，非经营期月之间而速求其效，盖亦久而不懈，而要以成功于终。其措置之大略有三而已，一曰离旁邻之助，二曰启向化之心，三曰分兵以困其力。且西鄙诸羌，族类至众，有地可守，有兵可战。虽彊弱大小，其势不一，而其心不能相君臣，此固中国以夷狄伐夷狄之资也。昔景德之初，博啰齐能以部族出讨继迁，卒致败灭，当时议臣欲加王爵，褒宠其效。今之不附于夏人者，其为谁乎？则固宜敷导恩信，谕之祸福，厚赐金币，重假名器，以怀结其心，而感其力，必有输忠议而为梗于彼者。使诸羌族类攻战不暇，则外有所忌而内不敢抗于中国，此之谓离旁邻之助。臣又闻戎人之性自用而好忍，比岁以来，虽腹心之人，往往罹陷诛杀，是故为其役属而处于要重者，窃有款塞效顺之意，然而惧乎无见容之地，而退就刑戮，彷徨犹豫，计莫能决。则固宜择任土人，为之诱导，可其来归之请而抚存之。且以索求其左右之奸谋，则西夏之人，党与将渐携贰，此之谓启向化之心。况今西夏之兵不满二十万，其寇于我，悉众而至，大抵长于聚而不长于散，可以独支于一隅，而不可杂出于诸路。是故犯秦、陇则泾、渭为无虞，逼环庆则麟府未尝警，此虚实众寡可见者也。傥壮吾掎角之势，而更相援助，彼掠于东则击其西，彼扰于南则迫其北，则力有不逮，而气亦丧矣，此之谓分兵以困其势。为是三说，而济以久而不懈，则已失之地，庶几必复，而西域有可通之渐，乃中国数世之利也。奈何不图长远之计，而过务姑息，幸朝夕之无寇至，岂不惜哉！今之所谓禁地者，吾不可徒步辄履，而彼得以放牧其间；今之所谓巡照者，吾不可张弓西向，而彼得纵暴于我。以国体言之，殊未壮也。苛法细禁，徒自损弱而不敢奋然革易者，得非畏康定之失乎？昔之失也，盖万事弛废，变生于仓卒而莫能支矣。以今况昔，则边不失备，兵已知战，而犹甘心于欺侮者，诚亦未之思也。

臣等谨按《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太祖之庙，万世不毁，其馀昭穆，亲尽则毁，示有终也。自汉以来，天子或起于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虽属尊于太祖，亲尽则迁。故汉元帝之世，太上庙主瘗于寝园。魏明帝之世，处士庙主迁于园邑。晋武帝祔庙，迁征西府君；惠帝祔庙，迁豫州府君。自是以下，大抵过六世则迁其神主。盖以太祖未正东向之位，故止祀三昭三穆；若太祖已正东向之位，则并三昭三穆为七世矣。唐高祖初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庙，则迁弘农府君神主于夹室，高宗祔庙，又迁宣皇帝神主于夹室，皆祀六世，此前代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经见，难可依据。今若以太祖、太宗为一世，则大行皇帝祔庙之日，僖祖亲尽，当迁于西夹室，祀三昭三穆，于先王典礼及近世之制，无不符合，太庙更不须添展一室。

臣待罪近辅，再历年所，日奏职事，亲闻德音。退伏思念皇帝陛下以日跻之圣上资慈训，而太皇太后陛下以宽仁之德勤邦俭家，四年之间，用人立政，施德布惠，所以绥养天下，上以昭祖宗之盛业，下以为社稷无穷之休，天下之幸，万臣之赖也。臣于此时，得依日月之末光，备位辅位，念虽杀身，何以报称！然臣尝读西汉之书，观孝文皇帝承高、惠之后，人心思治，而上方躬仁履俭，克勤率下。当时民俗醇厚，府库充羡，四方无犬吠之惊，亦可谓治安之世。而贾谊之论乃谓方今之势，如抱火厝于积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及其忠愤之所发，至于恸哭流涕。臣尝怪其论之过也，其后不数十年而治乱之迹若合符契。臣于是知居安虑危之心，唯圣智乃能有之。而私忧过计之论，亦未可以迂而弃也。臣近与同列奏事延和殿，两蒙宣谕，大意今日朝廷之事固已尽心，略有成法，唯以久远守之为念。又圣虑深远，因论及它日还政之后，任用左右常得正人，则与今日用心无异；若万一奸邪复进，荧惑动摇，则反覆可忧。然辨别邪正全在一人，此乃持盈守成之大戒也！而皇帝陛下深加省领。臣退而叹息欢喜，以谓愚臣平日之所怀，为国远虑者正在此事。未及上达而陛下先知之矣！区区之诚，虽殚千虑，何以及此？臣今因得敷陈本末，以毕其说。惟陛下宽其罪，试一览之。恭惟先皇帝以聪明睿知承累世丕平之业，思欲力致太平，复见三代之盛，以汉唐为不足道也。当时之议，以谓非国富则无以为也，非兵强则无以为也，非人才足用则无以为也。是三者，图治之伟论也。而当时辅臣如王安石、吕惠卿辈，不能副先帝委任之意，乃奋其私智，肆为乖论，大失先帝之本旨。其富国也，则助役、青苗变而为聚敛之法；其强兵也，则保马、保甲流而为残扰之政；其用人也，则进辨给轻捷之子以为适时，退老成敦厚之人以为无用。于是四海兴议，而先帝颇知其事，故罢退安石等不用。继而王圭、蔡确之徒，尤不能将顺主意，踵事增患，而先帝又知政令有未便于民者，方将改作，遽以弃天下。忠臣义士，至今长为先帝惜之者，常在此也。及皇帝陛下绍膺大历，太皇太后陛下同览万机，临御已来，法度之难久行者修完之，臣下之害政者改易之，正所以述成先帝盛德之美志，传于无穷，可谓备矣。自改更之后，在陛下无所愧也，天下公议正论以为当然也，天下百姓莫不安乐以为当然也。然陛下亦知有以为不然者乎？臣虽至愚，尚能臆度知之。夫前日之事乃前日之人所缘而进者也。政在则人存，政异则人息。今譬之芟草也，枝叶虽除，根株尚在，能保其不复生乎？前者二三大臣之朋党皆失意怏怏，自相结纳，睥睨正人，腹非新政，幸朝廷之失，思欲追还前日之人，恨不能攘臂于其间也。今布列内外搢绅之间，在职之吏，不与王安石、吕惠卿，则与蔡确、章惇者，率十有五六。此臣所以寝食寒心，独为朝廷忧也！然臣之区区，非欲陛下苦治党也。朋党之大，亦岂易治哉？但欲陛下知其事，常加防察，不使得行其术则可矣！臣亦常深计其术矣，不过日夜窥伺间隙，异日可以进说，则造眩惑之谋，文饰奸言以感激圣意，动摇政事而已。其所进之说，臣窃料之，其大者必为离间之计，此最易入易听，而其祸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渐而深察之。其次又有二说，其一曰先朝造法为治，而皇帝陛下以子继父，一旦听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确等受顾命，有定策之功，亦弃于外。此二说者，自人情言之，则浅近而易听；自义理考之，则无所取也。臣谨按天下之治，有不可不因者，有不可不革者。可因者虽乱世犹因之，故周武王克商，反商政，政由旧是也。可革者虽父道犹革之，故汉文除肉刑，至景帝改之；汉武造盐铁榷酤，至昭帝罢之是也。自二圣临政，首进司马光，其馀辅臣继有出入者，天下之人晓然知道之所在，延颈跂踵以望新政。而陛下又能虚己公心，开广言路，延纳忠谠，于天下无有远迩，上章论事，愿改政令者莫知其数，而圣虑深远，犹再三谨重，有不获已，方取十之一二最大者诏讲议施行之。如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市易之类，敢不改乎！改之所以顺人心、救民命尔，岂喜变更哉？试考察今日百姓安与不安，便与不便，则改更是耶非耶，立可见矣！若谓凡继体之君于先朝之政皆不可改，则古圣帝明王继政而有改者皆非耶？我祖宗之法有久而不便者，先帝尝改之矣，亦可以为非耶？知所宜因，知所宜革，是先帝之志也。至如臣僚之进退，盖法既有改，则昔日缘法而进者非己之便，稍自引去，而圣恩宽假，各尽礼数，独有一二奉法尤无状如吕惠卿、吴居厚辈者方罢斥之。天下之议，莫不以为允。是时，蔡确身为上宰，自请补外，继以家人犯法，言者沸腾，遂坐左迁。章惇亦以悖慢忿戾，无礼于君父而罢之。此岂固欲不用父之臣哉？盖法者，天下万世之公也。陛下纵欲以功而屈法，如天下万世何？夫皇帝陛下乃先帝之正嗣，承继大统，实天下之至公大义也。方先帝违豫弥留之日，与太皇太后陛下已有定命宣示大臣，则大臣奉行而已。何策之定哉？岂可贪以为己功，常诵于口，假以谋进哉？古之所谓定策者，谓遭变之际，未知所立，大臣能于此时挺身忘祸，有所择而立之，以安社稷，则是策计由此人定之，故曰定策。古之人则汉霍光是也，今之人则韩琦是也。然霍光死才三年，宗族犯法衰废，未闻古今之论以宣帝为忘功臣也。故曰法者天下万世之公也。然则二说者岂足取哉？夫立政而违民，改之是也。而异论者非之，以谓改父之臣。此岂公议哉？是谗间之说也！若昨者陛下坐观政令未安，奸邪当路，生民咨怨而恬不为虑，以避改易之小嫌，则得为孝乎？无乃负先帝所以传授皇帝陛下、顾托太皇太后陛下之心乎！而况不闻天下有此嫌也。大抵自司马光不幸死亡之后，朝廷之事，肯不顾患祸，身任其责者少矣。此固不能逃陛下之圣鉴。《传》曰：「百年之计，莫如植人」。夫所与共守天下，传之永久，非有同心一德，守正不惑之人，将谁托之？呜呼，君子小人之辨，何其难耶！君子之进，未尝有心于害小人，但远之而已。若小人进，必欲尽覆君子。所以今日邪正之士不可以不早辨也！观汉元帝之世，弘恭、石显用事，是时贤士如萧望之、刘向、周堪之徒，上雅知其才，用之而忤恭、显，终抵以罪，或至于死。此无他，正人之势不胜也。仁宗皇帝庆历中，韩琦、富弼、范仲淹辈，当代名臣一时并进，其后未久，皆不免为小人谗毁排陷，相继逐去。然上赖圣明，终得免大祸，复被收进，建立功业者，内外多正人，奸不能胜也。故君子在上，小人失志，必为倾害之计。今朝廷清明，幸无恭、显之患，而陛下圣哲，好正直而恶邪佞。臣之所忧者，恐正人之势不得如庆历时能胜小人也。小人之志，趋利而已。自二圣临御以来，开廓大度，并包同异，无所不容，宜皆得其尽心为用。而怏怏之人尚敢阴怀二心，潜藏恚恨，投隙害政，依违观望者，彼诚见皇帝陛下渊默谦恭，未甚可否朝政，不知圣意他时所属，将谓天下之事未大定也。殊不知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辅翼之者罔不备尽，而皇帝陛下虚心听纳，灼见是非者盖已久矣！臣载念人主以一身临天下，其动止语默之微上系宗社之重，下统生民之命。虽皇帝陛下仁圣之德出于天禀，而修心正身之道宜深有资于太皇太后陛下母仪之训也。昔者周公之辅成王，复辟之后，作《立政》以戒用人，故成王宜民宜人见于《假乐》之诗；作《无逸》以戒逸豫，故成王持盈守成见于《凫鹥》之诗。后世称三代之隆者必先焉。霍光有功于汉室而奸臣上官桀与藩王等谋为奸变，上书诬光之罪。是时孝昭帝年十四，察见忠之与诈，诛灭桀等，益信任光，于是汉室几危而复安。臣不胜愚恳，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念周公所以戒成王之意，拥佑开导，以成就皇帝陛下之德。凡人之才如何为正，如何为邪，事之理如何为是，如何为非，日夕讲论，以立万世不拔之基。伏望皇帝陛下深鉴古事，体汉昭帝之明，以辨忠邪，使它日奸言异论不可得而入。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言，无疑于心，无怠乎听，庶以永承祖宗之业。天下甚幸！臣孤外之臣，蒙陛下拔擢不次，由言路而进，不敢避怨，不敢希恩，唯期循守公道，以报万一。然前日失意之人，其党布满内外，皆与臣为雠也，身迹惴惴，危若累卵。非陛下洞照愚直，力赐保全，安有今日？故臣缘近日两蒙宣谕之旨，辄为此言，以推广圣意。若使涓尘有助海岳，则臣虽死无憾！

〔贴黄〕臣奏此书，别无施行，止为昨蒙宣谕，故因而欲推广圣意。愿无疑无懈，常以辨别忠邪为心，坚守今日政事，庶免他日奸谀之言可以浸润动摇。臣书大意如此而已。伏乞留中省览，使蝼蚁之诚或补万一。

