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十尺之囿，必有荆棘；百步之田，必有稂莠；日月当天，必有氛祲；明圣在御，必有奸邪。谨案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人品纤污，天资憸巧。贪黩请求，元无乡曲之行；奔走交结，常在公卿之门。不独交口褒美，又至连章论奏，一见而除朝籍，再见而升经筵。臣顷任起居舍人，屡侍讲席，观颐陈说，凡经义所在，全无发明，必因藉一事，汎滥援引。借无根之语，以摇撼圣听；推难考之迹，以眩惑聪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启以无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开以勿用小人。岂惟劝导以所不为，实亦矫欺以所无有。每至讲罢，必曲为卑佞附合之语，借如曰：「虽孔子复生，为陛下陈说，不过如此」。又如曰：「臣不敢子细敷奏，虑烦圣听，恐有所疑，伏乞非时特赐宣问，容臣一一开陈」。当陛下三年不言之际，颐无日无此语，以惑上听。而陛下亦必黾勉为之应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罢讲，及御迩英，学士以下侍讲读者六七人，颐官最小，乃越次独候问圣体，僭踰过甚，并无职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训、郑注是也。伾以《诗》《书》侍讲，叔文以棋待诏，二恶交踵，终兆永贞之乱；注以药术用，训以《易》义进，两邪合纵，卒致甘露之祸。臣访闻颐有家不及治，有禄不及养，日跨匹马，奔驰权门，遍谒贵臣，历造台谏。其谒贵臣也，必暗籍重轻之意，出以语人，收为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节。是以人皆惮惧，而又深德之。其造台谏也，胁肩蹙额，屏人促席，或以气使，或以术动，今日当论列某事，异日当排击此人，而台谏之中常有俦类，竭尽死力，如朱光庭、杜纯、贾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师近二年，颐未尝过臣门，臣比除谏官，颐即来访臣。先谈贾易之贤，又贺与易同官，遂语及吕陶事，曰：「吕陶曾补司谏。命已久阁，今闻复下，何也？如此则贾明叔必不安职矣」。明叔者，指贾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颐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数日矣。今陶设为司谏，明叔畏义知耻者也，言既不行，其辞去决矣。公能坐观明叔之去乎」？臣曰：「将如之何」？颐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责重也」。推颐之言，必是与陶有隙，又欲讽臣攻陶助易也。臣素与颐不相识，只在经筵相遇，又未尝过臣。一旦乃非意相干，说谕如此。陛下以清明安静为治于上，而颐乃鼓腾利口，间乱群臣，使之相争斗于下，纷纷扰扰，无有定日，如是者弥年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鉴察真伪，虽在万里之外，无所遁逃，况于咫尺之近，而肯容颐者秽滓班列、变乱白黑乎？盖缘执事者推举之过，遂误知人之明。伏望论正颐罪，傥未诛戮，且当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取进止。

