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汉拜韩信，举军惊笑；蜀用魏延，群臣觖望。盖富贵易为善，贫贱难为工也。北齐段孝元云：「持大兵者如擎盘水，倾在俛仰间，一致蹉跌，求止岂得哉」？魏元忠曰：「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本无干略」。赵奢之子括，少时学兵法，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为善。其母问奢何故，奢曰：「兵，死地也，而乃易之。赵若以为将，破赵军必此儿也」。后果有长平之败，而赵遂弱。今不预选将以备不虞，临事而遣，是易之之甚也。古者命将，君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又赐以斧钺，使得专政。且用兵之道，主于威而辅以权变，若不得专，则威挫而权变滞矣。且君不可制，况令阍寺之贱监督之，使举动不舒，羁于俯仰，而望成其功，虽甚愚者亦知其难矣。古之试良将者亦问以策，夏商时只命六卿，未闻卒然命介胄武夫可以集事者也。王者治天下唯二柄，文武之谓也。大槩文以饰治平，而武以靖祸乱，然亦交相为用。故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国家文既富矣，武未甚备，臣请为陛下陈之。臣闻历世为天下所患者，外夷狄而内奸雄。三代以降，历秦与二汉、南北十朝、唐及五代，其危亡宗社，无不出乎夷狄与奸雄也。今北敌结好，西戎请吏，誓若皎日，藏在天府，夷狄之患，姑未虑也。若夫奸雄则无世不有，但观世事何如尔。政教宣达，民心和乐，天时丰茂，国用充实，则奸雄不得志，于是蓄锐而退，或在畎亩，或在商贾，或在戎卒，或入仕宦，或薄游四方。政教亏损，民心离贰，天时凶杀，国用蹙乏，则奸雄得志，乘衅而动，出农贾，奋戎卒，弃仕宦，起薄游，横戈一呼，群怨啸聚，陵斥郡邑，摇乱区夏，小则有割据之患，大则致倾亡之祸。然禦之有备，救之有术，未始不由兵也。兵之胜败，国之存亡，未始不由将也。将得其人，则安国常安，危国复振；失其人则安国致危，危国遂灭。故孙武曰：「将者人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司马法》曰：「将不预设，亡以应卒」。太史公曰：「且欲兴圣统，惟在择任将相」。晁错曰：「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伏惟陛下承累圣之业，抚久安之运，谓兵已戢，谓将无用，谓天下不足忧，臣甚惑焉，故敢以上之四事为请。昔者庄宪太后称制，明不外照，蔽于近习，庶政大扰，纷然无纪。庄宪既往，陛下一更大变，逐宦寺，罢女谒，邪路既绝，群纲渐整，求谠直之士，纳谏诤之说。臣谓革庄宪时弊事则美矣，若夫绍祖宗之遗范，考治世之徽烈，则陛下试自审政教，果无亏损者乎？此一也。国家用度至广，规求无节，赋税过太半之暴，徭役有竭作之苦。民本无求于公，盖自出货力，耕田凿井，以养父母妻子，而百计歛之，攘肌刺骨。及有不足，窘于饥冻，则未闻开仓廪以赈恤。不惟赈恤无所，又从而鞭扑，以求苛残之赋。纵或假贷，多不及时，皆流徙饿殍之馀，是有假贷之名而无其实。四方愁怨，别求生路，则亿兆民心，果无离贰者乎？此二也。前二年江淮虫旱，泉水皆竭，民十死八九。今年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关右、两川虫旱，一如江淮，但死者差少，然至今未息。是举海内尽罹其害，荒险之极，近世以来未之有也。城邑虚废，荆棘遍野，物价翔贵，人无谷色。天时如此，陛下以为果无凶杀者乎？此三也。古者国有九年之蓄曰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者，谓国非其国。今天下郡邑，除备边数郡，其馀率无三年之蓄，甚者不能备一二年。国家居常小有费用，必命主计者斡旋移用，始可以足。今年京东大歉，发使诣江淮括三十万粮以赈之。江淮凶歉，固已最甚，彼自不足，安有羡利以及于他哉？今幸天下宁敉，无干戈之费，但赈救饥殍，尚已求谷于空虚之地，若不幸干戈暂扰，举十万之众，日费千金，即不知使执事者何从而得之？国用如此，陛下以为果无蹙乏者乎？此四也。臣谓四者既如是，则隙开衅露，今之奸雄已得志矣，但未动尔。设或一旦有出畎亩，舍商贾，奋戎卒，弃仕宦，起薄游，乘凶荒之岁，率怨咨之民，屯结山林，焚荡邑屋，陛下直于此时始欲遣卒命将，禦宿谋之寇，驱不教之士，当必死之锋，臣为陛下危之。万一西北二边弃信叛约，奸雄侮于内，夷狄挠于外，虽伊、吕复生，臣恐亦不能为陛下计矣。为今之计，莫如选将预备之。今选将之道，虽粗有律令，或列制科，或设武举，然皆法度龌龊，必未能致特起之士。何则？应制科者，必乐为贤良方正、材识兼茂，耻为将帅边寄之名，盖今人重文雅而轻武节也。又考试者欲使难其对，必求艰奥烦碎之事为问，故令所习不专为有用之学。既又限以日刻，责以文多，设有应者，视日足文之不暇，其暇究极韬略，运动谋猷哉？武举者，蹶张驰射，侪于卒伍，所得庸妄鄙浅，固不敢望得异士。但稍能警励，有廉耻，则焉肯为卒伍之事乎？臣不知国家立此二道，姑欲示风采耶？必欲得将帅耶？示风采则可，如必欲选奇杰为将帅，藩翰四方，则非臣所知。陛下求相臣，即自布衣考文艺，试于州县，然后升之朝廷，列于台省馆阁及群有司，验其行实才效为最者，则擢之为相。至于求武臣，自三班及诸军叙补，崇者为步骑都督、殿前帅，以至登枢府，亦自有次第。二者颇为得术，而独于将帅不知术焉。岂不谓名武臣者，便可为将帅焉？苟如是，卒然委以重兵，托以安危，则丘明所云可为寒心，贾谊所云可为痛哭者也。臣请诏近位及藩镇大臣，于文武官中，各举明兵法，有威果，习练武略，堪任将帅者一二人。仍请不限品秩，不责罪过。限品秩则下位有才者遗矣，责罪过则负谴有才者亦遗矣。爵禄妄高，龌龊守细行者，于事无益，于急难无用。既而召置阙下，量与迁擢，随其品位，任于边塞重难之地，使其磨励，且以观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则取之有处，遣之不疑，与夫临事而命，命而不果，夐相远也。虽然，备今一时之用则有馀，必欲垂永久为不易之制，臣复有愚策：宜于太公庙建置武学，许文武官与白身岁得入补，聚自古兵书置于学中，纵其讨习，勿复禁止。朝观夕览，无一日离乎兵战之业，虽曰不果，臣不信也。夫习武者读太公、孙、吴、穰苴之术，亦犹儒者治五经，舍之则大本去矣。今陛下设制科武举求将帅之才，而反禁其所习之书，令学者何所师法？若禁其所习而冀其所立，是由緤韩卢而求其获，绊骥足而望其骋也，不亦难乎？且国家所禁者，益恐生变。臣历观自古倡乱，如秦末陈胜、吴广，及隋末十馀辈，皆倔起农亩而卒乱天下，其凶谋奸计，盖顺民好乱之心尔，岂尽晓兵法哉？况虽欲禁止，今蓄书之家，往往皆有，假使处私室熟习，如韩、彭、苏、李，陛下何由知之？是禁之适足自禁，不能禁人，不若不禁之愈也。必未能行于天下，且可行于学中。亦命杂读史传，令博知古今胜败之势，以辅助兵术。昔晋文公谋元帅，以郤縠说礼乐，敦诗书，乃命将中军。汉明帝时，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孙权谓吕蒙、蒋钦曰：「宜学问自开益」。蒙曰：「军中日苦多务，不及读书」。权曰：「孤岂用卿治经为博士耶？涉猎见往事尔」。蒙乃就学。自馀儒将，固亦不少焉。兵术既精，史传既博，然后中年一校，三岁大比，当杂问兵术史传之策，才者出试之，不才者尚许在学。是国家常有良将布于四方，夷狄、奸雄知我有大备，安敢轻动，动则威之。军志所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又曰「不战而屈人兵」，此其要也。