〔又贴黄〕今内外异议之人日欲摇动陛下之政，不可不察省者。昔时王安石所行事，逆民而背理。然人不敢摇者，何谓也？盖有严刑峻责，言之者有罪，故人畏之，敢言者少也。今朝廷为政，顺民而循道。然人敢言者，何谓也？盖陛下宽仁大度，招言纳谏，唯恐人之不言，言之者无罪，故奸人妄意而作也。故役法一事，自元祐元年改作差法，乃是将祖宗差役法及先帝雇役法参而用之。又令监司州县博访利害，逐旋申明，自后四方论列不一，虽小官贱士，肆口所言，以申其愤。今其法摇动改变者十之六七矣！近日又将科场一事摇动荧惑，昨元祐元年两制侍从、台省官僚讲议定夺凡一年有馀。又经圣览，方此施行。亦是将祖宗先帝之法合诗赋经义为一科，是万世有利无害可行之法。今人情已定，止是安石之党力要用经义。臣愿陛下坚守已行之法，勿为浮议所动。

〔又贴黄〕科场事，臣见与宰相已下参议，必为陛下坚守此良法，非久必须进呈。然为论列者不已，故先奏知。区区孤忠，惟冀省察。

扬雄、班固、王通之俦，莫不以三代诸侯为久安之术，而罪秦之郡县。至柳宗元，独曰：古之诸侯，圣人之意，非不欲去之也，势不能去也，以为其治不若郡守。尝究之矣，夫王者处乎高危，而以一姓孤立于四海之上，一姓之安危，乃天下之所以为治乱生死也。夏、商、周之君相传者数十世，虽有屈彊之诸侯，时不免于战伐，然亦未尝有流血天下、兵火之祸如后世者。几二千年而才三易姓，亦必有大恶如桀、纣，至圣如汤、武，又其祖宗之著德甚久，然后可以集有天下之诸侯。自秦至于五代，覆亡之宗纷焉如风中之槁叶，生民数陷于大祸，则是诸侯之前，民数百年乃一扰，而变侯置守之后，天下之人常慄慄焉而无所系也。论者多取周季战伐之纷乱，以为建侯之罪。夫幽、厉、懿、夷之王，较其昏暴，王之于郡县之时，非莽、卓盗之，则陈、项有之矣。惟其诸侯之国，各据土疆，桀彊者未能并服而为一，故衰乱而周不亡也。论者又取晋之宗室举兵相残以为鉴。夫以惠坏在上，政乱于中，而号令不行于天下，于时谓之互市。又使不义之君，得举兵以击义国，其微闇不道，虽糜烂而亡，不足怪也。其所以未亡而再集于元帝者，藩国之势也。故上有明天子，则诸侯而治，郡县而治；为上者非其道，则诸侯者乱，郡县者亡，祸之轻重也有殊矣。彼周之时，吴、楚、齐、晋，虽悖傲而不臣，力非不足也，而不敢暧周之鼎，何哉？列国皆有兵有赋，而用周公之礼乐，彼未能一旦而君，此未能一旦而臣，彼由此而然也。晋、宋、梁、隋之所以得扼吭拊背于中，传檄而天下定，郡县虽有忠勇之臣，莫不拱手听命，圜视而不敢动，何哉？天下之权，素有所一也。两汉之有天下，王侯郡县杂建而年以四百，虽有七国诸吕之难，而刘氏以之中兴；唐之有天下，宗室为刺史，勋贤为藩镇，仅如诸侯之制，而年以三百，虽有齐、蔡、燕、赵、魏之寇，二朱、安史之凭陵，而李氏以长，权散于天下而莫能一也。以天下之大而明主不世出，后世鉴存亡之效，可不约三代、汉、唐之制，杂树亲贤于外，少为王者之拱卫耶？子厚之说，未识治乱之大计，亟云以为异论耳，不亦妄哉。

尝观西汉之君，大抵承秦之馀，以刚断明烈为任。文、景、武、宣，皆有君人之至槩。宣帝以孝元柔仁，知其必乱天下，已而果然。夫人君之气，必主于刚，其柔仁者，济物之变，补事之隙，时为之用耳，不可以为常也。故君者，天也，阳也。其明，日也，其令，风雷也。天健而运，日实而丽，雷烈而威，风动而无迹，四者不废，然后可以生万物而齐变化。阳不足则天有时而裂，日有时而亏，雷或不发，而风或不播，休弛郁塞之气极而妖厉灾疾作于下，下至于昆虫、草木，莫不蒙其痾。《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刚健纯粹，此所以为天之体而为君之德乎。高祖最刚而最明，故其基宇廓大而宏远，不可以亟坏，其馀胜遗烈，犹足以震动天下之耳目，而制大臣之心。故惠帝孱懦，高后女主哨哨于帘户之间，而婴、哙、平、勃之徒，慑衣而趋，交臂而受职，莫敢先后而不率。至文、景之为君，其治出于恭俭仁恕，然其君臣之间，尊严而甚可惮。继之孝武，虽侈且虐，生民之屠于兵，大臣之夷灭于法者几且太半，天下之怨，可谓极矣。而能兴礼乐、隆儒学，拓土传祚为汉英主。孝昭幼而明断，故燕王、盖主、桑羊、上官谋发而中败，不得有所措。孝宣承之，覈刑名而责功实，天下遂至于太平。此六七君者，亦非有完德具美也，事之失度而过中者，不为寡矣，然且不失为治，教化以之行，社稷以之彊，固非以其有人君之槩，主之以刚德而然耶？元、成、哀、平固未尝有显恶大过，暴不若桀、纣，淫不若幽、厉，徒以濡弱偷堕，无刚明之气，终不能一奋人主之威，卓然有所立，安敢默默，以至于亡，可不惜哉！有天子之仁义，有大臣之仁义，有匹夫之仁义。天子兼万事之柄，将以制中国而威夷狄，而专为匹夫之仁，处士之行，拳然以小廉细谨自持者，则是失其所以为大，则天下无所恃，而奸权嬖倖特以朝廷为戏，维持牵掣，贸乱人主之所为，各任其私意，以暴民而侵掠天下。人主虽不贪取而天下不胜其困，人主虽不好杀而天下不得其生。贤君则不然，以为忠信孤远之臣待我之刚然后得以立，至弱之民待我之刚然后得以振。其刚明以彊本而威众，使内外小大，皆有所恃于上，而天下不胜其乐。《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此武王之刚也。鉴乎西汉之存亡治乱，则君之刚德可一日而废之哉？善观君德者，无取其一善一恶，要其有人君之槩而已矣。

鲁商瞿受《易》于仲尼；仲尼卒，商瞿授楚馯臂子弓（一云子弘。）。子弓授江东桥庇子庸（一云鲁桥庇子庸。），子庸授燕周竖子家（一云周丑子家。），子家授淳于光羽子乘（一云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及秦焚书，以《易》为卜筮之书，独得不焚，故传授不绝。汉兴，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读曰仲。）洛阳周王孙、丁宽子襄、齐服光四人焉，皆著《易传（丁宽作《易说》八篇，三万言，训诂举大义而已。王、周、服皆作《易传》二篇。）》。周王孙授魏蔡公（蔡公《易传》二篇。），王同授齐即墨成、广川孟但、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菑川杨何叔元，叔元《易传》二篇。叔元传燕韩婴、河内司马谈、太中大夫京房（非焦延寿弟子京房也。）。后丁宽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然周王孙即宽师田何之学也。宽授同郡田王孙，王孙授沛施雠子卿、（一云长卿。）兰陵孟喜长卿、琅琊梁丘贺长翁。繇是有施、孟、梁丘之学焉（施、孟、梁丘氏章句各二篇。）。施氏授河内张禹子文、琅琊鲁伯；禹授淮阳彭宣、沛戴崇子平；鲁伯授泰山毛莫如少路、琅琊邴丹曼容。繇是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氏则改师法，以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得自师田生，而同门梁丘贺證明之，且非田生之法也。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况，由是孟家有瞿牧、白生之学。梁丘氏者，始受大中大夫京房《易》，房出为齐郡太守，后更事田王孙。然则京房、田王孙，皆田何家法也。汉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贺年老，授于子临。临始从父学，亦尝事施雠，后卒行京房法。授五鹿充宗君孟（君孟《略说》三篇。），君孟授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郡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繇是梁丘家有士孙、邓、衡之学。今《子夏传》即邓子夏，盖出于梁丘家也。其后有京房《易（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非太中大夫京房也。）》。房始授业梁焦赣延寿。赣云常从孟喜问《易》，会喜卒，房以延寿《易》即孟氏学，时孟氏门人翟牧、白生皆曰非孟氏法也。房后以灾异得幸。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博士，由是有京氏之学焉。又其后有东莱费氏《易（名直，字长翁。）》，其学无章句，本以古字，号古文《易》。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授琅琊王潢平仲，由是世传费氏之学。又沛人高相，与费公同时，亦无章句，自言出于丁将军，传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由是有高氏之学焉。汉宣帝时，孟、梁丘皆立博士；至元帝世，立京氏《易》。惟费、高二家，未得列于学官。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意略同，惟京氏为异。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然受其学者，未盛于世。时梁丘贺以卜筮得幸宣帝，及至显官，故学者宗焉。其后五鹿充宗贵幸，善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辨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又施雠之门人张禹以经术为成帝师，位丞相，封侯，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皆至公卿。故施氏、梁丘之学尤盛于当世。以至孟氏、京氏弟子俱为博士，故二家之学亦行焉。高相子康为王莽所杀，故学者衰废，而费氏独行古文《易》，然而未得立者，盖亦不幸者矣。其后东汉诸儒，习施氏者，则有沛戴崇洎子宾，陈留刘昆威公洎子轶君文。习孟氏者，则有南阳洼（音圭）丹子玉，中山鲑阳鸿孟孙（鲑，胡佳反，又苦圭反。一作鲑，胡瓦反者，非。），广汉任安定祖。习梁丘氏者，则代郡范升辨卿，京兆杨政子行、（一云范升、杨政皆传孟氏《易》者，非。）颍川张兴君上洎子鲂；惟张兴最知名，为梁丘家宗，弟子自远方至者，著录且万人焉。习京氏者，则汝南戴凭次仲，南阳魏满叔牙，济阴孙期中彧惟高氏之学无传焉。建武中，陈元长孙、郑众仲师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荀爽亦为之传，自是费氏兴而诸家之学衰矣。陈、荀、马皆当世大儒，故费氏之学益盛，今辅嗣之学盖出于费氏古文《易》也。再原汉之言《易》者，一出于田何。其传者，若周王孙、王同、杨何、大中大夫京房、丁宽、田王孙，皆本师法。然当高、惠、文、景之时，学其未兴也。至宣、元间，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及高相之学，多以阴阳灾异为说。惟费氏本以古字，号古文《易》，以《彖》、《象》、《文言》讲说上下经，为有本末；又校之诸家，独与中古文《易》同。流及马、郑等家，其学遂盛。独辅嗣，天启其衷，而入圣门之奥。考其渊源，虽本于马、郑之学，然其流溥博，出于诸家远矣。噫！《易》之大原，皎若白日，函光于牺，旭于文，迄我圣师，而后正中焉。昳于秦，薄蚀于汉，诸家之说棼焉，而圣道微矣。辅嗣特起，斥去异端，天人之道，俄然而明。然犹时若氛翳，未能廓然，若将有以待焉尔。在其贤者，心圣人之心，犹得观望其光景者哉！

