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愚既陈定国是之说于前，继此愿陛下勉勉，愈励畏天之实，以副天意而已。臣仰惟陛下诞受丕图，遭家多难，临御以来，膺天眷祐，大约有十，皆深切著明之效。至于今日，已就安定，然后可言，臣请备言之。初为质于军中，继抚军于河外，其归也，孰脱之？其出也，孰命之？历数在躬，遂即大位，其眷佑陛下一也。钺旄所指，备尝艰难，水陆之行，偃薄风雨，将究观于历试，必保安于万全，其眷佑陛下二也。四川，天下之根本；荆州，襟带之上流；两淮，形胜之要地。顷者，四川严守关之师，荆州附鄂渚之军，两淮成掎角之势，截然四固，南纪以安，原始维持，似非人力，其眷佑陛下三也。巨盗魁寇，啸聚蜂起，曾未几年，扫无踪迹。虽资庙算，亦出天亡，其眷佑陛下四也。连岁稔熟，济接以时，大兵之后，实难于有年。有年固难，况屡丰乎？是以调发之烦，科歛之重，民力虽困，尚堪支持，其眷佑陛下五也。晋元帝渡江，虽远羯寇，王敦、苏峻，迭出为乱。庾亮有污人之尘，陶侃有折翼之梦。奸宄内讧，何以制外？陛下巡幸历时，岂复有此忧哉？国于天地与有立焉，其眷佑陛下六也。假刘豫而助之兵，粘罕之谋深矣。然土龙刍狗，卒无所成。豫无所成，粘罕所以去。粘罕去，豫所以废。向使粘罕不去，刘豫不废，则成三矣。三不可和也，不和终不定也。天意委曲如此，皆为我宋，其眷佑陛下七也。挞辣复我中原，而与兀术异谋，虽和必不久。挞辣死，兀术用事，欲复取中原。而兀室萧庆劝其用兵，和议去矣。臣奉使在虏廷，兀室萧庆见臣，即欲投诸鼎镬，何止被留哉？方扰扰间，二人一旦连颈被诛，臣所亲见也。向使兀室萧庆不死，今日之事尚敢望乎？二人之死，非天杀之而何？其眷佑陛下八也。先帝梓宫之还，因山之功，告成久矣。皇太后久留于北，陛下念亲之心，无一日忘。今归就慈宁之养，亦四年矣，是岂人力所能致哉？非天克相陛下纯孝，未易就此，其眷佑陛下九也。庚申之岁，虏人复取中原，兵再举矣。南北转战，至辛酉之春犹未定。天下之人，皆曰用兵未艾也。是年秋九月，兀术又大举兵而南。陛下先遣臣某、刘光远，继又遣魏良臣、王公亮至泗上，未几虏遣萧毅、邢具瞻来审议，和议遂定。兵已炽而遽熄，事方汹汹而遂大定，亦岂人力所能致哉？靖康之初，国人皆以和为请，而终不能和。辛酉之冬，国人皆以和为非，而卒成和。天之从违可见矣，其眷佑陛下十也。臣窃窥天意眷佑陛下深切著明之效不可诬如此，岂非以陛下明畏天之道，必能绍隆祖宗积累之基业乎？陛下勉勉，愈励畏天之实，以副天意，考其既往，验其将来，天之眷佑所成就于他日者，当如何哉！自古创业继世之主，膺天眷佑而能克修畏天之事，未有不愈隆益大而永命者。尧舜禹汤文武德同乎天，亦必谨畏天之道，载之典谟，形于雅颂，斑斑然也。夏少康以一廛一旅复禹之绩，太甲从伊尹之训，高宗用傅说之戒，皆能成中兴之业，畏天也。成康守文武之谟烈而大成，畏天也。宣王兴衰拨乱，复文武境土，功绩之美方见于《采芑》、《六月》之章，而《庭燎》之箴、《沔水》之规、《祈父》之刺继作矣，始畏天而终忽于畏天也。汉高帝崛起丰沛，自谓能用三杰得天下。天下未定，君臣相与逸乐，遽入于无为。既老昵爱，几成废适立庶之误。再世而有吕氏之患，天方祚汉，特假是以戒其后，遂有文、景之治，天命吉凶之报也。武帝始不知畏天，终能畏天，卒为七制明主。唐高祖不及汉高远矣，以太宗之明而好大喜功，勤兵于远，自违天戒，末年用人纳谏，大不及贞观时。留李绩辅高宗，终成武氏之祸，又甚于汉之诸吕，亦天所命吉凶之报也。明皇、宪宗始知畏天，终不能畏天，始则天相之，终则天败之，皆视其所为，不可欺也。圣朝太祖皇帝由揖逊得天下，固不可与汉唐同世而语。祖功宗德，继序兴隆，未易殚数。大抵人才以兢业恪公为用，风俗以敦实俭啬为本，兵以不用为武，刑以不刻为平，财以不歛为富，一言一为，立政立事，如天在傍，不敢慢忽。是以天心克相，和平安定，三代以来未有如此之盛且久者。熙宁大臣进「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听」之说，文恬武嬉，牙蘖恫怨，五十馀年，奇祸大作。而陛下适膺斯时，诞受天命，天意畀付，盖可见矣。臣闻既乱必有定，定乱必以治，治乱之本先系于生民之休戚，又系于人材之贤否，政事之得失，纪纲之废举，风俗之厚薄。陛下以天命之哲，天锡之智，岂不明此五者为治乱相易之本乎？圣意非脱略而不为也，前此所未暇也。今天下定矣，前此所未暇者，今可以有为矣，亦天之眷佑始终于陛下，将以成今日之治。臣愿陛下勉勉，愈励畏天之实，以副天意者，区区之忠在是而已。臣考秦灭六国而继周，有统而无德，不为天所佑，二世而为汉。汉亡，天下三分，统不在吴、蜀而在魏者，将以与晋也。晋得吴、蜀，合而为一，其后不能保其一。天使刘、石乱华，元帝渡江，虽南北分而统在晋。宋继晋，齐继宋，梁继齐，陈继梁，皆得统也。五朝而合于隋，隋受周禅本无统，得陈而有统，亦以无德不为天所佑，二世而为唐。唐亡，天下八分，虽朱梁、石晋皆可以得统者，将以兴我宋也。五代五十年而为我宋，太祖皇帝取吴、蜀、闽、越、南唐，以并天下，太宗皇帝取晋，遂混为一。靖康之变，至是又分，南北乃定。自秦合天下至汉末而三分，至晋而二分，其数五百年。自隋合天下至唐末而八分，至我宋而又分，其数亦五百年，天命可不畏哉？晋之分，南一姓而北十数姓，今日之分南一姓，而北亦不一姓。晋分而南北不定者又十数年，今一分遂定。而天命在陛下，天之责我者重，责彼者轻，望彼者略，望我者全。算计见效，考其既往，验其将来，天之眷佑所成就在陛下，决非浅浅者。臣揆此理甚明，愿陛下勉勉，愈励畏天之实，以副天意而已。臣不胜拳拳之诚，惟陛下裁赦，幸甚。

某谨斋沐裁书，效其庆贺感激、区区倾倒之诚，东望再拜，走一介献于枢密相公阁下。伏审光被畴咨，擢冠宥密，圣朝注意，身佩安危。方天下有事之时，隐然如一敌国，四方万里倚以为重，交口相贺，喜邦家之得贤。自非任重致远之资久孚于人望，解纷排难之略深契于事机，则帝眷民心，何以及此？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某比得行朝相知书，报枢密知院相公初秋对扬，力加论荐，遂忝赐环之命。始惊且疑，以为阁下以命世人杰，骤结明主，一二岁间躐居大位，方攘袂以图回天下，而天下之贤能系心属目，愿自托于下风者，不可胜数。登庸之始，荐贤报国为莫大之举，宜得异人焉。而某流落远外，行能无以逾众，且疏远之迹未尝一登龙门，岂所传之妄乎？报者狎至，方敢以为信，则激昂奋励之气勃勃乎发于胸中，而不知其齿之既衰，力之不逮，抵掌扼腕，恨未有以为知己死者。回顾其身，不啻如鸿毛之轻也，不知阁下何所闻而取之乎？夫公卿荐人，必求悉其雅素：大抵其乡曲也，其亲戚也，意气之相投也，父祖之有好也，科第之同时也，宦学之同处也，微贱之日蒙其慰荐之恩者也，穷厄之际得其周旋之力者也，否则，以姻旧之婉转也，权贵之请嘱也，于此数者而择人焉。不在是者，虽至宝横路，谁复取焉？昔崔祐甫当国，除吏八百，多其亲故，曰「非故何以知之」。及李吉甫为相，咨裴垍曰「十五年远裔，不知比日人物」，垍为疏三十馀人，吉甫荐之。尝谓崔祐甫当常衮之后，贤愚同滞之时，故人不以为非，要非天下之公道也，不如李吉甫。若吉甫所荐，必求亲故，则何以致元和得人之盛哉！伊尹之俊彦，必曰「旁求」，傅说之俊乂，必曰「旁招」，二子起于耕筑之处，安得亲故而用之？祐甫之言陋于是矣。夫亲故有私恩，舍之则必致其怨，贤能非旧识，荐之则或蒙其累，人将何择焉？自非胸襟器局有大过人，如伊尹、傅说，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孰肯旁搜广览，为非常之举哉？某不佞，何敢窃议盛德，尝试以其所闻而揆之行事。必也广大英特，慨然有志乎天下，故朝夕汲汲留意人伦，思得一世奇士，致之乎吾君，以共济艰难之业。入居政府，席未及煖，其尊主庇民之术有未及陈，而首以荐贤为急务。惟其急于荐贤也，故如某之不肖，亦不暇有所择焉。假之岁月，则天下英伟豪杰之士，有不出于阁下之门者乎？顾某非其人耳。语曰：「道不同，不相为谋」。故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道也。阁下以端方鲠谅之操，岌乎其难进，陆沈于下僚，逾六十而始遇，故每求士之羁穷郁滞困厄而不振者达之，冀万有一分得或类己者。某既愚且拙，介介自守，无以觊当世之偶，尝得幸于今庙堂诸公，颇蒙谅其平生，怜其穷以老而保持之。向者台谏诸贤，亦复过听，以其姓名应诏，故犹得玷使者之节，驱驰远部。不然，则放迹林泉，躬耕畎亩，一枯槁之田夫耳。抑阁下其亦以此而取之乎？夫君子之难进也，将以有为也，如阁下是也。如某辈亦自量其中无所可用，故甘退缩无用之地耳，阁下其何取焉？虽然，阁下不俟识面，举于稠人之中，重之以国士之知，某何敢以无所可用不少效其愚乎！伏惟阁下以命世人杰，骤结明主，躐居大位，圣朝注意，身佩安危，可谓盛矣。不识阁下以位为乐乎，将以时为忧也？如阁下平昔之所自负，必不以位为乐，其亦皇皇乎忧时而已。时所当忧者，得非外敌之凭陵乎？以某观之，外敌之凭陵非徒不足忧，乃宗庙之灵、社稷之福也。自古用兵固有彊弱，而胜负不系焉。以南视北，诚若不敌，然北败于南多矣。今为我敌者能彊于石虎乎，能贤于苻坚乎，能盛于魏太武乎？三人皆尝图南矣，大则以亡，小则以乱，而区区晋宋曾不为之折。国家地土绝长补短，犹方万里，带甲数十万，比之晋宋蔑有不及焉。矧主上圣德日新，仁孝天至，海内爱戴，无可乘之衅，固皇天之所眷祐，亦何畏于彼哉！议者狃于靖康、建炎之祸，以为终不可敌，则亦不察矣。彼君非昔日之君，将非昔日之将，谋臣非昔日之谋臣。昔其来也，乘吾久安而无备，一人杖箠，千百遁逃，入吾封疆不涉险阻，所舍者大厦，所享者膏粱，金帛子女之得不可以数计，而吾讫无一人敢与之抗，反为其役焉。此吾之所以不支而彼之所以独克也。今则不然，淮汉之郊荒凉万里，大川为之限，无粮食之可因，金帛子女可欲之物皆无有也，其亦何以使贪？而吾人知其可敌，亦不至望风而遁。诚使一日决战，胜负未可知，彼独能无惧哉？内无所贪而外无所惧，则与向来之势固不侔矣。或曰：「彼地广民众，兵彊而国富，数倍于我可也，若之何易之」？应之曰：善观天下者，不观其形而观其理。地广民众，兵彊而国富，用之以其道，不可当也；若以无道行之，则亦不足畏矣。兵法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彊？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论兵众邪，彼诚彊矣，而客主有劳逸，攻守有难易，亦足以相当也。论地利邪，吾东有重江之阻，西有连山之固，吾为得地矣。论天时邪，彼灾异数见，蝗旱相仍，吾为得天矣。将孰有能，则未知其孰贤。颇闻其国以淫侈相尚，握兵统众者日从事于声色货财之间，非复向来深谋善战之士也。至于主孰有道，则有不可同年而语矣。若夫行法令、明赏罚、练士卒，则在所以自治之如何。通好以来垂二十载，天下以兵为讳，将士日老，器械日钝，守禦日懈，财赋日消。吾谨守誓约，不敢为之所也，迟之数年，将何以为国？使彼而有谋，密以十万众分道疾驱，袭吾之不戒，岂不殆哉？彼其张皇声势，吾得徐为之谋，天也。曾一矢之未发，而其所以自困者，固已极矣。观其所为，如有狂疾，不度事势，无所不至，若尼玛哈诸人尚在，肯为尔邪？意者必有奸雄之臣，阴蓄异图，使结怨内外以自弊其国，因覆而取之耳。此慕容垂、姚苌之徒所以诛苻坚而卒灭之也。内相攻残，土崩瓦解之势，近在旦夕，不动则已，动则溃矣。我于其间得以自警，修边疆战守之备，以待敌之可乘，岂非宗庙之灵、社稷之福乎？阁下其何忧，亦思所以自治而已。孟子曰：「国家闲暇，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今国家之势，谓之闲暇可乎，于此不图，尚将何待？我诚图之，敌亦无以为辞，过是则不可为矣。仰惟庙堂之上，英贤毕集，以明佐圣，举无遗策。固已置彼敌于计中，合谋相辅，建万世之安，在此时也。某中原书生，老于烦使，官有常守，不敢出位而谋。凡此所陈，特天下之大势而已。若虑干机密，事可举行，未敢为阁下言也。近蒙误恩，擢贰九列，就总蜀计。方以祖讳引避待命，未报，无缘瞻望履舄，引领恩闳，不胜惓惓。冬寒，钧体何似？惟大君子顺时施宜，为天下自重，前膺进拜，以副圣天子责成求治、望太平于期月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用兵者必知彼己之强弱，然后可以定攻守之计。知我之可以战，而不知敌之不可与战，则在兵法为不知其所攻；知敌之可战，而不知我之不可以战，则在兵法为不知其所守。夫不知攻守之计者，小而用之一军，大而用之一国，又大而用之天下，未有不败者也。古之王者不幸而与外国相持，必审乎此，以为制禦之术。外国强而中国弱，则能下之；中国强而外国弱，则能服之；外国中国俱弱，则自守而已。盖外国之人尊尚勇力，便习骑射，生长于戎阵之间，然刚暴而不知退让，无亲爱以相固，无礼义以相维，故骤强而易衰。方其盛强，虽圣王在上，犹被其患，侵轶纵暴，其锋不可当。及其既衰，则内相攻残，而中国坐制其弊。此其势然也。譬犹勇悍之夫，疾呼奋臂以张其威怒，诚不可与之校。及其气衰力竭，疲惫而偃仆，则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呜呼！有国者能审乎此，则可与语中外强弱之形势矣。请因此以论古今之变。昔光武乘王莽之乱，中国疲弊，匈奴之寇岁岁不绝。其后饥疲并兴，自相分争，臧宫、马武之徒抚剑抵掌，志驰于伊吾之北。然是时北狄虽衰，汉亦新复，彊弱之势未有所分也，故光武以为北狄尚彊，传闻失实，不如姑息吾民。此其知彼己也审矣。至显宗时，承平既久，辟土益广，黎民岁增，而匈奴内侵，边城尽闭，于是纳耿秉之议，而诸将扬兵于漠北矣。然则耿秉诸将所以建功者，以汉于中兴之初，能固守其文德也。晋穆帝时，石季龙死，北方大乱，士民襁负而来归，议者以为中原指期可复。然是时石氏虽亡，晋亦不振，彊弱之势未有所分也，故蔡谟独谓所亲曰：「胡灭诚为大庆，然恐更为朝廷之忧」。此其知彼己也审矣。其后殷浩进据洛阳，桓温战于林渚，皆无功而反。然则殷浩、桓温所以致败者，以晋当中微之际，欲力争于武功也。夫汉晋之成败相去绝远，惟在乎知彼知己、审与不审之间。将欲制御敌国，可不察夫强弱之分哉！国家遭金人之乱，一纪于此矣。搢绅之儒介、胄之士，相与议论于朝野之间者，或谓前此用兵皆我自败而敌不足畏者有之，或谓金人之彊振古无比而我不可图者有之，二者胥失也。夫契丹与中国抗衡垂二百年，圣明之君、忠智之臣，朝谋夕虑，思有以屈之，迄不得志。西夏习战，数有武功，方其盛时，北抗契丹南寇中国，我师百万聚于陕西，而救死扶伤之不暇，亦桀黠之雄也。然而金人起东北，不二十年举契丹、臣西夏，遂悉从引弓之国，长驱于中原。国家败于河东，又败于京师，又败于陕西，又败于淮扬。岂特我之不能哉，盖亦其至彊也。观其行师治众之力，料敌制胜之谋，举无遗策，略不世出，加以器械之利，形势之便，兼中国之所长而有之。愚谓汉唐全盛之时，得韩、白不世之将，犹未能轻此敌也，况今日乎！虽然，以为不可图者，盖亦不察矣。尝料金人之众，本不当吾一大郡。以女真之师劫契丹而用之，以契丹之师劫燕人而用之，以至诸国之属从者，皆非心服，力劫之而已。而契丹、燕人怀其父兄骨肉之雠，怨之切骨，部族既异，人各有心，其势岂能久耶？加以耶律氏之族，往往当权用事，皆有兴复社稷之心。以为北南罢兵，则金人守胜而无事，英雄无所用武，故使穷兵黩武，以外敝其众，因乘风尘之变，庶几于得骋焉。盖其势有类苻坚者。坚之盛时，擒姚襄、破慕容炜，皆释其亲而用之。其征江南，王猛、苻融深以为谏，独姚苌、慕容垂劝成之。及淝水一败，垂、苌之徒果乘间飞扬，卒灭苻氏。金人之祸殆将类此。矧得中国玉帛子女以乱其志虑，上有惑志，下有争心，外无彊敌，内多功臣，士马疲于战斗，仇雠聚于心腹，不过数年，内变必起。我以全制其后，可以万全。此兵家所谓其彊易弱者也，何不可图之有哉！图之之术奈何？亦乘其变而已。知其未有变也，则法光武之言而固守文德，何虑于贻后日之患乎？知其有变也，则违蔡谟之论而力争武功，何疑于致朝廷之忧乎？虽然，方匈奴之分，固有变之可乘矣，而光武犹以为非时者，盖以中原初定，民力未任于征役也。方季龙之死，固有变之可乘矣，而蔡谟犹忧于致患者，盖以公卿之间，人才不足以办此也。诚能蓄养民力，搜选人才，以待敌人之变，则若窦宪之勒燕然可也，耿秉诸将之功，何足道哉！虽若刘裕之平关中可也，殷浩、桓温之败何足忧哉！而执事乃使承学之士，权轻重之势，度可否之时，酌其宜施于今者。顾愚不敏，何足以权大事乎？尝闻古之英雄之主欲求非常之功者，必有规模先定于中。若事之成否，则有非人力所能致者矣。勾践之报吴，是骄其敌而已；昭王之图齐，是俟其衅而已。骄敌而敌可骄，俟衅而衅可乘，天也。孙权称臣于魏，受其封爵，至欲乞身交州以保馀年，亦所以骄其敌也。刘备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天下有变则欲下宛洛以出秦川，亦所以俟其衅也。骄敌而不骄，俟衅而无衅，亦天也。传曰：「圣人非生时，时至而弗失」。使孙权、刘备而图句践、燕昭之功，则覆亡之不暇，尚何燕越而能保哉！愚愿国家修四君之术，以俟二国之变，规模一定，勿为浮议所摇。其济与否，视天之何如，吾不敢取必焉，可也，然执事之言曰「上天悔祸，北敌相残」。呜呼，天意固有在矣。