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由斯语以观之，则舜之为舜，宜其沉默不言乎！明堂之上，天下之事未尝挂于耳目，入于念虑，然后谓之无为可也。及考之于《书》，则曰舜在位七十载，「耄期倦于勤」。夫劳心庶政之间，以至于「倦于勤」，岂所谓无为者哉？曰古之所谓无为者，非弛废万事、无所用心于其间也，谓乎不为事之首耳。盖天下之理，有经始之时，有守成之际。方其经始之时，修礼乐于废亡，革政刑之僭滥，全可用之器，复久旷之官。风俗已败者，持之使成；纪纲已疏者，辑之使密。方是之时，虽欲无为，不可得已。若夫守成之际，则异于此。礼乐有定制，政刑有定法，器有常用，官有常守，风俗已善，纪纲已修。加之累黍，不足以为烦；杀之铢两，不足以阙事。方是之时，虽欲有为，不可得也。舜之所治者，尧之天下也。尧以圣人之德，享位长久，其风俗法度，行于天下，可谓备矣。舜虽圣人，欲增尧之所为，不可也；欲省尧之所为，又不可也。则不过承其已备之法，讲明开布之而已。则舜之为天下者，未尝为事之首也。此所谓无为矣。而其勉勉于天下之务者，亦未尝已也。故五载一巡狩，以考诸侯之治。自仲春以至于仲冬，由东岳以至于北岳，犯冒寒暑，涉履山川，是舜未尝处于京师，以忽天下之事而不为也。苗民者，南州之小国，而征苗者又舜之末年也。而舜之行师之事，亲命于禹；及其不克也，则又舞羽于两阶以悦来之。苗之区区，而舜犹未尝藐然于心，况其大者耶？是舜未尝宴安于深宫，以忽宗庙社稷之计而不为也。然则所谓无为者，不为事之首而已。不惟舜而已，古之为政者皆若是也。故尧之为君，洪水既平之后，后稷富民，而契教之，则天下已无事矣。此尧无为之时也。及考之《孟子》，则其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者，未尝废焉。成王之时，承文、武之业，守积治之馀，管、蔡已诛，商、奄既殄，则天下已无事矣，此成王无为之时也。而周公授之以典礼三百，其视朝、告朔、事天地、交百神、亲诸侯、抚群黎者，未尝少废焉。故曰「王省惟岁」，夫岁功不息，则王者之事亦未尝止也。由此观之，则舜之无为之意可知也已。而后世中才之君，如汉之孝文，唐之明皇，惑于无为之说，而不考其实，遂欲以清净寂寞治天下，或终于无功，或至于衰乱。呜呼，彼岂知舜无为之意哉！

汉之西京，其为治近于正心修身以化天下者，莫如孝文帝。文帝躬行以率下，其迹著明者，莫如节俭。班固称其在位二十馀年，宫室园囿，无所增加，至于身衣弋绨之服，帷帐无文绣之饰，则其行之于身者，可谓至矣。宜其天下之民，靡然革其故俗而从之。贾谊乃极论时弊，以为礼义廉耻，不行于天下，天子之服而庶人得以衣倡优，被墙屋。由此观之，民之奢侈而僭上，骄汰而无节，盖亦未过于此时也。岂帝王之行，不足以动天下之民哉？盖文帝之所率民者，未有以尽其方也。凡为治之体，有风化，而又有法度。风化所以动民之心，法度所以动民之志，两者相为用，而未尝可以偏废也。风化有馀而法度不足，虽黄帝、尧、舜复出，犹不能使天下皆胥劝而为善也。先王知其若此也，故为之制度之密，纪纲之详，颁之天下，以束其心体，齐其耳目。故宫室之用，器服之饰，车舆之节，人徒之数，自天子至于委吏，由京师被于海表，斟酌处置，锱铢分寸之间，皆有条理而不乱，使之驯饬而不至于拘，优游而不至于荡。