惟我神考，笃于将帅，生则厚其宠，死则恤其孤。将使识朝廷之仪，习军旅之事，无忝厥祖，以世其家，成汝之志，可谓至矣。将何以报之。可。

熙宁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釐。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茍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此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则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智者所图，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及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追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斐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试取其《传》而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茍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利害，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工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茍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而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另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柰何复欲取庸。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别出科名哉！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讟，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茍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瓢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则必亦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尝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于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买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之曰，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劝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倖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于宪、武矣，消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豗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豗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为相。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翕然，天下想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大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茍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虽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羽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复虑此，况其他乎，世常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施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于斯可见。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倖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釐。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言之荐，举而与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振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茍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李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茍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上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刚之必断，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词。至于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而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领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吐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劄子奏。臣伏见九月二十二日诏书节文，俟郊礼毕，集官详议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岁庙飨典礼闻奏者。臣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祇飨答，实蒙休应，然则圆丘合祭，允当天地之心，不宜复有改更。臣窃惟议者欲变祖宗之旧，圆丘祀天而不祀地，不过以谓冬至祀天于南郊，阳时阳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阴时阴位也，以类求神，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则天地百神莫不从也。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谓阴位矣，至于从祀上帝，则以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今皇地祇亦从上帝而合祭于圆丘，独以为不可，则过矣。《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舜之受禅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祇，岂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间，自上帝而及山川，必无南北郊之别也。而独略地祗，岂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则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诗》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曰：「秋冬各报，而皆歌《丰年》，则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丰年》之诗曰：「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终篇言天而不及地。颂，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于北郊，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书：「不郊，犹三望」。《左氏传》曰：「望，郊之细也」。说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岱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鲁，诸侯也，故郊之细，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则郊之细，独不及五岳四渎乎？岳、渎犹得从祀，而地祇独不得合祭乎？秦燔诗书，经籍散亡，学者各以意推类而已。王、郑、贾、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为不足法。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不当以人废。光武皇帝，亲诛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谨按《后汉书·祭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阳。