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两制、礼官请称皇伯，中书之议以谓事体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称，考于经史皆无所据。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访群议，以求其当，陛下屈意手诏中罢，而众论纷然，至今不已。臣以谓众论虽多，其说不过有三：其一曰宜称皇伯者，是无稽之臆说也；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是厚诬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当用汉宣、哀为法，以干乱统纪者，是不广本末之论也。臣请为陛下条例而辨之。谨按《仪礼·丧服记》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报者齐衰期也。谓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开元》、《开宝礼》、国朝《五服年月》、《丧服令》皆云：「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盖以恩莫重于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义莫重于所继，故宁抑而降其服。此圣人所制之礼，著之六经，以为万世法者，是中书之议所据依也。若所谓称皇伯者，考于六经无之，方今国朝见行典礼及律令皆无之，自三代之后秦汉以来，诸帝由藩邸入继大统者亦皆无之，可谓无稽之臆说矣。夫《仪礼》者圣人六经之文，《开元礼》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礼，《开宝通礼》者圣宋百年所用之礼，《五服年月》及《丧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议者皆弃而不用，直欲自用无稽之臆说，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臣伏以上天降灾，皆主人事，故自古圣王逢灾恐惧，多求阙政而修之，或自知过失而改悔之，庶几以塞天谴。然皆须人事已著于下，则天谴为形于上。今者濮王之议，本因两制礼官违经弃礼，用其无稽之臆说，欲定皇伯之称，中书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礼，虽有明据，亦未敢自信而自专，方更求下外廷博议，而陛下遽诏中罢，欲使有司徐求典礼。是则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谦畏如此，君臣不敢轻议妄举，而天遽谴怒杀人害物，此臣所谓厚诬天也。议犹未决，仍罢不议，而便谓两统二父以致天灾者，厚诬人也。其三引汉宣、哀之事者，臣谨按《汉书》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称亲，谥曰悼，置奉邑寝园而已。其后改亲称皇考，而立庙京师。皇考者亲之异名尔，皆子称其父之名也，汉儒初不以为非也。自元帝以后，贡禹、韦玄成等始建毁庙之议，数十年间毁立不一。至哀帝时，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议，云：「亲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是不非宣帝称史皇孙为亲也。所谓应经义者，即《仪礼》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是也。惟其立庙京师，乱汉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谓两统二父非礼，宜毁也。定陶恭王初但号共皇，立庙本国，师丹亦无所议。至其后立庙京师，欲去定陶，不系以国，有进干汉统之渐，丹遂大非之。故丹议云，定陶恭皇谥号已前定议，不得复改，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尔。然则称亲置园，皆汉儒所许，以为应经义者，惟去其国号、立庙京师则不可尔。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何事，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谓不原本末也。中书之议本谓称皇伯无稽，而礼经有不改父名之义，方议名号犹未定，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立庙京师之事厚诬朝廷，以为干乱大统，何其过论也！夫去国号而立庙京师，以乱祖宗昭穆，此诚可非之事。若果为此议，宜乎指臣等为奸邪之臣，而人主有过举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尝及此，而中书亦初无此议，而言事者不原本末，过引汉世可非之事以为说，而外庭之臣又不审知朝廷本议如何，但见言事者云云，遂以为欲加非礼干乱统纪，信为然矣。是以众口一辞，纷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无稽之说，牵引天灾，恐迫人主，而中书守经执礼之义，反指以为奸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礼当优容，不欲与之争辨，而外庭群论又不可家至而户晓，是非之礼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夫为人后者既以所后为父矣，而圣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为之意也。盖自有天地以来，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则不可讳其所生矣。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是礼之所许也，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立人之子以为后，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而生，盖不欺天、不诬人也。故为人后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复归于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与其事。至于丧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义断。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则欺天而诬人矣。子为父母服谓之正服，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期，谓之降服，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谓之义服。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反为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为义服；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于礼虽降，犹为大功。是礼之齐衰期，今反为小功；礼之正服，今反为义服。上于濮王父也，反服小功；于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称所生父为伯父叔父者，称之则礼制乖违，人伦错乱如此也。伏惟陛下聪明睿圣，理无不烛，今众人之议如彼，中书之议如此，必将从众乎，则众议不见其可；欲违众乎，则自古为国未有违众而能举事者。愿陛下霈然下诏，明告中外，以皇伯无稽，决不可称，而今所欲定者正名号尔。至于立庙京师、干乱统纪之事，皆非朝廷本议，庶几群疑可释。若知如此而犹以谓必称皇伯，则虽孔、孟复生，不能复为之辨矣。

臣窃惟百粤之区，三代为荒服，正朔声教所不加。秦并天下，始开置三郡，曰南海、桂林、象郡，乃今广州、桂州、交州。汉武平南越，拓为九郡，元帝弃儋、崖，但存七郡，以至后汉，交州刺史部郡七，县五十六。今自岭以南，皆七郡之地，而交趾得其三郡二十二城。其土地下湿，多瘴疠，人短折，性躁悍，好雠怨，相杀害，易兴逆节。历吴、晋至隋，皆内属，除吏，供赋役。唐南海节度兼岭南五府经略使，交州是为安南府。唐末，刘陟窃据岭外，并有交州。国初，交州帅吴昌文卒，管内十二州大乱，其大将丁部击定之。部死，子琏承袭。太祖擒刘鋹，琏请内附，因而抚纳，授安南都护。自昌文至今，争夺篡盗，已易四姓。太平兴国中，其大将黎桓篡丁氏，太宗下诏讨伐，兴兵由邕、广水陆两路入，诸将孙全兴等逗挠擅退，并戮于邕州市。黎桓上表谢罪，降诏赦之，遂除安南都护。景德中，桓死，诸子争立，国复乱，广州守臣奏请乘衅取之，真宗不许。既而大校李公蕴又篡黎氏，朝议以其遐荒异俗，置之度外，因亦用桓故事，授公蕴旄节，及此传四世矣。向自日南贡职已废，朝廷阔略不问，边臣茍慢，防禁益弛，凶恶盗贼、奸蠹之民、诸配徙者不无逋逃，颇从亡匿。亦有士人顽嚚不逞，挺身亡命，赴其招集，教之治兵，助为邪计。故令乾德敢奸王命，凶党用事，多是华人。往时遣使，例抵其国，见城中无居民，府舍湫陋，有茅竹屋数十百区，以为军营，兵器有弓弩、木牌、梭枪、竹枪，弱不堪用，势不能为中国患，故远而易之。至景德中，李氏窃此疆域，及今七十馀年，王人久不涉其地，不复知其虚实。今闻其城栅隍堑，乃有数重兵力，民众必益充足，颇略旁占城等诸小国，事势施设比前为强大。而岭南长吏犹习故常，本非经远之才，又忽不虞之戒，狂妄轻脱，为国生事。蛮性狠悍，有不能堪，告诉不听，投书不受，事情壅塞，积成忿恨。及其战舰抵岸，军鼓叩城，如入无人之境，略无交锋之备。寇兵所至，城邑为墟，迁致其货财，系累其妇女，封豕长蛇，恣其酷毒，传闻其事，可为痛心！然此为既往之咎，方当虑将来之策。昔汉诛南粤，兵会番禺，道便近，故为功易。至后汉马援击交趾，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馀里崎岖，三年始得贼，讨袭转战至九真、日南境上，以定汉界，吏士得还者十四、五，而象郡南境由是竟分为林邑国。历代或小叛乱，寻即平之。隋破林邑，以其地入于交州，终亦不能有也。唐懿宗时，安南都护李琢侵暴獠民，群獠引林邑蛮攻安南府，遣将率江西、湖南之兵赴援。既而交州陷，遂集诸道兵赴之，积六年方破蛮众，收复安南。而藩镇之兵犹戍桂林、徐州，戍卒遂倒戈剽掠湘潭，破宿州、徐州、滁州、和州、濠州，攻围泗州，扬、楚、庐、寿、兖、海、沂、密、曹、濮皆被其害。诏会蕃汉诸镇之兵十八将进讨，又二年方殄凶逆。由是天下骚敝，跨接五代，遂为异域。故太祖皇帝弃之，不欲勤中国以事荒徼，列之外蕃，使隔限诸蛮，此天机神算，长辔远御之术也。逮今百馀年，故无岛夷之患。此时窃发，穷凶极毒，逆天理，黩神道，自古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未有如是之暴害也。天衷惨恒，为之旰食，顾此滔天之恶，遂兴问罪之师。天下切齿，恨不即执其凶徒，诛裂菹醢之，潴其邑落，以为凶虚，宣九庙之威灵，谢一方之冤痛。伏惟命将行军，授成制胜，既已审之于岩廊，定之于帷幄，攻取形势，谅无遗策。然臣闻处重位，食厚禄，国之休戚，义当共之，不待迫于咎责而后励勉也。况臣虽守陪都，服在近职，上荷恩眷，无补圣明，岂可自同常人，坐观国家之事，犹秦人视楚人之肥瘠，无惨动怵惕之心？思虑所及，敢怀不尽，谨条九事，列于左方，上达衡石，冒尘睿鉴。傥有一得，微助涓尘，至于填沟壑之日，亦无遗恨焉。

