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所叙《列女传》，凡八篇，事具《汉书》向列传。而《隋书》及《崇文总目》皆称向《列女传》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颂义》考之，盖大家所注，离其七篇为十四，与《颂义》凡十五篇，而益以陈婴母及东汉以来凡十六事，非向书本然也。盖向旧书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贤校理苏颂始以《颂义》为篇次，复定其书为八篇，与十五篇者并藏于馆阁。而《隋书》以《颂义》为刘歆作，与向列传不合。今验《颂义》之文，盖向之自叙。又《艺文志》有向《列女传颂图》，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乱，古书之在者少矣，而《唐志》录《列女传》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无录，然其书今在。则古书之或有录而亡，或无录而在者，亦众矣，非可惜哉！今校雠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缮写。初，汉承秦之敝，风俗已大坏矣，而成帝后宫，赵卫之属尤自放。向以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又以谓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视听言动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顾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闻，盖为之师傅保姆之助，《诗》《书》图史之戒，珩璜琚瑀之节，威仪动作之度，其教之者虽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尝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义归于反身，《二南》之业本于文王，夫岂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其推而及远，则商辛之昏俗，江汉之小国，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谓身修故国家天下治者也。后世自学问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见可法，故竞于邪侈，岂独无相成之道哉？士之茍于自恕，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处显也，然去《二南》之风，亦已远矣，况于南乡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劝戒之意，可谓笃矣。然向号博极群书，而此传称《诗·芣苢》、《柏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之说尤乖异，盖不可考。至于《式微》之一篇，又以谓二人之作。岂其所取者博，故不能无失欤？其言象计谋杀舜及舜所以自脱者，颇合于《孟子》。然此传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盖亦不足道也。凡后世诸儒之言经传者，固多如此，览者采其有补，而择其是非可也。故为之叙论以发其端云。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盂县人，行第二。世为河东大姓。曾祖元，祖皓，当五代之乱，以武勇闻。刘氏偏据日，锡土于乌河川，以控寇盗，亡其爵位。父道济，始以儒学中科第，为润州丹徒县令，赠尚书比部员外郎。母福昌县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聪悟过人，女功之事，无所不能，好读书史，博知古今。丹徒君爱之过于子，每以政事问之，所言雅合其意，常叹曰：「恨汝非男子」。七八岁时，常教以古诗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烛」。自是日暮则不复出房阁。刁夫人素有风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侍，常连夕不寐。年十九，归于我公。事舅姑以孝谨称，与先公相待如宾客，德容之盛，内外亲戚无不敬爱。众人游观之所，往往舍所观而观夫人。先公赖其内助，礼敬尤至；而夫人谦顺自牧，虽小事未尝专，必禀而后行。仁恕宽厚，抚爱诸庶，不异己出。从叔幼孤，夫人存视，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严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视小臧获如儿女，诸子或加呵责，必戒之曰：「贵贱虽殊，人则一也。汝如此大时，能为此事否」？道路遗弃小儿，屡收养之。有小商出未还而其妻死，儿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岁，人所不取，夫人惧其必死，使抱以归。时聚族甚众，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别籴以食之。其父归，谢曰：「幸蒙收养，得全其生，愿以为献」。夫人曰：「我本以待汝归，非欲之也」。好为药饵，以济病者。大寒，有负炭而𢶡者过门，家人欲呼之，夫人劝止之曰：「慎勿为此，胜则贫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为之宽解，唯诸儿有过则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过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爱慈可谓至矣，然于教之之道，不少假也。才数岁，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惊啼，夫人未尝不呵责曰：「汝若安徐，宁至踣乎」？饮食常置之坐侧，尝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称欲，长当如何」？虽使令辈，不得以恶言骂之。