臣窃见自绍兴十年以后，节次归正中原之人或在军中，或散民间，此皆国家赤子，顷因南渡，遂成隔绝。今既来归，如子投父，固宜存抚，以系中原人心。唯是降人吾之仇雠，反覆难凭，天姿残忍，因败来降，盖非本意，逃死而已。强梗之性，不可以义理晓，不可以恩信结，弱则服，彊则叛，其来久矣。若必以谓将欲收而用之，则当置之于有用之地，有以要束之，兼于大众之中，使不得恣，压以势力，恐或可用。今散在州郡间，骄横凌民，无所不有，又多懒惰，不习军务，高官厚禄，无用而有害，岂宜置而不议？为今之计，当因其任满，悉添差上江屯驻中，分配队伍，毋令管事。其官高头首令充不釐务兵将官，庶几有以关防；其出入禁卫者，切乞圣慈远之。臣伏愿陛下鉴唐太宗之处突厥，几至狼狈，晋武帝之处氐羌，终致倾危，苻秦之信慕容垂，鲜卑猖獗，当时有识之士皆知其必然。臣愚虑实忧之，所以不避渎圣之诛，冒昧言之，臣不胜恐惧待罪。

窃见朝廷区处降人，未尽其宜，私心深忧。自北而来者，皆曰归明、归正。然我中原之人，偶因国家南渡，隔绝数十年，身虽陷于北敌，其心岂忘祖宗二百馀年仁厚之恩？又岂乐与非族同处？今既来归，固有可用之理。其间犹有不逞好乱之人，自疑南北之异，时于沿边作梗者，其人皆有人心，可以利害诱之、恩信结之也。如降人，我之仇雠，反覆无常，天姿残忍，弱则服，强则叛，不可以恩信结，不可以道理晓，其来久矣。故晋武帝时刘石杂居中国，不用郭钦、江统之言，不十二年浊乱中华。秦苻坚委信慕容垂，不用王猛之言，鲜卑猖獗。唐太宗受突厥之降，不用魏徵之言，几至狼狈。宣和间，契丹郭药师归朝，朝廷待之至厚，不逾年乃为金兵前驱，首来犯顺。此古今之明验也。今降人或布州郡，或掌事军中，或往来阙下，或宿卫禁庭，此臣所以深忧者也。臣年齿衰暮，疾病相仍，死亡无日矣，固未必见其为害。近见耶律卦里所为，触类而思之，恐为害于他日。伏望朝廷于閒暇之时，酌古验今，思患而豫防，不动声色，有以处之，措宗社于泰山之安，天下幸甚。若直待临事而虑，则无及矣。如臣愚言可采，乞赐敷纳，密切施行。

臣窃见近者金使来聘，且许交河南地界，还梓宫，归东朝、渊圣、皇族，议者杂然，益以为诈己，而见行人过索礼仪，又肆臆度之说。何众人之难晓，一至是乎！且夙夜以思，天之所以纯佑陛下，无过此举，深虑臆度之说少眩圣意，陛下惜一日之屈而堕其初心。臣闻夷狄乱华，无甚于晋。方十六国之长雄于中原，相共吞灭者皆夷狄耳。苻坚一举而败于合肥，李靖谓非谢玄之善，乃苻坚之不善，盖时为慕容垂所陷也。由是言之，纷纷者之论，谓养吾兵威，一举而足以灭敌者，亦不通乎古今之说也。孟子曰，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畏天者也。陛下以太王之心，行勾践之策，达孝于父母，致恭于兄弟，敦睦于九族，一举而悉如吾志，此天相陛下之明验也。臣闻兴师十万，则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此危道也。今日之议成，虽未可以去兵，而亦可以少休兵矣。夫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此今日四川之事，大可虑也。今日之议成，则兵之戍于外者可以移于近，兵之冗于食者可以汰而减，兴农桑而省馈饷，俾四方万里，举无科抑怵惕之劳，顾不可乎？今关市重敛，商贾不通，财货彫虚，钱宝空乏，公私扫地赤立之际也。今日之议成，费可渐积，商可渐通，钱可渐增，变惊扰之习为阜民，归迁徙之劳为永业，俾城郭郊野，举有还定之安，顾不可乎？是四事者，至易晓也，而纷纷之说，犹不喻焉，盖亦未之思耳。或者又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卑辞而益币者，进也。臣应之曰，陛下遣使以和请，敌以和应，非无约而请也。使人之来，徜徉境上，举止甚高，言辞颇倨，非卑辞也。敌以和应，出于实矣，在我所以自治而待之者何如耳。非谲奇无以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臣于此多有说焉。使获奉清闲之燕，以毕其说，非特臣之幸，实天下之幸！

九月某日，具位某，谨斋沐惶恐，百拜献书于某官钧座。夫所贵乎豪杰名世之士者，惟其能任天下之重也。任天下之重者，必能以其身当天下之患。卒然犯之而不慑，吾固有以待之者矣；无故惊之而不动，吾固有以察之者矣。夫然，故雍容庙堂，而精神之运可以折遐冲于万里之外，诚非凡庸之见所可俄而测度也。《易》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夫迅雷风烈，有可畏之威，而且出乎人之所不意，在常人之情鲜不为之变色，易操而由。君子处之，方且优游无事，其所立之方未尝辄易。何哉？彼诚知雷风之所自来，而识其势之所极，则虽历万变，而吾之所立常自若也。不有雷风，又何以见君子之常乎？苻坚拥百万之师长驱南伐，为晋计者亦急矣，谢安石乃于此时命驾登山，围棋赌胜，镇以和静夷易，若未尝闻者。本朝景德澶渊之役，戎骑大入，充斥河朔，先正寇莱公实建亲征之议。章圣皇帝每使人视相国何为，则曰酣寝中书，鼻息如雷。此两贤者，苟谓其漠然曾不以经济为意，则夷考其时，选将厉兵、秣马储粟，以为战守之备，无一不足者；而谓其诚有所图回注措，又未尝见其为之之迹焉。究其所以然者，德操而后能定，能定而后能应。临机制变之道，固如是也，不如是，世亦何贵乎豪杰哉！某愚不肖，昧于治道，窃观朝廷与北边讲信修睦，固结和好，以休兵息民，民之不识干戈战斗之事者，二十年于此。迩者道路传闻，若有变于畴昔。中外人情，以浅意料之，以私衷度之，初不能无疑信相半乎其间。独幸夫庙堂之上，深图远算，固已前定乎胸中，而视彼之从违去来，未尝不置之度外。故其不易方于所立者，如山岳之不可摇，而民情赖之以安，国体赖之以宁。是岂褊中狭量、轻愠易喜者所可涯涘哉！夫鸷鸟将击，必匿其形；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声。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其老弱羸畜者，是乃所以要利而欲战也。使彼诚有意于用兵，则其谋愈深，其迹愈匿，必将示我以无足畏之势矣。今则不然，兵之未动，而其所经营都邑、器械、川陆、道里、土功之役，凡道路之人举得而知言之。其然，岂其然乎？胡人之俗，安于窟穴，而以水草为生，射猎为娱。其转而居幽燕，固已出于不得已，而非其心之所乐矣。大梁，我中国之旧都也，彼何乐于是，而欲亟居之乎？使其果迁而居焉，亦岂彼之福也哉！赫连勃勃亟战有功，群臣劝其舍统万来居长安，勃勃曰：「我岂不知长安历世帝王之都，沃饶险固，然魏与我风俗略同，土壤邻接，自统万距魏界裁百馀里，我在长安，统万必危，若在统万，魏必不敢济河而西」。勃勃此言诚是也。都长安者虚名耳，而失统万之实利焉，则赫连夏必不为也。汴都之距幽燕已远矣，而幽燕距彼之窟穴又其甚远，彼曾不顾两河结集之党乘其前，诸蕃部落之强捣其后，乃舍实利而徇虚名，独无赫连勃勃之虑乎？刘元海、石勒、苻坚、慕容垂皆英武绝人，足以雄视朔漠，其所以经营中夏，不旋踵而覆亡辄及之者，惟其不自安于毡裘之俗，而侨寓于冠带之乡，如栖虎豹于江湖，束猿猱于圈槛，岂能一朝居耶！故凡近日传闻已甚之谈，疑似无实之迹，皆未必然也。然有一于此，天下有大信，惟中国礼义之乡为能守之，惟仁圣之君、忠厚之佐为能履而行之。春秋之时，秦、楚、齐、晋诸国日寻干戈，以相征讨，而会盟兴焉。始未尝不相要以信，而其口血未乾，渝盟以逞者众矣。何则？信固难守而难行也。君子能为可信，不能使人之必信。我之能信可必也，其安能使他人之心亦如己之心乎？娄敬为汉建和亲之议，以谓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冒顿在固为子婿，殁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司马温公论之曰：「骨肉之恩，尊卑之序，惟仁义之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顿哉！且冒顿视其父如禽兽而猎之，奚有于妇翁」？此其意盖谓冒顿禽兽之心，固难以信义望也。使彼诚能推信义于人，而必不肯残民于锋镝之下，则固不忍为鸣镝之事矣。彼则有大忍焉者，而吾顾以常不忍人之心望之，娄敬之术疏矣。今之南北通和盖二十年，久于和而不欲复战者，亦人情之常也。茍不欲复战，则其所赖于和者重。彼知吾之重于和，故每出其虚声，而示吾以欲战之意，非其果欲战也，将以坚吾和也。是以常执其机以要吾，而吾必黾勉以从之。如是而和，故信不可保，而其和难必也。欲和之可必，则宜无惮于战。以战而和，其机在我，然后操纵予夺，惟吾之所欲为。章圣澶渊之役，既与契丹约和之后，中国长无北顾之警者，用此道也。当契丹拥兵南来，其意固以中国为厌兵而惮于战斗也，曾不知吾中国所以为战守之备者有素矣。当是时，虽朝臣有献避狄巡幸之策者，而独毕文简公、寇莱公力赞章圣为亲征之举。虏人既不利于北平，又败于保州，又败于定州，知中国之有守备而无畏乎战也，于是情见势屈，而王继忠致书石普，始以虏人之意来求和。由是曹利用衔命出使，以议和好，而亲征之行初不为之少辍也。夫其始为亲征之计者，以虏之欲战也；彼其既请和而通使，则不战必矣，銮舆固可以毋动矣。章圣皇帝方且谓辅臣曰：「戎人虽有善意，国家以安民息战为念，固已许之，然亦宜为之备。朕已决成算，亲励全师。况狄人贪惏，不顾德义，若盟约之际别有邀求，当决于一战。可再督诸路将帅速会驾前」。仍命陈尧叟乘传赴澶渊北寨，密谕将帅整饬戎容，以便宜从事。由是大驾顺动，亲督六师，临幸澶渊，欢声沸腾，士气百倍。虏人再失酋帅，禠气夺魄，求哀请命，惟恐不免。至是而后，许之以和，故能使狼子野心审知战之为害，和之为利，乃可长久也。彼其人怀章圣之恩而不忍负，畏章圣之威而不敢犯，虽百年无战可也。由是知和则不战，战则不和，而无惮于战者，是乃所以为和也。今之欲使北边保其和而不失者，惟其以章圣澶渊之役为法，无惮于战而已矣。茍无惮于战，彼其万一不顾和好之重，而称兵以南来，则吾所以待之者，亦惟声其背盟之罪，而会师以北讨，有进而无退，此不易之至计也。《书》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将欲有事而无惮于战，必于无事之时先为可战之备以待之。战之所须者不一而足，士马也，器械也，城池也，赀粮也，刍茭也，舟楫也，俱不可以无备，而其要则以人材为先。两军相交，惟人材之裕然有馀者胜，而势之强弱、众之多寡不与存焉。谢安石挫苻坚于淝水，议者以为幸而胜，非也。坚之发长安，戎卒凡十馀万，骑二十七万，号称百万，旗鼓相望，水陆齐进，其势非不盛，而安石以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幼度为前锋都督，与谢琰、桓伊帅众共八万距之。虽众寡不敌，而较其人材之优劣，则幼度之徒固足以吞苻融、姚苌辈有馀矣。坚之登寿阳，望见晋兵部陈严整，顾谓融曰：「此亦劲敌，何谓弱也」？观此，则晋之人材可知已。是以虽有如林之旅，而其将士不竞，则见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而闻风声鹤唳，举以为王师至，又奚以兵多为哉！故养人材于无事之时，以待有事之用，不可不以为急先务也。凡天下之所谓人才者三：其一曰文章华丽，可以丹青帝典、藻饰王度者；其一曰持身严，操行确，所为周备谨密，初未尝有纤瑕微颣之可指者；又其一曰沈实通敏有用之才，可使谋帷幄、专方面，而能定难于犹豫之秋，应变于斯须之顷者。三者皆才之可贵者也，而有用之才为最难得。此其为才，以文采则未必过人，以细行则未能无缺，而沈实确然，有益于世。故为国家者，养才于閒暇之时，以待仓卒之用，必多得若人而后可。由前二者之才，其文非不工也，其行非不谨也，以之当平居暇日，羽仪朝廷可矣，一旦乘之以缓急，往往如贾谊所谓见利则逝，见便则夺，茍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非所与共患难者也。庞士元曰：「儒生文士岂识时变，识时变者在乎俊杰」。然则考其可与共患难者，亦在多得夫识时变之俊杰，讵可以专仗乎儒生文士哉！今之人材，弹冠应聘而至，星列棋布乎职位之间，可谓甚盛矣。然由前二者之才则多，而由后之所谓实用之才则或者犹患其寡。夫有用之才必待用而后见，今其未用之于临机制变之地也，何从而知其为寡乎？盖以近十馀年来，凡任职乎百官有司者，其畏谨退缩常有馀，而肯为朝廷慨然任事者寡也。事无难易，惟在乎任之而已。平居而肯任事，是乃有事之日所以能任患也。边鄙不耸，上恬下嬉，惟是簿书期会之间，循绳墨、守规矩之不暇。茍有一利之可兴，一害之可除，虽心知其然，而嗫嚅趑趄，畏首畏尾，远嫌者不肯议，避谤者不敢为。如是而冀其任患，未易得也。用人之道犹张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文章行艺之士不乏于此时，訚訚秋秋，如是足矣。惟是实用之才、智谋之士，可以备烦使而膺剧任者，要在于求之不病其广，得之不厌其多。所得之无穷，则其应天下之变亦且无穷矣。章圣澶渊之役，其一时人才所赖以制敌者，以其文章言之则未必工，以其细行言之则未能无缺，所以能挫强敌而夺之气者，一皆可用之实才尔。故其扈驾则王超、李继迁、高琼，其守禦则魏能、石普、张凝、田敏、王玙、贾宗、李延渥，其漕运则张齐贤、丁谓、董龟正、李亚荀，其约和则曹利用，此其大略也。若其他姓名见于国史者甚众。凡此人材，非其至于有警而后求，临战而后得也，其养之有素，则纵横颠倒，惟吾所用尔。盖天下之才随叩而鸣，随唱而应，未有吾以是求而彼不以是至者，特患不知养之于无事之日，而欲用之于有事之时，则仓皇四顾，莫知所为，果能定大业而立大勋乎？譬犹养木者必有以灌之溉之，则可以冀其为栋梁之用；养马者必有以刍之秣之，则可以冀其为致远之用。彼其号为实用之才、智谋之士，亦必翘然有以自异于人，而不甘与凡下者伍也。如能养之于閒暇，则为机益深，为力益锐，为志益广，出而任国家之事，宜其绰绰然有馀裕矣。不养而求其用，是何异不灌不溉而欲木之支大厦，不刍不秣而欲马之致千里，胡可得哉！伏惟秉钧之下，以章圣之既效者创为一定之规模，主张而力行之，则吾国益强，吾政益举，内治已立，何外攘之足虑哉？区区管蠡之见，幸赐钧念，某下情𢥠惕之至。