一事：即今淮甸、两浙、江东西、湖南北州县仍岁旱蝗，陂泽竭涸，野无青草，人户流散，穷荒极敝，事可忧痛，方当散利薄征，缓刑弛役，布德施惠，以抚存保息。而盗起南裔，王师大兴，正出荆、潭之路，此时民力何以复堪赋发？后汉永和中，日南、象林徼外蛮夷数千人反乱，交阯刺史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馀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州郡并力讨之，不能制，为所攻围岁馀，而兵谷不继。朝廷以为忧，召公卿百官、四府掾属问以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扬、兖、豫四万人赴之。李固驳以七不可之说，而请选有勇略仁惠、材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令募蛮夷，使自相攻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因荐祝良、张乔可任用。四府悉从固议，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阯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单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由是岭外复平。今南蛮叛乱，始由长吏侵扰，积忿无告，及其致寇，曾无戒备，故令屠陷城邑，流毒一方。然事已失之于前，谋当善于其后。臣愚以谓今兹上策，当以谋取，不可以力胜。谓宜且择广、桂二守臣精密毅重、识略足任者，属之方面，付以便宜，使各选举部下文武将吏。其两路职司官，朝廷为之慎选，令协力从事，招集户口，各安本业。为发禁卒以代荆、湖见兵，益令募本土丁壮，分屯缘边城邑，使足以保守要害，更相救赴，则贼不敢复窥徼内，自取歼夷。峙糗粮，积刍藁，惟事事乃其有备，揣情观变，临事制宜，岁年之时，经营进取。盖中国御蛮夷固有大体，图功宜审，虑害宜深，务在保威灵，纾民力，全士马之用，惜金帛之费，先收多福，以绝后虞，此为全胜之算，经远之道。傥谓业已兴举，难于散遣，犹有中策，具诸下条。

二事：蛮寇自入钦、廉，以至陷邕州，残暴黎庶，践食城邑，既而席卷还其薮穴，及今已累月。朝廷旌死事者，而录其孤，推恩厚矣，然及民之惠，犹有阙者。《春秋传》：鲁与齐战，曹刿请见鲁君，问将何以战，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刿曰：「此可以一战」。盖谓其重人之命也。谓宜特降德音下广南、荆湖，以慰安远人之情，使知陛下哀痛伤恻之意。凡四路百姓耗病之事，加意优恤之，庶国家仁恩有所下逮。至如宥释罜误，以安吏卒之反侧；开设赏募，以招溪洞之酋豪；祭酹其亡魂，掩藏其残骼，皆前代常行之事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即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制者广。震耀杀戮，生殖长育，功用相承，此天之道也。

三事：东南六路，灾荒已甚，官私匮乏，莫相救恤。又缘青苗、助役、市易之法，农民困于输钱，工商窘于射利，谓之钱荒，人情日急。今王师薄伐，聚于荆潭，调发赋输，即以军兴从事，荐饥之际，供亿实劳。臣闻安民丰财，用兵之本也。所有荆湖南北、广南东西四路青苗、助役、市易法，伏望特赐先罢其役法，令复依旧制施行，以此宣布德泽，慰悦民心（《易》曰：「悦以先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悦之大，民劝矣哉！」）。

四事：臣闻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忧深而思远。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地者，远近、险易、广狭、生死也。彼蛮之举事，非谓其众可以抗王师，非谓其智谋可以胜中国，而敢为暴害至是者，负山海之险，林薮之深，可以出为寇患，难以入与战斗，乘我无备，因而得逞。传闻蛮界，其崖壑阻处，篁竹丛薄，不通人行，人有操持器仗者，纵横不得回转。顷年贡象治路，劣容象行，谓之象路，象过寻复蓊塞。蛮行如鸟兽，穿窜山薮间，自知其路，外人不得而入也。自汉武之伐南粤时，淮南王安已上书谏曰：粤地草木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人入其地，虽百不当一，攻之不可暴取也。兵入其地，必逃散依险阻，委而去，则复相群聚；留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食粮乏绝。方夏暑湿，瘅热呕泄霍乱之病皆作，水居蝮蛇蠚虫，曾未接刃，死伤者已众矣。兵法曰：地形者兵之助。故用兵有九地，行山林阻险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众者为围地。李靖《兵法》亦曰，夫决胜之策者，在乎断地之形势，观时之利宜。历观前代征蛮者，未尝举大众，非不欲一举殄灭之，地利形势，众不得用也。以故率常羁縻驯养，不使至于决骤，候察警戒，以固疆圉而已。今业已失备，致蛮寇，又悉众而归，王师于征，是行天讨，非救急之兵也。救急则欲速，行讨则要之致诛而已，不许收功之缓，当图全胜之策。今兴师十万，日费千金，锐士不可久于瘴乡，骁骑不能驰于鸟径，营栅无所立，粮道不能通，长兵无所施，利器无所用，财殚力屈，徒沮国威，先有自困之形，未见必举之势。何也？若士马而得为用，则蝼蚁之众何足平？若士马而不得用，则熊虎之力无所展。傥今冬蛮未扑灭，则前春兵须抽退，更图后举，臣窃难之。臣识闇志衰，安知军旅之事，但以古今方册，亦足比测事宜。向者岭南有万兵，蛮何敢轻入？窃谓今来吊伐，兵在于精，不在于众，可以计取，难以力争。况淮、浙、江、湖，公私罄匮，人至相食，岂有蓄积？计置刍粮，财费过倍。若令诸军且驻襄、邓，将佐僚吏省去冗员，随行厢军量留充役，自馀浮食一切勒回，以宽转输，省赍送，国财民力，实为大计。襄、邓间比年丰稔，仓庾充实，军留就食，足支岁月，士饱马肥，暮秋引发，乘锐诛贼，军气自振，后无艰乏，方可图功。

五事：臣观蛮事可以计取，难以力争。盖交阯气俗与诸蛮不类，诸蛮贵种姓，服从贵种，义不可夺。交阯自国朝已来，已易四姓，皆由大校以权党篡夺，乃是唐末藩镇遗风，故其势易为翻动。窃闻乾德尚幼，诸酋共事而主谋者三人。今入寇大获金帛子女，各得所欲，蛮夷不义，惟利是贪，归国争功，岂能相下？如裂其三郡，分授三酋，各为主领，被之告命，使达蛮中，事纵不行，必生猜贰，以至他日衅端常在，多方以挠之，则功易举矣。兵法曰：军莫亲于间，事莫密于间。非精知微密，不能用间。用间之术，神妙之道也。惟时会之为难得，今实得其时会，惟陛下深念所以可付之人，诚上策矣。

六事：林邑国在交阯南境，本象林之地，汉时列为郡县，后有功曹区连者杀县令自立为王，因别名国。历江南六朝，常羁属之。隋仁寿中，击破其国，寻而自复，至唐，朝贡不绝。国朝以来，为交阯所隔，遂不复至。然自晋、宋，历代常侵寇交州，《南史》以为林邑素无土田，贪日南地沃，常欲略有之，故乘衅即入日南、九德诸郡，辄留不去。唐末，亦是为群獠构扇，以陷交州，为中国患。今揣能害交阯者惟林邑，且林邑与交阯相去才千里，本共象林一州之地，今桂州至邕州尚十四程，则是林邑、交阯之间，比邕、桂中间程途犹近。意者募能使外国之人，谕以讨交阯事，约之师期，使自一面入会王师，如能破交阯者，以日南、九德之地委之。蛮夷贪重利，必自为力，亦伐国一奇也。