故颐兄弟平生于饮食衣服无所择，不能恶言骂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与人争忿，虽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长，常使从善师友游；虽居贫，或欲延客，则喜而为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居常教告家人曰：「见人善，则当如己善，必共成之；视他物，当如己物，必加爱之」。先公罢尉庐陵，赴调，寓居历阳。会叔父亦解掾毗陵，聚口甚众，储备不足，夫人经营转易，得不困乏。先公归，问其所为，叹曰：「良转运使才也」。所居之处，邻妇里姥皆愿为之用，虽劳不怨。始寓丹阳，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后居者无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迁去，王姥涕恋不已。夫人安于贫约，服用俭素，观亲族间纷华相尚，如无所见。少女方数岁，忽失所在，乳姥辈悲泣叫号。夫人骂止之，曰：「在当求得，茍亡失矣，汝如是将何为」？在庐陵时，公宇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热尔」。又曰：「物击鼓」。夫人曰：「有椎乎？可与之」。后家人不敢复言怪，怪亦不复有，遂获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鉴。姜应明者，中神童第，人竞观之。夫人曰：「非远器也」。后果以罪废。颐兄弟幼时，夫人勉之读书，因书线贴上曰「我惜勤读书儿」，又并书二行，曰「殿前及第程延寿」，先兄幼时名也，次曰「处士」。及先兄登第，颐以不才罢应科举，方知夫人知之于童稚中矣。宝藏手泽，使后世子孙知夫人之精鉴。夫人好文，而不为辞章，见世之妇女以文章笔札传于人者，深以为非。平生所为诗，不过三十篇，皆不存。独记在历阳时，先公觐亲河朔，夜闻鸣雁，尝为诗曰：「何处惊飞起？雍雍过草堂。早是愁无寐，忽闻意转伤。良人沙塞外，羁妾守空房。欲寄回文信，谁能付汝将」？读史，见奸邪逆乱之事，常掩卷愤叹；见忠孝节义之士，则钦慕不已。尝称唐太宗得御戎之道，其识虑高远，有英雄之气。夫人之弟可世称名儒，才智甚高，尝自谓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饵修养之术，甚得其效。从先公官岭外，偶迎凉露寝，遂中瘴疠。及北归，道中病革，召医视脉，曰可治。谓二子曰：「绐尔也」。未终前一日，命颐曰：「今日百五，为我祀父母，明年不复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于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终于江宁，享年四十九。始封寿安县君，追封上谷郡君。

既非牛渚望夫之石，又非上虞幼妇之碑。琢为海昏节妇之砚，坚润而含风漪。其以付伯牖之孤女，他日或能卫夫人之笔札，曹大家之文词。

昔班姬虽贵，叔皮自以学闻；而冯媛之贤，野王不屑倖进。尔乃椒风之宠，获联武爵之荣，其视叔皮、野王则有间矣。苟能以冰檗战膏粱，亦庶几焉。服我明训，俾厥后勿若汉元私后宫之陋，则予汝嘉。

准监官看详都省批送下罗棐恭劄子，称《南史·刘之遴传》：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撰《汉书》真本，献东宫。之遴参校异同，录其异状数十事，其大略云：真本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字；真本号班固自序为中篇，而今本称为《叙传》；今本《叙传》载班彪行事，而真本云「彪自有传」；今本《外戚》在《西域》后，而真本《外戚》次《帝纪》下；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中，而真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上。乞依真本改正次序者。臣等谨按《南史》，萧琛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赍一瓠芦，中有《汉书序传》，僧云：「三辅旧书，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求得之，以饷鄱阳王范，献于东宫。今棐恭所称刘之遴参校者，乃萧琛所得北僧瓠中书也。本传既云「相传为班固真本」，则其是非固未可知。按《后汉·班固传》，显宗永平中受诏，终成《汉书》，积二十馀年，至章帝建初中乃成。今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与本传岁月淹速不同，可疑一也。前代人臣所上书籍，皆有「臣」字，如「臣向」、「臣何晏」等是也。今称「郎班固上」，而无「臣」字，可疑二也。班彪以后汉建武三十年卒，于前汉不当有传，班固止因自叙，上及其先。今云「彪自有传」，可疑三也。刘知几《史通》称章帝建初中，固成《汉书》，后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诏其妹曹大家校叙，选马融等十人受读。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然则《汉书》次叙又经大家编次，设别有班固真本，大家固当遵用，不应为尔异同。窃观前世经传，固有编简失次者，如《书》之《武成》、《礼》之《乐记》，文字颠倒，灼然可知，而先儒谨于阙疑，不敢有所釐正。矧如汉史篇帙有伦，岂可以讹伪之书，轻乱旧贯？正使此本果出班固，则已载《南史》，学者可考，何必于千载之后追改成书？如颜师古、刘知几号为鸿博，皆精研此学，非不见《南史》所载，而不以为疑者，盖知其出于谬妄也。棐恭称：「历代史籍皆以帝纪为先，后妃为次，又次以诸王列传，惟《汉书》以《外戚》列于《西域》之后，诸王杂于诸传之中，与历代诸史颇异」。按后妃纪传自范晔后实冠传首，而宗室诸王未尝不分在诸传中。至《唐书》始次在后妃之下，而云「《汉书》与诸史颇异」，盖所未详。棐恭又云：「魏晋以降，腐儒曲说，逞其私志而错乱之」。按师古集注《汉书》，实采应劭、服虔，二子汉人，初无异说，而云魏晋诸儒所乱，殊为率尔。棐恭又云：「方今恢崇庠序，留意艺文，惟班史次序未正讹谬，虽不足害治，亦太平文治之一疵」。恭按，淳化中太宗命杜镐等分校《汉书》，咸平中真宗命陈尧佐等覆校，及嘉祐六年仁宗又以命陈绎，而诏欧阳修看详，至熙宁二年奏御，已经累朝刊正舛误，洪益后学，其利甚多。