臣闻天意之不祐夷狄，甚昭然也。苻坚养兵于秦中者几三十年，一旦驱之南下，欲以并吞吴会；岁星所在，辄冒而攻之，虽苻融、石越争以「晋室无衅，天命未改」为言，而坚哆然莫之恤。贼虽无强天厚地之势，何其毒之至此，以起金行之绪于江东乎！观其百万之师，直压吴境，顾谓大江之流投鞭可断，而谢玄、牢之才可以铁骑蹂杀之，志则夸矣。然淝水之北岸，兵始一交，而苻融之首已即就擒，继而苻坚挟伤亏之翼以潜遁；而全师溃散，相与枕籍于淝水之中，吴江之流不断，而淝水之流则断。当此之时，八公山上，一草一木皆为人形，而淮、淝以北，风声鹤唳，皆晋师喧呼驱逐之声也。淝上之捷，庸可以归之谢玄等辈之英锐，而草木风声之异，亦岂玄等所能为哉？观此，则知苻融之一麾，朱序之一喝，皆造物阴有以启之。天之祚晋而不祐夷狄，盖如是其昭然也，晋之君臣所以敕天之命而驱除夷狄者当如何邪？且坚之遁自淮、淝也，归未及关而慕容垂叛之，既及关而慕容冲叛之，一时英雄迭起，而为肘腋之祸。天之所以厌坚父子，不但淮、淝之一败也。晋之君臣，尝试睥睨一世，此乾坤何等时邪？挽吴江之水以洗关河嵩洛之腥秽，其不在兹时乎？谢安乘此之衅，出广陵以指授，而谢玄受安之命，进彭城以经略，于是分遣诸将，以收复旧封。涡、颍既定，而三魏复降，东至于鄄城、广固，北至于碻磝、滑台，王师所至，旋即破灭、兹又可以卜天心之喜也。然晋师之所经行，类皆苻氏之所不守者，而坚在关中则不进讨，丕在邺中则不力攻。方丕之与慕容垂相抗也，丕军粮竭，进退路穷，而慕容垂亦以岁饥众溃，退保中山；坚之与慕容冲相持也，关中大饥，坐而受窘；而冲亦以锐锋屡挫，智力欲惫。此两虎皆毙，而一刺可以两得之时也。使安于此命谢玄起彭城之军，而率刘牢之、刘龚等，因黎阳之胜，以捣邺中；命朱序起洛阳之军，而率桓、石、虔、滕、恬之等，入涵、潼之关，以攻陕右，则一举而关之西、河之北，悉皆归晋之版图，而奉晋之正朔矣。奈何徘徊于兖、豫之间，竟不能过关踰邺，以图混一，而乃今日运米于枋头以济苻丕之饥，明日率军于关陕以为苻坚之助。夫淝水之师，百万并进，此其志欲何为？幸而天败，粮尽力屈，不奋力以剿除之，而尚可为之助也邪？盛德之事，固不应于请讲也。而谢安父子乃举国之大雠以付相忘之域，致使西羌、鲜卑之种反徐起而攻之。南渡之旗未卷，而鲜卑之祀已复；项城之垒犹在，而西羌之业已成。晋兵彷徨久之，竟无以措其手足，而甘自引归，淮、滁、寿阳之镇各还其本来面目，而无所增损。则是淮淝之战，端为西羌、鲜卑驱除乌雀也。自今观之，其一破百万，非所以为晋人贺，而乃所以为鲜卑、西羌之贺，不亦深可怜哉！说者以为是役之无成，乃会稽道子奸谄擅权，而不恤国事，故托之征役既久，以召王师之归，而不知量宜旋旆，解甲息徒，则亦安之本志也。观安之受命出征，而东山之志始末不渝，往往形之言色。此岂锐于驱除，而身胆碎裂，无所顾惜之人哉？大抵安之出相江左，镇静之谋多，而经画之谋不多；抚绥之功胜，而征伐之功不胜。观谢玄之请问筹略而安了无所言，桓冲之请益兵卒，而安一无所授，徒欲外示閒暇，以侥幸大敌之不我攻而已，非以为灭敌之计也。故淮淝之役，虽天启兴运，贼徒清散，而安乃彷徨中原，坐观鲜卑、西羌之成败，竟以无攻失律而班师。曾谓谢安之复晋，乃不如慕容垂之复燕也欤！观垂之在秦，以失国之雠，噬脐悔恨，求欲以奇祸中之而未能也，一旦苻坚起南伐之志，举国以为不可，而垂力赞其行，盖欲伺坚之败而乘其衅也。及淝水之战，百万之师悉皆溃散，而垂一军独全，盖欲幸坚之来而徐图之也。唐太宗谓坚之入垂军为中垂之计，先定于中者如此，岂意安之于晋当未战之初，曾无先定之规，而既战之后，了无善后之计也。欲充类尽义而言之，则谢安之清谈废物，即王衍之流。使衍不败，当作谢安，而安之成败未白，差胜王衍一二而已。

古之兴王其所以委寄责成而任天下之托者，一人而已，故举天下之重任而付之。方其用之也，聪明之鉴已洞然照其肝膈之间，早知其文足以化成天下，武足以威震八荒，由是任之而不疑，信之而不惑。以为内外不专统，则不可以责其大功，故专之以内外之寄；以谓军国不参总，则不可以制服天下，故专之以军国之权而责之以措置天下之务。故有假黄钺而督内外诸军者矣，有任宰相而为天下元帅者矣。而当时之英才有受其责者，必曰吾君付我以重任，待我以赤心，必当取天下以付之于吾君，然后可以偿其责。于是内则淬砺有官，抚摩人民，修整法度，以兴衰拨乱；外则鹰扬虎视，运筹决策，练兵蒐乘，以混一区宇。凶顽肆蛇豕之虐，吾则提横行之卒以征之；盗贼逞蝮蝎之毒，吾则兴问罪之师以讨之。及内外已治矣，凶顽盗贼已平矣，四方亦晏然无事矣，然后人主享天下之富而已。有取天下之功，顾不伟哉！向非人君付大臣以重任，而人臣有取天下之英才，畴若是耶？呜呼，唐虞三代以来，圣贤相遇，未有不由此也。降及后世，鬼蜮青蝇之人进，而天下无重任矣；三光五岳之气散，而天下无英才矣；文武泒为二道，而宰相元帅之职异矣。是故天下或有英才而无重任，或有重任而无英才，此大功所以不立，而大治所以不成也。何则？方时多故，天下板荡，荜门圭窦之中，筑岩钓渭之叟，抱经世之策，韬康国之略，思欲整顿乾坤与华夏，鼎新革故者，人主举而用之。然而国家之重权不在于己也，阃闑之内外不任于己也，中外不得兼统，军国不得参预，谗人鼓交乱之喙，则异其任，又明日而罢其权矣。欲望恢复，岂可得哉？此则有英才而无重任。方时未宁，人主于此捐千里之地，举百万之师，高爵厚禄，鱼符金印，猎天下之英才伟望，拔一人而用之。然而边庭有鼠窃之寇，河洛有饮马之盗，而四方入于颓败委靡而不可救者，何也？所用无经国之才，乏济时之略，徒务谨守封疆，不能混一区宇，望其一统，实未可也。此则有重任而无英才。是二者其体虽殊，言其致败则一耳。且唐自明皇以来，藩镇跋扈，悍将横行，流血染潼关，腥膻污伊洛。当是时，忠义贯日月，声名惮戎敌者，郭令公一人焉。茍付之以重任，则天下之难不难平矣。奈何肃宗听鱼朝恩之谗间，不过任子仪为朔方节度副元帅而已矣。奸臣掣肘，卒无显功，遂使怀恩骚动于两河，三叛分王于幽冀，可不惜哉！降及宪宗，削平淮右，孽芽未除，祸根已结，克融庭凑崛起，匹夫倡戈魏博，三晋瓦解。方此时，勋誉德业为朝廷重轻者，裴晋公一人焉。付以重任，则河朔之盗不足平矣。奈何穆宗惑小人之妒忌，不过擢为东都留守而已矣。逢吉沮挠，卒以无成，遂使强藩有问鼎之心，唐祚有缀旒之势，可胜惜哉！是二人皆英才而无重任焉。若夫典午渡江，一马化龙，元帝任王导，简文信谢安，而江淮巩固。然以君子公恕之心待之，则当时如二人者罕焉。以《春秋》责备之法论之，则王、谢二子终不踰淮而北，殆有重任而无英才，与夫子仪、中立异矣。幸承师问，请毕其说。且晋鼎中倾，金华韬德，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禦。李展、石冰乱荆、扬，元海、王弥溃青、冀。扰天下如驱群羊，举二郡如拾遗芥。驯至于宫阙榛荒，元帝匹马渡江。下迨简文，天下未定，而王、谢为之佐焉。夫正统未一，实在士大夫为之匡救，以混齐区宇。茍任重而无重功者，何赖焉？此王、谢所以不逃后世之议也。且元帝过淮，尝思兴复，一心任导，初加以都督中外，又封以始兴之地，参总内外，其任可谓重矣。导于此时常怀匪石之心，必剪吞沙之寇，设学校于鼎沸之中，立章程于栉风之际，忠诚贯日，壮志凌云。以君子忠恕之心待之，则导有取焉。然而当元帝时，越石挫鲸鲵之锐，士稚复九州之半，太真宣王室之力，士行拥三州之众，蛮奴之兵屡战屡北，中原之乱几于冰泮。石勒屯江西之卒，粮匮兵亡；刘聪以王弥之疑，猜生间起。方是时也，挂旆天山，封泥函谷，北卷三晋，西吞秦雍，易若折枝。导不知出此，终其身而大功无成。以《春秋》之法责之，则导有重任而无英才焉。下及简文，方丁艰难，委心安石，既任以六州之事，又加以征讨都督，参总内外，其任亦重矣。安于此时起为苍生，不从九锡，衄苻坚百万之众，折温氏九五之心。以君子忠恕之心待之，则安有取焉。然而当简文时，元冲之夙夜王家，谢玄之善断军事，而淝水兵败之后，慕容垂挫于中山，拓跋圭沮于定襄，姚苌鼠畏于长安，吕光鱼骇于姑臧。方是时，东取青齐，南定梁汉，迁宝鼎于郏鄏，返紫宸于瀍涧，不啻反掌。安不知出此，终不能过江而北定中夏，以《春秋》之法责之，则安有重任而无英才焉。吁，取天下者，必有英才然后可以兼内外之任，而剪四方之乱。茍反是，则乌能成功耶？王、谢二子未能洗刷中原者，岂二君不能委任耶？岂重任不在于己耶？岂寇敌不可平耶？岂事势有不可为耶？非也，无英才之过也。二子者使当治平时，端坐庙堂，雍容议论则可矣。丁时纷乱，岂胜重任乎？其为政事可知矣。若较优劣，则王优于谢，何则？王敦内侮，凭天邑而狼顾；苏峻连兵，指宸居而隼击。内难外患，张如猬毛，是不可为之时也。而导以草昧之馀，制礼乐，正法度，而晋以安。而安石时，内无奸人，强氐自泯，于时西踰剑岫而跨灵山，北振长河而临青洛，荆吴战旅，啸叱成云，而六师屡捷，是可混一之时也。安反乃豪饮淫宴，荡志悦目，故胜敌而兵愈弱，得地而民益贫。夫晋所以任安者亦重，晋不负安而安负晋多矣，则导优于安亦明矣。且《春秋》责备贤者，于齐小白召陵之盟，书曰师；于晋重耳城濮之战，遽书爵，其进之亦至。然文与之，实不与者，为其不以征伐会盟之功归之天子。王、谢终不兴复，殆类是焉。其才虽有优劣，以《春秋》之法断之，其罪一也。恭惟国家寇敌干纪，华盖南巡，驻跸吴会，馀氛未扫，播越海滨，固不异晋东迁之乱。上天悔祸，殄灭之秋，而圣天子委任大臣，设为都督，兼统中外，文武之职不分为二，将帅之任合而为一，委以天下之大，则其任可谓重矣。圣天子既专其重任，而将帅大臣又皆天下之英才，所为之政，所行之事，浸泽区宇，震惊中外。天下复平之诗，将再歌于今日矣。下视东晋王、谢，如登太山而望丘垤也。