七事：窃见安南后军，见在本府待师期，所领南京一将外，又泾原、秦陇之兵约二千五百骑。闻约取七月到本府，正是六、七月间在路，到此又便南行。夏秋盛热，比至桂州，已行万里。臣前已陈蛮界山林崖壑之险，不通人行，马实难用。顷年侬贼构乱，狄青破之，闻在邕州西北适近山坂，地势宽平，马得施力，故当时破贼，马军之力为多。今日行军深入蛮地，事与侬贼不同。侬贼，溪洞一首领，入我郡县之间，止是剧盗，击破即糜烂矣。今交阯自是一国，窃有土宇，恃其险远，主客势殊。秦渭马军、弓箭手本备羌戎，皆是捍边锐兵劲骑。有到京师，犹谓不伏水土，辄生疾病，而乃驱之瘴雾沮洳之中，巉崿𥰭蘖之地，水多沙毒，草无藁秸，进又不可以驰突决胜，其能还者无几矣。况西北戎虏睢盱顾望，如闻王师远出，边骑多行，忽起风尘，来犯亭障，东西往还，万里莫相赴应，又不比海隅之失备矣。凡言国家大事，必曰军马。军马者，戎事之本，不可忽也。今边塞简选一锐士，调习一壮马，甚不易得，尽心于国者方知之尔。所有昨召边要将官及备边骑兵，愿各遣还本道；使荆湖多募丁壮，蒐补诸土军。其将士服习土风，谙识山川地利；其骑亦只用南马，格式虽小，筋力自壮，惯行险隘，安其水草。使与中国之人相先后，势之便者也。且使戎虏知朝廷之力，一方有警，边备晏然，不为动也。

八事：伏见安南招讨司期诸留兵，以八月中旬悉至潭州，潭州去桂州十四程。窃闻岭外岚瘴，八月九月尤甚，谓之黄茅瘴，草黄时瘴气方盛，十月已后，气候始肃。湖南饥荒，粮草难致，久留就食，实费供输；若便引行，触冒瘴毒，士马未用，恐多病疫。若展一月期会，可省一月刍粮，湖湘之民大宽事力。比至其时，新米已熟，暮秋湖外风土调适，免致人骑枉有损伤，国计军行，两为便利。

九事：汉宣帝时，先○羌背畔犯塞，用后将军赵充国将击羌虏。充国以为击虏以殄灭为期，必先计策，以待利便。酒泉太守辛武贤持异，请出击之。帝下其书，令充国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充国执意如初，下其书公卿，议者多同武贤。帝以书敕责充国，督之出战，充国上书谢，因陈兵利害。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其秋帝复赐书，令因吏士锐气击虏。充国策虏有必可破之形，上奏请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上报书曰：「皇帝问后将军，言欲罢骑兵万人留田。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熟计其便，复奏」。充国上状，言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上复赐书报曰：「皇帝问后将军，言十二便，闻之，将军其更熟计复奏」。充国奏言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因策虏情以闻。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必可用也」。上于是报充国曰：「皇帝问后将军，上书言羌虏可胜之道，今听将军，将军计善」。明年充国上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入杂羌亡者不过四千人，请罢兵。奏可。宣帝承汉之盛业，天下富实，四夷宾服，先○小羌顾未足为患害。遣将出兵，充国所陈皆全师保胜安边之册；及上屯田之利，止用吏士万人留屯，因田致谷，以省大费，不失农业，而为武备。宣帝玺书往复问难，可谓筹计精熟矣，而犹每下公卿议者，以参其得失，其于兵事详重如此。本朝祖宗有边防大事，亦尝博采群议。今安南之举，兴师十万，万里讨伐，涉危渡险，利害甚多，然圣志先定，国论已协。伏愿特降玺书，内外近职之臣各令献策，以示博访之道，使四方知陛下重慎之意，三军知陛下忧轸之怀，观其否臧，亦以见群臣之材识。愚者千虑，尚须有得，采择所长，不为无补。

臣闻欲治之主，得人其昌。左右前后，皆尽贤正也；谋谟谠言，皆尽延纳也。忠厚鲠亮之士日益招来，便佞诡奸之徒日益摧缩，号令风化日益流布，朝廷中外日益尊安。若然，富寿之域坐跻，太平之象立见。噫！左右前后，百不得贤正之人而为之辅翼，虽尧之癯瘠，舜之孜孜，夏禹之克勤，文王之不暇食，末如之何也已。汉刘向谓「正臣进者，治之表；正臣间者，乱之基」。诚哉，是言也！在《易》「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于卦为《泰》，其繇云：「上下交而其志通也」。正臣非君子欤？反是，则于卦为《否》矣。《否》之繇则曰：「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内小人而外君子」。邪臣非小人欤？此言为天下者，宜进君子而退小人也明矣。谷永所谓「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者，其有旨哉！夫南面而听天下也，公卿百执事杂然满前，孰为正？孰为邪？孰为君子？孰为小人？在圣人明视而聪听之，精择而慎拣之，真伪明白，人焉廋哉！大抵辅相枢机之任，得正人也，得君子也，然后同德而同心也。则其下所谓邪者，小人者，靡然相与，俛首帖耳以去，而徘徊所留亡几矣。鉴观古昔，信史备存。有虞，大圣人也，任十六相，世济德美，梼杌、饕餮，流窜四裔，民至于今称之亡穷。周成，哲王也，善有旦、奭，则倚之不贰；恶有管、蔡，则诛之勿疑，故年七百而世三十也。始皇惑高、斯之佞不能夺，忽叔孙之才不能与，秦嬴之败，曾不旋踵。元帝知恭、显之奸不能摈，爱萧望之之贤不能用，炎汉之运，从而衰下。唐太宗纳房、杜、王、魏之切议，诛侯君集、张亮之凶僻，遂成贞观之治。天皇听许宗之附会，戮无忌之忠良，终有易姓之祸。其后元振、朝恩之擅权，元载、卢杞之窃位，代、德之世，其危殆相继，不绝如线。兹诚用人之得失，莫不系国之安危，间分两涂，不可不辨。恭惟陛下以上圣之资，御神器之重，开纳忠谠，继承祖宗，数路以取人，一德以求治。然而迩来日星谪见，圣衷焦劳，蝗潦为灾，民力彫弊，帑庾空窘，戎狄窥觎，官冗兵骄，风俗奔兢。今将治其弊，安其危，岂一人独运于岩廊之上，而能致之哉？当此时也，谓宜博选忠直方正，能当大任，世所谓贤人端士者，速得而亟用之，位于丞疑辅弼之列，朝夕献替，得嘉谋嘉猷，发为号令，使天下耳目，闻见太平之政在今日尔，臣不胜大愿。愿陛下宸断不疑，举正以却邪，陟君子而黜小人，有为于可为之时，无因循后时之悔，则天下幸甚！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此其时也。臣远贱之迹，愚亡所能，唯思死节一诚，上报陛下采擢覆帱之德万分一二。臣无任许国竭忠、激切待罪之至。

「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见诸侯为文，图、比、陈、协，皆考绩之。言王者春见诸侯，则图其事之可否；秋见诸侯，则比其功之高下；夏见诸侯，则陈其谋之是非；冬见诸侯，则合其虑之异同。六服以其朝岁，四时分来，更迭如此而遍，时会无常期。诸侯有不顺服者，王将有征讨之事。则既朝，王命为坛于国外，合诸侯而发禁命事焉。王十二岁一巡狩，若不巡守，则殷同。殷同者，六服尽朝。既朝，王亦命为坛于国外，合诸侯而命其政，四时分来，岁终则遍矣。六服朝岁，则下文侯服岁一见，甸服二岁一见，男服三岁一见，采服四岁一见，卫服五岁一见，要服六岁一见是也。夫君臣之礼，不可以不接，不接则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通，嫌疑易以生，毁誉易以入。在《易》，天地不交则《否》，柔进而上行，则「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制诸侯之朝，远者不过六岁，以之图事、比功、陈谟、协虑、发禁、施政，则言何以不见纳？行何以不见知？奸邪何以介其间？左右何以塞其路？汉刺史奏事京师，其斯之谓乎。石显、五鹿充宗疾京房，欲远之，元帝以房为魏郡太守。房自请岁尽乘传奏事，天子许焉。房未发，诏止无乘传奏事，房意愈恐。由此观之，臣子不得见君父，其祸何如？《诗》曰：「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之中，尚曰如三月、三秋、三岁，况其久者乎？

盗之未泄也，日与之接，而不知其盗；奸之未露也，日与之居，而不知其奸。衣缨言动与人同，而盗奸在其心，知之固未易也。及夫赃出械见，刑杀于市，而众人皆知其盗；谋行乱作，国家敝败，而后世皆知其奸。知其盗，非众之智，由狱吏之谳也；知其奸，非后之贤，由史臣之笔也。观书者睹曩时之祸，皆笑其不知奸矣，而不曰我之奸者亦待史笔而后知也。汉元帝谓幽、厉任巧佞，自以石显愈于彼，故京房曰：「臣恐后之视今，如今之视前」。呜呼！安得敢言如房者乎！