而云「文治一疵」，尤为厚诬。契勘见今汉史行用已久，散在天下，家有其书，若复乱其次序，无益学者，徒成纷扰。所有罗棐恭所乞，恐难议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没，百家诸子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论语》，门徒集仲尼语。），至于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迨汉建元、元封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见多矣，而其书尽楚人之辞；公羊，齐人也，所闻多矣，而其书皆齐人之语。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乘》、《梼杌》无善后之人，故其书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于前，左氏推之于后，故其书与日月并传，不然，则一卷事目安能行于世！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傥臣邻皆如此，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傥臣邻皆如此，则奏议何取焉？肃宗知其浅陋，故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固于当时已有定价，如此人材，将何著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非迁作《史记》厕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閒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其书不可得而见，所可见者，元、成二帝赞耳，皆于本纪之外，别记所闻，可谓深入太史公之阃奥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閒有及褒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况谓为赞，岂有贬辞？后之史家，或谓之论，或谓之序，或谓之铨，或谓之评，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剧论固也。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范晔、陈寿之徒继踵，率皆轻薄无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如此之类，岂胜繁文！语其同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绠！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房玄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美名；虞世南预修书，故虞荔、虞寄有嘉传。甚者桀犬吠尧，吠非其主。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母丘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舍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类，历世有之，伤风败义，莫大乎此。迁法既失，固弊日深，自东都至江左，无一人能觉其非。惟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吴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终齐室，书未成而均卒。隋杨素又奏令陆从典续《史记》，讫于隋，书未成而免官。岂天之靳斯文而不传与？抑非其人而不祐之与？自唐之后，又莫觉其非，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飨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馀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生民之本在于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区分。男子称氏，所以别贵贱；女子称姓，所以别婚姻，不相紊滥。秦并六国，姓氏混而为一，自汉至唐，历世有其书，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学，倡于左氏，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谥、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左氏所言，惟兹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类，左氏不得而闻，故作《氏族略》。书契之本，见于文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有子母，主类为母，从类为子。凡为字书者皆不识子母，文字之本出于六书：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者，文与字也。原此一家之学，亦倡于左氏。然止戈为武，不识谐声，反正为乏，又昧象形，左氏既不别其源，后人何能别其流？是致小学一家，皆成卤莽。经旨不明，穿凿蜂起，尽由于此。臣于是驱天下文字，尽归六书，军律既明，士乃用命，故作《六书略》。天籁之本，自成经纬，纵有四声以成经，横有七音以成纬。皇、颉制字，深达此机，江左四声，反没其旨。凡为韵书者，皆有经无纬。字书眼学，韵书耳学，眼学以母为主，耳学以子为主，母主形，子主声，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扩六合之情，然后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间之俗，使裔夷之俘皆知礼义，故作《七音略》。天文之家，在于图象，民事必本于时，时序必本于天。