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适时之用，所以异者，有教化万变之殊，而趋乎一致矣。当尧舜之时，大道之行，于天下为公，厥民之性淳朴而质，得其施而自足，争利欲之心不萌矣，是之谓大同。然孔子言「尧舜其犹病诸」者，非谓至圣之性淳民之时而不能行，盖以患后世之变、民欲之繁，行施之道鲜矣，亦以激后之人君戮力而为也。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或得之厚，或行之薄，是为治之难矣，故孟子曰：「尧舜性之，三王身之」。且圣人之性一也，岂有异乎？盖时与民之殊也。二帝之世，民性渐漓，故躬亲而行，尚有厚薄之异也。然性之既汩，欲之既繁，是以节民欲而急时用者，莫若礼焉。礼之为教，则于家于国，岂斯须而去哉！寔谓体别于外而有所节矣。故曰「礼义以为纪，诚急于用」也。夫形于用，非为之制度，孰将节于外哉？是以三代之际，或损或益，皆以欧民欲而防其侈也。民欲愈纵，则广断之用、隆刑之为，以剔其彊梗。贪纵者因刑而后革，则以政而正焉。洎周室衰，礼失刑滥，政亡不复，上乱其纪，下绝其纽，君臣僭偪，无所别焉，以至乎灭天常、乱天伦，咸有焉。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凡国事之善恶、家治之得失，圣师则从礼经而褒贬之，诚谓礼节于外，尚不能遵而行，况语之仁乎？下及后世，虽变革不一，惟汉与唐有济民救时之治，随世上下而更为制度也。然而或损或益，厥仪无所定，朝兴而夕革之者众矣。孰可复礼之本欤？孰可语仁之道欤？或曰：「子之谓礼本不可复，是教人多诈乎？仁道不可复，是教君不施乎」？答曰：礼本之所复，在乎饮食约而不丰，居处俭而不隆。宾𠣞节其所费，则思敛民之难；嘉吉省其所用，则思取民之不易。至于释老之宫足以损其华，民庶之居足以去其僭。为之防使严而不踰，为之法使威而不犯，则臣无僭逼，其制中而自守也。民无得触踰其法，和而自安也，和顺之理得不格哉，其本可渐而致矣。本既可致，则和声无所不兴。然而导和声以一天下者，故乐从而兴也，岂不可复哉？仁道可以复者，虽大道之世与今无异矣。亦在乎薄租赋、平邦税、均力役、省赏罚。设兵备，无使患至而斗民；禁异货，无使费重而加赋。异货禁，则民奢息而羡财；赋敛薄，则费用足而家给。斯亦兴仁之渐也，非所谓一惠一宥之谓矣。其道亦可因而致也。故曰：仁至乎施，无节于外，为功也远矣。礼至乎体，有制于外，为功也速矣。君人者能谨而行诸，则斯得焉。

厥民之生，智愚朴漓，由性禀然也。古之圣人其虑也深，故为教化，以一其治。治得失于上，民哀乐于下，心所感悟，则发乎情、形诸声，而播诸天下也。以是设官采言，名之曰诗，咸颂美箴诫于君前，庶察民情而一其治也。当纣之乱，周西伯典治南国以兴其道，故伐崇以诛恶，作礼以移化，分之岐阳而邑之，处二公以翊赞其治，俾统行先公与己之化。《周》、《召》之篇，其为道也斯至矣，何则《行露》之什，独言召公听讼乎？究覈其治，率由教化之异也。夫民理之成也，有先后劳逸之节，肃和刚柔之用，此圣人所以不一其致也。方文王之为西伯，商之弊政日以寖久，淫陋薄恶犹近而习焉，故文王刑太姒以作法，齐人道以为教。以周公之圣，笃而奉行之，优柔其民，渐深其情，善谕约达，其动若神，推而措之者深而且大，人不得而及之矣。故令不苛而家自肃，制不烦而欲自节，男女得其正，长幼合其序，民之感也精，而其应也速，前所谓淫陋薄恶之弊，众观其上而耻效之。所为者若是也至，乌有争悖之俗，故以狃于刑狱哉？故《周南》十六篇，宜乎不著听讼之能也。