下者不得进而慕上，尊者不得俯而从卑。则是所以调剂天下之民者，尽于此矣。犹惧夫斯民之未深知也，于是月告之，时诏之，岁晓之，置官师以劝之于乡闾，立师友以讲之于庠序，使之知夫循理奉法之荣，踰分犯上之辱。夫如是，故天下之民，虽豪悍忍诟者，莫不愧羞勉激，以从上之令，而后风化得行焉。文帝之为天下也，尝有法度纪纲以节制之与？尝月告之，时诏之，岁晓之，使知礼义廉耻之可贵与？皆未尝闻也。则天下之民将何所依归向风而就先王之礼哉！此其虽有修己之勤，而卒无化俗之效也。下至孝武，慨然有意修太平之治，于是畴咨海内，招徕俊良，与之议文章，改制度，而武帝未尝行之于身，故天下亦莫之信。其为治之迹，与孝文异，而其失一也。臣故曰风化、法度，两者相为用，而未尝可以偏废也。

搢绅之论，皆以为唐太宗之德业，可以追迹三代之盛王；予以为太宗特秦皇、汉武之不败不危者耳。太宗当隋氏之乱，辅翼高祖起义晋阳，以一旅之师转战天下，所向必败其军，取其将，包其地。及已即帝位，政事简肃，尊儒重贤，法度文章，稍稍修立，而憔悴之民，复见升平之世。由是言之，太宗可谓明天子矣。及其务名尚功而用心于外，生事四夷而勤兵于远，则何以异于秦皇、汉武之为哉？虽然，秦皇坐招天下之乱，汉武大穷中国之民，而太宗之失，未至于此，予故曰秦皇、汉武之不败不危者也。请略言太宗之失四事，以为君国者戒。《春秋》书公会戎于潜，说者以为禦夷狄者，不一而足也。盖夷狄者，天地幽阴之气，聚于障塞之表，散于沙漠之上，故其君臣无阙庭之礼，其士民无冠带之制，先王视之，若猿狖之在山，鱼鳖之在泽也。其来不以为荣，其去不以为辱，其毁我不足忧，其誉我不足喜。而太宗溺于四夷之甘言，称「天可汗」而以临之，屈天子之贵，下从酋长之号，以徼名于流俗之间，其失一也。蕃夷种类，非有礼义忠信之心，慈良岂弟之意也，特屈于不得已而稽首于我，譬如鹰隼，饱则飏去。先王知其然也，投之不毛之区，置之荒忽之地，使其耳不闻中国之金石，目不睹宗庙之礼，其心冥然如圈豚笠彘，不识堂陛之上，然后奸谲之心，悖乱之计，伏而不生。此先王御夷狄之长计也。太宗不察此，而听四夷遣子弟入太学，使之习治乱，晓权数，以为子孙无穷之忧，其失二也。《黄石公记》曰：「舍近而图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而图近者，逸而有终」。先王非不知廓地万里以为广，聚四夷之财以为富，然夏、商、周之盛，地不过五千里，而夷狄之国不与焉，知其力不足以守也。太宗略取四夷之地而并置州县，使其将士更往递戍于风霜砂砾之野，河源险阻之上，万里奔命，九死一还，舍本而争末，空内以实外，其失三也。夫夷狄之性，非可以法度、风化调习之也，先王待之甚轻，责之甚简，虽有骜慢不逊，往往置之度外。周宣之时，猃狁内侵，至于太原，其事变亦已亟矣。宣王未尝投袂抚剑角逐之也，命将驱之出境而止。太宗愤高丽出不逊语以拒使者，于是戎衣亲征，涉大海，冒寒暑，至亲持戈于马上以身先士卒，吮骁将血以感厉三军。以人主之尊，而与徼外之小国争一旦之俊，败则辱国，胜则不武，其失四也。诚使太宗蚤去四失，而裁之以先王虑深计远之道，则庶几乎近世仁义之主；而太宗兼有之，臣故曰秦皇、汉武之不败不危者也。