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圆丘东，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唐睿宗将有事于南郊，贾曾议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禘，禘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则地祇群望皆合祭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于圆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时褚无量、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明皇天宝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祇宜于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后有事于圆丘，皆合祭。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今议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为用周礼也。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古者一岁祀天者三，明堂飨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飨宗庙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祭，此周祀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飨宗庙，郊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必先有事景灵，遍飨太庙，乃祀天地。此国朝之礼也。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而岁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而三岁一行，不以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于太庙，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唯以斋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至于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于上，机务之繁，亿万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此皆不改，而独于地祇，则曰周礼不当祭于圆丘，此何义也？议者必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而宣王薄伐猃狁，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乎」？臣将应之曰：「舜一岁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后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岁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礼，而谓今可以行周之礼乎？天之寒暑虽同，而礼之繁简则异。是以有虞氏之礼，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礼，周有所不能用。时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师，驱逐猃狁，盖非得已。且吉父为将，王不亲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礼，为三岁常行之法，岂可以六月出师为比乎」？议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则摄位」。郑氏注曰：「王有故，则代行其祭事」。贾公彦疏曰：「有故，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也。后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从来久矣。若亲郊之岁，遣官摄事，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议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臣将应之曰：「古者以亲郊为常礼，故无繁文。今世以亲郊为大礼，则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庙出郊，冠通天，乘大辂，日中而舍，百官卫兵，暴露于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则备，事地则简，是于父母有隆杀也。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国家养兵，异于前世，自唐之时，未有军赏，犹不能岁岁亲祠，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有赏给。今三年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可复加？若一年再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议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为疏阔，若独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则典礼愈坏，欲复古而背古益远，神祇必不顾飨，非所以为礼也。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议此者，为欲举从周礼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泽，不知此周礼之经耶，抑变礼之权耶？若变礼从权而可，则合祭圆丘，何独不可。十月亲祭地，十一月亲祭天，先地后天，古无是礼。而一岁再郊，军国劳费之患，尚未免也。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书》之望秩，《周礼》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谓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远望而祭也。今所在之处，俛则见地，而云望祭，是为京师不见地乎？此六议者，合祭可否之决也。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讲求损益，非不知圆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较其所得，已多于汉、唐矣。天地宗庙之祭，皆当岁遍，今不能岁遍，是故遍于三年当郊之岁。又不能于一岁之中，再举大礼，是故遍于三日。此皆因时制宜，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并祀不失亲祭，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二者孰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摄事，是长不亲事地也。三年间郊，当行郊地之岁，而暑雨不可亲行，遣官摄事，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议者不过欲于当郊之岁，祀天地宗庙，分而为三耳。分而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动大众、举大礼，一也。军赏不可复加，二也。自有国以来，天地宗庙，唯飨此祭，累圣相承，唯用此礼，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轻动，动之则有吉凶祸福，不可不虑，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计之，无一可行之理。伏请从旧为便。昔西汉之衰，元帝纳贡禹之言，毁宗庙。成帝用丞相衡之议，改郊位。皆有殃咎，著于史策，往鉴甚明，可为寒心。伏望陛下详览臣此章，则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礼，本非权宜。不独初郊之岁，所当施行，实为无穷不刊之典。愿陛下谨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之礼，无更改易郊祀庙飨，以敉宁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议，如有异论，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使皆屈伏，上合周礼，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不可但执周礼，更不论当今可与不可施行。所贵严祀大典，早以时定。取进止。

〔贴黄〕唐制，将有事于南郊，则先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亦如今礼，先二日告原庙，先一日享太庙，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臣谨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庙，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则先庙后郊，亦三代之礼也。

楚孝王嚣被疾，成帝诏云：「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东平王宇不得于太后，元帝诏曰：「诸侯在位不骄，制节谨度，然后富贵离其身，而社稷可保」。皆与今《论语》、《孝经》小异。「离」，附丽之「离」也。今作「不离」，疑为俗儒所增也。