古者夷狄之患在手足，今者夷狄之患在腹心；古者夷狄之患为疥癣，今者夷狄之患为痈疽。古之夷狄，寻干戈，事战斗，小入则掠，大入则侵，远则扰边陲，近则陷郡县。吾中国于是命将帅以讨之，屯兵以拒之，不得已则捐子女玉帛以赂之。彼不畏威而遁，则将怀德而和。虽猃狁之于周，匈奴之于汉，突厥、吐蕃之于唐，最称雄强西北者，然其为患于中原，不过如是而止耳。今之夷狄则不然。狙诈桀黠，百倍前古；战胜攻取，莫敢谁何。既覆没两河，播迁二帝，而狼贪虎噬，恬不知我，戎马骎骎，直犯江浙，长驱远涉，绵亘万里。呜呼！自开辟以来，夷狄之患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历考汉唐之世，名卿才大夫遭时艰虞，慷慨发愤，陈禦戎之策者，亡虑十数家。商榷评议，各售所长。知屯戍之劳者，以徙民实边为便；明耕战之术者，以屯田积谷为利。或以塞防为不可罢，或以虏地为难深入，或以招降为先，或以自保为务。达军戎之利病者，以险阻为可守；计赀粮之匮乏者，以河渠为可复。有以五败为言者，有以六失为言者。有言兵守不敌难以成功者，有言兵宜土著乃守者。此晁错、赵充国、侯应、严尤、梁商、蔡邕、刘贶、杜佑、杜牧、陆贽、郭子仪、孙樵诸公长谋远虑，力纾国难，而收功效于当时。然今日视之，略无足用，是何耶？盖以金人盛强，为祸滋大，非异时夷狄之比故也。愚亦不能为今日禦戎之策，而能为今日平戎之计。非为平戎易于禦戎也，事势有如此者耳。独不见夫捕虎者乎？虎之为物，猛厉而趫捷。方其磨牙摇吻、咆哮跳跃而前，虽使贲育与之角，恐其所不免。及其投机阱、置网罟以误之，使彼陷没而不得出，则虽三尺童子，能制其命。此愚平戎之计也。请先论大概，而后陈之。自古好战之士，不有篡弑之祸，则有叛逆之变。是二者，势之必然也。何则？兵用而不戢，则将帅擅权于上，而起跋扈之心，士卒服劳于下，而怀怨怒之志。将帅跋扈而篡弑之祸作矣，士卒怨怒而叛逆之变生矣。近者数年，远者十数年，祸变之来无所逃也。昔苻坚虎视中原，仗其雄武，吞强燕，举西河，兼邑蜀，跨汉沔，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亦可少休矣。而穷兵不已，欲逞志于晋室，淮淝之战，一败不振，向之俘囚降虏，皆起而为勍敌。慕容垂、姚苌之徒，乘弊争奋，以蹙其国，至于身死人手，子孙殄灭。《传》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其坚之谓欤。厥今金人如何哉？强阋震扑，凌悖四海，连年入寇，杀人以逞，鱼肉生灵钜亿万计，天道恶盈，必至颠覆。顾彼变祸之衅有二，中国特未知乘其衅以破之耳。且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故盛名之下，莫难于久居。今粘罕之徒，以桀黠之资，处僭逼之地，拥众数万，军声赫奕，专权跋扈，威振其上。必疑其臣，臣必疑其君，君臣相疑，鲜不为乱。汉以五单于争立而破匈奴，唐以突利内附而平突厥。邻国有隙，然后加兵，百胜之术也。为今计者，莫若用吾阴谋，以激其乱。率高丽、西夏诸国，卑辞厚币推尊粘罕，盛陈夷夏畏服、天命有归之意，以从其篡弑之事。虽未能使其必然，而虏主闻之，亦已猜忌矣，虏众闻之，亦已荧惑矣。犬羊之群自相攻击，则其国可丘墟矣。昔信陵为魏将，常率五国兵追破秦军于函谷，威振天下。秦王乃行万金于魏，求晋鄙客，令毁于王曰：「公子亡在外十九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南面而自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又数使人间，伪贺得立为王矣。于是魏军使人代将，而夺其兵。今欲用此术以菹醢粘罕可乎？庶几其或可也。忠臣义士，古有破家为国、杀身成仁而不避难者。豫让感智伯国士之遇，漆身为癞，吞炭成哑，欲刺襄子，以报王雠。事虽不就，身死而志不夺。张良以五世相韩，倾家财，结死士，击始皇于博浪沙中，欲为复雠，卒辅高帝，灭秦社稷。此皆慷慨磊落之人，激于忠义，奋不顾身，轻用七尺之躯，欲报刻骨之怨，而有国者所当招徕，以备非常者也。金人自入寇以来，贼人父兄，掠人子女多矣。又且劫夺两宫，远征沙漠，吾人怨之，深入骨髓。其间岂无抱忠秉义、志雪国耻如豫让、张良者，而金人恬然未之知也。虏部之中，戎庭之内，华夷错杂群处，略无彼我之间，因权制敌，最为良策。朝廷莫若复汉武奋击匈奴之科，以募天下死义之士，激以忠孝，结以至诚，厚其族属，优其田里，临轩泣涕而遣之。勿使之出奔，俾自为图，每豫吾事，窥伺虏将之不戒，窃发于坐，刺而杀之一人，而百万之众可俘馘矣。虽然，古者破人之国，有以力取之者，有以计取之者。吾将良兵精，土地广，财用足，有万举万全之势，则术不必奇，谋不必诈，传檄鼓行，坐收其毙可矣。傥惟将非其良，兵非其精，土地非广，财用非足，而敌人强盛，力不能支，则投间乘隙、以计取胜，所不可缓也。方今中国与金人盛衰之形，强弱之势，不待较而知矣。用前二者之谋以为平戎之计，诚今日之急务欤。

问：根本之地，用兵者之所谨。高祖争关东，而关中付之萧何；光武起河北，而河内付之寇恂。自古知兵者莫急于根本之地，而谋人之国者亦务攻其本根。袁绍不能用田丰之言以取许，唐太宗不能用李靖之策以取平壤，君子皆有遗恨。然高祖用之于彭城，寻以败归；慕容垂用之于魏圭，魏亦小挫而复振。王檀、刘鄩不能得之于晋阳，庄宗乃一举而入梁。檀之与鄩不足以望庄宗固也，而庄宗乃过燕王、汉祖者耶？成否果系乎才欤，抑其事固有幸不幸欤？诸君学兵者，此最兵家之急务，愿索言之。

韩文自校本盛行，世无全书。欧公谓韩文印本初未必误，多为校雠者妄改。仆尝得祥符中所刊杭本四十卷，其时犹未有《外集》，今诸集之所谓旧本者此也。既而得蜀人苏溥所校刘、柳、欧、尹四家本，此本嘉祐中尝刊于蜀，故传于世。继又得李左丞汉老、谢参政任伯所校秘阁本。李本之校阁本最为详密，字之误者皆标同异于其上，故可得以为据。大抵以公文石本之存者校之阁本，常得十九，杭本得十七，而蜀本得十五六焉。今只以三本为定。其诗十卷则校之唐令狐氏本，碑志祭文则以南唐保大本兼订焉。其赵德父录《文苑英华》、姚宝臣《文粹》字之与旧本合者，亦以参校。诸本所不宜而理犹未通者，然后取之校本焉。韩文旧本皆无「一作」，蜀本间有一二，亦只附见篇末，今皆一遵旧本而别出。此书字之当刊正者，以白字识之，当删削者以圈毁之，当增者位而入之，当乙者乙而倒之，字须两存而或当旁见者则姑注于其下，不复标出，阁与杭、蜀皆同，则合三本而言之，同异不齐，则志其长者。其他如古本「汝」多作「女」、「互」多作「牙」「、预」作「与」、「傲」作「敖「、」丛」作「丛」、「缺」作「𡙇」「、二十」「三十」之为「廿」「𠦃」，此类非一，亦不敢尽从刊改。今之监本已非旧集，然校之潮、袁诸本，犹为近古。如《送牛堪序》，阁本杭本皆系于十九卷之末，惟此本尚然，今用以为正，而录诸本异同于其下，此本已正者，亦不复尽出，庶几后学犹得以考韩氏之旧也。

臣闻圣人有容天下之量，有爱天下之诚，而又有制天下之法。夫如是以上下相安，彼己相信，而无疑忌伤裂之意。然而昔之为君，以能容之量，能爱之诚，尽心竭力以和其民。虽有天下之大恶大奸，莫不绥而怀之，无纤毫之负以招怨于天下。而人乃至于桀暴贪悍以泄其慢侮之毒，使君之量有所不能容，而诚有所不能爱，此岂终不可治哉？盖其制天下之法者有所未善，而量之与诚有不能以独立也。夫法者，将使天下有畏心；畏心存，则量之与诚在圣人为可全。今若法不足以辅之，则大恶大奸将纵横蹇骜而不已。当是时，量之所容，而诚之所爱者，有不及用，而吾所未尝疑者，乃至于乱天下矣。昔者圣人之待夷狄，盖不过此。凡乱华猾夏之俗，莫不攘斥摈逐而宾之。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隶于朝著者，皆得出入以观礼。惟夫夷蛮戎狄之君，立于四门之外，使不与备物盛礼之观。夫周公当朝觐之时，而夷狄之人亦得出处于上国者，盖所以示圣人有容天下之量，爱天下之诚；而其立之四门，不得列于百执事者，又所以见圣人有制天下之法。此成周之世，四夷左衽罔不咸赖而来王者，未必不由于此。而后世之君，其初皆有意于容而爱之，惟其制天下之法者有不足，是以必至于变乱而后已。不知夫虎豹终日而不杀，则跳踉大叫，以发其怒；蝮蝎终日而不螫，则噬齧草木，以致其毒。而汉之孝宣乃因呼韩邪之降，使之依阻塞下。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复建南廷以安纳之。至于魏武，亦徙武都之氐，以实关辅。皆使之周旋于中国，而出入于内地。迄于晋室之兴，则中原半为夷居矣。一旦五胡之乱，东割西据，几二百年。此其为患，实兆于孝宣，渐于世祖，而盛于魏武。是岂容而爱之者为不然哉？特以制之者法有未至，故一变而不可救药。然而古之夷狄，又非今日之所可况，盖世愈久而诈愈深。使孝宣以待呼韩邪者而施之今，固有不待更三姓而后发，当有朝顺而夕叛者，则亦甚可畏也。国家自辛巳之冬，兴师以诛虏，迄今则已四载。其间狄人之来降者，时时有之。虽其诚伪之未必然，迟速之不可信，要以爱我之道来者，固不宜绝而使之去。夫既有以受之，必有以制之，庶足为悠久之计。而今之将帅，类悦于一时之向服，而不思所以警备者。臣恐养虎遗患，而非朝廷异日之福也。盖尝观之，此曹本无向我之心，徒以力屈势穷，迫于生死之故，故不得已而请命。况其弃主归我者，未必出于逆伺中国，又岂马援之告光武者哉？近者道路之人，皆谓降虏为今日大患者有二：当多费之时，而有无穷之用；于多故之日，而为养敌之举。今江之南北，淮之东西，皆此辈安养之地。多者百馀，而少者数十。一家之食，月粮数斛，则家以千数者，则日有千斛矣。夫外馈三军之粮，而内给降虏之粟，虽以九年之储，恐必有倾囷倒廪之患。而况未必若此也，不知执事者其何以充之。两淮之与虏鄙，不啻左右手之应，间谍之往来，足以得故主之号令。而耳目之所熟，又足以潜伺中国之所为。迟之岁月，必将反其锋以向，彼有未可以卒制者。陛下有容天下之量，爱天下之诚，不以华戎为彼己之间，然其制之之法要不可以不讲。臣愚以为宜析党以破虏奸，分戎以宽吾用。命有司藉为定数，于闽广之路，视郡邑之大小而离居之。彼必不肯于数千里之外，以自取夷灭之祸，则庶乎虏奸之可破。有某人之家，则某郡邑时以给之，官与之直，使得自谋其利。阅时既久，郡邑可以勿给，则庶乎吾用之少宽。是二者皆所以为制之之法，陛下苟忽而不图，将以为利，适以为害，后虽势压而力服之，亦已惫矣。今庸人之论，必曰：「是无益也。不若以其贱者而使之耕，以其上者而畀之禄」。而臣窃谓耕而不堪其劳，是趣其变，既变而又杀之，则将为武安君之坑赵；禄之而浸不已，是与之权，权则可以有为，则将为慕容垂之归秦矣。惟夫当长江大河，郁结盘屈之时，有以杀其流而导其势者，是臣之所以策也。

问：自古进言之臣，竭诚毕议，莫不欲其言之行也；求言之君，广览兼听，莫不愿其言之可行也。如汉之贾谊，号通达国体者，其上疏陈政事，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凡九条，史略其三。前人谓古之伊、管未能远过，盖其言固可行也。唐之姚崇知明皇锐意于治，欲命之相，乃设为目，要说天子者凡十事，至曰「陛下度不能行，臣敢辞」，而其言固亦可行者也。然史之言谊也，则曰：「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言崇也，则曰：「旧史所传，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矣」。今以二臣之所言，参二帝之所行，于一代中可考者多矣。愿悉举以告，可乎？于谊言「略施行」，岂当时偶行之之略耶？抑其果不可尽行耶？于崇言「皆已施行，不诬」，岂行之者尽而无遗耶？抑真不可遗耶？又岂崇之说尤中时病，实有优于谊耶？抑岂谊自信直道，而崇要君或有术耶？夫行于古而有验，亦必可施于今，试于榷略二子之际，摭其在今可行者果何事乎？有司承诏策馆阁之彦于斯，其易知矣，愿敷陈之，以闻于上。

对：愚闻人臣之进言，正犹医者之用药。医于未病之前，易于取效，而常患于不听；医于已危之后，易于见信，而常患于不及。有人焉，言语饮食、起居动作无以异于平时，善医者察其形色，案其脉理，而告之曰「子有膏肓之疾」，人必唾骂，以为不祥，虽扁鹊、仓公之术，亦无所施。及一旦疾作，遑遽穷迫，无医不求，靡药不试，以侥倖于或中。虽一妄男子授以不验之方，投以无名之剂，且喜且谢，以为得之之晚。夫事未然而言，虽有识之士亦必踌躇；已然而言，虽无知之人莫不惩创。非言有浅深，事有验否，势使之然也。盖天下安閒无事之时，不有近忧，必有远虑。人之常情，畏近而忽远。畏之则急于改焉，惟恐其不逮；忽之则乐于因循，不足以有为。是故覆车在前，来者必戒；猛虎在后，智者不忧。人之所忽，大言以惧之，彼且不信，故其听之也为甚难；人之所畏，乘间以投之，彼必易动，故其听之也为甚易。齐桓之于管仲，苻坚之于王猛，君臣相得之欢不啻鱼水，及其将死垂别，握手丁宁，不遑他事。仲以为竖刁、开方、易牙不可亲，猛以为慕容垂、姚苌宜渐除之。夫竖刁、开方、易牙刑徒耳，慕容垂、姚苌降臣耳，似不足为齐、秦大患，而二臣首以为言。君不之听，终以三人专权，五公子争立，而齐乱；垂、苌继叛，苻坚囚死，而秦亡。夫二臣者先见远虑，察祸变于将来。未然而言，宜其二君忽而不信也。代宗之于程元振，德宗之于卢杞，其信任之笃，可谓胶漆。及其吐蕃寇武功，李光弼等忌元振，而调兵不至。代宗用小臣之言，不终朝而元振窜。朱泚围奉天，李怀光愤卢杞而顿兵不进。德宗听群臣之谏，不旋踵而卢杞贬。夫代宗之庸懦，德宗之刚愎，非乐于从谏者。时方艰难，势甚危迫，已然而言，宜其二君畏之，而不敢不听也。自古人臣所遇之主、所遭之时或有不同，故其言有听否，行有详略，不可一概而论也。汉文帝承高、惠之后，天下尚安，洛阳少年上书言事，痛哭流涕。当是时，匈奴尝侵边矣，固未若平城之危；诸侯盖踰制矣，固未有七国之变。而生以为寝积薪之上，而火其下，惴然常若有不测之忧，近在朝夕，此固帝之所难信也。又况帝以宽仁之资，务在涵养斯民，稽古礼文之事且有所不遑，生欲制匈奴之命，分诸侯之地，此又帝之所难行也。夫生之所陈者九，史遗其三，而帝所行者四耳。生欲尚礼义，而帝以德化民；生欲厚风俗，而帝以敦朴示天下；生欲教太子，而帝训太子以恭俭；生欲敬大臣，而帝养臣下以礼节。生力言之，帝躬行之，史臣所谓「略施行」者此也。唐明皇惩武后、中宗之乱，思欲痛革之，广成猎师乘时投合，乃先设事，以坚帝意。当是时，狱吏深文，边臣倖功，阉人与政事，戚属任台省，亵狎大臣，摧沮谏者，以至贡献无度，营造无节，壬佞冒宪而不诛，后家擅权而不抑，此数者帝之所亲见也。而况帝以英敏之资，锐于图治，扫除积习之弊，兴起太平之功，此又帝之所乐行也。夫崇之所陈者十事，而帝皆行之。帝鉴女祸，远后族，放周利正之酷吏，抑郝灵荃之边功，长孙昕犯法则诛之，张廷圭善谏则赏之，宋广平之正则敬之，杨思勉之诉则沮之。焚珠玉锦绣，示却内外贡献也；汰天下僧尼，示罢寺观营造也。崇历历而言，帝一一而行。史臣所谓「皆施行」者此也。盖其所以行者，鉴已然之失，玄宗之所欲行也；其所不行者，皆未然之患，文帝所不能行也。是岂言者之过哉？虽然，已然之事，有所据而言，言之者易，听之者亦易；未然之事，因所见而言，听之者难，言之者亦难。甚矣，言之难也，行之尤难也。言于今而验于将来，非空言也；行于暂而怠于悠久，非能行也。谊之言虽不尽行于文帝之时，而行于武帝之世；崇之言虽能行之于开元之初，而不能行于天宝之末。武帝攘却夷狄，则谊所以制诸侯之术也。当时虽略施行，而后世尽行之，不足以为深恨。明皇天宝以后，惑女宠，任宦官，相杨国忠，杀周子谅，好大喜功，穷奢极侈，与崇之所陈，前后相反。始虽行而不能终行之，不足以为深喜。或曰：贾生非有公卿之位，一旦慨然言天下事，为人痛哭流涕，岂不失之轻售乎？是不然，盖词不切，志不激，则不能动万乘之主，而回九重之听。生之言自有所见，而深言之者，将以感文帝耳。呜呼！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万世之长策，帝略行之，其效已如此；使天假之年，帝尽用其说，则帝之治不止于成康，生之功亦不下于伊管。百未一施，不幸早世，可为痛惜。后之人疵而议之，亦已甚矣。若夫崇之所言与其所行，则有可议者。崇之始见帝也，帝猎渭滨，因以猎进；知帝之欲相己，又以十事要之。其始进固不正矣，及居相位，挟智任术，而不由正道。天下大蝗，崇请捕之，群臣以为不可，崇行之愈力。不劝帝修政以弭灾，乃专以捕除为事。帝将幸东都，太庙屋坏，他相以为不可行，崇居之不疑。不劝帝修德以答谴，乃谓木蠹而折，适与行会。从崇之议，是使人君不畏天戒，不敬宗庙，不恤人言。明皇晚年之失，类崇有以启之。议者谓开元之治虽出于崇，而天宝之乱亦崇之所自致。以是推之，则其所施行者用崇之言，而其所以相反者职崇之由也。崇以不正进，而又以不正继之，乌能正君乎？若崇者，岂得逃后世之议？噫，贾生先见远识，言人之所难言，宜其落落不合，文帝略行之，幸也。姚崇挟智任术，乘人主之所欲为，明皇尽行之者固宜也。故善观人者不观其人而观其言，不观其言而观其时。自古君明臣良，言听计从，谓之千载一时者，诚不可以多得也。愚不肖，幸得遭遇明时，圣天子诏执事者策之玉堂，遵故事也。夫祖宗之制，必试之以言者，非为程其无用之文，盖欲访天下之大计，诹当世之要务而已。今日之事岂无可言者耶？庙堂之上岂无可行者耶？亦内外之臣未尝言之耶？抑言之而不行耶？皆非愚所知也。方今外患未除，内忧未弭，孰与文帝之时？使贾谊复生，亦必为之痛哭流涕。顾愚何人，万万不及贾谊，而人臣爱君，其心一也，讵能隐默于此乎？且故疆之侵未归，陵寝之祀未修，二帝在天之愤未雪。主上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遑遑焉思中兴之治，于今十年矣，主上之心未尝一日不在中原也。然而主上有恢复之心，而无恢复之实；群臣有恢复之言，而无恢复之志。群臣之心观望迎合，入对便殿，慷慨敷陈，莫不有万全之策；出见侪辈，从容议论，莫不持两端之言。乘机抵巇，以要权利，听其说则侈大而可乐，要其归则汗漫而无成。主上欲丰财，而群臣无心计。聚敛者剥下益上以为长策，诞谩者移东就西以为羡馀，徒失人心，无补国计，故财终不丰。主上欲彊兵，而诸将无远略。贪者掊克以事苞苴，懦者姑息而废纪律，兵籍虚实之相半，士卒老弱之相并，故兵终不彊。主上欲裕民，而郡守县令专尚刻剥，略无恤民之心，民生益以无聊。主上欲求才，而卿士大夫习成茍且，殊无体国之意，人才益以不振。主上用心如此，群臣用心如彼，故愚得以妄议无恢复之实也。恢复之实寂然无闻，恢复之期邈乎无日，务为美谈而不究成效，徒张虚声而或招实祸，此愚所谓外患者是也。且连年灾旱，饥馑荐臻，江湖十数州赤地千里，米价腾踊，日甚一日，列肆为之昼闭，行旅至于绝粮，茹草食葛，流离颠仆，相属于涂。县官方且急于催科，必欲足其常数；饥民饘粥不给，租税何从出乎？甚者度所恶闻，不以实奏，或恐支费常平米斛，或恐减放上供租税。俗吏所见至微，不知所失甚大。流离不已，盗贼必兴；饥殍既多，疾疫将作。徐为之计，不亦晚乎？又况江湖之间，地多薮泽，境接溪洞，其民剽悍，好乱喜争。天下无事之时，法禁严密，犹且十百为群，椎牛发冢，纵火杀人，白昼显行，吏不能制；因之以饥馑，势必缘间而起。略而不治，恐不止于相率剽夺而已，豪侠巨寇未必不出于此。此愚所谓内忧者是也。夫欲除外患，莫若尽自治之策；欲弭内忧，莫若行救灾之政。自治之策曰选将帅，练军实，节财用，裕民俗，广求奇才，崇尚名节。救灾之政曰遣使者，择守臣，蠲田租，发官廪，严治盗贼，安集流亡。其大要则孜孜而求之，勤勤而行之，谋之以审，守之以坚，持之以久，无锐进而易退，无速成而辄毁。磨以岁月，何事不立，何功不成哉？凡此数者，是皆已然之事，今日之所当行。故愚言其略，执事复于上而行之，可乎？若夫二臣已试之言，二帝已陈之迹，虽有可施于今者，要非今日急务，愚不敢以告。谨对。