圣人为治也，其不劳而成欤，兹化之所信也。以召伯之贤，亦奉而笃行之，然其施设之具有不迨乎圣人所为者，必令严制烦欧民而示之信也。推而措之者人有能反之矣，故勉焉而后从，语焉而后明，顽矿之性不齐其易，故民之感也粗而其应也缓，是以邪正同域，美恶同趋，淫陋薄恶，有不耻其为而犯于正者矣。顺逆辨争，由是兴焉，刑辟之用得以服而壹之也，必假威而然后平。故《行露》之诗，言彊暴之男侵凌正女，召伯听之正之，以齐不齐之俗，乃变于治焉。此召伯听讼之所以异于周也。贤人之为治，其劳而终于盛欤，兹教之所能服矣，故曰率由教化之异矣。等而均之，其贤圣少较其功也。当武王既定天下，巡狩以观列国之风，俾各陈其诗，以察其所治，惟六州之俗承二公之风化尤淳，故大师辨而国之。虽天子诸侯远近之异，而皆以为正风，故《周南》十一篇不美其为者，以圣之自然化之所宜，不可从而彊称之。《易》曰：「乾不言所利，取其化之大焉」。若《芣苢》之美，盖述其内德之懿，渄外声之美也。其《甘棠》之美，召伯勤致暴于和治之所难，故从而美之，以著其劳。《易》曰：「坤利牝马之正，取其教之至焉」。体之人道，又孰异乎？

人君可以富贵其臣，安宁其臣，士之立于朝者，孰不欲此乎？人君可以贫贱其臣，困阨其臣，士之立于朝者，孰不恶此乎？顺指将迎，则其欲毕全，逆意矫拂，则其恶随至。得于其君，而不以事君为容悦，舍所欲而不避所恶焉，可以语谏之道也。谏之道难矣，强其所不为，止其所不能已，去其所爱，取其所憎，逆其所喜，反其所怒，虽父子之亲、执友之敌，有不能堪其言者，况万乘之君哉！必欲使言行计从，乐听无疑，吾惟勿欺而已。其济不济，命也。不为廉昭，使君得以变业而试，不为刘晔，使君得以反意而问。吾能守之以勿欺，何往而不可谏？虽然，未可与言而言，自绝于君者也。位卑不可以言高，吾将曰：不得其位则不当谏，未信则以为谤己者。将曰：不得于君，则不宜谏，事君数，斯辱矣。吾将曰：小事不足谏，不密则失身。吾将曰：不密不可谏，轻言不能有所待。若刘蕡之任对，而有司不敢以闻，故虽怀济世之谋，无能为也，此之谓不当谏而谏。危言反以激其怒，若杜根之上书而几死于缣囊，故虽有忘生之勇，无所益也。此之谓不宜谏而谏。郑崇之于哀帝也，上笑曰「我识郑尚书履声」，是帝之心固不能平也。其后封傅商、宠董贤，而崇言见疏，反以得罪，徒能争小而不能舍小以论大。此之谓不足谏而谏。盖勋之于灵帝也，上曰「恨见君晚」，是帝之心固知其忠也。然进之之际不避蹇硕，竟为所挤，而帝亦不能依，徒以促祸而不能转祸以为福。此之谓不可谏而谏。惟君子先知四者之难，不失于躁，然后可言而言，不失于隐矣。苟可谏焉，吾将量而后入之愈也。有事上智之君者，有事中才之君者，有事其下者，是则吾君之不同也。使其听我而无嫌，吾将防源救渐之愈也。有谏于未形者，有谏于未遂者，有谏于已然者，是则国事之不一也。既度其君，复审其事，其进言之要，吾将三谏于君焉。三谏者，圣人之制也。圣人立其制矣，而吾今明其序也。吾明其序而别之曰：初谏谓之导，再谏谓之说，三谏谓之断。吾先导之以意，既不听矣，则当缓之以说，又不听矣，则当断之以理。以此而事君，虽吾君之不同也，未尝不尽三谏焉。以此而究其事，虽国事之不一也，亦未尝不尽三谏焉。初谏而听，则无事于再，再谏弗听，则必至于三，三谏不从，不可则止，事君之义至矣。任坐以仁君而对文侯，故翟璜复召；贾诩思袁、刘父子而答曹公，故魏文得立。此所谓导之以意而挑达之也。京房对元帝而明石显，周举答顺帝而言刘崎，此所谓缓之以说而开导之也。郑絪罢统军之麻，薛广德却楼船之御，此所谓断之以理而正告之也。如是而三谏，君于终不能听，非谏之罪也。