曾祖政，赠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赠温国太夫人。祖炫，试秘书省校书郎，知耀州富平县事，赠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赠温国太夫人。父池，尚书吏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赠太师，追封温国公。母聂氏，赠温国太夫人。公讳光，字君实，其先河内人，晋安平献王孚之后。王之裔孙征东大将军阳，始葬今陕州夏县涑水乡，子孙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乱不仕。富平府君始举进士，没于县令。皆以气节闻于乡里。而天章公以文学行义事真宗、仁宗为转运使，御史，知杂事，三司副使，历知凤翔、河中、同、杭、虢、晋六州，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公自儿童，凛然如成人。七岁闻讲《左氏春秋》，大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义。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年十五，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天章公当任子，次及公，公推与二从兄，然后受补郊社斋郎，再奏，将作监主簿。年二十，举进士甲科。改奉礼郎。以天章公在杭，辞所迁官，求签书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未上，丁太夫人忧。未除，丁天章公忧。执丧累年，毁瘠如礼。服除，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大理评事，为国子直讲，迁本寺丞。故相庞籍名知人，始与天章公游，见公而奇之，及是为枢密副使，荐公召试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中官麦允言死，诏以允言有军功，特给卤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缨以朝，且犹不可，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而赠以三公之官，给以一品卤簿，其为繁缨，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诏赐谥文正。公言：「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可以当此」！书再上，改谥文庄。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庞籍为郓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为尽力。时赵元昊始臣，河东贫甚，官苦贵籴，而民疲于远输。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汉地，公私杂耕。天圣中，始禁田河西者，虏乃得稍蚕食其地，俯窥麟州，为河东忧。籍请公按视。公为画五策：「宜因州中旧兵，益禁兵三千，厢兵五百，筑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虏不敢田，则州西六十里无虏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闲田者，复其税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长复之，耕者必众，官虽无所得，而籴自贱，可以渐纾河东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开城门，引千馀人渡河，载酒食，不为战备，遇敌死之。议者归罪于籍，罢节度使知青州。公守阙，三上书，乞独坐其事，不报。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没，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时人两贤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交阯贡异兽，谓之麟。公言：「真伪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为瑞，若伪，为远夷笑，愿厚赐其使而还其兽」。因奏赋以讽。迁度支员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辞而后受。判礼部。有司奏六月朔，日当食。公言：「故事，食不满分，或京师不见皆贺。臣以为日食四方见京师不见，天意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当益甚，皆不当贺」。诏从之。后遂以为常。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苏辙举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为不当收。公言：「辙于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时宰相亦以为当黜，仁宗不许。曰：「求直言，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朕何」！公遂与谏官王陶同上疏：「愿为宗庙社稷自重，却罢燕饮，安养神气，后宫嫔御，进见有度，左右小臣，赐予有节，厚味腊毒，无益奉养者，皆不宜数御」。上嘉纳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公时为并州通判，闻而继之，上疏言：「《礼》大宗无子，则小宗为之后。为之后者，为之子也。愿陛下择宗室贤者，使摄储贰，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则典宿卫，尹京邑，亦足以系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书。公又与镇书：「此大事，不言则已，言一出，岂可复反，愿公以死争之」。于是镇言之益力。及公为谏官，复上疏，且面言：「臣昔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而力行之」。时仁宗简默不言，虽执政奏事，首肯而已。闻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书。公曰：「不可，愿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复言江淮盐事，诣中书白之。宰相韩琦问公，今日复何所言。公默计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广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庙社稷大计也」。琦喻意，不复言。后十馀日，有旨令公与御史里行陈洙同详定行户利害。洙与公屏语曰：「日者大飨明堂，韩公摄太尉，洙为监祭。公从容谓洙，闻君与司马君实善，君实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书，欲发此议，无自发之，行户利害，非所以烦公也，欲洙见公达此意耳」。时嘉祐六年闰八月也。至九月，公复上疏面言：「臣向者进说，陛下欣然无难，意谓即行矣，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孙当千亿，何遽为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猝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后，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者，此祸岂可胜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书」。公至中书，见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夜半禁中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皆唯唯，曰：「敢不尽力」。后月馀，诏英宗判宗正寺，固辞不就职。明年遂立为皇子。称疾不入。公复上疏言：「凡人争丝毫之利，至相争夺，今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三百馀日不受命，其贤于人远矣。有识闻之，足以知陛下之圣，能为天下得人。然臣闻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辞，皇子不当辞避，使者不当徒反。凡召皇子，内臣皆乞责降，且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衮国公主下嫁李玮，以骄恣闻。公上疏言：「太宗时，姚坦为衮王翊善，有过必谏，左右教王诈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问起居状。母曰：『王无疾，以姚坦故，郁郁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为此，汝辈教之』。杖乳母数十，召坦慰勉之。齐国献穆大长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谦恭率礼，天下称其贤。愿陛下教子以太宗为法，公主事夫以献穆为法」。已而公主不安于李氏，诏玮出知卫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玮母杨归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玮尚主，今乃母子离析，家事流落，陛下独无雨露之感，悽恻之心乎？玮既责降，公主亦不得无罪」。上感悟，诏公主降封沂国，待李氏恩礼不衰。判检院，权判国子监，除知制诰。力辞至八九，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赐三品服，仍知谏院。上疏言：「经略安抚使以便宜从事，出于兵兴权制，非永世法。及将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贵倨自恃，凌忽转运使，使不得举职。朝廷务省事，专行姑息之政。至于胥史欢哗而逐御史中丞，辇官悖慢而退宰相，卫士凶逆而狱不穷奸，泽加于旧，军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为非犯阶级，于用法有疑。其馀，一夫流言于道路，而为之变法推恩者多矣，皆陵迟之渐，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妇人无谥，近制惟皇后有之。