某积平生尊敬之诚，愿望一见，及今官僚既接，尚未有晤对之日，岂非天也？误恩滥及，震惕无地，已上三免章，期于得请。长者以为可教，不作世俗苛礼，而以时务警策之，辱知深矣。壮年稍知读书，亦如来谕所云。惧身值此事，妄意有志期世。既而荐更险阻，无片善寸长可以解纷，特以专城为职，义难避祸；奉命讨贼，义难中辍，如此而已。群贤过计，或谓其可应时须，则不然也。古者志同道合，然后使之受任。公以服人，不以势位为乐，乃其宜也。今圣上恭默，委政大臣，接纳有限，旁蹊曲径，株连根结。设有文武吉甫，尚无孝友张仲为之道达，况疏远愚戆，夙多怨仇？庙堂怜其久次，而骤迁之耳，非始疑而终信之也。众建英雄而少其力，诚是今日急务。此辈知侯景、慕容垂之徒，亦须将之者有智谋，有权势，有事力，乃肯听命。若孤立一书生，此身犹在人掌握，纵使得行其志，可保三二年不迁去否？纵使立为定议，可保庙堂之上常得如今日否？中兴政府议立镇抚使，颇有众建之意，尚且惑于异议，随即中辍。细思今日事体，只可小州下县，丝毫及物，如熙、丰诸贤行青苗、助役时，乃合乘田委吏矩度。官愈高则愈见掣肘，事愈深则愈难责效也。微高论不足以发此狂言。近传游魂西徙，边琐稍缓，蜀溃卒劫饷台，逐制阃，据遂宁而居之，尚未授首，此岂小变？辱下问，不敢不告，伏乞台照。