唐明皇之治，盛于开元之间，而衰于天宝之际。自唐之名臣崔群、崔植之徒，皆曰用姚崇、宋璟则治，任李林甫、牛仙客则乱。为是说者，固深知治乱之源者也。虽然，任君子则理，任小人则乱，天下之人皆足以知之，不待辨而著者也。臣尝以为天下之治乱，岂特系乎任相之得失，亦人君之所为，有以自速之耳。盖崇清净、慕无为者，开元之治所以衰，而天宝之乱所以致也。何哉？人君据崇高富贵之地，提生杀予夺之权，身居广宫，口享备味，目视天下之美色，耳听天下之善声，凡所以顺心意、快嗜欲者，未有求而不得，招而不至也。是以其志易骄，其情易肆，其恭俭逊谨之诚易坏，其淫佚奢汰之气易生。而古之贤君不至乎是者，以有天下之忧累其心也。惟天下之忧累其心，故日出而坐朝，中昃而后食，夜分而寐，未旦而蚤起，疲心焦思乎社稷安危、元元利害之计，犹不自以为足，况有暇于燕游之乐、声色之惑哉？夫如是，然后享天下之崇高，而不足以骄其志也。故后世称尧之德者，曰以天下为忧，而不以位为乐。彼岂特有爱民恤物之诚，然后兢兢若此耶？亦其势然也。明皇中年惑于道家之说，晏然深宫之中，屏思彻虑，将以游心大庭，追迹姑射，则天下之忧固已不置于胸中矣。以人主之尊安富乐，而又加以天下之忧不置于胸中，此固般乐侈汰之所由生也。于是女谒之险诐得以乱其志，近倖之巧言得以入其耳，邀功之将得以开其辨，聚歛之臣得以伸其说，而明皇方且默然于上，视天下之势日入于坏，而犹未知恤也。此所以遽至于天宝之乱与。昔梁武帝溺于桑门之学，而台城之祸起，至明皇而又以道家之说败焉，则释、老之学果无益于治，而祇以乱天下也。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治天下者可不戒哉！

或问曰：史臣称文宗有帝王之道，无帝王之才。考文宗之事实，则知史臣之说，未尽然也。夫人君之道，动之如天，默之如神，持之为刚，厉之为断。是以寂然而应天下之事，得失是非，无不至也；奋然而处万事之变，重轻浅深，无不当也。虞舜诛四凶，四凶不能逭其罪；成王诛管、蔡，管、蔡不能肆其奸。此得人君之道者也。成帝犹豫于王氏，灵帝喑呜于宦官，谋泄衅生，反受其病，此失人主之道者也。文宗以万乘之威，群臣之众，不能诛除二三奄童，遂使变起宫禁，毒流京邑，而社稷几有不测之危。此殆有成、灵之馀风，而谓其有帝王之道，岂不过哉！虽然，史之所称文宗者道也，所不称者才也。道者人主之所宜守，而才者道之一物耳。譬之于车，衡、轼在前，轮、辐居下，盖、轸处中，人皆知其为全车也。六者有一不备于其间，则车之用，阙而不全矣，然未害其为车也。天下之事谨而守之谓德，通其变之谓才，德盛才高，道之全也。不幸而二者有一不足，则非道之全矣，然犹未害其为道也。文宗之料事无汉武帝之聪明，其临难无唐太宗之果决，一旦怪变横发于乘舆之前，拱手而不能制，坐受凌辱，以终其身。有帝王之才者，固如是乎？至其克己以俭，临下以恭，为政以仁，事亲以孝，此则人主所当修饬者也，而文宗能有之。谓其全帝王之道不可也，谓其无帝王之道其可哉？昔者周之康王，汉之景帝，皆承累世晏然之后，拱己而守之，后世称颂其美，至今不绝于口。以文宗能至乎此，而无赫赫之名者，所遭之时有不同而已矣。使其居无事之时，岂不足以为守成之主哉！

或曰：《孟子》称伊尹之居莘，汤三以币聘之，然后起而为之臣。则伊尹可谓难于自进矣。然而又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何其去就之易、进退之速如此哉？盖非伊尹之事，而孟轲之传妄也？应之曰：三聘而后为之臣者，伊尹之所以自重其道；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之所以终汤之志也。古之贤士，方其上之不我用也，则深藏远伏于畎亩岩穴之间而不怨；及遇其时、得其君也，亢然当父师之隆礼而不辞。