卤簿本以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惟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给，到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时有司新定后宫封赠法，皇后与妃皆赠三代。公言：「别嫌明微，妃不当与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正为此耳。天圣亲郊，太妃止赠二代，而况妃乎」！知嘉祐八年贡举。仁宗崩，英宗以哀毁致疾，慈圣光献太后同听政。公首上疏言：「章献明肃太后，保佑先帝进贤退奸，有大功于赵氏，特以亲用外戚小人，故负谤天下。今太后初摄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直如薛奎者，当信用之。鄙猥如马季良、谗谄如罗崇勋者，当疏远之，则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汉宣帝为昭帝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为元帝后，亦不追尊钜鹿都尉、南顿君，惟哀、安、桓、灵，皆自旁亲入继大统，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愿以为戒」。时公所得仁宗遗赐珠、金，直百馀万，率同列三上章，言：「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则宜许侍从以上进金钱，佐山陵费」。不许。公乃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金以遗其舅氏，义不藏于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还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间人所难言者。时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宝乃供。公极论以为不可，当直下合同司移所属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数奏太后，以防矫伪。曹佾除使相，两府皆迁。公言：「佾无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两府皆迁，无名，若以还政为功，则宿卫将帅，内侍小臣，必有觊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迁。公复争之，因论：「守忠大奸，陛下为皇子，非守忠意，沮坏大策，离间百端，赖先帝不听。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搆两宫，国之大贼，人之巨蠹，乞斩于都市以谢天下」。诏以守忠为节度副使，蕲州安置，天下快之。时有诏陕西刺民兵号义勇，公上疏极论其害，云：「康定、庆历间籍陕西民为乡弓手，已而刺为保捷指挥，民被其毒，兵终不可用，遇敌先北，正兵随之，每致崩溃。县官知其坐食无用，汰遣归农，而惰游之人，不能复反南亩，彊者为盗，弱者转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义勇何以异此」！章六上，不从。乞罢谏官，不许。王广渊除直集贤院。公言：「广渊奸邪不可近。昔汉景帝为太子，召上左右饮，卫绾独称疾不行，及即位，待绾有加。周世宗镇澶渊，张美为三司吏，掌州之钱谷，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应之，及即位，薄其为人，不用。今广渊当仁宗之世，私自结于陛下，岂忠臣哉！愿黜之以厉天下」。执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礼，诏太常礼院与两制议。翰林学士王圭等相顾不敢先，公独奋笔立议曰：「为之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其私亲，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一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爵，极其尊荣」。议成，圭即敕吏，以公手藁为案，至今存焉。时中外讻讻，御史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鼎、赵瞻等皆争之，相继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则乞与之皆贬。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诉于朝，公与吕诲乞加宜罪，不从。明年西戎犯边，杀略吏士。赵滋为雄州，专以猛悍治边，公亦论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鱼界河，伐柳白沟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为不材，选将代之。公言：「国家当戎狄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祸，生于高宜，北狄之隙，起于赵滋。朝廷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今若选将代中祐，则来者必以滋为法，而以中祐为戒，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埸细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轻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师大水，公上疏论三事，皆尽言无所隐讳。除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知治平四年贡举。神宗即位，首擢公为翰林学士，公力辞，不许。上面谕公：「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公曰：「臣不能为四六」。上曰：「如两汉制诏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举进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趋出，上遣内臣到閤门，强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谢，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怀中，不得已乃受。遂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论宰相不押常朝班为不臣，宰相不从，陶争之力，遂罢。公既继之，言：「宰相不押班，细故也，陶言之过。然爱礼存羊，则不可已。自顷宰相权重，今陶复以言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愿候宰相押班，然后就职」。上曰：「可」。陶既出知陈州，谢章诋宰相不已。执政议再贬陶，公言：「陶诚可罪，然陛下欲广言路，屈己受陶，而宰相独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其说甚备。且曰：「臣昔为谏官，即以此六言献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公在英宗时，与吕诲同论祖宗之制：「句当御药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则出。近岁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资，食其廪给，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为内侍省押班，今除张茂则，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论高居简奸邪，乞加远窜。章五上，上为尽罢寄资内臣，居简亦补外。未几，复留陈承礼、刘有方二人，公复争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陕西，知泾州，刘涣等谄事中正，而鄜延钤辖吴舜臣，违失其意。已而涣等进擢，舜臣降黜，权归中正，谤归陛下。是去一居简得一居简」。上手诏问公所从知。公曰：「臣得之宾客，非一人言，事之有无，惟陛下知之。若无，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万一有之，不可不察」。诏用宫邸直省官郭昭选等四人为閤门祗候。公言：「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旧人为腹心耳目，谓之随龙，非平日法也。閤门祗候在文臣为馆职，岂可使厮役为之」。英宗山陵，公为仪仗使，赐金五十两，银合三百两。三上章辞，从之。边吏上言：「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谅祚以降」。诏边臣招纳其众。公上疏极论，以为：「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若其不胜，必引众归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独失信于谅祚，又将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馀众尚多，还北不可，入南不受，穷无所归，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独不见侯景之事乎」？上不听，遣将种谔发兵迎之，取绥州，费六十万万。西方用兵，盖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读学士。登州有不成婚妇，谋杀其夫伤而不死者。吏疑问即承，知州事许遵谳之。有司当妇绞而诏贷之。遵上议，准律，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妇当减三等，不当绞。诏公与王安石议之，安石是遵议。公言：「谋杀犹故杀也，皆一事，不可分为二。若谋为所因与杀为二，则故与杀亦可为二耶」？自宰相文彦博以下，皆附公议，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权知审官院。百官上尊号，公当答诏。上疏言：「先帝亲郊不受尊号，天下莫不称颂，末年有建言者，国家与契丹有往来书信，彼有尊号而我独无，以为深耻，于是群臣复以非时上尊号。