臣伏睹张尧佐优异之恩，无有其比。窃以尧佐素乏材能，徒以夤缘后宫，侥倖骤进。国家计府须材以办经费，尧佐猥尸其职，中外咸谓非据。近者台谏继有论列，陛下虽罢其任使，而复加崇宠，转踰于前，并授四使，又赐二子科名。贤愚一词，无不嗟骇。夫爵赏名数，天下之公器，不当以后宫疏戚、庸常之材，过授宠渥，使忠臣义士无所激劝。且尧佐居职，物论纷纭，固当引分辞避。而晏然恃赖，曾无一言自陈，叨窃居位，日觊大用。及异恩既出，复托以假告未祗受，其意尚若不足，继有邀求。不虔君命，莫甚于此者。昔汉元帝时，冯野王以昭仪之兄，在位多举其行能。帝曰：「吾用野王，后世必谓我私后宫亲戚」。本朝太宗皇帝孙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盖保全后宫戚属，不令事势僭盛以取颠覆。伏望陛下远鉴前古美事，近守太宗皇帝圣范，追取尧佐新命，除与一郡，以熄中外之议。伏以陛下自临驭以来，孜孜勤政，无有失德。今忽行此事，有损圣明。若滥赏必行，则朝纲威柄由此隳紊，四方骇任人之失，二鄙萌轻国之心。臣方叨司宪，适睹除命，事干国体，不敢缄默。望圣慈开纳，速降指挥。或臣言之不行，即乞罢臣宪司，出补远郡。

臣闻先王之礼，本之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故不慕古而违时措之宜，不因文而失沿情之实。亲有疏戚，世有同异，此礼之所以损益变正之不一也。伏惟太祖皇帝受天命，一四海，创业垂统，为宋立万世无穷之基，其为宋始祖而配天受飨，理在不疑。今闻乃欲以僖祖为始封之祖，复其祧主。夫既以僖祖为始祖，则遂当受东向配天之享，此臣切所以未安也。七世之庙，亲尽而祧，此万世大公之通法，未闻有以易之者也。故僖祖之主，于陛下世以亲尽而祧，在礼适为得正。而今议者以谓人必本乎祖，太祖既已追尊僖祖，则今日当以僖祖为本始之祖。是未推夫王者兴起有殊异，而所当之世各不同也。夫开国者，先尝有功而受封，则后之子孙有天下而推以为始祖可矣；若未膺受天命，特起而得天下者，为太祖亦宜矣。此实先王之礼，人情之所顺，而前世之所已行也。今为议者，必曰方今天下隆平，人物安乐，不愧治古；而礼乐人物，祭祀制度，谓宜鄙绝汉唐之所行，而纯取三代之制以为法，故有「僖祖之庙与契、稷无异」之说，臣窃以为过矣。夫本朝之兴，与商、周异。商、周之王，本由契、稷，故自汤、武而上，其流有源，皆可推而考之。契布五教，民以知礼，其统绪略与周同，而犹不若周之懿也。周自后稷、公刘以来，教化流行，以至太王、王季，世世修德益茂，迨于文、武受命，奄有天下，则源流之来，岂无所自哉！仲尼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则周公其人也」。夫周而上，尧、舜、禹、汤之世，非不美也，其祭之礼，仲尼不谈而独举周者，岂非其德与世独为备哉？故曰「周公其人也」，言惟周公能备此礼尔。夫稷当尧民阻饥之时，始播百谷，使万世粒食，其为功大矣。《诗》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言以其德能配天也。夫以文王之德，而不得预配天之祭者，特以后稷之功大尔。使周无后稷之祖，则周公之祀，宜不得舍文、武而他及。且后世之兴，其先既无周之后稷，而郊天之配，不先创业之君，乃远取追尊之祖，此岂先王之礼而近于人情者哉？今之议者又以《祭法》「禘郊祖宗」之礼，言商、周非绝喾，以其自有本统承之。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知，则必以僖祖为始祖。臣又以谓不然矣。自秦灭学，六经皆被焚弃，不复为全书，而《礼经》尤为残荡。其后汉之诸儒，髣髴圣人之馀，委曲加意而编缀之，故多驳杂不经之说，附以郑康成牵合之言，而圣人之意益不明。若《祭法》之「禘郊祖宗」者，是其一矣。其言曰：「商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信斯言也，则禘祭宜无易喾者。今《商颂》之《长发》，大禘之诗也，其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又曰「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者，乃专歌述契之功德。一篇之间，了无及喾之语，则《祭法》之言禘喾者，臣亦未敢取以为信也。虽然，就其说而考之，亦自非大有功德者，不可以郊天取配。何则？鲧障洪水，虽疏导失宜，而禹因之以成功，身被殛死，故夏人郊之；冥业其官而死于水，故商人郊之；后稷粒食之功被于万世，故周人郊之。今未见冥、稷之功，而欲同冥、稷之祀，臣窃以为非宜也。汉高之得天下，与商、周异，故太上皇不得为始封，而光武之兴，不敢尊舂陵而祖高帝。且景帝，唐室始封之君，而元皇帝乃神尧之父，高祖之时，以景皇帝为配，而太宗之初，已奉高祖于圜丘，景皇帝不得预郊天。其后杜鸿渐等复请以景皇帝郊配天地，黎干力诘其非礼而正之。夫景皇帝亲授唐国之封，且不得配天；则未尝启有土宇，而欲以为始祖，臣亦虑其难矣。恭惟太祖皇帝削平祸难，功格上天。百馀年间，天下之人涵泳生养，而安乐于无事者，太祖之恩德也。今天下惟知尊奉太祖，而乃欲替其亲郊配天之祀，岂厌于人情哉？今议者遂将斥绝唐汉，上法商周，此臣所谓慕古而违当世之宜者也。太祖皇帝受周禅，僖祖始被追尊，而建隆之郊，配以宣祖，僖祖不得预焉。夫以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之世，未尝郊配僖祖，而陛下一日隆而祀之，盖有所隆者，必有所替。今使太祖之礼有替于四宗之时，此岂孝思之心哉？此臣所谓因文而失沿情之实者也。夫非所居而祀之，则神有所不受；非所宜而配之，则天有所不飨。所谓郊而配天者，以天于万物，其德不可形容。故人君之大有功德，被生灵而施后世者，谓足以配之而已。今僖祖之德，不昭见于生民，不明被于后世，乃欲以齐后稷之庙，当始祖之礼，臣恐僖祖之神非所居而不受，上帝之灵非所配而不飨，非陛下所以尊祖事天之意也。陛下为太祖子孙，继太祖基业，据南面之尊，而飨四海九州之奉，皆太祖皇帝之所授也。则今日之所尊事，宜莫加于太祖矣。或曰：礼别子为祖，契、稷皆帝喾之子而得姓者，故商、周以为祖而奉之。今宋自僖祖为始祖。臣曰是又不然也。若以得姓者为祖，则赵之得姓远矣。自造父封于赵城，而赵衰始得姓。今若必欲推考其先世，则遂欲上祖赵衰，其可乎？其不可明矣！或又曰：今朝廷欲存僖祖为始祖尔，至于祀天为配，亦不轻议也。臣曰：是不可也。今既以僖祖为始祖，是必配天；僖祖配天，则太祖之祀替矣。此臣以为不可者也。或又曰：今毁僖祖之庙，藏其主夹室，而下附子孙，可乎？臣曰：是不然也。臣闻神道尚右，今太庙一堂，夹室在西，祧主藏室中而居顺祖之右，固已顺矣，盖非所谓下附子孙之室，而替其尊也。必犹以为不可者，臣今欲乞特为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上亲尽迭毁之主，皆藏于僖祖之室。当禘祫之时，以僖祖之主权居东向之位，太祖之主顺昭穆之列而从之，取其毁庙之主而合食焉，则僖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韩愈所谓「祖以孙尊，孙以祖屈」之义也。以僖祖立庙为非，则周人别庙以祀姜嫄，不可谓非礼。今以陛下之时，因情立礼，取圣人之制，为万世法，不亦美欤！事与商、周有殊，礼文从而亦异。此臣所谓先王之礼本人情，而损益变正之不同者也。如曰不然，臣恐违古今之义，逆天人之情，而天地祖宗之神灵有所不飨也。伏惟陛下聪明仁孝，以宗庙重事，恐其于礼有所乖违，故令下两制臣寮议。陛下茍以臣言为可用，伏乞裁自圣断；如或犹以为疑，乞送礼院参详。臣窃惟宗庙祧配，朝廷大礼，反覆思虑，于心有所未安，不敢苟立异说，伏望陛下少加采纳。