言传国玺者多矣，讫无定说。原其所由，则人主身自服之，非臣下之所常见，道听涂说，未免差误，传记杂录，易以湮没（原注：《旧唐·经籍志》有纪僧真《玉玺谱》一卷，姚察《传国玺》十卷，徐令言《玉玺正录》一卷，而僧真、姚察之书久不传矣，《馆阁书目》中亦无徐令言《正录》，而其说或亦谓之《玉玺谱》，间见诸书。唐章怀太子注《后汉·光武纪》，已用其说。今仅有蜀本《朝士谈》一书，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其叙玉玺事颇详，最无依据。）。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又以徐令言、李石之说参于其间，尤更牴牾（原注：令言信《北齐书》之说，谓永和所得之玺，即秦玺也，与《晋纪》不同。又谓侯景既败，侯子鉴盗其玺，走江东，惧追兵至，投诸佛寺，为栖霞寺僧永所得。陈永定三年，僧永死，弟子普智奉献。陈亡，玺传于隋。不独晋非此玺，而陈隋亦无此玺矣。李石信《晋阳秋》之说，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乃送建业。不独晋不得此玺，而永之崛起，亦无得玺之理。语在《永和玺》注。）。正史所载亦多不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士大夫以纸出之，当职官手自摹之，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原注：郑望之《秦玺跋》云：绍圣四年初献秦玺，诏百官杂识视。时先君为尚书郎，乃请以纸出之，遂得其真。《金石录》云，咸阳所获传国玺，初至京师，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诫手自摹印之，遂传于世。）。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不得而尽考也（原注：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当是据崔浩而言。崔浩《汉书音义》曰：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舒元舆云：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而飞上天矣，则其玺当为白玉。徐令言云：其玉出蓝田山。蔡京等云：其色绿如蓝，则其玺当为绿玉。《石虎别传》曰：武乡长城县韩强，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与玺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虎以为瑞。则又有玄玉者矣。）。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与白色、绿色、玄色并出之异，然后辨史氏之差误，众说之不根，使后之君子有考焉。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秦独天子称玺（原注：出《汉旧仪》），始皇作传国玺，使丞相李斯书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原注：《吴志·孙破虏传》注引旧《吴书》之文如此。应劭《汉官仪》曰：天子有传国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吴志》注云：「且康」、「永昌」二字，未知何者为得。《朝士谈》云：秦玺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上隐起为盘龙文，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是皆未见真玺者也。考正史及众说，未尝有「且康」二字，其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已两至本朝。其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自晋传隋，亦不闻有背文、面文之说也。且既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其背文不应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意同而词不律，非古人之意也。）」。汉高帝入关至灞上，秦王子婴系颈以组，降轵道旁，封上始皇帝玺（原注：出《高帝纪》。）。后诛项籍，即天子位，服御其玺，世世传授，号曰汉传国玺（原注：出《元后传》。《汉官仪》以为子婴上始皇玺，高帝因服御之，恐未必如是之遽也。）。周勃诛诸吕，废少帝，尝手贯皇帝玺（原注：出《史记·世家》应劭注。）。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下廷尉，薄太后谓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耶」？文帝乃出之（原注：出勃本传。）。昭帝时，殿中有怪，一夜群臣皆惊。霍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断，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后光废昌邑王，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乃立皇帝（原注：并光本传。）。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原注：出《王莽传》。《太平御览》载，哀帝将崩，以玺绶付董贤，曰：「无妄以与人。」中常侍王闳者，莽叔父也，白元后，请夺之。即带剑至宣德闼，谓贤曰：「宫车晏驾，国嗣不立。君受恩深重，当俯伏号泣，何事久持玺绶，以待祸至耶？」贤不敢拒，跪授玺绶。按《汉书·董贤》、《王莽传》，哀帝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从容谓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也。天子无戏言。」上默然不悦。哀帝既崩，莽白：「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收贤印绶。则知元后之未央者，收皇帝玺绶；而王莽所白者，董贤印绶也。《御览》本援引《汉书》，而班固、荀悦之书皆不载，不知何书耶？）。平帝既崩，孺子婴未即尊位，玺藏长乐宫。王莽篡汉，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后怒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名思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馀。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亦当自更作玺，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太后涕泣而言，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耶」？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于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灭也（原注：出《元后传》。《玉玺谱》曰，元后投之于地，玺上螭一角缺。而正史不载，至《吴书》乃始见之也。）」。及汉兵诛莽，莽带玺绶避火渐台，商人杜吴杀莽取绶，不知取玺及莽头。公宾就见绶，问绶主所在，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宪得玺，无所送。妻莽后宫，乘其车服。越四日，而李松、邓晔入长安，斩宪，送更始大司马谢禄，而玺归更始矣。赤眉杀更始于高陵，立刘盆子为帝。建武三年，光武征赤眉于宜阳，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乃诏先帝玺绶，归之王府，斯乃祖宗之灵，士人之力。其择吉日，祠高庙，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乃受传国玺（原注：出《光武纪》。）。灵帝既葬，少帝在位，献帝未立，宦者张让、段圭作乱，劫二帝幸北宫，又走小平津。掌玺者奔散，并失其玺。让、圭等既诛，二帝既还，得六玺于阁上，而传国玺独未得也。董卓废少帝，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初平改元，山东州郡起兵讨卓，卓迫帝都长安。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破虏将军孙坚，以袁术之命入洛阳，扫除汉宗庙，平塞诸陵。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坚令人入井，探得传国玺，方圆四寸，纽盘五龙，上一角缺（原注：此《吴志·孙破虏传》注引《吴书》之言也。此玺元后投之于地，旧不言一角缺，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明年，坚死，袁术将僭号，拘坚夫人而夺之（原注：出《山阳公载记》。）。术僭号二年而死，荆州刺史徐璆得玺，还许上之汉（原注：出《朝士谈》，与《山阳公载记》相表里。但《载记》节文见于《吴志》注与杂书，未见全文，恐亦出《载记》也。而《玉玺谱》乃云，袁绍有僭盗意，拘坚妻，逼求之。绍得玺，举兵以向魏武，魏武恶之。绍败，得玺还汉。恐不然也。按坚为破虏将军，乃袁术之意。坚死后，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策载母徙曲阿，继从袁术，其不为袁绍所拘，事理明甚。）。魏文帝将受汉禅，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原注：后，魏武女也。）。后怒，以玺绶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玺（原注：出《穆后传》。《续汉书》云：「天不祚此玺。」其义亦通。按《魏志·贾逵传》；魏太祖崩，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军从长安来，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所宜问也。」是时魏未受禅，所问者魏王玺绶耳，非传国玺绶也。）」。司马师将废齐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玺绶置坐侧。及迎高贵乡公，又请玺绶，后曰：「我见高贵乡公，小时识之，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原注：出《魏略》。）」。自魏传晋，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其后平吴，不过得金玺而已（原注：出《晋书》。《御览》引《拾遗录》曰：晋太康平吴，孙皓送六金玺，云无玉工，故以金为印玺。）。惠帝时，赵王伦篡位，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夺玺绶。伦败，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阿皮，威小字也，于是诛威（原注：出威本传。）。怀帝永嘉五年，岁在辛未，王弥入洛阳，执帝诣刘曜，而传国玺不可考矣（原注：《晋书》载永嘉末，洛京不守，玺为刘聪所得。及石勒灭刘氏，玺入伪赵。冉闵诛石氏，玺又入闵。及是四十二年，而玺复归于晋。然其文乃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文不同。《北齐·辛术传》云：辛术镇广陵，获传国玺，送邺，文宣以玺告于太庙。此玺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纽交盘龙，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且言二汉相传，至魏晋没于刘聪，至穆帝永和中得之，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景败，得于郭元建，而术以进焉。按永和所得玺，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至隋犹在，载于《礼仪志》者甚详。而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寂无闻见，则知《晋史》所载者为是，而《北史》所载者为非也。唐贞观撰《晋史》，其志书最为详备，不应有此玺而不录。《玉玺谱》云：玺属石勒，勒刻一边云：「天命石氏」。此题今不复存。《朝士谈》云：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刻其旁为文曰「天命石氏。」其说既不相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不知所见者为何玺，不敢以为秦玺也。惟永和所得，乃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八字，粗有传授，亦谓之传国玺，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马端临《通考》：梁末侯景之败也，以传国玺自随，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曰：「若我死，宜沈于江。勿令吴儿复得之。」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从者弃之草间，至广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与辛术，术送之至邺。按郭元建，侯景之党，景败，以广陵降王僧辩，既而复降于北齐，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石氏败，玺复南归于晋。历宋齐梁，至侯景之败，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方四寸，厚二寸，文同秦玺，然其色玄也，不知为何代之玺（原注：出《石虎别传》。按石虎即伪位，在晋文咸康乙未，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而得玺之年，不可考也。武乡乃上党属邑，本朝初属潞州，后析为威胜军。）。秦苻坚为姚苌所执，当晋孝武太元十年，岁在乙酉，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苌求传国玺于坚，坚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玺已送晋，不可得矣」。史不书其玺文，又无送晋之事，不知此为何玺（原注：出《载记》坚传。）。又六十一年，岁在丙戌。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魏毁邺城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史不言其玉色、工制与其方广、厚薄，既曰魏受汉玺，或者真传国玺也。不知魏晋之间，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何耶？既有二玺，则传国玺已有其副。自太平真君以后，历东西魏周齐隋唐，而此玺未尝见于史。后魏承平甚久，不知何从失之。本朝绍圣四年，岁在丁丑，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诏尚书礼部、御史台、学士院、秘书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按所献玉玺，其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纽五盘，纽间有小窍，用以贯组。又得玉螭首，其玉白如膏，亦温润。其背亦螭纽五盘，纽间亦有贯组小窍。其面无文，与玺相合。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今考玺文，为秦玺可知。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乃李斯小篆，其文则刻而非隐起，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乃虫鱼鸟迹之法，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非以后所能作明矣。臣等被奉诏旨，得与讨论，黜诸家伪说，而断以正史，所有玉玺，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原注：蔡京等黜诸家伪说，而断以正史，其说是矣。但其奏有云，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迁就欺罔，无所不至。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晋得此玺，如今得秦玺也，岂可谓之晋玺？至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今乃析而二之，以「受命于天」为后魏之玺，以「既寿永昌」为秦玺，其为面谩也甚矣。邵武《后录》：绍圣元年，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得玉玺一，方四寸，篆文如凤鸟之状，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按《玺记》云：秦始得卞氏玉，刻以为玺，元后取玺投之地，故一角缺。验之皆合，唯记云色黄，此青苍色耳。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则无之。有司奏上，廷议以为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金人取去。）。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按《国朝会要》，元日、五月朔、冬至，并行大朝会仪，乞以礼祇受，群臣称贺。从之。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诏词臣撰乐章，付太常寺，应奉朝会之用。丁酉，诏传国宝检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五月戊申朔，行朝会礼。己酉，大赦天下。癸丑甲寅，恭谢景灵宫。戊午，宴于紫宸殿。丙寅，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原注：出《泰陵宝录》。）。徽宗即位，以白玉作受命宝，为八宝之一，其方四寸有奇，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大观元年十一月，诏八宝初成，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尚书省言：受命宝非常用之器，唯封禅则用之。则大观以后，本朝有绿白二玺矣（原注：出《会要》。谨按《御制八宝记》云：受命宝，其玉蓝田，其制秦也。不可以传示将来，贻训后世。方参稽宪度，自我作古，有以宝玉献者，色如截肪，气如吐虹，温润而泽，其声清越。有以古篆进者，龙蟠凤翥，鱼跃鸟飞，奇耦相生，纵横得所。有以善工进者，雕琢众形，如切如磋。分毫析缕，不见其迹。四者毕备，于是揭而玺之，乃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文作受命宝，其方四寸有奇。蔡绦云：得秦玺而无检，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自有玺后，考验甚详，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旧说螭一角缺，未有言其检者，此又绦之凿也。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不得不致疑耳。）。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盖三十年。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又九十四年矣。永和玺者，不知其何时作也，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秦玺不同（原注：《北齐·辛术传》以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误也，已于秦玺辨之。）。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今故以永和名之，谓其以永和至晋，而名始着也。其制度精密，非当时僭伪所能办（原注：《晋阳秋》云：鸟篆隐起，巧丽惊绝，与传国玺不同。《隋志》云：螭兽纽上交五盘螭，鸟篆隐起。）。自洛京失守，南北纷争，假托天命者，皆欲得此玺。变诈百出，无所不至（原注：《晋·载记》，冉闵弑石祗，僭大号，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云玺在襄国，其言信否？」祎曰：「平寇之日，在邺者略无所遗，玺何从而向襄国？」《载记》又曰：冉闵既败，慕容隽欲神其事，诈言历运在己，闵妻得玺以献，号曰奉玺君。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元玺。又《玉玺谱》云：元帝渡江后，数世无玉玺。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或谓元帝大兴三年，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非中国之玺也。）。晋永和虽得之，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原注：《载记》又言：冉闵被执，其子智尚幼，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濮阳太守戴施应之，次于棘津，猗至施止，不听进，责其传国玺。猗归以告干，犹豫不决。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登三台助戍，谲之曰：「今且出玺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涩，亦未敢送。当遣单使驰告天子。天子闻玺已在吾道，当遣重兵相援。」干信之，乃出玺付融，融使赍玺驰还。或谓何融以赏得之，或谓戴施取之以计，乃使何融驰还。或谓冉智以玺付之，非蒋干也。大要是何融、戴施共谋取之，冉智年幼，听命于蒋干，不足深辨。《晋阳秋》云：雍州玺者，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方六寸，厚一寸七分，蟠螭为鼻，合高四寸六分，四面龟文，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云是慕容所制，未详厥始，此则误也。八字载于永和八年《晋纪》，不可泯没。慕容永崛起小丑，草创简陋，寻为慕容垂所杀，安得更自制玺？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父子雄据一方，犹以不得玺为耻，诈封奉玺君，而况于永乎？其言未详厥始，则不根甚矣。）。姑因史氏诸家之说，推本而铺叙之。永嘉五年，王弥陷洛阳，得六玺送刘曜，曜送刘聪，而此玺在其中（原注：洛阳陷时，与秦玺当皆送刘聪，而秦玺不复传授，疑乱兵失之。）。聪死，子粲嗣位，其大司空靳准作乱，自称大将军，执粲杀之。及准为乔泰等所杀，推靳明为盟主，遣卜泰奉玺于曜。曜大悦，谓泰曰：「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闻之怒，增兵攻明。及曜败于石勒，其子熙奔上邽。石虎克上邽，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向所谓六玺者，止有其一，此外特太子金玺耳（原注：已上并杂出《晋书·载记》。按天子有六玺，曰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所用不同。应劭《汉官仪》及诸史皆详言之，与传国玺并行于世。自永嘉以后，每言传国六玺，则是六玺不皆在，与传国玺合为六耳。《前凉录》载，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于青涧中得一玉玺，钳纽，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玺」。《后周书》曰：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至唐贞元二年，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天子之宝」，亦可见矣。赵封送玺于勒，止有一玺，于此可见。）。石勒既死，石虎篡立。虎死，其子世嗣位。石遵、石监、冉闵相继篡立，闵为慕容恪所执，其子智守邺尚幼，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原注：《燕书》曰：元玺六年，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猗负玺行数里，天黄雾四塞，不得进，易取行玺始得去。此事虚诞，全不可信。），永和八年，玺至建业，百寮毕贺（原注：出晋《穆帝纪》。）。自晋传宋，宋元凶劭作乱而败，不见传国玺。问劭，乃云：「在严道育处」。就取得之。孝武即位，拜蔡兴宗为侍中，每言得失，无所顾惮。帝新拜陵，尝使负玺陪乘。宋末，谢朏为侍中，领秘书监。齐高帝将受禅，朏当日在直，百寮陪位，侍中当解玺。朏佯不知曰：「何公事」？传诏云：「解玺授齐王」。朏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乃使称疾，朏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乃登车，仍还宅。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既而武帝请诛朏。高帝曰：「杀之则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原注：并出《宋书》。）」。自齐传梁，至简文帝，为侯景所篡。景败，其玺不知所向。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献于文宣，文宣以告太庙，而此玺居其一也（原注：《辛术传》云：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推原所自，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使督护何融送建业，历宋、齐、梁至侯景败，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而术以进焉。其玺文与《晋纪》不同，疑术传误也。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而辛术自是一玺，特术传引用之误，亦是一说。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而辛术玺所谓「受命于天，即寿永昌」者，齐陈之际，略无所传，知其误也。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而术传只载传国玺，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先是齐受东魏禅，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曰：「尔不及一老妪，背负玺与人，何不打碎之？」事见《魏景穆十二王传》。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八玺之中，亦必有所谓六玺者，特宋齐所传，非西晋之旧也。）。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自六玺之外，止有传国一玺，白玉为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乃是物也（原注：《隋志》载北齐玺，自传国玺、六玺之外，止有木印，则辛术、元韶所进之玺，已不能全矣。）。北齐、西魏皆并于后周，始与神玺并行于世（原注：西魏大统三年，槐里获神玺，大赦，不言其文也。独《隋志》言，神玺、传国玺皆宝而不用，神玺明受之天，传国玺明受之运，则神玺之文，亦有关乎天命者矣。）。开皇三年，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原注：出《隋文帝纪》。《朝士谈》云：开皇九年平江南，得真传国玺，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此又不考本末者也。秦玺失于晋永嘉，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永和玺复归于晋，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犹之可也。况西魏、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非开皇所改明矣。）。隋之亡也，玺没于宇文化及。化及败，为窦建德所得。唐武德四年，克平东夏，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而受命玺实在其中（原注：化及之事，虽出于《朝士谈》，而正史不全载，然新旧史于《建德传》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则炀帝失之于化及，化及失之于建德，其事明矣。）。唐有受命玺，以封禅礼神，即其旧也（原注：《新唐志》载，神玺、受命玺之外，止有天子、皇帝六玺而已，是谓八玺。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岂通传国而为九耶？志言八玺甚备，而传国玺独无所言，是误以受命、传国为二玺矣。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太宗贞观十六年，复刻受命玺，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而受命之名，复自别于传国玺矣。武后长寿二年，尝改玺为宝。中宗神龙元年，又改宝为玺（原注：此三事，皆出《通典》，而本纪不载。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书作七宝而已。）。玄宗天宝十载，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原注：肃宗乾元元年，上皇天帝御宣正殿，授皇帝传国、受命宝，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而旧名不废也。）。五代乱离后，其玺不复存矣（原注：蔡绦《国史后补》云：国初创业艰难，诸宝多阶石为之。元丰中，始诏依古作六玺，有玉而未成也。《会要》云：唐末六玺亡失，国朝铸以金鍮。太宗雍熙三年，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铸以金，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受命宝者，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其一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二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皆有受命之文，而未以受命名之也。隋文帝受周禅，遂有东、西二魏之宝，其名不一，而所谓传国玺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乃永和玺也，其传最远。开皇三年，始表异而出之，名曰受命玺，而受命之名立矣。隋传之唐，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贞观十六年，乃自作受命玺，以白玉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是隋、唐之际，各有是玺，而其文则异。本朝继五代之后，二玺皆不复存。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即位之初，中书门下言：皇帝受命宝，请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诏可，而不言其制度也（原注：《会要》误以膺字为应字，而《长编》不载，旁见于《宏词类编》者，乃作膺字。虽不足据，然累圣皆作「恭膺天命之宝」矣。）。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司详定封禅仪，请以玉牒、玉册并刻字填金，联以金涂银绳，缄以玉匮，置石䃭中。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印以受命宝，宝方一寸二分，文曰「恭膺天命之宝」，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原注：《会要》云：请依旧制，别造玉宝，文同受命宝，则是八字皆同，而《长编》止载「恭膺天命之宝」六字，盖节文也。是时又作「天下同文之宝」，铸以金，以封石䃭。《会要》虽云封匮封䃭之宝，而不言别作，则又略也。）。乾兴元年，仁宗即位，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皇帝登位，所有受命之宝，并缘宝法物，请下文思院少府监。从之。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诏以宫城火，重制皇帝受命宝，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嘉祐八年，英宗即位，六月十三日，翰林学士范镇言：「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欲举而葬之，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其受命宝，乞陛下自宝用之，且示有所传付」。诏检讨检寻典故，及命两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受命宝者，犹昔传国玺也。宜为天子传器，不当改作。谓今宜从省约，以称先帝恭俭之实」。其后别造受命宝，而所议弗用。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门下侍郎章惇言：「奉诏篆皇帝受命宝，请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从之（原注：以上并出《会要》。）。即是以观，本朝皇帝即位，皆作受命宝，而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矣。但前乎真宗，则有太祖、太宗之世，后乎真宗，则神宗居英、哲之间，而受命宝亦不作，岂作辍亦随时耶？将史失之耶？哲宗得秦玺，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是哲宗有两受命宝，而秦玺其一也。徽宗初年，亦作受命宝，因秦玺之旧，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则徽宗之受命宝，不复用「恭膺天命」之旧矣。既作受命宝，又作镇国宝，及天子、皇帝行信六宝。大观元年，八宝皆成，十一月十一日，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原注：镇国、受命本是二宝，而《会要》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又诏八宝之名，一曰镇国神宝，二曰受命之宝，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会要》何为并载耶？）。今皆不存矣（原注：朱丞相《秀水閒居录》云：靖康京城失守，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但八宝既失，而镇国宝独存，其文所谓「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者，则又朱丞相误也。镇国宝文九字，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而「范围天地」以下十六字者，谓之定命宝，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合定命宝言之，谓之九宝。靖康八宝皆失，而定命宝独在。蔡绦《国史后补》载九宝甚详，与《御制八宝记》及《会要》诸书皆相表里，当以绦说为正。）。予讨论玉玺本末，有所谓《云麓漫抄》者，乃赵（原注：彦卫。）景安之所作，予未之见，疑犹有遗论也。讨论粗定，乃于亲戚间见之，顾其说微有差误，不足取信。且如秦玺之为玉，或云和氏，或云蓝田，要当指一物为证。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命李斯篆书，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何也？献帝初虽失玺，后复孙坚得之，再入袁术，而徐璆以上于许。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何也？曹操虽不受汉禅，而子丕实受之，刻玉玺之侧，曰「魏所受汉传国玺」，虽真伪未可知，未尝指言操所刻也。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先取其玺，何也？晋元帝渡江，数世无玉玺，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其后永和得玺，君臣相庆。今云三国鼎立时，有假版天子之语，何也？秦以前为方寸玺，至始皇侈而大之，乃作受命玺。今云方围四寸，其为伪无疑，何也？如此等类，不可胜举，姑举其概以自志焉。

问：自昔失驭，盗据中原，其初为刘聪、石勒，其中为苻坚，又其后为元魏。方祖士雅在河南练兵积谷，欲取河北，庾翼兄弟志在灭敌，违诏移镇，然勒、虎尚在，则皆徘徊而不敢进。苻坚之盛，灭燕取邺，虽以桓温之强，不敢再谋关中。魏自朔幕而迁平城，至魏太武尽并北方。宋文帝以二十年力谋河南，虽尝得滑台，下潼关，再举再衄，魏兵卒瓜步，元嘉之业衰焉。其后魏孝文出而迁洛阳，制礼作乐，太和之政几于近雅，而兵威所加，已次汉沔，皆以其强也。江左谋臣不敢北望。然则外域之盛衰，岂非中国之强弱耶！然勒卒而虎毙，北方士民降者以千数，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此机会也。褚裒气势不能进取，此不足责。桓温伐秦，西至霸上，耆老垂泣喜见官军，而咫尺长安而不渡灞水，竟以退归，何耶？苻坚折北而归，谢安欲乘苻氏倾败，开拓中原。谢玄据彭城，刘牢之据鄄城，河南城堡次第归附，兖青司豫相继皆平，此机会也。然苻丕请降，慕容垂北遁，牢之已屯邺相城，大功垂成而卒以召还，又何耶？自苻坚破灭，姚苌遂据关中，国号大秦。姚兴继之，好事虚名而少实用。姚泓继之，懦而乖争。刘裕数道伐秦，执姚丕于渭桥，其功伟矣，已克长安，竟舍而归，又何耶？元魏之乱甚于坚、勒，其始分为东西，其后西魏为宇文泰所篡而为周，东魏为高澄所取而为北齐。周、齐相并亦涉数年，江南足有可乘之会，然梁武帝乘魏人之乱，用陈庆之送元魏人颢还洛，凡五十七战，克三十二城，功非不俊，而卒不能有。陈宣帝乘北齐之乱，用吴明彻一举尽复淮南，及再举而争徐、兖，则卒于丧师。夫外国分裂未有如魏，而江左卒不能坐乘其弊，此无谋耶？抑外国之盛衰无关于中国之强弱耶？愿并言之。