然而王公大人能屈身以下人、卑己以尊道者，自古常少也。伊尹以尧舜之道磨砻浸溉，自得于心，为日已久，至于济民救世之业，盖其胸中馀事。然成汤信道之浅深未可知也，召而亟往则道不尊，道不尊则言将不信，而志将不可行也。故优游以俟其礼，持重以观其意。然成汤之币凡三至而不倦，则其尊贤重能之心可以见矣，于是释耒耜而起，为商之辅相，卒于君臣相得，言听计从，配功皇天。故曰伊尹三聘而后臣汤者，所以自重其道也。虽然，伐夏救民，岂成汤之所欲哉？特出于不得已耳。盖汤之于桀，臣也；夏之于商，君也。臣之于君，情义甚至，常欲其本支之灵长，社稷之永久，宗庙之安固，臣民之和附。虽桀之甚不肖，而成汤之意，岂欲遽夺其位，而投之南巢之野哉？固将道之以仁，说之以义，幸而一旦有改过迁善之意，则夏之宗祀庶几不绝，而桀之过恶不必究也。于是使伊尹就桀而事焉，使之告桀以事天庇民之甚艰，奉承宗庙之不易，悔吝之可虞，祸败之可畏，善之可积，过之可悛。丁宁深切，见之于其言；愤惋果敢，形之于其色。虽桀之昏骜，以为犹可涤濯追琢，而为尧、禹也。桀既不能改，而汤以为未足深咎也，于是再使伊尹就仕之。然犹未改，至于三，至于四，至于五，卒不改其恶，于是伊尹以桀为不可谏，民终穷而无告矣，乃复于汤，而决于升陑之战。《书》曰「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此之谓也。故曰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所以终汤之志也。由是观之，则伊尹之事，虽若纷错而难明，及挈而理之，可以合而为一。孟子之言，未尝妄也。噫！成汤、伊尹事业之勤，至此盖亦足矣。而后世好怪之士，如庄生之徒，乃或以刚戾忍诟为伊尹之行。彼徒见伊尹赞汤之伐桀，而不知佐汤之事夏也。自汉以来，左右附益之臣，如魏之荀文若、宋之刘穆之、唐之裴寂，皆以其区区之谲诈，离故君而附新主，以徼天下之大利。彼其意皆欲以伊尹自处也，夫岂知古之君臣用心之厚、持义之固哉！《泰誓》曰：「肆余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于是有牧野之事。夫武王观政于孟津者，冀商王之悔过也，及其不悛，然后伐之。故伊尹之就桀，武王之观政，其事虽不同，而其意一也。

呜呼！荀子之不知周公也。其论大儒之效曰：「周公负扆而坐，诸侯趋走乎堂下，夫谁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夫又谁为俭矣哉」？此其失周公之意远矣。夫恭者，不侮之谓也；俭者，不夺之谓也。有王公之尊，则其侮人也易；兼威福之权，则其不夺人也难。由是言之，崇高富贵之人，不能守恭俭者多，而能终之者鲜矣。然非所以议周公也。使诸侯奔走受命于周，而周公于其来也，不能厚饔飧宴享之礼；其去也，不能尽贿赠郊送之意，以失天下之欢心，则谓周公为不恭可也。至于南面负扆，胪传而进退，盖上下之分，君臣之体，所以相维持而胶固者，岂不恭之谓哉？古之建侯开国，以辅王室、尊天子，自黄帝以来，未之或废。使周公之建诸侯也，攘民之地，洿民之田，重赋暴征，以刻下而厚上，则谓周公为不俭可也。而周公因民以制征，因地以建国，天下之人喜得其君师，厌然相安，如未封之日，岂不俭之谓哉？《书》称虞舜「温恭允塞」，则舜之德可谓恭矣；然其巡四方，朝群后，未尝废也。禹恶衣服，菲饮食，则禹之德可谓俭矣；而其别九州，建五长，未尝废也。