臣等据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祖无择奏：「伏见至圣文宣王四十七代孙孔宗愿袭封文宣公，乃是其人未死，已赐谥矣。臣窃观前史，孔子之后袭封者众，在汉魏则曰褒成、褒圣、宗圣，在晋、宋亦曰奉圣，后魏曰崇圣，北齐曰恭圣，后周及隋封以邹国，唐初曰褒圣。或为君，或为侯，为公，为大夫，使奉祭祀。唯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遂以均为褒成君。至唐开元二十七年追谥为文宣王，又以其后为文宣公。是皆以祖之美谥而加后嗣，生而谥之，不经甚矣。欲乞明诏有司，详求古训，或封以小国，或取尊儒褒圣之义，别定美号，加于封爵，著于令式，使千古之下无以加于我朝之盛典也」。右，奉圣旨，送两制详议者。臣等谨按，汉元帝初元元年，以师孔霸为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而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八百户祀孔子」。及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莽嗣。皆称褒成君。平帝元光二年，始更以二千户封莽为褒成侯，而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观之，则褒成者，国也。宣尼者，谥也。公侯者，爵也。褒成宣尼公者，犹曰河间献王云尔。盖推宣尼以为褒成祖，非用褒成以为宣尼谥也。唐世不深察此义，以褒成为夫子之谥，因疑霸等封褒成者，皆袭其祖之旧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后文宣公。考校本末，甚失事理，因循承袭，至今不改。先帝既封泰山，亲祀阙里，又加文宣以至圣之号，则人伦之极致，盛德之显名，尽在此矣。尤非其子孙臣庶所宜袭处而称之者也。臣等以为无择议是，可用。其文宣王四十代孙孔宗愿，伏乞改赐爵名，若「褒成」、「奉圣」之比。上足以尊显先圣，有不阶之势；下不失优礼孔氏，使得守继世之业。改唐之失，法汉之旧。传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正稽古立事，可以永年」。此类之谓也。

臣近与孙抃、胡宿等议，后庙四主皆升合食，宜依旧制，不可轻改，其说犹未详尽，不敢不陈。臣伏以九经所载祫祭制度，最明最备者，莫如《春秋公羊传》。自汉以下，凡议此礼，皆引为證。其文曰：「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所谓未毁庙者，岂有帝后之限哉？此乃国朝所以依缘循守，行之且百年者也。圣祖神宗好礼稽古，洞洞属属，于宗庙之祭，至重至慎，知必不茍于追孝之礼也。太祖临御天下，孝惠后主虽在别庙，至禘祫之日，已自合食于太庙，而祔祖姑之下矣。祥符五年，因礼官之奏，又加考据酌中，著为常典。事更先帝，皎若日月。今群臣不务推原《春秋》之法，而独引后儒疑近之说；不务讲求本朝之故，而专倡异代难通之制；不务将顺圣上广孝之心，而轻议宗庙久行之仪。欲摈隔四后，使亿万斯年，永不得合食于先帝，臣窃恨之。且四后，陛下之妣也。如孝惠，在开宝之世，尚合食于祖姑之次，今陛下亲享，反不得望清庙之室，于人情安乎？昔贡禹议罢园庙，群臣和之者非一，听其言，殆以谓虽周公复生，不可得变。元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为当，既而悔之，则无及矣。方衡议迁郊兆，群臣和之者亦非一，听其言殆以谓虽孔子复作，不可得夺。成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为当，既而悔之，则亦无及矣。夫宗庙之礼，神灵之位，岂可使举措不当，数有后悔哉？此自陛下当所留圣思也，西汉衰敝之悔可以为戒。且三代异物，沿革异宜，固未尝相同。今欲舍本朝而慕前代，变先帝而述后儒，隔绝祖妣，排斥先后，轻动宗庙之体，易迁神灵之叙，臣不知此中何礼也？唯陛下裁慎。

《礼》：天子之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而五。所谓昭者，父道也；所谓穆者，子道也。天子、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于兄弟之子以为嗣。亲同则取其贤者，贤同则取其长者，长同则取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则弗取。故不以诸父为嗣父，尊也。故不以诸兄为嗣兄，亦尊也。不以诸弟为嗣弟，己之伦也。此古者五庙七庙之序，以昭穆不相越，迭毁不相害也。至乎后世，国家多事，或传之诸兄，或传之诸弟，盖有不得已也，则礼散久矣。然既已受国家天下，则所传者虽非其子，亦犹子道也。传之者虽非其父，亦犹父道也。以天下国家为重矣。《春秋》僖公，实闵公之兄。闵公遭弑，僖公书即位，明臣子一体也。公孙婴齐卒，《春秋》谓之仲婴齐，以谓为人后者为之子，当下从子例，不得复顾兄弟之亲称公孙也。《春秋》之义，有常有变。夫取后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则正其礼，使从子例，此变也。故僖公以兄继弟，《春秋》谓之子。婴齐以弟继兄，《春秋》亦谓之子。所谓常用于常，变用于变者也。既正其名，则僖公不得不以闵公为昭，归父不得不以婴齐为穆。既正其昭穆，则迭毁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礼》无后兄弟之文，遂以《春秋》书仲婴齐为不与子为父孙，非也。子为父孙，诚非礼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为臣子一体而已。故实公孙婴齐，而谓之仲婴齐。若《春秋》本不听其为后者，则当书曰：公孙婴齐卒。学者问之曰：「此仲婴齐，曷为谓之公孙婴齐？不与为兄后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犹重之，况国乎？国犹重之，况天下乎？故凡继其君，虽兄弟必使子之；继其大宗，虽兄弟必使子之。如继其君、继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轻其所托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贬也。然《春秋》固为衰世法，非太平正礼也，太平之世未尝有也。汉时定迭毁之礼，丞相玄成、丞相衡引昭、宣两帝并为昭，独以孙为昭，而不知礼无两昭。使昭帝之天下无所传，宣帝之天下无所受，失礼意也。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亲受之高祖，文帝则受之惠帝，虽皆兄弟，此与闵公、僖公何异哉？存当以臣子叙之，死当以昭穆正之。而汉时议者皆推文帝，使上继高祖，而惠帝亲受高祖天下者，反不与昭穆之正。至于光武，当继平帝，又自以世次为元帝之子，上继元帝，而为元帝后。皆悖经违礼，而不可传者也。自汉世以来，其议尤众，皆曰兄弟不相为后，不当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则天下受之谁乎？凡人君以兄弟为后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为嗣，臣子一体矣。而当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继所受国而继先君，则是所受国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则以臣子事之，死则以兄弟治之，忘生悖死，不可二矣。己实受之后君，不受之先君，今当自继先君者，不惟弃后君命己之命，又当废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国家则归之己，而父子之礼则耻不为，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为昭穆者，设兄弟六人为君，至其后世，当祀不及祖祢」。此又妄之甚者。礼有所极，义有所继，为之后者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统也。兄弟六人相代为君，亦六代祀祖祢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当迁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为君，各自称昭，是有十三庙也。又其最后一君，当上继先君，而五君终为无后也。岂其所以传重授国之意乎？礼为人后者，降其私亲。设兄弟六君，故当各自为嗣，义不可曲顾其亲，何谓祀不及祖祢哉？凡言礼者，恶其谄时君之意，茍曰益广宗庙，大孝之本，而不详受授之道、《春秋》之义，使当传国者，不忍以国与其宗，曰：「非吾子也」。当受国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礼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庙猥众，昭穆骈积，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独何悖哉！独何悖哉！

以天下而行唐虞三代之道，不唐虞三代如者，无有也。然而治之难也，何故？治世非无小人也，其信正人也，固其相参非庸者也，虽有，正人弗病也。唐之时四罪立唐之朝，周之时三监在周之廷，唐尧、周公大圣人也，其辨之也不疑，其知之也果，彼虽幸而至乎大臣诸侯之间也，绌矣，于正人焉无病也。汉元之初，萧望之相汉，刘向、周堪、张猛为之腹心。东汉之末，李固、陈蕃、杜乔相汉，李膺、范滂之徒布据，禁寺光大矣，天下仰而待治也。去斯时则已矣，使克其所施，功德万计哉。孝元、桓、灵，常主也，主其相参者史高、稚圭、韦成、胡广、赵戒而下庸者也，而邪者嚣其间，其于辨众贤之不明，而用之也不果，虽进而立于公卿之内，儇然而危矣，可得天下国家之安乎？呜呼！治之难也。以此观天下者，不观小人、正人、贵贱、升黜，观其用否如何耳，则治乱审矣。