善为国者不执理以强势之所难，常顺势以伸理之所易。理者，公是非也。势者，实利害也。公是非固不可泯，实利害尤为可畏。执不可泯之理而忘甚可畏之势，则安危胜败之大计疏矣。然则歛众说以救独弊，置已往而善将来，则前日之举非失于执理以强势之所难乎！今日之救不当顺势以伸理之所易乎！晋元帝、宋文帝或尅期进发而不果行，或悉师再举而不克捷，桓温、谢玄驰逐经略而不遂，非名不正而辞不顺也，以不接之声势而当重大，以浅效之规模而支深入，以分裂之偏隅而欲混并，其理则是而其势则难矣。高祖不报平城之围，太宗修结颉利之好，祖逖之通使石勒，澶渊之许盟契丹，非志不足而气不锐也，士卒之罢极者可以休养，资实之衰耗者得以振赡，边鄙之绎骚者赖以敉辑，其势既顺，其理亦易矣。然而天下之势，动之易而收之难。方其未动也则不当开，及其既开也则不易收。以为业已开矣，但当奋张以求济，不应中止而示怯者，已失于强其所难矣。以为当收矣，玩纵以安舒，隳沮而单弱，则亦未达其所谓易焉。盖致易之理内必有以固其本，外必有以弭其争。严卫其四隅，厚植其遮障，所以固本也。遵养于时晦，申合其盟好，所以弭争也。争端弭而后民之力可以息，本圉固而后敌之情不敢骄。民得息则我之国不耸，敌不骄则彼之谋自消。如此则易之理斯近矣。今以其势之难也，已沮而复骄，欲息而旋起。虽无果锐必为之意，终怀趑趄欲动之心。此非真知难者也。不思祸心之包藏者未可必，塞徼之疏略者不足恃，相与束手以待行人，不及十旬又将盛秋焉。此非善图易者也，苟安而已矣。嗟夫！事巨敌强而持尝试之见，用苟安之策，几何而不为其所窥耶？今公私交弊，氛祲未清，兵法乘虚，理先救本。故战决难用而守则可知，曷若尽置前日之所难而亟图今日之所易乎？夫推舟以行陆，人知其劳矣；治丝以愈棼，则其绪尤多焉。夫惟知者不昧利而轻发，勇者不容瞬而能收，起而图之，如遏横溃，如拯焦灼，惜日阴以戒戎作，重民劳以俟后图，起精神于畏詟，弭陵突于披猖，而后今日之事可得而论矣。夫西北以骑乘为能，东南以步卒为长。昔孙权东不得市骏于辽东，西不得致骑于川秦，考韩当、程普一军之所有不过三五十骑而止，则几于一用步卒舟师以立国矣。况彼以蓟北之劲足焱驰而电逝，我以广蜀之下乘并驱而争骛。卒有驰突不前，则至于自为躏践，此知兵者所以欲以步而当骑也。然古法置阵必为两拒，而匈奴包敌特善诱兵，乃暗合焉。盖骑之难制也久矣，且以劲弩而洞重铠，敌未有以制我也。至其设锐阵以相当，张鸟翼而旁射，则我始无以当之矣。故以车圜其营，则步可用，是卫青之法也。以车而卫步，以弩而护车，则步可用，是李陵之事也。以车而为营，列植以自固，则步可用，隋之禦达头可汗以鹿角为方阵是也。又有本诸阵法，取其简便者，步亦可用，苏定方令步卒攒槊自卫、浑瑊设抢垒为营是也。今将易之以轻车与，或以淮地浅狭而陈涛斜之事不可袭矣。将仿鹿角之制与，或以为此非取胜之兵，杨素之战固已撤而不用矣。将止用彊弩以当之与，而或以为弩镞迟而敌骑迅，昔刘裕之北伐，朱超石之百弩常不能制魏骑之薄营矣。独有比枪而卫弩，中兴诸将犹有习闻旧法而长于用步者。然今之军制夫岂无之，恐亦未足为制敌之良算也。盖制兵之短长在技艺，而料敌之机便在觇候。古者师行则前茅而虑无，师止则捉生以为导。故李靖之论乡导，必知敌济寇来之早晚，而宇文泰之用间，使之衣敌衣而历敌阵。彼皆先悉于敌情，故能乘机而应变。自外侮深侵，敌帐非远。若精其伺谍，出其不意，于其道狭骑蹙之地，前惊后齧之所，尽死一战，亦可得志。自觇候不明，方其雨雪狼狈，解鞍纵辔，丐宿于田父，我不知击其归。及其攻围日久，将卒怀家，刍秣不继，我亦不敢袭其去。不能用之于机便，则骑步均为冥行，何必以步为优哉！盖今步卒之可用者，独可用之于凭垒而已。夫凭垒而不败，以有郛垣之可恃尔，未可望之以奔突也。且其怒心勇气，未闻将战而裂眦；而靡旗乱辙，不免闻鼓而失胆。自非警以严诛，方且狃于怖敌。故今日且当以城守为先，其次则以舟师为卫。若夫讨论鱼丽、鹅鹳之阵法，求合圆方曲锐之地形，而欲以步当骑，则当训阅练习而用可也。夫兵有必以众克者，亦有以寡胜者。昔城濮之赋，七百乘而已，其后鞍之战则已增，至平丘则又大增。然至于四千乘，欲以无道行之，而诸侯之服于晋者衰焉。况强敌盈骄，非初兴比。彼以佥刷而彊民，虽众而其杂难用；此以教士而禦敌，虽寡而其整足当。且与其冗多则易溃，岂如精少而有纪？此言兵者所以急于以少而击众也。然羌寇三万，冯奉世必欲以四万人当之；滑台之役，沈庆之以五千人独救，辞以兵少轻往无益也。夫众之不可已也久矣，且使先据胜地，用吾长技，以南兵一当北兵之三，我未遽不敌也。至于裹创力战，更进迭出，以南兵三而支北兵之十，则我始惫矣。故掩其间道，冲其方虚，如李绩以数千而袭碛石，曹公潜行而倾乌巢，则寡可用，是出奇之策也。伺其尘起，击其阵动，若谢玄因其众乱而济师，韦孝宽乘敌小却而取胜，则寡可用，是伺间之策也。其次则伏戎于莽，阻隘而邀，若慕容垂隐千兵于深涧，于谨匿轻骑于丛薄，则寡亦可用，是据险设伏之策也。今将用出奇之策与，则敌坚而未易入，入而无后援，则何以返？是陈庆之跳身独返之事可监也，而可冒进哉！将用伺间之策与，则敌诈而名谲，谲而有不审，则堕其计，是栾枝曳柴阳遁之事可戒也，而可轻袭哉！独有据险设伏，鼓儳而出，则恐关隘崎岖之地，陂湖洳沮之中，鸷匿而狙击，必能以一而殪十。然边隘遥阔，蹊隧纵横，一所纵漏，便见侵轶，亦岂足为却敌之大计哉！盖敌之进退系粮之赢缩，而不系其众之少多。故陆抗决堰以阻运，则羊祜虽来而决无成；苏峻之入，郗鉴故断粮道而制之，则温峤深以为然。此皆深见夫兵势，是以不畏其鸱张。今敌以众大为轻兵，以厮养贰正卒，其所赍持，终朝可待。若扼其津要，抄其积聚，深沟固垒，野无所掠，纵能复出肆扰，亦必歛退遁巡。然曩者寇犯清河，晨济桴筏，缠系浮梁，既苦于兵力不加，而不毁荡其粮舰。迨其深入吾地，驴驮负载，复困于闭营拒守，而不暇出邀其刍车。夫不能梗其糇粮，则虽众且未足以决胜，而况能用寡哉！故今之所谓用寡，独有昼则扬兵，夜出斫营而已。夫斫营而捷，仅足以挠其寨栅，未能为轻重也。况敌方出没淮漘，规图雄据，使其家基牢固，则尚烦胜算驱攘。故今日且当厚集其师以待之，速图召募以益之。若夫求批亢捣虚之法，讲经足利兵之制，而欲以少击众，则当迟之法立诛必而后使之可也。夫省馈莫如营屯，因屯可以实基。昔孔明恨粮少而不伸，始因杂耕而谋久驻，营屯之利其来久矣。然近地之屯易，而并边之田难。昔武帝置田官于朔方矣，充国留屯于金城矣，当时幕南无匈奴，湟中少羌寇，故其屯易。枣祗田于许下矣，邓艾田于陈项之间矣，夫魏之边面在合肥，陈项为内郡，汝许乃都邑也，皆非兵冲，则其屯亦易。羊祜田于襄阳，陆抗兵在江陵，几于南矣。然两垒交兵，皆先约日，不为掩袭，屯亦非难。今包占宽赊未易尽取，而川原虚旷冲突无常，将踵卫人之迹开芍陂之屯与，则今之安丰烽燧之郊也。将袭曩年之旧复柘皋之屯与，则今之巢县羽檄之林也。故招辑流庸，省简戍逻，议者以屯为急；而忧其抄略，惧其奔散，议者复以屯为难。然而民之避逃者，不可使久无所凭也；田之荒莱者，不患后无以偿也。冒绝障之地、捐耕犁之费而规耕殖，于今诚难矣；就近江之郡、择绝险之处而置堡聚，或尚可用焉。昔魏人田于皖城，吕蒙忧其一熟则难制，尽死力而除之者，盖皖城魏之所必争，于其必争之所而开垦焉，则必不容于成立矣。祖逖或一处得十馀部，或一堡得数百人，随其大小以置邬，而石勒为之歛戍焉。盖邬聚勒之所不备，于其不备之所而经理焉，庶其易于鸠聚矣。然逖既使亲子弟督耕，而又伪相抄略以明其未附，是兵力寡弱亦未能固也。既使丁夫战于外，老弱穫于内，或有急速，不免烧谷而逃，是防捍未设亦未能保也。逖之置邬长也，有流人，有归附。若李矩、郭默皆流徙之渠帅，逖皆取之，是非得部曲之豪杰亦不能统也。逖之于邻敌也，阴为疽食浸淫而阳与交通互市，由此而后公私始获丰赡，是非与之和终亦未能就也。故有重兵要遮则可屯，有藩篱固护则可屯，狙诈作使则可屯，息兵数年则可屯。有此四者，则保淮之至计也。夫敌长于野战，我工于城守。昔刘贶以严尤为未详，谓秦人筑长城为中策。城之为利，自古然矣。然三国六朝之城守，有今日两淮之边面。昔魏之重镇在合淝，孙氏既夹濡须而立坞矣，又堤东兴以遏东湖，又堰涂塘以塞北道。然总之不过于合淝巢县之左右，力遏魏人之东而已。魏不能过濡须一步，则建邺可以奠枕，故孙氏之为守易。东晋未全失山东，宋犹有彭城，故自晋至宋皆以寿阳为重。魏寇少至，则淮泗诸郡坚守以待救援，大至则发民而归寿阳。盖寿阳不陷，则魏兵虽深入垂瓠，终忧援兵之突至，又况前有彭城，故为守易。齐既择人以守寿阳，又有朐山在其东，故守亦非难。今敌出汴口则盱眙重，由盱眙则天长棘矣。出涡口则濠梁重，由濠梁则滁阳、六合棘矣。出颍口则安丰重，由安丰则合淝、历阳棘矣。是以古者重镇当前，敌不敢蓦越。顷虽四镇固守而未能遏深侵，今若求为不败之计则必当守，求为必守之计则皆当城。故凡敌所过郡，议者以为板筑皆不可缓，而尤欲于某县作垒以蔽庐，于某所立壁以援山阳。然百堵皆作，万杵并举，穷民之力，趣办难矣。盖地有当捍患而宜速建筑者，力有未暇及而当且缮治者。青涧左可以致河东之粟，右可为延安之捍。种世衡知其为障塞之冲也，故身犯矢石而卒城之。太原城大而役难兴，贼未至则先自困。李光弼知其役不易举也，作堑数万增垒而已。故世衡之事当用于要会之地，而临淮之法可祖为补葺之规。择今控扼之最切者，程土物，计斤板，燃脂力作，昼夜不息，则不可筑者，不至于后时矣。傅联其疏罅，增培其卑薄，环之以沟堑，益之以楼橹，则未及尽治者，亦可以支敌矣。此门户之急，而非可以空谈置者也。若以为费大而不赡，则李光进之修受降，裴度之城淮西，皆师老粮匮覆竭不继之时也，岂必有余力哉！以为期迫而无及，则杨朝晟筑三城以二旬，郭崇韬筑新城以六日，皆穷边疏恶四面拒战之时也，岂常得从容哉！李绦有言：「财用尽更来，事一失难追」。此时务之至急者也。虽然，知其所以攻则得其所以守。缚楼至天，吹唇动地，百道齐攻，肉薄而登，今敌之攻不及矣。然昨者樵采不给而去，今谋出没矣。昨者攻具犹未办，近者临冲渐集矣。负户而汲，穴地而处，苦战至于六旬，土落不过数十，今我之时亦不逮此矣。然昨者我虽闭壁，时亦挠劫，今敌知所堤备矣。昨者彼虽逼垒，时去复来，今谋必又巧矣。故警逻不懈则可守，储峙有余则可守，众心成城则可守，将不骄盈则可守。合此五者，则贤于长城矣。夫古人制官而后用民，后世用民而后议官。世谓用兵则必先省官者，盖亦后世之论尔。昔管子之治齐，为士者几，为大夫者几，凡食于齐国者，无有一人之滥也。故其兵车徜徉天下，未尝告乏焉。岂其所以治官者，即其所以强兵耶？故爵不踰德也，禄必酬勋也，事必称食也，未有不如此先治其国而能用其人者也。韩非子疾治国不务任贤，返举浮淫之蠹，加之功实上。夫韩子未知古人所以为国也，而必出浮虚之蠹，而后用介胄之士，盖略近焉。吴起相楚，捐不急之官，废公族之疏远者，而后平百粤，却三晋。商鞅为孝公定令，无功者虽贵而无芬华，秦人行之，卒蹶六国焉。然后知国未有不趋于实而能强，官未有浮于事而能实也。惟实故强，故其国无事则民力富，有事则兵食饶，此所谓先制官而后用民者此也。后世上下日趋于奢广矣，其名器惟恐不轻，其恩泽惟恐不厚，其饩廪惟恐不丰。凡所以习天下于汰侈者，既相与为安利矣。故其国无事则耗蠹而无艺，有急则乏匮而不充。是以自唐以来皆因用兵调度不给，而李吉甫、杨绾始思省官清吏以救之，所谓因用民而后议官者此也。夫天下本不可有幸位也，有幸位则民力不纾；不可有滥予也，有滥予则劳民不劝。民力不纾，加之以师旅，则国用蹙；劳民不劝，用之于战阵，则爵列穷。是以古有用武之国，亦有无事之世。约官职，责名实，黜尸素，简不肖，国虽小而尊严朴重，是用武之国也。流品众，甄叙广，朝以备官为美，人以充位为能，国虽大而贪欲盈厌，是安平无事之世也。夫安平无事者，不可用之于有事。而真欲有事于四方者，朝会不敢华，亲戚无私授，后庭无罗绮，金玉散之戎士，而后其兵始出焉。今黄金玉带充牣于无功之室，浆酒藿肉澜翻于苍头之家，举凡盈溢宽赊之事，洋洋然，济济然，与一世共之，而兵用焉。得非以安平无事之规模而趋艰难用武之事功耶？故欲节约之，裁省之，则上惮于伤恩而不忍夺，下忧于贾憎而不敢言。虽拿兵不解，供馈不给，而执事者犹以为毋动。盖制国之本末所从来久矣，而非一旦之罪也。呜呼！如此而欲耀威外侮，肃清大憝，难哉！夫朝有变色之言，则士有攘袂之勇。主上一日出令曰：名器太滥，员阙太增，取凡宫省禁掖之恩赏裁其半，勋臣贵戚之俸赐裁其半；又取祠宫庙岳闲居待次创置之员，郡国名色之俸，一日而尽罢之，约以事平而别议。大臣宰执又从而遵承于下，凡有挟而来者，皆一切绝勿使进，则岂惟可以丰财，于激昂兴起战士之气多矣。昔魏武无功望施，分毫不予。秦苻坚谓王猛之子曰：「丞相托卿以十具耕牛为田，不闻为卿求位」。呜呼，为国如此，兵有不强而财有不裕乎！今官无纪极，人有觎心，所谓不稼取禾者以此得之，而竭筋力展勤效者亦以此赏之。夫物不并锐，力不两周，愚恐不用汉光并官省职之典，不可以持久矣。昔晋以淝水用兵，遂诏九亲供给、百官廪俸，权可减半，役费非军国事并皆停省。本朝宝元初年则议冗费，逮庆历以后则及恩赐矣。若曰所得几何，毋庸遽速。夫怨谤以示弱于海内，则是终于盈溢宽赊而已，况敢论兵强哉！夫古无汰兵之事而有蒐练之法，后世谓古人民无非兵者非也。子玉治兵，鞭七人，贯三人耳。盖当时所谓寓兵于农者，约其卒乘之数，寓之于田役之中尔。及其将用之，则有简稽焉，有蒐狩焉，未必皆可以即戎也。自汉以后则无法度矣，直料民取之而已。故陆逊部伍三部，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兵数万。惟不养兵，故强则用之，弱则舍之，无所不利焉。唐自中世始养兵，故兵少不免于募，兵冗复不可去。五代周世宗及我艺祖以能大饬威律，区分健懦，兵少而国遂强。今骑卒之骄惰者不可战，新收之短怯者不能战，不亟汰之，国何赖焉？然今之疲惰十而一二焉，可汰也。今不止于十而二三，几于十而四五矣。夫十而四五，是可汰者几半也。夫汰其半能使兵力强无害也，汰其半不免兵益少，则共骇矣。盖古者虽配民为兵，其实多力之虎士、禽敌之枭俊则必取之奇杰材豪之中，而非闾阎窭人弱丁之所能有也。故古之英雄欲振其军声者，必先自治其不常有之兵，而后不藉夫常蓄之士。夫不常有之兵为我用，则疲惰者不择而自去矣。故曹操之兵非强也，许褚为之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其人皆淮蔡间所畏惮侠客武士，故曹得之而兵强。谢玄之兵非强也，刘牢之为募劲勇，何谦之徒皆以骁猛应选，号北府兵，能百战百胜，敌人畏之，故谢玄得之而兵强。齐高欢之初起，兵亦非强也。高敖曹兄弟为之自练乡曲部里，得东方老等三千人。当时以敖曹为项籍，而其左右亦无不一当百者。高欢得之，兵又强焉。夫此三人以能先得夫不常有之兵，使之征伐四克，无藉于所素蓄之卒，故其去留多寡皆不能为轻重。今天下知兵之不足用矣，而未有能收拾奇才壮士，异其军号，选练校试出于正卒之上者也。约计两淮襄汉之兵折伤彫耗，分布不敷，又欲从而汰之。夫愈汰则愈精，智者之所共知也。愈精则愈少，人情之所未喻也。使吾朝汰而夕有以益之，犹可以及事也。朝汰而夕有缓急焉，而其兵未及补，则不几于无兵之可用乎？夫无兵之可用，孰若有兵而尚可训励哉！昔河东军骄，李克用曰：「今四方皆重赏募士，我若急之，彼且散矣。俟天下稍平，当请治之」。克用斯言近姑息矣，要之亦有见焉。夫势急则计生。今何不重设赏格，亟募四方之伉勇耶？得伉勇二三万人自为训练，不相参杂，则今之兵中庸者可变化，其怯下者直斥之无畏矣。不然，则州兵已发而复归者，且当四集以为声援；沿江之团结而复散者，所宜联合以严捍防。兵非不堪擐带者皆无庸弃焉，训而用之可也。夫此六者，其目也；议论难一，其纲也。虽然，亦岂难知哉？盖大义者，立天下之训也；至仁者，得天下之本也。无大义，则何以建立人极？无至仁，何以迓续天命？然有以兼爱夫生灵，则祖宗之雠耻不患无时而不能洗也；有以休息其烦劳，则士习之偷惰不患无时而不能振也。盖养其民而俟时，则仁立而义在其中；徇其名而亡实，则仁失而义无所据矣。故其要在弭争而固本，其势则戒于舍易而求难。若夫究极其取舍之原，而欲不差其难易之辨，则在于三者而已。一曰操术欲定，二曰求助欲广，三曰授任欲明。何谓操术欲定？凡欲经略大计，要须先定此心，且前日所以履危蹈难若不获已而为之者何耶？得非不忍王业之仄陋，冀凭国威以雪积憾耶！今日既已陈师鞠旅若不可已而欲已者又何耶？夫亦以屈于时制于力，不容不斟酌进退以息民耶。夫此心终始一出于为国为民，则功固不可有矜大之色，不效亦不必过有歉然不满也。盖歉然而感悟，则必引前而监后；歉然而惩创，则或恐用后以偿前。引前而监后，则进德之基也；用后以偿前，则多事之根也。元昊之役，范仲淹不欲出兵，韩公琦欲大出兵，于是大将违令而好水无功。是役也，范公仲淹固守观衅于计为长，韩公琦不堪元昊之凭陵，独决策以当之，于是勇过范仲淹矣。然韩公琦所以大过人者，乃在不求必胜以塞好水之责，而能翻然共守以就仲淹之持重，此其所以卒服夏人也。颜子，大贤也。孔子不称其无过，称其不贰过。盖过则一尔，以为非过也而求二焉，则并为贰矣。王公安石诋流俗而法先民，考其言行不合者寡矣。然新法卒流患于后世者，失于固而不回也。况兵，重事也。虽一胜一负，所失相当，然彼之失亡者未见，而我之创残者共知矣。既竭国力而为之，而显效未睹焉，于心能不慊然乎？以邓禹之贤犹以疲兵徼胜，以诸葛亮犹不能禁昭烈之东行。本救一失，乃成二过。迹其所以，皆由慊然者为之。不知禹益之班师振旅，但知义理之当然，初不以为戚戚也。夫欲弘济艰难，必须有以对越上下。欲求对越上下，莫若推爱民之心而捐胜物之忿。且日者边未撤警，西陲事作，虽螗螂怒臂以干资斧，然未易以折箠定也。曾不三旬，凶渠授首。已而地奋鸣霆，天垂甘霔，穑事有望，旱势顿苏，不终朝间，人心闿怿。夫此非无故而然也，意者吾君臣之间必有严恭祗惧不复佳兵之意，是以一念感召，天人协应。夫使常存是心，则何兵不弭？何事不成？夫人心所同谓之顺动，动而不顺则祗悔从之。且今日用兵之骚动，与绍兴遏敌之久长然。当绍兴而主和，虽小人以为耻。处今日而言战，虽君子以为非。人心所同，天意可测，况复所在震摇，莫有固志。甚者三百年所无之事，忽见于勋家世将之门。今其幸已歼殄，然此非小故也。夫人之智力岂无不及天之仁爱，乌可使穷哉！今内修保捍之备，外揽权宜之策。请和而敌不敢桀，则我不失其故步；和而敌不渝盟，则我得蓄其余力。一念之烈，南北息肩，则可以动天，而况于人乎！若曰：「敌实非强，我难遽弱。只如南北，岂待通和」？此至言也。薳启疆有言：苟有其备，何故不可？但恐议论起仆，转更差移，依凭空旷，坐縻岁月，倏忽防秋，胜负无常，国有兵事，三年不解，忧不在边尔。且夫南北未易混一也，长江未易飞渡也。敌不复和，亦将何为？然宁使力有余而惜许和之早，无使力不足而恨议和之迟。自古惟汉和番，不闻番和汉。此虽外国之言，然汉高帝、唐太宗皆甘为之，是切不可待之以不足畏而姑付之相持。相持之日久，难之中又有难焉，则计不纾矣。既盟之后，主上朝听昼访，广求民瘼，抚疮痍，集流散，恤孤逮寡，优农重谷，勿使琬圭之使驰而疆候弛，鼙鼓之声息而歌颂兴。君臣上下当持此心，如临渊谷，如事上帝，则国命延永，主势尊安，华夏辑睦，顾不美哉！何谓求助未广？夫势转急则思之当益精，患既深则虑之当益至，咨询不遍则无以察议论之偏，图揆未周则无以得事情之实。昔费袆往救汉中，于时羽檄交驰，人马严驾，袆与来敏围棋自若。敏曰：「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观袆所为，亦何异于谢安？然虞喜着论，以为君子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袆当大敌，不宜示己有余。乃知作事虽以静镇为先，静镇必以广谋为本。今庙胜潜运，庸庶难窥。若采负薪之谋，则尚多恤纬之虑。且西土既平，敌气慑夺，和固可必矣。或谓筑室反耕，奸谋虽沮，彼方愤愧，和或未可知。天时将热，所余逋寇驱之诚易矣。或谓堙堑周严，郛闬重闭，既非翳行窃步所能入，复恐以小害大而妨于和。汉东残弊，兵将孤怯，形候蹙弱。或谓向去御寇，尚可寒心。某郡糗粮当及时而峙积，某所薪刍当先期而计置。旌擢统帅，恩固优矣。或谓士卒赏缓，他时警息，尤欲使人津遣流庸，费固多矣。或谓已去复来，委厄捐弃不绝于路。淮东之漕运近者水浅舟涸而民重扰，江东之给馈苦于地广民稀而人惮行，以至斥堠不明，失亡隐蔽，楼舰重迟，铠仗不全。凡此多端，独视难周，独听难遍。窃谓事之勤劳，本为国家，所当四辟公门，无恶下问；并集良规，以广忠益。庶几覆塞上通，轻重中节，而喜虚务诞之说不得进矣。今告猷弗遍于群下，任责独在于庙堂。庙堂非无并包翕受之意，谦虚尽物之诚，以为几谋不密则未免害成，作事张皇则人情先扰，是以一切独运于身而以静镇之。士大夫幸其不闻不知也，于是习为模棱，以蕲省事，相顾以目，相示以意而不敢言，道路不察，以为上下熙熙，不以为忧，则又浅矣。庙堂既已独运于身，旰食忘疲，困于力之有限也，于是文书之颁授，案牍之施行，其势必有所归，道路不察，以为胥吏得预于其间，则又诬矣。要之士大夫未尽谙边琐，然终有忠厚之助，胥吏岂无晓畅事情，当预防其干紊之源，涓涓不塞。近事未远，可不戒哉！何谓授任未明？夫文武一道也。不知起于何代何人，分为二事，离而并行，因使搢绅不知兵，兵亦不属之儒者。夫分而不合，故不经履练亦不能知。近代惟杜黄裳、裴度能用兵。黄裳自擢第即主郭汾阳留务，大将李怀光已頫首受事。故当刘辟之讨、动中机会。裴度自为小官，即佐幕府。元和七年自知制诰宣慰魏博，又五年始出讨蔡。盖始终周旋其间，方建大将旗鼓。本朝自西事起，夏竦在泾原，范雍在环庆，最号晓练疆事，皆不能当。已而韩、范始身任之。然当时吕公夷简当国，欧、富、张公方平任论议，文公彦博、庞公籍皆有重望，尹公洙、田公况又佐翼其间，所谓本朝第一等人无不聚在西陲也，而仅克支吾。盖武昭不素，文德有余，积靡使然。向微诸公悉力共守，岂特关中惊震而已！且兵，合变之事也。儒者所得而学者，有制之兵，可用于守而已。今寇深于曩日，而谋杂于两端，规模未定，更代徒劳，得非当守之时，未免歆羡于战狃和之说，遂并与守而忘之与。夫未能守则乌可战？守不固则何以和？曷若以守为本，以和为权，置战于不可轻用，使人皆得以效其智能耶！今纷纷去来，几于临敌而易帅；晷刻有限，坐视单弱而莫之为，何以为一旦之备哉？夫操持定则趋舍不惑，求助广则事情不蔽，授任明则措画有所，舍一难而就百易，何惮而不为？嗟乎！共此戚休，如一舟然，往者无及，来者犹可为也。方靖康敌退之后，海内倾耳以听修戎，意以为必无食顷之暇也，而所见矛盾，各执一偏。征兵者以和为非，议和者以守为无益，相持未决，而太原之围终不解也，兵翔河上终不悟也。然则前日之事虽殊绝，今日之举可不监乎！夫所贵于干将镆铘者，谓其能立断也。若旷日历久，则为失机矣。今机未尽而力可施焉，毋诡所难成，毋玩所易迈，毋倚所无备，亟图耆定，保乂皇家，其犹有及乎？《诗》曰：「心之忧矣，不遑假寐」。《易》曰：「断可识矣，焉用终日」。《孟子》曰：「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终夜以思之，不待旦而行之，事其有不济乎？愚超躐多士，获奉试言之对。惟当世之务，窾言无实，高论近名，伏念累日，莫识其衷。窃惟振国之谊，无若尽言为忠。矧逢侧席急闻之秋，岂责狂斐献言之僭？故不揆其愚而卒列之，惟执事裁赦。