昔汉文帝时，单于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悦，手诏答公：「非卿朕不闻此言，善为答词，使中外晓然，知朕至诚，非欺众邀名者」。遂终身不复受尊号。执政以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公言：「两府所赐，以匹两计止二万，未足以救灾，宜自文臣两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减半」。公与学士王圭、王安石同对。公言：「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安石曰：「常衮辞赐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也」。公曰：「衮辞禄，犹贤于持禄固位者。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公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洪羊欺汉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盗贼蜂起，几至于乱。若武帝不悔祸，昭帝不变法，则汉几亡」。争议不已。王圭进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司马光言是也。然所费无几，恐伤国体，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择」。上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当制，遂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亦不复辞。兼史馆修撰。上问公可为谏官者，公荐吕诲，诲以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诏公与张茂则同相视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都水监丞宋昌言策，乞于二股之西置土堤，约水东流，若东流日深，北流自浅，新刍渐备，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卢河下流，以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时议者多不同，公于上前，反覆论难，甚苦，卒从之。后皆如公言，赐诏奖谕。王安石始为政，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建为青苗、助役、水利、均输之政，置提举官四十馀员，行其法于天下，谓之新法。公上疏，逆陈其利害，曰：「后当如是」。行之十馀年，无一不如公言者。天下传诵，以公为真宰相，虽田父野老，皆号公司马相公，而妇人孺子，知其为君实也。迩英进读，至萧何、曹参事。公曰：「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汉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公曰：「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旧』。然则虽周亦用商政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汉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后数日，吕惠卿进讲。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法世轻世重』是也。有百年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讽朝廷，且讥臣为条例司官耳」。上问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何名为变。若四孟月朔属民读法，为时变月变耶？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则胥史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诋公曰：「光为侍从何不言，言而不从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讲毕，赐坐户外。将出，上命徙坐户内，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讻讻，何也」？王圭曰：「臣疏贱在阙门之外，朝廷之事不能尽知，借使闻之道路，又不知其虚实也」。上曰：「闻则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公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闻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昔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时米㪷十馀钱，草束八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犹河东之和籴也」。上曰：「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公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许之乎」？上曰：「坐仓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罢之，幸甚」。上曰：「未罢也」。公曰：「京师有七年之储，而钱常乏，若坐仓钱益乏，米益陈，柰何」？惠卿曰：「坐仓得米百万斛，则省东南百万之漕，以其钱供京师，何患无钱」？公曰：「东南钱荒而米狼戾，今不籴米而漕钱，弃其有馀，取其所无，农末皆病矣」。侍讲吴申起曰：「光言至论也」。公曰：「此皆细事，不足烦人主，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则陛下职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趋出。上曰：「卿得无以惠卿之言不乐乎」？公曰：「不敢」。韩琦上疏论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罢其法。安石称疾求去。会拜公枢密副使，公上章力辞，至六七。曰：「上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遣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上遣人谓公：「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词」。公言：「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无不可言者」。安石起视事，青苗法卒不罢，公亦卒不受命。则以书喻安石，三往反，开喻苦至，犹幸安石之听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于公当路时，虽龃龉可憎，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意谓吕惠卿。对宾客，辄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势倾利移，何所不至」。其后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书告其罪，茍可以覆王氏者，靡不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补外，上犹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朝辞进对，犹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抚使下令，分义勇四番，欲以更戍边，选诸军骁勇，募闾里恶少为奇兵，调民为乾粮麨饭，虽内郡不被边，皆修城池楼橹如边郡，且遣兵就粮长安、河中、同，三辅骚然。公上疏，极言：「方凶岁，公私困弊，不可举事，而永兴一路城池楼橹皆不急，乾粮麨饭昔尝造，后无用腐弃之，宣抚司令，臣皆未敢从。若乏，军兴，臣坐之」。于是一路独得免。顷之，诏移知许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以归。自是绝口不论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国。至熙宁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诏求直言。公读诏泣下，欲默不忍，乃复陈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边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罢。又以书责宰相吴充：「天子仁圣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丰五年，公忽得语涩疾，自疑当中风，乃豫作遗表，大略如六事加详尽，感慨亲书，缄封置卧内，且死，当以授所善范纯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台，四任提举崇福宫。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资政殿学士。神宗崩，公赴阙临，卫士见公入，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公惧，会放辞谢，遂径归洛。太皇太后闻之，诘问主者，遣使劳公，问所当先者。公言：「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闾阎愁苦于下，而上不知，明主忧勤于上，而下无所诉，此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归怨先帝，宜下诏首开言路」。从之。下诏榜朝堂，而当时有不欲者，于诏语中设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观望朝廷之意以侥倖希进，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若此者，必罚无赦」。