臣等谨按敕文称：《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传》曰：「何以期也？不贰斩也。何以不贰斩也？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曷为后大宗？大宗者，尊正统也」。《疏》曰：「此谓其子后人及来为父母在者，欲其厚于所后，薄于本亲，抑之故次在孙后也」。《仪礼》谓本亲亦曰父母，盖追本其所自出，若不明言父母，则无辨别，亦无以为言也。敕又曰：令文与《五服年月敕》皆曰，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齐衰期，即出继之子于所生皆称父母。谨按令文、《五服年月》，皆出于《仪礼》也。敕又曰：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谨按宣帝乃武帝之曾孙，嗣昭帝后，实孝昭孙属也，以其父为悼皇考宜也。光武起于民间，中兴汉祚，而推以世数，上继元帝，固非元帝亲命为子，以南顿君为皇考宜也。陛下既为仁宗皇帝亲立为子矣，仁宗乃陛下之皇考也。今若又以皇考之名加于濮安懿王，臣等以为甚非。礼之不贰斩也，尊无二上之义也。敕又曰：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有引据。臣等谨按出继之君，称本生为皇伯、叔，则前世未闻也。汉《安帝纪》载清河王薨，但不名尔，此蔚宗特变常例也，至于袁宏《纪》则亦名之。安帝即位，清河王尚在，当时别无殊礼。按本朝真宗谓秦王为皇叔，仁宗谓楚王、昭成太子并为皇伯，是则皇伯、叔之名，在本朝称之久矣，盖遵用旧文，有所自也。或以谓可加为皇伯父者，谨按《荀子》与《史记》并载周公自称我文王之为子，武王之为弟，成王之为叔父。《诗·鲁颂》「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笺》曰：「叔父，谓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汝首子，使为君于鲁』。谓欲封伯禽也」。是诗人追述成王封伯禽，时周公尚在，故称叔父者，是生称之辞，既没则未有称为叔父者。又经书称伯父、叔父，同姓之臣也。前代帝王，多不通亲属冠于爵位之上。西晋则封皇从伯父望为义阳王，皇叔父干为平原王，亦生之称。又或谓皇伯考者，谨按父与考存殁之称，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祖与考有君德而成之也。晋武帝称景帝，明皇称中宗，本朝真宗称太祖皆曰皇伯考，是兴王业、履尊位，乃可称伯考也。又或谓可依汉宣帝故事称「亲史皇孙」，如淳曰：「亲，谓父也」。谨按《礼》大传曰：亲者，属也。《王制》注曰：周制，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与亲庙四，是自始祖至父皆称亲。汉宣为昭帝孙属，乃得以悼皇考为亲，与上皇考义同。盖亲者，父也，皇考也，不可以称也。臣等谓今来褒崇濮安懿王，宜如两制礼官所议，以示万世至公之法。

臣闻明主劳心力以求谏，和颜色而受之，士犹畏懦而不敢进。又况震之以威，压之以重，而望忠臣之至，直言之入，难矣。臣之不忠，言之不直，而天下安、万事治者，未之有也。臣窃见台谏官屡以张尧佐事上言，而陛下执之益坚，拒之益固。前日台谏官等守閤请对，陛下却而不内。中外之人，莫不骇愕，以为异事。昔汉元帝欲用冯昭仪兄野王为御史大夫，既而疑曰：「吾恐后世谓吾私于后宫」。遂不用。今尧佐有野王之嫌而无其才，陛下不次用之，数年间自散郎至宣徽使。虽彼实有可称，天下之人安可家至户晓，使谓陛下不私后宫哉？抑又闻之，人有种瓜而甚爱之者，盛夏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烟败。其爱之非不勤也，然灌之不以其时，适所以败之也。今陛下贵用尧佐，远过其分，天下已侧目扼腕而疾之。又复摧折忠谏以重其罪，是正日中而灌瓜也。臣窃为尧佐寒心，而陛下独不为之深思远虑哉！非独如是而已，前者，台谏官不得对之日，阴雾冥冥，跬步相失，寒冰著木，终日不解。臣谨案《洪范五行传》：「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常寒」。又案京房书谓之「蒙气」。此皆阴气太盛，壅蔽阳明，上下否塞，疑惑不决之象。天意昭然，有如教语，行道之人皆知其异。陛下资性纯孝，严恭天命，容纳直言，深明得失。此非臣之谀，乃天下所共知也。独奈何以尧佐之故，忽天戒而不顾，弃人言而不从，轻祖宗之爵禄，违古今之明鉴！书之简策，使天下之人有以议圣德之万一，或累于光融高大之美。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寝不能安，食不能饱，深为陛下重惜者也。臣闻臣之事君，犹子事父也。岂有父获大谤于外，而子不以告，且不谏哉！惟陛下亟召谏臣，使竭其所闻，采纳其言而慰安其意，以厌上天之心，解外廷之惑，辟忠谠之路，塞宠倖之门，则天下欢然歌诵盛德，岂有穷哉！昔汉明帝作德阳殿，钟离意谏，即时罢之。后乃复作，殿成，谓群臣曰：「钟离尚书在，此殿不成矣」。然则明帝非不欲为殿也，所以屈意罢之者，欲全谏臣之节，而开直言之端也。今台谏官前后言尧佐者数矣，陛下曾不留神省察，少为末减，以慰其心。夫人主所欲为，人臣岂能强变之哉？顾自今以往，事复有大于尧佐者，在列之臣噤嘿拱手，视之而已矣。此非朝廷之福也。不然，群臣犹朽木，陛下犹雷霆，安可以力校哉？惟陛下察之而已矣。

月日，具位臣司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愚窃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庙社稷之重，照然远览，确然独断，知陛下仁孝聪明，可守大业，擢于宗族之中，建为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于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称述。今不幸奄弃万国，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继昼，过于礼制，以至成疾。中外闻者，无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为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群臣百姓，不胜大幸。今者圣体痊平，初临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视，倾耳而听，举措云为，不可不慎。《易》曰：「君子以作事谋始」。《召诰》曰：「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夫为政之要，在于用人、赏善、罚恶而已。三者之得，则远近翕然，向风从化，可以不劳而成，无为而治。三者之失，则流闻四方，莫不解体，纲纪不立，万事隳顿。治乱之原，安危之几，尽在于是。臣愿陛下难之慎之，精心审虑。如射之有的，必万全取中，然后可发也。陛下思念先朝，欲报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谨，抚诸公主慈爱。此诚仁孝之至，过人远甚。臣愿陛下虽天性得之，复加圣心，夙夜匪懈，慎终如始，以结亿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则福祚流于子孙，令闻垂于无穷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后改元。臣愿陛下一循典礼，勿有变更于中年也。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一也。自汉氏以来，始从权制，以日易月。臣愿陛下虽仰遵遗诏，俯徇群情，二十七日而释服，至于宫禁之中，音乐游燕吉庆之事，皆俟三年然后复常，以尽慎终追远之义焉。礼，为人后者为之子，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而为其父母齐衰不杖期。为所后者之亲皆如子，而为己之亲皆降一等。盖以持重于大宗，则宜降其小宗。所以专志于所奉，而不敢顾私亲也。汉宣帝自以为昭帝后，终不敢加尊号于卫太子、史皇孙。光武起于布衣，亲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为元帝后，亦不敢加尊号于钜鹿都尉、南顿君。此皆徇大义、明至公，当时归美，后世颂圣。至于哀、安、桓、灵，或自旁亲入继大统，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为孝，而适足犯义侵礼，取讥当时，见非后世。臣愿陛下深以为鉴，杜绝此议，勿复听也。凡此数者，臣伏计陛下聪明，皆素知之。然臣复区区进言者，诚惧不幸有谄谀之臣，不识大体，妄有关说，自求容媚。陛下万一误加听从，圣言一出，布闻于外，则足以伤陛下之义，亏海内之望。臣虽欲捐躯争之，亦无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几圣德纯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窃议于草莱者，臣之志也。轻冒宸严，不胜悃欸惶悸之至。伏冀留神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太祖之庙万世不毁，其馀昭穆尽则毁之，示有终也。自汉以来，天子或起于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虽属尊于太祖，亲尽则迁。故汉元帝之世，太上庙主瘗于寝园。魏明帝之世，处士庙主迁于园邑。晋武帝祔庙，迁征西府君；惠帝祔庙，又迁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过六世则迁其神主。盖以太祖未正东向之位，则止祀三昭三穆。若太祖已正东向之位，则并三昭三穆为七世矣。唐高祖初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庙，则迁洪农府君神主于夹室。高宗祔庙，又迁宣皇神主于夹室，皆祀六世。此前代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经见，难可依据。今若以太祖、太宗为一世，则大行皇帝祔庙之日，僖祖亲尽，当迁于西夹室。祀三昭三穆，于先王典礼及近世之制，无不符合，太庙更不须添展一室。