敕：具悉。日者豫章郡以𡙇牧闻，朕眷焉西顾，曰：此孝宗皇帝龙潜之旧服也，襟江而带湖，物众而地大，非吾股肱旧人，功在王室而泽在生民，莫宜居之。顾咨近臣，咸以卿对，朕于是有五月乙亥之诏焉。《诗》不云虖，「在彼无恶，在此无斁」。夫能使政孚于湖南而不能使化行于江右者，非所闻也。亟脂而车，庸答民望。所辞宜不允，不得再有陈请。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遂将远违穆穆之光。窃伏惟念，人臣之义，虽在穷约，犹不忘君，况尝以载笔之史久直禁庐！今虽将指有行，而忧国念君之忠，其敢以既去遂已！谨复深惟当世之故而愿献其区区，惟陛下幸察。其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臣尝观古之人主于仇雠怨敌之国，有势未能报而姑事之者，有势虽不敌而不事之者，有势可以胜而遂报之者，有势可以报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于狄也，事之以皮币，事之以犬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盖是时狄强而周弱，畏天保国，其道当然，故孟子曰「唯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然狄之于周，特一时之怨，非百世之雠，含垢包荒，义未为失。此所谓势未能报而姑事之者也。西晋怀、悯二帝俱没于刘聪，元帝间关南渡，立国日浅，外寇方炽，内难复兴，故终其身未遑征讨，然一介行李，未尝聘北廷。成帝时，石勒来修好，诏焚其币。此所谓势虽不敌而不事之者也。勾践会稽之辱，举国以臣妾于吴，而能苦身焦思，折节下士，与百姓共其劳，人事既修，天应亦至。吴之稻蟹不遗种矣，而夫差方观兵中土，与晋会于黄池，勾践得以乘间举兵，遂墟其国。此所谓势可以胜而遂报之者也。晋孝武时，苻坚聚百万之师，志吞吴会，赖谢玄等大破之淮淝。坚既狼狈西归，其子丕复与慕容垂相持于邺。使晋之君臣有志经略，乘机席卷，殆不甚难，而谢玄方且从丕之请，遗兵以救其穷，馈米以济其饥，舍苻氏之深雠与慕容而为敌。未几刘牢之等为垂所败，秦既不祀，晋亦以衰。此所谓势可以报而反助之者也。臣窃惟国家之于金虏，盖万世必报之雠，高宗、孝宗值其方彊，不得已以太王自处而以勾践之事望后人。今天亡此邦，近在朝夕。旱蝗频年，赤地千里，甚于夫差之时，鞑靼群盗，四面交攻，无异苻秦之季，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为之会乎。臣尝熟思待敌之策，其别有三：练兵选将，直捣其巢，若勾践袭吴之师，此上策也；按兵坚垒，内固吾圉，止使留币，外绝虏交，若晋氏之不与敌和而鉴其宴安江沱之失，此中策也；以救灾恤邻之常礼，施之于茹肝饮血之深仇，若谢玄之助苻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则大义明，混一之机也；用中策则大计立，安强之兆也；用下策则大势去，阽危之渐也。臣不知今日之庙谟，其将安出乎！顾更化以来，生聚教训未有勾践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图一战之胜，于《传》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馀」。夫以堂堂大邦，方地万里，诚能以待敌之礼而遇天下之豪杰，以遗虏之费而厉天下之甲兵，人心奋张，士气自倍，何惮于此虏而犹事之哉！若乃轻信边臣迎合之言，援丑孽于将亡，置世雠而不念，非惟忠臣义士沮气解体，而夷狄盗贼亦将有轻中国心，万一贻书诮侮，我将何词以应之？夫重于绝虏者，畏召怨而启衅也，然能不召怨于亡虏，而不能不启衅于新敌，权其利害，孰重孰轻？故臣愿陛下勉勾践之良图，惩谢玄之失策，则王业兴隆可冀矣。其二曰，比邻之盗不可轻。今之论鞑靼者，类曰猖獗小夷，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论山东之盗者，亦曰蕞尔奸孽，不过鼠窃狗偷之谋。抑不思刘、石、苻、姚之兴，大抵皆出荒裔；全齐十二之险，昔人用之，尝以霸强。况今中原士民伥伥无主，使盗亦有道，则众将从之，茍得志而邻于吾，莫大之忧也。乃者伪使之来，轻舟浮海，不十日而抵边城，舍舟登岸，人无知者，安知不以是觇吾之虚实乎？臣愿朝廷毋轻二贼，日夜讲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窥觎之心，自治之方，无急于此。其三曰，幸安之谋不可恃。今之议者大抵以虏存亡为我欣戚，闻危蹙之报，则冀其非实；得安静之耗，则幸其必然。重以边臣喜为迎合，或曰鞑靼许和矣，或曰群盗听命矣，或曰穹庐还燕有日矣。诚使虏命少延，吾得以因时修备，岂非至愿，政恐奔窜败亡之馀，势必不久。皇皇钜宋，初非小弱，顾乃藉彼以为安，是犹以朽壤为垣，而望其能鄣盗贼也。臣愿陛下励自强之志，恢立武之经，毋以虏存为喜，毋以虏亡为畏，则大势举矣。其四曰，导谀之言不可听。臣闻「天难谌，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训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圣贤言天，不过如此，未闻曰其星躔某舍则其业昌，某神居某地则其福应也。自嘉定更化以来，兵偃岁丰，民稍苏息，此诚圣德格天之效，而溺于数术者猥曰五福太一实临吴分。审如其言，则治乱兴衰皆有天数，无关君德，岂不悖哉！今边事方殷，正君臣戒惧之日，而荐绅大夫工为谀悦，或以五福足恃为言。夫汉之肇造，以宽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晋之却敌，以将相有人，而不在岁星之临吴。矧乾象告愆，迩日尤甚，其可恃谶纬不经之说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鉴天人之相因，察谀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庆也。其五曰，至公之论不可忽。臣闻公论国之元气也，元气痞鬲，不可以为人，公论𪬉郁，不可以为国。祖宗盛时，用人立政，一揆之众论，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说服，天下顺治。熙宁之世，以新法为不可行者，公论也，王安石违而咈之，终以误国。绍兴之际，以和议为不可恃者，公论也，秦桧雠而嫉之，遗患至今。夫朝廷之举措是，而众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举措非，而众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举措自以为是，而众莫敢议其非，此子思所以忧卫之君臣也。往者侂胄弄权，以威罚钳天下之口，浸淫既久，附和成风。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莫敢言，其效盖可睹矣。使侂胄能虚心平听，不以先入为主，而惟公论是从，则国无佳兵之祸，己无僇辱之殃，岂不美哉！间者使命之出，外议哗然，从臣争之，馆学争之，庠序之士又争之。或者未必不以为纷纷多事，臣独曰此十数年来所无之气象，圣君贤相，优容涵养，致此盛事，岂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众子弟也，至于庶人之贱，亦家之陪隶也。父兄有过，子弟争之；子弟有过，陪隶言之。盖一家之事，休戚实同，凡其第第相规，政欲共成门户之美耳。君臣之义，何以异此？而自昔恶闻正论者往往加以归过、卖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名，务为缄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为国计，何负于君父而顾嫉之耶！深惟今日实公论伸屈之机，朝廷之上若以言者为爱君，为报国，无猜忌之意而有听用之诚，则公论自今而愈伸。若以言者为沮事，为徼名，无听用之诚而有猜忌之意，则公论自今而复屈。夫公论伸屈，乃治乱存亡之所繇分，故臣于奏篇之终，反复极言，忘其重烦天听之罪。《诗》曰「心乎爱矣，遐不谓矣」，惟陛下亮臣愚忠。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