太皇太后封诏草以问公。公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时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员外郎王谔皆应诏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惩天下者，皆以非职而言，赎铜三十斤。公具论其情，且请改赐诏书，行之天下。从之。于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数千人。公方草具所当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罢减皇城内觇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无状者三十馀人，戒敕中外无敢苛刻暴敛，废导洛司物货场，及民所养户马宽保马限，皆从中出，大臣不与。公上疏谢：「当今急务，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当万死」。诏除公知陈州，且过关入见，使者劳问，相望于道。至则拜门下侍郎，公力辞，不许。数赐手诏：「先帝新弃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时，而君辞位耶」？公不敢复望，以覃恩迁通议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伟绝人之资，励精求治，凛凛乎汉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过当，急于功利，小人得乘间而入，吕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后者慕之，争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圣，独觉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变，虽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复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变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终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复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丰之末，天下多故，及二圣嗣位，民日夜引领以观新政，而进说者以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欲稍损其甚者，毛举数事以塞人言。公慨然争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昭帝罢之。唐代宗纵宦官，公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罢之。德宗晚年为宫市，五坊小儿暴横，盐铁使月进羡馀。顺宗即位，罢之。当时悦服，后世称颂，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乃定。公以为：「治乱之机，在于用人，邪正一分，则消长之势自定。每论事，必以人物为先，凡所进退，皆天下所谓当然者，然后朝廷清明，人主始得闻天下利害之实」。遂罢保甲团教，依义勇法，岁一阅。保马不复买，见在者还监牧给诸军。废市易法，所储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钱皆除其息。京东铸铁钱，河北、江西、福建、湖南盐及福建茶法，皆复其旧。独川、陕茶，以边用，未即罢，遣使相视，去其甚者。户部左右曹钱谷，皆领之尚书。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隶五曹及寺监者，皆归户部，使尚书周知其数，量入以为出。于是天下释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时独免役、青苗、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也。山陵毕，迁公正议大夫。公自以不与顾命，不敢当，诏不许。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诏公与尚书左丞吕公著朝会，与执政异班再拜而已，免舞蹈。公疾益甚，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论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罢之，率用熙宁以前法。有未便，州县监司节级以闻，为一路一州一县法。诏即日行之。又论西戎大略，以和戎为便，用兵为非。时异议者甚众，公持之益坚。其后太师文彦博议与公合，众不能夺。又论将官之害，诏诸将兵皆隶州县，军政委守令通决之。又乞废提举常平司，以其事归之转运使及提点刑狱。公谓监司多新进少年，务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于郡守中举转运使、提点刑狱，于通判中举转运判官。又以文学、德行、吏事、武略等为十科，以求天下遗才。命文臣升朝以上，岁举经明行修一人，以为进士高选。皆从之。拜左仆射。疾稍间，将起视事，诏免朝觐，许以肩舆，三日一入都堂或门下尚书省。公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公肩舆到内东门，子康扶入对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对延和殿，再拜。遂罢青苗钱，专行常平粜籴法，以岁上中下熟为三等，谷贱及下等则增价籴，贵及上等则灭价粜，惟中等则否，及下等而不籴，及上等而不粜皆坐之。时二圣恭俭慈孝，视民如伤，虚己以听公。公知无不为，以身任天下之责。数月复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上亦感涕不已。时方躬祀明堂，礼成不贺，二圣皆临其丧，哭之哀甚，辍视朝三日。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赙银三千两，绢四千匹，赐龙脑水银以敛。命户部侍郎赵瞻入内，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夏县，官其亲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郊，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尤好礼，为冠婚丧祭法，适古今之宜。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不事生产，买第洛中，仅庇风雨。有田三顷，丧其夫人，质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自以为遭遇圣明，言听计从，欲以身徇天下，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曰：「诸葛孔明二十罚以上皆亲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谆谆不复自觉，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没，其家得遗奏八纸，上之，皆手札论当世要务。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购之京师，时画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考异》三十卷，《历年图》七卷，《通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词草》三卷，《注古文孝经》一卷，《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注老子道德论》二卷，《集注太元经》八卷，《大学中庸义》一卷，《集注扬子》十三卷，《文中子传》一卷，《河外咨目》三卷，《书仪》八卷，《家范》四卷，《续诗话》一卷，《游山行记》十二卷，《医问》七篇。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初，公患历代史繁重，学者不能综，况于人主，遂约战国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通志》八卷以进。英宗悦之，命公续其书，置局秘阁，以其素所贤者刘攽、刘恕、范祖禹为属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讫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载。其是非疑似之间，皆有辩论，一事而数说者，必考合异同而归之，作《考异》以志之。神宗尤重其书，以为贤于荀悦，亲为制叙，赐名《资治通鉴》，诏迩英读其书，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书成，拜资政殿学士，赐金帛甚厚。娶张氏，礼部尚书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国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为秘书省校书郎。孙二人，植、桓皆承务郎。公历事四朝，皆为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报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谓吾君不能谓之贼」。故虽议论违忤，而神宗识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资政殿学士，盖有意复用公也。夫复用公者，岂徒然哉，将必行其所言。公亦识其意，故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呜呼，若先帝可谓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谓不负所知矣，其报之也大。轼从公游二十年，知公平生为详，故录其大者为行状。其馀，非天下所以治乱安危者，皆不载，谨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