为《天文志》者，有义无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图，言下成象，灵台所用，可以仰观，不取《甘石》本经惑人以妖妄，速人于罪累，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于封圻，而封圻之要，在于山川。《禹贡》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经界，九州有时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贡》之图，至今可别。班固《地理》主于郡国，无所底止，虽有其书，不如无也。后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国并迁，方隅颠错，皆因司马迁无《地理书》，班固为之创始，致此一家俱成谬举。臣今准《禹贡》之书而理川源，本《开元十道图》以续今古，故作《地理略》。都邑之本，金汤之业，史氏不书，黄图难考。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势，远探四夷八蛮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旧都，为痛定之戒，南阳者疑若可为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谥法一家，国之大典，史氏无其书，奉常失其旨。周人以讳事神，谥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自尧、舜、禹、汤至于桀纣，皆名也。周公制礼，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后，乃追谥太王、王季、文王，此谥法所由立也。本无其书，后世伪作《周公谥法》，欲以生前之善恶，为死后之劝惩。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称其名，岂忍称其恶？如是，则《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厉、桓、灵之字，本无凶义，《谥法》欲名其恶，则引辞以迁就其意。何为皇颉制字，使字与义合，而周公作法，使字与义离？臣今所纂，并以一字见义，削去引辞而除其曲说，故作《谥略》。祭器者，古人饮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于《礼图》，徒务说义，不思适用，形制既乖，岂便歆享。夫祭器尚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诸云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诸鸡凤；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诸雀。其制皆象其形，凿项及背，以出内酒。惟刘杳能知此义，故引鲁郡地中所得齐子尾送女器有牺尊，及齐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为證。其义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仲尼编《诗》，为正乐也，以风、雅、颂之歌为燕享、祭祀之乐。工歌《鹿鸣》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间《鱼丽》之三，笙间《崇丘》之三：此大合乐之道也。古者丝竹有谱无辞，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诗》之人不知此理，谓之有其义而亡其辞，良由汉立齐、鲁、韩、毛四家博士，各以义言诗，遂使声歌之道日微。至后汉之末，《诗》三百仅能传《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之声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于晋室，《鹿鸣》一篇又无传。自《鹿鸣》不传，后世不复闻《诗》。然诗者人心之乐也，不以世之兴衰而存亡。继风雅之作者，乐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弃乐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为志。臣旧作《系声乐府》，以集汉魏之辞，正为此也。今取篇目以为次，曰《乐府正声》者，所以明《风》、《雅》；曰《祀享正声》者，所以明《颂》；又以《琴操》明丝竹，以《遗声》准逸诗。《语》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即文舞，《武》即武舞，古乐甚希，而文武二舞犹传于后世，良由有节而无辞，不为义说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声八音十二律者，乐之制也，故作《乐略》。学术之茍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易》虽一书，而有十六种学：有传学，有注学，有章句学，有图学，有数学，有谶纬学，安得总言《易》类乎？《诗》虽一书，而有十二种学：有诂训学，有传学，有注学，有图学，有谱学，有名物学，安得总言《诗》类乎？道家则有道书，有道经，有科仪，有符箓，有吐纳内丹，有炉火外丹，凡二十五种皆道家，而浑为一家可乎？医方则有脉经，有灸经，有本草，有方书，有炮炙，有病源，有妇人，有小儿，凡二十六种皆医家，而浑为一家可乎？故作《艺文略》。册府之藏，不患无书，校雠之司，未闻其法，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故作《校雠略》。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兴；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出。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还，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隳良材者，皆由于此，何哉？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