而皆不害为恭俭者，何也？彼与天下同其哀乐喜怒，而未尝私其身也。况圣人之行，俯仰进退，施设之体，初若纷纭而不同，及其终也，要之合于道而已。周公之封同姓可以为仁，朝诸侯可以为义，非恭俭之足以名也。车人之事，辕直而轮曲；匠氏之器，规员而矩方。此皆一人之巧，而其变有不同也，朝诸侯而论其不恭，封同姓而言其不俭，譬犹责车人曰轮奚不直，辕奚不曲，问匠氏曰矩胡不员、规胡不方也，非所谓知变也。盖荀卿生乎乱世，杂乎流俗之间，未尝亲讲圣人之馀论；其为书也，徒务驰文辞之工，以誇世俗，而不暇择其是非得失之详，故其辨论虽博，而诡于道者甚众，非特不知周公而已。

呜呼！士之遭时遇主也，非有帝室之亲，而怀腹心之忠；非有列国之封，而奋手足之卫，其为作史者固宜取大节而弃小疵，美其犯患，而遗其细过，然后可以激忠臣而励志士。茍惟徒责其小疵，而弃其大节，论其小过，而掩其犯患之功，则是以成败论人矣。且以李训而论之。其始也布衣贱士，于李氏非有帝室之亲也；使其功成名立，于唐世非有列国之封也。而能竭忠愤志，以为文宗谋者，何耶？谋而就乎，大则左右仆射，次则侍从之官耳。身没之后，子孙贤乎，食唐之禄；其不贤乎，为唐之民。谋而弗就，身膏斧钺，诛及妻孥，宗族绝灭，为天下笑。然李训为之而不辞者，岂有他哉？志在安宗社而尊君父也。作史者不能深探其心，而以浮躁责之，此愚所以掩卷而叹也。且《春秋》之法，君弑而贼不讨，则深责其国，以为无臣子也。宪宗之弑，历三世而贼犹在，方是时，非无臣子也，刘蕡以言逐，申锡以言诛，天下之士，由是缩首畏祸，持禄养交而已。惟一李训，义不顾难，忠不避死，慨然为文宗谋，杀陈弘志，鸩王守澄，而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之徒相踵而死，元和逆党，几于殆尽，少足以快天下之怒，未足以雪宪宗之耻。惜乎训之情锐而气狭，志大而谋浅，立功名之地而不处之以谦厚，蹈安危之机而不先之以沉默，反与郑注怙权，斯所以致甘露之祸也。且以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鱼弘志为右神策军中尉，天下之权，尽在二人矣，举手伸缩，便有轻重，岂可以白徒而搏精锐哉？为训者，胡不告文宗曰：举神策之兵而委之于将，罢二人之柄而付之有司，然后有罪者诛，无罪者释之，使天下之人，晓然知宦寺之罪不可赦也，则仇士良、鱼弘志乃一妇人女子之力耳。其次者，从郑注之谋可也，岂有甘露之祸与？而不知出此，反以谲诈败天下事，抑亦当时衣冠之厄会也，唐社稷之不幸也。设使当时无风动庑幕之变，足知阍寺之不可逃矣。岂天意之不佑，俾人谋之洄刺者耶？唐史惟知罪其浮躁而失之，愿执事者思之也。

呜呼！童蒙之岁，随宦于洪。论父之执，贤莫如公。公年壮盛，玉色金声。从容和毅，一府皆倾。公二永州，尝以旅见。公貌虽衰，不以忧患。主簿江西，公使于南。视公如得，岂进之贪。二十年间，再睹长者。虽云不屡，意则输写。庐山之麓，是曰九江。皆非土人，来寓其邦。此愿彼期，终为邻里。如何今归，乃吊公子。呜呼！公之平生，耻不明时。壅培浸灌，厥闻大驰。有文与学，又敏政事。绝今乃比，伊傅自视。出其毫纤，以惠百城。千里之足，寻尺于征。民瘵以疗，自病易州。谓宜复骋，遽掩一丘。公之于人，惇笃久长。有志无年，孰闻不伤。况如不肖，辱公知厚。通家之密，中外之旧。再拜墓下，矢哀以辞。情长韵短，继以涟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