昔之论谏者，曰讽也、顺也、直也、争也、戆也。徒讽而已，不能谕之以意，则其言不明，乌能使之自悟？徒顺而已，不能缓之以说，则其言不尽，乌能使之自思？徒直而已，不能断之以理，则其言不切，乌能使之自改？为臣者不可不知也。若夫争之为戆，则君子无取焉。呜呼！郑公、宋璟之为臣，得太宗、明皇以事之，当有为时，言无不从，君臣一时，同底太平之治，可以无负矣。然太宗终恶其传稿，明皇竟以为卖直，知其言之忠而用之，恶其人之直而怀之。盖正救其失，怏怏不平之气，虽上智不能免于心，况其下者哉！彼陆贽阴失德宗之意，王章不免成帝之诛，又无足怪也。为君者能去其不平之气，以保全忠臣之身，则天下谁忍负吾君乎？

自古茶本出巴蜀，晋孙参军楚作歌，尝言之矣。唐陆羽著《茶经》，言当时出茶之郡四十有三，剑南则称彭、绵、蜀、邛、雅、泸、眉、汉。及验于《唐志》，贡茶之郡止十有六，剑南道惟雅安一郡而已。以天下奉一人，固必献其尤者，雅茶之冠蜀，固可知矣。然鸿渐不推高雅品，何哉？切有所疑而质之他书。如范蜀公《东斋记》言雅安蒙顶绝异于他茶谱，李公内翰《图经》、雷史君太简《茶轩录》皆言蒙顶上清峰不特冠蜀中，自最天下。以寡敌众，则众者是，鸿渐之论非矣。然又尝思之，鸿渐之鉴，非昧于茶也，其失盖亦有自。按鸿渐生于开元二十一年，幼育于竟陵积禅师，天宝中游沧浪邑，后负书火门山，至德初过江，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湄。上元辛丑岁，时年二十有九，自作传云有《茶经》三卷，则知《茶经》之作在江、湖间矣。江湖之上，福建非远，尚言未详而往往得之，况蒙山僻在西蜀之隅，则上清绝品，想鸿渐未尝得之也。雅安自肃宗乾元罢贡，而《沔城纪异记》云，代宗大历初，鸿渐自吴兴召至宫中，与积禅师烹茶，是时宫中已无蒙顶矣。然当时岂独鸿渐不得之，如李谪仙、杜子美，困游流落为剑南羁客，无片章只句略誉蒙茶之美，岂非时人以天子委弃无用之物，不精其制造耶？鸿渐之后四十馀年，长庆、大和间，韦齐休佐使云南，过蒙山下，《行记》云「蜀茶尽出于此」。李丞相德裕入蜀，得蒙茶沃于汤研之上，移时尽化，以验其真。白乐天复有《琴茶诗》云：「琴里知闻惟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常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天下茶品多矣，乐天特言蒙山，是知后人叹幽振滞，稍稍升赏得为天下之最，决无疑也。鸿渐《茶经》云：「生烂石沃土者上，紫者上，笋者上，叶卷而若薇始抽者上」。第七篇复具言久服得仙之事。今上清所出，皆备有四上之美，又其始生在春冬之交。密云霏雪蔽覆，若有神物护持，故紫笋之英，岁得甚少，此亦秀气所钟，天自珍惜。既末之，不特味甘色白，又其性温暖，久服不令人患冷，非他茶之比。《茶谱》说蒙山遗事，昔有病僧遇一老人，教服上清茶，后得道青城山。此正与鸿渐载《神异记》，陶洪景《杂录》言丹丘子事相类，亦与李太白言荆州玉泉真公服仙人掌事同。但恨鸿渐非蜀人，既不得见其初生四上之美，又不详知病僧得仙之事耳。自乾元罢贡之后，蒙山不得入禁中，于今三百馀年。本朝蔡君谟叹鸿渐不第建安之品，遂以建茶作为龙凤团以进。欧公永叔称建团，宫嫔多缕金花于其上，虽宸恩殊锡亦所稀得，目建茶擅贵，而蜀茶益不振。君谟闽人，未尝游剑外，故亦不知蒙顶紫笋本天下第一。嗟乎！蜀本西伯道化、文翁德教之国，惟其邈在西南数千里之外，故凡物不能自达而速显于时，韬光晦迹，岂止蒙山茶而已哉！是可叹也。