臣伏见神宗皇帝以夏国主赵秉常为臣下所囚，兴兵致讨，奋扬天威，震荡沙漠，虏携其种落窜伏河外，诸将收其边地，建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此盖止以藉口用为己功，皆为其身谋，非为国计。臣窃闻此数寨者皆孤僻单外，难于应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垦；地非险要，不足以守禦。中国得之，徒分屯兵马，坐费刍粮，有久戍远输之累，无拓土辟境之实。此众人所共知也。王师既收灵州不克，狼狈而归，卒疲食尽，失亡颇多。西人知中国兵力所至，自此始有轻慢之心。是以明年边臣筑永乐城，虏潜师掩袭，覆军杀将，涂炭一城。久之又举一国之众攻围兰州，期于必取，将士坚守，仅而得全。虏自是锐气小挫，不敢轻犯边矣。臣闻此数寨之地，中国得之虽无所利，虏中失之为害颇多。何则？深入其境，近其腹心，常虑中国一朝讨袭，无以支梧，不敢安居。是以必欲得之，不肯弃舍。一年前虏尝专遣使者诣阙，深自辨诉，请臣服如故，其志无它，止为欲求其旧境而已。朝廷既许其臣服，虏来请旧境，朝廷乃降指挥，其前则云：「所以兴举甲兵，本欲执取罪人，救拔幽辱，非有意侵取疆埸土地而已」。其后乃云：「止将已得些少边土，聊示削罚，岂可更有陈乞还复之理」？此则朝旨首尾已自相违。又兴师本为振拔秉常，拒命者国人之罪，岂可更削秉常之地？于理差似未安。王者以大信御四海，羌戎虽微，恐未易以文辞欺也。于是虏既失望，愤怒怨怼，移文保安军，辞理不逊，云：「今来贺正旦人使，难议发遣」。自是正旦、生辰乃至陛下继明，皆不遣使入贺，其不臣大矣。然而去岁四遣使者诣阙，吊慰祭奠，告其母丧，并进遗物，礼虽不备，稍示屈服。臣窃料虏意不出于三：一者犹冀朝廷万一赦其罪戾，返其侵疆；二者阳为恭顺，使中国休息，阴伺间隙入为边患；三者久自绝于上国，其国中贫乏，使者往来得赐赉之物，且因为商贩耳。昔卫贰于晋，晋取戚田，及卫人既服，郤缺曰：「日卫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归之。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遂归戚田于卫。今西人所为如此，朝廷既不能拒绝，勿受其使，又不能招纳，与之更始。彼来则迎送馆谷，以宾客待之；不来则一无所问，日复一日，将踰二年。臣窃意朝廷谓西人势已衰弱，心实内附，故来则不拒，去则不追，置之度外，不以为虞。殊不思数年前王师大举深入，将士所过，烈于猛火，割其疆埸，屡请而不还，彼怨毒欲雠报之心，窥窬欲乘衅之意，日夜不忘，若渴者不忘饮，盲者不忘视也。譬如有虎狼在屋侧垂头熟寝，人岂可见其不动，狎而侮之，循其头蹑其尾邪？臣每思之，终夕寒心。以臣愚虑，于今为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何谓返其侵疆？凡天子即位，天地一新，涤瑕荡秽，小大无遗。昔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倔强岭南，汉文帝即位，赦其大罪，遣单使往谕之。佗稽首请服，累世为臣。李继迁俶扰西陲十有馀年，关中困弊，真宗皇帝即位，赦其大罪，割灵、夏等数州，除其子赵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由是边境安宁者四十年。此乃前世及祖宗之成法，非无所依据也。今秉常之罪不大于继迁也，米脂等寨不多于灵、夏也，陛下诚能于此踰年改元之际，特下诏书，数其累年不来贺正旦、生辰及登宝位等不备之礼，嘉其吊慰祭奠、告国母丧、进遗物之勤，旷然推恩，尽赦前罪。自今以后，贡献赐予，悉如旧规。废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令延、庆二州悉加毁撤，除省地外，元系夏国旧日之境，并以还之。其定西城、兰州，议者或谓本花麻所居，赵元昊以女妻之，羁縻役属，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为后图，犹似有名禦夷狄者，不壹而足。俟其再请，或留或与，徐议其宜，亦无所伤。至于会州，尚在化外，而经略司遽称「熙河兰会」，虏常疑中国更有辟境之心，不若改为熙河岷兰经略司。如此则西人忽被德音，出于意外，虽禽兽木石，亦将感动，况其人类，岂得不鼓舞抃蹈，世世臣服者乎？议者或曰：「先帝兴师动众，所费亿万，仅得数寨，今复无故弃之，此中国之耻也」。昔汉元帝弃朱崖，诏曰：「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遂弃之。此乃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如天地之覆焘，父母之慈爱，盛德之事，何耻之有？国家方制万里，今此寻丈之地惜而不与，万一西人积怨愤之气，逞凶悖之心，悉举犬羊之众，投间伺隙，长驱深入，覆军杀将，兵连祸结，如向日继迁、元昊之叛逆，天下骚动。当是之时，虽有米脂等千寨，能有益乎？不唯待其攻围自取，固可深耻，借使虏有一言不逊而还之，伤威毁重，固已多矣。故不若今日与之之为愈也。此国家大事，伏望陛下留神熟虑，更与执政详议，以圣意断而行之，不可后时。失此机会，悔将无及。何谓禁其私市？西夏所居氐羌旧壤，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馀与它国贸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䌽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人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宝元、庆历之间，元昊负恩僭乱，屡犯边境，大入则大利，小入则小利，中国未尝蹈其境、破其军、禽其将、屠其城，有害于社稷也。而首尾六年，元昊遣使，因缘边吏，卑辞纳款，顿颡称臣，虽其恶积罪盈，欲怀音革面，原其私心，亦未必不贪中国之财，思私市之利故也。旧制官给客人公据，方听与西人交易。传闻近岁法禁疏阔，官吏弛慢，边民与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边鄙小民，窃相交易。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数年之间，似恭似慢，示不汲汲于事中国，由资用饶足，与事中国时无以异故也。陛下诚能却其使者，责以累年正旦、生辰及登宝位皆不来贺，何独遣此使者，拒而勿内，明敕边吏严禁私市。俟其年岁之间，公私困弊，使自谋而来，礼必益恭，辞必益逊，然后朝廷责而赦之，许通私市，待之如初。然边民与西人交易为日积久，习玩为常，一旦禁之，其事甚难。何则？若以常法治之，则有司泥文，动循绳墨，追问證佐，逮捕传送之人、停匿之家，奏裁待报，动涉半年。如此则徒使边民丽刑者众，狱犴盈溢，而私市终不能禁也。夫三尺之限，空车不能登，峭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载陟其上，陵夷故也。今必欲严禁边民与西人私市，须权时别立重法，犯者必死无赦。本地分吏卒应巡逻者不觉透漏，官员冲替，兵士降配，仍许人告捉，获者赏钱若干，当日内以官钱支给，更不以犯事人家财充。如此则沿边六路各行得一两人，则庶几可以耸动人耳目，令行禁止，人不敢犯矣。然人存政举，此事全在边帅得人。昔庞籍为河东经略使，下令禁边民与西人私市，有熟户犯禁，籍斩于犯处，妻孥皆送淮南编管，一境凛然无敢犯者。其后施昌言为环庆路经略使，亦禁私市。西人发兵压境，昌言遣使问其所以来之故，西人言无它事，只为交易不通，使者惧其兵威，辄私许之，法遂复坏。若边帅未能尽得其人，则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体正，万全无失也。取进止。

臣闻古之为史者，必先正其历以统万事，故谓之春秋。故崇文院检讨刘羲叟遍通前代历法，起汉元以来为长历，臣昔尝得其书。今用羲叟气朔并闰，及采七政之变著于史者，置于上方。又编年之书，杂记众国之事，参差不齐。今仿司马迁年表，年经而国纬之，列于下方。又叙事之体太简，则首尾不可得详；太烦，则义理相没而难知。今撮新书精要之语，散于其间，以为目录云。

甚矣，闇君之不可与言也！天实剥丧汉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于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谕，何哉？《诗》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云：「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噫，后之人可不以孝元为鉴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